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行政哲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行政公務員是憲法賦予政府所擁有行政權的直接行使者，在整個權力或權利運作過程中，他們是雙重或多重身份實體，并以其身份權為核心和邏輯起點被賦予其他各項相應的權利。這些權利是公務員以行政主體的名義行使行政權、執行公務的法律依據和保證，而只有相應的救濟才能保證權利的實現。因此，權利與救濟是一對動態的范式，是權利內在屬性和機理的外現和要求。

Civilservantisthedirectexecutorofadministrativepowerownedbygovernmentaccordingtotheconstitutionallaw.Intheoperationsystemofallthepowersorrights,theyaredoubleortri-or-multi-qualificationentityandaregrantedothersrightsthatviewthequalificationrightasthecoreandlogicalstartingpoint.Theserightsarethelegalgroundsandsafeguard,andonlybyperformingappropriatereliefcanrightsberealized.So,rightandreliefisapairofstaticparadigm,thereflectionandrequirementofright’sinternalnatureandlaw.

【關鍵詞】公務員；權力；權利；救濟；身份權

civilservantpowerrightreliefqualificationright

自從有國家以來，便有了從事專門管理公共事務、行使行政權的人員。因而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都有文官制度的記載，然而其意義和作用均與近代以來產生的公務員不盡相同，在我國就更晚。公務員在行政法上是一個特殊的主體。其不僅直接享有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而且還間接擁有行使行政權的權利。即他集“權利”和“權力”于一身（一體兩權），既與國家立法、行政、司法機關發生關系，又與公民及其他主體發生關系。這一特殊性是其他行政法律關系主體所不能擁有的。因此，賦予其什么權利、怎樣的救濟，對其他的主體就會產生不同的作用和結果。可以說，其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特殊主體。法國著名法學家孟德斯鳩曾言，“一個擁有權力的人必然會濫用權力，這是亙古不變的一條經驗。”[自從有國家以來，便有了從事專門管理公共事務、行使行政權的人員。因而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都有文官制度的記載，然而其意義和作用均與近代以來產生的公務員不盡相同，在我國就更晚。公務員在行政法上是一個特殊的主體。其不僅直接享有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而且還間接擁有行使行政權的權利。即他集“權利”和“權力”于一身（一體兩權），既與國家立法、行政、司法機關發生關系，又與公民及其他主體發生關系。這一特殊性是其他行政法律關系主體所不能擁有的。因此，賦予其什么權利、怎樣的救濟，對其他的主體就會產生不同的作用和結果。可以說，其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特殊主體。法國著名法學家孟德斯鳩曾言，“一個擁有權力的人必然會濫用權力，這是亙古不變的一條經驗。”]那么，一個權利的主體會怎么樣？

一、權利和權力的法哲學

權利和權力，一向都是法學和政治學的兩個基本概念，也是社會和法律生活運轉所圍繞的軸心。權利是一種支配力量，即按照主體的意志去影響、支配和控制他人的意志和行為的能力。所以彼得·布勞說，“權利是個人和群體將意志強加于其他人的能力”。[所以彼得·布勞說，“權利是個人和群體將意志強加于其他人的能力”。]R·H·陶奈曾說：“權利可以比定義為一個人和一群人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去改變其他人或群體的行為以及防止他自己的行為按照一種他所不愿意的方式被改變的能力。”[R·H·陶奈曾說：“權利可以比定義為一個人和一群人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去改變其他人或群體的行為以及防止他自己的行為按照一種他所不愿意的方式被改變的能力。”]現代法哲學的研究同樣表明：“權利在社會關系中代表著能動而易變的原則。在權利未受到控制時，可以把他比作自由流動、高漲的能量，而其結果往往具有破壞性。權利的行使，常常以無情和不可忍受的壓制為標志；在權力統治不受制約的地方，他極易造成緊張、摩擦和突變。再者，再權力可以通行無阻的社會中，發展趨勢往往是社會上的權勢者壓迫或剝奪弱者。”[現代法哲學的研究同樣表明：“權利在社會關系中代表著能動而易變的原則。在權利未受到控制時，可以把他比作自由流動、高漲的能量，而其結果往往具有破壞性。權利的行使，常常以無情和不可忍受的壓制為標志；在權力統治不受制約的地方，他極易造成緊張、摩擦和突變。再者，再權力可以通行無阻的社會中，發展趨勢往往是社會上的權勢者壓迫或剝奪弱者。”]而權利則是人們為滿足一定的需要，獲求一定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定行為的資格和可能性，或說是正當的利益和允許的行為（自由）。[而權利則是人們為滿足一定的需要，獲求一定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定行為的資格和可能性，或說是正當的利益和允許的行為（自由）。]所以孫國華教授說，“權利是最能把法與現實生活聯系起來的范疇，權利是在一定的社會生活條件下人們行為的可能性，是人的自主性、獨立性的表現，是人們行為的自由，權利是國家創造規范的客觀界限，是國家創造規范時進行分配的客體。法的真諦在于對權利的認可和保護。”[所以孫國華教授說，“權利是最能把法與現實生活聯系起來的范疇，權利是在一定的社會生活條件下人們行為的可能性，是人的自主性、獨立性的表現，是人們行為的自由，權利是國家創造規范的客觀界限，是國家創造規范時進行分配的客體。法的真諦在于對權利的認可和保護。”]因此權利和權力的本質關系是：權利是權力的基礎和來源，一切公共權力都是由權利轉化和派生而來的。即權力是權利的衍生物，是集中化、公共化、強烈化了的權利。[因此權利和權力的本質關系是：權利是權力的基礎和來源，一切公共權力都是由權利轉化和派生而來的。即權力是權利的衍生物，是集中化、公共化、強烈化了的權利。]同時，權力是實現權利的手段，權利是權力存在的目的；沒有權利作為目的，權利就失去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兩者相互依存，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同時，權力是實現權利的手段，權利是權力存在的目的；沒有權利作為目的，權利就失去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兩者相互依存，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但是，兩者更有顯著的不同，這也就是其對立性的表現。首先，權利有所謂“剩余權利”，即法律上未規定為權利，而有未加禁止并且符合社會成員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事，可以推定為權利主體有權利做，即“法不禁止即可為”。這實際上允許從應有權利推定出法律權利，稱之為權利推定原則。而權力則不能，其具有普遍性、壟斷性、強制性和擴張性的特點。若不對之加以嚴格限制，他就可以憑借其強大的力量濫施于社會，并以武力做后盾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法律主體的合法權益。因此，法律必須對權力的行使加以嚴格限制、界定，規定其職能，確定權利行使的方式和范圍。即權力必須依法行使，不存在“剩余權力”，不應允許“權力推定”。其次，權利行為不具有直接強制性。當權利受到侵害或損害時，權利主體只能向國家司法等相應機關請求救濟，而不得自行向侵害人施以強制。相反，權力的強制性是國家機關直接行使的。而權利的強制性必須以國家強制力作中介，是間接的。最后權利與權力的主體及其行為性質不同。權力的主體是國家機關或授權組織；權利行為的性質是職權或授權行為，或成公共權力行為。其以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不能。這種公共權利的行為具有直接強制性。權力行為的對象必須直接服從權利的施行者，否則便會受到權力行為者的干預。權利的主體一般是公民和法人，其行為的性質直接體現其利益，并以獲利為目的。[但是，兩者更有顯著的不同，這也就是其對立性的表現。首先，權利有所謂“剩余權利”，即法律上未規定為權利，而有未加禁止并且符合社會成員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事，可以推定為權利主體有權利做，即“法不禁止即可為”。這實際上允許從應有權利推定出法律權利，稱之為權利推定原則。而權力則不能，其具有普遍性、壟斷性、強制性和擴張性的特點。若不對之加以嚴格限制，他就可以憑借其強大的力量濫施于社會，并以武力做后盾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法律主體的合法權益。因此，法律必須對權力的行使加以嚴格限制、界定，規定其職能，確定權利行使的方式和范圍。即權力必須依法行使，不存在“剩余權力”，不應允許“權力推定”。其次，權利行為不具有直接強制性。當權利受到侵害或損害時，權利主體只能向國家司法等相應機關請求救濟，而不得自行向侵害人施以強制。相反，權力的強制性是國家機關直接行使的。而權利的強制性必須以國家強制力作中介，是間接的。最后權利與權力的主體及其行為性質不同。權力的主體是國家機關或授權組織；權利行為的性質是職權或授權行為，或成公共權力行為。其以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不能。這種公共權利的行為具有直接強制性。權力行為的對象必須直接服從權利的施行者，否則便會受到權力行為者的干預。權利的主體一般是公民和法人，其行為的性質直接體現其利益，并以獲利為目的。]由此可見，權利盡管具有本源性，但相對權力的直接強制性，其間接的強制性決定了權利主體往往處于被保護的弱勢地位，但是權利卻是對權利主體進行保護或救濟的前提、基礎和依據，也是維護和主張自己權益的根據。因此權利主體享有怎樣的權利、多少權利是權利主體法律地位和人格的外在表現。然而，另一方面權利亦會產生消極作用或具有負價值。權利主體往往也會在依權利主張、要求和保護自己的權利時，侵犯或損害他人的權利。是故，法律必須對權利的內容和范圍作一定界定，并使權利推定原則合理推衍，以避免和防止權利主體依權利濫主張和保護其權利。而作為間接行使權力（行政權）、執行公務的公務員，其是“一體兩權”的特殊主體，其權利就更凸現出法律理論和實踐的價值。鑒于此，世界各國都對其公務員賦予不同的權利，并規定了不同的救濟。

二、公務員權利的法律定位及價值

法律權利，是指法律關系的主體依法享有的某種權能或利益，它表現為權利享有者可自己作出一定的行為，也可以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為。公務員的權利是作為行政法的部門法——《公務員法》中的作為公務員法律關系主體的公務員，依法所享有的權能或利益。它在公務員法中處于核心地位，是公務員法的靈魂。在整個公務員法中，不論“入口”、“出口”或“管理”都必須以權利為衡量之法律準則。在與立法、行政、司法機關的法律關系中，亦應以權利為依據；在與相對人（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關系中，亦應以它為限度。所以，公務員的權利是公務員法的“核心”和“靈魂”。它是憲法賦予行政主體的行政權，由靜態轉化為動態的連接點。只有通過這一連接點，才能實現行政權的價值或作用，完成行政管理目標，實現“公權為私權”服務的目的。據此，公務員的權利是指公務員依法行使行政主體所擁有的行政權、行使職權、履行職責、執行國家公務過程中能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為，要求作出或不作出的權能或利益。

價值，簡單地說，是客體對主體的滿足和需求，是主體和客體的對立和統一。法律價值，是以法律為客體對主體的滿足，它是以主體與客體的相互關系為基礎和核心的，是人關于法的絕對超越指向。再次，客體是既定的（常量），主體卻是個變量。對不同的主體，其價值不同。公務員權利的價值是以公務員作為客體對主體的滿足和需求，是公務員權利對不同主體的絕對超越指向，體現的是公務員權利與不同主體間的對立統一關系。其內容應包括：它對公務員自身的價值，對主體、行政、司法機關的價值及對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相對人）的價值。

（1）對自身價值。權利的存在或有無，是公務員法律地位的標志，使其執行公務、保障自身權益、尋求法律救濟的依據。反之，如果喪失權利，那么其執行公務就因主體的不合格而受阻；或公務活動不能運轉及效益的最大化受損或受阻。因此，其價值表現為利益（人身或財產）和自由。（2）對立法、行政、司法主體的價值。權利是由立法主體設定和賦予的，其設定必須權衡各方主體，以最大限度發揮公務員的作用和價值。因此，公務員權利對立法主體的價值應是公平和秩序。通過權利的設定和賦予實現社會的公平和秩序，就是立法主體的最大滿足。行政主體通過公務員的法律行為使行政權向外發生作用和效果，沒有權利，公務員以行政主體的名義行使行政權的效率或效益，就得不到保障。這樣行政權的價值也不能張揚和實現。所以公務員的權利，對行政主體的價值是效率或效益。如果公務員的權利受到侵害，請求保護的最終主體只能是司法主體，而其救濟的依據只能是其權利。因此公務員權利對司法主體的價值是公正、正義。（3）對相對人而言，表現為依法抗辯、抵制、救濟等。其以逆向的負價值借以實現正價值——保障人權。因此，對相對人的價值是人權。

綜上所述，公務員的權利不是臆想的或憑空產生的，它源于法律實踐中，是行政權運作的必然結果。只要有行政權存在，它必然就會介于行政主體與相對人之間，并與立法與司法主體發生關系，成為一個獨立的實體，并隨之產生一種特殊的法律關系和相應價值。如圖：

（公平、秩序）立法主體權靜行政權

（效率、效益）行政主體動公務員權利態相對人（人權）

（正義、公正）司法主體力態權利

可見，公務員的權利在整個行政法中處于核心地位，是行政權通過公務員與其它法律主體發生作用和價值的主體資格的法律根據，也是取得救濟的法律依據。

三、公務員權利和救濟的行政法理思辨

1、理念的轉變要求政府行政理念的轉變

基本人權或立憲精神是現代法治進入或者對抗特別權力關系的最基礎的理論。在人權的理念下，現代的世界政治思潮最明顯的特色是在于大幅度和廣泛地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限制“公權”，保護“私權”是世界的主流。而特別權力關系的理念已相對弱化，并呈顯出新特點：第一，法律保留原則逐漸適用于特別行政關系。所謂法律保留是指當行政主體行使公權力時，如果涉及公民權利義務方面的事項，只有在法律明確授權的情況下才可進行。第二，司法最終原則逐漸適用特別權力關系。“‘有權利，必有救濟’，凡權利受到侵害時應有法律救濟之方法，此為權利之本質。……故實質意義的法治國家就是司法國家。任何法律上之爭議，皆應由法院裁判。”[：第一，法律保留原則逐漸適用于特別行政關系。所謂法律保留是指當行政主體行使公權力時，如果涉及公民權利義務方面的事項，只有在法律明確授權的情況下才可進行。第二，司法最終原則逐漸適用特別權力關系。“‘有權利，必有救濟’，凡權利受到侵害時應有法律救濟之方法，此為權利之本質。……故實質意義的法治國家就是司法國家。任何法律上之爭議，皆應由法院裁判。”]所以，司法最終解決原則是現代法治社會的一項基本原則。

理念的發展要求政府行政理念的轉變。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于科技進步和生產關系的調整導致社會經濟迅猛發展，大量的社會問題和矛盾紛至踏來。隨之，行政權力擴張，職能大大增加。在19世紀以前的警察國家里，國家行政不過是御敵治安以及確保與之相應的財政的消極行政。但是，進入20世紀以后，社會國家、福利國家、服務國家理念隨之確定。相應，它的政府的功能不僅僅在于管理社會成員，更重要的是為社會成員服務。而作為從事行政的公務員也就有了新的理念和要求，即必須以“服務”為理念和要求。

2、公務員之檢討

（1）公務員與國家、政府

公務員是體制下國家行政權動態運作過程中的具體操作者。盡管其是以行政主體的名義行使行政權，且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并不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這并不影響其在整個行政權力或權利運作系統中的法律地位。縱觀行政權力的運作框架體系，行政主體在其中所享有的僅只是靜態的行政權，而且并不對相對人發生任何直接作用。可以說，其作用和價值僅是觀念形態。而真正起作用并產生動態效果的是公務員。所以，公務員在行政權的運作中是積極富有活力的第一主體因素，其宛如人體中的血液一般。但是，它從何而來呢？因此，必須首先界定或定位其與國家或政府的關系問題。就此，有些學者認為是公務員與政府的關系。筆者，對此持異議。因為首先政府是國家權力之一的行政權的擁有者和間接行使者，是依法設定的。因此，它從屬于國家，并不是國家的全部；其次，公務員，它既可以表現為集體概念，又可表現為個體概念。表現為集體，其是行政法律關系或公務員法律關系中的獨立主體，是整個國家機器的構成部分之一；表現為個體，公務員首先是公民，然后才是公務員。公民是其第一身份，而公民是國家構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公民權是國家的政治生活及理念和體制的核心和靈魂。故此，公務員應首先與國家發生法律關系，屬第一位，是上位的。然后才和政府發生法律關系，屬第二位，是下位的，而且這種關系必須由法律規定。這一點，從世界各國的《公務員法》均由立法或代議機關制定可以明證。最后，這與人民、在民及保障人權的理念和憲法原則也是不相吻合的。公民依法成為國家的公務員是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參政、議政、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所以，應是公務員與國家的關系。[筆者，對此持異議。因為首先政府是國家權力之一的行政權的擁有者和間接行使者，是依法設定的。因此，它從屬于國家，并不是國家的全部；其次，公務員，它既可以表現為集體概念，又可表現為個體概念。表現為集體，其是行政法律關系或公務員法律關系中的獨立主體，是整個國家機器的構成部分之一；表現為個體，公務員首先是公民，然后才是公務員。公民是其第一身份，而公民是國家構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公民權是國家的政治生活及理念和體制的核心和靈魂。故此，公務員應首先與國家發生法律關系，屬第一位，是上位的。然后才和政府發生法律關系，屬第二位，是下位的，而且這種關系必須由法律規定。這一點，從世界各國的《公務員法》均由立法或代議機關制定可以明證。最后，這與人民、在民及保障人權的理念和憲法原則也是不相吻合的。公民依法成為國家的公務員是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參政、議政、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所以，應是公務員與國家的關系。]同時，學者們把政府與公務員的關系歸納為幾種關系說：服務關系、主仆關系、關系、雇傭關系、委托關系、代表關系。這幾種關系說盡管在各國都有體現，但都與現代民主政治和理念相悖。起根本原因是把公民與公務員絕對割裂開來，忽視了公民與公務員之間的關系，以及公民、公務員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地位。這樣，在實踐中公務員的法律地位的不到應有的保障，反而會使其形成一種“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思想和作風；在理論上，公務員法作為一個部門法及法律位階的作用和價值也不能充分構建和展現。因此，不論在實踐和理論上都是不足取的。所以，筆者認為，公務員與國家之間本身就是一種憲法關系。因為，公務員是公民的衍生物，是從公民中分化派生出的一個特殊主體。所以應當考慮將公務員作為一個特殊主體納入憲法。關于公務員與國家關系的性質，理論上有三種學說，即國家單方行為說，國家與公務員的雙方行為說，以及以公務員同意為條件的單方行為說。[同時，學者們把政府與公務員的關系歸納為幾種關系說：服務關系、主仆關系、關系、雇傭關系、委托關系、代表關系。這幾種關系說盡管在各國都有體現，但都與現代民主政治和理念相悖。起根本原因是把公民與公務員絕對割裂開來，忽視了公民與公務員之間的關系，以及公民、公務員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地位。這樣，在實踐中公務員的法律地位的不到應有的保障，反而會使其形成一種“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思想和作風；在理論上，公務員法作為一個部門法及法律位階的作用和價值也不能充分構建和展現。因此，不論在實踐和理論上都是不足取的。所以，筆者認為，公務員與國家之間本身就是一種憲法關系。因為，公務員是公民的衍生物，是從公民中分化派生出的一個特殊主體。所以應當考慮將公務員作為一個特殊主體納入憲法。關于公務員與國家關系的性質，理論上有三種學說，即國家單方行為說，國家與公務員的雙方行為說，以及以公務員同意為條件的單方行為說。]就此，筆者傾向于雙方行為說。因為其決定于國家公民與公務員的關系。馬克思認為，事物的性質是由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的。這一樸素真理體現在這個問題上，就是必須充分透視國家和公務員的生成及與公民的淵源關系。首先，成為公務員是憲法賦予公民的政治權利的實現。權利可以放棄，公民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做出決定。其次，國家是否授予某一公民具有公務員資格也不是無條件的，而是必須按照一定的條件和程序進行。因此，公務員與國家之間是一種雙方行為、雙向活動。

（2）公務員之檢討

公務員在本質上是法律關系（公務員法律關系）的主體。因此，它同其他法律關系的主體一樣，應該具有共同的性質和特點。主體是法律關系的根本要素。沒有主體、權利、義務便失去依附的實在載體。但是，什么是主體呢？通常人們把法律關系的主體解釋為法律關系的參加者，即權利義務的享有和承擔者，但隨著哲學和包括法學存內的各門社會科學對主體、主體性的深入研究，這一概念更加科學和豐富。無論在哲學，還是在各門社會科學中，“主體”總是意味著某種自主性、自覺性、自為性、自律性，起著主導的、主動的地位。法律主體的這些特征和地位集中表現為，凡是法律關系的主體，都應具有能夠依法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的法律資格，即權利和義務能力，簡稱“權利能力”。權利能力分為一般權利能力和特殊權力能力。一般權力能力指主體自出生（成立）到死亡（解散）時止都享有的權能和資格。特殊權利能力是指主體在特定條件下，具有的權能和資格，這種權利能力要受到年齡或者條件的限制。具有權利能力的人要獨立地享有權利、行使權利、履行義務，還必須具有行為能力。可見，公務員不僅是主體，而且是特殊的主體，那么相應的，其應當具有特殊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即特殊的法律資格。

能否成為法律關系的主體，是否擁有這種特殊的法律資格，不是任意或隨意的。因為關于什么人或組織可以成為法律關系主體以及何種法律關系的主體，是由一國的法律規定或確認的。而這種規定或確認是由該國的社會制度即由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決定的。因此，不是任何公民或者自然人都能成為公務員，必須由法律規定或確認達到一定的標準或符合條件的公民才能成為公務員，具有公務員特殊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此時，其才享有相應的權利。當然，由于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傳統等因素的影響，各國的公務員所具有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是不同的。可見，公務員的法律主體資格，是其擁有權利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公民沒有取得這一法律資格，其不可能享有或擁有這些權利。這一法律資格與其他法律關系主體相比較，它首先表現為一種身份即身份權。因此，我們稱之為第一位的權利，它應是公務員權利的核心、靈魂和基石。顯而易見，判斷和識別公務員的唯一標準也就是這一身份權，如果喪失身份權，就不是公務員，相應也就不享有其他的作為公務員應享有的權利。

然而，在行政權的實際運作過程中，卻也存在著一種特殊的現象。作為某一組織成員的公民，（如中國的授權或者委托組織，法國的公務法人等），他們實際并無公務員的法律資格，即不享有身份權，但他們卻在以不同的名義行使著行政權（行使職權、履行職責）。也就是，他們并不是法律規定的公務員，但可以說是法律確認的，對他們的權利如何界定？各國至今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為了便于研究和識別，我們將國家法律規定的，謂之國家行政公務員；將法律確認的，謂之準國家行政公務員。相應的，前者具有了法律資格，后者具有準法律資格。可見，任何一個公務員，其首先必須是一個公民，這是成為公務員的首要條件和基本要求，也是憲法和理念的必然要求。因此，對國家行政公務員而言，其具有雙重身份；對于準國家行政公務員而言，其有三重身份或者多重身份。兩重者享有兩重權利，三重或多重者享有三重或多重權利，其關系應由各源于的不同法律來調整和規范。

3、公務員權利之解析

“權利”一詞，中外法學家、學者各言其意、其道，各執一詞，莫衷一是。我國著名法學家周永坤教授集百家之長，領悟其實質，將其定義為：是為社會或法律所承認和支持的自主行為和控制他人行為的能力，表現為權利人可以為一定行為或要求他人作為、不作為，其目的是保障一定的物質利益或者精神利益。從這一定義，我們不難看出，權利只是圍繞著主體，為主體設定、行使并回饋反歸于主體。因此，權利與主體具有不可分割性。如果分離，權利也就失去存在的價值和實體。公務員是行政法中的一個特殊主體，其具有多重身份或多重角色。其權利必然與其身份相稱，相對位，并緊密圍繞公務員這一主體。那么，何謂公務員的權利？對其概念的定義，不僅要反映和體現權利的共性，更重要，也是最重要的必須映射和突出公務員主體的特殊性。只有這樣，才能凸現公務員權利的內在實質和靈魂。對此，國內外學者也有多種表述，但其基本含義是一致的。因此，圍繞其共性并把握特殊性，我們作一概括：

公務員權利是指依據法律規定，具有特殊法律資格的公務員在以行政主體的名義行使行政權的過程中，所作出的為法律所規定的自主行為或控制他人行為的能力。其表現為公務主體可以為或要求他人作為、不作為并求得權益的正位。據此，公務員權利具有以下幾層涵義：①主體性，是基石和起點。權利體系中，權利是公務員的，不是公務員就不得享有此權利，兩者不可分離；②資格性，是核心和靈魂。只有具有公務員的身份或法律資格，才享有此權利；③準行政權性，是公務員的外在標志，其具有公示公信的作用和價值。只有具有這一外在標志，權利才能達到實體價值和形式價值的統一，權利才能得以實現。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動力；④權益性，是歸宿、目的，也是出發點和落腳點。權利追求的最大效益或目標，就是實現權益的正位。否則，權利沒有任何意義和價值；⑤法定性，是準繩和標尺。盡管我們不能說權利源于法律，但相對憲法可以說法律是公務員權利的次級淵源。衡量和識別一個公務員是否享有某項權利，必須以有無法律規定為準則。這五個方面是有機的一個整體系統，缺一不可，并相互聯系和制約。公務員的每項權利都必須同時具備并透視出這五個要素或涵義。否則，將不成為其權利或曰權利不成立。

公務員權利的定義和生成，只是解決公務員權利是什么或在怎么樣的條件下，才具有公務員權利的問題。一個簡單而且常見的問題是，公務員的權利是哪里來的呢？或曰為什么？正如我們中國人所說的那樣，“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這就是公務員權利的淵源問題。淵源，本指出處。法學常用之表述表現形式。在此，它應包括實質淵源和形式淵源。形式淵源是它的法律表現形式，包括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等；而實質淵源是什么呢？學界尚無論述。我們認為：公務員的權利是法律規定的。因此，應當先從法談起。一國之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當屬憲法。是故，它是尋找答案的唯一法律依據。它的制定、實施和內容反映了一國的理念和指導思想。最根本的是，它要決定贊成什么、反對什么、保護什么、禁止什么。縱觀現代世界各國的憲法，無不反映出在民和保障人權的基本理念，并且各國均把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置于憲法的首章。可見，憲法的起點和落點、目的和歸宿都是公民的權利。正如馬克思所言，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而公務員的權利是體制下行政法中政府行政權運作過程中的占優勢的一方主體（公務員）所享有的，而且，稱當這一主體的只能只是公民（人民）。在在民的國家，國家權力屬于人民，國家機構的設定、設置和組建，行政權等國家權力都是人民意志的反映，即權力主體的行權也是人民的授權。因此，權力來源于權利，權力服務于權利，權力應以權利為界限，權力必須由權利制約。可見，權力與權利是淵與源的關系。權利是第一位的，權力是第二位的、派生的。權利是本源性的，權力源于權利。③既然這樣，公務員首先是公民，其必然首先享有公民的權利，然后才享有公務員的權利。而且世界各國的憲法大多規定，公民是公務員的先決條件，并且各國憲法中又不同程度的規定著公民參與管理國家、社會事務、公共事務的政治權利。據此，也不難看出，公民的權利與公務員的權利，也是一種源與淵關系。但是公務員畢竟是一種特殊的法律身份，其權利源于公民權利，卻又表現出本身的特性，兩者之間表現出嚴格的界限性，即其所享有的權利要么是公民所不享有的，要么是優于公民的權利。當然，在一定條件下，其享有權利的要求和條件甚至高于或嚴于公民享有的權利。這是公務員這一特殊主體在公權力——行政權運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所決定的。根據其特殊性，我們認為公務員的權利的特征表現為：1、身份性。2、派生性。3、集合性。4、優益性。5、限制性。6、準行政權性。7、不可轉讓性。

因此，我們認為，應以公務員的特殊身份性為基準，以公民權利作為參照系，根據公務員權利與公民權利的淵源關系，確定公務員權利的內容。這樣，應包括：（一）作為公務員特殊身份的特有權利；（二）作為公務員從公民權利中衍生出的一般權利。其主要包括：1、身份權（法律資格權）；2、平等權；3、政治權利和自由；4、社會經濟權利（勞動、休息、休假、培訓、工資、津貼、福利、待遇、退休等等）；5、文化教育權；6、執行公務權；7、救濟權；8、人身權。其有權利包括身份權、執行公務權、特別的社會經濟權利；一般權利包括平等權、政治權利和自由、部分社會經濟權利、文化教育權利、救濟權、人身權。

4、公務員的權利與救濟

“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有權利就必須救濟，否則權利難以實現和保障。權利與救濟密不可分，是內容與形式、實體與程序的關系。然而，救濟不同于救濟權。救濟是權利受到侵犯所采取的事后的補救措施、方式、方法和手段。它以救濟權為核心和基礎。如果沒有救濟權，它就失去了進行救濟的法律依據。因此，救濟權是一種實體性的權利，它在程序上可以表現為各種權利，如告知、抗辯、抵抗、申訴、控告等。對此，各國憲法及公務員法規定不一。有的明確規定了救濟權，有的則以控告、申訴權明確規定。顯然，不同的規定，對于權利保護的程度和范圍是不同的。同時，由于公務員的多重身份（法律資格），其救濟也表現出本身獨有的特點。它與公民權利救濟相比較，其法律調整的范圍廣、大于公民的調整范圍。因此，我們認為其不僅有外部救濟，而且應有內部救濟。即公民權利的救濟一般有憲法救濟、行政救濟、民事救濟、刑事救濟，而公務員權利的救濟不僅限于此（一些國家沒有），而且有內部救濟（即行政系統內的申訴和控告）。一個關鍵而且致命的問題的是：什么情況下適用公民權利救濟？什么情況下適用公務員的權利救濟？兩者有無競合的情況？既然我們認為，不論公民或是公務員，都是一種法律資格（身份），那么正確合理地識別他們的身份就是這個問題解決的焦點。對于公務員由于本身身份的特殊性對其救濟，應優于且嚴于公民的救濟；其身份競合，救濟不應競合。因為公民是一種相對永久性的身份，而公務員卻是一個相對穩定性的身份。失去或喪失公務員資格，其只能獲得公民權利救濟；反之，以公務員身份救濟。或者在法律關系中，以公民身份作為法律關系的主體，則以公民救濟之；以公務員身份作為法律關系的主體，則以公務員救濟之。這樣，在對公務員救濟時，必然對其身份作識別。只有是在公務員身份時，其權利的侵害才得到相應的救濟。

綜上所述，公務員是“一體兩位”的邏輯范式。一體，既是權利主體，又是救濟主體。前者享有以身份權為核心的權利內容；后者在不同的法律救濟關系中，享有不同的救濟，權利不同，救濟不同，前者決定后者。兩位，即權利——救濟，也是一對邏輯范式。而這一外現和表征歸根結底是由權利的屬性和機理決定的，從而形成其自身獨有的機制。因此，我國的公務員法的制定和構建，應既容納和凸現權利和權力內部性之機理和機制，又應兼容和彰顯其外部性之機理和機制，使其內部之良性互動和外部之良性互動平衡而又均衡，從而使帕雷托最優和納什均衡并存。

【注釋】

[1]（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M]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4頁（中譯本）

[2]文正邦：《法治政府建構論：依法行政理論與實踐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2，第7頁。

[3]彼得·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M],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頁。

[4]R·H·陶奈：《平等》[M],(倫敦)：艾倫和恩溫出版公司1931年版，第229頁。

[5]（美）博登海默，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中譯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頁。

[6]文正邦：《論權力與權利》[J],載《外國法學研究》（重慶）1996年，第1期。

[7]孫國華：《法的真諦在于對權利的保護》[J]，載《時代評論》1998年創刊號，第79頁。

[8]同[2]，第18頁。

[9]呂世倫、文正邦：《法哲學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頁。

[10]呂世倫、文正邦主編：《法哲學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頁。

[11]沈宗靈：《法學基礎理論》[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12頁、414頁。

[12]卓澤淵：《法的價值總論》[M]，人民出版社，2001年9，第25---27頁。

[13]董鑫：《我國公務員人事權利訴訟救濟可行性探索》，[J]載《政法論叢》，2004年8月第4期。

[14]翁岳生：《法治國家之行政法和司法》，[M]月旦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92頁。

[15]祁少明、周鐵華：《論公務員與政府的法律關系》[J]，載《法律評論》2004年第126期。

[16]同[15]。

[17]張淑芳主編：《公務法教程》，[M]——北京：中國大學出版社，第44頁。

[18]張文顯：《法哲學范疇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00頁。

[19]同[18]，102頁。

篇(2)

關鍵詞：中西行政學；方法論；現狀；建設；發展

中圖分類號：DF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2-0105-02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開始恢復對行政學的研究，至今已經歷20多年的學科建設，取得了諸多進展與成績。但是也應認識到，與西方國家先進理論相比，我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建設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一、中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建設現狀

（一）研究方法較為滯后

對于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理論的發展來說，涉及到國計民生的方方面面，因此科學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非常重要。雖然我國一些學者已經引入了多元化研究模式，但是研究方法普遍落后，如原則原理推導法、總結經驗法等等，集中表現為靜態化、定性化的分析行政現象，而沒有意識到動態分析的重要意義。可見，我國有關行政學的研究方法論建設集中停留在初級發展階段。很多研究主題尚未存在文獻評估，也沒有明確的研究目標或方向，深入研究的力度遠遠不足。當前，很多非實證性的研究取向也沒有遵循批判研究、詮釋研究等方法，嚴重影響了中國行政學的研究質量，在知識增長方面沒能發揮作用。

（二）路徑依賴現象嚴重

所謂“路徑依賴”，主要是行政學者過于習慣或者依賴某種特定的方法，不能根據實際情況而靈活選擇，同時方法論的創新意識與能力不強。尤其對于一些非專業出身的行政學家來說，路徑依賴現象更為嚴重。由于他們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也沒有受過任何系統性的方法論訓練，沒能有意識地吸收新觀念、改變研究方法等[1]。例如，研究哲學的學者多用哲學觀念、思辨色彩來探討行政學問題；研究歷史的學者則采取文獻分析、歷史分析等方法來探討行政學問題。雖然這些方法也存在一定優勢，但是過于狹隘，將觀念禁錮在某個角度，顯然不利于方法論的全面建設與發展。另外，還有一些導師習慣了自己所用的研究思路與方法，也會將其傳遞給自己的學生，進而形成導師與弟子的方法論繼承，也是路徑依賴的一種形式。

（三）方法論研究有待強化

一方面，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作用，我國有關行政性的整體研究較為滯后，尤其在各種學術刊物中，有關行政學方法論研究的論文相對較少，專著更是十分鮮見。大多機構沒有將行政學方法論作為專門的研究課題。當前，行政學方法論的滯后已成為制約行政學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需引起足夠重視。另一方面，以我國當前行政學界的研究重點與方向來看，有關方法論的訓練非常匱乏；相關研究學者普遍存在創新意識、創新能力不足現象，這也在一定角度反映出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創新力度不足問題。但是若想實現方法論的創新與探索，就必須進行大量的實踐與試驗，這就涉及到經費的支持問題；例如，在一些實證研究工作中，必須投入一定的人力、財力與時間，如果缺少了經費的支持，研究活動無從談起[2]。

二、西方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建設分析

（一）多元化的研究模式與途徑

在西方行政學的發展歷程中，提出了多元化、多渠道的研究方法，并逐漸完善、成熟，形成一道體系。在西方行政學中，主要集中在詮釋性研究、解釋性研究與批判性研究三大模式下，并且不同的模式對應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結合目標、邏輯等不同實行優化選擇。以研究角度、研究渠道來看，由于公共行政具有一定復雜性，如果僅有單一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遠遠不足，一般需要政治、法律、管理三大角度為著眼點，對公共行政提出不同的認識與見解，并且不同的途徑存在不同的價值與觀念，彼此之間存在沖突和矛盾[3]。除了三大主要角度以外，心理學、經濟學、生態學、倫理學也是可供選擇的視角。從西方行政學的整體發展來看，多種研究視角、研究途徑給我國帶來深刻啟示。

（二）激烈的方法論討論

在西方行政學的發展中，各種矛盾、沖突及爭論屢屢存在，而對學科研究方法的討論與反思則是一個熱門性話題。經過長期的反思與探討，一些西方行政學者逐漸意識到，行政學的合法性危機實際上也是方法論面臨的危機，也就是當前行政學研究過程中過于關注研究方法、工具理性方法等，難以對公共行政產生系統性、完整性的認識。從公共行政領域來看，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是最常見的方法之一，奠定在工具理性思維的基礎上，但是很多學者也開始批判過度張揚的工具理性研究行為。另外，在大多數理論研究過程中，涉及到問題描述和變量識別問題，那么將公共行政研究學科與其他社會學科比較，顯然存在一些不足，這就提醒學者應更多地關注核心議題，爭取更多制度、政策的支持，優化研究方法[4]。

（三）注重方法論的訓練

與我國長期忽略行政學方法論的情況比較，西方行政系在方法論教育與訓練領域做出了較大努力。當前，西方國家已經關注到科學方法是開展一切學科研究的基礎所在，因此在行政學教育專業中開設了有關方法論的研究課程，如行政學的高級學位教育中，方法論教學占據重要位置。另外，在西方行政學的培訓過程中，除了關注研究方法以外，對行政管理的實踐能力、技巧、方法也非常重視。以美國為例，較為關注學生對問題的分析能力，教授系統性的思維方法、管理方法、分析技能、決策技巧等。

三、中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借鑒西方觀念的幾點建議

（一）深入探討行政學研究方法論

以我國當前方法論滯后的實際情況來看，與研究方法的滯后存有必然聯系。結合西方行政學的發展經驗，我國必須意識到行政學研究方法資深研究的重要性，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提高我國行政學研究方法的層次與質量。有關行政學方法論的深入研究，普遍存在于行政學研究的后期階段，在學科知識增長、理論進步方面起到積極作用[5]。實際上，這也是有關行政學研究方法的“關照”或哲學性研究。那么研究行政學方法論的具體方法，不能僅停留在表面階段，更要以哲學角度為出發點，對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具體方法、原則進行探討。

為了更好地踐行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必須采取一定的發展策略，分析如下：其一，鼓勵專業的行政學教師或者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有所建設，并發表學術論文；其二，在各個學術期刊中開設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專欄，為專家學者提供交流的空間與陣地；其三，各級機構應加強重視程度與支持力度，在行政學方法論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資金，鼓勵出版行政學研究方法論方面的著作與研究成果；其四，組織各級學者召開相關研討會，發揮集體的力量，共同促進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建設與發展[6，7]。

（二）以“中國特色”為出發點

以我國有關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現狀來看，若想實現長遠性的研究目標，仍需從多方面作出努力。結合我國發展實際情況，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行政學研究體系，必須從行政學研究方法論角度為著眼點，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加強建設：首先，在方法論體系的最高層是有關行政學研究的方法理論思考，也就是行政學研究的基礎與“元理論”，以宏觀角度落實行政學研究方法建設的目標，有針對性地選擇指導方法，逐漸構建完善的研究方法理論與研究技術體系，對行政學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8]；其次，在方法論體系的中間層是有關行政學研究的具體方法思考。實際上，有關行政學研究方法涉及到諸多方面，結合各種劃分標準，可以對研究方法進行分類，根據不同情況而優化選擇；再次，在方法論的最底層是有關行政學研究的具體技術的分析。也就是研究行政學過程中涉及的具體資料、方法與手段等，如問卷調查、抽樣分析，這些都在行政學研究中起到積極作用。

（三）加大方法論的訓練力度

從西方行政學的發展實際情況來看，加強對方法論的教育與訓練，是行政學研究的重要方向，這也是值得我國借鑒的成功經驗。為了改善我國在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理論、方法、觀念等方面的滯后現象，必須通過教育手段進行優化，貫穿全新思路與方法。當前，我國以本科、碩士及博士的多層次學歷教育體系為主，但是無論是哪一階段，都缺少對方法論的系統教育；再加上我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建設落后于西方國家，缺乏具有中國特色的方法論體系，那么就需要引進國外先進的方法，如研究模型、分析軟件等，都應在行政學教育中起到作用。

若想真正掌握方法并自覺運用，需要一個不懈努力、長期積累的過程。因此在行政學的本科階段就應開始著手訓練方法論，開展具體化的方法論教育與訓練工作，結合專業領域的發展方向，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不斷提升技能與方法，為學生今后就業或深造奠定基礎，同時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發揮終身教育的作用；在碩士或博士階段，除了基本的方法訓練之外，更要開展反思性校驗，也就是對方法進行審視，并自覺地運用到實際中。

總之，我國已經意識到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建設的重要程度，客觀分析當前存在的問題與缺陷，積極借鑒西方先進的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經驗，指導我國體系的建成并形成“中國特色”，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胡召音，姜杰.全球化進程中中西價值觀念的融合與沖突[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2）.

〔2〕黃帆.中西行政管理量化研究方法的差異及對策[J].決策與信息（下旬刊），2011（4）.

〔3〕包國憲，郎政.治理、政府治理概念的演變與發展[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

〔4〕施雪華，李凱.倫理本位與理性精神：中西政治哲學之價值取向[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9（1）.

〔5〕程倩.論中西學術交匯中的服務行政理論研究[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5（4）.

〔6〕何亮.中西融通：近代維新先驅陳熾的教育觀[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

篇(3)

【關鍵詞】開放教育；實踐環節管理；研究

一、研究意義

（一）實踐環節的重要性

1.綜合實踐是培養學生運用所學專業知識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重要途徑。與普通高等學校學生不同，電大學生已經完成了從學校學生到社會人的轉變，電大學生缺少的不是實踐經驗，而是如何運用理論解決實踐問題的經驗總結和提升理論認識的深度。因此綜合實踐是不可或缺的教學環節。

2.實踐環節是提升學生理論素養的重要手段。電大學生在職學習，工學矛盾突出，面授課時有限，理論學習成為學生學習的瓶頸之一實踐環節敦促學生搜集相關理論資料，了解理論研究現狀和觀點，使學生自覺地學習了理論，增強了掌握和運用理論的能力，有效彌補了理論學習深度和廣度不足的缺憾。

3.實踐環節是提高學生綜合分析能力的主要方式。電大學生鮮有機會將各門課程基礎知識和理論進行綜合實踐運用，實踐環節則在畢業前夕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對于實踐問題進行深入思考，綜合運用各門課程相關理論進行分析，提高學生解決實踐問題的能力。實踐環節有助于培養學生理論思考習慣，實踐環節可以幫助學生學會從理論的視角分析實踐問題，學會提升實踐問題的理論深度和運用理論分析問題的自覺性，學會把實踐問題上升到理論層面去思考認識，逐漸培養理性思維的習慣。

（二）主要解決的教學問題

（1）實踐環節管理松懈、流于形式，指導過程缺失，個別教師責任心差；（2）舊有的實踐教學模式不適合開放教育學生的學習語境；（3）學術素養和理論功底薄弱導致抄襲、雷同現象泛濫。

二、相關研究綜述

對于實踐環節的研究伴隨著開放教育的出現而產生。根據文獻檢索，筆者選取了近十年中國知網對中國期刊全文數據搜索篇名中包含“開放教育”和“開放教育實踐環節”詞匯的論文，從2004-2013年分別為4635和129篇，見圖1所示。

從數據分析可知，對于開放教育的研究一直受到學者的廣泛關注，研究論文呈現平穩增長的態勢，相比而言，對于開放教育實踐環節的研究卻鮮有關注，每年只有區區十數篇，2009年甚至只有9篇。

從內容分析來看，國家開放大學王朝中教授在《構建遠程開放教育實踐教學模式的途徑與辦法――以中央電大行政管理專業專科實踐教學改革為例》一文中指出，開放的實踐教學要體現出系統性、針對性、可行性等特點，同時王教授在實踐環節的一體化方案中也指出要創新實踐環節的模式；山西廣播電視大學的王燕、湖南廣播電視大學的豐云和山西廣播電視大學的裴小瓊分別從實踐教學改革的視角來談實踐教學，王燕副教授以實踐為例，改之前的專科論文為文獻綜述，體現了專科實踐教學的多元化思路的一種探索；裴小瓊等人也主張應摒棄之前對專科實踐環節統一采用學術論文的固化的模式，應改為研究報告、文獻綜述、調查報告等多種方式；豐云以網上學習的實證分析得出實踐環節的改革是大勢所趨，應該革新社會實踐的模式。

三、研究方法與思路

（一）研究方法

1.嚴格把控實踐環節過程，實施無縫隙管理。研究報告提出了實踐環節流程圖（見圖1），規范了實踐環節全過程管理。

2.精細構建質量監控體系，嚴防問題死角。對實踐環節管理工作實施全面質量管理，從教學目標落實、教學條件準備、教學過程監控和教學結果驗收等各個環節嚴把質量關，構建周密的質量控制網絡（見圖2）。

3.探索創新實踐教學模式，突破傳統范式束縛。實踐教學模式改革是一個歷久彌新的命題，對于合適模式的探索遠未停止。研究報告中通過工商管理、法學、旅游管理和行政管理等幾個專業的改革樣本，試圖在模式探索與創新上起一個引領和示范的作用，先試點再鋪開，由點到面，開創實踐教學的一個新局面。

圖1 實踐環節指導過程流程圖

圖2 實踐環節教學管理質量監控體系結構圖

（二）研究思路

本研究重點涵括過程管理、質量監控和改革創新三個部分。加強全過程無縫隙管理、重視構建質量監控體系、注重實踐環節模式的改革與創新。

1.整合學校內七個“快樂的原子”。依據麥肯錫“7-S”模型（見圖3），在實踐環節管理方面整合學校內各個部門的力量，形成合力，提高實踐環節管理能力和效果。

結構：各部門協同聯動，合理分工協作，形成有效的組織架構，這是實踐環節管理的組織保證。

策略：過程控制+質量監控體系+實踐環節模式改革創新

制度：專科論文抽查+本科論文答辯+實踐環節工作手冊。

員工：所有與實踐環節指導、管理等工作相關聯的專兼職課程責任教師。

共有的價值觀：提高實踐環節管理的有效性和實踐環節的質量。

象征（風格）：質量第一、以學生為中心和團隊協作。

技能：教師對于實踐環節指導和管理的能力。

2.踐行TQM（全面質量管理）理論的七個核心理念。質量第一、顧客導向、系統管理、過程控制、團隊工作、預防為主和不斷改進。

圖3 7―S構架圖

3.實行PDCA循環的動態管理。按照計劃、實施、檢查和處置的四步驟動態循環管理的策略管理實踐環節。

圖4 PDCA循環圖（左圖為“大環套小環”，右圖為不斷上升的循環）

（三）實施步驟

本研究立足于充分地占有翔實的數據資料，以學界公認的權威理論為支撐，從實際工作的現實出發，提出一定的研究假設，在理論與實踐對照、融合的基礎上對假設進行證實，從而構建全過程的質量監控體系。

圖5 本研究實施步驟

四、研究總結與建議

（1）加強頂層制度建設，夯實實踐環節管理基礎。（2）構建質量控制體系，強化實踐環節管理過程。（3）創新實踐環節模式，豐富實踐環節考核手段。

參考文獻

[1] 鄭建輝.“新生代“農民工”特點及其權益保護調查與分析――基于中央電大開放教育行政管理專業社會實踐活動[J].福建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1，1.

[2] 楊述厚，李百齊.創新高校行政管理專業實踐教學模式的探討[J].中國行政管理，2006，6.

[3] 豐云.電大行政管理專業實踐教學改革成效分析[J].湖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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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安徽 學術生態 建設

學術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科研人員、學術與學術環境一起共生共榮、相互作用形成學術生態。良好的學術生態是繁榮學術的基礎,對于促進學科發展、啟迪創新思維、激發創意靈感、推進自主創新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安徽科學技術整體力量居全國前列,省會合肥是中國重要的科教基地之一,也是全國第一個國家創新型試點城市。國家級戰略規劃區域皖江城市帶正逐步形成,一個新興的經濟版圖正在崛起,我省對科技創新的需求達到前所未有的要求。

一、學術生態與學術研究

1999年楊移貽便從系統論的角度提出:“學術生態由學術――科研人員――環境三大生態因子構成,是一個與外界不斷進行能量、物質和信息交換的自組織耗散結構系統。”①張啟強則定義為“由學術主體、學術客體以及軟硬件環境等元素構成的一個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的學術系統。”②學術人員之間、學術人員與非學術人員、學術活動與其他學術活動之間都具有復雜的關系,這些關系在運動中形成一種動態平衡。在學術生態系統中,科研活動和科研人員構成其基本的生態主體,圍繞科研活動、為科研提供幫助和服務的外部因素構成生態環境,二者互為影響。所以學術生態就是將科研人員和科研活動看作主體,學術環境看作客體,研究該主體和客體的相互關系。

二、我省學術生態建設的現狀

1、學術生態的主體――人才隊伍建設已有成效

我省一貫注重人才隊伍的建設,大力實施人才強省戰略。省委、省政府制發了《關于加強人才工作若干問題的決定》和《關于貫徹的實施意見》,人才隊伍建設的政策體系初步建立。“十五”期間,我省初步形成具有一定規模,高、中、初級不同層次人才相結合、整體實力較強的人才隊伍。“截至2007年,全省人均受教育年限上升到7.4年。全省人才總數達到230.4萬人,年均遞增5%,并預測人才總量將達360萬人”。③

2、我省具備較強的科研基地和研究隊伍

截至2009年末,全省共有各類專業技術人員146.8萬人。科研機構1533個。從事科技活動人員18萬人,其中科學家和工程師12.2萬人。全省有國家大科學工程5個;有國家實驗室(含籌備)2個,國家重點工程實驗室4個,省級(含重點)實驗室77個,部屬(含院屬)實驗室35個;有國家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9家,省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152家。④我省基礎研究整體水平迅速提升,形成了良性發展的局面。2009年我省高校共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388項,獲資助經費15426萬元⑤。這些優秀的科研隊伍和科研基礎力量,為科學研究和創新奠定了物質基礎。以安徽省社科院為例,近5年來共1500多篇,研究報告350余篇,著作60余部。

3、在學術成果的應用上注重產學研結合

我省制定了《安徽省產學研聯合示范企業認定管理辦法》,“以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合作模式不斷創新,企業開展技術創新需要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成果的支撐,不同規模和發展階段的企業有不同的合作模式”。⑥企業根據技術發展需求,聯合高校、院所建立為企業提供服務的研發機構,部分機構甚至企業本身就建在高校、院所內,如我省有名的動漫企業安徽櫻藝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就是依托安徽建筑工業學院的動漫專業,建在建工學院校內的,是邊培養邊產出的模式進行動漫制作的典型代表。

4、積極加強學術道德規范,建立學術委員會評定制度

我省專門于2009年出臺了《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鑒定結項管理辦法》,條例共30條,對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實施統一的結項標準,進一步提高了全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研究成果質量和鑒定工作效率,使成果鑒定評價更加客觀、公正、科學。在高校學術管理上,安徽省教育廳專門出臺《關于加強高等學校學術道德建設的意見》,要求各高校嚴肅學術紀律,規范學術行為。此外,省屬高校及在皖高校中已經普遍施行了學術委員會的科研立項和成果鑒定功能。如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安徽師范大學等均成立了學術委員會,并制定了《學術委員會章程》。以安徽師范學院為例,章程中明確提出學術委員會的職責,“評價科學研究成果”等學術評定和審核活動。

三、我省學術生態存在的主要問題

1、學術主體總量相對不足

安徽省作為位處中部地區的省份,在經濟發展實力、區位、政治影響力等各方面都不是全國的中心,很難形成強有力的吸引人才的態勢,也容易導致已有學術主體的流失。學術主體結構、素質和能力還不能完全適應跨越式發展的需要,人才資源開發投入總量偏少、機制建設上也不夠靈活健全,而且人才市場化建設發展滯后,市場配置資源的程度還需要進一步提高。這些問題綜合起來導致作為中部地區的學術大省,卻出現某些領域人才短缺的現象。這種人才總量相對不足的最突出表現是,“每萬人擁有專業技術人才數僅為全國平均數的60%……”⑦這種總量上的不足,更加加劇了某些領域專業技術人才的缺失,人才外流傾向仍然存在。

2、現有的某些學術機制不完善

一些學術主管部門對學術環境的建設重視度不夠,諸如對現有學術研究的鼓勵機制不完善;引才用才渠道、機制不完善;學術環境、非學術中心等原因導致人才外流現象;學術成果轉移轉化渠道不暢通等。在各類社科評獎、精品文章審定、職稱評定、業務考核中,多數單位都用文章發表載體的行政級別作為衡量論文、著作學術水平和價值的標準,不看作品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影響。在成果評價上,目前科研立項和成果鑒定以及職稱評審都是由本省的行政體系完成,難免存在人情因素。

3、量化學術與學術行政化現象尚未得到有效解決

量化學術和學術評價行政化是我省學術行政化的突出表現。有些管理者還有意擴大和延伸量化管理的適用范圍。主要因為,這些管理者,特別是院校學術直管部門和學術科研單位,長于量化管理而短于學術評估,但體制性因素卻又使他們掌握著學術評估的大權,量化學術這種特殊形態就破繭而出了。以大學為例,學校的職能部門和行政領導在學術研究方向、課程編制、課題選擇與立項等純學術問題上握有“生殺大權”,而與此密切相關的學術個體則掌握較少的話語權。體制的不科學不僅引發了學術腐敗,制造了學術泡沫,還污染了學術生態。

4、學術論文造假時有發生

學術規范作為學術生態的重要構成,在我省沒有得到充分重視,實際操作較為滯后。2005年度安徽省高校教師專業技術職務評審工作中,評委會發現某師范專科學校教師申報材料有論文造假嫌疑。經核查,這所學校自2003年至2005年共有12名教師被評副教授,均通過中間人花錢買論文造假。安徽省教育廳立即就此事在全省高校通報批評,對已評上職稱的當事人一律取消資格,對當事人給予黨紀和行政處分。

四、我省學術生態建設的對策和建議

后發外生型的中國的學術,在發展過程中面臨多種挑戰,社會變革時期的學術生態狀況堪憂。面對這種情況,我省應積極利用以下方式營造和諧學術生態:

1、建立有效的人才評價和獎勵制度

著力培養一批創新能力強的高水平學科帶頭人,形成安徽需要的優秀創新人才群體和創新團隊。打破論資排輩的現象,改進和完善學術交流制度,使中青年優秀科技人才脫穎而出。建立符合科技人才規律的多元化考核評價體系,對科學研究、科研管理、行政管理等各類人員實行分類管理,建立不同領域、不同類型人才的評價體系。同時深化科研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全面實行聘用制度和崗位管理制度,實行人員使用與項目、課題相結合的制度。除崗位外,推行關鍵崗位和科研項目負責人面向國內外公開招聘制度。

2、引入第三方參與科研立項、成果鑒定,完善科技體制

在國際上,為保證評審獨立進行,各國都有與本國科技體制相對應的制度。其評估系統大多十分強調事前評估的作用,而進行事后評估則多是為了檢查執行的效果,或者是作為考察機構科研能力的一項指標。我們應當借鑒國際學術界科技評價通行的“同行認可、社團認可”評價標準,遏制學術腐敗等現象的發生。在科研成果評價中,學術主管部門要切實履行統籌規劃、政策引導、監督管理和提供學術科研機制的職責,建立健全學術科研考核審定的機制體系,逐步實現基本學術科研資源均等化。改變直接管理科研機構和科研院校的單一方式,綜合應用立法、撥款、規劃、信息服務、政策指導和必要的行政措施,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

3、營造和諧的學術生態

改革和完善省級科技獎勵制度,建立政府獎勵為導向、社會力量獎勵和用人單位獎勵為主體的激勵自主創新的科技獎勵制度。建立和完善科技信用制度,對承擔重要科技計劃項目和從事相關管理的人員、機構進行信用監督。按照事業單位工資改革的要求,改革和規范科研單位工資分配制度,建立以崗位工資、績效工資為主要內容的收入分配制度。學術權力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是以學術自由為標準和界限的,學術權力的正當行使及其作用的有效發揮,有賴于學術環境的自由和學術制度的寬容。

4、科研人員的自律和外在環境的他律有效結合

學術個體的生態要素主要有:學術權威、學術資格、學術能力和學術道德。學術自律即學術個體的自我約束力,即靠自己的品質和能力做學問。學術他律即通過學術規章、團體懲戒、社會監督來規范學術行為,其中學術規范是他律的主體。加強和改進教育科學規劃管理工作對于繁榮與發展教育科學事業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教育科研管理工作者要從本職工作做起,進一步抓好教育科研的學風建設。和諧的學術生態,重在學術自律和他律的有效結合。既需要對科研活動和行為做出必要的規范,也需要廣大科技工作者的積極參與和嚴格自律。■

【本文為安徽省社科聯2009年課題】

參考文獻

①楊移貽,《知識經濟時代的學術生態》,《未來與發展》,2000(3)

②張啟強,《學術生態與學術可持續發展》,《科技管理研究》,2007(4)

③《安徽省“十一五”人才隊伍建設規劃》

④⑤《2009年安徽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ah.省略/system/2010/02/11/

002651769.shtml

⑥yzinfo.省略/

news/news.asp?news_id=2688

篇(5)

關鍵詞：公共管理研究;技術設計;范式;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7168（2015）01-0016-09

一、導 論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學者們開始自覺地對公共管理研究的方法論進行反思，先后經歷了三波反思和爭論。第一波以西蒙（Herbert Simon）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和以德懷特?沃爾多（Dwight Waldo）為代表的規范主義之間的爭論為焦點。兩者就公共管理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等方面展開了曠日持久的爭論。這場爭論，加之學者們對公共行政的學術地位、研究范圍、主題等方面認識的分歧，引發了公共行政學的“身份危機”^[1]和“思想危機”^[2]。第二波以批判主義和實證主義之間的爭論為焦點。1979年羅伯特?丹哈特（Robert Denhardt）針對西蒙的理性實證方法，將批判方法論引入公共組織的研究中，引發了實證方法論和后實證方法論之間的爭論^[3]。第三波以倡導方法論的整合為主要特征。1986年杰?懷特（Jay White）提出后經驗論哲學用以整合公共管理研究的實證、詮釋與批判三種取向^[4]。斯托林斯（R.A.Stallings）則認為成功的研究應該整合經驗主義傳統的量化研究與現象學傳統的質性研究^[5]。中國臺灣學者江明修^[6]、顏良恭^[7]等人則使用科學哲學的“范式”理論探討了公共管理的多元方法論及其整合問題。

上述爭論使得公共管理研究似乎走向了繁榮，但在公共管理方法論的爭論中，學者們辯論的主線是實證主義和非實證主義（規范、詮釋和批判）的對立和融合：實證主義者將公共管理現象看做是“自然的”，非實證主義者將公共管理現象看做是“人文的”。事實上，公共管理并非單純的“自然”存在，亦非單純的“人文”存在，而是介于自然和人文之間的“人工物”。雖然將公共管理作為“人工物”的思想從公共管理學誕生之初就得到了很好的體現，這一思想亦在西蒙那里得到了較為系統的論證，西蒙認為：“人工物具有以下特征：人工物是經由人綜合而成的（雖然并不總是、或通常不是周密計劃的產物）。人工物可以模仿自然物的外表而不具備被模仿自然物的某一方面或許多方面的本質特征。人工物可以通過功能、目標、適應性三方面來表征。在討論人工物，尤其是設計人工物時，人們經常不僅著眼于描述性，也著眼于規范性。”[8]（p.103）但是在公共管理學的方法論的論爭史上，人們一直陷于“自然”和“人文”的對立，沒有在公共管理作為“人工物”的基礎上，形成清晰而完整的公共管理技術設計研究范式。基于這一考慮，本文旨在解釋公共管理研究的技術設計范式“缺位”的原因，闡明該范式的方法論基礎，說明該范式的基本議題，厘清其基本邏輯。

大部分的公共管理研究（包括學術、咨詢和實務問題的解決三種形態）本質是在進行技術設計活動，即為了實現既定目標，以科學原理為基礎，通過政策、制度、體制、機制和治理工具的設計，實現特定的目標，解決公共管理的實踐問題。凡是尋求合理手段實現特定目標的思想、程序、知識和技藝都屬于技術的范疇。“設計”則是產生技術知識的核心環節。正如西蒙所言：“關于自然事物的知識的教授是科學學科的任務：自然事物的存在狀態怎樣，它們是如何發生作用的。關于人工物的知識的教授是工程學院的任務：如何制造具備人們想望性質的人工物，如何設計。工程師并不是唯一的專業設計師。凡是以將現存情形改變成想望情形為目標而構想行動方案的人都在搞設計。生產物質性人工物的智力活動與為病人開藥方或為公司制訂新銷售計劃或為國家制訂社會福利政策等這些智力活動并無根本不同。如此解釋的設計是所有專業訓練的核心，是將專業（Profession）與科學區分開的主要標志。工程學院像建筑學院、商學院、教育學院、法學院、醫學院一樣，主要關心設計過程。”[8]（p.103）

1968年托馬斯?庫恩（Thomas S.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英國學者瑪格麗特?瑪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對庫恩的范式作了系統的考察，他將庫恩使用的21種不同含義的范式進行了概括，總結了范式的三重含義。一是作為一種信念、一種形而上學思辨，它是哲學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為一種科學習慣、一種學術傳統、一個具體的科學成就，它是社會學范式;三是作為一種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個解疑難的方法、一個用來類比的圖像，它是人工范式或構造范式。在庫恩看來，范式不是客觀世界的知識，是科學共同體用來解決科學研究中的各種難題的工具。“范式”是一個比“理論”和“理論框架”含義更復雜、廣泛和多樣的概念，范式除了理論框架的含義外，還包括科學共同體的信仰、解題規則、實驗手段、成功的示例等含義^[9]。

本文所說的公共管理研究的技術設計范式意指：將公共管理活動看做“人工物”的構造活動，并據此形成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論、學術傳統和解題（研究）邏輯。換言之，公共管理研究的技術設計范式是哲學和方法論基礎（哲學范式）、學術傳統和主要議題（社會學范式）、開展研究的基本邏輯（構造范式）三個層面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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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論文摘要:“新公共管理模式”是當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基本趨向和實踐模式，其出現具有深刻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背景。從哲學層面看，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論是哲學的單一主體范式向后現代的多極主體范式轉移的具體顯現。從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向度，具體闡釋行政管理由傳統的官僚體制向新公共管理轉移的歷史過程與原因，分析其背后內蘊的哲學墓礎是管理主體由單一性向多樣性的范式轉型，對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具有重要啟迪。

世紀之交，西方政府改革的浪潮日益高漲。在西方各國曠日持久的政府改革過程中，公共部門管理研究領域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以威爾遜、古德諾的政治與行政的二分法和以馬克斯·韋伯的科層制理論為基礎的官僚制的傳統公共管理理論被以現代經濟學和私營企業的管理理論與方法為基礎的新公共管理理論所取代。故“新公共管理”(NPM:New Public Management)或“管理主義”( Managerialism)的范式就成為當代西方政府改革最基本的趨向和實踐模式。本文擬從公共管理模式殖變背后的哲學基礎的向度進行闡釋，以求對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有益的理論啟迪。

(一)

自從人類社會出現了利益分化和階級分化以來，就有了公共管理的問題。但是，在傳統的階級統治模式中，公共管理是附屬于階級統治的。近代以來，階級統治變得越來越隱蔽，而公共管理卻日益彰顯，人們到處可見的是政府對社會的公共管理。特別是在二戰以后，這種狀況愈加明顯。公共管理從隱到顯的殖變，不僅是管理行為量的增加，也不僅僅是管理活動范圍的拓展，而是管理模式的變革，是從以統治為主導的模式向以管理為主導的模式轉化的過程。人類社會早期的公共管理在運用行政的和宣傳教化的手段對社會實施管理時，往往訴求于強制性的措施，管理行為自身未得到充分自覺。近代社會的公共管理在許多領域中無疑也包括強制性的行為，帶有傳統的統治性的特征，但是在許多領域，公共管理日益趨向采用民主和參與等方式。這就使得公共管理具有了更多的公共性，淡化了服務于政治統治的終極目的，滲透到社會生活的諸多層面。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管理模式就是其代表。它的基本特征是:政府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體;政府的公共管理泛化到社會的各個層面;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迅速分化為許多專門領域;政府機構日益膨脹;政府公共管理職能運行的高成本、低效率。總之，傳統的公共管理模式是與西方工業社會的政府管理相適應的。但是，隨著西方各國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轉變，這種理論及其模式就顯得力不從心，無法適應迅速變化的信息社會之需要，其基本的理論假設和原則均受到普遍的懷疑與嚴峻的挑戰。具體表現在:

其一，作為傳統的公共行政基石的官僚體制已被證明是一種過時的、僵化的和無效率的政府體制模式。這種等級劃分、權力集中、控制嚴密的官僚體制的組織模式在二十世紀50-60年代的工商管理中率先被打破，繼而在70和80年代的公共部門逐步被學習型組織模式所取代。

其二，政府部門作為公共物品及服務的提供者的壟斷地位已被動搖。政府通過補貼、規劃與合同承包等方式間接運行，各種私人公司、獨立機構和社會團體參與了公共物品及服務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機構也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及服務而展開競爭。與此同時，私人部門發展起來的管理方法和技術也被公共管理部門所借鑒。市場機制在公共部門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其三，政治與行政的二分法被人們批評為是一種不真實的假定，而且，在現實的生活中政治事務與行政事務是難以真正分開的。

其四，公共人事管理的體制及模式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公務員的永業觀念已被打破;業績評估和績效工資制成為一種主要的報酬方式;傳統的片面強調對人的控制的人事管理模式正在被注重人才的培養與開發、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所取代。

由此可見，在現實的公共生活中，傳統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經失去了它的生命力，由于科技革命浪潮的影響，各國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種適合本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這就導致了西方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全新變革，催生了“新公共管理模式”的降生。

(二)

“新公共管理”作為一種理論，起源于二十世紀70-80年代的英國、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并迅速擴展到西方其他國家。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臺，在整個80年代，英國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開展反對浪費和低效益運動，成立了效率工作組，對政府的有關項目計劃和工作進行效率審計;大力改革公共部門的工會;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將英國的石油、電訊、鋼鐵、航空等40多家主要國有企業賣給私人;對地方政府的預算開支實行總量控制;要求所有的地方建筑和公路建設項目實行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公開競標。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根據效率工作組1988年提出的報告《改善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動》，英國政府開始將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從政府各個部門中分離出來，成立專門的半自治性的“執行局”來承擔這種職能。部長同執行局在談判的基礎上就該局要完成的任務及其在具體運行方面的靈活度達成協議，也即績效合同。這樣，部長們主要只關注預算總額和最終的結果，而各局在預算支出、人事安排等具體事項上具有很大的自主權。尤其是執行局的局長是由公開競爭產生，三年必須重新申請一次，不實行終身制。到1996年，英國有近75%的公共服務是由執行局來承擔的。

繼英國之后，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隨著兩國工黨分別于1983年和1984年上臺執政，也開始了大力的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新西蘭的改革因其力度大并且具有系統性而備受人們的關注，被學術界稱作“新西蘭模式”，新西蘭財政部于1987年末出版的《政府管理》一書被譽為新公共管理的宣言。

美國的“新公共管理”改革盡管不像英國那樣，有明確的起點和目標，但似乎開始得更早，可以追溯到1978年卡特政府實施的“文官制度改革法案”，而且帶有更明顯的管理主義傾向。里根政府大規模削減政府機構和收縮公共服務范圍，當時負責推行改革的格魯斯委員會的基本職責是將私人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引入公共部門管理領域之中，來提高政府效率。格魯斯委員會診斷出美國政府公共部門管理低效率的重要原因是:其一，國會對聯邦政府機構的日常管理干預太多;其二，人事特別是高層人事缺乏連續性;其三，缺乏追求高效和經濟的誘因;其四，會計和管理信息系統不完善;其五，缺乏有力的中央財政和會計管理。1993年克林頓上臺后，開始了大規模的“重塑政府”改革運動。其目標是創造一個少花錢、多辦事的政府，并堅持顧客導向、結果控制、簡化程序和一削到底原則;改革的基本內容是精簡政府機構、裁減政府雇員、放松管制、引人競爭機制以及推行績效管理。這場改革的一個綱領性文獻就是戈爾所領導的國家績效評價委員會的報告《從過程到結果:創造一個少花錢多辦事的的政府》，簡稱“戈爾報告”。“戈爾報告”指出:從本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美國建立了龐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化的官僚體制來處理公共事務，這種體制以那時的公司結構為模式，采用分等級的科層制形式進行管理。由于對標準化程序的先人之見、垂直的指揮鏈條和標準化的服務，這些官僚機構是穩定的，但與此同時也造成機構膝腫和反應遲緩。當代迅速變化著的世界、閃電般的信息技術、全球性競爭和需求式的顧客，使得龐大、自上而下的官僚體制(無論是私人的，還是公共的)己經失效。該報告提出政府改革的四項主要原則:消除繁文縛節，由注重過程的系統轉變為注重結果的系統;把顧客放在首位;授權雇員以取得成果;一削到底，并創造出一個少花錢多辦事的的政府。

歐洲大陸各國(德國、法國、荷蘭、瑞典等國)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有所不同，它不具有英國、美國、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等國的行政改革的那種系統、全面、連續和激進的特點。但是歐洲大陸各國的行政改革同樣帶有明顯的管理主義色彩，因而具有“新公共管理”的取向。比如，在德國，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行政改革采取了非連續性漸進主義模式。其改革的基本內容:調整公共事業、削減公共服務人員、壓縮公共人事開支、轉變公共組織結構等均是在某種程度上以管理主義為價值取向的。特別是在90年代，借鑒了荷蘭的經驗，推行地方政府改革，實行“地方治理模式”，與英、美等國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有異曲同工之妙。 新公共管理思想在西方的出現并不是偶然的，它有其深刻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背景。首先，自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之后的經濟衰退，公共財政也因為收人減少和福利開支過大等原因出現了連續的赤字，各國政府都面臨著財政緊張的困境。按照奧斯本和蓋布勒在《改革政府》一書中的觀點，解決財政赤字問題從原則上講有三種途徑:一是限制開支和公共任務的終結;二是增加收人，特別是稅收;三是用較少的開支來實現公共使命，即“少花錢多辦事”。由此可見，只有第三條道路才是較好的選擇。“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現就成為各國政府的自然選擇。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由于政府職能的不斷擴張，政府的規模也在逐漸擴大。這使得西方各國政府普遍臃腫、效率低下，傳統的科層制受到了嚴重的挑戰。正如奧斯本和蓋布勒在《改革政府》中所說:“工業時展起來的官僚體制，專注于各種規章制度及其層疊的指揮系統，已不能有效運轉;它變得機構臃腫、浪費嚴重、效率低下;它在變化迅速、信息豐富、知識密集的90年代已不能有效地運轉了。”再次，由于科技革命，特別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出現，促使各國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種適合本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信息時代的來臨以及“數字化生存”方式要求政府對瞬息萬變的經濟迅速作出反映，同時它打破了長期以來政府對公共信息的壟斷。新通訊技術以及接觸政府信息的便利使公民和社會團體更容易參與公共管理活動。這要求對政府組織及其運作過程作出變革與調整。最后，經濟的全球化對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和更新的要求。全球化的趨勢加強了西方各個國家對本國經濟競爭力的高度重視，政府能力是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與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經合”組織把政府改革當作其成員國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競爭的一個重要途徑，認為順應經濟發展的全球化和保持國際競爭力的內在需要，為公共部門改革提供了新的強大動力。

(三)

綜觀西方社會的這場聲勢浩大的行政改革運動，由于操作上的需要而表現出政府繼續充當運動主體的角色，每項改革措施也不得不基于現實而表現出對管理行政模式的妥協，但就這場改革運動的發展趨勢而言，無疑包含了如下的意蘊:即對近代以來的公共行政管理化傾向進行全面的檢討。雖然檢討的結果仍然是以“新公共管理”命名，但它與傳統的公共管理已經有著較大的差異。從哲學的向度來看，它是中心邊緣化與邊緣中心化的雙向整合與建構的過程，其實質是管理主體的單一化向管理主體的多極化的轉化。

生活提出問題，哲學解答問題，哲學是生活的解答邏輯。任何具體科學背后都蘊含著哲學理念，因而哲學主導范式的轉換，總會在不同的具體學科中得到或遲或早的彰現。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出現也概莫能外，它是哲學的單一主體范式向后現代的多極主體范式轉換的具體顯現。傳統的政府行政管理把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組織管理原理奉為圭桌，將政府看作是唯一的行政權力運行主體，其中心是追求社會秩序的穩定，管理的穩定性主要是依靠剛性的規范來維持。可是，我們可以看到，規范化對行政體系自身的整體協調、結構合理、規模適度等方面提出了較高的要求，這就把人們關注的焦點聚集在行政體系自身。原本是為了社會秩序的目標，但是在對行政體系自身的關注中，目標常常被疏遠、淡化，行政體系自身的存在和運行卻異化為行政權力與行政行為推崇的終極目的，行政權力與行政行為被置于整個社會的中心位置。在這種單一管理主體中心主義的行政權力運行機制中，管理者以自我為中心，將被管理者置于客體的地位和從屬“我”并為“我”而存在，從事管理活動，是為了張揚自我的存在。由于傳統的行政管理將行政主體的單一性看作是不可移易的原則，當政府規模太大時需精簡機構，而職能分化的必然性又客觀上要求增加機構;當權力失控時，則強調權力制約，而權力制約不僅需要增加機構，而且會增加權力運行的成本從而降低權力運行的效率。因而行政改革陷人精簡一膨脹、再精簡一再膨脹的惡性循環中，要走出這一怪圈，就必須打破行政主體的單一性。新公共管理就展示了打破行政主體單一性的趨勢，將公共管理的職能對象性分化轉變為主體性分化，即公共管理的社會化。

篇(7)

關鍵詞：精品課程；《中國政治思想史》；課程建設；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4-0284-03

自上海海洋大學2000年行政管理專業開辦以來，《中國政治思想史》作為專業必修課程開設有十二年時間。目前上這門課的學生分布在行政管理、勞動與社會保障、社會工作三個專業，每屆約200人。通過近幾年的不斷建設，《中國政治思想史》于2009年獲批校重點建設課程，2012年度獲批上海市教委重點建設課程，同時獲得上海海洋大學精品課程榮譽稱號。對精品課程《中國政治思想史》建設目標及實現途徑的探討不僅可以進一步促進該課程的建設，也為其他高校的精品課程建設提供借鑒。

一、建設好一流的教師隊伍

“一流的教師隊伍”，就是要建設一支結構合理、人員穩定、教學水平高、教學效果好的教師梯隊。要培養學術造詣高、教學經驗豐富、成果顯著、年齡和知識結構合理的主講教師梯隊，并使這支隊伍成為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的主力。

首先，在教學隊伍整體結構方面，本課程組現有教師5人，其中副教授3人，講師兩人；在學歷上，博士研究生5人，具有博士碩士學位的人占總人數的100%；這種職稱與學歷的分布情況，表明本課程教學隊伍的科研能力強。教師隊伍中全在40周歲以下；平均年齡為32.8歲，年齡結構合理。在師資配備上，主講教師5名，教師與學生比例為1∶20；師資整體素質高，充滿生機和活力。本課程的師資隊伍建設，計劃形成以教授、副教授和講師為梯隊的師資配備，在師資的專業上能夠整合政治學、哲學和行政學等，形成多學科交叉發展。

其次，在教學改革和研究方面，已完成《中國政治思想史》校級重點課程建設，獲“校級重點建設課程優秀獎”編寫了1套試題庫和閱讀資料庫；進行了兩學時的課程錄像；發表了4篇教改論文、6篇學術論文；課程負責人主持了與該課題相關的教研項目1項、科研項目兩項；建立一套有效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和評價體系。

再次，在青年教師培養方面，鼓勵青年教師到國內外著名高校進修，學習先進的教育教學方法和理念。本課程組一位教師已赴美國杜克大學訪學；不定期召開教研室的教學研討會，鼓勵青年教師參加各種學術類和教學類會議，通過這些活動，青年教師開闊了視野，提高了專業水平、教學水平；通過集體聽課，了解青年教師課堂教學的實際情況，發現問題并給予現場指導。通過座談等形式，就課程內容、教學方法等方面進行經驗交流和針對性培訓。青年教師之間也相互聽課，取長補短，互幫互學，共同提高；通過以上措施，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培養了一些教學理念先進、業務水平好、專業素養高、教學成果豐實的青年教師。

二、明確課程目標、重難點及相關教學條件

只有明確的目標，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只有對該課程的重難點有清晰的把握，才能找到較好的解決辦法。與此同時，還得對該課程現有的教學條件的有所把握，克服不足，發揮優勢。

首先，關于課程建設目標。按照國家教育部學科規劃，“中外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學學科的專業基礎課程。這門課程在政治學學科中具有重要地位，是政治學理論專業和行政管理專業的專業基礎課程。從本系的學科建設看，這門課程作為行政管理專業的必修課，課堂教學始于行政管理專業招生。本課程的建設旨在提高師資隊伍教學理念與水平，使學生切實理解中國的政治與文化，掌握相關的歷史和政治知識，了解國情，完善學生的知識結構，提升專業知識的系統性和提高思維能力等。具體建設目標是：在師資隊伍建設方面，加強與國內外大學關于該課程教學的交流溝通，開闊教師理論聯系實踐的視野，增強教師教學、實踐與科研能力，形成一支結構合理、人員穩定、教學水平高、教學效果好的教師團隊； 在教學內容方面，吸收本學科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與前沿理論，體現現代教育理念和時代要求；在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方面，改進教學觀念和方法，充分利用現代教育技術手段、網絡技術，實現教學與管理的網絡化；在考核方式改革方面，進一步細化量化考核指標，具有可操作性。我們的目標是將這一主干課程最終能夠優化為上海市精品課程，使之成為行政管理本科教學的基石和品牌。

其次，關于課程重點、難點及解決辦法。課程重點主要是了解中國政治思想發展的基本線索，把握歷史上主要思想家的政治思想（特別是這些思想家的基本問題、主要范疇與命題）。課程難點主要由本課程的性質和教學內容所決定，本課程對學生關于古文獻的理解、把握能力和自身的史學修養要求較高。必須通過與西方政治思想的對比來關照中國政治思想的發展演變，因此對學生的西學功底亦有較高的要求。解決辦法主要是輔導學生加強對文言文的學習，掌握古漢語的相關知識。加強中西政治思想史的比較，凸顯中國政治思想的特色。堅持歷史主義方法，把思想家政治思想放到具體歷史環境中來加以疏理與解讀。

再次，關于教學條件。本課程已列為上海市重點建設課程項目，受到了上海市教委的重視并得到了大力支持；本課程已經開設多年，初步形成了包括政治學、哲學和行政學在內的師資隊伍，專業隊伍在年齡結構上趨于合理，在知識結構、師資配備方面有相當優勢，總體學術水平較高，是一個具有較大社會影響并具相當發展潛力的群體。本課程一直以來重視文獻閱讀訓練，通過對文獻解讀能力的訓練，使學生具備從事教學、學術研究的扎實基礎，從而具有廣泛的專業適應性，有利于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在教材使用與建設方面，我們使用曹德本主編、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作為教材。同時還把蕭公權所著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劉澤華主編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呂振羽主編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作為學生輔助教材；在圖書資料方面，課程組成員參加學校圖書館的圖書采購，近年來，購置了大量與本課程有關的圖書資料供師生使用。

三、創新教學方法、手段并做好自我評價

首先，關于教學方法和手段的創新。本課程教學主要采用課堂授課形式進行，輔以課堂討論、布置思考題、指導課外閱讀等。一般內容可由學生自學，重點內容在課堂上講授，并配以多媒體教學演示方法教學。對每一時期的政治思想作總體的介紹，提示其中的學派特征、各派思想間的內在聯系、相互影響及同異比較等方面，對其中所涉及的一些基礎概念以提示參考材料等方式加以解決。這樣能夠較充分地利用授課的有效時間，為學生提供更多的信息量，從而獲得對這門知識的更為深入的了解。同時做到理論聯系實際，運用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去關注現實。為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強化對知識的掌握和吸收，要補充豐富的形象思維的知識內容。主要方法是，在電子教材中，插入實物照片或圖片。例如，講授帝王的統治思想，讓學生們觀看皇宮的圖片，通過形象思維，使學生能深刻理解賈誼的名言：“天子如堂，群臣如陛，眾庶如地”。再如講授孔子，展示孔廟的照片；講授政治倫理，展示關帝廟、關林的照片；講授李贄，展示泉州李贄故居的照片等等。以此豐富課堂教學，提高教學效果。為了優化課程設計，本課程進一步更新教學內容、改進教學方式和改革考試方式，反對死記硬背，加大了讀書報告、讀書筆記、論文寫作等開放性作業和考試在課程考察中的比重，促進學生獨立思考，充分發揮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動性，因材施教，鼓勵創新思維。考核方法：平時考核與期末考核相結合的方式。成績評定：總評成績 = 平時考核（40%）+ 期末考核（60%） 平時成績 40分 = 平時考勤20 + 小組發言10 + 平時作業10。

其次，關于教學效果。本課程具有良好的師資力量。教師備課認真，授課盡心，編寫了系統的教學大綱，制作了完整的課件，編撰了詳盡的教案。教師在課堂中采用多種教學方式，教學方法生動靈活，教學過程精益求精，力圖把理論學習和素質拓展相結合，專業訓練和個人成長相結合，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本課程得到校內外同行專家的充分肯定和較好評價。本課程近三年在學生評教中成績均值在90分以上。

再次，關于自我評價。本課程的主要特色及創新點主要在于以下幾點：完整與重點相統一的教學內容。本課程以古代政治思想史為主導，并且盡可能論及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以達到相對完整的目的；較為獨到的教學風格與教學方法。本課把課堂講授與課程論文、課堂討論結合起來，把學習教材與研讀原典結合起來，把培養學生合理知識結構與培養學生合理能力結構結合起來，把教學問與教做人結合起來，從而使本課在教書育人上發揮了多功能的積極作用；注重培養學生經典文獻理解能力的導向。本課通過對于文獻的閱讀、討論和在此基礎上撰寫讀書筆記等形式，加強學生對于思想本身總體把握和深度理解的能力。本門課程在經過校級重點課程建設和上海市教委重點課程建設的基礎上，形成了較為雄厚的師資力量、相當成熟的課程結構、相對完善的教學內容和多元化的教學風格，同時也在不斷的教學與科研實踐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優勢，特別是在先秦政治思想史的課程教學中，依托較為強大的科研實力，本課程教學內容具有較強的前沿性和時代性，受到學生、同行和專家一致好評。

最后，本課程目前存在的不足：教材建設還需要進一步加強。《中國政治思想史》教材雖然很多，但很難說有公認的好教材。我們計劃在教學改革成果的基礎上，在2012年內，爭取寫出一本適用于教學的教材。已完成了教材的初稿，目前已進入統稿階段；尚未有配套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史料學”。作為基礎教學，必須培養學生重視經典著作的學習。未來我們將在這方面多加努力；如何更好地發揮本課程的輻射作用，傳播優良的中華傳統文化，提高學生的國學素養，是一項迫切而艱巨的任務，本課程在這方面還需要做些探索。

四、規劃好課程建設步驟

要實現課程建設目標，并且需要有一個循序漸進的建設規劃，根據規劃制定相應的措施，規劃在建設過程中根據實際效果作動態的調整。

首先，關于課程建設目標及措施方面。第一，師資隊伍建設方面，目標：加強與國內外大學關于該課程教學的交流溝通，開闊教師理論聯系實踐的視野，增強教師教學、實踐與科研能力，形成一支結構合理、人員穩定、教學水平高、教學效果好的教師團隊。措施：派兩人參加國內相關課程建設教學研討會；派兩人去國內外高校訪學。第二，教學內容方面，目標：吸收本學科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與前沿理論，體現現代教育理念和時代要求。措施：出版《中國政治思想史》教材1部；教學大綱及教學計劃、修改、增補；課程內容調整、修改、增補；制作、完善電子教案1部；完善課程習題庫。第三，在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方面，目標：改進教學觀念和方法，充分利用現代教育技術手段、網絡技術，實現教學與管理的網絡化。措施：發表3篇高水平的教改論文；課程錄像6學時；利用網絡教學平臺，進行作業的批改和課后指導。第四，在考核方式方面，目標：進一步細化量化考核指標，具有可操作性。 措施：制定一套更加完善的考核體系。

其次，具體時間安排。第一，2012年下半年需要完成的工作：教學大綱及教學計劃、修改、增補； 課程內容整合，調整、修改、增補； 制作、完善電子教案；《中國政治思想史》教材出版；第二，2013年上半年需要完成的工作：發表教學研究論文3篇；提高師資隊伍水平，派兩人次教師參加國內相關課程建設教學研討會；完善課程習題庫；第三，2013年下半年需要完成的工作：課程錄像6學時，并將其放到網上教學平臺；根據上面的教學成果，對網上教學平臺中本課程的內容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完善本課程參考資料文庫。第四，2014年上半年需要完成的工作：召開課程組總結會，修改及完善各相關項目；建立完備的學生考核指標體系；撰寫課程建設報告；準備課程建設工作驗收。

五、結語

《中國政治思想史》精品課程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涉及教師、學生、教材、教育技術手段、教育思想和教學管理制度等。課程建設規劃反映了上海海洋大學提高教育教學質量的戰略和學科、專業特點。在新形勢下，《中國政治思想史》課程要在現代教育思想的指引下，建立科學規范的管理機制和培養一支素質過硬、技術精湛的教師隊伍；并在深入開展科學研究的基礎上，建立知識結構合理、整體優化、反映本校的教學特色的課程內容體系；運用現代教育技術，積極開發網絡教育資源等立體化教材，實現優化教育資源共享；加強實驗、實踐教學工作，增強能力的培養；廣泛開展學術交流和教學交流活動，開闊視野，為建立青年教師培訓機制創造條件。爭取在未來的十年內，將《中國政治思想》優化為上海市精品課程。

參考文獻：

[1]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中華書局，1936.

[2]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3] 李澤厚.新版中國古代思想史論[M].天津：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