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法律專業博士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1946年生，沈陽市人。現為武漢大學法學院刑事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湖北省檢察院咨詢專家。

“如果說在做專業以后，寫文章、出書，文字上還算過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這十年的記者、編輯生涯。”

記者（以下簡稱“記”）：吳教授您好，能先請您談一下起初是什么促使您報考法律系的呢？

吳振興（以下簡稱“吳”）：我從小就對法律感興趣，可能是受到小說和電影的影響，覺得法官、檢察官、律師在法庭上侃侃而談讓人非常羨慕，想得很單純。我報考大學的時候要填五個志愿，我的前四個志愿都是政法院系，第一志愿就是吉林大學法律系。

記：當時的法律系開過哪些課呢？

吳: 入學以后到以前，大約九個月吧，我學過兩門專業課，上學期的專業課叫“國家與法的理論”，當時國家與法是合在一起的，相當于現在的政治學與法理學。“國家與法的理論”課程結束后，我就確定了畢業論文的題目，――“法律的工具性問題”，而且我還搜集了不少資料。當時，我對法律的工具性有些疑問，覺得法律的確有工具性，是政治統治的工具，但法律不完全是政治統治的工具，因此這個問題是可以探討的。除了專業課以外，上學期還開設了外語和政治兩門課。下學期的專業課叫“法律制度史”，同時繼續學外語。在“法律制度史”和外語課還沒結束的時候，開始了。開始后，我利用業余時間，看了一些哲學和經濟學方面的書，積累了一些基礎知識。1969年下半年，我開始實習。那個時候的公檢法工作基本停滯，我就到市公安局的政法大隊去實習。在政法大隊，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聯合辦案。研究案件主要憑經驗，不談什么構成要件，當然法律根據之類更是無從談起。后來我又到長春市汽車廠派出所和桂林路派出所實習過。前前后后實習了一年時間。

記：當時學習的外語是俄語嗎？

吳：是日語，當時我們班學習日語的同學并不多，有二十人左右。

記：1980年，您回到吉林大學讀研究生，當時您已經在吉林人民廣播電臺待了十年，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去讀研究生的？

吳：就個人來講，我還是有點名利思想的，認為在廣播電臺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不過，實事求是地講，在省電臺的十年中，我不僅在政治理論上有提高，而且通過組織法律講座、編輯法律講座稿件，在法學基礎理論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彌補。特別值得一提的事，這十年中我自采自編的稿件較多，凡有采訪任務，我從來不用下面的通訊員，從調查、提綱到寫作，均自力而為，從而使我的文字功夫受到很大的鍛煉。如果說我搞專業以后，寫文章、出書，文字上還算過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這十年的記者、編輯生涯。

“那時候，我幾乎每天都看到、寫到半夜12點，無論冬夏，光讀書筆記就做了幾大本。這段碩士生期間的學習，對于我夯實自己的基礎理論起了重要作用。”

記：您是吉林大學第一屆刑法學碩士研究生嗎？

吳：是的，吉林大學從1980年開始招收刑法學的碩士研究生，我是何鵬老師的開門弟子。當時之所以選擇刑法學專業，主要是出于幾方面的原因：其中一個是我的外語不太好，所以就沒有考國際法專業。除了國際法以外，憲法學也開始招碩士研究生，但我對憲法學沒興趣，覺得憲法沒有什么好研究的，但現在看來，這種看法還是很膚淺。但刑法作為實體法，與現實生活和法律事務聯系比較緊密，這也是確實的。這也是我當時選擇刑法學專業的粗淺想法。

記：當時您研究生畢業后就留校了嗎？

吳：其實畢業的時候我很想到實務部門鍛煉一下，但法學院堅決不同意，于是我只好留校任教。

研究生入學以后，我主要是跟何鵬老師學習外國刑法，吉林大學的刑法學是靠研究外國刑法起家的，準確地說，是靠研究大陸法系刑法起家的。何鵬老師外語好， 1981年（或1982年），吉林大學第一次組團去日本訪問，隨行的翻譯人員的翻譯水平還趕不上何老師，有時候還需要何老師充當翻譯。由于何老師的日語好，看日本刑法方面的書就像看中文書一樣，給我們講起外國刑法來就非常方便。

那時候，我還幫助何老師整理過《外國刑法簡論》，這是國內關于外國刑法的第一本書。上課除了我以外，還有一個老師叫賴宇，就我們兩個人聽課。聽完課以后進一步加以整理，就形成了《外國刑法簡論》。此外，我還幫助何老師整理過《外國刑事法選論》。再有，在何老師和甘雨沛老師合作撰寫的《外國刑法學》中，我還協助何老師撰寫了分則部分；還以副主編的身份參與編寫了《現代日本刑法專題研究》。

記：能不能談一談你碩士生期間的學習情況？

吳:1980年入學后，當時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是百廢待舉、百業待興。從客觀上看，當時刑法方面的著述（包括譯作）還不多。好在1979年刑法典頒布，我們有了高銘暄、馬克昌等前輩一起編輯的刑法學教材，還有一些老一輩學者和少數年輕學者撰寫的文章，他們為我國刑法學的繁榮拉開了序幕。雖然我是法律系畢業的本科生，但實際上在校期間并未系統地學過刑法理論。于是我開始不折不扣地勤奮刻苦學習，如饑似渴。我是住在校外――省電臺分配的住宅，只一間房，不到20平方米。當時孩子小，我又抽煙，都是自己卷的煙，因為工資低，買不起煙卷。看書寫作時煙抽得多，孩子挨嗆，得了急性氣管炎。為了孩子的健康，我只好弄了一張三條腿的桌子放在室外走廊上，然后再拉一條線，在室外支個燈（這種三條腿的桌子現在已經很少見了，就是有一條腿是活動的，拉出來可以將桌面支起來，放回去桌面也收回那種）。幾乎每天都看到、寫到半夜12點，無論冬夏，光讀書筆記就做了幾大本。這段碩士生期間的學習，對于我夯實自己的基礎理論起了重要作用。

記：您的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是關于哪方面的？

吳：我的畢業論文題目叫《教唆犯的概念與特征研究》，這篇論文是從我的關于教唆犯的書稿中抽出來的，這本書稿在我提交畢業論文時就已經完成了，有十四五萬字之多，并且在1986年正式出版。現在看，這本書在有些方面研究得還不夠深入，但當時確屬為數不多的刑法專著。

記：您的博士論文是關于哪方面的？

吳：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叫《罪數形態論》，現在看來，書中的一些內容還需要補充，我也想在武漢大學期間進一步完善這本書。但當時對這本書的評價還是相當不錯。我的博士論文答辯時的評委是高銘喧、王作富、曹子丹、何鵬、高格五位老師。在這次答辯會上，評委們的提問讓我汗流浹背，而我在重要場合下一般不會流汗。這些評委都非常認真，問了我33個問題，使得答辯足足花了半天時間。同時，這次答辯對我博士論文的修改幫助很大。評委們對我這篇論文的評價還是很高的，至少有這么一句話：“為建立我國的罪數理論體系做出了貢獻。”我這篇論文也被評為優秀博士論文。

“法律實踐為我們的理論研究提供了很多課題。要研究這樣的課題，不僅要有法律功底，沒有法律功底就無法進行研究，而且還要有研究能力。”

記：能不能請您談一下法學重建過程中您的主要貢獻呢？

吳：我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個是1997年《刑法》修訂過程中，我曾參與過發表修改意見，另一個是《論教唆犯》中的一些觀點直到現在也能夠站得住腳。比如在教唆犯的種類中，我提出了蓋然性教唆和半蓋然性教唆，國內學界基本上認同這種觀點。在最近由我組織的“四方談”（全稱為“刑事疑案四方談”，包括法院、檢察院、律師、學界）中，我又將半蓋然性教唆劃分為單向半蓋然性教唆和雙向半蓋然性教唆，將單向半蓋然性教唆分為性質單向半蓋然性教唆和對象半蓋然性教唆，將半蓋然性教唆予以細分。我覺得，將半蓋然性教唆予以細分就便于把有些問題厘清。此外，我還提出了重合性過限和非重合性過限，這也得到了國內學界的認可。李光燦老師在《論共犯》一書中提到共犯過限問題，前蘇聯的刑法理論中也提到共犯過限問題，但都只是簡單地提到而已。在這一基礎上，我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共犯過限存在重合性過限和非重合性過限的問題。關于重合性過限，我還提出所謂的正重合性過限和逆重合性過限，國內學界對此并無反對意見，但也沒有更多的贊同意見。

再一個就是關于罪數形態的理論。國內的一些教材對罪數類型的觀點并不一致，當時大體上維持了高銘喧老師和羅平老師提出的“一行為在法律上為一罪，數行為在法律上為一罪，數行為在處理上為一罪”的分類方法。但是我提出了“三三分類法”，根據“三三分類法”，一罪的類型應該分為本來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處斷的一罪。我的“三三分類法”是第一步為基礎步驟，即把典型的一罪、純粹的一罪與典型的數罪、純粹的數罪分開，將純粹的數罪放在一邊，并不去研究它。第二步叫中間步驟，即把一罪類型中屬于一行為的類型和數行為的類型分開，將一行為的類型統稱為本來的一罪。第三步叫完成步驟，即把本來的數罪劃分為法定的一罪與處斷的一罪。這樣一來，根據“三三分類法”，我就把罪數形態的類型分為了本來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處斷的一罪三類。在很多的罪數個體形態上，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張。比如說牽連犯和吸收犯的界定問題，這是很多年以來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我提出了同質吸收，我認為在牽連犯和吸收犯之間有很多地方都是重合的。比如說入室盜竊，我們可以說它是吸收犯，我們也可以說它是牽連犯。因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是一種手段行為，盜竊是一種目的行為，發生了目的行為和手段行為，二者互相牽連的手段牽連類型的牽連犯。在這種情況下，既符合吸收犯的特點，也符合牽連犯的特點。我認為，如果數行為屬于異質性罪名，一律按照牽連犯處理。比方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1810年《法國刑法典》在入室盜竊上就規定了單獨的罪名，我國刑法將入室搶劫作為搶劫罪的加重犯處理。換句話說，入室與非入室相比要重一些，因此按照我的觀點，異質性犯罪應該作為牽連犯處理。

在牽連犯和想象競合犯的處理上，我還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即從一重重處斷，就是按照一個重罪然后再從重處罰。為什么要按照一個重罪來從重處罰呢？因為按照我的想法，想象競合犯至少是一個半罪，如果從一重處斷，就等于按照一個重罪處罰，還有半個罪沒有考慮，這是沒有道理的，至少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所以我認為應按照一個重罪然后再從重處罰。

此外，我的一個貢獻是在國內引發了關于犯罪形態研究的熱風，我正在組織編寫“犯罪形態研究叢書”，該叢書由檢察出版社出版。現在已經出版了八本書，但要實現出版五十本書的目標，恐怕很難。為組織編寫該叢書，我們還專門在北京開了一個會，張明楷和陳興良也都參加了，他們也是這個系列的副主編。

記：您到武漢大學后，在學術發展上有什么打算？

吳：我到武漢大學后，首先是協助馬克昌老師組織撰寫與其主編的《犯罪通論》、《刑罰通論》配套的《罪刑各論――百罪通論》。之所以叫做“百罪通論”，是考慮我國刑法規定的罪名400多個，而且已有多部系列性的分則著述。這部“百罪通論”只限于常見罪、多發罪和個別的新罪，共計108個，計劃搞150萬字。這樣可以將這本書寫得深入一點。

另外，就是參與了馬克昌老師主編的《大陸法系刑法總論》的編撰，承擔了違法性論一章的寫作任務。自以為寫得還不錯。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馬克昌老師的支持和鼓勵下，與莫洪憲老師正在組織撰寫《共同犯罪研究系列叢書》，計劃搞24本，每本20萬字左右。因為“共同犯罪”曾被有的刑法學者稱為 “絕望的一章”，理論和實務中的疑難問題都很多。如果目標能夠實現，共同犯罪的研究近500萬字，應當會對刑法理論的發展有所貢獻。

篇(2)

一、會計論文的現狀

目前我國會計論文主要分為學術論文和畢業論文。學術論文又稱科研論文、研究論文、專題論文，是會計學界和從事會計工作的專業人員及科研人員總結科研成果，送交國際、國內學術刊物、學術出版社或學術會議發表或宣讀交流的論文。

畢業論文主要是指學位論文。在我國，接受高等教育的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畢業前在指導老師的指導下，親手完成論文寫作。學位論文是各類畢業生或同等學歷人員為申請授予相應學位而寫出的論文，即學士論文、碩士論文、博士論文等。對于學士論文，要求能較好地運用所學基礎知識技能，解決不太復雜的課題；對于碩士研究生論文，要求能夠充分地反映獨立從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對研究課題要有一定的見解；對于博士研究生論文，則要求反映作者淵博的知識和較強的科研能力，在該學科某一領域有獨到的見解，在理論研究上有突破，形成創造性成果，對會計學科的發展有一定的推動作用。此外，畢業論文還包括在我國接受高等專科教育財經類學生的畢業論文。

二、會計論文作用和特點

（一）會計論文的作用

1．會計論文的寫作是會計研究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會計研究的必要手段。隨著我國會計改革的逐步深入和發展，廣大理論和實務工作者及會計學者，緊密結合我國會計改革和發展的實際，圍繞貫徹執行新《會計法》、《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條例》、《企業會計制度》、《企業會計準則》、《會計基礎工作規范》等法律、法規，通過撰寫會計論文，對企業會計制度轉軌和企業改革（如兼并、破產、關閉、出售、公司制改建、債轉股、上市、股份合作制、企業集團）中的財務管理、資金成本管理、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及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等方面，以及會計新領域（涉及金融衍生工具會計、人力資源會計、環境會計和社會會計等）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

2．會計論文是總結會計經濟研究成果，進行學術交流，發展會計理論，以指導會計實踐工作的重要工具。在我國，有上百家財經類期刊刊登會計論文。中國會計學會秘書處為了總結前一年度的會計理論研究成果，每年還組織前一年度會計學論文評選活動，并將獲獎論文匯編成冊出版，由此激發了廣大會計工作者進行理論研究的熱情，推動了會計理論的發展，并以正確的理論支持和指導會計改革深入進行。

3．寫作會計論文是培養會計專業人才的有效途徑，是考核會計專業人員和會計專業本科畢業生及研究生等業務能力和學術水平的重要依據。

（二）會計論文的特點

1．學術性。學術性即科學性，是指在論文中所表現出來的系統、嚴謹的理論體系。會計論文的學術性不僅表現在應用價值上，而且表現在理論價值上。主要表現為：

會計論文的寫作目的是建設與發展會計學科領域，描述會計經濟活動中某一新的現象、新的發現，對會計學科的發展具有實踐上的價值；

在理論上，對新的發明和創造有深入的理性分析，運用已有的理論知識，通過嚴密邏輯推導，求得規律性認識，豐富原有理論體系或者建立新的理論體系。

篇(3)

關鍵詞： 行政職權；第三部門；公務法人；行政主體；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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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學者帕金曾經說過：“大學對一切都進行研究，就是不研究它們自己。”[i]此話雖然有些偏頗，但高校體制改革的現實卻逼迫我們必須對新形勢下高校的角色和地位進行審視和研究。

1999年9月24日，北京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學生劉燕文向北京海淀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將北京大學推上了被告席。劉燕文稱，1996年初，劉燕文的博士論文通過答辯和系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查后，報請學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查。北大第四屆學位評定委員會共有委員21人，1996年1月24日對劉燕文博士論文表決時實到會人數16人，表決結果是7票反對，6票贊成，3票棄權。根據審查結果，北京大學學位委員會做出不批準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只授予博士結業證書的決定。3年多來，劉燕文一直多方反映，未果。海淀區法院經審查，做出一審判決，北大敗訴。法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的規定，北大不授予學位的決定違反了授予博士學位的決定須經學位委員會成員半數通過的程序。同時，北大學位委員會在做出不予授予學位前，沒有告知劉燕文，并聽取他的陳述和辯解；做出決定后也未將決定向劉燕文實際送達。法院據以上程序瑕疵撤銷北大不授予學位的決定。[ii]

北大被自己的學生告上法庭，成為行政訴訟的被告，讓許多人覺得疑惑。行政訴訟法不是“民告官”的法嗎？高校能成為行政訴訟的被告嗎？這些疑問正反映了我國高校體制改革中存在的深層次矛盾。自90年代黨和國家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戰略以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革。伴隨著政府職能轉變的深入進行，教育體制尤其是高等教育體制改革也進入了關鍵的攻堅階段。社會各界包括法學界都對此寄予了高度關注。然而，大量的探討都集中在高校后勤管理社會化、擴招及學費的提高等熱點問題上。相形之下，對高校的角色定位、職能性質、法律責任的承擔等問題卻很少有人論及。而這些問題卻正是近幾年來劉燕文這類案件在各地頻繁發生的根本原因。這種狀況從近期講已經損害了高等教育各方的權利和利益，影響了高等教育資源的有效配置；從遠期講，則有可能影響我國高等教育事業持續穩定的發展。

我國高校體制改革存在問題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一、 高校性質云遮霧罩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的作用彌漫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學界往往將這樣的政府稱為“全能政府”。在全能政府體制中，各種社會組織都圍繞政府權力展開活動。與此相應，劃分社會組織的方法也比較簡單。其中，政府機關是指行使國家權力，以公眾利益和福祉為宗旨的單位組織。企業單位是以營利為直接目的，以生產經營為主要活動方式的社會組織形式。基層自治組織是以自治管理為基礎的社會單位。這樣的劃分簡單明了，與當時相對單一的社會關系十分適應。

進入八十年代以后，隨著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政府機關不再大包大攬、無所不管、無處不在。“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局面也有很大改觀。企事業單位的自主性、獨立性日漸增強。這一變化是十分可喜的。但是天下從沒有免費的午餐，制度變革總是要付出代價的。高校體制改革的代價便集中體現于高校舊身份與新角色的沖突與不協調。在法律上，這種沖突極端表現為與高校發生糾紛的人們那種極其尷尬的處境。他們無法確定：高校侵犯自己權益時是以行政主體的身份行使的行政職權；還是以民事主體的身份行使的民事權利？在將糾紛訴諸法院后，高校是作為特殊的行政主體，受行政法律關系的調整呢？還是作為民事主體，受民事法律關系調整？

無庸置疑，事業單位的法律性質和地位的模糊不清是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因此，重新界定高校在新體制下的作用與法律地位便成為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下面，我們便從各類高校的共性與差異兩方面論述新形勢下高校應當具備的法律地位。

（一）從共性來看，高校最重要的職能在于為國家和社會保存、傳播文化科學知識，培養高級人才。而這種職能的實現往往意味著在經濟上的巨大投入與極微小的回報（甚至完全沒有回報）。很明顯，這種職能是以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的市場機制無法實現的。同時，我們也應認識到這些職能不能完全交予政府來執行。這是因為，高等教育職能的實現需要動用大量社會、經濟資源。如果完全由政府提供這種職能服務，必將導致政府負擔過重。而且由于政府組織和職能有科層化、強制性的特征，也決定了政府過度介入這些事務將嚴重影響這類事業的效率與公平。正是高教職能的特殊性決定了高校性質的獨特性。

為了全面反映高校這類組織的特征，社會科學界發展出了一種用于確定高校這類組織地位和性質的理論。這就是“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理論。[iii] “第三部門”是由美國學者Levvit最先使用的，用于涵蓋處于政府與私營企業之間的那塊制度空間的一個概念。今天，這一概念已被國際學術界普遍接受。由于政權性質、法律制度、分權程度、發展程度、社會異質性程度、宗教傳統等方面的差異，各國第三部門的內涵和外延千差萬別。有些國家強調第三部門的免稅特征，有些則強調非營利、慈善的特征。但各國學者都用該理論打破了社會組織的傳統劃分方法，并力圖用這一理論反映日益復雜的社會關系。第三部門在某些領域具有市場組織和政府組織不具備的特性。這些特性集中表現為非營利性、自主性、專業性、低成本。非營利性是第三部門組織追求目的公益性決定的。自主性是指相對于政府的獨立性。第三部門名稱的來源就是人們相信它們不受政府支配，能夠獨立地籌措自己的獎金，獨立地確定自己的方向，獨立地實施自己的計劃，獨立地完成自己的使命。第三部門作為整體具有多樣性，但具體到每個非營利組織，它們卻是十分專業化的。它們在成立之初目標是定得十分明確的，如醫院是救死扶傷的組織；福利院是照顧無家可歸的兒童的組織；學校是提供受教育機會的組織等。第三部門不同于政府組織的特征還在于它的低成本，因為第三部門運作可以依靠志愿人員為其提供免費服務，還能夠得到私人捐款的贊助。此外，第三部門內也沒有科層式的行政體系。

為了凸現第三部門的這些特質，西方國家在法律上對第三部門的地位大都作了特殊規定，如“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sector）、“慈善組織”（charitable sector）、“志愿者組織”（voluntary sector）、“免稅組織”（tax-exempt sector）、“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sector）等。其中作為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國的經驗就很值得我們借鑒。在法國，承擔公共服務事業管理，為全社會提供服務的機構除了國家機關、地方領土單位以外，還有公務法人。[iv]公務法人具備幾個方面的特征：第一，它具有法人資格。它是一個法律主體。有自己全部、獨立的財產，實行獨立核算。第二，它是一個公法人。它從事國家規定的某項公共利益活動，并接受國家的監督和控制。它也因此享有某些特權，如公用征收權、其財產不能被扣押、強制執行權等。第三，它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享有一定的自主權。[v]

顯然，高校就是第三部門和公務法人的典型代表。它不以營利為主要的運營目的，而且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務，從事的是政府和企業“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同時它又具備一定的行政職能，這些行政職能雖不如行政機關的職權廣泛、性質明確，但卻已足夠構成其獨特的法律地位。

（二） 從差異來看。在我國高校系統內部，眾多的高校雖有不同于政府與企業的共性，但也存在很多不同之處。一些高校主要依靠政府的扶持，承擔為國家培養人才的重任。另一些高校則通過提供教育服務等方式，運用市場的規律來獲得生存的機會。這樣的差異會直接導致高校的組織形式、法律地位、法律性質的分化。對于不同類的高校，法學理論和立法實踐對其應進行有差別的調整。從國外的經驗來看，許多國家都對高校做了性質區分，并據此對不同高校給予不同待遇。如英美等國對公益大學與營利大學財政支持的力度差異便是一個例證。實踐證明，這種做法是有利于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的。

基于以上認識，筆者不揣淺陋認為當前可對我國高校的法律地位作以下規定：

首先，應明確高校公務法人的地位。我國的大部分高校都是以公共利益為運行宗旨，擁有一定行政職權（如授予學位、頒發學歷證明、內部處罰權等）的組織。它的許多決定是強制性的，有確定力和執行力的。如高校有權決定是否頒發學位證、畢業證；有權在招生時決定錄取這名學生而不錄取那名學生；有權要求入學轉系或畢業分配必須交納一定的費用。為了保證高校的功能和職權得到很好的實現和執行，我們應借鑒國外經驗，盡快確立高校的公法地位。（當然，是否稱為公務法人還有待學術界進一步探討。）只有這樣，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在對這類高校進行行政授權時才有法律的依據；利于這類高校明正言順得行使行政管理職權；同時也利于受到高校行政職權侵害的人尋求法律救濟。

其次，應根據高校追求經濟利益的活動在其所有行為模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將高校劃分為營利性高校與非營利性高校。過去我國依據舉辦者的不同，將高校分為國家高校，地方高校和民辦高校。現在看來，這樣的劃分造成了三類高校發展的不均衡和有限的高教資源浪費。國家高校的招生數量逐年在擴大，而地方高校和民辦高校的招生額相對卻在逐年萎縮。國家高校的師資因擴招而出現短缺，地方高校和民辦高校的資源卻無法被充分利用。一些地方高校和民辦高校設立了許多極具特色的專業和學科，卻由于沒有國家財政撥款的扶持而面臨不能將其獨特之處延續下去的窘境。

因此，我們應放棄以往依舉辦者來劃分高校性質的方法。而代之以一種全局的觀念，在全國范圍內合理的配置教育資源。當前，衛生行政部門已經對醫院進行了營利性與非營利性的劃分。這樣的劃分將影響國家對不同性質醫院的財政扶持的力度和監管的方式。營利性的醫院由于以營利為主要目的，政府對它的財政扶持將減少。從法律性質而言，營利醫院多以平等的民事主體身份進行服務和盈利活動，其行為受民法調整。而非營利性醫院則以為大眾提供優質、低廉的醫療服務為目的，并承擔所在社區的基本醫療和免疫服務。今后，政府會集中力量對非營利醫院進行財政補貼以保證其服務質量。非營利醫院的行政性特征十分明顯。它們在社會醫療保障、強制免疫、公費醫療等方面作為行政主體出現，其行政職權由主管行政機關和有權機關授予并進行監督，它們的行政行為受行政法律規范的調整。

由于高校和醫院在現階段的體制改革中面臨的問題是相似的。今后國家可將高校分為營利性高校和非營利性高校。營利高校以獲取利潤為主要目的，并可根據現實需求自主調整學科設置，以期能從市場中獲得更多的回報。由于能通過盈利和社會效益促進自身的發展，這類高校的存在也能吸引各種利益群體投資教育。這可以緩解當前高校投資渠道單一、經費拮據的窘境。國家將在加強監控力度的同時減少對營利高校的扶持力度。非營利性高校（不管其以往是國家高校、地方院校）將是國家財政的主要扶持對象。對一些民辦高校，若其開辦的學科是國家高校中所缺乏的，或對國家發展有利的，國家也可對其進行財政補助，而不應過多考慮其民辦性質。劃分營利性與非營利性高校除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更合理地配置財政資源以外，還能對高校的師資和受教育者流向進行合理引導，加強高校之間教師和學生自由流動，充分利用各方資源優勢。更重要的是國家在進行教育行政職權委托和授權時，應將權力更多地授予非營利性高校。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高等教育功能和價值的充分實現。

通過以上對高校性質的界定，今后高校的各類活動都能被原則性的分類并找到相應的法律規范予以調整。政府與各類高校之間的關系也將會更加明晰。然而，高校性質的確定只能從原則的高度解決高校體制改革的相關問題。對一些更具體的矛盾還需要做進一步的分析。

二、 高校行政職權“無法可制”

從劉燕文案，我們看到高校在進行管理時作出的決定對學生影響是巨大的。不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或被開除學籍、勒令退學，對學生的名譽及將來的就業和發展將產生極大的影響。高校的這些行為，對與它處于不平等地位的學生而言，是具有確定力、約束力和執行力的，因而是典型的行政行為。但是，由于高校的公法地位尚不明確（如第一部分所述），高校行使行政職權實際上很少受到行政法治原則的約束。這一狀況令人堪憂。其具體表現是：

從宏觀角度看，1995年7月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宏觀管理體制實行的是“兩級管理，以省級統籌為主”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中央與省級教育管理部門都針對高校管理工作進行了大量立法。然而，由于缺少一種有效的立法協調機制，高校教育的法律法規相互沖突的情況屢見不鮮。這也是造成目前高校管理政出多門，無所適從的尷尬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加之高校往往對自身法律地位認識不足，在訂立有關校級規章制度時，經常存在“違法制規”的現象。其直接結果便是實踐中存在著大量違反法律的校規校紀。嚴格地說，這種狀況與“無法可依”的狀態已相去不遠。

從微觀層面看，在高教管理活動中，高校擁有諸如內部處分權，收費權，招生權等行政職權。在行政法中，對一些可能對相對人權益造成嚴重影響的行政權的行使，往往課以嚴格的程序要求。如工商機關在對違法經營企業做出處罰決定之前，必須對該企業違法經營的狀況進行調查。此后，工商機關還應通知企業將受到什么處罰，并給予其辯解和陳述的機會。最后，處罰決定書還應直接送達被處罰人。之所以如此重視程序，一方面是為了促使行使權力一方謹慎地做出行政行為，另一方面也為相對人在受到侵害前主動抵制權力濫用提供制度保障。但由于上文所述原因，高校的行政職權卻長期疏于程序制約。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在對劉燕文的博士論文進行審查時，采用了實質審查，即對劉燕文論文的內容進行了審查。但根據有關法規規定，學位評定委員會只能對已通過答辯的論文進行程序性審查。而且北大在做出不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的決定后，既沒有告知劉燕文，也沒有聽取他的陳述和辯解；在做出決定之后，也未將決定向劉燕文實際送達。實際上這是對劉燕文辯解權和知情權的剝奪。正是這些程序上的重大瑕疵使北大不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的決定成為無效行為。在劉燕文一案中北大學位委員會所依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本身也存在重大缺陷。該條例并未明確在評定學位論文時，是否允許投棄權票，棄權票是作為反對票還是同意票看待等問題。這種程序規定的缺失從某種程度上默認和縱容了高等教育管理活動中權力的濫用。這顯然背離了依法行政的原則。

針對這些問題，我們認為迫切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對高校在行使職權時無法可制的狀況加以改變。

第一，高校擁有的行政職權應有明確的授權。中央與地方應建立良性協調機制，使各級、各種行政法規作到層次分明，和諧一致。教育行政部門對各高校自己制定的校規校紀進行定期必要的監管，使其不至于違反法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為依法行政，依法治校，奠定良好法律基礎。

第二，嚴格規范高校行使行政職權時的程序，尤其是對一些嚴重影響相對人權益的行為應制定相應程序規范。如事前的通知，給予辯解和陳述的機會，并送達正式的決定書。特別是做出開除、勒令退學、不頒發畢業證、不授予學位這類嚴重影響相對人權益的行為應建立聽證制度。只有這樣，才不會使教育行政管理成為行政程序的一片盲區。

教育行政職權的獲取和行使做到有法可依只是實現行政法治最基本的要求。法治行政還要求相對人在受到高校違法行政侵害時能得到法律切實有效的救助。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備的教育行政救濟制度。

三、 高校侵權“無門救濟”

篇(4)

關鍵詞：外語大類招生；國外研究生教育；接軌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49-0153-02

當今社會對外語人才的需求呈現多元發展態勢，以往那種只掌握外語專業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單一外語人才已無法完全滿足社會的需求。時展和市場經濟呼喚寬口徑、應用型、復合型的外語人才。外語大類招生是近些年我國高校采用的一種創新模式，即“按類招生，分類培養”。其方式是讓學生先經過一段時間的基礎知識學習后，根據自己的愛好，以及學校的相關規定選擇自己喜歡的專業。其目的是滿足個性發展的需要，順應培養多元化人才趨勢。改革后的課程結構由通識教育課程、學科基礎課程、專業主干課程和自主發展課程四大部分組成。它將充分考慮和滿足學生個性化的修讀需要，讓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發展方向自主進行修讀。學生修讀的課程可以是專業課程或非專業課程，也可以是兩類課程的組合，只需修滿一定學分即可。自主發展課程則為學生個性化選擇提供空間，為學生在學術型、應用型、復合型等不同的發展方向留出余地。筆者以國外三所知名大學為例，逐一對他們在翻譯、英美文學和語言學三大專業上的課程建設、論文要求等方面進行考察，希望能對國內大學相關外語專業的發展提供參考與借鑒。

一、翻譯

翻譯課程歷來是外語院校的核心課程，如今，專業化的翻譯學院、翻譯系已遍布世界各地。國外大學的翻譯專業研究生教育體制則相對合理。下面筆者將推薦一所培養翻譯方向人才的佼佼者。

巴斯大學歷史悠久，教學水平一流，是英國翻譯專業口碑最好的學校之一。隸屬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的政治、語言與國際學習系授予口譯與翻譯碩士以及翻譯和專業語言技巧學碩士兩個研究生學位。巴斯的口譯與翻譯專業名聲享譽世界，專業在全英排名第一，其口譯與筆譯研究所是最受聯合國推崇的三大同聲翻譯班之一，特別為英語專業或英語成績優秀的學生設計，課程期限僅為一年，為聯合國和歐洲議會輸送優秀翻譯人員。該專業名額極其有限，每年面向全球招收24名學生，2012年海外留學生的申請費用50英鎊，學費為13，200英鎊。巴斯翻譯碩士的申請要求相當高：國家認證大學的本科學歷，成績優良，最好具有英語相關專業背景；語言方面，雅思7.0分以上（聽、說、讀、寫單項不低于6.5分），或者托福筆考最低600分，機考最低250分，網考最低100分；申請者還需要學習過除英語以外的第二外語；中國學生最佳申請時間是入學當年1月31日前。通過學校第一輪審核后，申請者將收到巴斯大學的筆試試卷，要求兩個星期內完成。筆試后，學校將會在三、四月到國內進行面試。英國老師負責考察學生的英語表達能力，中國老師負責考察學生的中文表述水平，兩位老師的分數相加既是學生的面試分數。入學后，所有學生都要學習包括職業翻譯技巧、同聲傳譯、交替傳譯、聯絡/公共服務口譯在內的核心課程，并按照自己的興趣特長來選修公共演講、英國法律基礎、經濟與全球化、歐盟機構、翻譯和口譯行業中的技術運用等課程。考核方式為平時測試和畢業論文，學生修滿60學分并完成30學分的論文寫作即可獲得碩士學位，否則只能拿到翻譯文憑。巴斯大學的課程注重實踐，旨在為聯合國和歐洲議會輸送優秀翻譯人員，學生有機會去聯合國實習。

與上述知名大學相比，國內的口譯培養在師資力量、課程設置、教材使用等方面顯得明顯遜色。大陸高校的外語教師中很多人并沒有參加過口譯實踐，有一定數量的教師甚至未達到國外翻譯學院高水平學生的入學標準，教學效果的可信度自然令人懷疑。此外，大陸口譯專業的生源多是外語原班人馬，對經濟、法律、醫學、新聞等專業知識知之甚少，100天以上的會議翻譯要求，更是國內口譯碩士到了畢業也無法達到的實踐資歷。這里還需指出，大陸培養的口譯人員很少有人能真正使用第二外語進行口譯，而在國外，三語口譯并不少見。因此，要培養出符合時代水準的高水平翻譯人才，必須把外語專業的培養模式真正轉向社會實際需要的寬口徑、應用型和復合型。

二、英美文學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校語言文學學科迅速發展，英國文學與美國文學始終是英語專業本科高年級階段的核心課程。但是近年來，高等教育消費的大眾化傾向使得文學課程陷入尷尬的處境，逐漸被邊緣化。在教學模式亟待改進、課時安排大量減少、學生的文學興趣有待激發等多種情況下，高校英美文學課程的改革迫在眉睫。讀者或許能從美國耶魯大學這所高等學府的文學課程設置中獲得些許啟發。

耶魯大學是世界上最早設立人文和藝術學科的大學之一，其英語系排名位居全美大學之首。該校歷來將本科教育視為大學的核心，其重視程度在美國同類大學中實屬少見。耶魯學院70個專業主要著力于通識教育，僅有極少幾個本科院系著眼于專業性的準備。耶魯大學要求所有的教授均講授本科課程。每年在耶魯大學的課程目錄中有超過2000門課程以供選擇。僅英文系就開設了上百門豐富多彩的課程。這些本科課程內涵豐富，設置更加精細和多元化，即便是國內英語專業研究生階段的課程也難以比擬，它更有利于培養學生的文學興趣，激發他們主動關注英美文學，豐富學生人文素養的同時也為日后的深造或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外，學校投入上千萬元打造網絡公開課平臺，讓每個人都可以輕松獲取課程資源，為每個人提供終生學習的機會，感受世界頂尖大學教育的魅力。國內的英美文學愛好者不出國門便可零距離聆聽名師授課，感受他們深厚的文化底蘊、巧妙的教學構思和精湛的教學藝術。

通過分析耶魯大學外國文學課程的設置，筆者認為國內大學若想早日與國際接軌，應該采取多元化立場，盡早建立國際化標準并積極與知名大學進行多向度合作，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人文素養和創新意識兼備的優秀外語人才。

三、語言學

隨著外語專業人才培養的多元化，以理論性和邏輯性見長的語言學課程同樣受到較大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語言學類課程的性質、培養目的及課程設置。接下來，筆者側重介紹麻省理工學院在此方面的成功經驗。麻省理工學院是美國一流綜合性私立大學，該校的語言學研究一直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語言學與哲學系每年為本校其他系的本科生開設語言學入門等五門選修課。此外，該系只授予博士學位，不招收碩士研究生，每年秋季入學，申請者無需參加GRE考試。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大特色是建立了公開課程系統平臺，學生可以免費獲取近兩千門課的教學材料，公開的材料內容相當全面。部分課程材料還附帶教師上課的實時錄音以及視頻。此外，該互動在線學習平臺給學習者提供使用在線實驗室、自我評估以及學生之間的討論功能。根據教學計劃，攻讀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方向的博士生要在四年內修完十三門主課，同時還要完成兩篇研究論文。研究生每選一門課，就意味著每星期要讀上百頁文獻，不斷跟蹤學術前沿。在這時期，研究生還得掌握好第二外語，并需要參加法語、德語或西班牙語等語言考試。所有研究生還得擔當助教，協助教授教學、組織學生討論和批改作業等。通過了兩篇論文的答辯后，學生就可以著手準備博士論文了。博士生在進行論文答辯前還要參加一次綜合考試，其目的是測驗博士生專業知識的深度和廣度，包括寫作能力和表達能力等。在論文寫作階段，研究生需撰寫并向論文指導委員會提交一份論文選題報告。每位學生至少有兩位教師進行包括論文學術性以及基本規范的指導。導師對論文寫作研究情況持續跟蹤，對學生努力程度、論文進程和結果等進行監督。待論文初稿形成后，博士生要進行階段工作成果匯報，系學術委員會每年也要對學生研究工作進行檢查，不滿意則警告學生，嚴重者將終止研究生繼續研究資格。MIT的培養模式值得國內高校借鑒。首先，在學習渠道上，我國高校應該學習其開放精神，盡早實現資源共享。其次，其課程設置的系統整合非常合理。最后，在評價方式上，他們對研究生論文實行的淘汰制度和研究生教育的中期考核，有助于培養出優秀的人才。

培養復合型的雙外語人才是順應社會需求，提高外語人才素質的重要舉措，但同時也給我們提出了更大的挑戰。首先，只有當外語高校國際化建設全面推進，教學環節真正實現多元化，才能真正建立起全新的國際化人才培養新機制。這要求借鑒國外知名大學的先進經驗的同時結合各學校具體情況科學合理地整合教育資源。其次，加強對學生的語言、知識和素質的全面培養，提高學生的綜合能力。為此，可以與國內外知名大學進行實質性的合作，這有利于加快大學專業的國際化建設，有利于學生在跨文化教學環境中真正提高國際意識和能力。總的來說，多年的探索與實踐證明，在當前的社會發展背景下，雙外語人才的培養模式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該模式順應了時展的要求，滿足社會發展對高素質外語人才的需求，為復合型人才培養模式探索出一條可行之路。

參考文獻：

[1]黃建鳳.從英國的口譯碩士課程看高級口譯培訓[J].外語界，2005，（3）：43-48.

[2]熊華軍，丁艷.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培養模式及其啟示[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1，（2）：87-93.

[3]岳峰.國內外口譯教育比較[J].漳州師范學院學報，2000：98-102.

篇(5)

關鍵詞：行政職權；第三部門；公務法人；行政主體；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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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學者帕金曾經說過：“大學對一切都進行研究，就是不研究它們自己。”[i]此話雖然有些偏頗，但高校體制改革的現實卻逼迫我們必須對新形勢下高校的角色和地位進行審視和研究。

1999年9月24日，北京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學生劉燕文向北京海淀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將北京大學推上了被告席。劉燕文稱，1996年初，劉燕文的博士論文通過答辯和系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查后，報請學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查。北大第四屆學位評定委員會共有委員21人，1996年1月24日對劉燕文博士論文表決時實到會人數16人，表決結果是7票反對，6票贊成，3票棄權。根據審查結果，北京大學學位委員會做出不批準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只授予博士結業證書的決定。3年多來，劉燕文一直多方反映，未果。海淀區法院經審查，做出一審判決，北大敗訴。法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的規定，北大不授予學位的決定違反了授予博士學位的決定須經學位委員會成員半數通過的程序。同時，北大學位委員會在做出不予授予學位前，沒有告知劉燕文，并聽取他的陳述和辯解；做出決定后也未將決定向劉燕文實際送達。法院據以上程序瑕疵撤銷北大不授予學位的決定。[ii]

北大被自己的學生告上法庭，成為行政訴訟的被告，讓許多人覺得疑惑。行政訴訟法不是“民告官”的法嗎？高校能成為行政訴訟的被告嗎？這些疑問正反映了我國高校體制改革中存在的深層次矛盾。自90年代黨和國家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戰略以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革。伴隨著政府職能轉變的深入進行，教育體制尤其是高等教育體制改革也進入了關鍵的攻堅階段。社會各界包括法學界都對此寄予了高度關注。然而，大量的探討都集中在高校后勤管理社會化、擴招及學費的提高等熱點問題上。相形之下，對高校的角色定位、職能性質、法律責任的承擔等問題卻很少有人論及。而這些問題卻正是近幾年來劉燕文這類案件在各地頻繁發生的根本原因。這種狀況從近期講已經損害了高等教育各方的權利和利益，影響了高等教育資源的有效配置；從遠期講，則有可能影響我國高等教育事業持續穩定的發展。

我國高校體制改革存在問題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一、高校性質云遮霧罩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的作用彌漫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學界往往將這樣的政府稱為“全能政府”。在全能政府體制中，各種社會組織都圍繞政府權力展開活動。與此相應，劃分社會組織的方法也比較簡單。其中，政府機關是指行使國家權力，以公眾利益和福祉為宗旨的單位組織。企業單位是以營利為直接目的，以生產經營為主要活動方式的社會組織形式。基層自治組織是以自治管理為基礎的社會單位。這樣的劃分簡單明了，與當時相對單一的社會關系十分適應。

進入八十年代以后，隨著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政府機關不再大包大攬、無所不管、無處不在。“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局面也有很大改觀。企事業單位的自主性、獨立性日漸增強。這一變化是十分可喜的。但是天下從沒有免費的午餐，制度變革總是要付出代價的。高校體制改革的代價便集中體現于高校舊身份與新角色的沖突與不協調。在法律上，這種沖突極端表現為與高校發生糾紛的人們那種極其尷尬的處境。他們無法確定：高校侵犯自己權益時是以行政主體的身份行使的行政職權；還是以民事主體的身份行使的民事權利？在將糾紛訴諸法院后，高校是作為特殊的行政主體，受行政法律關系的調整呢？還是作為民事主體，受民事法律關系調整？

無庸置疑，事業單位的法律性質和地位的模糊不清是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因此，重新界定高校在新體制下的作用與法律地位便成為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下面，我們便從各類高校的共性與差異兩方面論述新形勢下高校應當具備的法律地位。

（一）從共性來看，高校最重要的職能在于為國家和社會保存、傳播文化科學知識，培養高級人才。而這種職能的實現往往意味著在經濟上的巨大投入與極微小的回報（甚至完全沒有回報）。很明顯，這種職能是以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的市場機制無法實現的。同時，我們也應認識到這些職能不能完全交予政府來執行。這是因為，高等教育職能的實現需要動用大量社會、經濟資源。如果完全由政府提供這種職能服務，必將導致政府負擔過重。而且由于政府組織和職能有科層化、強制性的特征，也決定了政府過度介入這些事務將嚴重影響這類事業的效率與公平。正是高教職能的特殊性決定了高校性質的獨特性。

為了全面反映高校這類組織的特征，社會科學界發展出了一種用于確定高校這類組織地位和性質的理論。這就是“第三部門”（thethirdsector）理論。[iii]“第三部門”是由美國學者Levvit最先使用的，用于涵蓋處于政府與私營企業之間的那塊制度空間的一個概念。今天，這一概念已被國際學術界普遍接受。由于政權性質、法律制度、分權程度、發展程度、社會異質性程度、宗教傳統等方面的差異，各國第三部門的內涵和外延千差萬別。有些國家強調第三部門的免稅特征，有些則強調非營利、慈善的特征。但各國學者都用該理論打破了社會組織的傳統劃分方法，并力圖用這一理論反映日益復雜的社會關系。第三部門在某些領域具有市場組織和政府組織不具備的特性。這些特性集中表現為非營利性、自主性、專業性、低成本。非營利性是第三部門組織追求目的公益性決定的。自主性是指相對于政府的獨立性。第三部門名稱的來源就是人們相信它們不受政府支配，能夠獨立地籌措自己的獎金，獨立地確定自己的方向，獨立地實施自己的計劃，獨立地完成自己的使命。第三部門作為整體具有多樣性，但具體到每個非營利組織，它們卻是十分專業化的。它們在成立之初目標是定得十分明確的，如醫院是救死扶傷的組織；福利院是照顧無家可歸的兒童的組織；學校是提供受教育機會的組織等。第三部門不同于政府組織的特征還在于它的低成本，因為第三部門運作可以依靠志愿人員為其提供免費服務，還能夠得到私人捐款的贊助。此外，第三部門內也沒有科層式的行政體系。

為了凸現第三部門的這些特質，西方國家在法律上對第三部門的地位大都作了特殊規定，如“非營利組織”（non-profitsector）、“慈善組織”（charitablesector）、“志愿者組織”（voluntarysector）、“免稅組織”（tax-exemptsector）、“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sector）等。其中作為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國的經驗就很值得我們借鑒。在法國，承擔公共服務事業管理，為全社會提供服務的機構除了國家機關、地方領土單位以外，還有公務法人。[iv]公務法人具備幾個方面的特征：第一，它具有法人資格。它是一個法律主體。有自己全部、獨立的財產，實行獨立核算。第二，它是一個公法人。它從事國家規定的某項公共利益活動，并接受國家的監督和控制。它也因此享有某些特權，如公用征收權、其財產不能被扣押、強制執行權等。第三，它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享有一定的自。[v]

顯然，高校就是第三部門和公務法人的典型代表。它不以營利為主要的運營目的，而且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務，從事的是政府和企業“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同時它又具備一定的行政職能，這些行政職能雖不如行政機關的職權廣泛、性質明確，但卻已足夠構成其獨特的法律地位。

（二）從差異來看。在我國高校系統內部，眾多的高校雖有不同于政府與企業的共性，但也存在很多不同之處。一些高校主要依靠政府的扶持，承擔為國家培養人才的重任。另一些高校則通過提供教育服務等方式，運用市場的規律來獲得生存的機會。這樣的差異會直接導致高校的組織形式、法律地位、法律性質的分化。對于不同類的高校，法學理論和立法實踐對其應進行有差別的調整。從國外的經驗來看，許多國家都對高校做了性質區分，并據此對不同高校給予不同待遇。如英美等國對公益大學與營利大學財政支持的力度差異便是一個例證。實踐證明，這種做法是有利于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的。

基于以上認識，筆者不揣淺陋認為當前可對我國高校的法律地位作以下規定：

首先，應明確高校公務法人的地位。我國的大部分高校都是以公共利益為運行宗旨，擁有一定行政職權（如授予學位、頒發學歷證明、內部處罰權等）的組織。它的許多決定是強制性的，有確定力和執行力的。如高校有權決定是否頒發學位證、畢業證；有權在招生時決定錄取這名學生而不錄取那名學生；有權要求入學轉系或畢業分配必須交納一定的費用。為了保證高校的功能和職權得到很好的實現和執行，我們應借鑒國外經驗，盡快確立高校的公法地位。（當然，是否稱為公務法人還有待學術界進一步探討。）只有這樣，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在對這類高校進行行政授權時才有法律的依據；利于這類高校明正言順得行使行政管理職權；同時也利于受到高校行政職權侵害的人尋求法律救濟。

其次，應根據高校追求經濟利益的活動在其所有行為模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將高校劃分為營利性高校與非營利性高校。過去我國依據舉辦者的不同，將高校分為國家高校，地方高校和民辦高校。現在看來，這樣的劃分造成了三類高校發展的不均衡和有限的高教資源浪費。國家高校的招生數量逐年在擴大，而地方高校和民辦高校的招生額相對卻在逐年萎縮。國家高校的師資因擴招而出現短缺，地方高校和民辦高校的資源卻無法被充分利用。一些地方高校和民辦高校設立了許多極具特色的專業和學科，卻由于沒有國家財政撥款的扶持而面臨不能將其獨特之處延續下去的窘境。

因此，我們應放棄以往依舉辦者來劃分高校性質的方法。而代之以一種全局的觀念，在全國范圍內合理的配置教育資源。當前，衛生行政部門已經對醫院進行了營利性與非營利性的劃分。這樣的劃分將影響國家對不同性質醫院的財政扶持的力度和監管的方式。營利性的醫院由于以營利為主要目的，政府對它的財政扶持將減少。從法律性質而言，營利醫院多以平等的民事主體身份進行服務和盈利活動，其行為受民法調整。而非營利性醫院則以為大眾提供優質、低廉的醫療服務為目的，并承擔所在社區的基本醫療和免疫服務。今后，政府會集中力量對非營利醫院進行財政補貼以保證其服務質量。非營利醫院的行政性特征十分明顯。它們在社會醫療保障、強制免疫、公費醫療等方面作為行政主體出現，其行政職權由主管行政機關和有權機關授予并進行監督，它們的行政行為受行政法律規范的調整。

由于高校和醫院在現階段的體制改革中面臨的問題是相似的。今后國家可將高校分為營利性高校和非營利性高校。營利高校以獲取利潤為主要目的，并可根據現實需求自主調整學科設置，以期能從市場中獲得更多的回報。由于能通過盈利和社會效益促進自身的發展，這類高校的存在也能吸引各種利益群體投資教育。這可以緩解當前高校投資渠道單一、經費拮據的窘境。國家將在加強監控力度的同時減少對營利高校的扶持力度。非營利性高校（不管其以往是國家高校、地方院校）將是國家財政的主要扶持對象。對一些民辦高校，若其開辦的學科是國家高校中所缺乏的，或對國家發展有利的，國家也可對其進行財政補助，而不應過多考慮其民辦性質。劃分營利性與非營利性高校除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更合理地配置財政資源以外，還能對高校的師資和受教育者流向進行合理引導，加強高校之間教師和學生自由流動，充分利用各方資源優勢。更重要的是國家在進行教育行政職權委托和授權時，應將權力更多地授予非營利性高校。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高等教育功能和價值的充分實現。

通過以上對高校性質的界定，今后高校的各類活動都能被原則性的分類并找到相應的法律規范予以調整。政府與各類高校之間的關系也將會更加明晰。然而，高校性質的確定只能從原則的高度解決高校體制改革的相關問題。對一些更具體的矛盾還需要做進一步的分析。

二、高校行政職權“無法可制”

從劉燕文案，我們看到高校在進行管理時作出的決定對學生影響是巨大的。不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或被開除學籍、勒令退學，對學生的名譽及將來的就業和發展將產生極大的影響。高校的這些行為，對與它處于不平等地位的學生而言，是具有確定力、約束力和執行力的，因而是典型的行政行為。但是，由于高校的公法地位尚不明確（如第一部分所述），高校行使行政職權實際上很少受到行政法治原則的約束。這一狀況令人堪憂。其具體表現是：

從宏觀角度看，1995年7月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宏觀管理體制實行的是“兩級管理，以省級統籌為主”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中央與省級教育管理部門都針對高校管理工作進行了大量立法。然而，由于缺少一種有效的立法協調機制，高校教育的法律法規相互沖突的情況屢見不鮮。這也是造成目前高校管理政出多門，無所適從的尷尬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加之高校往往對自身法律地位認識不足，在訂立有關校級規章制度時，經常存在“違法制規”的現象。其直接結果便是實踐中存在著大量違反法律的校規校紀。嚴格地說，這種狀況與“無法可依”的狀態已相去不遠。

從微觀層面看，在高教管理活動中，高校擁有諸如內部處分權，收費權，招生權等行政職權。在行政法中，對一些可能對相對人權益造成嚴重影響的行政權的行使，往往課以嚴格的程序要求。如工商機關在對違法經營企業做出處罰決定之前，必須對該企業違法經營的狀況進行調查。此后，工商機關還應通知企業將受到什么處罰，并給予其辯解和陳述的機會。最后，處罰決定書還應直接送達被處罰人。之所以如此重視程序，一方面是為了促使行使權力一方謹慎地做出行政行為，另一方面也為相對人在受到侵害前主動抵制權力濫用提供制度保障。但由于上文所述原因，高校的行政職權卻長期疏于程序制約。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在對劉燕文的博士論文進行審查時，采用了實質審查，即對劉燕文論文的內容進行了審查。但根據有關法規規定，學位評定委員會只能對已通過答辯的論文進行程序性審查。而且北大在做出不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的決定后，既沒有告知劉燕文，也沒有聽取他的陳述和辯解；在做出決定之后，也未將決定向劉燕文實際送達。實際上這是對劉燕文辯解權和知情權的剝奪。正是這些程序上的重大瑕疵使北大不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的決定成為無效行為。在劉燕文一案中北大學位委員會所依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本身也存在重大缺陷。該條例并未明確在評定學位論文時，是否允許投棄權票，棄權票是作為反對票還是同意票看待等問題。這種程序規定的缺失從某種程度上默認和縱容了高等教育管理活動中權力的濫用。這顯然背離了依法行政的原則。

針對這些問題，我們認為迫切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對高校在行使職權時無法可制的狀況加以改變。

第一，高校擁有的行政職權應有明確的授權。中央與地方應建立良性協調機制，使各級、各種行政法規作到層次分明，和諧一致。教育行政部門對各高校自己制定的校規校紀進行定期必要的監管，使其不至于違反法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為依法行政，依法治校，奠定良好法律基礎。

第二，嚴格規范高校行使行政職權時的程序，尤其是對一些嚴重影響相對人權益的行為應制定相應程序規范。如事前的通知，給予辯解和陳述的機會，并送達正式的決定書。特別是做出開除、勒令退學、不頒發畢業證、不授予學位這類嚴重影響相對人權益的行為應建立聽證制度。只有這樣，才不會使教育行政管理成為行政程序的一片盲區。

教育行政職權的獲取和行使做到有法可依只是實現行政法治最基本的要求。法治行政還要求相對人在受到高校違法行政侵害時能得到法律切實有效的救助。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備的教育行政救濟制度。

三、高校侵權“無門救濟”

1999年4月，北京海淀區法院受理了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畢業證、學位證行政訴訟案。該案的原告田永是北京科技大學應用科學學院物理化學系94級學生。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參加電磁學課程補考過程中，中途去廁所，掉出隨身攜帶寫有電磁學公式的紙條，被監考老師發現，停止了田永的考試。北京科技大學根據該校“068”號《關于嚴格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第三條第五項的規定，認定田永的行為屬于“夾帶”的性質，決定對田永按退學處理；并填發了學籍變動通知。但北科大沒有直接向田永宣布處分決定和送達變更學籍通知，也未給田永辦理退學手續。田永繼續在該校以在校大學生的身份參加黨團學習及學校組織的活動，并完成了學校制定的教學計劃，學習成績和畢業論文已經達到高等學校畢業生水平。1998年6月，臨近田永畢業，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有關部門以原告田永不具有學籍為由，拒絕為其頒發畢業證、學位證。原告田永認為被告行為違法，侵犯了其基本權利，請求法院撤銷被告的決定。海淀區法院經審查后，認定北科大的“068號通知”與教育行政部門有關規章的規定相抵觸，對田永的退學處理屬于無效行為，判令北科大頒發給田永畢業證、學位證。北科大不服上訴，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海淀區法院經審查認為，在我國目前情況下，某些事業單位、社會團體，雖然不具有行政機關的資格，但是法律賦予了它們一定的行政管理職權。這些單位、團體與管理相對人之間存在著特殊的行政管理關系。他們之間因管理行為而發生的爭議，不是民事訴訟，而是行政訴訟。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機關，但是為了維護管理相對人合法權益，監督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依法行使國家賦予的行政管理職權，將其列為行政訴訟的被告，適用行政訴訟法來解決它與管理相對人之間的行政爭議，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vi]

這個案件的受理和最終判決在高教實務界、法學界引起了廣泛關注和深入的探討。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二條的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從字面上理解，具體行政行為是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行政職權時的行為表現。但是行政法并不排除經法律、法規授權或行政機關委托其他社會組織行使行政職權的特殊情況。許多法律法規就明確授權給行政機關以外的其他社會組織行政職權。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的暫行實施辦法》規定，學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授予，碩士、博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構授予。授予學位的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可以授予學位的學科名單，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提出，經國務院批準公布。有資格授予學位的高校在學位授予領域，行使的是法規授予的教育行政職權。

因此，俗稱“民告官”的行政訴訟的被告并不只是行政機關。像高校這樣的事業組織經法律、法規授權或行政機關委托行使行政職權時，亦可擔任行政主體角色，也應遵循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和程序，因此也是行政訴訟的適格被告。然而，到目前為止仍沒有法律和有效的司法解釋明確規定高校的行政訴訟被告資格。這就成為許多法院仍不受理的這類行政案件的直接原因。

在行政法制中，管理相對人除了可通過行政訴訟獲取救濟，還可通過另一種事后救濟途徑-行政復議-維護自己的權益。行政復議制度是行政相對人認為行政主體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依法向行政復議機關提出復查該具體行政行為的申請，行政復議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對被申請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合法性和適當性審查，并做出行政復議決定的一種法律制度。行政復議是我國主要的行政救濟途徑，也是行政系統內部的監督和糾錯機制。它利用行政層級中的上下級領導監督關系，通過相對人的申請使上級行政機關根據個案對下級部門的工作進行審查監督。對于下級行政部門而言，由上級主管部門督察和糾正自己的錯誤，是下級對上級應具有的服從義務。下級改正錯誤時，也沒有很大的抵觸情緒，十分利于行政復議決定的落實。為了保證行政復議的公正公開和防止行政機關復議的拖沓，行政復議法賦予相對人在行政復議過程中的陳述權、辯解權，并對復議的受理、審查、決定的期限等進行了規定，要求行政復議機關必須嚴格遵守法定的期限，否則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行政復議的一個重要優點是它不收取任何費用。這對處于相對人地位的學生尋求法律救濟來說是十分有利的。但是，當前高校與主管行政機關之間關系的模糊使得規范兩者在復議活動中的權利義務成為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這也是造成我國教育行政復議制度發展滯后的重要原因。在田永案中，田永所在的學院曾就北科大對田永的校級處理決定向國家教育行政部門進行申訴。國家教委也曾下文指出北科大的處理決定不符合國家的有關規定。但北科大并未采納國家教委的意見，對田永重新做出處理。如果有健全的行政復議救濟制度，田永的問題就可能在行政訴訟之前得到解決。這不僅能減少各方當事人的訴累，更能保障行政管理秩序的持續和穩定。

綜上所述，作為教育行政救濟制度兩塊基石的行政訴訟和行政復議目前都存在許多不足之處。為了結束高校侵權救濟無門的現狀，我們應盡快建立教育行政復議制度和將教育行政行為明確規定在行政訴訟法中。只有這樣才能使高校在做出對相對人影響重大的決定時，既受行政法律基本原則和行政程序的規范，也受上級主管教育行政部門的監督和司法機關的司法審查約束；也只有這樣才不至于放任高校隨意侵犯受教育者的基本權利，才能保證行政法治原則的順利實現。

我們相信，在解決好以上幾方面問題之后，中國高等教育必能迎著知識經濟的春風，在新世紀取得更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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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i]朱永新。高等學校教學管理系統研究[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2月。

[ii]王鋒。“劉燕文訴北大案”的法律思考[J].北京：法制日報，2000年1月16日。

[iii]王紹光。多元與統一-第三部門國際比較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6.

[iv]王名揚。法國行政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127.因公務法人法文（l‘etablissementpublic）的名稱是公共機構，一些學者也將這類組織稱為公共機構。但筆者認為，將這類組織譯為公務法人更能突現其法律地位的獨特性。

篇(6)

1.學科建設水平全面提升 

學校按照“鞏固文理，完善管理，發展工學，拓展醫農”的學科建設思路，不斷完善學科建設管理機制，全面提升學科建設水平。 

實施高水平學科建設計劃，全力實施學科建設“三五工程”，即打造五大學科高地，建成五大學科集群，培育五大學科新優勢，致力于建設一批高水平學科。通過建設，實現微生物學、化學2個學科進入ESI全球排名前1%，民族學、政治學、生態學、微生物學4個學科進入國家學科評估排名前10。 

繼續實施基礎學科振興計劃，加大基礎學科建設投入，引進和培養了一批高水平學科帶頭人和學術團隊，產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實現了在基礎學科領域內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的全覆蓋。繼續推進學科區域建設，形成了“生物學—特色資源利用化學—環境科學與工程—醫學—農學”“民族學—社會學—民族文化產業管理學”和“中國史—國際關系—中國邊疆學”三大學科區域的建設新格局；啟動了國際關系大學科群建設，整合校內現有學科資源，文理并進，構建全國體量最大的國際關系學科體系。 

2.本科人才培養質量不斷提高 

學校不斷深化教學改革，加強教學管理，創新教學機制，穩步提高了本科教學質量和人才培養質量。 

創新人才培養模式。一是調整、優化專業結構，形成了涵蓋11大學科門類、89個本科專業，新增3個小語種專業，形成“校—省—國家”三級試點專業綜合改革體系。二是修訂人才培養方案，實行彈性學制。三是深化通識教育改革，嚴控教學質量，引進優質教學資源，保持開課數量穩中有升。四是提升教師教學能力，成立了“云南大學教師教學發展中心”。五是探索拔尖學生培養模式，加大了國家級人才培養基地、創新實驗區的建設與改革力度。六是推進了聯合培養、協同育人，同國內外高校開展聯合培養、協同育人。七是探索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不斷擴大自主招生規模。2012年，學校被教育部列入內地63所對港免試招生普通高等學校之一。 

全面實施“質量工程”。一是加強專業建設，依托現有的國家級特色專業和省級特色專業，著力打造具有學校特色、體現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特色學科專業群。二是加強課程建設，通過11門國家級精品課程和33門省級精品課程的示范作用帶動課程建設的全面發展，建設優質課程資源共享平臺。三是加強教學團隊建設，依托4個國家級教學團隊和11個省級教學團隊，開展教學工作的傳、幫、帶。四是加強實驗實習基地建設，現建有國家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3個、省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10個、國家級野外綜合實習基地1個、校內外教學實習基地269個，獲得國家級和省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近100項。 

3.學位與研究生教育長足發展 

學校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取得長足發展，學位授權體系不斷優化，研究生培養質量不斷提高。 

學位授權體系日益優化。與2010年相比，新增10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36個二級博士學位授權、15個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43個二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和4個專業碩士學位授權，10個一級省級立項建設學位授權學科，實現了基礎學科領域內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全覆蓋、學術型學位與專業學位全面發展。 

研究生培養規模穩步擴大。學校現有博士研究生934人、全日制碩士研究生7 103人、在職碩士研究生6 777人、外國留學生160人，博士生、碩士生的比例趨于0.1∶1，研究生與本科生比例趨于1∶1。 

“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深入推進。民族學、人類學“全國研究生暑期學校”連續4年入選教育部“全國研究生學術交流”平臺項目，法律碩士、MBA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綜合改革試點工作圓滿完成。立項建設14部研究生優秀教材、15門研究生精品課程，遴選9名博士生進行優秀博士論文培育。 

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穩步推進。一是修訂了研究生培養方案，以學科發展需要和研究生能力提升要求設置專業課程。二是完善了研究生國際交流與合作機制，出臺研究生國際交流與合作管理規定，利用區位優勢，與紅河學院等合作招收留學生。三是制（修）訂了一系列研究生獎助學金制度，嚴把獎助學金評審公示關。四是健全了研究生質量保障體系，嚴把學位授予關。五是完善了導師管理制度，嚴格導師遴選與招生。 

4.科技創新和社會服務能力顯著增強 

“十二五”期間，學校圍繞國家戰略和地方經濟建設需求，依托重大項目研究，加大了技術創新力度，學校科技創新水平和社會服務能力顯著增強。 

參與國家科技創新。在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研究領域，學校承擔了國家“973”、國家基金重大計劃及重點科技項目近10項，資助經費1.4億元；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374項，資助經費2億元；獲省部級科技獎25項，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獲各級各類項目865項，立項總經費0.62億元，其中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98項，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項目48項；獲全國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獎4項，國家民委民族問題研究優秀成果獎9項；獲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154項。 

篇(7)

關鍵詞：乳山市 農業標準化 機遇 挑戰 空間

一、引言

在目前中國發展的條件下，農村、農民、農業三農問題的解決和農村的經濟發展離不開農業標準化建設。農業產品能實現規范化、商品化、集約化以及批量化等，而實現農業現代化可以使得農產品產出率和產品質量提高，從而使得經濟效益得到了提高，也就相應地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

隨著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勢必將更加日益凸顯現代農業標準化和農業監測的重要性。因此，農業標準化成為建設現代化的一項首要任務。

農業標準化的實現受很多因素的影響，乳山市通過對農業標準化工作進行深刻總結，對工作中的經驗進行了深入分析，得出對農業標準化建設質量產生影響的直接原因，利用有利因素，降低或消除不利因素的影響，對推廣、普及農業標準化工作向前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乳山市在發展農業標準化的道路上建立了“五大體系”，即：

二、建立農業標準化體系

農業標準體系：是通過制定或修訂與農業有關的國家級、地方級以及行業/企業級標準來實現的，它包含了農業生產所有環節的技術標準體系。農業標準體系的建設，需要與時俱進，要跟隨市場需求的變化、農業科技發展以及實施地點的具體情況來實現對某類農產品標準體系的補充和修訂。

三、建立農業標準化推廣體系

推廣實施體系：農業標準推廣體系是人員和組織的綜合體，就是借助不同的渠道，采取不同的形式，使農業標準體系在農業生產中得到實現，起到指導農業生產，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農產品質量和產量的作用。

四、建立農業標準化農業服務體系

農業服務體系：它的主要構成部分包括政府農業部門所屬的農技推廣機構、地方合作經濟組織、農民技術協會以及地方專業技術合作組織等。

五、建立農業標準化農業質量檢測體系

農業質量監測體系：是一個綜合性體系，包括法規、政策、管理、機構、技術、人員、設施等多種要素，能夠實現農產品質量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的監督檢驗工作。

六、建立農行質量認證體系

農業質量認證體系：指的是對農業生產過程、服務和農業產品中符合相應規定標準的，由具有資格的（國內外不同級別的）第三方認證機構給予書面證明（合格證書）和認證標志。

要想實現農業內銷、出口與進口的健康發展，一方面靠投入，另一方面就要靠標準化這一科學管理手段。要想實現預期效果，僅靠投入一定的勞動力、資金以及技術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借助科學的管理手段，而標準化就成為了唯一的手段。

其次，國家對農業標準化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并連續頒布了相關法律法規。在新的形勢下，國務院下定決心加強農業標準化工作的推進，并且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被授權在全國的標準化工作中行駛相關的行政管理職能。

目前，中國加快農業標準化建設的大環境己經基本形成。面對各種挑戰我們更要學會抓住機遇迅速行動起來，積極利用市場經濟運行機制推進中國農業標準化的進行和改革，必須理清思路，選擇適合本市農業化發展的路徑。

尤其是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者的經營戰略是把握市場規律，以市場發展為導向，以客戶需求為目標，不斷開發市場需求的產品，適應市場多層次、多樣化、高質量需求的變化。從區域來看要滿足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從需求來看掌握現實市場和潛在市場的分配。因此，農業生產不能只看到當前市場的需要，而只生產目前看好的產品，而是要以戰略的眼光進行超前預測和決策，制定適度超前標準化目標，甚至用自己掌握的新技術、新產品、新觀念來引導市場，發展自己已具備的品牌并創造名牌，達到促進農業經濟效益提高，優化結構，激勵各種新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推動生產與消費目標的統一。

參考文獻：

[1]張吉國.農產品質量管理與農業標準化[D].山東農業大學博士論文， 2004.

[2]陳傳新.泰安市農業標準化體系建設調查與分析[D].中國農業大學碩士論文，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