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金融危機概念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 次貸危機 名詞 翻譯

一、引言

自2007年延續至今的金融危機發端于美國,波及歐洲各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并且由于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連帶效應,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發展中國家也不能幸免。中國隨著外向型經濟的不斷發展,與世界各國的經濟依存度不斷加深,因此,這次受到的影響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國的各種報刊雜志、電視、互聯網等媒體對金融危機的爆發、蔓延等發展階段以及危機的背景、原因、影響等都做了大量及時、全面的報道。同時,眾多學者專家也對金融危機的相關專題做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大量論文和專著。這無疑是一個將相對專業的金融知識普及化、大眾化的一個過程。在此過程中,此次金融危機涉及的重要機構、概念、產品等名詞的英譯漢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因此,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創新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金融界的一個顯著特點,相應的新名詞也大量涌現。而要翻譯這些新詞、新術語,也要有創新精神。下面這些例子充分說明了創新在金融危機新名詞翻譯過程中的重要性。在創新的過程中,還有個的現象。有些名詞開始有不同的翻譯法,經過運用過程中的優勝劣汰而達成了共識,其中簡便易懂、雅俗共賞的譯法被廣泛接受,固定下來。還有一些名詞則仍未完成這一過程,至今仍存在不同的譯法,究竟哪種譯法更佳,仍在探討中。這一現象恰恰證明了專用名詞的翻譯并非易事,是一個值得不斷探索和實踐的課題。

二、譯法已經統一的重要名詞

1.次貸危機:陌生到熟悉的核心概念

在演變成一次影響廣泛而深遠的全面金融危機之前,這次危機被叫做次貸危機。而次貸正是這次危機的一個關鍵詞,它從一個讓人感到生疏的概念變成了一個常用詞,這個過程也是一個改進和簡化翻譯的過程。

次貸的英語概念是subprime mortgage loan。這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與之對應的自然是prime mortgage,稱為優質貸款,優質貸款的對象是收入穩定,負債合理,信用等級高的優質客戶。相對于prime mortgage而言,subprime mortgage的客戶則是收入不穩定、負債較重、信用等級較低的客戶。實際上,subprime一詞本身就是一個新詞,幾乎無法在任何現有的詞典查到,這一概念是美國與房地產有關的金融市場創新的產物,prime一詞的詞義之一是最好的,而sub這一前綴的意思是次級的,因此subprime mortgage loan可以翻譯成次級抵押貸款或次級按揭貸款。subprime mortgage crisis就翻譯成次級抵押貸款危機,而為了簡便,就簡化成次貸危機。

2.房利美和房地美:音譯與意譯的完美結合

房利美和房地美是兩家受到美國政府支持的房屋抵押貸款非銀行金融服務機構。其中,房利美成立于1938年,房地美成立于1970年,這兩家擁有數十年歷史和特殊地位的公司,在美國的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本次金融危機中也非常引人注目。因此,它們的大名頻頻出現在關注金融危機的人們視野當中,它們的名稱由來和漢語譯名耐人尋味。

房利美的全稱是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翻譯成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房地美的全稱是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翻譯成聯邦住房抵押貸款公司。房利美的英語全名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以首字母縮寫為FNMA,如果將4個字母逐一念出仍然繁瑣拗口,因此,傾向簡化語言的美國人在輔音字母中加了原音,就把這一首字母縮寫簡化名異化成Fannie Mae。同理,房地美的全稱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也簡化成Freddie Mac。

按照標準的意譯方法,Fannie Mae應該翻譯成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按照音譯的方法,可以翻譯成范尼梅公司,這兩種譯法都有其缺陷,前者過于冗長,后者反映不出公司的特點,而房利美這一譯法則結合了音譯與意譯的優點,房利美的中文發音與Fannie Mae的英語發音非常契合,同時,“房”字反映了該公司的業務范圍與房地產有關,同時,“利”字的字義有“利于”一義,也符合該公司促進房地產發展的作用這一隱含意義,而“美”字賦予該名稱以美好的聯想,符合取名的原則。同樣,Freddie Mac也曾先后被譯成弗雷德馬克、弗雷迪馬克公司等,與房地美一名相去甚遠。曾經也有人將Freddie Mac譯成房迪美,顯然,房地美更接近該公司的本質,因此,房地美這一譯法被固定下來,得到普遍的采用。房利美和房地美是音譯與意譯結合的完美典范,也是譯者創新性的一個極佳見證。

同時,因為兩家公司的性質和業務范圍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可以說是兩家姊妹公司,經常被同時提及,都翻譯成以“房”字開頭的名稱,方便了后來“兩房”一詞的產生。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和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演化成了“兩房”,這充分說明了語言的創造性。

3.止贖權:簡化到極致

Foreclosure是應用于房地產金融領域的一個法律名詞,Merriam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給的解釋是:a legal proceeding that bars or extinguishes a mortgagor’s right of redeeming a mortgaged estate.這個解釋比較專業,不易理解。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給的解釋比較淺顯易懂,是對動詞foreclose的解釋:if a bank forecloses, it takes away someone's property because they have failed to pay back the money that they borrowed from the bank to buy it.用通俗的話解釋一下,如果購房者向銀行借款購房,并將所購住房抵押給銀行,一旦購房者沒有按照約定還貸,達到了合同中規定的期限和金額,銀行將成為該住房的所有人,而原購房者則無權贖回房屋的所有權。這一概念還是比較復雜的,因此也給翻譯提出了一個難題。《新英漢詞典》給出的翻譯是喪失贖取權。其他出現過的譯法還有:喪失抵押品贖回權、取消贖回權、喪失住房抵押贖回權、了結抵押(抵押權人按規定拍賣抵押物以受償)。這些譯法都比較準確地表達了原來英語概念的內涵,但是如果一個概念經常被提及,成為一個常用概念,則以簡略為佳,上述譯法中要數“喪失住房抵押贖回權”最能準確全面表達愿意,但是它卻有九個字之多,放在一個句子當中,就比較拗口拖沓。例如,A wave of foreclosures is damping consumer spending.如果翻譯成“喪失住房抵押贖回權激增正在遏制消費者的支出”就有些頭重腳輕。因此,應該將這一概念簡化,其中“贖”字是必不可少的,無論是贖取還是贖回,這是一個關鍵字,那么是“失贖權”還是“停贖權”,最后換了一個字,“止贖權”一詞逐漸被廣為接受,得到普遍采用。這一用法基本已經簡化到極致,一共3字,如果要找到兩個字的譯法,就省略掉“權”字,簡化成“止贖”,但是,有些場合也不宜簡化,還是要用“止贖權”一詞。

三、譯法尚待統一的重要名詞

1.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

在本次金融危機中,引人注目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是不同于普通金融公司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其特殊性在于它們有聯邦政府做堅強后盾,用專用表達法就是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簡稱GSE)。而正是這一概念中的sponsor一詞給翻譯帶來了困惑。Sponsor做動詞用有多個意思,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給出的解釋中主要有兩條接近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中的意思,一是“to give money to a sports event, theatre, institution etc, especially in exchange for the right to advertise”;二是“ to agree to help someone or be responsible for what they do”。那么,政府究竟可以給“兩房”什么樣的支持呢?根據維基百科的解釋,所謂的government sponsor就是一種“implicit guarantee”,也就是一種隱性的擔保,投資人認為,這兩家公司有聯邦政府作為擔保人,擔保償還其債務。雖然房利美最初是由美國聯邦政府于1938年創立,但是后來在1968年改制成私有公司。房地美于1970年由聯邦政府批準成立,1989年成為與房利美非常類似的私有公司。目前,房利美和房地美都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兩家公司并非國有企業,政府在一般情況下不干預其經營,只有在兩家公司出現經營困難時,政府才會出手相救。從這一意義出發,GSE翻譯成政府擔保企業比較合適,但這一譯法并不多見(雷曜,2008:10),其他的譯法有政府贊助企業,政府資助企業,政府支持企業,或政府扶持企業,政府發起企業等。所以,GSE的譯法還需要進一步的探討以達到統一。本文作者根據以上分析主張采用“政府擔保企業”這一譯法。

2.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也是本次危機中經常被提及的一個重要概念,它目前出現的譯法有按揭支持證券,抵押支持證券,以按揭貸款做抵押的證券,房屋抵押貸款支持證券,住宅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等等。為什么有如此多的譯法呢?它的實質是什么呢?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是asset backed securities的一種。Asset backed securities可以翻譯成資產抵押證券,是指發行人以特定的資產組合為抵押發行的債務證券(常巍,薛譽華,2009:17)。這種特定的資產通常是規模小、流動性弱的資產組合或稱資產池。維基百科對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給出的定義是an or debt obligation that represents a claim on the cash flows from mortgage loans, most commonly on residential property.通過這兩個概念的比較分析,我們可以看出,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就是一種以房屋貸款所產生的現金流為抵押和收益來源的證券。那么,為什么英語中同一個概念會有數個譯法呢?首先,mortgage一詞的譯法就沒有定論。目前,常見的譯法有抵押、抵押權、受押人對抵押品的權利、按揭、按揭貸款。它的意義就是借款人將對特定資產的所有權抵押給放貸人以獲得資金的一種方式。它最普遍的應用是在房地產領域,而在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一詞中,mortgage通常指的是住房。因此,可以將mortgage譯成住房貸款,簡稱房貸。而另一個關鍵詞“back”也比較棘手,看似簡單卻不容易準確表達其含義,作為動詞其主要意思之一是給與資金的支持,如The scheme has been backed by several major companies in the region.在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一詞中,它的意義應該是以房貸作為收益來源和抵押。據此筆者認為,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比較準確的譯法應該是房貸抵押證券。

四、結語

金融英語原本就具有專業術語多而專的特點,而因為此次金融危機是在金融行業迅速創新和擴張的背景下產生的,相應的新詞大量涌現,有些則成為金融危機相關報道的常用詞和關鍵詞。如何將這些金融危機相關的英語新詞、新術語翻譯成對應的中文術語是一個棘手的難題。對此探討也遠未結束,筆者挑選了幾個重要名詞,討論了其已經被接受的譯法以及一些仍需探討的譯法,希望與本次金融危機相關的重要名詞術語有比較恰當和統一的譯法。

參考文獻:

[1]常巍,薛譽華.金融危機再思考.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

[2]次貸危機研究課題組.次貸危機正在改變世界.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9.

[3]廣天響石.直擊華爾街風暴.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08.

[4]雷曜.次貸危機(修訂版).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8.

篇(2)

但這次則全然不同。各種指標表明亞洲的經濟正在恢復正常，甚至是復興。在西方，盡管從總體上來說，經濟危機已經見底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升，但人們仍然看不到其對世界經濟復蘇的意義。尤其是美國，人們一直在期望美國能夠做領頭羊。危機發生之后，全世界各國都用不同的方式來“拯救”美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考量，因為人們意識到，如果美國的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也會進一步影響本國的經濟。但至少迄今為止，美國并沒有能夠扮演此種角色。

與美國相比較，中國在亞洲的經濟復蘇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中國這次本身并沒有金融危機，但深受外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政府在承擔各種國際責任的同時，動用一切盡可能的力量來復蘇自己的經濟。

兼有金融與經濟杠桿

西方國家在拯救經濟危機過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桿，而缺少經濟杠桿。但中國政府卻能同時用金融和經濟兩種杠桿來拯救危機，因為它存在著龐大的國有經濟體。

結果是顯見的。這些舉措不僅帶動了本身的經濟復蘇，而且也帶動了亞洲尤其是東北亞和東南亞的經濟回暖。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和中國經濟體緊密相關的經濟體大都開始出現增長的勢頭。而中國的這種復蘇勢頭又對西方經濟體產生積極作用。如果說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作用僅僅限于亞洲，那么這次中國的作用超越了亞洲而對全球經濟體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例如，人們發現，德國和法國的經濟轉好就和它們對中國貿易的增長有很大的關聯。

中國的經濟表現令西方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不過，事情還并非僅僅是中國的經濟角色問題，從深層次看就是中國的發展模式問題。

提出“中國模式”的概念已經有很多年了，中國政府本身在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沒有公開接受或者反對這個概念。中國模式本身仍處于發展過程之中，并且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諸多問題和挑戰，這種模式最終是否成功，還有待檢驗。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們對中國模式則不這樣看。

曾經宣稱西方民主是“歷史的終結”的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Fukuyama）這些年來一直在修正他的觀點。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復和中國的崛起都表明“歷史的終結”的觀點已經受到很大的挑戰。最近，福山注意到，盡管亞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但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傾向于一個更有效率的中國。

開放的政治制度的發展

中國的發展表明，政治制度的發展是開放的。盡管中國還被外界稱為權威主義的體制，但名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正在發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政治體制。

中國政府現在唯一的意識形態就是民本主義，努力把政府的作為和人民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中國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過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種機制使官員對人民負責。中國政治體制尤其在危機期間表現出高效率，無論是處理四川地震還是應付這次金融危機，相對于其他政治體系，中國體制的優越性就顯現出來了。

中國和其他一些政治體制這些年的發展表明，民主的政體不見得能夠有效服務于公眾，而中國的體制也不見得不能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務，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構架，而是一些具體的制度和政策。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感受和認知的這些變化對中國模式來說的確是個機遇。這里既表現為中國的硬力量，也表現為軟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國的經濟力量及其產生的客觀外在影響，這是外界所能親身感受得到的；軟力量，就是人們對中國能夠產生的經濟影響力的主觀認知。（很顯然，這里的軟力量是外界對中國的自覺的認知，是基于硬力量的影響力之上的，這和中國有關方面正在大力推動的軟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機遇與挑戰

金融危機考驗了中國的發展模式，而中國在應付這次危機中的表現又提升了中國模式的影響力。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些變化的產生又是對中國模式的極大挑戰。挑戰的核心就是中國模式的可持續問題。對可持續性的挑戰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兩個方面。外部方面的挑戰指的是，當中國成為世界經濟核心力量的時候，世界各國的經濟外交政策都會把中國作為其頭等議程來制定對華經濟政策和戰略，從而給中國造成莫大的外部壓力。內部挑戰主要指的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困難。

中國模式是個統稱概念，因為中國在過去的改革開放三十年間，不同階段經濟發展具有不同的模式。早期簡單地把經濟增長主要是GDP的增長作為最為重要的指標。盡管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但也導致了無窮的問題，例如收入分配、社會正義和環保壓力等等。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有效的應付，那么中國經濟模式就很難持續。因此，本世紀初以來，中國政府努力尋求發展模式的轉型，可持續性、環保和社會公平成為了新模式的主題詞。

轉型機會的流失

從發展模式的轉型來說，這次金融危機實際上是個很好的機會。從宏觀上來說，中國可以對自身的混合經濟模式充滿信心。金融危機帶來的壓力淘汰了很多落后的產業。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政府開始建立內需型消費社會。內需型社會無疑是中國今后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同時也是中國經濟崛起的最重要標志，即從世界大工廠轉型成為世界消費者。

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導致這個機會的流失。現在中國的經濟復蘇是政府龐大刺激計劃的產物，是大量投資驅動的。銀行的大量貸款是否會導致大規模的壞賬？中國政府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后花了大量的力氣才把壞賬處理好，如果這次大規模的投資再次導致大量壞賬的出現，那么就無疑會出現內生型的金融危機。在刺激內需方面，政府主要還是通過各種金融和經濟的舉措提高居民消費能力，但更為重要的一個消費社會所需要的制度基礎還是缺失，就是說在社會保障、衛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進步并不很大。

篇(3)

[關鍵詞]公允價值；新會計準則；后金融危機

[中圖分類號]F2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2）12-0152-03

作者簡介：陳斐（1989-），女，江蘇蘇州人，上海海事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理財學。

一、問題的提出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在一年多的時間內轉變為一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在此次金融危機中被推到了風口浪尖。縱觀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內外的文獻資料對公允價值計量持反對觀點的有：1.“順周期效應”放大了金融系統波動幅度并可能引發或加劇金融不穩定性。2.非活躍市場面臨的挑戰：其一，當前市場交易價格是否符合公允價值定義；其二，對于從“按市價計值”轉變為“按模型計值”的金融工具由于無法獲得相關的市場信息或參數，公允價值計量難度加大。3.金融機構按“著火價”出售金融資產，市價并不能真正反映金融資產的內涵價值。由此，很多金融界人士將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直指公允價值，提出暫停和取消公允價值計量而重回歷史成本計量模式。

葛家澍（2009）認為“每逢經濟危機，市場產生動蕩，從而影響投資人和其他資本提供者的信心時，財務會計所采用的計量屬性都要經受一次考驗”。金融危機從產生到發展，其一直承擔著“替罪羊”的角色，直至2008年12月30日，SEC向美國國會提交《市值會計研究報告》后，業界才基本形成共識，認為將公允價值計量方法改回歷史成本計量方法是歷史的倒退，完善公允價值計量方法才是主流。

在市場環境相對成熟、對公允價值運用嫻熟的國家，都會對其產生如此大的爭議，那么，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市場環境不成熟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要從中吸取教訓，總結自身不足，借鑒國際經驗，從而實現在資本市場中有效、合理地應用公允價值計量。

二、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公允價值計量面臨的困境

公允價值從1998年首次引入我國到2006年被再次引入，經歷了由立到廢再到立一波三折的過程。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對于公允價值的引入也存在一定爭議。針對我國公允價值計量存在的問題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一）公允價值概念模糊

公允價值概念含糊不清，內涵和外延不明確、不具體，是導致會計實務應用混亂的主要原因之一。比較FASB、IASB與我國的新會計準則中有關公允價值的概念，可以看出它們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具體區別如表1。

我國的新會計準則為了與國際趨同，參考國際會計準則制定。然而我國又結合具體國情，趨同而不雷同，引入公允價值的方式是積極而穩健的。但是，我國會計準則在公允價值概念的諸多方面都沒有做出明確界定，如表1所示：1.計量目標中以入賬價計量還是以脫手價計量未明確表明；2.計量時間是否是“計量日”未明確表明；3.是否是一種假設的估計價格未明確表明。

（二）公允價值可靠性的質疑

會計準則存在規則導向和原則導向兩種。規則導向會計準則存在大量詳盡的操作指南，因此，很少需要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會造成對準則應用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后者以概念框架為基礎，由一系列層次清晰的普遍使用的原則構成，沒有所謂的“界限檢驗”，因此，需要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

在我國，為了實現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2006年頒布的新會計準則與以前的規則導向不同，其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原則導向理念。公允價值運用的原則導向是由新準則體系的原則導向理念決定的，同時，公允價值的有效運用也必須以原則為導向。

然而，原則導向并非完美無缺，具體來看，新準則體系中有關減值跡象的判斷、資產可收回金額的確定、商譽減值的認定、商業實質的認定等都需要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又如，新準則對于公允價值運用條件中經常提到了“活躍市場”這一概念，卻沒有進一步說明什么是活躍市場、活躍市場的判斷條件是什么，所有這些都需要依靠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目前我國仍然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公允價值估計理論以及估計方法，這就可能使公允價值的估計演變成一場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游戲”。而這一切都會對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帶來很大的沖擊。

（三）公允價值層級選擇的問題

我國在借鑒SFAS157的基礎上，將公允價值的確定分為三個層級：第一層級是存在活躍市場的，采用活躍市場的報價；第二層級是不存在活躍市場的，采用同類資產或負債活躍市場的報價；第三層級是不存在活躍市場且不滿足上述兩個條件的，采用估值技術確定價格。在我國新會計準則17項涉及公允價值計量的具體準則中僅有第8號——資產減值以及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有較為詳細的指南，隱含了公允價值的層級選擇問題。但是由于層級選擇的隱含性以及分散性，指南并未規定對不同級次的公允價值區別對待，并按層級的不同由高到低依次披露。而鑒于我國市場經濟條件尚不成熟，部分市場活躍程度、深度都不夠，流動性較差，缺乏公開完全的市場競爭機制，而且資本市場規模容量較小的實際情況，我國存在公開、活躍交易市場較少，因此，采用第一、第二層級估值在按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或負債中占很小的比重，而采用第三層級進行估值已成為會計實務中應用公允價值的主流。而采用第三層級的“按模型估值”（mark to model）由于帶有個人觀點，而不代表市場觀點，因此，安永會計師實務所認為“對計量假設或判斷的小幅調整都可能會帶來計量結果的巨大差異”。

三、對策建議

（一）研究制定獨立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

謝詩芬（2006）和裘宗舜（2007）認為“我國應盡早研究制定單獨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獨立而又統一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可以降低公允價值計量規范的執行難度，提高會計信息的可比性。

在2003年FASB首先提出制定獨立統一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后，IASB也隨之借鑒，于2005年開始制定獨立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我國為了與國際趨同，也一直在思考建立獨立統一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2011年7月26日，在我國財政部舉辦的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新興經濟體工作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就新興經濟體應用公允價值計量進行了討論。在會議上，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公允價值項目經理希拉里·伊斯曼女士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將于2013年1月1日實施）的背景和原則做了簡要介紹。其對于公允價值的定義為“公允價值是指在計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市場參與者之間出售一項資產所能收到或轉讓一項負債將會支付的價格。” 此定義明確了兩點：一是計量時間是“計量日”。二是公允價值是脫手價格（Exit Price），而不是入賬價格（Entry Price）。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以統一的會計準則來明確公允價值定義及計量的相關規定，將以往分散于各個準則中有關公允價值計量的規定進行了統一。這為我國完成與IFRS的國際趨同、研究制定獨立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提供了參考。筆者認為，制定獨立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勢在必行，但我國必須結合自身的市場條件進行趨同而不是單純的復制。例如：在界定公允價值計量目標時，是否一定要將其定義為“脫手價”？參考我國最基本的市場狀況，很多時候“脫手價”是難以取得的，這時，就需要依靠估值模型以及其他計量模式的計量結果視同公允價值。因此，為了不限制公允價值的運用范圍，使之應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國在定義公允價值計量目標時，不一定要像國際會計準則那樣定義為“脫手價”。

（二）明確公允價值計量層級、規范公允價值計量方法

明確劃分公允價值計量層級能促使企業會計核算盡量運用可核實、相關性以及可靠性較強的一、二層級，盡可能少用和避免使用脫離市場的第三層級。我國新會計準則中也分散地提出了公允價值運用的層級范圍。但為了起到統一規范、化零為整的作用，建議有關部門各個層級的公允價值技術指南。同時在對主要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和負債進行披露時，需要列示其所屬級次，從而為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會計信息。

結合我國具體國情，在缺乏成熟市場的情況下，以第一、第二層級取得的公允價值雖然比較準確，但卻不容易取得，在實際情況下，還需要大量運用到第三層級的估值技術。為了防止公允價值的隨意估計，從而為盈余管理創造空間，我國可以適當引入公認的公允價值評估機構，以規范的計量方法對公允價值進行估計。在對外公布財務報告和審計報告的同時，向外公布公允價值評估機構出具的評估報告，增強可信度。

（三）完善公允價值的披露方法

雖然我國會計制度堅持在歷史成本的基礎上適度引入公允價值，但是這兩種完全不同的計量屬性卻反映在一張報表中，兩種計量屬性所反映的財務信息以及對財務信息的分析方法是完全不同的，由會計估計而得出的公允價值同歷史成本一樣直接計入表內，很可能會由于估值的不準確而導致會計信息的不可靠。

因此，為了增強會計信息的可理解性，需要調整現有的財務報表的信息披露方式。有學者認為，可以以表外披露的方式對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或負債進行補充說明，但這種做法的可行性是值得商榷的。因為表外披露并不能完全替代表內列示的功能。因此，筆者認為，在對會計信息進行披露時，建議將歷史成本和公允價值兩種計量屬性分別反映在不同的表中。也就是說，披露一張以歷史成本計量的資產負債表，再披露一張以公允價值計量的公允價值資產負債表，后者作為前者的補充。有利于會計信息使用者區分哪些是以會計估計和判斷而得出的公允價值，從而增強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同時，如上文所述，在公允價值資產負債表中還可以相應披露其中所包含的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和負債所屬的層級。運用第三層級計量的還要額外披露計量的數據來源、相應的估值技術以及對當期收益的影響。

四、結語

國際金融危機暴露出公允價值計量的一些缺陷及隱患，引起國內外會計界人士對公允價值的質疑。但不能因噎廢食，要對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存在的缺陷進行深入研究，完善公允價值運用的市場條件，建立規范、透明的金融市場，強化公允價值準則執行的約束性和公允價值計量的披露體系，完善相應的準則，從而使公允價值計量在我國金融市場中得到更好的應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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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永生，盧桂榮.次貸危機背景下的公允價值會計問題研究[M]立信會計出版社，2010.

[3]劉羽平，何躍飛.原則導向、公允價值與會計職業判斷[J]會計之友，2010（35）：16-18.

[4]萬良勇，黃蜀秋.金融危機下公允價值會計的論爭與啟示[J]會計之友，2010（8）：19-20.

篇(4)

關鍵詞：公允價值 會計穩健性 產權保護周期效應

一、產權保護導向：從會計穩健性到公允價值的嬗變

產權是一個使人受益或受損的權利束，是對財產的廣義所有權，包括狹義所有權（歸屬權）、占有權、支配權和使用權；其直觀形式是人對物的關系，實質上卻是產權主體之間的經濟權利關系。產權具有減少不確定性、外部性內在化、激勵與約束功能、資源配置功能以及收入分配功能。會計與產權之間的緊密關系是與生俱來的，換言之，會計發展史就是一部對正當產權經濟利益進行界定和保護的歷史。會計穩健性的基本特征表現在：（1）穩健性對利得與損失、收入與費用、資產與負債的非對稱性處理；（2）系統性地造成了企業凈資產賬面價值遠低于其市場價值和盈利低于實施中性會計原則所要匯報的盈利；（3）穩健性基礎上的會計信息與其反映的經濟實質之間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偏差，該偏差的大小體現了穩健性的強度。可見，會計穩健性對于債權人產權保護是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但對股東等其他利益相關者就不是一種最優的制度。

我們將公允價值的基本特征凝練為三個方面：（1）公允性；（2）反映真實性，且結果真實甚于程序真實；（3）估計性。其中，“真實與公允觀”是公允價值的最高理念和根本特征。公允價值是現實中充分發揮會計平等界定產權和保護產權功能的最重要計量屬性，它使會計真正走上“價值計量”和“產權保護”的軌道。產權保護導向促使會計穩健性向公允價值嬗變。

二、公允價值與會計穩健性關系考析：產權保護視角

長期以來，中外會計學術界在公允價值與會計穩健性之間如何進行權衡一直爭論不休，這種爭論隨著公允價值計量在會計國際趨同背景下的廣泛運用而逐漸升溫。“公允價值”如果作為一種會計計量屬性，而“會計穩健性”作為一種會計計量原則，表面上看，兩者是不同的事件，似乎不具可比性，實則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二者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

（一）歷史成本會計模式下的公允價值與會計穩健性：若即若離

我們認為，會計是一個以提供財務信息為主的人造的界定和保護產權的反映與控制系統。在歷史成本會計模式下，全部或絕大部分項目都按歷史成本計量并納入財務報表，它所倚重的事實性基礎要求計量時要做到客觀、具備可驗證性和數據易得性，其確認基礎建立在過去已經發生的交易或事項基礎上，它最顯著的特點與缺陷都是面向過去，并引致會計計量也面向過去。

（二）公允價值會計模式下的公允價值與會計穩健性：徹底悖離

隨著金融創新和金融自由化迅速發展、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比重逐步易位、企業組織形式的不斷變化、無形資產的大量涌現、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及利益相關者對會計信息需求的變化，經濟與會計環境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顯著增加，使得歷史成本計量屬性受到巨大沖擊，暴露出諸多缺陷，更能適應會計環境變化的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應運而生。隨著資本市場日益發達等會計環境急劇變化，歷史成本會計模式向公允價值會計模式演化是大勢所趨。為實現會計的定價功能和治理功能，達到企業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沖突有機協調和合法產權平等保護的目的，會計務必提供具有相關性、透明度、如實反映（可靠性）和公允性的會計信息，為此，公允價值式強和會計穩健性及其母體（歷史成本會計模式）式微同樣不可避免。

簡言之，在一個理想（純粹）的公允價值會計模式下，公允價值與會計穩健性二者之間徹底悖離。為了更清楚地闡明這種悖離關系，我們提出公允價值會計模式和歷史成本會計模式下兩條概念鏈：

（1）公允價值會計模式下的概念鏈：目的性基礎——價值/現值——公允價值——摧毀會計穩健性——產權保護平等——經濟收益/全面收益——決策有用觀——損益滿計觀——資產負債觀——相關性——未來經濟利益——權責發生制——計量觀。

（2）歷史成本會計模式下的概念鏈：事實性基礎——成本——歷史成本——引入會計穩健性——產權保護異化——會計收益——受托責任觀——當期營業觀——收入/費用觀——可靠性（如實反映）——過去經濟利益——權責發生制——信息觀對比上述兩條概念鏈，我們可以發現：公允價值會計模式摧毀會計穩健性，歷史成本會計模式引入會計穩健性；公允價值會計模式促進企業會計契約各方的產權平等保護，歷史成本會計模式引致企業會計契約各方的產權保護異化；公允價值會計模式下，公允價值與會計穩健性徹底悖離。

（三）混合會計模式下的公允價值與會計穩健性：適度耦合

當歷史成本計量屬性和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在會計計量中都沒有絕對主導優勢時，即介于歷史成本會計模式與公允價值會計模式之問的會計模式，稱之為混合會計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公允價值會計（模式）與公允價值計量存在區別，公允價值會計模式與歷史成本會計模式相對應，現行會計體系雖然適度謹慎地引入了公允價值計量，但公允價值會計模式尚未最終建立。總體而言，我國的會計模式仍屬于混合會計模式。IASB和FASB聯合成立的金融危機咨詢組（FCAG）調查顯示金融機構對大部分資產仍是以歷史成本計量的，印證了全球會計模式也屬于混合會計模式，盡管當今世界對公允價值計量的推廣如火如荼。

三、金融危機中公允價值與會計穩健性之爭：一個產權博弈例證

篇(5)

1.互聯網技術對金融危機第一步傳導的影響

金融危機第一步傳導機制被相關學者劃分為三個階段，也就是金融危機的“季風效應”、金融危機的“溢出效應”和金融危機的“凈傳染效應”。下面針對互聯網技術對金融危機第一步傳導的影響進行分析和介紹。

1.1互聯網技術在金融危機的“季風效應”中的影響

“季風效應”主要指的是因為共同的沖擊產生的傳導，由于全球范圍內發達國家商品價格的變化和經濟政策的變化等原因，導致新興市場經濟中的資本的流入流出和貨幣危機等就屬于“季風效應”。比如美元的堅挺在1995―1996 年間使得東亞國家的出口被削弱，并且引發了之后的金融困境。而1992―1993 年德國利率的上升也與歐洲貨幣體系危機之間具有十分密切的聯系。一個國家只有在將真實的危機情況準確地掌握住之后，才能夠決定或者判斷是否采用合作的方式加以應對，隨著時間的變化危機的具體情況也會出現一系列的變化，因此及時傳遞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基于此，危機的傳導會由于信息傳遞受到的互聯網技術的影響而受到影響[1]。

1.2互聯網技術在金融危機的“溢出效應”中的影響

通常來講，溢出效應的傳播渠道主要包括兩種，也就是金融溢出渠道和貿易溢出渠道。與貿易溢出渠道相比，金融溢出渠道具有更大的作用。資金在全球金融市場中的流動由于互聯網技術的應用而得以極大加快，同時，資金還受到了衍生交易工具杠桿作用的影響，這樣金融危機在國家間傳遞時金融市場變成了最重要、最迅速的渠道。金融市場會由于某個國家的金融危機而出現流動性不足的問題，這時候金融中介需要對該國家在其他國家市場中的資產進行清算，這樣通過資本市場渠道、直接投資和銀行借貸等方式造成與危機國家聯系密切的另一個國家的市場缺乏流動性，使得另外一個國家出現資本大規模抽逃的行為，“溢出國家”資產價格會由于信息傳遞過程而出現大規模的聯合運動。

所以在這一過程中危機的傳導會受到互聯網技術信息傳遞的較大影響。不擁有信息者和擁有信息者在遭受流動性沖擊時，面對異國投資會出現各種反應，比如一國經濟的基本面信號被擁有信息者了解之后，其就會因為流動性沖擊而將該國資產賣出，而不擁有信息者通過間接方式獲得信息之后，會由于在該國下降的資產報酬率而將在該國的投資撤出[2]。

1.3互聯網技術在金融危機的“凈傳染效應”中的影響

投資者在某一國家出現金融危機之后會由于對其他類似國家的信心危機和心理預期變化導致自身出現情緒的改變，這樣就會出現“凈傳染效應”，而“羊群效應”則是凈傳染效應”的典型代表。在市場中投資者經常以其他投資者的行為作為參考將自己的選擇走下來，這就表明投資者具有從眾心理。在產生羊群效應的時候，投資者個體就會出現趨向一致行動的情況，因此人們的行為會由于社會整體的一個較小沖擊而出現巨大的偏移，個人在特殊情況下甚至還會將自己掌握的信息放棄掉，對其他人的行為進行附和。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今天，通過對某個國家或地區的信息進行收集，從而對真偽進行辨別的成本會不斷的加大，在信息缺失的時候投資者會對其他投資者的資產組合進行模仿，因此會出現“羊群效應”。

2. 互聯網技術對金融危機第二步傳導的影響

2.1金融機構間危機傳導受到的互聯網技術的影響

現在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系非常密切，比如，所有的銀行由于銀行同業支付清算系統而被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由于支付清算系統具有多邊清算差額的特點，因此一旦出現微小的支付困難，就會導致出現全面的流動危機。目前，各大銀行開始廣泛的網上服務，而且基于互聯網技術的電子支付也實現了較快發展，這樣就使得金融機構間危機的傳導受到了較大影響。

2.2金融市場間危機傳導受到的互聯網技術的影響

金融市場包括期貨市場、外匯市場、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和貨幣計量等，國際游資在全面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出現了非常頻繁的流動，從而使得這四個市場具有更加密切的聯系。特別是在建立網上電子金融市場之后，金融市場具有更大的互動性，這樣就使得金融市場間危機的傳導受到了較大影響[3]。

2.3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間危機傳導受到的互聯網技術的影響

各類金融機構在統一的金融市場中具有越來越密切的聯系，特別是在不斷推廣和應用網絡金融服務的今天，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間具有了更加密切的聯系。網絡金融的概念從廣義上來說包括與網絡金融相關的監管、法律等外部環境和適應其運作模式的網絡金融市場、網絡金融機構等。互聯網技術在不斷地改進和發展金融業技術的同時，也使得金融業面臨著行業理念和運行方式等一系列的變化，最終使得金融危機的傳導受到了極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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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危機；原因；表現形式；對策

在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中，金融危機居首位，經濟的快速發展使金融與經濟關系緊密聯系，經濟越來越容易受到金融的影響。

一、金融危機的概念與特點

金融資產或金融市場的危機稱為金融危機，常表現為金融資產價格大幅下跌或股票債券市場暴跌等。根據導致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可以將金融危機進行分類，如貨幣危機、債務危機和銀行危機等。近年來，金融危機呈現出多種危機形式混合的特點。

二、金融產生的原因

誘發金融危機的原因具有多樣性，如信用風險、經濟政策等。以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為例，美國社會住房需求逐漸降低導致銀行提高短期利率，造成次級抵押貸款的還款利率不斷提升，無形中增加購房者的還款負擔。住房需求降低，買房者數量變小，使房屋難以出售，以抵押住房進行融資的方式變的難以實施。大批還款人不能按時向銀行還款，導致銀行等金融機構出現嚴重的資不抵債情況，只能宣告破產，大批金融機構倒閉成為金融風暴形成的導火線，隨之金融風暴席卷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盡管我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一定的抵御金融風險能力，但是金融危機還是給我國經濟造成巨大損失。使國內金融機構面臨的風險不斷增大。商業銀行是我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金融危機下，其面臨的主要金融風險就是信用風險。從美國次貸危機可以看出，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就是信用風險，因此必須從金融危機中總結經驗，對我國金融信用風險管理進行改革。

三、金融危機的危害

金融危機猶如狂風暴雨，毫不留情的襲擊著所有的金融市場。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不同層面上遭到波及和影響。國際貿易中進出口實業在很大程度上遭受損害，而伴隨經濟危機而來的卻遠遠不止這些，許多國家的公民沒有了消費信息，不敢再消費；一些中小企業因為信用不夠而拿不到貸款，這對中小企業的發展無疑是雪上加霜，本就是勢單力薄無法同許多大型企業相抗衡，此時無法從銀行貸款來緩解資金鏈的壓力，更使他們舉步維艱；根據實際調查，公民的生活受經濟危機的損害也較為嚴重，生活質量下跌，個人幸福指數降至冰點，這些是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的雙重打擊與危害。我們所看到的金融危機，猶如不知饜足的野獸，時時刻刻準備侵吞國家、企業、個人的金錢、精力、時間，甚至一切。由于金融危機破產的企業和個人數不勝數，傾家蕩產生活無以為繼的的人也不勝枚舉，各個企業單位的裁員風波不斷，這些因素和問題也僅僅是我們看到的而已。看不到的還有更多，數十年經濟發展如霜打的茄子萎縮，這對國家、社會和整個世界的負面影響都是難以估量的。

四、化解金融危機風險的具體對策

1.加強政府宏觀調控

宏觀調控是政府調節市場經濟的重要手段，有利于社會再生產協調發展。市場經濟的固有缺陷是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加強政府宏觀調控，可以人為的調節市場供應與需求，確保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國家可以采取許多宏觀調控手段，例如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以化解金融危機風險。經濟手段方面通常可利用價格、稅收、信貸及工資等調控經濟。法律方面可以制定相關的經濟、金融政策，維護市場秩序。行政手段方面可以采取強制性命令直接控制市場，宏觀調控是控制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加強政府宏觀調控，可以有效化解金融風險。

2.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

金融危機會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加大了市場的自由性和調控能力，政府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能拉動消費推動經濟增長。寬松的貨幣政策對各方商業人員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這種寬松的貨幣政策更有利于打開市場，擴大內需和外需，對中小企業的建立和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作用。只要市場活了，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金融風險的到來。健康有序、活潑自由和自我調節能力強的市場對化解金融危機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由此可知，政府要根據實際國情實事求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科學有效地利用貨幣政策來化解難題。

3.大力發展經濟，不斷提高生產力

經濟的發展在當今社會成為一切的焦點，如何規劃經濟、搞好經濟、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都顯得至關重要。可以說，經濟是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強大推動力，經濟帶來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世界的滿足是其他任何事物都難以替代的。而發展經濟當務之急和必經途徑就是提高生產力，生產力的大幅度上升是經濟健康飛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生產力上去了，經濟就搞上去了,兩者之間的關系我們都要清楚的認識到，誰都離不開誰，二者密切相關、互相作用。

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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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最近很多跡象表明，世界對中國的期望和對中國模式的認同感正在快速增加。首先是金融危機發生之后，世界各國還是寄希望于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經濟復蘇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盡管很多人也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抱有希望，但人們對新興經濟體能夠做什么并不明確。自從二戰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總能在拯救世界經濟危機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國家，即使能夠發揮一些作用，也只是作為配角。

但這次則全然不同。各種指標表明亞洲的經濟正在恢復正常，甚至是復興。在西方，盡管從總體上來說，經濟危機已經見底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升，但人們仍然看不到其對世界經濟復蘇的意義。尤其是美國，人們一直在期望美國能夠做領頭羊。危機發生之后，全世界各國都用不同的方式來“拯救”美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考量，因為人們意識到，如果美國的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也會進一步影響本國的經濟。但至少迄今為止，美國并沒有能夠扮演此種角色。

與美國相比較，中國在亞洲的經濟復蘇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中國這次本身并沒有金融危機，但深受外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政府在承擔各種國際責任的同時，動用一切盡可能的力量來復蘇自己的經濟。

兼有金融與經濟杠桿

西方國家在拯救經濟危機過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桿，而缺少經濟杠桿。但中國政府卻能同時用金融和經濟兩種杠桿來拯救危機，因為它存在著龐大的國有經濟體。

結果是顯見的。這些舉措不僅帶動了本身的經濟復蘇，而且也帶動了亞洲尤其是東北亞和東南亞的經濟回暖。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和中國經濟體緊密相關的經濟體大都開始出現增長的勢頭。而中國的這種復蘇勢頭又對西方經濟體產生積極作用。如果說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作用僅僅限于亞洲，那么這次中國的作用超越了亞洲而對全球經濟體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例如，人們發現，德國和法國的經濟轉好就和它們對中國貿易的增長有很大的關聯。

中國的經濟表現令西方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不過，事情還并非僅僅是中國的經濟角色問題，從深層次看就是中國的發展模式問題。

提出“中國模式”的概念已經有很多年了，中國政府本身在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沒有公開接受或者反對這個概念。中國模式本身仍處于發展過程之中，并且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諸多問題和挑戰，這種模式最終是否成功，還有待檢驗。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們對中國模式則不這樣看。

曾經宣稱西方民主是“歷史的終結”的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Fukuyama）這些年來一直在修正他的觀點。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復和中國的崛起都表明“歷史的終結”的觀點已經受到很大的挑戰。最近，福山注意到，盡管亞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但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傾向于一個更有效率的中國。

開放的政治制度的發展

中國的發展表明，政治制度的發展是開放的。盡管中國還被外界稱為權威主義的體制，但名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正在發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政治體制。

中國政府現在唯一的意識形態就是民本主義，努力把政府的作為和人民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中國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過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種機制使官員對人民負責。中國政治體制尤其在危機期間表現出高效率，無論是處理四川地震還是應付這次金融危機，相對于其他政治體系，中國體制的優越性就顯現出來了。

中國和其他一些政治體制這些年的發展表明，民主的政體不見得能夠有效服務于公眾，而中國的體制也不見得不能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務，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構架，而是一些具體的制度和政策。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感受和認知的這些變化對中國模式來說的確是個機遇。這里既表現為中國的硬力量，也表現為軟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國的經濟力量及其產生的客觀外在影響，這是外界所能親身感受得到的；軟力量，就是人們對中國能夠產生的經濟影響力的主觀認知。（很顯然，這里的軟力量是外界對中國的自覺的認知，是基于硬力量的影響力之上的，這和中國有關方面正在大力推動的軟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機遇與挑戰

金融危機考驗了中國的發展模式，而中國在應付這次危機中的表現又提升了中國模式的影響力。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些變化的產生又是對中國模式的極大挑戰。挑戰的核心就是中國模式的可持續問題。對可持續性的挑戰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兩個方面。外部方面的挑戰指的是，當中國成為世界經濟核心力量的時候，世界各國的經濟外交政策都會把中國作為其頭等議程來制定對華經濟政策和戰略，從而給中國造成莫大的外部壓力。內部挑戰主要指的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困難。

中國模式是個統稱概念，因為中國在過去的改革開放三十年間，不同階段經濟發展具有不同的模式。早期簡單地把經濟增長主要是GDP的增長作為最為重要的指標。盡管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但也導致了無窮的問題，例如收入分配、社會正義和環保壓力等等。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有效的應付，那么中國經濟模式就很難持續。因此，本世紀初以來，中國政府努力尋求發展模式的轉型，可持續性、環保和社會公平成為了新模式的主題詞。

轉型機會的流失

從發展模式的轉型來說，這次金融危機實際上是個很好的機會。從宏觀上來說，中國可以對自身的混合經濟模式充滿信心。金融危機帶來的壓力淘汰了很多落后的產業。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政府開始建立內需型消費社會。內需型社會無疑是中國今后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同時也是中國經濟崛起的最重要標志，即從世界大工廠轉型成為世界消費者。

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導致這個機會的流失。現在中國的經濟復蘇是政府龐大刺激計劃的產物，是大量投資驅動的。銀行的大量貸款是否會導致大規模的壞賬？中國政府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后花了大量的力氣才把壞賬處理好，如果這次大規模的投資再次導致大量壞賬的出現，那么就無疑會出現內生型的金融危機。在刺激內需方面，政府主要還是通過各種金融和經濟的舉措提高居民消費能力，但更為重要的一個消費社會所需要的制度基礎還是缺失，就是說在社會保障、衛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進步并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