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財政補貼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我國現行的財政補貼政策經過近二十年的市場取向改革，應該說逐步接近市場經濟規律要求和世界通行規則，但仍然帶有相當程度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成分和色彩，帶有不發達國家傳統發展模式的很多特征。比如，對競爭性產業和國有企業的大量補貼，并未有效改善它們的經營效率和競爭實力，而且產生的“擠出”效應，嚴重影響著國家對科教、技術創新、環境保護、公益設施的投入與支持，導致財政功能和補貼政策一定意義上的錯位；在發展沖動的驅使下，地方財政競相推出種種財政補貼“優惠政策”，使得財政補貼頗為紊亂，也導致市場競爭秩序的“失序”。這些顯然是與WTO的有關規則相互抵觸的。調整、修改和在WTO規則基礎上規范國家及各級地方財政補貼政策，是應對加入WTO的當務之急。

因此，加入WTO后，我國的財政補貼政策首先面對的就是要取消不符合世貿組織《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的補貼，更為重要的是，在我國現行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如何調整現行的財政補貼政策，做到既符合WTO要求，避免對我國產品出口形成，又能用好用足WTO規則允許的補貼，以達到提高財政補貼的使用效率和支持我國經濟發展的目的，從而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一、調整我國財政補貼的理論依據

為了維護世界貿易中非歧視、自由透明和公平競爭的秩序，WTO專門制定了《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旨在規范和統一各國的財政補貼政策及其行為。《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體現了一種明確的取向，即要求競爭主體共享“國民待遇”，在不受歧視和政企分開的平等條件下進行公平競爭。按照可能對國際貿易造成的危害程度，《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將補貼分為禁止的、可訴的和不可訴的三類：

1．禁止性的補貼?！堆a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第3條規定：“法律或事實上視出口實績為惟一或其他多種條件之一而給予的補貼，視使用國產貨物而非進口貨物的情況為惟一條件或其他多種條件之一而給予的補貼為禁止性補貼”，概括起來，禁止性的補貼包括出口補貼和進口替代補貼兩類。禁止性的財政補貼一旦被證實存在，無須證明其是否對其他成員方造成損害或損害威脅，都必須取消，否則會招致其他成員實施的經WTO爭端解決機構授權的反補貼措施或征收反補貼稅。

2．可訴補貼。可訴補貼是指在一定范圍內可以實施的補貼，但如果使用此類補貼的成員方在實施過程中對其他成員方的經濟利益造成不利影響，則受損的成員方可以向使用此類補貼的成員方提起申訴。因此，《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第5條、第6條對使用可訴補貼的“度”作出具體界定。即使用可訴補貼不能造成以下任何情況發生：（1）取代或阻礙另一成員方的產品進口；（2）取代或阻礙另一成員方對第三成員方的出口；（3）補貼的后果造成大幅度削價、壓價或銷售量減少；（4）實施補貼后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增加。

可訴補貼措施允許在一定范圍內實施，是因為其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一國在一定時期為了使國民經濟相對平衡發展，總是需要扶助某些企業，然而政府在采用可訴的補貼時，有可能使受補貼企業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非正常的競爭能力或在國內市場上具有非正常的進口替代能力，從而扭曲國際貿易的正常發展，損害別國對外貿易的利益，因此，《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又對可訴的補貼予以限制。

可訴補貼并不一定意味著必須取消，一般來說只有同時具備下列三種條件，該種可訴補貼才需要被取消：第一，該種補貼必須要具有專向性?！础囱a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規定了企業專向性（一國政府挑選一個或幾個特定公司進行補貼）產業專向性（一國政府針對某一個或幾個特定產業部門進行補貼）和地區專向性（一國政府對其領土內特定地區的生產進行補貼）三種專向性標準。由此看來，我國現行的各種稅收優惠政策大多具有專向性，有可能構成可訴補貼。第二，該種補貼必須被某個成員國。第三，該補貼必須被證明對成員國造成了實質損害或實質損害威脅。

3．不可訴補貼。主要包括木具有專向性的補貼、給予基礎研究的援補貼、給予貧困地區的補貼、為適應新環境而實施的補貼，以及用于鼓勵農業研究開發、鼓勵農民退休等方面的“綠箱”補貼。不可訴補貼不專門針對出口，是WTO規則允許的措施，這為我們采取適當的稅收優惠，發揮調控作用提供了空間。不可訴補貼包括，為鼓勵某個產業的企業進行R＆D投資、開展技術創新，可以對R＆D投資占銷售額比重設立一個標準，對超過標準的企業實行非專向性補貼；大規模增加對企業、高校、研究機構的科研補貼，只要這種補貼不超過基礎工業研究費用的50％或應用研究費用的25％；增加西部大開發的基礎設施建設、工業結構調整、教育科研的補貼；對環保性的技術改造項目給予一次性補貼，只要這種補貼不超過改造工程費用的20％。

二、調整我國財政補貼政策的思路

根據《中國加入WTO工作組報告書》中的承諾以及《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必須對財政補貼進行如下調整：

（一）取消針對出口的各種財政補貼。

1．取消出口補貼。根據協議書第11條第3款的規定，將在加入時取消所有屬《補貼協議》第3條第1款（a）項范圍內的出口補貼。為此，中國到加入時為止，將停止維持所有先前存在的出口補貼計劃，并自加入時起，停止在此類計劃下作出額外支付或支出，也不再免除稅收或授予任何其他利益。這一承諾涵蓋各級政府所給予的補貼，這些補貼在法律上或事實上觀出口義務而給予。這就意味著財政必須取消針對出口的直接補貼或通過稅收形式的間接補貼。這種針對出口的補貼在當前主要有以下兩種方式：

（1）取消針對出口的直接補貼。主要指政府視企業的出口實績給予補貼、貼息和獎勵。例如，山東省省級財政1998年安排專項資金1200萬元，對水泥、凍雞、罐頭、服裝、水產品等出口商品進行貼息；河北省出臺的對一般貿易出口收匯每美元貼息0．03元人民幣政策，對紡織品、服裝、鞋、箱包、玩具一般貿易出口收匯每美元貼息0.05元人民幣政策，對機電、高新技術產品一般貿易出口收匯每美元貼息0．04元人民幣政策，對一般貿易出口500萬美元以上的企業收匯每美元貼息0．02元人民幣政策。

（2）取消針對出口的間接補貼。主要指根據企業的出口情況，用稅收政策即減免部分或全部企業所得稅支持出口而形成的各種間接補貼。例如，經1992年修正的《湖南省鼓勵外商投資條例》政策法規仍有出口實績的補貼的規定：“產品出口企業按國家規定減免企業所得稅期滿后，凡當年出口產品產值達到當年企業產品產值70％以上的，按照現行稅率減半繳納企業所得稅。”

2．取消進口替代方面的補貼。根據《中國加入WTOI作組報告書》第168段，自加入時起，中國將取消所有屬《補貼協議》第3條第1款（b）項范圍內的、視使用國產貨物替代進口貨物情況而給予的補貼。當前我國存在用稅收支持使用國產品替代進口的補貼，包括減免企業所得稅，固定資產投入所納稅額進行更多抵扣，對此類設備投入的增值稅予以全額抵扣，加速固定資產折舊等形式。例如，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的《技術改造國產設備抵免企業所得稅暫行辦法》規定：從1999年起，凡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技術改造項目，其所需國產設備投資額的40％，可以從購置設備當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業所得稅中抵免。2000年1月又《關于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購買國產設備投資抵免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將免稅范圍擴大到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這些政策不符合WTO的規則，防止國外企業對我國提出反補貼，要在過渡期內取消。

3．取消對農產品出口的補貼。根據我國政府的承諾，中國的農產品出口政策將僅以商業考慮為基礎，加入WTO后我國必須立即取消對農產品出口補貼，包括價格補貼、實物補貼，以及對出口產品加工、倉儲、運輸的補貼。目前我國在玉米、大米、小麥出口上都有一定的財政補貼，例如，2000年玉米出口1048萬噸，每噸補貼378元。

（二）對國內產業和企業合理利用一些可訴補貼。

可訴補貼是利用一些WTO允許的補貼，合理支持本國工商業。有操作性的可訴補貼有：政府對某項產品實行不超過從價總額5％的補貼；對某項產業實行小額補貼以彌補經營性虧損；為解決某個大企業長期發展，避免產生嚴重社會問題而提供一次性補貼；對一些規模有限、影響相對較小的企業直接免除政府債務，或授予補貼以抵消應付債款。對于可訴補貼的運用關鍵是要把握好補貼的范圍和“度”，避免對我國出口產品。

當前在可訴補貼方面值得關注的是科技補貼。加入WTO后，《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R＆D補貼條款將對我國的科技支出產生較大沖擊。我國多數科技支出因大量集中于支持科研成果的商業化階段，將不同程度地面臨著不可的補貼條款或被禁止的補貼條款的約束，必須對我國科技支出結構進行調整。

《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第8條規定：在商業性R＆D中，對公司進行研究活動的援助，或對高等教育研究機構或研究機構與公司簽約進行研究活動的援助，不能超過工業研究成本的75％或競爭前開發活動成本的50％，而介于上述兩類之間的R＆D活動不得超過合法成本的62．5％；當工業研究或競爭前開發活動的補貼超過合法成本的75％和50％（介于其間的為62．5％）時，也就成為可補貼。

結合我國現行的科技支出狀況，科技支出中有一部分是用于應用研究、實驗開發和成果應用研究，具有明顯的促進出口或進口替代作用，屬于禁止的補貼或可的補貼范圍，加入WTO后，必須對超出不可條款范圍的財政補貼進行調整，否則，就有可能遭到其他成員的反補貼措施。

（三）用足用好不可訴補貼。

1．增加對落后地區的補貼。由于目前我國人均收入與西部收入的差距已達到“不可訴補貼”中對落后地區補貼的標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超過全國平均國民生產總值的85％等條件），我國的地區傾斜政策應由“東高西低”改為“西高東低”，可以對這些地區的產業和企業采取補貼政策。如稅收優惠、援助等，扶持西部經濟的發展。

2．增加環保補貼。我國傳統的粗放型的對外貿易發展模式，不僅造成資源浪費和環境的惡化，而且正日益受到國際綠色消費浪潮的挑戰，嚴重制約著我國外貿的發展。當今我國生態環境惡化已成為突出的問題之一，體現在：土地退化，森林環境功能減弱，水資源危機，環境污染嚴重，自然災害頻發等，這已經嚴重影響我國可持續發展。同時，隨著綠色需求的增長，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屢屢遭遇綠色貿易壁壘。環境問題不解決，產品出口將越來越困難。因此，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實際上就是保護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在制定政策時要注重環境保護問題，要加大這方面的投入，增加在退耕還林、退耕還草、企業環保技術改造等有利于環境保護方面的支出，逐步改善生態環境。

（四）調整現行一些效率不高的補貼。

1．調整現有我國的糧食補貼政策。根據〈〈農業協定》，我國當前的糧食補貼政策屬于“黃箱”政策，雖然我國“黃箱”政策補貼沒有超過入世談判中農業生產總值8．5％的上限，符合WTO規則，但現行對農產品流通環節的補貼政策，既扭曲資源配置，又造成收入分配不公，還導致各種腐敗現象，從而使得國家花費了巨大的財政支出，農民卻得不到多少利益，存在補貼效率較低的狀況。據財政部農業司有關人士分析，我國目前通過對糧食流通企業補貼的方式來間接補貼農民，國家需要耗費7元錢才使農民得到1元錢，大部分的財政支農資金浪費在流通環節，無法實現對農民補貼的政策意圖。因此迫切需要將對中間流通環節的補貼轉向對直接生產者，切實提高農民收入，提高財政支農資金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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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為了保證糧食流通環節的正常運轉．國家在財政金融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蕈，但在執行中卻存在不少問題，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財政補貼資金滯留過多，沒有廈時足顛用到糧食流通土；二是陳糧壓庫嚴重，不但擠占了糧庫，也占用了糧食專項資金；三是農業政策性信貸質量很羔，亟待加咀改善。

近年來，財政金融部門大力支持糧食購銷企業(以下簡稱糧食企業)，有力地保證了“敞開收購、順價銷售”政策的順利實施，糧食生產一直保持穩定增長趨勢。盡管如此，在財政金融政策執行過程中仍存在一些問題，如不及時解決，對糧食生產、農業經濟和農民收入都會造成極大的影響。

一、解決財政補貼資金撥補滯留問題刻不容緩

財政補貼資金是糧食企業正常運轉所必需費用及農發行收貸、收息的主要來源。近年來，盡管對糧食補貼資金實行專戶管理，封閉運行，但資金滯留問題仍比較突出，有相當一部分資金滯留在中間環節．不能及時到達企業賬戶，影響了糧食企業的正常經營和銀行業務的正常開展。據調查，20oo年上半年，全國滯留款達56億元。山東省某市農發行，上半年財政補貼資金的到位率僅有383％。具體分析，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一是由于財政補貼資金下撥時間間隔較長而形成的滯留。以省級糧食風險基金為例，中央政策規定，相關利息和費用補貼應按季及時足額撥補到糧食企業，但某些省份在具體執行中，仍堅持上下半年各樸一次的做法，造成年終大量資金滯留在省級糧食風險基金專戶。

二是由于資金配套規定過死而形成的滯留。例如，在糧食風險基金實行包干后，中央和地方按1：1．5的比例配套，某些省在實行這一政策的過程中，要求市縣財政負擔的資金必須先到位，省級財政再下撥應負擔的資金。但一些財政困難的市縣，資金往往不能按時到位，這樣，省級專戶就滯留了較大比例的資金。又如，有的市縣糧食風險基金的使用受到省級政府規定的“是否完成銷售計劃”等政策的影響，使資金大量滯留在省以下中間環節據報表反映，6月份地縣級滯留資金占全部資金滯留的43％。

三是由于財政、糧食和農發行缺少有效的工作銜接而形成的滯留。從各級財政部門預算安排資金到最終進人糧食企業基本賬戶的整個資金撥付過程，涉及財政、糧食、農發行等部門，需要部門之間密切配臺。由于種種原因，實際工作中許多環節都沒有很好地銜接起來。比如，補貼政策措施和款項撥付等信息不能及時溝通傳遞，影響工作效率；在分解下撥補貼款時，糧食部門不能及時提供有關糧食庫存的報表數據，影響應補金額的計算；在具體測算應補金額時，財政、糧食對補貼資金測算的基數存在較大分歧．導致一些清算、決定工作嚴重滯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補貼款項的分解下撥；分解下撥的補貼資金時常出現沒有表明具體補貼時期的利息、費用金額的情況，給農發行進行賬務處理帶來不便。

四是由于工作遲緩而形成的滯留。一些地方在撥補糧食風險基金時，規定每撥款都要由主管市長(縣長)簽字，而主管市長(縣長)由于各種原因不能按時在財政部門提供的劃撥單上簽字，使補貼款不能按時下撥，形成滯留。

五是由于財政補貼資金管理較為復雜而形成的滯留。財政補貼資金涵蓋面廣，補貼種類繁多，補貼渠道不一，資金撥補工作細致而煩瑣，客觀上造成了財政補貼資金的管理難度，形成滯留。財政補貼資金必須及時足額撥付糧食企業手中，如果中途滯留，勢必影響企業的正常運轉，為此，工作中要重點抓好以下幾方面。

首先，財政、糧食和農發行之間要密切配合。管好用好財政補貼資金不是哪一家能單獨完成的任務，必須多方共同努力。財政部門是財政補貼資金管理的主體，要按規定保證資金足額使用。糧食部要做好基礎工作，及時、準確提供各種數據、報表。農發行要搞好資金的運用和監督，通過與財政、糧食部門定期與不定期的會晤、協商，交換對補貼資金管理的意見、看法，爭取消除分歧，步調一致，避免由于看法不一、信息不暢造成的財政補貼資金滯留。

其次，要轉變財政補貼資金的配套方式。過去，一直是要求地方配套資金先到位，中央配套資金后到位，這一做法并不好，因為有些地方因財力的限制，而無力“到位”。山東等地通過體制結算的方式，效果比較好，也就是說，上級補貼資金該下撥的下撥，地方配套資金通過年終體制結算方式，一次性劃撥到省里，然后再統一下撥到各市地農發行的專戶上。這樣就保證了資金的足額到位。

最后，努力做好各項基礎工作。一是要定期搞好撥付測算。對各種補貼，包括國儲和風險基金補貼及財政促銷差價補貼的標準、資金劃撥渠道以及各個時期應補、實補、欠撥數量做到心中有數。二是搞好服務，抓好落實工作。補貼款撥到基本賬戶后，應根據其不同性質及時分解，足額收息。對補貼總量不足、撥補不到位的，要及時向有關部門反映，主動做工作，督促相關部門落實各項規章制度。三是要加強職工業務培訓，提高職工素質。財政、農發行和糧食部門都要重視，只要各方面業務素質提高了，各項基礎工作才能做好，才能有效地堵住管理上的漏洞。

二、做好壓庫促銷工作迫在眉睫

中央要求，糧食流通要“順價銷售”，由于糧食市場不景氣，價格不斷下滑，實際工作中難做到，以致積壓了大量高價糧和陳糧。以小麥為例，去年同期小麥銷售單價0．74元／斤，目前銷售單價約050元／斤，下降幅度324％；小麥平均成本去年同期0．726元／斤，目前達0．67元／斤，下降幅度只有8％，遠遠低于銷售單價的降幅。從平均成本與銷售單價比較來看：當前小麥平均成本0．67元／斤，即便銷售新糧，1999年新小麥平均成本也是0．62．元／斤，比銷售單價要高出012元一0．17元。在此情況下，糧食企業達到順價銷售極為困難。這些陳糧收購成本明顯高于市場價格，加上長期的倉儲、保管、利息、費用支出，使得成本更高。同時，由于企業倉容有限，陳糧未銷，新糧又登場，多數企業采取露天存放，進一步加速糧食陳化，雖大部分未經質檢部門認定為陳化糧，但質量明顯降低。若不采取防御措施+成本會進一步升高，品質進一步降低。

之所以難以實現“順價銷售”的目標，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市場的原因，有價格體制的原因，但政策執行不靈活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為何這樣說呢?我們不妨分析一下各方面對“順價銷售”的態度：糧食部門千方百計地想把陳糧推出去，但沒有政策．不敢輕舉妄動；農發行嚴格執行國家的“順價銷售”政策，不允許降價銷售；財政部門想拿出一塊錢，用于銷售差價補貼，但也不好擅自做主。這樣的結果是大家都不違背政策，但糧食卻賣不出去，積壓在庫中，并且時間越久，成本越高，虧損越大。問題出在呢?就出在政策上，政策規定，必須“順價銷售”，誰也不敢降價銷售。應該說，大的政策我們是不能違背的，但在不違背“順價銷售”政策的前提下，我們能不能靈活執行政策呢?這是值得我們研究和思考的問題。

根據實際情況，在制定財政金融政策，做好壓庫促銷工作時，我們可設想在以下幾方面實現突破：對于高價位庫存糧食，只要地方政策采取補貼的方法，保證貸款本息能夠全額收回，農發行就應予以配臺支持；對銷售特別困難的糧食企業，可按新購進糧食成本實行推陳儲新，等量對沖；由地方人民政府批準，落實價差補貼來源，并在收購旺季結束前能對沖完成的，或企業愿意財務資金做風險保證的，可實行先銷后購的辦法推陳儲新；對于銷售1998年前陳糧的，本著打緊各項費用原則，銷售只計算1999年9月1日后發生的利息與保管費用，盡快消化，減輕負擔?？傊?，在促銷上，既要堅持“順價銷售”的原則，又要掌握一定的靈活性，只要落實了糧價虧損的彌補來源，就要積極督促有關部門落實處理陳化糧和高價糧。

三、農業政策性信貸風險亟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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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公用事業；財政補貼；供給補貼；需求補貼

中圖分類號：F06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4）02010809

一、概 述

供水、燃氣、供熱、城市公共交通等公用事業關系國計民生，大部分都具有社會公益性和自然壟斷性，傳統上都由國家壟斷經營。從20世紀80年代，很多國家逐漸開始以市場化和放松規制為主題的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此后，我國也開始啟動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一般都要求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通過價格信號引導，利用市場機制獲得可持續發展能力。由于過去我國公用事業產品普遍定價過低，因此市場化導向的改革將伴隨著價格的提高。而這必將給部分利益相關者（特別是貧困消費者）帶來不利影響。世界銀行認為，每個消費者有獲得電力、電信和供水等基礎設施產品和服務的權利，這是人的基本權利[1]。對于我國部分農村地區以及社會低收入消費者來說，目前尚未享受到上述基本服務（如大部分農村地區和部分城市郊區的自來水和管道燃氣供應），已經成為社會不和諧的潛在風險[2]。而市場化導向改革將帶來的價格上漲，也必將加劇我國消費者在獲得公用事業產品方面的差距，影響社會和諧發展[3]。

目前我國在公用事業價格補貼方面尚未形成科學合理的補貼機制，而是采取“一事一議”的方式，具有很大的隨意性，不僅缺乏科學統籌規劃，實際操作中也面臨很多困難。而且，還存在補貼對象模糊不清，虧損企業成本績效不透明和補貼效果缺乏考核等諸多問題[4]。

二、我國城市公用事業財政補貼目的的重新界定

我國城市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使企業逐漸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通過提高企業的效率和競爭力來促進城市公用事業的發展[5]。由于目前城市公用事業價格改革的滯后，價格仍然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企業承擔了過多的社會公益性成本，因此企業無法通過價格來收回成本，更無法獲得盈利。為了解決這種狀況，必須繼續深化城市公用事業改革。改革的方向一是逐漸提高城市公用事業的價格水平，使得價格逐漸能夠彌補成本，促進城市公用事業經濟效率提高和促進社會公眾對城市公用事業的節約；二是通過財政補貼彌補價格改革對社會公眾的不利影響，特別是對貧困消費者的影響。因此，城市公用事業財政補貼的目的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一）彌補企業的社會公益性成本

城市公用事業現階段仍是通過低價方式，讓企業承擔社會公益性成本。因此城市公用事業財政補貼的目的就是彌補企業的社會公益性成本。這種公益性成本是企業提供城市公用事業的直接運營成本，如圖1所示。

圖1 社會公益性產品虧損補貼

在圖1中，AC為平均成本，MC是邊際成本。企業為了收回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必須按照平均成本定價（AD）。但由于AD水平的價格太高，不利于社會公益性產品的社會配置。為了提高社會福利水平，政府要求企業按照邊際成本定價（BC）。此時，會給企業帶來面積為ABCD的虧損，使企業的經營不能持續。因此，可以通過邊際成本定價來達到帳累托最優，同時，通過財政補貼補償企業的公益性虧損ABCD。當然，財政補貼也要避免為企業的效率低下買單，要通過成本核算和監督、產出激勵以及質量監控等方式，促進企業效率提高。

（二）促進社會公平

城市公用事業價格改革會對消費者（包括現有消費者和潛在消費者），特別是貧困消費者產生不利影響[6]。由于作為生活必需品的城市公用事業價格上升，消費者的支出會增加，負擔加重。如果城市公用事業支出占消費者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太高，會降低消費者在食品、住房和醫療等方面的開支，降低其生活質量，造成比較嚴重的社會公平問題[7]。近年來我國城市公用事業價格上漲的幅度遠快于居民收入增長幅度，已經造成居民消費支出的負擔加大。見下表1。

表12001—2006年城市部分城市公用事業價格指數（單位：%）[7]

來源：根據北京統計年鑒2006-2010的有關數據計算。

從表3北京市的數據看，雖然全市平均支出水平約占中消費支出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是對于社會最低收入的20%的消費者而言，這一比例卻占到了41—46%之間，已經接近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可負擔性5%的標準。而且，根據計算，居民水電開支平均金額為4277—4951元之間。對于北京市城市低保戶來說，其水電支出約為102—133%之間，已經遠遠高于5%的可負擔性標準。

在目前我國的經濟條件下，首先是發展問題，要解決短缺約束，因此往往是企業起主導作用。這種改革狀況實際上使得企業的利益在改革中優先于廣大消費者的利益。盡管以企業發展優先的做法對整體社會福利沒有影響，但是卻造成社會分配的不公平問題，容易激起廣大消費者的不滿。深化城市公用事業改革，公平和效率應是同一個目標的兩個側面。因此，要通過有效監管和財政補貼來防止公用事業改革對不同利益相關者的消極影響，促進社會公平。

（三）糾正市場缺陷，體現政府公共服務職能

由于城市公用事業廣泛存在的自然壟斷性和社會公益性，在價格受到管制的時候，市場不會主動提供社會必需的產品和服務，或者是提供的數量遠低于社會最優的產出水平。由于這種市場缺陷（Market Failure）的存在，需要政府進行干預。政府的干預有兩種方式：一是對生產者進行補貼，二是對消費者進行補貼。這兩種干預和補貼分別如圖2和圖3所示。

對城市公用事業進行干預和采取補貼措施體現了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政府通過財政補貼所提供的公共服務，有助于彌補市場失靈所帶來的社會貧困問題。因為貧窮消費者如果無法負擔生活所必需的城市公用事業和服務的話，將會降低其生活質量，陷入貧困的惡性循環。

（四）深化城市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的需要

城市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革。過去，對于效率的追求使得人們忽略了城市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的社會影響。由于未充分顧及消費者和民眾的利益，往往出現市場化改革后，生產率及效益提高，企業所有者和投資人獲得很高的回報，但是普通民眾和消費者受損。研究發現，對一般大眾來說，城市公用事業市場化常常是社會不公平迅速加劇的根本原因之一[9]。因此為了保障改革的順利進行，在城市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必須采取補貼等相關措施彌補改革對社會的不利影響，在改革方案中反映社會公眾的利益訴求，促進我國和諧社會的建設和發展。

（五）促進城市公用事業發展，提高覆蓋率

我國城市公用事業盡管近年來發展很快，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是，目前城市公用事業水平仍然不能滿足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要求，表現為供水等公用事業覆蓋率較低、投資缺乏、部分城市和農村居民仍然無法獲得基本的公用事業和服務等。因此，通過科學合理的財政補貼機制，可以促進城市公用事業的發展，提高城市公用事業的覆蓋率，解決城市公用事業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作用，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的發展。

三、城市公用事業補貼方法

受制于改革進程，以及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水平，城市公用事業財政補貼方法如表1所示。在實踐中，應該是有選擇地將多種方法結合起來一起采用。

（一）供給（企業）補貼方法

1補貼對象的確定

城市公用事業價格補貼對象應以是否執行低價政策及其與此相關的公益職能為約束條件，從而劃清企業的公益性、政策性虧損和經營性虧損。在城市公用事業具有多個環節的情況下，比如能源和電力，一般也要分析補貼到底給予哪個環節的企業。是給予能源生產企業還是配送和零售企業？還是使用的能源直接為社會服務的企業？一般而言，補貼是要彌補企業社會公益職能而發生的虧損，因此要給予最直接相關的企業。也就是說，要給予最接近社會公益消費者的企業。至于其他環節企業，應該通過價格的調整來彌補成本，獲得可持續發展。當然，如果其他環節企業因為國家政策的規定而無法按照市場機制調整，也應該獲得相應的補貼[10]。

2補貼數額的確定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相關文獻整理。

4補貼的監督和評價

首先，建立專業人員監督制度。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結合的方式，或派監督專員進入企業，監督企業的經營狀況以及補貼資金的使用情況。其次，建立現行價格和企業成本費用監測制度。及時搜集匯總市場價格、居民收入和企業勞動生產率動態信息，測算對企業成本費用變動的影響，為調整合理價格、現行價格以及補貼標準提供依據。最后，完善社會監督機制。全面推行城市公用事業提供企業定價成本和收益指標的社會定期制度，向社會公布城市公用事業質量標準，建立城市公用事業質量考核指標，吸納公眾參與對其質量的考核。

5補貼的動態調整機制

兩部收費根據入門費和單價的不同組合，為消費者提供不同的選擇，鼓勵消費者根據自己的消費狀況選擇最適合的組合。對消費量較低的用戶來說，選擇類似于TT1的組合可能是比較合意，因為盡管單價較高，但入門費很低，所以每月消費費用比較低。但是對于每月消費量很大的用戶來說，TT2是更合意的選擇，因為盡管入門費用較高，但是較低的單價，加上較大的消費量一起“攤薄”了這部分固定費用，因而總體費用較低。兩部收費也為消費者提供了自選擇的機會，可以間接地實現對于低收入用戶的消費補貼。

（5）接入費（Connection Charge）。是指對新的城市公用事業用戶提供網絡連接（從而可以傳輸產品和服務）時所收取的一次性或者年度的費用。接入費的收取在供水、燃氣等市政公用事業定價中比較普遍。很多國家在公共供水價格結構中都包含接入費[11]。此外，當與公共事業有關的公共基礎設施進行擴建時，也會征收一定的一次性增容費。在利用接入費補貼貧困消費者時，可以采取低價或者免費接入的方式。接入補貼是一次性的補貼，而其他的價格補貼往往需要連續的現金流，因此產生相應政府經常性開支和資源性企業的損失。

2非價格補貼

非價格補貼方法主要包括現金補貼、免費供應等。其中，現金補貼是對于特定消費群體發放一定數量的現金，使得其可以獲得滿足生活需要的城市公用事業；而免費供應則對特定用戶免費提供生活必需的城市公用事業，如供水。這類補貼的難點在于如何確定合格的受益對象。一般是根據家庭可支配收入來確定需要補貼的用戶，如低于社會最低工資標準的家庭，或享受低保的家庭。

3需求補貼應注意的問題

在使用需求補貼時，必須注意帶來的不利影響。價格補貼，特別是低價補貼可能會帶來難以預料的負面影響。一方面，由于我國傳統計劃經濟的影響，城市公用事業曾長期被無償調撥使用，不合理的城市公用事業定價方法導致了城市公用事業市場價格的嚴重扭曲。目前我國大多數城市公用事業長期實行遠低于成本水平的價格政策，加劇了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和浪費，并且造成技術革新行為出現方向性偏差，所形成的格局就是長期以來以不斷擴張的資源供給滿足用戶需求的不斷增加，大量的社會資源投入到低成本開辟新資源供給的研究和實踐當中；另一方面，由于低價甚至零價政策缺乏對需求方在節約消費以及提高利用效率方面的鼓勵，使得大量的社會資源無法投入到節約資源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市場以及開展各種更高效利用現有資源的行為當中。與此同時，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大量并且廣泛產生的外部性也無法得以正確地內部化，特別是不可持續開發利用資源帶來的經濟外部性，以及資源開發利用整個過程中所造成的環境外部性。

在我國宏觀的市場經濟體制價格改革以及自然資源的價格改革背景之下，城市公用事業價格改革的基本目標，就是要建立起充分體現國家資源稀缺狀況，以節約利用、合理配置資源、提高使用效率、并促進資源可持續利用為核心的定價機制；為此城市公用事業價格改革將會逐步使得價格反映出資源的全部成本，包括資源保護、開發利用、廢棄物處理和其他與環境相關的成本，促進資源的生產經營單位真正實現企業化運行，推動全社會節約利用和高效利用。然而對于城市公用事業的用戶而言，價格就是最終支付的關聯于消費量的全部價格，消費者期望的是保證服務、安全以及符合質量標準條件下的可以負擔并且較為穩定的低價格。而對城市公用事業供給方而言，價格的目標則是在回收全部成本的同時，盡可能獲取持續、穩定、長期、合理的投資收益。最終城市公用事業價格的形成過程實際上就是上述三方利益目標在一種博弈中尋求均衡的過程。因此，在使用價格補貼時，我們要注意達到以下目標：

公平性和平等性原則：城市公用事業價格的制定要使得各個收入階層的人都有能力承擔生活必需品的費用，并且注意城市公用事業和服務定價對社會收入分配的影響。

資源高效配置原則：資源價格要真正反映資源的經濟成本，使得這一稀缺資源能夠在不同用戶以及不同用途之間進行高效率配置。

成本回收原則：使得用戶支付的價格能夠補償對資源消費過程中產生的成本，以保證投資回報、維持正常運行并促進可持續開發利用。

可持續發展原則：體現資源這種不可替代資源利用的代際公平，要使得可更新的資源存量和更新能力加以保持，在價格中包含資源開發利用的外部成本。

四、對目前我國城市公用事業財政補貼改革的建議

（一）短期內采取供給補貼保障企業的正常運營，從長期看要通過需求補貼解決社會公平問題

在目前的改革階段，城市公用事業面臨的主要問題還是解決短缺問題，因此改革要以促進企業的發展壯大為中心，財政補貼的選擇也要圍繞解決短缺問題來進行。由于企業還尚未成為真正的市場經營主體，還需要承擔較多社會公益性成本，這部分成本顯然需要政府來最終負責。由于城市公用事業價格改革的滯后，企業也無法通過城市公用事業的價格彌補成本并獲得持續發展的能力，也需要政府對企業的正常運營維護加以支持和提供保障。因此，在這樣的改革背景下，財政補貼思路要側重于保障企業的正常運營，在財政補貼方法上要選擇企業補貼（供給補貼），即通過財政資金補貼企業的社會公益性成本，或是采取其他直接或間接的方式降低企業的投資和運營成本，逐漸解決困擾城市公用事業發展的短缺問題。

隨著城市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化，短缺問題會得到解決，價格改革也會逐漸到位。此時，價格不僅足以彌補企業的成本，并使企業能通過價格獲得持續發展的能力，而且價格也應該成為促使企業根據競爭和需求狀況來降低成本和提高盈利能力的市場機制信號。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已經能夠按照市場機制和規律的要求，逐漸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因此，此時的財政補貼政策應該以消費者為中心，側重解決社會公平問題，特別是解決貧困消費者的消費問題，以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在財政補貼方法的選擇上要以消費補貼（需求補貼）為主，采取各種直接或間接方法，解決現有貧困消費者的消費負擔，以及那些尚未獲得城市公用事業產品和服務的潛在消費者的可得性問題。

（二）控制財政補貼的逆向激勵與負面影響

城市公用事業財政補貼是政府出于彌補市場失靈和促進社會公平的目的，是對市場機制的一種干預，因此是一種次優選擇。但是，在政府改變了市場機制的同時，也會施加額外的激勵措施。問題在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使得政策設計者常常并不了解真實情況，也無法控制具有理性經濟人特征的企業和消費者的激勵選擇。因此補貼機制也可能會誘使企業和消費者做出不同于市場機制下的利益最大化選擇，而理性個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可能并不是設計補貼機制所希望出現的結果。補貼的利益相關者的激勵與公共政策目標并不一致。例如，考慮政府和城市公用事業企業之間的博弈，雖然政府希望企業能夠服務于社會和貧困人群，但企業出于盈利的目的，可能沒有擴展網絡、服務貧困地區和增加產出的經濟刺激，補貼能夠提供給企業這樣的激勵嗎？企業會不會因此降低了相應的服務質量？在通過財政補貼彌補企業的社會公益性虧損情況下，由于不了解企業成本等相關信息，企業會有激勵虛報能夠得到補貼的那部分成本信息；在設計為貧困消費者獲得的城市公用事業補貼，也可能會成為非貧困消費者努力去獲得的目標。因此要防止財政補貼的逆向激勵，防止出現“好心沒辦成好事”。因此在設計補貼政策的時候，必須考慮到逆向激勵的存在。特別當補貼是由私營企業實施的時候，必須加強管制和監督，這對于減輕潛在的逆向激勵，提供符合一定質量水平的產品非常關鍵。

同時，由于補貼降低了消費者獲得城市公用事業的成本，如果機制設計不當，也會造成消費者的過度消費，不利于資源的節約和有效利用。補貼還會造成財政壓力增加、扭曲企業激勵等負面影響，這些在設計補貼時必須注意。

（三）財政補貼機制應該規范、透明，具有可預見性

財政補貼機制應該規范化，應該通過專門的法規界定財政補貼的目的、補貼資金的來源以及補貼程序管理等方面的內容，盡量避免補貼管理和操作中的隨意性。

從管理的角度看，在其他方面不變的情況下，財政補貼管理工作和控制程序應該盡量簡化以最小化管理、監督和執行成本。同時，也應該降低受益者申請所花費的時間，降低理解和填寫申請表格以及參與補貼計劃的時間成本。

財政補貼的透明是指補貼計劃受益對象的資格標準、執行和管理補貼過程的透明程度。補貼的透明應該通過以下幾個問題來定性：補貼資金在各地區分配的規則是怎樣的？地方政府如何識別受益者并且進行挑選？有明確的補貼合格標準嗎？補貼分配的責任是明確定義的嗎？補貼是由獨立機構管理的嗎？補貼程序和結果是不是為公眾所知？等。只要回答了上述問題，基本可以為補貼的透明確立一個基本的框架，將補貼的過程和結果置于陽光之下，有利于杜絕補貼過程中的腐敗和扭曲。

另外，財政補貼計劃的確定和執行機制也應給所有利益相關者提供穩定的預期和可預見性。這包括要盡早將補貼的目的和原則公之于眾，補貼的程序和管理機構等信息應該方便獲得、補貼申請應該便于操作、補貼結果應該便于查詢等。一旦確立了受益對象的資格標準和程序，潛在的參與人將能自動預測自己獲得補貼的可能性和補貼數額，從而杜絕補貼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腐敗現象。

（四）深化城市公用事業價格體制改革

城市公用事業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最大限度地運用市場機制。同時，對不能或不能完全由市場決定其價格的某些壟斷性、基礎性的資源產品，政府的價格管制要形成反映各方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能夠及時靈活調整、透明度高的機制，以盡可能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減少或防止資源價格的扭曲。價格機制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行最重要的作用機制。只有合適的價格才能正確反映供給和需求，才能正確調動資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從而保證資源最大限度的合理使用。

從改革的方向看，我國城市公用事業最終應形成以市場調節為基礎的價格形成機制，政府應擯棄行政性干預和管理價格的方式，主要通過制定相關的稅費政策和監管手段等進行適度調控，促使價格能夠真實反映出資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場供求狀況。盡管城市公用事業自身具有某些特定的屬性，但從長遠來看，并不能改變市場機制作為其價格變動基礎性調節機制的特征。新型資源產品價格機制的形成，有利于市場價格有效地刺激企業經營者加強管理、改進技術和提高資源的利用率，促進資源節約和綜合利用，減少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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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在實地調研基礎上總結寶雞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先進經驗，從制度設計和政策執行兩個層面分析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有助于進一步完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快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并于2009年在全國10%的縣(市、區)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以下簡稱新農保)試點工作，以后逐步擴大試點，在全國普遍實施，2020年之前基本實現對農村適齡居民的全覆蓋。2007年6月寶雞市政府出臺了《寶雞市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行辦法》，率先在全國探索建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自試點以來，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和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寶雞市推行的新農?；I資模式還被寫入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為國家出臺新農保試點指導意見的“藍本”。如何在試點階段開展好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工作，積累先進經驗，總結問題，不斷改進，對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保障老年農民基本生活和逐步縮小城鄉差距，維護社會穩定都具重要意義。

一、寶雞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試點的成功經驗

寶雞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以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為基礎，家庭養老、土地保障和社會救助等政策為補充，養老補貼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一種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模式。它從滿足當前農民群眾最直接、最迫切、最現實的養老需求人手，結合本地實際，提供相應的制度供給，為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進一步推廣積累了成功經驗。

(一)因地制宜，建立適應當地發展水平的新型農村養老模式

寶雞市農業人口279萬，位于西部欠發達地區，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都相對落后，地方財政收人也相對薄弱，農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傳統的養老觀念在廣大農村地區仍占據主導地位。由于地處山區，耕地較少，土地保障功能正逐漸弱化，出外打工成為許多農村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因此，留守農村老人的生活不確定性也隨之增加，對于養老的社會保障需求也愈發強烈。從供給角度來看，我國尚未建立完整系統的農村養老保險體系，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供需矛盾尤為突出。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寶雞市“敢為天下先”積極探索，勇于創新，結合當地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發展水平，建立起財政負擔得起，農民承受得起、接受得了，并且適應農民群眾心理特點的“個人賬戶十基礎養老金”的養老保險模式。并實行“捆綁式”繳費，對于弘揚我國千百年以來的傳統文化美德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二)加大投入，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

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以人為本理念的具體實踐，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體現?？茖W發展觀對于政府管理理念和職能轉變，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新要求。寶雞新型農場社會養老保險在籌資模式上的創新正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鮮明體現。從財政支出角度加大對農村養老保險的投人是“新農?！敝贫鹊靡皂樌麑嵤┑年P鍵，這種制度安排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群眾參保積極性。通過農村新型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寶雞模式”不僅在陜西樹立了典型，也為全國農村養老保險積累了經驗。

(三)加強領導，確保制度順利實施

好的制度更需要好的基層落實，政策執行地好，才能達到預期的政策效果。在寶雞，“新農?！钡耐菩械玫搅耸蓄I導的高度重視，專門成立領導小組，明確各級政府責任。各試點縣(區)分別制定關于農村新型社會養老保險的《實施方案》和《實施細則》。各試點縣(區)政府與鄉鎮人民政府簽訂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目標任務書，各鄉鎮政府又與各村簽訂責任書，把任務分解落實到村組，一級抓一級，一級對一級負責，健全組織，配備相應的人力、物力、財力，對于農保工作人員建立獎懲和激勵機制，強化監督考核，以確保政策順利實施。寶雞市在“新農?！敝贫韧茝V方面的具體做法也值得借鑒和學習。

二、存在的問題

通過實地調研，我們發現寶雞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試點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這其中既有制度設計層面上的，也有具體執行過程中的問題。

(一)制度設計層面

1、籌資模式中“集體補助”功效缺失。寶雞新農保實行個人繳費、集體補助和財政補貼相結合的方式。由于寶雞地處欠發達地區，各縣(區)之間經濟水平存在差異，農村集體經濟并不發達，絕大多數農村并無相應的集體經濟來源，沒有能力去為本村農民繳納養老保險費用，通過調研我們發現，目前試點地區集體補助部分不足10%。因此，籌資模式中“集體補助”這一部分在某種程度上效用不明顯，并未對農民保費的籌集起到真正切實的作用，即使少數農村有集體經濟來源，在制度設計中也沒有明確的激勵約束機制。

2、繳費標準較高，將少部分農村貧困人口排除在新農保體系之外。廣覆蓋性和普惠性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要求。寶雞市新農保的繳費標準是按上年度本縣(區)農民人均收人的5%一30%來進行繳納的。農民收人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而用于家庭成員看病、子女上學等開支又較多，部分農民收人水平處于本縣(區)農民人均純收人水平之下。由于寶雞新農保實行捆綁制繳費，并且在實施過程中，大都實行按年繳費的方式，即一次性繳夠1年的保費，如果家庭適齡參保人口較多，即使依照最低限度繳納養老保險費用，仍有不少貧困家庭存在困難，這樣就會造成將貧困人口排除在外的狀況，導致部分適齡人員無力參保，60周歲以上的貧困老人不能領取養老補貼。

3、制度銜接尚不完善。我國當前處于經濟轉型的特殊時期，農民流動性較大，農民角色也在不斷變換，寶雞市新農保雖然在制度設計上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留有接口，但新農保與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等制度具體銜接辦法，目前尚未出臺。此外，寶雞新農保實行的是縣級統籌，這就為新農保在各縣、全省乃至全國其他地方轉移帶來了一定的困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政策的可持續性。

4、18一44周歲農民參保積極性相對不高。通過調研我們發現，18-44周歲這個年齡區間的人群參保積極性相對不高。一是制度規定，只要繳滿巧年就可享受養老保險待遇，部分群眾認為從18歲開始繳納保費，還太早，時間過長。二是這一年齡區間人群的不確定性因素較多，角色轉換的可能性較大，由于目前各種制度銜接機制尚未完全建立，部分農民對這一政策還處于觀望期。三是農民受認識水平和現實主義思想的影響，比較注重眼前既得利益，過早的繳納養老保險從觀念上還接受不了。四是對于政策是否能夠落實到位，可持續性怎樣，部分群眾還心存疑慮。

(二)政策執行層面

1、市、縣兩級財政壓力大。增加財政補貼是寶雞新農保的亮點，但也給當地市、縣兩級財政帶了一定壓力。由于經濟發展水平有限，寶雞市財政收支矛盾比較尖銳。目前市縣財政新增財力的60%以上已用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解決民生問題方面，若再加大投人，困難較大。如鳳縣僅2008年下半年，對于新農保的財政支出就占到全縣年財政收人的4%，壓力較大。如果新農保全面推廣，將會面臨很大的資金缺口。若是財政補貼資金保證不了，則會影響制度的穩定運行及可持續性。

2、農保經辦機構人員配備不夠、經費不足。在部分試點縣，農保經辦機構人員編制不夠，不少工作人員身兼數職，還有一部分工作人員屬于外聘，隨時存在人員流失風險。在村一級的專門工作人員也落實不到位，對于工作的開展造成一定障礙。此外，新農保處于試點階段，工作量大，部分縣位于山區，運行成本也比較高，目前存在新農保工作經費不足是基層試點中存在的普遍問題。

3、基金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寶雞新農保實行縣級統籌，而縣一級基金管理人員的業務水平有限，對于基金的保值增值管理也存在一定難度。此外，如何根據我國宏觀經濟形勢，規范管理基金、實現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需進一步考慮。 三、進一步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對策及迫議

(一)制度設計仍需完善

1、在原有制度基礎上探索建立多層次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經濟發展水平是制約農村社會保險發展的核心因素，寶雞市存在縣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針對籌資模式中“集體補助”功效缺失的問題，一是應遵循地區差異性原則，進一步根據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地區細分，建立起多層次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二是在當前經濟形勢嚴峻，大量農民工返鄉的情況下，鼓勵有條件的農村創辦集體經濟，一方面可以幫助農民增收創收，另一方面可以維護社會穩定。三是對于有條件進行集體補助的少數村落，可以給予一定的免稅激勵，同時也要明確規定補助比例，從而使集體補助這一塊資金落到實處。

2、增加繳費標準彈性，降低門檻，使政策更具普惠性。現有的年繳費標準是按縣(區)上年農民年均純收人的5%一30%繳納，為了把少數貧困人口也納人“新農保”，一方面可把繳費下限降低到4%，將繳費區間調整為4%一30%。另一方面，繳費方式上嚴格按照《試行辦法》進行，可按月、季、年繳費，有條件的一次交清。在實際操作中，幾乎所有試點地區都實行一年一次交清的方式，對于家境貧困，又多子的家庭來說，還存在困難。所以，在繳費方式的選擇，一定要尊重農民的意愿，而不是一味追求完成任務。這樣，一可以增加“新農?！钡母采w性，二可以體現公平性。此外，要健全信息傳遞機制和監督機構，建立可以讓農民群眾正確、順利傳達信息的渠道。

3、盡快完善制度銜接機制。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最終目標是建立起城鄉一體、各制度之間可銜接，不同區域之間可轉移的社會保障體系。針對寶雞社保體系建設情況，從己留接口除非，率先探索建立新型農民養老保險制度和城鎮職工養老保險、被征地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具體辦法。

4、加大激勵力度，調動18一44周歲農民參保積極性。針對18一44周歲農民參保積極不高的情況，可適當加大激勵力度。在農民繳夠巧年的基礎上實行每多繳一年多增加2元財政補貼的辦法，同時實行根據不同繳費比例，增加財政補貼標準的辦法，如按20%比例繳納保費，則每年“進口”補貼調整為40元，按30%的比例繳費，每年“進口”補貼調整為50元。另一方面，可從宣傳上人手，從認識程度上提高，培養農民群眾及早投保的意識，也可在學校專門設置相關的課程或講座。

(二)建議構建中央、地方兩級財政補貼分攤機制

財政補貼是關系到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否能夠穩定推行的重要條件，就目前寶雞市情況來看，市、縣兩級普遍感到財政壓力較大，農村新型養老保險制度如果僅靠地方財政扶持，一方面，地方財政收支矛盾會進一步加劇，另一方面，也會影響到制度的持續性。參照國際經驗，中央財政都以不同比例對本國農村養老保險進行了一定的轉移支付。因此，我國也可借鑒這種做法，在可承受的范圍內，中央財政補貼向農村傾斜，更要加大在中西部地區的傾斜力度，構建中央、地方兩級財政補貼分攤機制，使基礎養老金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分擔。這樣一方面可以緩解地方財政收支矛盾，另一方面也可以“新農保”以較快速度推廣。對于“新農?！蓖菩羞^程中所需經費，要建立量化標準，財政撥款，落實到位。根據各地情況，確定農保經辦機構人員編制，保證“新農?！钡耐菩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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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農業產業化資金，支農財政投入，農村金融，農民收入

 

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而近幾年來，農民收入增長減慢，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是我們面臨的新問題。云南是一個高原山區省份，全省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呈階梯狀逐級下降，海拔高低相差極大，地貌類型多樣，氣候類型復雜，比起國內的其他省份，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欠發達。同時又由于經濟政策等多方面原因，使得農業的投入少，農村一直處于不利的地位，農業增效難、農民增收難、農村社會進步慢的問題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決。要發展農村經濟，就要先增加對農業的投入，改變投資結構，使投入主體、投入渠道以及投入形式更加多元化，不斷完善農村產業投資體系。

一、云南省農業產業投資構成

云南省涉農產業資金來源主要有：政府、金融機構、社會投資等。其中支農財政投入，政府擔負著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職責，故應重點投資于那些風險較大、收益期長，對農業發展起著保護和促進作用的大中型項目；銀行等金融機構起到的是調節社會余額資金的作用，因而對農業的貸款主要應用于生產經營用的暫時周轉資金；而社會投資從目前發展的情況來看，由于受多方面的原因，投資額還比較小。

目前，云南省政府對農業的投資，主要有財政預算內安排的支農資金、基本建設資金、專項扶貧資金以及對農民的直接補貼。農業投資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拿出來的，主要用于投資農田的水利建設、農業科技推廣、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起到了維持農業發展外圍環境的作用。2007、2008兩年全省的財政支出總額為1135.22億和1470.24億元，而財政支農支出分別為 127.60億和177.77億[1]，農業支出所占財政支出比例分別是11.24%和12.09%，表明財政支農支出的增長速度略加快。

各金融機構對農業的貸款是農業投資中另一個較大的來源。2007和2008兩年，我省金融機構發放的農業貸款分別是444.6億元和747.2億元[1]1，這主要來自國有商業銀行，說明國有商業銀行是金融機構中對農業投資的主體論文格式范文。

農業投資中社會投資目前規模不大、影響范圍較小。農戶投資僅限于種籽、化肥、農機具等方面，由于資本積累額的限制，他們往往沒有能力開辦第二、三產業，故農戶投資對農村產業結構的優化所起作用不大[2]。因而要通過投資結構的變動來影響農村產業結構，主要還要依靠財政支出和銀行農村信貸。

二、云南省農業產業資金來源：

（一）財政投入

財政對農業的投入主要是指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工具對農業發展提供的資金支持，既包括政府通過財政預算安排的直接用于農業發展的財政資金，如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事業費支出、支援農村生產支出等，也包括政府通過其他渠道安排的間接支持農業發展的財政支出，如各種用于農業的財政補貼支出、農業稅收減免等[3]。財政投入是國家支持農業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財政對農業的有效投入是促進農業經濟發展和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措施之一。歷年省委省政府都將農業作為重點，采取各種投資方式，提高農業產值，增加農民收入。

通過表1我們可以看出，財政對農業的支出保持著不斷增長的趨勢，從1998年的34.66億元上升到2008年的177.77億元，上漲了約5.13倍，其中漲幅最大的為2007年，該年的財政支農資金較上年增長了52.16%。漲幅最小的為2005年，該年的財政支農資金僅比上一年增長了2.23%。從農業支出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看，財政農業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在不斷上升，1998年為10.57%，2000年為9.47%，到2003年這一比例降到了8.34%，2004年出現恢復性增長，為10.83%支農財政投入，到2008年為12.09%。但是從另一個方面考慮，農業作為我省的支柱產業，每年的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均小于20%，由此可見，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力度依舊較小，不能夠適應農業的快速發展。

表1云南省歷年財政總支出與農業支出對比情況

 

年份

地方財政一般預算

支出（億元）

農業支出

（億元）

農業支出增長

比重（%）

農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

1998

328.00

34.66

2.48

10.57

1999

378.05

36.59

5.57

9.68

2000

414.11

39.20

7.13

9.47

2001

496.43

45.26

15.46

9.12

2002

526.89

46.35

2.41

8.80

2003

587.35

48.99

5.70

8.34

2004

663.64

71.90

46.76

10.83

2005

766.31

73.50

2.23

9.59

2006

893.58

83.86

14.10

9.38

2007

1135.22

127.60

52.16

11.24

2008

1470.24

177.77

篇(6)

［關鍵詞］家電下鄉；消費者；經銷商；政府；層次分析法；解決方案

［中圖分類號］F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6-0130-02

1 “家電下鄉”執行效果影響因素評價體系的構建

“家電下鄉”是由政府發起的一項利民惠民工程,相關政府機構在推動下鄉工作展開中起到重要作用,為“家電下鄉”工程實施營造良好環境。主要工作有：①宣傳工作,擴大“家電下鄉產品財政補貼13%”這一政策的知曉度；②基礎設施完善,為下鄉工作的進行掃除障礙；③質量監督,主要是解決非家電產品魚目混珠和惡意抬高價格的問題；④補貼落實,方便消費者及時領取補貼。

產品的購買最終還是要反映在農民消費者上,經過收集工作,確定了價格、質量及售后服務、品種豐富度、補貼方便及時為影響農民消費者消費滿意度的主要因素。特別需要說明的是質量及售后服務不僅體現在產品本身上,還體現在農民消費群體質量及售后服務的信心上。

2 影響“家電下鄉”執行效果的核心因素確定模型的構造

2.1 層次分析法簡介

層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是美國運籌學家薩迪(Saaty T L)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它是一種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多目標決策分析方法。其步驟如下：

(1)建立層次結構模型

首先根據多目標決策問題的性質和總的目標,對所要解決的問題明確認識,弄清問題的邊界、包含的因素以及因素之間的隸屬關系,將決策問題層次化,構成一個由上而下的遞階層次結構。

(2)構造判斷矩陣

(4)層次總排序

利用同一層次中所有單排序的結果,就可以計算針對上一層次而言,本層次所有元素相對重要性的權重,即層次總排序,并進行一致性檢驗,方法同單排序相同。

(5)計算被選方案權重,得出決策結果

遞階層次最底一層的總排序權值即為數學模型中的權向量矩陣A,記A=(ω1,ω2,…,ωn),式中ω1,ω2,…,ωn分別指遞階層次最底一層各指標對應的權重。方案選擇標準：權重越高者越理想。

2.2 模型應用

(1)根據調研數據和經驗判斷,構造判斷矩陣

進行層次排序并對判斷矩陣進行一致性檢驗,計算結果如表3~表6所示：

由于以上所有的判斷矩陣一致性比例CR

(2)層次分析法研究結果展示

研究結果表明,影響咸安區“家電下鄉”工程推進比重最大的有三個基本因素,分別是品種豐富度P1(0.2370)、質量及售后服務P4(0.1511)、補貼落實P10(0.1224)。在一級指標中,消費者滿意度C1(0.4983),所占比重最大,說明制約下鄉工程進一步擴大的主要問題在消費者本身。

2.3 模型結果分析

(1)消費者層面, 品種的豐富度和質量及售后服務成為制約咸安區下鄉工作進一步擴大的瓶頸。品種的豐富度, 即對非家電下鄉產品的需求, 不僅限于現有下鄉產品的老幾件。

(2)政府層面,影響其工作效力的最主要兩個因素是補貼落實的靈活性和質量監督。關于補貼的靈活性,當地采用定期清算,降低了消費者領取補貼的麻煩和顧慮,且靈活采用手機話費補貼的方式,可見這是政府工作方面的著力點。質量監督是基于農村消費者要求提出的。

(3)經銷商層面,限價水平和銷售獎勵成為影響其積極性的主要因素。限價影響經銷商利潤,進而影響其參與積極性,因而相對重要。

3 政策建議

3.1 完善下鄉產品質量

基于質量問題的重要性,三方應合理解決。首先,政府要積極引導,凈化下鄉產品的市場環境,鼓勵經銷商完善售后服務體系,解除農民消費者的后顧之憂；其次,經銷商要從長遠的角度出發,逐步培養消費者的品牌意識,提升消費信心；再次,消費者要提升維權意識,同時發揮好自身市場主體的監督作用。

3.2 增加下鄉產品品種

一般大家把這類耐用品消費者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改善生活型,即家庭生活確實有一定困難,如今借著國家“家電下鄉”的財政補貼政策,添置原本沒有的彩電、冰箱等“大件”,這類消費者的需求不具有延續性,挖掘空間有限；第二類是消費升級型,即選擇將原有老舊家電更新換代,這類消費者絕大部分的更新需求已經得到滿足；第三類是婚嫁喜慶型,即家庭喜事時購置,這類消費在農村中占有極大比例,但是總需求量較小。進一步擴大內需,改善民生,還需要引入其他產品,如各地反應強烈的小家電。

3.3 完善限價調節機制

從排序結果中可以看到限價水平也影響“家電下鄉”實施效果的重要因素,價格調節機制并不健全。政府應當根據農民的產品需求狀況制定限價水平。

參考文獻：

［1］王巍棟.“家電下鄉”任重道遠［J］.現代商業,2008(4):24-27.

篇(7)

關鍵詞：區域性；農業保險；發展路徑

中圖分類號：F840.66文獻標識碼：A

1中國區域農業保險發展的必要性

1.1農業生產的弱質性分析

隨著近年來，我國農業生產的基礎條件、投入程度和科技水平的不斷改善，國內農產品產量始終保持著世界前位。加之20世紀80年代初期生態農業、外部能源的投入，將現代科學與傳統農業生產相結合的熱潮，也推動了國內特色生態農業系統的建立，各區域憑借各具特色的農業資源進行產業化生產，以此提高市場競爭力。

盡管如此，但在我國種植業仍舊是農業的主體，而種植業又最易受到自然條件的影響，這便造成了國內農業生產對自然條件的強依賴性。即便是將傳統農業生產技術完全取締，也依舊難以打破“靠天吃飯”的束縛，再加上農業生產易受到動植物生長周期的制約以及農業生產對市場信號的反應滯后性。其競爭力明顯偏弱于其它產業。而正是由于農業生產的弱質性，也決定了對農業進行合理保護是各國發展農業生產的必然選擇。

1.2區域農業保險發展的必要性

自建國以來，我國農業總產值持續增長，從1979年的1117.60億元一直到如今的51497.37億元，在35a中上漲了40多倍（如圖1所示），對GDP的貢獻率高達4.9%。因此，無論從其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拉動力方面還是從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上來看，農業依然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亦是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不竭動力，更是促進農民收入增加、甚至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所在。尤其在如今國際分工越來越細的市場環境下，更加凸顯了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

然而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農業問題也逐漸成為繼就業壓力、經濟增長“三高一低”等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根本性原因之一[1]。諸如產業化水平落后、市場競爭力較低、人均土地資源嚴重不足，以及農業生產的高不確定性等等，這些因素無疑都給推進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增添了阻力。再加上面對著來自自然環境、產品市場、生產技術等諸多風險因素的制約。因此，客觀上亟需加強對其風險的管理是農業發展過程中最迫切的選擇。

圖11979～2013年中國農業總產值情況圖

農業保險是市場經濟國家對農業生產風險管理的通行做法，同時亦是我國現階段扶持農業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就目前我國國情而言，區域間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資源稟賦、社會經濟發展程度以及教育文化程度等差異的普遍存在，就使得我國在完善農業保險體系的同時，更需要將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區域特性以及各地農業保險實行的基礎情況都考慮進來，以區域性農業保險發展路徑的差異化選擇來解決我國區域間農業保險發展的不平衡問題[2]。

2中國農業保險發展的現狀及存在問題

2.1全國農業保險總體情況分析

在經歷了20a的保險業停辦的經驗教訓，國內保險業從1980年開始便進入了一個全面恢復和發展的時期，此時海外保險機構與保險業務也相繼逐步開始拓展。隨著1993年改革開放進程的進一步加深，《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以及保險法的頒布實行，我國保險業整體再次步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在這個過程中，無論從保費收入增長速度、保險保障服務領域還是從分散社會風險所帶來的社會效益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而其中農業保險業務的成長更是國內保險系統重建過程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

2.1.1保費收入增長迅速

據統計從1985～2012年間，在這不到30a的時間里，我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經歷了一個快速增長時期，農業保險承保量基本上是呈每年遞增的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官方統計，自2007年以來，保費收入累計已超過600億元人民幣，年均增速達到85%，而僅就2013年1a農業保險保費收入就已達到306.7億元，占這一年財產險保費收入6481.16億元的4.73%。而相較于呈下降趨勢的賠付率，足可以看出我國農業風險管理在分散風險方面起到一定的效果。

2.1.2農業保險服務領域不斷增多

截止到目前，我國農業保險覆蓋的險種已經比較廣泛了，從最初了種養兩業，再到現在的漁業保險、經濟作物保險、農機具保險以及森林保險等等，農業保險服務的領域在不斷的增加[3]。加之，農業保險對于穩定國內農業生產、維護城鄉和諧等方面都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因此深入發展農險保險、擴大農業險種的覆蓋面和承保范圍也是近期國內經濟建設的主要趨勢。同時，例如像繼續推進牧區保險、設施農業保險、農房保險以及農村綜合保險等涉農保險也將會成為提升國內農業保險服務能力的重要支撐[4]。

2.1.3有效分散農業風險

為了穩定我國農業生產的局面，國務院從1982年開始恢復了國內中斷23a的農業保險業務，因此1982年既是我國農業保險經營恢復的一年，也是對農業產業風險管理、分散轉折的一年。在1982～1993年這10a里，國內農業保險開始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保費收入驟增，在分散風險方面也卓有成效[5]。尤其從近幾年國內東、中、西部地區農業保險保費收入總額與農業保險承保品種的覆蓋范圍上來看尤為明顯。例如像廣東省、河南省保險公司在2012年，匯聚同質風險的數量、承保金額都有所上升，保險保費收入增長均在120%以上，而且承保覆蓋區域也不斷擴大，像山東省2012年農業保險開辦地區也由初期的55個縣（市）擴大到現在的100個縣以上，充分發揮了對區域農業風險的集合分散功能。

2.2中國農業保險亟需直面的問題

雖然從2007年國內實施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政策以來，中央財政已經累計撥付農業保險保費補貼資金262.1億元，而且在農業保險投入方面逐年遞增，年均增長45.8%。同時，在其它農業基礎設施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使得農業基礎設施長期薄弱的局面也得到了較大的改善。盡管如此，但我國農業依舊面臨著巨大的風險和挑戰。縱觀中國農業保險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看出，賠付率過高、農業保險有效需求不足、各地區農業保險發展程度存在巨大差異性，是我國農險發展過程中仍亟需正視的三大基本問題。

2.2.1賠付率過高

由于農業生產高風險性的特點導致農業保險自身難以產生經濟效益，尤其相對于第2、第3產業來說，農業生產周期較長，受自然制約較多，加之我國幅員遼闊，自然災害頻發。1982～2004年，全國的農業保險保費收入累計共80.98億元，而賠款支出共計70.65億元，平均賠付率高達87.24%；再到2008～2012年，全國的農業保險費收入累計達到了600億元，但與此相對應的高賠款支出仍居高不下，累計至2012年底共有400億元。在保費收入增加的同時，也承受著過高的賠付率[6]。

2.2.2農業保險有效需求不足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農業保險的有效需求是指在一定的時期內，在各種可能的價格上，農民愿意并且能夠購買的農險產品的數量。從這一點上來看，致使一國農業保險有效需求不足的因素有很多，而就目前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的程度來看，偏低的農民收入水平與農業保險的強外部性以及農業補貼政策的低效，無疑是造成這一問題的最直接動因。

2.2.2.1就目前來看，國內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構成大致可以分為4個維度：依靠傳統農業生產，（其中包括糧食作物、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家畜養殖收入），基本工資（即打工收入）、個體經營、其他收入（含政府補貼）。實際上，從上述其主要收入來源上來看，國內農民收入來源已經初步實現多元化，就以農村居民家庭總收入指標來看，已達到1990年總收入11倍[7]。盡管如此，但由于在3次產業中，農業生產依舊處于弱勢地位，再加上農村資源的長期匱乏。因此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依然很低，截止到2012年，其平均每人純收入僅7916元。這與過高的農業保險保費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2.2.2.2就國內農業保險發展的情況上來看，1985～1994年是國內農險保費收入快速增長的10a，而在之后的1995～1999年保費收入增長速度開始放緩，甚至還出現了回落，直到2000年以后，國內農險的保費收入又出現了快速增長的趨勢?？梢?，總體來看，國內農業保險是經歷了一段波動式的發展過程。而造成這一現象的動因是由于其具有強外部性。農業保險的強外部性是源于農業保險的準公共產品屬性，因此它便具有這種明顯的利益外溢的特征。即經營農業保險的主體和農戶投保的行為均可以使其他人和社會獲得收益，而受益者卻并非完全承擔全部的花費或代價。也正是由于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長期無法對等，農險市場慢慢出現價格歪曲，農民投保的個人預期收益下降，導致其對農險的需求也隨之減少，而此時如果農業保險生產經營者提供足量的保險，則保險企業必然要承擔虧損，結果又將導致供給不足。

2.2.2.3國家為農險提供保險補貼是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各國政府對本國農業保險普遍實行的扶持方式[8]。因此，從最初2004年的僅在試點地區實行，為參加種養業保險的農戶給予一定的保費補貼；到2006年的，通過龍頭企業資助農戶積極參加農業保險；再到已經將農業保險保費補貼列為財政預算科目，通過這10a農業保險補貼歷程的回顧，可以看出我國已經逐漸將農業保險補貼作為扶持農業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9]。

但隨著中央財政對農業保險保費范圍、補貼品種的不斷擴大，而相應取得的效果去依舊不佳。這要歸因于，依靠加大財政補貼的方式是很難刺激農戶的自愿參保行為，而且還會加強農業保險市場的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結果造成，財政補貼實行初期，雖然可以在短期增加農戶的參保率，擴大保費收入，但從長期上來看，卻無法持續維持保費收入增長，反而會出現下滑的趨勢。盡管近年來國家加緊對農業保險的政策補貼，從保費收入水平上看，亦是逐年增長，但按全國2.3億農戶計算，農戶人均投保費仍不足150元。

2.2.3各區域農業保險發展差異性大

農業保險是一項高風險、高成本、高賠付業務。因此各地各級政府對當地農業保險給予了大力扶持，也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從近2a的保險市場的區域格局上來看，東部地區依舊是國內保險業發展的主力軍，該地區實現的保費收入可以占到全國保費收入的58%作用，而中部地區的8個區域保險市場和西部地區的12個保險市場所實現的保險收入僅能占到全國份額的23%和19%。而且到了2012年，東部地區保費收入不斷增長，共實現原保險費8955億元，同比上升0.47%，在農業保險發展方面也不乏亮點，以廣東省為例僅2012年1a農業保險保費增長了130.9%。而中、西部農業市場增速卻放緩，在農業保險運行模式上也沒有實質性的突破，以湖北省為例，整體來看農業保險規模較小，險種也主要是集中在耕牛保險、養魚保險、煙草種植、蔬菜種植等險種。保險責任主要是自然災害和病蟲害方面。雖然國家從2008年開始，正式啟動了政策性農業保險，通過引入政府推動、市場運作、保險公司自辦等相互配合的經營模式，但由于貫徹“微利”原則，依舊很難改變全省農業保險承保范圍狹窄的問題。這同時也體現出了國內各區域農業保險發展程度的差異性[10]。

3區域性農業保險發展路徑的依賴

就世界各國農業保險發展的經驗來看，各國均有適合自己國內經濟發展水平與各區域特色的發展模式，都各不相同。那么，由于我國幅員遼闊、資源稟賦各異、各區域間生產力水平存在巨大差異的特殊性所致，因此，在促進農業保險發展的過程中，利用區域間農業生產的技術差異和資源特色來為不同區域的農業保險確定差異化發展路線是我國必然的選擇。

3.1區域補貼標準的差異化決策

農業風險的多樣性是我國實行區域農業保險的必要條件，自然災害、市場風險、社會風險以及技術風險等，無論是哪種風險因素都存在為農業生產者和經營者帶來損失的可能性。然而就目前我國農業補貼政策來看，國內農業補貼主要集中在一些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和吉林、四川、江蘇等重點的經濟區域。雖然政府對農業保險補貼力度不斷地加深，農業保險補貼覆蓋面也不斷的擴大，但依然沒有走出補貼范圍狹窄，補貼方式單一的局面。

同時，由于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各種來自體制外、國內和國際的風險因素廣泛聚類，再加上農業風險的強關聯性，所以僅將單一、各類諸如旱災、冰雹等險種納入到保障體系中，在短期內是很難徹底改變農業生產者和經營者在生產、銷售、消費等各個環節所遇到的潛在風險。因此，根據目前農業保險補貼的范圍過于狹窄的特點，應根據不同經濟區域的自然稟賦的劣勢、自然環境特征、現階段區域經濟發展程度以及當地農民收入情況來決定補貼的范圍和補貼的比例。

3.2區域農業保險發展模式的差異化設計

農業保險發展模式的區域化設計構想目的在于體現國內各區域農業保險的發展水平和發展能力上。從目前我國東、中、西部農業保險發展程度上來看，明顯呈現出東部與東北地區相對發達，而中部與西部地區相對落后的現象。再加上各區域經濟發展程度、人均收入水平都各不相同，因此，農業保險發展模式也必須存在差異性，需要根據東、中、西部地區農業保險不同的發展困境來選擇其各自的發展重心與經營模式。

具體來說，由于中西部地區人均參保率比較低，所以其區域農業保險發展的重心應該放在擴大農民參保率和農險產品的保障范圍上，同時通過“以險養險”的方式，擴大該區域農業保險在財產保險業務中的比例。在厘定保險費上，要充分考慮該區域消費層次與結構，根據可保風險的風險程度和損失率來設計本區域保險費率。而對于農業保險發展程度與經濟水平較好的東部和東北部區域，由于人均投保率已較高，所以應將發展重心放在提高“償付能力”上。因此，在經營的過程中，東部和東北部區域應該提高商業性的保險比例。同時在銷售模式上，也應通過借助保險人與經紀公司等中介的力量，在傳統銷售的基礎上，加大電話銷售、網絡銷售等新型銷售方式的比重，依靠不斷深化農業保險市場的專業化分工來擴大和穩定農業保險在該區域的市場份額，為農戶提供更多、更能滿足該區域農民需求的風險管理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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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友祥.區域農業保險形成機理及發展模式研究[D][博士論文].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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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陳敏.淺析完善云南省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對策[J].時代金融，2013（08）：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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