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文化體制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藝術體制理論的源頭———分析美學陣營中的藝術定義危機

縱觀整個二十世紀，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來，西方藝術的逐變求新經常達到了令觀賞者震驚的地步，杜尚(MarcelDuchamp)的現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爾(AndyWarhol)的波普藝術(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Box))，約翰•凱奇(JohnCage)的“無聲音樂”(4分33秒)乃至奧蘭(Orlan)的“整容”行為藝術，這些光怪陸離的現代及后現代藝術實踐一次次地沖擊著藝術邊界，讓觀眾對習以為常的藝術常規產生質疑。

有人認為這種凸顯觀念而弱化審美的當代藝術不過是一場嘩眾取寵、虛張聲勢的符號游戲，它利用哲學化的觀念外衣掩蓋了其粗制濫造、胡亂剽竊的本質;也有人認為當代藝術的勃興不過是藝術界各方如拍賣行、畫廊、策展人、投資商、經紀人、藝評家、收藏家聯手，通過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來的藝術泡沫。這些爭端背后的一個基本問題浮出水面:藝術與非藝術的界限何在?無論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這種大潮的沖擊下，既有的藝術理論在大量亟待辨識和闡釋的藝術作品和實踐面前顯得束手無策。隨著杜尚、沃霍爾們被冠之以前衛藝術家并逐漸被藝術機構所接納，隨著藝術品和日常物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我們不僅疑惑:到底何為藝術?誰是藝術家?藝術生產者至高無上的地位到底是獨特的天賦授予還是一種社會生產制造出的集體幻象?藝術界或曰藝術體制論正是在傳統藝術理論頻頻遭受當代藝術實踐的沖擊下應運而生的。美國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曾指出:“當舊的美學理論無法充分闡明已被相關藝術界中具有豐富知識的成員所接受的藝術品的優勢時，新的理論應運而生，與過去的理論抗衡，并對其進行擴充和修正。當一個既定的美學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邏輯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卻已然通過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時，總會有人構架起一個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論”(Becker145)。面對花樣翻新的現當代藝術，藝術哲學家們(以莫里斯•韋茨為代表)先是從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論中獲得靈感，提出“藝術不可定義”說，這一觀點因其邏輯漏洞以及無建構意義的虛無和空洞性而很快被眾多美學家(如曼德爾鮑姆)攻擊，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藝術可以定義”說又應運而生，只不過這種定義的路徑已和本質主義藝術定義(如模仿說、表現說)大相徑庭，它超越了傳統美學只從外顯性(exhibited)特征出發尋找藝術普遍本質的局限性視域，而主張從非顯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來重新界定藝術。沿著這條路徑，20世紀60年代在美學內部圍繞著藝術定義展開的討論中出現了一種新的觀點，即從藝術和社會情境之間的關系出發，對藝術品資格問題進行討論，這就是以美國哲學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喬治•迪基(GeorgeDickie)為代表的“藝術界”(artworld)和藝術慣例理論。關于二者的相關理論的詳細介紹目前已有很多，這里不一一贅述。簡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藝術需要藝術理論氛圍和藝術史知識———即“藝術界”的闡釋，而迪基則更為關注各種藝術界體制———如已建立的慣例、習俗、常規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藝術品資格的，因此其理論常被稱為“藝術慣例”論。盡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藝術哲學的理論視域內，然而可以看出，當代美學越來越呈現出溢出藝術哲學邊界，向文化社會學靠攏的趨勢，尤其是迪基的“慣例”說，空前地將“體制”這一因素引入到藝術定義的思考中，體現出鮮明的社會學特點。而社會學家貝克和布迪厄通過合作的“藝術世界”和沖突的“藝術場”理論體系則擺脫了哲學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將當代藝術問題、藝術體制的考察落實到更為具體的實處。

合作與沖突并存的藝術世界———借鑒社會學資源的藝術體制理論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們的藝術體制論不久，社會學領域也出現了美國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HowardS．Bec-ker)和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對藝術體制的專門研究。實際上，早在十九世紀的藝術社會學研究中就已初現從藝術體制視角來研究藝術的苗頭，此思路源于對“為藝術而藝術”(artforart’ssake)這一藝術形而上概念的駁斥，如法國的斯達爾夫人(MadamedeStael)和實證主義歷史學家泰納(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會環境與藝術之間的關系，強調社會制度、時代精神、地理環境、自然氣候以及種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對藝術風格、內容、形式和藝術史流派的影響，而后者反過來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時代的社會狀況。這種藝術反映觀的主要持有者還包括以馬克思以及活躍在二十世紀中葉，直接或間接借用了經典理論的一大批學者，如夏皮羅(MeyerSchapiro，1973)，豪澤爾(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藝術主張的核心是:藝術品反映社會階級關系，正是社會階級關系賦予藝術品以美學形式和內容。受這一主張的啟發，藝術反映論的學者們并將藝術品的研究同對藝術家的生活的研究結合起來，去分析生產的經濟模式和社會階級結構，他們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義的分析原則成為藝術社會學研究的新標準，這些原則包括:藝術家是特定集體的成員，而非被賦予獨特創造性天才的孤立個體;在商品社會中，藝術品是商和社會機構用貨幣或其它類似方式購買或投資的對象;藝術品取決于物質和技術的生產媒介，而后者以社會勞動體系為先決條件;藝術品用審美的形式和內容“反映”或“編碼”了其所在時代的社會結構;藝術品所負載的價值并非在一切時代都是必然有效的，僅僅對那些在特定社會背景下“消費”它們的特定社會群體才有效(哈靈頓10－11)。這些主張雖然為藝術社會學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視角，然而其相對單維的反映論難逃過于簡單化、機械化的嫌疑，沒能捕捉到藝術界尤其是當代藝術體制中各個節點之間互動性和動態性關系結構。

幾乎與分析美學對藝術定義問題的討論同時開展的另一種研究，是開始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國和法國社會學學者進行的關于藝術體制的經驗社會學研究，這種研究與的藝術社會史不同，比如它對價值判斷的始終保持一定的疏離并回避審美評價、審美內容，而是更加注意公眾在行為和體制上的藝術接收實踐，它“建立在對藝術市場、藝術職業機構、藝術管理、專業藝術網絡和藝術消費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礎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藝術體制理論在經驗上的種種應用”(哈靈頓23)。美國和法國的研究者分別以貝克和布迪厄為代表，二人都表現出與社會學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參與性觀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種親密性。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轟動一時的著作《藝術世界》(ArtWorlds)。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顯然是受到丹托“藝術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會學理論中“符號互動論”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啟發。從符號互動論的視角來看，藝術和語言、文字等媒介一樣，是一種通過不斷交流、溝通與協商來塑造意義的物化手段。如結構功能主義社會學大師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將藝術等同于一般的社會結構，認為應以“互惠”的社會互動關系框架來研究藝術家與社會公眾之間的關系。另一位符號互動學派的社會學家鄧肯(HughDun-can)也提出從分析微觀機制的社會互動出發研究藝術和藝術生產的過程。鄧肯建構了一種“作者－批評家－公眾”的三角互動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動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盡管“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號化的，并非是社會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還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隱含著一種“社會團結”(socialsolidarity)，這種社會團結又進而在更高的層次上促成互動各方的“同態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貝克的藝術世界是一個復數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藝術圈(演奏爵士樂)的親身經歷，貝克與藝術家群體有著更為廣泛而密切的聯系，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藝術領域具體活動和實踐的特點，因此他不是像哲學家或一般社會學家那樣在簡單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層面上談藝術，而是依據他本人在幾種藝術世界中的個人經驗和參與，對藝術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過程進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說丹托和迪基將傳統藝術哲學的本體化追問“何為藝術”置換為“為何某物為藝術”或“某物如何獲得藝術品資格”這類問題，那么可以說貝克則將這一追問轉化為更具社會學色彩的問題:藝術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細分析這一追問，不難看出貝克對藝術界問題的討論是以某對象已經被藝術體制接受為藝術品這一事實為前提的。簡單總結貝克關于藝術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個，即集體行動(collectiveactions)、常規(conventions)和標簽理論(theoryoflabeling)。按照貝克在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關文章③中的理解，藝術世界是圍繞著一種慣例而實現合作生產的藝術界公眾所構成的關系網絡。在《藝術世界》的開篇，貝克就對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會學意義上的界定:“藝術世界是由所有這樣的人組成的，他們的活動對于這個或其他世界規定為具有藝術特色的作品之生產是不可或缺的。藝術世界的成員要參照慣例性理解協調那些活動，生產出作品，而這些理解則包含在共同實踐和經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樣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復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產類似的作品。因此，我們把藝術世界視為一個諸多參與者合作關聯的網絡”(Becker34)。

藝術首先是集體行動的結果，這是貝克藝術體制理論的一個基本命題，這個命題的意義在于它揭示出了藝術生產中的協作性:藝術家雖然占據藝術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藝術品并不是個別天才藝術家通過天賦、靈感單獨創造出來的，而是不同的參與者在作為行動者共同存在的社會空間———藝術世界中協同合作的產物。貝克采用“任務組”(bundleoftasks)和協作鏈(cooperativelinks)———即藝術世界中參與和從事各種藝術活動的行動者們來代替傳統美學中的天才藝術家。在長期合作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勞動分工，既各自獨立又相互依賴，既因時而變又相對穩定。貝克這里還指出了我們在分析藝術世界的勞動分工時容易產生的一種狹隘理解:我們會認為表演類藝術(電影、音樂會、戲劇、歌劇)是基于廣泛的勞動分工之上的藝術，但是像詩歌和繪畫這類的藝術似乎不存在勞動分工，因為大多數情況下作品是由藝術家獨自一人完成。然而勞動分工并不僅僅意味著藝術活動的參與者必須像工廠生產線上的工人那樣同時甚至同地協作勞動，而是要求每位參與者在適當的時間或者環境下完成分配給自己的任務。如果從這個角度思考，以當代美術為例，一幅畫作背后的勞動分工網除了藝術家本人之外，還應該包括:畫布、畫架、顏料、畫筆的生產商;提供畫展場地和經濟支持的交易商、收藏家、博物館管理者;制定美學理論的評論家和美學家;提供保護和優惠的稅收政策的政府機制;對作品做出回應和反饋的公眾;過去以及同時代的其他畫家，因為一幅畫必須置于他們所創造的傳統背景下才有可能產生意義。④同樣道理，表面上更為獨立自足的詩歌創作實際上也無法脫離出版商、印刷業、詩歌傳統等分工。

然而藝術世界中的諸行動者之間的集體合作行為并不是暫時和隨意地相互配合和制約，而是按照某種彼此一致認同的規范(norms)組織起來的，是什么保證各方在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何種程度上承擔后果等方面產生默契?這就涉及到貝克藝術世界理論體系中的第二個重要概念———常規(conventions)，⑤常規并非藝術界內在的、先在的結構，而是經過藝術界各方在長期的沖突、妥協、調和中產生的結構性規則，同時又反作用于藝術界，起著整合、凝聚、規范藝術界各方力量的作用。常規的雛形是行動者相互協調后達成的一致性意見和協議，其后逐漸演化為常規。藝術觀念是藝術常規的重要成分，一旦某種藝術觀念隨著藝術界合作行為而逐漸被結構化和體制化，它就能發揮高效合理地整合和控制藝術界資源的作用。正是常規使得藝術生產中形態各異的勞動分工和實踐得以反復地、程式化地、按照既定模式順利進行。貝克將藝術界常規分為非專業和專業常規兩種類型。非專業化常規指的是所有社會化成員都熟知的文化傳統、社會習俗、藝術觀念等，例如我們習慣性地根據不同媒介將藝術分為繪畫、雕塑、音樂、建筑等等，或者自然而然地認定存在藝術和非藝術的領域等等，非專業化常規通常體現為在社會發展中被普遍化、定型化的觀念，這些觀念有些來自于文化傳統，有些源自藝術世界內部或藝術媒介本身。專業化常規主要包括一門藝術的專業知識、美學理論和流派等等，一般要通過專業的藝術機構才能學到，可以說是進入藝術場大門的通行證。另外，非專業和專業化常規并非固定不動的觀念，而是隨社會歷史的變化不斷相互轉換。無論是專業化常規，還是非專業化常規，都屬于藝術觀念，是藝術界公眾共同認可的規則的主要成分，換句話說，貝克關于常規的討論，主要還是圍繞著藝術觀念展開的。作為常規的藝術觀念體現了貝克藝術界理論的優勢:他并不像傳統藝術社會學那樣，僅僅將以物質形式呈現的藝術品放置在社會、歷史背景下以考量諸社會外部因素對藝術生產、傳播的影響，而是借用對藝術世界常規理論的研究，把關于藝術品的審美價值的思考引入了其社會學理論中，即藝術是藝術觀念控制下的藝術，藝術價值是在藝術觀念或常規的運作下的美學判斷。我們甚至可以說，藝術就是一種觀念。在貝克的理論視域下，我們不僅僅思考“什么是藝術”、“某物品是否為藝術”等問題，而是思考“是什么促使我們將某物判定為藝術”，或我們對物品做出的審美價值判斷是在何種藝術觀念的影響下進行的，而這些藝術觀念又是如何形成、變更和產生作用的。

貝克對社會學理論的一大貢獻是標簽理論，《藝術世界》及相關文章雖然沒有直接給予大篇幅的深入討論，但卻處處滲透著標簽論的色彩。在貝克看來，無論是藝術品的價值，還是藝術家的藝術成就和聲譽(reputation)都是通過“藝術世界”獲得的，并非是像傳統美學所宣揚的那樣，藝術品因其本身具有的啟發性的、深邃的等本質屬性被賦予其獨一無二的價值，進而藝術家因其作品的“偉大”而或是其卓越的天賦而獲得聲譽的光環。從貝克的標簽論的角度來重新審視不難發現，藝術家及其作品常常源于藝術世界的集體行為，是藝術界的行動者如策展人、經紀人、拍賣商、藝評人多方生產和綜合作用的結果。這里貝克的目的并不是要徹底解構藝術的審美價值和祛魅藝術家的天才地位，而是要向我們揭示:二者的獲得并非自命的、自然而然或與生俱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藝術家”這個角色本身也是藝術界公眾運用共同的藝術常規對其“標定”而產生的一個稱號，或者說是一種“標簽”。藝術家的聲譽是協作生產的結果，作為一種象征資本，聲譽一經確立以后又會成為藝術品生產流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行使其區分和篩選的功能，因此，貝克“標簽”理論對我們重新發現藝術世界中聲譽機制的確立和運作有著至關重要的啟示作用:傳統美學中被神圣化了的“聲譽”在標簽理論的破解下被還原為藝術世界通過集體合作而生產出的一個神話，一種幻象。

“藝術世界”(artworlds)這一技術性定義，是貝克理論體系的基本概念，在宏觀上，它凸顯了藝術生產中的集體協作性;在微觀上，這一概念又將研究觸角伸向了藝術生產網絡中依據共同的“常規性理解”而反復合作的形形的個體，而貝克藝術體制理論的核心概念———常規則進一步向我們揭示了藝術觀念的生成和更迭，以及藝術觀念如何在藝術世界維持相對穩定的結構的同時又在不斷流動和變革中創新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貝克將社會學符號互動論的理論資源拓展到藝術領域，克服了傳統經驗主義過于實證化的局限，他對藝術生產，尤其是藝術分配領域的分析具有結構性框架的特征，從作為常規的藝術觀念的角度向我們揭示了藝術品的審美價值是如何在藝術關系網絡的運作中生成及演變的，而藝術家的“天賦”又是如何經藝術界各行動者的點石成金之手而逐漸被神圣化為“聲譽”甚至是非理性的“信仰”機制，后者作為藝術界體制權威和象征資本又進而投入到藝術再生產中去，有效地行使著篩選和區分功能。可以說，貝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丹托和迪基之前提出的“某物何以是藝術品”這一問題。從這些層面上來看，貝克的藝術世界體系和兩位分析美學家的理論相比無疑具有更為豐富的內涵和明顯的先進性。有關藝術體制的社會學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如果說貝克強調的是作為關系網絡的藝術世界中的合作性，布迪厄的藝術場理論則更側重的是藝術世界中的沖突與競爭維度。作為將當代藝術體制理論置于社會學路徑下進行研究的兩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家，貝克和布迪厄都將關注點放在了藝術世界或藝術場中個體和體制結構之間的關系上，然而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卻存在著明顯的區別:貝克通過大量的列舉和描述展示了藝術世界的復雜性，有著將藝術生產泛化為文化產品的生產的傾向，然而在藝術觀念的頻頻發生革命性變遷的現當代藝術界，僅僅用合作來解釋新藝術對既有藝術體制的反叛、否定和顛覆顯然是不夠的，而布迪厄的藝術場概念則對理解新舊藝術觀念之間及其相應的人或行動者之間的激烈沖突有著頗有助益的啟發。不同于貝克的是，布迪厄試圖用諸概念搭建起一個理論構架，通過這個構架來分析藝術場內部的運作，他更注重的是復雜藝術世界中的總的結構、法則和機制，他堅信藝術界和其它社會場域一樣，存在著某種具有普遍性的、自主建構的基本秩序，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結構主義理論對布迪厄的影響。

布迪厄對藝術場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他1992年發表的著作《藝術的法則》(TheRulesofArtGenesisandStructureoftheLiteraryField)中。貝克和布迪厄都將藝術世界定位為一種動態關系網絡，這一關系網在布迪厄的理論體系中被命名為“藝術場”。為了尋找藝術界內部的客觀關系結構，布迪厄引入了幾個重要的概念來分析藝術界內部的沖突與競爭:“場”(field)、“慣習”(habitus)、“位置”(position)和文化資本(capitalofculture)，這四大概念無疑是布迪厄藝術場理論大廈的四座基石。“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133)。和貝克的由互動行動者構成的合作關系網相比，布迪厄的場是一個更為結構性的概念，場中的每個行動者(個體或群體)都占據著一定的位置。不同于結構主義者的是，布迪厄對藝術場域的考察滲入了權力的思考。或者說他將文化藝術生產場域放置于權力場這一框架下，而后者可以說是一種“元場”(meta－field)，元場控制著所有場域中的各種資本扮演的角色和占據的位置。和結構主義理論的靜止不變的結構相比，場域中的位置是相對的和動態的，是在各種關系的制衡中生成的，而非預先存在的。攜帶著不同資本的行動者的占位(position－taking)構成了場中結構的不平衡性，是作為權力場的藝術場中各方沖突和斗爭的源動力:行動者為了占據、保持或改變位置而進行著權力爭奪，這種沖突推動了藝術場內的關系結構在保持相對穩定狀態的同時不斷變化。簡單概括，藝術場是一種各個位置之間的關系結構，這些位置被諸行動者所占據，他們攜帶著幾種形式的資本去爭奪特殊的符號資本(權威、聲望、名譽等)。

布迪厄對的資本概念進行了改造和拓展，將資本分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前者可以直接被轉換成金錢，以財產的形式被制度化，而后兩者則被布迪厄稱為“符號資本”(symbolicformsofcapital)。布迪厄將文化資本描述為一種知識形式，它賦予了社會行動者以一種識別力或競爭力，用以解碼文化關系或解讀文化產品。文化資本的引入的最大意義在于，它使我們認識到現代社會中的等級分化和權力分配不單單依靠物質因素或者說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或曰符號資本這類非經濟力量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文化資本主要表現為三種形態:具體的狀態(embodiedorincorporatedstate)、客觀的狀態(objectifiedstate)和體制化的狀態(institution-alizedstate)。具體的狀態指的是行動者用以應對文化話語的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s)，是在長期的家庭和學校教育中習得的;客觀狀態是指文化資本以物質載體(如書籍、繪畫、歌曲、電影、樂器)等形式出現;而體制狀態下的文化資本包括文憑、頭銜以及各種形式的體制認證。從文憑所帶來的經濟價值(進入職場，獲得收入等)可以看出，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可以相互轉換。以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場為例，布迪厄將文化生產場分為兩個次場:有限生產場(restrictedproduction)和大規模生產場(large－scaleproduction)。前者即自主的藝術場，后者則是以消費文化為主導的大眾文化生產場，遵循的是他律原則，以文化產品盡可能被更多的大眾所接受為主旨，藝術品的廣泛認可與更多的經濟利益、經濟資本直接掛鉤。和其它社會領域如經濟場或政治場一樣，作為文化場子系統的藝術場也有著自身的場的邏輯和資本形式，藝術場存在的主要條件是文化資本，它遵循著“為藝術而藝術”的自律原則。然而和大規模生產場的運行模式正好顛倒的是，自主的藝術場以否定經濟利益、“擺脫”功利性為準則，并依托于以少數藝術界專家所構成的精英機制。然而布迪厄卻敏銳地指出，這種“否定”的背后是文化資本以極其隱蔽的方式實現權力操控和統治，將文化等級分層變得神圣化、合法化的過程。換言之，藝術場中文化資本的稀缺使其具有轉化為經濟資本的潛能，這種相互轉換的潛能也更好地解釋了藝術領域中的創新作品如何被最終體制所接受并認可的過程:藝術中介(拍賣商、策展人等)通過發現、展出、闡釋及評估那些不同于常規趣味或傳統學院派風格的藝術品，實現了文化資本的累積，通過培養出新的審美趣味導向，在藝術場內創造了新的位置，從而也完成了經濟資本的增值(收藏、拍賣)。布迪厄關于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合謀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代藝術中的一些現象，例如，九十年代初，一些經濟上處于弱勢的中國當代先鋒藝術家在國際雙年展上頻創佳績，掌握了可觀的文化資本(聲譽)，進而通過拍賣行實現了驚人的經濟利潤，從昔日的藝術場的異端和忤逆者變為體制內的主流和強勢占位者。

和貝克從合作和常規的角度出發來分析藝術世界不同，布迪厄是從沖突和競爭的層面來分析藝術場的客觀關系結構。這種考察既涉及藝術場內部人之間的占位爭奪，自律(autonomy)原則與他律(heteronomy)原則、正統(orthodoxy)與異端(heterdoxy)的斗爭，又包括藝術場和大規模文化生產場之間的相互滲透。我們可以將藝術場的自律原則(為藝術而藝術)看成是以專家為代表的知識精英階層(藝術家、美學家、藝評家等等)為了維護或將自己所持有的權威合法化而提出的口號。在藝術自律的主張下，他律原則(經濟、政治)因其“不純性”(undisinter-estedness)而被排斥在藝術場之外;通過制定“正統”的藝術觀念并將其神圣化，權威守護者把不符合其“正統”藝術觀念和美學原則的異己驅除場外或將其邊緣化，從而完成了藝術場權威位置的鞏固。一個藝術場的自律程度越高，其占主導地位的專家階層就越強勢。隨著資本的介入，當代西方藝術界越來越受到他律原則尤其是經濟原則的圍攻，專家所標榜的“純粹的”無功利藝術只是一個美學幻象，藝術從來就不曾真正地脫離過藝術市場。

隨著大規模文化生產場向藝術場的滲透，專家和精英階層的優勢位置已經開始動搖，拍賣行、策展人、出版發行商、藝術經紀人、藝廊、博物館、收藏家、媒介等“不純”因素所發揮的作用讓我們意識到，藝術場內以美學家、藝術理論家等為代表的“權威”階層對位置的壟斷面臨著逐漸勢微的趨勢，任何對藝術場權威位置的獨霸都不再被視為是理所當然和自然而然的。布迪厄指出，“正統和異端的斗爭是每個場中基本的、持續的過程。最重要的斗爭武器之一就是［……］藝術的合法定義，包括藝術的分類和劃界”(轉引自Maanen63)。回顧六七十年代美學界關于藝術定義、區分藝術和非藝術的論爭，其實從權力斗爭的角度來看也是學者階層通過為藝術立法而爭奪藝術場權威位置的過程。布迪厄還深入分析了藝術場中體制化的符號資本———信仰(faith)。信仰和貝克的“聲譽”有著相似性，是聲譽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是作為藝術世界集體認同、集體信念的“常規”的特殊形式，是常規高度體制化后的結果。具體地講，信仰包括藝術場行動者對某些藝術觀念、美學原理、審美價值的認同，對藝術家的技巧、天賦、創造力的信任，也包括對藝術中介人、藝評家、拍賣商擁有發現藝術珍品、正確鑒定、評估藝術品價值的眼光和能力的信任。例如，當人們對一件藝術品缺乏基本的了解卻盲目地跟隨藝評家或“資深”媒體的評價而對藝術品的價值高度認可時，實際上就是信仰的魔力在起作用。聯系文化資本的非物質表現形式，可看出這種似乎是天然的、不容置疑的認可與信任反映了文化資本對藝術場實施控制的隱蔽性。各行動者為維護各自的藝術觀念而進行的權威爭奪和占位，以被神圣化的“信仰”為外衣，掩蓋了權力運作的實質。和聲譽一樣，信仰產生于藝術場的競爭關系結構中，同時也會循環再生產，并反作用于藝術場。

篇(2)

中國期刊投稿熱線，歡迎投稿，投稿信箱1630158@163.com 所有投稿論文我們會在2個工作日之內給予辦理審稿，并通過電子信箱通知您具體的論文審稿及發表情況，來信咨詢者當天回信，敬請查收。本站提供專業的服務和論文寫作服務，省級、國家級、核心期刊快速發表。

【摘要】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加強技術創新體系建設， 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一項系統工程， 必須從體制改革、政策扶持、人才培養、輿論宣傳等各個方面入手， 要努力營造有利于技術創新體系建設的經濟社會環境和創新文化氛圍

【關鍵詞】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加強技術創新體系建設 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一項系統工程

【本頁關鍵詞】教育論文 職稱論文 職稱期刊 MBA論文寫作

【正文】

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加強技術創新體系建設， 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一項系統工程， 必須從體制改革、政策扶持、人才培養、輿論宣傳等各個方面入手， 要努力營造有利于技術創新體系建設的經濟社會環境和創新文化氛圍， 創造有利于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政策環境、法制環境和市場環境。目前， 國務院已了相應配套政策， 省委、省政府關于實施科技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意見也有具體規定， 建議有關部門在國家有關政策細則出臺后， 立即制定實施細則， 確保政策的可操作性和預期效果; 同時要建立與政策實施相配套的管理監督檢查機制， 以保障政策的貫徹執行和落到實處。建議省委、省政府對現行科技工作評價體系以及干部管理、職稱評定等某些相關政策、制度對科技自主創新的負面效應問題進行專題研究， 清理或調整不利于自主創新的政策、規定， 制定切合安徽實際的、鼓勵支持自主創新的政策、規定。切實加強知識產權、技術標準、知名品牌等方面的制度建設。要在編制、經費、工作條件等方面支持國家知識產權局在我省設立國家專利代辦處。要建立起覆蓋全省的專利組織機構， 將專利經費列入財政預算， 保障知識產權工作的正常開展。大力推動企業增強專利、標準意識， 提高企業的產權保護、管理、運用能力， 加強對自主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鼓勵高新技術產品采用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標準， 支持企業自主制定和參與制定國際技術標準和國家標準、行業標準， 重點支持企業通過再創新推動以我為主形成技術標準。鼓勵企業打造知名品牌， 重獎獲得國家名牌、馳名商標的產品。要進一步建立完善省級專利市場和高新技術成果轉化市場， 使科技成果直接面向市場面向企業， 實現科技與生產力的有效對接， 為科技創新提供原動力， 為科技成果迅速轉化為生產力提供市場平臺。要制定鼓勵技術創新的政府采購政策。設立專項資金， 用于采購自主創新的產品， 幫助科技創新企業降低風險。改進政府采購評審機制， 給自主創新的企業以優先待遇。

【文章來源】/article/67/155.Html

【本站說明】中國期刊投稿熱線:專業致力于期刊論文寫作和發表服務。提供畢業論文、學術論文的寫作發表服務；省級、國家級、核心期刊以及寫作輔導。 “以信譽求生存 以效率求發展”。愿本站真誠、快捷、優質的服務，為您的學習、工作提供便利條件！自05年建立以來已經為上千客戶提供了、論文寫作方面的服務，同時建立了自己的網絡信譽體系，我們將會繼續把信譽、效率、發展放在首位，為您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聯系電話: 13081601539

客服編輯QQ：860280178

論文投稿電子郵件: 1630158@163.com

投稿郵件標題格式：投稿刊物名 論文題目

如：《現代商業》 論我國金融改革及其未來發展

聲明：

本站期刊絕對正規合法

并帶雙刊號(CN，ISSN)，保證讓您輕松晉升

篇(3)

選題依據：在當今以金融、技術、信息為主導的知識經濟時代，企業之間的激烈競爭實質上是企業文化之間的激烈競爭。企業文化對于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它對企業的管理體制、決策指導思想、經營戰略、管理方式等都有重要影響，從而對企業的興衰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而占我國國民經濟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的企業文化建設停留在低水平的封閉型企業文化階段，其“企業文化”常被單純地認為是企業的政治思想工作，或者將企業職工的文體活動代替“企業文化”。也有的國有企業把“企業文化”僅僅表現在一些大同小異的口號和標語上面，或規章制度及企業標志上面，沒有真正體現出企業員工所追求的價值觀，經營理念和企業精神等深厚內涵，沒有真正發掘出企業員工中蘊藏的推動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強大力量。優秀的企業文化是不會自發產生的，而是在人們積極追求過程中慢慢積累起來的。這就要求我國國有企業重視企業文化建設，不斷的進行古今文化、中外文化的比較與吸取，并結合本企業的特點塑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文化，使國有企業在競爭中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在未來的激烈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可行性論述：21世紀是一個充滿競爭和挑戰的世紀。在這個世紀中，以人為中心的管理意識的企業文化與企業的科學技術、經營管理一樣，是企業基礎中的“軟件”。如果不能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和本企業特點的的國有企業文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就難以取得長遠的成效。因此探討國有企業文化重構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論文擬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相結合;對比論證;列事實、擺依據;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過圖書查詢、網上瀏覽、去國有企業實地調研等方法來收集資料。擬運用經濟學、企業管理學、組織行為學等相關知識來撰寫論文。

本論文擬分以下幾個部分撰寫：第一部分：企業文化的概述通過對企業文化的含義，作用和地位及國內外企業文化發展的現狀的簡單闡述來對企業文化的概況作一個簡要的敘述。第二部分：我國國有企業文化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擬對國有企業文化面臨的主要問題及相關原因進行剖析，通過對問題的剖析來達到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的作用。第三部分：重構國有企業文化的對策通過對國有企業文化現存面臨的主要問題的剖析來尋找并找到問題的根源所在，然后相應地采取解決問題的措施來對現存問題加以解決。

2010年09月25日—2010年10月25日收集資料，擬訂論文題目和開題報告。

2010年03月01日—2010年05月1日在國有企業進行調研，撰寫論文初稿。

2010年05月02日—2010年05月31日修改論文，撰寫論文第二稿。

2010年06月01日—2010年06月08日修改論文，撰寫論文第三稿。

篇(4)

1.選題的依據

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高度關注和重視文化產業體制改革問題。黨的十六大、十六屆三中全會和十六屆四中全會連續研究了類似問題。中央這樣關注和重視傳媒產業體制改革的情況在歷史上是沒有過的，這是加強領導的最充分體現，是對中國傳媒事業發展最鼎力的支持。

南寧的廣電總局的體制改革也在這個大的范圍內跟上時代的步伐，但是在改革進程中也遇到了些問題也存在著諸多的問題，“變則通，通則久。”在努力“變”的過程中，及時的回顧過去，總結經驗，是極為重要的。如今，集團化改革、數字電視、頻道制改革、扁平化管理等等新想法、新舉措不斷出現，如果不能了解自身，很容易就陷入盲從跟風的陷阱里。因此，本文希望能在眾多的改革思路面前冷靜分析南寧廣播電視事業的歷史和現狀，清醒的選擇正確的前進方向。

2.參考文獻

1.陳亞軍.地方廣電媒體體制機制改革創新探討[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8（5）：80-82

2.方軼.地方廣電產業發展智略初探[D].南京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6（5）：10-15

3.常虹.河南省廣播電視產業發展創新研究[D].鄭州大學2006屆碩士學位論文.2006(5)

4.劉斌著:《中國廣播產業制度創新》，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5.胡正榮.媒介管理研究—廣播電視管理創新體系.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

6.周鴻鐸.廣播電視經濟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0

7.陸小華.整合傳媒—傳媒競爭趨勢與對策.中信出版社，2002

8.黃勇著:《廣播影視發展改革宏觀思考》，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9.喻國明著，《中國新聞業透視:中國新聞改革的現實動因和未來走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

二所選論題在當前學術界研究狀況

2000年，國家廣電總局《關于廣播電視集團化發展試行工作的原則意見》文件。由此，中國廣播電視行業開始了“以省為單位組建廣播電視集團”的產業化改革。當人們把主要的目光都放在中廣、上海文廣這樣的大集團身上的時候，省會城市廣電及地市級廣電也正在努力尋求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之路。這些地方廣電，相對于省級、國家級廣電來說，實力較弱，受到的限制更多，它們在有限的地域內播出，要面對省級、國家級廣電的競爭，無論從資金上，還是資源上都處于劣勢。在市場逐步放開的過程中，境外實力雄厚的媒介集團正通過各種形式滲透到國內市場中來，雖然還只是“一絲小風”，但因為有強大的資本做后盾，實力絕對不容小覷。

我們已經看到中國廣電媒介的體制監管、政策建設、價值理念和技術形態正在經歷著最激烈的歷史性轉型,一個朝向適度的市場經濟和公共傳媒的改革正在進行。

目前，國內理論界對于我國廣電行業產業化的整體研究著作相當多，但是針對地方廣電產業發展的論文、著作卻比較少。

這方面的論文有黃升民、任鵬雁主編的《中國區域性廣電媒介產業的生存與發展—透視淄博廣電現象》，張魯閩、陳桂林主編的《集團化:城市電視新聞的對策》。

方軼的碩士論文《地方廣電產業發展之路初探——以南京廣播電視集團為例》中結合個案分析，從當前地方廣電業的業內與業外環境入手分析廣電體制改革的現狀，并結合南京廣播電視集團這個實際的例子，給地方廣電未來的產業發展提出了幾點建議，他提出現在現階段實力還比較薄弱，競爭力不強的地方廣電，提出在某些方面可以采用的策略。

鄭州大學的碩士論文《河南省廣播電視產業發展創新研究》結合河南廣播電視業的實際，從宏觀的理論層面深入探討了廣播電視的產業性質、管理體制等問題，并從微觀的操作層面，對廣播電視的內容、經營如何創新提出了作者的看法。

中國農業大學的王莉的碩士學位論文《中國電視產業化研究——以湖南廣電產業化歷程為例》中，通過對湖南廣電產業化這個個案進行分析，選擇小的切入面，結合電視產業經營實例和當前面臨的現狀，得出我國電視產業經營的可行性分析結果，對電視產業未來發展的基本態勢做出科學預測。最后，她基于理論和實證的分析，有針對性地結合國情對中國電視產業的發展，在思維和管理模式、生產和經營模式等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議和發展策略。

在研究地方廣電體制改革方面的論著比較少，還有待于專家學者給予更多的關注。

三選題理由

改革開放30年是我國社會經濟發生巨大變化的30年，也是我國廣播電視媒體體制機制不斷改革創新的30年。1983年，中央37號文件發出以后，全國掀起了“四級辦廣播電視”，地方市（地）、縣（市、區）級電視媒體應運而生。

從2004年下半年開始，國家廣電總局已不再批準組建事業性質的廣電集團，只允許組建事業性質的、管辦分離、政企分開、政事分開、規模運營的廣播電視臺或總臺，已經組建了的也要按要求進行拆分。這就為地市級廣電下一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近幾年，中國的媒體改革的確已經走得相當遠，并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是存在于媒體產業中的體制性、制度性與結構性問題仍然相當突出，這些因素嚴重地阻礙了中國媒體改革與發展的進程。從目前各地方電視媒體運行的總體情況來看，在體制機制上仍然暴露出若干不足和問題，有的已形成制約廣電新聞宣傳質量的提升和產業發展的瓶頸。二地方廣電傳媒的體制改革之路由于經費、人才等因素更顯困難，本文結合當前我國地方廣電媒體的體制改革的現狀與存在的問題，并結合南寧廣電媒體的體制改革的現狀與存在的文藝，作一些粗淺思考。

四論文結構、基本觀點及主要內容

1.論文結構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地方廣電媒體改革的現狀

1.地方廣電媒體的基本情況

2.地方廣電媒體現狀之喜

1.2.1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己成為共識，并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進行嘗試

1.2.2內部管理和運行機制以人才為本，實行企業化管理

1.2.3輿論宣傳和節目生產上以受眾為本，力求形式多樣

3.地方廣電媒體現狀之憂

1.3.1節目制作能力不足，頻道整體策劃能力有限

1.3.2外部競爭日趨激烈，競爭意識不足

1.3.3高素質人才缺乏，人員培訓機制不健全

第三章南寧廣播體制改革的啟示

1.南寧廣電體制發展現狀

3.1.1南寧廣電的經營現狀

3.1.2南寧廣電的管理現狀

2.南寧廣播體制改革的啟示

第四章健全地方廣電媒體進一步創新改革的構想

地方廣電順應國家廣播電視體制改革的趨勢，實行產業化發展己成必然。各地方廣電有充分認識自身特點，才能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地方廣播電視總體上來說，受到地域的限制，覆蓋面有限;受到政策的限制，施展空間有限;受自身實力的限制，各方面競爭力也有限。但地方廣電也占據了“地利”、“人和”的優勢，在對受眾的親和力方面是中央、省級廣電無法達到的。

1.建立長效的學習、培訓、用人機制，繼續深入開展各種學習教育活動

2.堅持以崗定酬，以件計薪，薪隨崗變，建立崗位薪酬機制

3.建立健全職能管理部門的組織保障和后勤保障機制，強化為節目生產和創收一線服務

4.建立獎勵激勵機制

5.跨地區聯合購買制作節目與低成本自制節目相結合

6.必須進一步創新地市廣電機制改革，確保轉換既“換湯”又“換藥”

第五章結語

地方廣電面對這么多實力強大的競爭對手，只有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之路，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生存下來，開創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第六章參考文獻

第七章致謝

基本觀點

中國地方廣電，包括省會城市廣電和地級市廣電，相對于省級、國家級廣電來說，實力較弱，受到的限制更多，它們在有限的地域內播出，要面對省級、國家級廣電的競爭，無論從資金上，還是資源上都處于劣勢。面對這么多實力強大的競爭對手，地方廣電只有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之路，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生存下來，開創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南寧廣電集團在激烈的媒體競爭中，占據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自身得到很大的發展，其改革經驗可以給其他地方廣電以啟示。筆者通過對南寧廣電集團現狀和地方廣電整體現狀的客觀分析，發現地方廣電集團的個性特點和問題。

篇(5)

[論文摘 要]在國際貿易人文化發展這種重要趨勢的背景下，研究其對未來國際貿易的發展、和諧社會的構建所帶來的影響有著重大的意義；探討建立以人文貿易為基礎的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把轉變貿易增長方式、實現可持續發展與應對貿易壁壘列入“人文貿易”的系統化研究范疇，也有助于大大提高貿易政策的有效性、全面性。

一、國際貿易人文化的內涵

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世界經貿的變化和發展，在多邊貿易體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種新的價值取向正在國際貿易領域內悄然形成，即貿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貿易）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在國際貿易領域的體現，它通過以WTO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的制度安排，特別是“貿易與環境”等問題納入WTO新一輪多哈發展議程，使國際貿易活動不僅重視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問題，而且關注人類發展中的社會問題。

在傳統人文主義的影響下，國際貿易的指導思想以謀取最大限度的經濟利益和對物質財富的最大限度占有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義理論，還是亞當斯密的絕對成本理論、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和H-O原理都只是重視貿易的總量，很少顧及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和人類社會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導致人類發展與自然發展的對立，使人類社會在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生態失衡、貧富分化等。

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從根源上改變了傳統人文主義思想對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的錯誤價值導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旗幟鮮明地將可持續發展寫入前言，作為一個重要宗旨，這是對GATT宗旨的重大發展。在發展國際貿易的過程中牢記可持續發展的重大目標，是著眼于全球的長遠利益和子孫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時期生產與貿易的發展，而造成對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的破壞，以至從根本上動搖國際貿易的基礎，降低人類的生活水平。從GATT對世界資源的“充分”利用，演變成WTO對世界資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尋求的人類對資源利用能力的擴大主要表現在對資源利用質的提高，而非對資源利用量的擴大；從更深層次上講，也是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在國際貿易的體現，是貿易人文化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

二、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一）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國際貿易理論基礎的動搖

第一，對指導國際貿易理論價值取向的哲學思考。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是現代經濟學基本的核心假設，是現代經濟學產生、發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與起點。經濟學研究主要建立在人們受自身利益驅動并能做出理性決策的假設基礎之上。現代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在國際貿易內形化的新價值取向。人文貿易的哲學基礎現代人文主義堅持“以人為本”，追求人的全面發展。人文主義關注人的發展與完善，強調人的價值和需要，關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義，并且在現實生活中努力實踐這種價值和意義的精神。其哲學價值取向與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是完全不同的，對謀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提出嚴重挑戰。

第二，對傳統自由貿易能增進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的質疑。關于自由貿易可以改善經濟福利的論斷是經濟學中最古老和最廣泛接受的原則之一。它在構造國際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單一市場地區，如歐盟和WTO）中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然而傳統自由貿易理論論證的條件假設中都沒有把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的負面影響計入生產成本。沒有考慮環境成本的“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其實是一種“虛擬”、“現時”的增長，其增長的背后忽略了“現實”、“延時”的補償成本，如果考慮環境成本帶來的財富和福利的損失，傳統的自由貿易會增進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的結論實際上可能站不住腳。 轉貼于

（二）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多邊貿易體制的挑戰

隨著國際貿易人文化的發展，如何協調環境與貿易的關系，對多邊貿易體制的許多基本原則提出了挑戰。如生產過程和方法（PPM）問題和雙重環境標準的爭論對現有國民待遇原則提出了質疑；環境補貼和與環境成本內在化有關的生態傾銷問題使得人們重新思考公平貿易原則；發展中國家在保護環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國際貿易人文化的發展，將從新的角度思考兩者的協調問題。

三、建立以人文貿易為基礎的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初步探討

（一）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目標

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必須以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促進對外貿易的人文化發展。國際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應與人文化發展方向內涵是一致的。國際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應跳出傳統意義上的片面追求貿易額的“可持續”增長，而是在關注貿易總量的同時還應關注貿易的實際質量，從以物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到以人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從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續發展到追求長期綜合利益的可持續發展。

（二）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審視對外貿易效益來源，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轉變外貿的增長方式，必須重新審視外貿效益來源。首先必須建立人文貿易的評價體系，在衡量外貿效益的經濟指標體系中增加生態指標和社會指標，客觀評估外貿對國家經濟、生態、社會帶來的整體影響。在此基礎上，重新思考外貿效益的來源，對資源投入與貿易收益嚴重失衡的產業進行技術革新，減少其負外部性，促進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外貿收益的現實增長。

第二，建立貿易與環境的有效協調機制。建立貿易與環境的有效協調機制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加強貿易與環保法規、政策的協調，充分考慮貿易政策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及環境政策對貿易的扭曲代價，實現貿易與環境的雙贏；其二是建立人文貿易措施保護體系，推行綠色貿易行動計劃，合理建立中國產品綠色標準體系，既可以增加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產品的實際競爭力，又可以實現以人為本，自然、社會的協調發展的保障體系。

第三，構建應對國際貿易“人文壁壘”的預警和快速反應系統。國際貿易的人文化發展伴隨著“人文壁壘”的產生，為了防止其帶來的負面影響，需構建相關的預警和快速反應系統，對人文貿易發展過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壘”的變化因素進行監測、識別、評價、預測、預防控制并及時矯正不良發展的趨勢，以保證國際貿易人文化的健康發展。

參看

[1]Ota Sik， Fred Eidlin， William Graf：For a Humane Economic Democracy，Journalof Economic Literature ［M］Vol， 24， No， 3 (Sep， 1986)， pp，1233-1234

［美］理查德T德喬治.經濟倫理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美］馬克A盧茲.經濟學的人本化［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篇(6)

如果外國記者對此事的感受是“震驚”，那么中國人的感受則是“欣喜”。逐篇讀完人民日報報道這7位青年科學家成長經歷的文章，筆者心里一直激蕩著前所未有的興奮、激動之情。

是的，怎能讓人不激動呢?清華大學教授顏寧，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王曉晨、邵峰、張宏、朱冰，中科院武漢物理與數學研究所研究員唐淳，南開大學教授胡俊杰7位獲獎者真是年輕有為：他們都是“70后”，年齡最小的只有33歲；他們均在探索生命奧秘的未知王國中取得重大突破，在《自然》、《科學》、《細胞》等發表的高水平論文令國際同行刮目相看。

更讓人欣喜的，是這7位年輕人都是非常純粹的、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家：他們從事科學完全是從興趣出發，都是發自內心地喜歡科學，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樣，把科研當作謀生的手段，甚至是追名逐利的敲門磚。

因為有興趣、從內心里喜歡科學，科研這項在常人看來非常單調、乏味的累差事、苦差事，在他們那里就成為一種非常好玩、非常享受的美差、樂事。在顏寧看來，做研究就像打游戲一樣令人“著迷”，那些一般人看都看不懂的膜蛋白結構圖，在她眼里居然“非常漂亮”、“非常美”；對朱冰而言，做研究“就像玩兒一樣”，跟下圍棋、看雜書一樣其樂無窮。

因為有興趣、從內心里喜歡科學，他們就能坦然面對失敗、主動迎接挑戰、甘于忍受寂寞。在張宏的人生詞典里，找不到“失敗”這個詞；如果周末不陪孩子，邵峰幾乎一周七天都在工作，辛苦但不覺得累；王曉晨心里始終充滿“探索和發現的喜悅”，在99％的失敗中尋找1％的快樂。

因為有興趣、發自內心地喜歡科學，這7位科學家能自覺抵制各種誘惑，全身心地沉迷于自己的研究。在他們看來，發論文只是做研究的副產品，得到前所未有的新發現是他們唯一的追求；院士、獎勵、錢財、官位等許多人趨之若鶩的東西，對他們而言真的是神馬浮云。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2000多年前的孔子，就對“興趣”的極端重要性有著深切的體悟。特別是在物欲膨脹、人心浮躁的當下，如果只是把科研當作一份養家糊口的工作，或者是升官發財的敲門磚，就很難“從一而終”、在科學上有大的成就。正如胡俊杰所言：搞學術不能功利。如果不能耐住寂寞，只滿足表面的發現，只想發論文，只惦記科研經費，一定不能走得更遠。

當然，這7位青年科學家非常幸運。他們所在的高校和研究所，都為他們創造了良好的科研條件、營造了追求卓越的文化氛圍，使他們可以不用為經費發愁，不必為科研之外的事情分心。

正如有識之士所言，中國當前并不缺乏喜歡科學、具有潛質的青年人才，缺的是能讓他們自由探索的科研體制和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圍。據了解，有關方面正在積極醞釀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有關舉措。如果科研體制和創新文化能進一步優化，中國當會涌現出更多、更優秀的青年科學家。

加油，真心喜歡科學、志愿獻身科學的“70后”、“80后”們!

篇(7)

主持人：李文君

投稿郵箱：

中國大學發展應具中國底色

湖南大學校長 趙躍宇

辦好中國自己的大學，首先要圍繞立德樹人這一根本任務來進行思考，保持和彰顯中國大學自己的底色。

首先，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統領立德樹人工作。堅持立德樹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學發展道路，核心是解決好培養什么人和怎樣培養人的問題。高校應該根據不同學校的發展實際，把人才培養放在學校辦學定位的首要位置，以一流的人才培養需求促進大學內涵發展，從而形成中國高等教育的核心競爭力。中國高等教育承擔著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歷史重任，面對當今復雜的育人環境，關鍵就在于堅持立德樹人的根本方向，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大學教育的全方位、全過程。

其次，要發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立德樹人中的獨特優勢。總書記今年4月在歐洲演講時談到，“中國人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中國大學特色彰顯之路肩負著推動文化創新的歷史重任，是實現內涵式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們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最核心內容，積極推動民族文化的發展與創新，引領社會先進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幾千年來一直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

再次，要堅持圍繞立德樹人改革創新，不斷完善大學治理。在堅持走中國特色大學發展之路的過程中，我們一要既虛心學習國外大學好的經驗，更要立足國情，正確處理好立德與樹人的辯證關系；二要處理好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圍繞當前大學改革的突出問題和瓶頸問題出實招、出硬招、出管用的招；三要處理堅持方向和自我完善的關系。除此之外，我們在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實踐中。中國大學只有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通過文化傳承創新，才能凸顯中國特色；只有堅持立德樹人，通過深刻的體制機制改革，才能真正扎根中國大地辦出一批世界一流大學。

找準突破口創建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

南京大學校長 陳駿

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要求我國一流大學以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為中心，以提高科技原始創新能力為重點，為實現“中國夢”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撐。也就是說，以問題驅動、做原創科研，是我們創建有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

以問題驅動、做原創科研，是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的必然要求。當前，中國正面對經濟社會的重大轉型，急需研究型大學提高原始創新能力來助推經濟社會轉型升級。面對這一重大責任，只有實現解決問題和原創研究的根本轉型，才能打通科技和經濟轉移轉化的通道，從而真正成為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創新源泉。以問題驅動、做原創科研，是我國大學回應國家經濟社會轉型的時代需要。

以問題驅動、做原創科研，是我國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發展需要。受時代與條件所限，我們以往的科研大多是跟蹤研究，重復別人提出的問題，然后形成論文。然而，這種論文導向的追蹤研究卻難以產生重大原創性成果。只有實現科研轉型，我們才能在科學研究上開拓新問題、挖掘新方向、形成新理論，真正體現世界一流大學原始創新的本質特征。

以問題驅動、做原創科研，是我國大學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現實需要。拔尖創新人才必須在科學研究的氛圍和學用結合的環境中才能得到培養和實現。我們只有實現科研轉型，切實構建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有機結合、相互促進的良性機制，才能真正做到寓教于研、研中有教、教研相長，進而真正破解“錢學森之問”，為民族復興與社會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創新人才支撐。

要加快構建有利于以問題驅動、做原創科研的體制機制。當代世界，人類社會發展呈現新特征，高等教育理念與模式發生了革命性變化。比如，新的科技革命拓展了科學研究的領域，不同學科交叉融合加速，集群化、網絡化創新模式不斷涌現，要求高校教學科研組織模式進行改革。

一是改革科研創新平臺、基地的管理模式與運行機制，推進形成開放、高效、協同的管理構架與管理機制，促進各類創新要素與資源的匯聚和融合。二是改革科研團隊組織機制，依托重大科研項目和前沿科學問題整合隊伍，探索改革符合科技創新團隊特點的組織管理體制、人員聘用機制、考核評價體系等政策制度。三是改革科研資源配置模式，充分發揮問題導向和激勵功能開展解決問題的原創研究，推進原創性科研成果的評價與支持的機制體制改革。特別是在評價內容上，要更加體現鼓勵瞄準重大學術問題前沿和自由探索的導向，鼓勵關注間接的、長遠的、隱性的價值，評價周期不能過短。

要充分發揮教師在以問題驅動、做原創科研中的主體作用。一是要充分發揮學科帶頭人在原創研究中的領頭羊作用。在科研轉型過程中，學科帶頭人應以放眼世界學術巔峰的信心和氣概，力爭在解決人類所面臨的根本性科學問題上發出“中國聲音”，特別是要帶頭營造求真探源、平等爭鳴、寬容失敗的氛圍，鼓勵科研人員樹立遠大理想、勇攀高峰。

二是要充分發揮青年教師在原創研究中的先鋒隊作用。青年教師要有敏感的問題意識和堅持不懈的精神，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絕不能本末倒置，陷入為論文而論文的“形式科研”怪圈，而要始終保持發現問題的敏銳、分析問題的冷靜、解決問題的自覺。

三是要充分發揮廣大學生在原創研究中的生力軍作用。對本科生來說，要學會自主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完成從應試思維到創造性思維、從被動學習到主動探索的轉換。對研究生來說，要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創新本領，通過參與原創性科研提高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中國一流大學的文化自覺

復旦大學校長 楊玉良

涂又光先生曾提出過這樣的問題：中國所辦的大學應該辦成“在”中國的大學（a university in China），還是中國“的”大學（a university of China）？這個問題背后的潛臺詞就是，“中國的”大學應該是在文化、思想和學術上獨立自主的大學，應該是堅守并體現中華民族文化特征的大學。有學者認為，今天談論大學改革和發展的人，“缺的不是‘國際視野’，而是對‘傳統中國’以及‘現代中國’的理解與尊重”。說得也是這個道理。對中國的一流大學建設來說，文化的自覺是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前提。

早在現代教育與學術在中國興起之初，就有不少有見識的教育家、學問家對“文化自覺”有所意識，呼吁光大中國本來的教育傳統。曾十分期盼把中國的傳統教育精神結合到現代的教育道路上去，因而把廢除書院制度視作引入新制度所帶來的最大遺憾。陳寅恪曾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中國著名教育家、復旦大學創始人馬相伯認為，引進外來文化、教育不能不注意中國的學術傳統和國情民性。他的辦學理念是“崇尚科學，注重文藝，不談教理”，其中，“崇尚科學”主要指學習西方的科學知識，“注重文藝”則是指注重廣義的東西方人文知識的學習。1905年的《復旦公學章程》中曾特別注明：凡投考者若有意唾棄國學，即使錄取之后，也將隨時開除。這是用制度對中國文化精神的捍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