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商品經濟特征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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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自給自足還是自給性生產？

經君健同志的《試論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本質聯系》一文［①a］，撇開以往經濟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說法，試圖從一個新的思路解決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統治與商品經濟發達這種理論上的“矛盾”。他認為自然經濟占統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歐中世紀早期以莊園制為主要內容的領主經濟的主要特點，至于以地主制經濟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封建制度，則與商品經濟有本質的聯系，從總體上說來不存在自然經濟占統治（或主要）地位的特點。應該說，經君健同志的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學者雖然也認為戰國秦漢以后自然經濟不占統治地位，但他們大都是從商品經濟的發展（有的甚至認為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出現）引起自然經濟的瓦解來論述這個問題的。經君健同志認為，封建地主制經濟根本不可能自給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備實現自然經濟的條件。在他看來，中國商品經濟很早就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但一直未能促進資本主義關系產生、發展，就是因為這里的商品經濟與地主經濟相適應。

認為地主制經濟不具備實現自然經濟的條件，當然也就取消了我們一開頭所說的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統治與商品經濟發達的理論上的矛盾。但這實際上并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因為它帶來了一系列新的難以解釋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經濟從一開始就與商品經濟有本質聯系，而與自然經濟沒有必然的關系，那么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類型是不是就應定性為商品經濟？既然商品經濟的繁榮和地主制經濟的發展完全適應，為什么秦漢以后歷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農抑商的思想和主張？其次，倘若說中國封建經濟結構從總體上說屬于商品經濟而不是自然經濟，為什么這種與地主經濟相適應的商品經濟一直未能促進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和發展？再有，既然自然經濟從中國地主制封建社會一開始就不占統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礙近代中國資本主義關系發展的內部經濟因素，究竟是自然經濟還是商品經濟？這些問題，從理論上顯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釋的。

經君健同志的論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歐洲中世紀的經濟模式來套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實際的教條主義。從方法論上說，這無疑是應該肯定的。但是他對“自然經濟”范疇的界定，卻完全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歐洲中世紀早期經濟生活某些特點的論述來加以概括，而沒有考慮這些特點在中國封建社會是否也同樣存在，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論的用意。經君健同志承認，馬克思并不曾給“自然經濟”范疇下過定義。他根據馬克思的有關論述，把自然經濟的內容歸納為三點：

一、經濟條件的全部或絕大部分是在本經濟單位中生產，并直接從本經濟單位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

篇(2)

關鍵詞:按勞分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中圖分類號:A8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7-0004-02

一、學術界關于按勞分配問題的幾點爭論

1.按勞分配與商品經濟是否相容?一種意見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存在不會否定按勞分配。有人說:按勞分配存在的前提不是商品貨幣關系,而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另外,生產力不夠發達,舊的社會分工依然存在,勞動對大多數人來說還是謀生的手段,這也是實行按勞分配的基本經濟條件。另一種意見認為,按勞分配原則在商品經濟中不能實現。按照這種觀點的看法,按勞分配原則只能在產品經濟中實現。馬克思設想的按勞分配的核心內容有兩點:一是在社會范圍內以勞動作為收入分配的尺度;二是在社會范圍內提供等量勞動獲得篤量報酬。然而中國現今的條件恰好不能實現這兩點,這是由于多種所有制并存決定了在中國除了按勞分配以外還有其他分配尺度。此外,由于全民企業具有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并且其盈利受種種客觀條件的影響,提供同類同量勞動在不同企業必然得到不同報酬。據此認為,按勞分配的原則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不能實現。第三種意見認為,商品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規律仍然起作用,因為公有制和聯合勞動這一按勞分配的前提沒有質的變化。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比例是由國家通過計劃作了各項社會扣除后統籌安排的,全民企業內部不存在商品關系,職工的勞動報酬與馬克思設想的按勞分配相當接近,至于國家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除了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作用外,也仍然有按勞分配規律的作用,如在企業凈產值中盡可能剔除級差收益和其他非勞動因素帶來的好處,其目的就在于計量企業勞動者集體為社會總勞動提供的勞動量要體現以勞動為尺度分配消費品的原則。

2.商品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的特征。一種意見認為,在商品經濟條件下,馬克思所設想的產品化的按勞分配已經轉化為商品化的按勞分配。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這種轉化具體表現為四個方面:一是個人生活資料分配方式由一元化變為多元化;二是分配的主體由國家變為企業;三是由勞動決定分配變為生產利益決定分配;四是分配成果的差異由單一的個人勞動量的差別變為企業經濟效益和個人勞動量的雙重差別。另一種意見認為,商品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的特征,在于按勞分配的尺度必須兩重化。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在商品經濟條件下,講量勞動要經過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三個層次:一是解決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之間的關系,通常的認為是復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倍加;二是解決個別勞動與社會必要勞動之間的關系。這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加以了說明;三是解決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與實現勞動之間的矛盾。解決第一層次的關系,必須拋開客觀生產條件,用社會平均勞動尺度,這是產品條件下按勞分配的計量尺度,第二、三層次的勞動計量則要運用社會必要勞動的尺度。這就決定了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必須進一步發展原來的計量尺度,即在運用社會平均勞動尺度的同時,還要運用社會必要勞動尺度,把兩者正確地結合起來。當然,還要制定相應的政策,把應歸國家的級差收入轉移的物化勞動和某些非勞動的因素消除掉。第三種意見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下的按勞分配模式同馬克思構想的非商品經濟的按勞分配模式相比,具有不同的新特點:一是按勞分配的主體不是社會,而是集體或企業;二是按勞分配的勞動不是直接的社會勞動,而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三是不是采取勞動證書由勞動者直接向社會領取消費品,而是通過工資、獎金等形式向勞動者發放貨幣,再由勞動者用貨幣到市場上購買消費品。

3.社會主義對個人消費品是按勞動力價值分配嗎?一種意見認為,按勞分配實質上等于按勞動力價值分配。持這種觀點的人理由為:第一,開放勞動力市場后,工資將受價值規律的調節,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態;第二,按勞分配的量與勞動力的價值量是同一量,二者與商品價值構成中的“V”都是同等量;第三,按勞分配與勞動力價值是同一量,都以抽象勞動為基礎,二者在價值上相同,都是由勞動者自己提供的消費基金。另一種意見認為,社會主義的消費品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而不是按勞動力價值分配,不能將二者等同。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不能把勞動成果的商品化、價值化與勞動力本身的商品化、價值化混同。社會主義商品價值中的“V”部分,在內容上不是資本主義勞動力的價值,只是勞動成果的價值化。同時,也不能把物質資料和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條件等同,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具備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條件。第三種意見認為,按勞分配與按勞動力價值分配雖然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二者是兩種“根本不同的分配制度”,不能夠混淆。首先,前者以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勞動力不是以商品為前提,后者以勞動力成為商品為前提;其次,盡管二者“都是按必要產品的價值分配,但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必要產品數量界限在本質上是由不同的經濟規律決定的”,所以“按勞分配”的界限就從資本主義限制下解放出來,如馬克思所提到的擴大到一方面為社會現有的生產力所許可,另一方面為個性的充分發展所必要的消費范圍,后者的最高界限,只能是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再次,“按勞分配”體現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勞動者個人所有權的經濟實現關系,而“按勞動力價值分配”更多地體現了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的剝削關系;最后,“按勞分配”的作用在于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更大程度上做到公平,體現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而“按勞動力價值分配”的作用則主要在于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維護現有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

二、結論

從前文所總結的圍繞按勞分配問題所產生的諸多爭議中不難看出,爭議主要涉及如下兩個問題:

1.應該如何理解《資本論》中關于按勞分配的論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是這樣論述按勞分配的,他首先設想了一個“自由聯合體”,按恩格斯的說法,這種自由人聯合體“也就是設想了一個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聯合體”(《反杜林論》),在這個“自由人聯合體”里,一是人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做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也就是每個人的勞動按整個社會的統一計劃分配于各個部門,直接作為聯合體總勞動的一部分;二是“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三是這部分個人消費品按什么方式進行分配呢?馬克思接著說:“這種分配的方式會隨著社會生產機體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隨著生產者的相應的歷史發展程度而改變”。也就是說,采取什么分配方式是決定于生產發展水平、生產關系的狀況以及人們的思想覺悟水平。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基本特征的這些論述,是當代所有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必須遵循的科學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誠然,現實的社會主義還存在商品經濟,馬克思設想的按勞分配原則在其實現的過程中當然會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新的特點,但是,商品經濟的存在改變不了公有制是實現按勞分配原則的根本依據,它所能改變的不是這個按勞分配原則,只是這個原則實現的特點或者模式。因此,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就必須堅持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特征之一的按勞分配原則。

2.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按勞分配是否可以兼容?這一問題是諸多學者爭論的焦點問題,在爭論中有人對此問題作了有益的探索,并指出二者不互相排斥而是可以兼容的。他們指出,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是二者可以兼容的基礎,著重研究了商品的等價交換原則與按勞分配的等量勞動交換原則的關系,指出二者是完全可以統一起來的。有的學者還就計量問題作了某些探索,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對于按勞分配的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于“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的分析從理論上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積極有益的啟示。顯而易見,能作為“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的勞動時間,決不會是自然勞動時間、個別勞動時間,而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就是這個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中所占份額的尺度。”由此可見,馬克思所設想的按勞分配的尺度不是個別勞動時間,而是社會必需勞動時間。但是,由于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實現了單一的公有制和不存在商品經濟,所以各生產單位的生產者的勞動報酬不會受到各生產單位的具體情況、益利狀況、優劣狀況等因素的影響,因而以同一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量勞動報酬是可行的。這種觀點是建立在已將構成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組成部分的生產資料對個人收入影響的因素剔除的前提條件上,只以剩下來的生產者提供的社會平均勞動時間來計量勞動報酬。

馬克思所設想的按勞分配原則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同樣可以運用,它所改變的只是等量勞動交換原則,而現在就必須借助商品等價交換的原則來實現。因此,實踐的社會主義存在著商品經濟,但與按勞分配的實現并不矛盾,二者可以達到良好的兼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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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飛.按勞分配若干問題探討[J].中國勞動科學,1990,(2).

篇(3)

【關鍵詞】數字插畫 商業應用 藝術形式

現代插畫是數字時代商業市場與繪畫藝術碰撞的產物，是新的藝術表現形式與數字商業市場的聯姻。在數字商品經濟的平臺上，商業插畫從內涵到外延都有全新的升華，不但豐富了藝術的表現技法，更開闊了藝術創作題材的深度和廣度，插畫不再只是修飾文字的工具，而是具有獨特個性思維的商品藝術。

一、數字插畫的藝術性與商業性

數字插畫使用了與傳統插畫和傳統繪畫完全不同的工具和技術系統。工具和技術的不同會引發新的藝術思維方式，藝術思維的發展會促使新的藝術形式的產生。數字插畫就是這種建立在數碼視覺技術基礎上的新藝術形式，它的核心就是數碼視覺技術所帶來的“數碼視覺特征”。這種“數碼視覺特征”需要通過視覺去觀察和理解。

創作意圖的功利性與審美性。現代插畫的創作多為特定消費對象服務的，對商品信息準確的理解、開發、宣傳才是插畫設汁的主線，而作者個人的情緒表達則是從屬地位，因此在插畫設計上具有功利性，這是與一般繪畫最大的區別。畫家開始作畫時，他要考慮的是畫什么？它的訴求對象可以是大眾，也可以是自己，既可以創作社會性質的題材，也可以自由發揮，但是現代插畫尤其是商業性質的插畫往往要考慮的是怎么畫？它把插畫的創作看成是一個商業性質的活動，它的每個環節都要考慮到經濟利益，例如生產、傳播、運營、銷售。當然，作者還要考慮到是否以最少的成本，最方便快捷的形式來達到商業目的。功利性是插畫產業得以發展的基本要素，商業與插畫在新時代下互為手段、相互依存。從審美的角度上看，數碼插畫同一般繪畫作品一樣，同樣兼具高水平的美學感染力，我們不能忽略或否定這一點。設計師利用三維軟件創造出淼撓笆佑蝸范畫虛擬場景，打破了物理規律，在材料、重力和空問關系上以假亂真，別具一格，極大的發揮了個人藝術暢想力，將插畫推動到科學的領域，讓人們對未硎瀾綾в形尷尥訟耄使得虛擬文化構成了數碼插畫的核心文化，是對現實社會的再升華兩創造，設汁師在創作過程中對于插圖的創意構想和制作技術考究，兼具美學意境和情趣，將時代氣息滲透進作品的創作，現實與虛擬相互交織是數碼插畫即性的象征，它使得數碼插畫有著不可比擬的藝術感染力。畫面效果的形象性與直觀性。圖片的功能一開始是作為文字的解釋說明，使人們在閱讀文字時腦海巾所產生的視覺表像更加清晰，更利于人們理解文字的內涵。太多模糊的概念，人們對信息的把握也十分抽象，需要圖片磣魴蝸蠡的說明，增加信服度。

二、數字時代商業與插畫的對接

數碼插畫藝術是現代商品經濟與大眾審美心理共同作用的產物，商品經濟的發展影響著大眾的審美心理，從而也影響著大眾對事物的接受能力。設計師不惜從各個角度、各個層面、各種手段上花費精力和時間，目的就是為了吸引大眾群體，藝術化的將商品信息傳播給大眾，并努力采用創新手法來博得大眾認可和好感。對商品宣傳的關注前提是對大眾的關注，插畫借助商業這個無孔不入的優勢來附和大眾的情感、觀念、藝術品位，對插畫的專注亦是對大眾的關注，插畫藝術承載的不僅是商品利益，更是一種文化載體，插畫的普及潛移默化的影響著都市文明的建設和人們對新品質生活的追求，它不僅是企業在市場循環競爭中的利器，更是大眾精神和心靈的慰藉。現在人們都通過購買商品碚瓜腫暈乙饈逗托郎推肺叮好的設計可以獲得群眾青睞演變成潮流趨勢，所以插畫設計也越來越多的展現大眾人文的特質，市場上的大量畫面都充斥著大眾生活的景象，富含極強的生活氣息，大眾文化的熏陶也促成了商業插畫技術與題材的精進，能夠很好的與消費者溝通互動。一個企業如果想成功的宣傳商品，必須考慮到商品的信息與廣大消費群體的生活是否相聯系？商品面向的是大眾，必須尋找與大眾有關的視覺物質作搭橋，也就是插畫，利用插畫固有的優勢，迅速吸引大眾并深遠傳播，才能讓企業完成商品宣傳。

三、結語

在文化創意產業欣欣榮發展的今天，為插畫提供了空前的發展機遇，要想插畫被更多商業市場吸收和運用，插畫的品質高度和創新高度是基本保證，即實現商業價值，又延續藝術價值，這是設計師創作的最終目的，更是插畫與商業準確對接的唯一途徑。只有插畫的藝術價值提高，大眾的審美水平才會跟著提高，商品經濟才能更加和諧充分的發展，循環促進可以應用插畫的商業領域的增多。

【參考文獻】

[1]數字插畫對西方古典油畫藝術語言的借鑒與應用研究，李彩云，廣西師范大學，2014;

[2]探究數字時代的CG插畫藝術特征，樊秋霞，河北大學，2010;

[3]視覺文化中數字插畫的藝術特征研究，王西，西北大學，2009;

[4]淺論信息時代下數字插畫藝術的網絡傳播――以新浪微博為例，查賽，大眾文藝，2015.02;

篇(4)

    關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若干規定》(國家工商總局第33號令)明確規定: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危害性是指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有關規定,擅自將他人知名商品特有的商品名稱、包裝、裝潢作相同或近似使用,造成與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購買者誤認為是該知名商品的行為。

    仿冒行為的特征

    第一,仿冒行為是擾亂我國經濟秩序的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是違法行為的最本質的特征。仿冒行為之所以被規定為違法行為,從本質上說就是因為它具有社會危害性。其社會危害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危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2.違背自愿、平等、公平、誠實信用的市場交易規則和公認的商業道德;3.損害競爭對手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第二,仿冒行為是違反法律的行為,具有行政違法性。經營者在商品經濟活動中違背商業道德乃至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是千變萬化、形形的,這是由商品經濟的屬性所決定的。有選擇地把仿冒行為作為違法行為予以規制,就使仿冒行為不僅具有社會危害性的特征,并且具有行政違法性的特征。

    第三,仿冒行為是應受到行政處罰的行為,具有應受行政處罰的懲罰性。任何違法行為,都應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受到相應的法律處罰。仿冒行為屬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行為,也應承擔行政處罰的法律后果。

篇(5)

[關鍵詞]商品經濟學；生產和分配；人生存和發展；人的發展經濟學；經濟學革命

一、社會的生產和分配行為因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產生

(一)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是人類經濟活動的根本原因

關于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似乎沒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了，其實不然。在經濟學史中，有過非商品經濟的思想，這一點在經典文獻中是可以找到的，也可以在一些國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教科書中找到已經建立但并不完善的理論。然而，由于西方商品經濟學的堅持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放棄，當前的經濟學幾乎可以說是清一色的商品經濟學了。在經濟學史中，還有一個問題被中國的很多經濟學學者(也包括非經濟學學者)忽略，那就是在對經濟學的分類中，西方經濟學其實是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簡稱。非商品經濟的思想源于人們認為解決人的生存和發展問題可以不通過商品經濟的辦法，而商品經濟學則認為經濟學只能是研究商品經濟運行規律的科學。正因為這樣，現實經濟發展的原因被經濟學的目的搞混了，在指導經濟發展實踐的時候，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目標指向。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試驗后，經濟發展的目標指向因生產效率、gdp、資本的利潤率和政府財政收入的強烈動機所掩蓋，生存和發展的需要這一人類經濟活動的根本原因在經濟發展的實踐中被淡忘了，以至于我們今天不得不認真討論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這一古老而又現實的經濟學問題。

筆者在《經濟運行的制度因素》一書中曾經提出過“解決人的生活需求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這個觀點已經包含了“人的生活需求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的命題。而在對觀點的進一步闡述中，經濟發展的目的被分解為“解決好我們人的生活需求”和“解決好人的發展”兩個方面。“人的生存”問題應該說是可以與“人的生活需求”問題相對應的。但“人的生存”條件的保障與“人的生活需求”條件的保障不同，前者包含了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這樣一個涉及經濟學研究出發點的問題，并未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筆者所批評的經濟學家撇開經濟目的讓經濟學研究脫離現實的狀況至今沒有得到多大的改變。更值得關注的是，如果經濟學的研究仍然遵循商品經濟學的思路，那就將永遠也走不出分析商品經濟運行規律的局限，也就意味著經濟學的研究永遠也就別希望走到以人的生存和發展為中心中來。這就是說，商品經濟學不能使經濟學理論的指導與人生存和發展的需求不一致。因此，經濟學的研究要回到經濟活動的本源，即回到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中來，使經濟學真正成為研究經濟發展與人生存和發展緊密聯系的學問。事實上，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是人類經濟活動的根本原因，作為一個事實、一種常識，并不需要經濟學來做什么證明。經濟學需要關注、或者說經濟學要表明自身存在的科學性，得說明清楚為什么只局限于對商品經濟運行的研究，而不去研究商品經濟運行的社會思想基礎、不研究商品經濟為什么這樣運行而不是那樣運行?特別是它為什么可以不關心社會中每一個個人生存和發展條件都應該獲得保障?換句話說，經濟學必須回答經濟學研究關注不關注入的經濟活動與經濟活動的目的相一致的問題。

(二)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生產和分配行為因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產生

社會經濟活動的主要行為有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其中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人的生存和發展最為密切，在沒有商品交換即物物交換時，人類就依靠生產和分配的行為來解決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換句話說，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因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產生。自商品經濟學產生以來，商品生產、商品分配、商品交換和商品消費就作為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生產和分配的行為與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保障漸行漸遠，商品生產的效率、資本的利潤、生產要素的分配和商品消費與商品生產的關系成為商品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方面，從而使商品經濟學成為忠實服務于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顯學。然而，社會發展對人生存和發展條件保障的需要并不因商品經濟學對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忽視而減少，它反而要求經濟學對自身的理論進行反思，特別是要對現實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相脫離作出解釋。但是，由于商品經濟學在一開始就忽略了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因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產生這樣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問題，它有意回避生產和分配行為需要對每一個個人的生存和發展條件負責的問題，用“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來說明商品經濟活動以追求資本收益最大化的合理，即認為商品經濟活動在追求資本收益最大化的過程里無形中也使社會福利得到增加、就業有所保障。商品經濟學對資本利潤最大化的獲得需要以犧牲一部分或大部分人甚至未來人的發展條件為代價的事實視而不見，實際上也是不認可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因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產生這樣一個事實。

二、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需要相應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來保障

(一)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是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必要前提

由于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是因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那么，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就是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必要前提，即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產生就是為了要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所謂生產行為，指的是人用自身的勞動與生產資料結合并生產出生存和發展必需品的過程，亦即人創造并保障自身生存和發展條件的一種行為。生產行為有三個要素：人、生產資料和人的勞動。生產行為的目的是創造并保障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所謂的分配行為，指的是按照生產條件和生產目的對生產出來的產品(或產品的價值形式)進行分配并使人生存和發展條件得以具備的行為。由此可見，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是為人的生存和發展服務的。值得注意的是，這里說的人的生存和發展是社會中每一個個人的生存和發展，而不是商品經濟學因資本收益最大化而獲得的生存和發展。在商品經濟學里，因資本收益最大化而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條件每一個人不一樣，一些人(主要是資本家及其聘用的管理人員)會得到很多，一些人

(主要是雇傭工人)勉強維持生存和獲得一定的發展，一些人(失業者、待業者和無業人員)被作為自由市場競爭的條件而大量“儲備”起來，要靠社會救助或靠別人供養。

(二)一定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給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發展條件

從商品經濟學理論指導下產生的經濟行為對人的生存和發展所造成不同后果我們不難看出，在不同的社會思想下產生的生產和分配行為，其給人所造就的生存和發展條件是不一樣的。這一點是經濟學不能忽略的。不幸的是，現有的經濟學，特別是商品經濟學，并沒有把這一點當作其研究的重要方面。即便是在研究人的發展經濟學問題的學者中，能夠這樣看的也不多，更不用說深入研究了。

我們這里講一定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給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發展條件，就是要我們的經濟學研究特別關注“一定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一定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是一定社會思想影響下人的行為，帶有主觀色彩，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商品經濟學把生產和分配行為定義在資本主義社會上，非商品經濟思想把生產和分配行為定義在社會主義社會上，這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事實。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經濟學指導下的生產和分配行為造就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條件，社會主義經濟學指導下的生產和分配行為造就社會主義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條件。可是，一些經濟學者卻在不遺余力地宣稱經濟學與意識形態無關，并有意回避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性質，希望用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配行為來造就社會主義社會中人的生存和發展條件。

(三)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保障取決于相應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

從上文的論述我們不難看出，人的“一定的生存和發展條件”需要在一定的社會思想影響下的生產和分配行為來保障，即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保障取決于相應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這就是說，人生存和發展條件保障得好壞，取決于人對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選擇。好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才能使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得到真正保障；不好的生產和分配行為將導致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受到破壞，人將得不到好的生活，更談不上全面自由地發展。反過來，我們也可以從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是否得到好的保障來判斷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好壞，從而判定經濟發展方式的好壞。現實社會中許許多多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經濟發展不等同于人的發展，而判定人是否得到好的發展似乎找不到一個客觀標準。因此，長期以來人們無法很好地評判經濟發展方式的好壞，當然也就不能及時認識到經濟發展方式的偏差，更談不上糾正。其實，這是商品經濟學理論誤導的緣故。商品經濟學把人們評判經濟發展方式的好壞放在商品經濟活動收益的最大化上，資本收益的好壞、gdp的增加的快慢和財政收入的增加速度等一系列經濟指標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經濟發展好壞的標準，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保障已經被掩藏在這些指標背后，讓人錯誤地認為資本收益最大化的實現、gdp的增加、財政收入的增長也等同于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獲得了保障。不可否認，沒有經濟的發展，是不可能使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獲得保障的，經濟發展是人生存和發展得到好保障的前提。但是，從經濟發展是為了保障人生存和發展這樣的本質要求出發，在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保障取決于相應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思想指導下，把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能否很好地使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得到保障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方式好壞的標準是有必要的，也是堅持以人為本發展經濟所必須遵循的原則。

三、以商品為中心的商品經濟學傳統是使人生存和發展條件與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相脫離的原因

(一)以商品和資本利潤為中心的生產和分配行為是商品經濟學錯誤導引的結果

以商品和資本利潤為中心是商品經濟學的顯著特征，與人們認為經濟學只能是研究商品經濟運行規律的科學有關。筆者認為，把經濟學定義為是研究商品經濟運行規律的科學，這是西方經濟學因要服務于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偏見，由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泛濫，它又轉變為中國經濟學界的一個偏見。這個經濟學偏見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是正常的，在社會主義中國出現就很不正常了。社會主義國家把適用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經濟學當作顯學、作為主流學科，用于指導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實踐，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而不管它是通過什么辦法做到這一點的。

毫無疑問，在以商品和資本利潤為中心的經濟學影響下產生的生產和分配行為，必然要以(不擇手段、不顧資源浪費、不斷增加無效消費和大量耗費社會資源)獲取商品最大價值和資本最大利潤為目標，因而使生產和分配行為嚴重背離其要保障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初衷。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保障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需要相脫離，完全是商品經濟學錯誤導引的結果。關于這一點，馬克思早在150年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草稿)》中就已經有所揭示。馬克思的《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生產行為如何為獲取資本的最大利潤而犧牲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分析就更加透徹了。

(二)在商品經濟學中人被作為生產資料或生產要素，甚至淪為商品

商品經濟學把手段當目的，就是把發展經濟從而得到財富這一創造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手段，當成了發展經濟的目的——即以獲得財富為目的。這一點，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起因的研究》(又名《國富論》)體現得非常充分，它探討的就是財富怎樣增加得更快的問題。在商品經濟學里，由于把追求財富當目的，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保障問題就被擱置不管了。人作為生產的主體變成了僅僅是生產工具(當然不是全部，資本持有人和他的人是生產和分配行為的主體，另外的人只能是生產工具或稍好一些——即生產要素)，人的需要就必須服從于利潤的需要了。在這個情況下，勞動者的勞動力，這一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成為資本持有人爭奪和充分利用來增加利潤的對象，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保障變成對利潤源泉的保護，把勞動力按質論價、當成商品就是其有的保護，即便是這種特有的保護，也只出現在能夠為資本帶來最大化收益的少數人身上。

(三)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相脫離是商品經濟學理論的必然產物

由于人類的經濟活動與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要尋找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相脫離的原因，得從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結合情況來判定。我們必須承認，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相脫離不是從來就有的。在遠古社會，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結合是非常緊密的，人們是因直接的生活需要而進行生產和分配。那個時候，由于生產力水平的低下，人們幾乎不可能擺脫依靠直接的生產勞動來解決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應該承認，出現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保障人生存和發展條件

相脫離的情形是在生產力水平較高的近現代社會中，特別是在工業革命之后，才具備有只為了追求財富增加而獨立或相對獨立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存在。但是，即便是在現代，人類社會也曾經出現過直接按照社會中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需要來有計劃地開展的社會生產和分配活動，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例子。已經堅持了50年以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朝鮮、古巴，其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就基本上能夠與保障本國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現實相結合。與朝鮮和古巴的情況不同，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目前出現的嚴重貧富差距、“新三座大山”等情況，就是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沒有能夠與保障本國人生存和發展條件很好地結合起來的結果。實際上，出現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保障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相脫離情況的國家，主要是實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國家，而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每一個個人生存和發展條件得到較好保障的如北歐的幾個國家，都對商品經濟運行的方式進行了較大改革。這樣看來，以資本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生產和分配行為，是商品經濟學理論指導下必然出現的結果，也是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保障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相脫離的原因。

四、人的發展經濟學研究要關注社會生產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

(一)人的發展經濟學應該擔當起糾正商品經濟學偏差的責任

從上面的闡述我們不難看出，經濟學應該把以保障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為中心的研究與以商品分析為核心的研究相分開，即把經濟學區分為人的發展經濟學和商品經濟學。由于商品經濟學會誤導經濟發展的實踐脫離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或者說商品經濟學會使經濟發展的實踐脫離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意愿，人的發展經濟學應該擔當起糾正商品經濟學偏差的責任，引導經濟學回歸到能夠指導經濟發展為社會中每一個人生存和發展條件都得到保障的服務上來。鑒于商品經濟學思想已經在社會中造成深刻的影響，許多領域已經被其徹底滲透，為清理和消除商品經濟學對社會造成的不良影響，做到經濟學指導經濟實踐時真正能夠保障好人的生存和發展，用人的發展經濟學糾正商品經濟學的偏差很有可能會引起一次經濟學的革命。筆者認為，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特別是隨著以人為目的發展經濟的呼聲不斷高漲，經濟學革命的到來是遲早的事。對于中國而言，經濟學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人們感受得更深刻，也更有經濟學變革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二)人的發展經濟學需要把研究的視角從商品分析轉向社會生產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

由于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好壞直接決定經濟活動保障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好壞，因此，經濟學的研究、特別是人的發展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從傳統經濟學以商品分析的視角轉移到以分析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上來。前文已經指出，經濟學要表明其自身的科學性，必須說明經濟學為什么只限于對商品經濟運行的研究而無需研究商品經濟運行的社會思想基礎?必須回答經濟學為什么不關心社會中每一個個人生存和發展條件都應該獲得保障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是經濟學不能回避的，因為經濟學首先是研究與人的生存和發展有關的學問，離開了人的生存和發展，經濟學就不成其為與人關系密切的科學了。由于經濟學首先是人的經濟學，那么，經濟學的研究必須解決人的經濟活動怎樣與經濟活動的目的相一致問題。而要解決好經濟活動與經濟活動的目的相一致問題，除了研究怎樣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才能使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得到真正保障，應該不會有更好的辦法。這就是說，以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為己任的人的發展經濟學，需要把研究的視角確定在社會生產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上。

注釋：

①筆者了解的主要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經濟理論。本文作者對蘇聯及東歐、蒙古、印支三國社會主義時期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的了解，僅限于書本介紹；對目前仍然在實踐著的朝鮮、古巴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則知之甚少。此處講非商品經濟理論的不完善，是鑒于世界上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先后放棄了計劃經濟而言的。同時也表明，本文所講的人的發展經濟學，與經濟學史中出現過的非商品經濟學不同，也不同于現有的商品經濟學。

②在筆者看來，以研究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商品消費為主的經濟學理論，都屬于商品經濟學的范疇，中國目前正在試驗并冠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理論被包括在其中，西方經濟學是商品經濟學的典型代表。

③參見《經濟運行的制度因素》，線裝書局2007年第1版第198至199頁。

④原本的表述是：“把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這個問題提出來，是要說明，我們的經濟活動、我們要使經濟運行良好，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解決好我們人的生活需求、解決好人的發展問題。”參見《經濟運行的制度因素》，線裝書局2007年第1版第199頁1至3行。

⑤筆者對經濟學研究脫離現實的批評，原話是：“在一些經濟學家那里，經濟學不管經濟的目的似乎是天經地義的，經濟學研究的技術化傾向也表明這一點。而經濟學撇開經濟目的不管，只研究經濟的手段、技巧、過程，最終就會變成技術表演，探求純粹原理，與現實的經濟運行脫離得越來越遠。實際上，正是經濟學的這種脫離現實的傾向，使我們忘了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解決人的生活需求。”參見《經濟運行的制度因素》，線裝書局2007年第1版第198頁最后一段。

⑥據筆者所了解，意識到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是人的發展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的，除了筆者本人，還有中國人民大學胡鈞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許建康教授和廣西民族大學陸壹東。但把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人的生存和發展條件結合起來并作為人的發展經濟學的重要內容進行研究的，目前只有筆者本人。

⑦關于中國1978年甚或更準確一點是自20世紀90年代中葉開始以來的改革開放的理論指導，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學派經濟學家會得意洋洋地認為是來源于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主義經濟學，一些學者則堅決不認同，認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在指導中國的經濟實踐。筆者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試驗，明顯受到具有商品經濟學顯著特點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它不同于純粹自由主義經濟學行為的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試驗的社會基礎為社會主義社會，因此，它不可能象在資本主義國家那樣“自由”，但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保障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脫節，存在較大問題，“新三座大山”在中國的出現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⑧為了弄清資本積累的問題，馬克思分析了不以財富僅以需要為目的那個年代的生產。“我們在古代人中間，根本找不到有誰去研究哪一種土地所有制形態是最生產的，是能創造最大財富的。雖然伽圖曾經很詳細地研究過哪一種耕地方法可以取得最大的收獲量，甚至于布魯圖(brutus)還曾研究過把他的金錢怎么樣貸放出去才能弄到頂多的利息，但并沒有把財富看作生產底目的……所以在古代，盡管處在那樣狹隘的民族、宗教、政治境界里，畢竟還是把人看作生產底目的；這種看法就顯出比現代世界高明得多，因為現代世界總是把生產看成人底目的，又把財富看成生產底目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蘋稿)》(第三分冊)，劉瀟然譯，人民出版社1963年6月第1版第104頁。)——參見巫文強《論以人為目的發展經濟及新時期經濟學的使命》，《改革與戰略》2008年第12期第4頁。

篇(6)

生態環境間題是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間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所表現的方式各不相同.在完全不受社會利益約束的商品經濟社會中，各個獨立的經濟利益主體以獲得自身利益為目標所采取的經濟活動，改變著人類的生態系統結構狀態，而由此產生的生態變化所帶來的負的經濟效益，并不能直接影響行為者本身的利益，卻通過生態系統影響于全人類的長遠經濟利益.因此，自發的商品經濟社會出現生態環境惡化，是客觀的必然的結果.而我國正處在由完全的計劃經濟模式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轉化的過渡時期，如何避免重蹈西方商品經濟社會生態惡化的復轍，這在區域生態經濟規劃中是應引起高度重視的。因此，區域生態經濟規劃必須依據與市場相結合的原則，致力于建立一個受自覺的、理性控制的人類生態經濟系統.

一、區域生態經濟規劃在商品經濟社會中的矛盾沖突

區域生態經濟規劃在商品經濟社會中面臨的矛盾沖突，大致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區域生態經濟系統相對封閉性與商品經濟社會開放性之間的矛盾生態經濟系統是一個內部成分相互依賴、相互聯系的協調系統。生態經濟規劃的指導思想之一，就是要在系統內部循環利用自身資源，建立一套按食物鏈原理設計的，環環相扣的投人產出聯系網，一個產業的產出(包括副產品)可作為下環節產業的投人品.生態經濟系統的可調控程度與系統封閉性直接有關。系統封閉性越強，對系統內生態經濟狀況就越有可能實現調控.一個高度開放的系統，實際上并不具備系統的特點.但是，商品經濟發展要求社會實行廣泛的專業分工，各地各企業根據本地資源優勢，實行專門化生產，通過市場流通來獲得比較利益。商品經濟越發達，地區間資源流動的范圍就越廣、流動的頻率也越高。如果把一個地區作為經濟系統來看，商品經濟越發達，系統的開放性就越明顯，對本地區自然資源條件的依賴程度就越低，系統的生態狀況也必然更大程度地受到系統外因素的影響。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就減弱了生態經濟規劃對本地區資源配置的控制效率.

2、生態經濟系統協調統一性與商品經濟下利益主體相對獨立性的矛盾生態經濟系統是一個內部成分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協調統一系統。系統的正常運行建立在各成分協調動作的基礎上，即要求系統內各經濟單位的利益實現過程與系統整體利益一三大效益的實現過程相一致.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么所謂區域生態經濟發展戰略就將流于紙上談兵，得不到具體貫徹實施。而商品經濟社會中各個獨立的利益主休進行分工生產、其生產方式由經營者自主決定，獨立核算，主要是通過市場需求的變化來調節其生產規模和所用技術。這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利益主休的逐步獨立，就增加了對系統內各成員協調統一運行的操作難度。

3、生態經濟系統相對穩定性與商品經濟中市場狀況靈活多變性的矛盾生態經濟系統的一個主要目標是維持其相對的系統穩定性，是生態平衡與經濟穩定的要求.穩定意味著系統波動幅度不大，系統結構的演變以緩慢、漸進的方式進行，它要求經濟部門的投人產出聯系鏈能持續正常地運轉下去，變化越小，系統的穩定性越強.但是，在沒有整體經濟計劃調控的商品經濟下，生產只能隨著市場變化而變化，市場波動往往帶來產業部門更大的波動.經濟部門應能及時根據變化的要求提供新的商品.這樣就與實現生態經濟穩定發展的要求產生了矛盾沖突。

4、生態經濟系統目標長遠性與商品經濟中利益主體行為目標短期性的矛盾.

二、區域生態經濟規劃的若干建議

1、注意界定合適的區域生態經濟規模所謂界定合適的規模、就是系統的區域范圍既能體現作為一個生態經濟系統所應具有的一定的結構完整性(即封閉性)，又要考慮系統內組分的利益基本統一的可能性。我們可以看到，生態經濟系統的規模越小，區域范圍越窄，系統內利益沖突的程度就越小，要協調系統內行為統一就越有可能.但是商品經濟下資源的廣泛流動性，經濟活動的社會性、決定了系統邊界越小，越易受外界影響，系統就越具有開放性，系統越不穩定，要建立相對穩定的投人產出聯系鏈就愈困難。舉個極端的例子:地球生物圈系統處于封閉性的極端，但最不可能實現利益統一;家庭組織處于利益統一的極端，但卻是具有開放性，最不可能進行系統規劃。基于這樣的認識，筆者認為現階段區域生態經濟規劃的系統邊界以縣級地域系統較為合適.理由是:①縣級地域系統是基本具備第一、第二產業等各經濟部門的最小地域系統.縣域內部基本可以利用自身資源進行生產，大部分產品是在縣域內部消費的.②縣級地域系統是機構較完整的最小一級系統.它基本包括了各類行政、事業、科研、教育、衛生等機構，可以承擔協調統一內部正常運轉的功能.③縣級系統基本具備比區鄉級更完整，又比省級更具體的歷史資料，為規劃的開展提供了方便.

2、區域生態經濟系統要具有適應市場變化，及時進行內部調整的靈活性區域生態經濟規劃既要考慮建立相對穩定的產業問聯系，又要考慮因市場變化而必須進行適當調整.為做到這一點，要求設計投人產出聯系鏈時，不能把各個環節建立在只能單純依賴某些投人品變動范圍很小的產業上，而且相應可變的產品范圍也不能太小.因此，進行區域生態經濟規劃時，用于設計投人產出聯系鏈的各個產業應界定在以使用某類資源、生產某類產品的層次上。比如，規劃為種植業.而不是具體的稻作或棉田;是食品加工業，而不必具體界定為啤酒廠或餅干廠，……等等.這樣就提供了該環節既能相對穩定，又能適應市場變化的要求，實現在產業范圍內進行適當調整的可能。

篇(7)

一城市、市鎮經濟研究

城市和市鎮經濟研究是本區域清代經濟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漢口、景德鎮和沙市等大城市，90年代以后，研究的視角由上而下，注意到中小城鎮、墟市以及對市鎮體系的考察。近年來，還出現了對一個省乃至長江中游全區域市鎮經濟的綜合研究。這種研究趨勢的發展的特點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長江中游區域城鎮體系的層級特點，即屬于全國性或全區域性的中心城市規模大，數量也與本區域在全國的地位相匹配；初級市場——大量的介于縣與村之間小市鎮(集市)數最多、分布廣；而處于大城市和小集市之間的中間層級的城鎮數量少，起不到在前兩級之間的承接作用。

漢口。關于長江中游地區城市和市鎮經濟的研究以漢口最多。吳量愷在研究清前期國內市場時已注意到漢口在全國商品轉運、銷售中的重要地位②，并以漢口為例說明城市經濟和商業貿易之間的關系③。其后，吳量愷又在對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研究中指出，清代漢口等湖北沿江口岸城市已成為全國性的轉運中心、各地商貨的集散中心和各地商人活動中心，其城市經濟的發展與商業貿易的發展是互為條件的。轉運貿易的興盛促使湖北自然經濟發生分解，刺激了商業性農業的發展，也對全國經濟局勢產生影響④。

陶建平的研究認為，至遲到康熙年間，漢口已成為一個商業網絡極為遼闊的大商鎮，其形成原因可以從物資依托、地理優勢、社會氛圍和武漢原有的貿易基礎方面考慮。漢口商業網絡的形成對商品生產的發展、商人組織的涌現乃至當地的民生民俗以及漢口的文化教育、公益事業的發展都起了影響和促進作用⑤。宋平安從市場、商業組織、貿易及其機制、交通諸方面對明清漢口商業經濟體系進行了探討，認為作為轉口貿易型城市，清代的漢口已處于其商業經濟的“黃金時代”，漢口商業經濟的發展，加速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自然經濟解體的速度，但解體是相對的，由于農業經濟的制約，轉運型貿易城市無法真正自立。漢口商品經濟的繁盛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發展的一般狀況與命運⑥。石瑩認為清代前期漢口鎮興起并發展為全國四大名鎮之一，正是“兩通”(交通、流通)發展的結果。并對清前期漢口商品市場的形成、規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作了探討，認為漢口市場具有明顯的消費性特征，其主要功能是中轉貿易，作為一個典型的商業城市，依靠轉運貿易形成的商業繁榮，其商品流通的性質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封建經濟的重要補充⑦。關文發從漢口商業發展的歷史因素、背景條件和地理優勢對漢口商業崛起的原因進行了探討，認為漢口之興與漢陽奠定的基礎有直接的關系，鸚鵡洲的湮沒間接地促使漢口成為大市，明代成化年間的漢水改道則是漢口興盛諸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為漢口的地理優勢轉化為商業優勢提供了前提，實現了漢口歷史上的第一次起飛。關文發探討了商業的主體結構以及商業行幫等問題，指出漢口主體行業的發展與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勢有關，但是由于生產技術條件的限制，漢口工業與商業發展不平衡。漢口商幫對于漢口市場環境的形成、對于漢口成為全國性的中心大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⑧。梅莉、張國雄通過對歷史上武漢市場轉移的考察，也認為由于成化年間的漢水改道，商業市場更明顯地向漢口集中，使漢口后來居上，成為著名商業中心。漢口在短短幾百年間的崛起，其原因在于兩湖平原大開發帶來社會經濟的進步和商品生產的發展，為城鎮商業繁榮提供了物資依托，唐、宋商業的繁榮為明清商業網絡的形成提供了基礎，同時還在于漢口所處的地理交通優勢適應了社會生產對商品市場的需求。清代的漢口已是全國性商品市場，其主要功能是中轉貿易，也是各地商人廣泛集中活動的中心⑨。

此外，范植清考察了前漢口商業資本發展的狀況與原因⑩。王永年對晚清漢口城市的發展以及對外貿易和商業發展作了研究⑾。彭雨新和江溶就美國學者羅威廉對漢口商業行會的研究作了介紹⑿。任放對漢口城市近代化的研究⒀以及陳鈞對漢口商業文化的研究⒁，皮明庥對武漢城市史的研究等⒂，把清代漢口經濟研究更推向縱深。

景德鎮和沙市。在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方面，80年代初，梁淼泰就撰文指出，景德鎮的興起，不是因為它在政治上或軍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也不是因地處要沖而繁榮，景德鎮之所以成為城市，全憑瓷業的發展，是一座單一的手工業城市。但它又與明清時期江南的手工業城鎮不同，就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而言，明清時的景德鎮已基本上完成了這一歷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鎮的前面，成為一座次等城市⒃。90年代初，梁氏將其景德鎮研究總結為一部專著⒄。蕭放考察了自宋迄清八百多年景德鎮作為工商業城市逐漸形成和發展，以及與農村分離的過程。指出清代是景德鎮走向繁榮的階段，這一時期瓷業發展的特點是以小型民營手工工場為主，出現了燒造聯合的較大的手工工場。景德鎮同農村分離的過程在前尚未完成，但已預示著有向近代城市轉化的趨勢⒅。曹國慶的研究指出，明清時期，徽商尤其是徽州瓷商在景德鎮活動非常活躍，這與瓷業生產的發展帶動了商業貿易的繁榮，景德鎮瓷器原材料對徽州祁門瓷石的依賴，以及徽商的經商才能等多種因素有關⒆。曹國慶與蕭放還根據實地調查材料，結合有關文獻討論了景德鎮的瓷業生產、商業貿易、行會、城市社會生活，以及與周邊地區的關系等問題⒇。此外，近年關于景德鎮的綜合研究，還有方李莉的《飄逝的古鎮——瓷都舊事》[21]。

在長江中游城市和市鎮經濟研究中，關于沙市的研究僅次于漢口和景德鎮。徐希凱討論了清末民初時棉花貿易在沙市的地位及其與沙市城市經濟之間的關系[22]。吳量愷在研究湖北沿江口岸城市時同時指出，沙市與漢口一樣具有轉運貿易性質[23]。陳關龍利用地方志及竹枝詞等史料對明清時期沙市的商品市場進行了探討，認為沙市經歷了明清之際的蕭條及清初百年生聚之后，咸豐同治時商品市場繁榮，并分析了其繁榮和貿易發達的原因、清末開埠后傳統市場的被沖擊，以及明清時期沙市商品市場盛衰的原因[24]。梅莉、張國雄的研究綜合了前人的大部分論點，在考察商品市場和商幫的基礎上指出，沙市的商品結構與漢口相似，帶有明顯的消費特征，貿易的功能主要是轉口貿易，這與其地理位置有關，隨著兩湖平原開發的深入和漢口的興起，沙市的地位削弱[25]。

其他城市、城鎮經濟研究。關于宜昌，吳量愷的研究說明，它與漢口、沙市一樣，屬于湖北沿江口岸的轉運貿易城市，但地位與功能稍次[26]。段超考察了宜昌城市在清展的各個階段，認為宜昌是一個轉口性極強的貿易城市，并進一步闡述了轉口貿易城市的發展和國內經濟狀況、社會環境、運輸狀況及地理環境的關系[27]。

蕭放討論了明清時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鎮(景德鎮、河口鎮、吳城鎮、樟樹鎮)發展的共同特點以及各自在工商業和貿易中的側重[28]，并且就樟樹鎮藥業的發展作了詳細的個案研究[29]。 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內對于初級市場形態以及偏遠地區的市鎮和墟鎮的考察逐漸增多。徐曉望在對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中討論了江西農村墟市的分布和市場一般情形[30]。王根泉考察了江西撫州府墟鎮的數量、規模、層次以及分布特點[31]。曾學優探討了贛江中游的農村小市場、縣級市場和地區市場，實際上也是關于市鎮、城市的研究。他的研究分析了贛江中游地區市場分布的特點，指出清代贛中地區已初步形成農村市場網絡[32]。謝廬明利用歷史文獻和田野調查資料，對明清時期贛南農村墟市的數量、類型及特點進行描述和分析，探討了近代社會變遷對贛南農村墟市的影響，并分析了當地農村墟市在近代市場化過程中遲緩的深層次原因[33]。

李華在關于清代湖南商業的研究中對長沙、湘潭、衡陽、清泉縣城、衡山縣城等的商業發展形態進行了分析，填補了這些地區城市經濟研究的空白[34]。王朝輝以永順縣王村鎮清末至民國年間桐油貿易與港口勃興為切人點，討論了近代湘西市鎮化的發展[35]。張家炎的研究認為，明清時期江漢平原的農業開發吸引了外地和本地商人的活動，有利于加速該地區農產品商品化的過程，同時也促進了該地區農村市鎮的繁榮，然而其商業只限于初級農副產品輸出和境內外物資簡單轉運貿易，市鎮功能過于單一，不利于農村經濟突破種植業為主的結構，使得江漢平原始終只以農業見長[36]。

此外，許檀關于明清農村集市的研究中對長江中游也有所涉及，指出湖廣、江西的農村集市與華北大體相同，是在明代中葉起步，清代中葉時形成一個涵蓋廣闊、運作自如的農村集市網[37]。

關于本區內較大范圍市鎮經濟的整體性研究，較早的是劉石吉對明清江西墟市和市鎮的研究[38]。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來許檀的研究以及一批碩士、博士論文的研究，將長江中游區域市鎮經濟史研究基本覆蓋。許檀對江西商業城鎮的研究認為，由于贛江航道在江西商業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明清獨口通商，大庾嶺商道在全國南北貿易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他并考察了大庾嶺商道沿線的七個商業城鎮的興盛及其與大庾嶺商道的關系[39]。巫仁恕和傅樂園分別探討了明清湖南、湖北的市鎮發展與變遷[40]。任放則考察了明清整個長江中游地區的市鎮經濟，包括其依托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市鎮網絡、墟場和集期、專業市鎮、市鎮與倉儲、市鎮管理機制、市鎮功能以及以漢口為代表的市鎮經濟的近代轉型，內容非常全面，部分研究的開拓和深入為前人所未及[41]。方志遠在其專著《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42]中對本地區城鄉市場進行了層級劃分(作者文中稱為“有形市場”，實為學者所研究的城市或市鎮)，并考察了其分布和特點、專業市場(市鎮)以及決定其規模的諸因素。

二市場、商品流通和商人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國性清代經濟史研究中，涉及到長江中游地區市場(廣義的市場)和商品流通的考察，首先有吳承明《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內市場》和《論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內市場》[43]對清代長江中游地區在國內市場中的地位、糧食和棉布流通的地位進行的總體性考察，其結論對隨后的研究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吳量愷對清代前期國內市場進行了考察[44]，認為清朝前期區域性市場已發展為全國性市場，商人遠距離活動活躍，并指出了全國商品糧運銷中湘鄂地區的作用。方行對市鎮經濟功能類型的分析，也注意到了湖南“保障供給”型市鎮和江西“商品集散市場”功能性質的市鎮，但論述的重點是江南地區“多功能全面發展”的市鎮[45]。傅衣凌認為明清時代國內市場已經初步形成，較早地論及湖南、湖北、江西的初級市場，如洪江、劉家隔、樟樹鎮，專業市鎮如漢口、江西景德鎮和東鄉縣，以及江西鉛山的商品市場、江西、洞庭商人等。勾畫了明清長江中游在全國市場中的地位和商品流通的概貌[46]。另外，陳學文的《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也部分涉及到長江中游的商品流通[47]。

隨著清代經濟史其它領域研究的展開，對長江中游的研究也更加拓寬深入。如徽州學研究中關于長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研究，使長江中游的地位顯得重要起來。張海鵬的《徽商研究》是對80年代中期以前徽商研究的總結，其中“徽商在長江流域的經營活動”涉及到了長江中游和下游的商業流通情況；“徽商在茶、木、糧、典和棉布業中的經營活動”探討了除鹽業以外，徽商所從事的大宗商品的長途販運貿易活動，包括徽商與茶葉貿易、徽商與木材貿易、徽商與糧食貿易、徽州典商述略、徽商與江南棉織業幾個部分[48]。此外，王廷元和李琳琦分別對徽商與吳楚貿易、木材貿易進行了專題研究[49]。

除了徽商研究中的長江中下游長距離商品貿易外，對本地區商品流通的專門研究，目前僅限于糧食、食鹽和棉花的流通。其中關于糧食流通，較早的是80年代初陳支平對清代江西糧食運銷的研究。他詳細考察了江西產生省內糧食運銷的原因和特點、省外糧食運銷的方向和路線，估算了外運糧食數量，并指出其對東南沿海和本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及其有限性。這一研究可稱為研究區域糧食運銷的優秀范例，亦為本研究領域長期無人超越的里程碑[50]。此后，大量的糧食貿易研究圍繞著“湖廣熟，天下足”的討論展開。吳琦在對清代湖廣漕運的研究中，論述了湖廣漕運(主要是糧食)與商品流通的關系及其對城鎮發展的促進作用，尤其是對本地區商業城市繁榮的推動作用[51]。鐘永寧用計量方法討論了18世紀湖南糧食輸出的可行性問題[52]。張國雄對兩湖糧食外運的研究認為，“湖廣熟，天下足”這一經濟現象產生于明代中后期，盛于清代，外運糧食有漕糧、官府采買和民間商販三種結構，其集中的方式、解決的問題以及產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同時期的余糧輸出省中，兩湖居首位，地位高于四川、江西等省[53]。這一觀點在張國雄與梅莉合著的《兩湖平原開發探源》中也有表述。張建民在其關于“湖廣熟，天下足”的討論中也考察了長江沿岸的米糧流通[54]。方志遠的近著對以上觀點作了總結研究。此外，張巖考察了漢口糧食的省外省內運銷情況及其性質和影響[55]。最近，鐘興永在對湘米貿易的研究中，對清代湘米產量和輸出渠道、省內湘米市場網絡、湘米交易方式、貿易價格以及湘米貿易發展的原因等作了更為細致的考察，填補了該領域研究的空白[56]。至此，對長江中游糧食貿易的研究基本全面。

方志遠對明清湘鄂贛地區食鹽流通的研究非常詳細，包括淮鹽的行鹽區與行鹽額、政府對淮鹽和私鹽販運的不同態度，以及淮鹽在湘鄂地區行銷的狀況[57]。關于棉布流通情況，劉秀生論述了清中期湘鄂贛地區棉布生產的自給性，討論了其區域內市場和外銷市場圈，從而考察湘鄂贛市場圈在清代全國布匹市場格局形成中的決定性影響，以及形成這種格局的原因。這一研究別開生面，很有價值，對于商品流通研究具有指導性意義，無論就其研究方法還是研究結論而言，均可稱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上乘之作[58]。對于其他經濟作物作為商品的流通，目前雖未見到專門的研究，但一些學者的研究已對本區域的藍靛、甘蔗、苧麻和茶葉的流通有所涉及[59]。

關于商人的研究和城市、市鎮經濟研究以及商品流通的研究密不可分，時常交織在一起。如前引王廷元、李琳琦對徽商的研究和曹國慶對景德鎮徽州瓷商的研究。張海鵬的《徽商研究》更涉及徽商在長江中游的活動、經營行業、經營方式、商業資本流向情況。李華對湖北的地方商人、湖南的本地和外籍商人都有專門的研究。他認為清代湖北農村由于經濟作物的大面積種植，農產品的商品化，吸引和刺激了各地商人的到來，其中，外地商人多于本地商人，外省商人勢力大于本省商人，商品交易的頻繁還促進了大小市場和專業市場的形成，但占絕對多數的仍是小市場，進而指出湖北農村經濟在全國的地位。在清代湖南的城鄉則活躍著除本籍商人之外的十幾個外省商幫，為其他省份所少見，這一現象意味著湖南商品經濟的活躍和社會經濟增長水平的高度發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會經濟已發展到僅次于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地位。在湖南活動的各商幫中，本地商人似乎最為強大，他們不僅在本省經商，且在鄰省城鄉活動，湖南商人在當時全國眾多商幫中處于中等以上的地位[60]。前引方志遠近著對湘鄂贛地區的商人亦作了總結性研究，內容涉及商人的社會構成與資金來源、經營行業與方式、經營觀念與利潤投向以及商人組織與市場管理。

三農村經濟的研究

關于農村經濟的研究，80年代較少，90年代學者對這一領域的關注開始加強。這方面的專著，首推傅衣凌的《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61]，他在書中關于城鄉商品經濟、江西工商人口流動的研究，具有開拓意義。陳學文、鄭昌淦以及劉秀生等學者在全國性商品經濟研究中對長江中游經濟均有涉及[62]，可視為清代本地區在全國經濟地位的一種反映。對于本地區的研究專著有吳量愷的《清代湖北農業經濟研究》[63]，龔勝生的《清代兩湖農業地理》[64]，以及近期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

關于農村經濟的論文，也大量集中于糧食研究。譚天星就兩湖糧食產量、糧食商品化、農業生產技術水平以及兩湖農業經濟發表了多篇論文[65]，是較早關注這一領域的學者之一。江漢平原農業研究方面，張家炎的貢獻尤多，除前文介紹的關于農業開發對當地商人活動和市鎮發展影響的研究之外，主要集中于清代江漢平原地區的水稻生產、作物結構特征以及該地區農業發展的地區特征、湖北雜糧作物等方面，指出了江漢平原糧棉兼重、各種類型均有發展的特點。他并撰文比較兩湖平原和長江三角洲農業的發展，圍繞“蘇湖熟，天下足”和“湖廣熟，天下足”諺語的轉化，討論了兩地農業重點的次第轉變、勞動力轉移的不同途徑及其對當地農業經濟轉變的正負作用、城鎮工商業對農業的不同反饋作用，已從描述、分析的研究積累上升到理論總結的高度[66]。張國雄是又一位對“湖廣熟，天下足”有專門探討的學者，在前引張氏與梅莉的合著中可以看出，同時他還專門發表了討論該諺語的經濟地理特征和產生條件的論文[67]。龔勝生除了前文介紹的對兩湖農業地理的研究外，還專門考察了清代兩湖玉米和甘薯的分布。并在對兩湖米價的考察中指出，清代兩湖米價經歷了一個由高而低又由低而高的趨勢過程，這個趨勢過程與其耕地負荷量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實質上反映了人地關系的演變，清代兩湖米價的長期上漲還對其民生狀況產生了深遠影響。另外，龔勝生對本地區耕地結構的研究填補了該領域的空白，在對明清載籍耕地類型進行的探討中，龔氏闡述了該地區耕地結構的特點及形成原因，指出自然條件的制約是該地耕地梯度差異形成的主要原因，水田比重是影響該地區明清商品大米輸出諸因素中的主導因素[68]。此外，李華研究了湖南的稻谷生產[69]，梅莉探討了湖北的農業區域特征[70]。

關于本區域經濟作物的研究，龔勝生考察了兩湖茶葉的種植與分布和棉花的集中產區[71]。梅莉對湖北茶葉的集中產區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并提出明清湖北茶葉發展的兩個階段，分析了各階段的發展情形和原因[72]。李華對湖北、湖南經濟作物均有研究，并指出了湖北經濟作物種植與商人活動、商品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73]。關于江西經濟作物的研究也有不少，曹樹基的研究較早地涉及到贛南和贛北經濟作物的種植。[74]其后于少海在對贛南商品經濟的考察中再次討論了贛南的經濟作物。[75]前引王根泉等的文章還考察了江西撫州府地區經濟作物的種植。[76]昌慶鐘、李衛東等則對清代江西省經濟作物的發展及其局限作了全面的探討[77]。至此，對于湘鄂贛三省這一領域的研究已基本覆蓋。最后，值得一提的仍是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該書內容博大，除前引各方面專題均有總結性研究外，于湘鄂贛經濟作物和加工的研究可謂用力匪淺，在茶葉、棉花的研究之外，又開辟了對苧麻、藍靛、煙草以及其他作物種植與加工的研究。

90年代還出現一些對于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如方行、李華對湖南的研究[78]，前引王根泉等對江西撫州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研究[79]，徐曉望對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總體性的研究[80]。此外，梁淼泰對江西浮梁縣農村商品的考察最為細致，他認為明清時期景德鎮的商品經濟繁榮，浮梁農村則自然經濟穩定，一個地區之內，先進的手工業和低下的耕作水平長期并存，很不相稱，城市雖能帶動農村輸出大量農村商品，卻不能引發農村經濟性質的變化[81]。

四 手工業和礦業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李華對湖南采礦業的考察[82]和梅莉對湖北紡織業的研究[83]。江西手工業的研究則主要集中于景德鎮瓷器的研究，此處不再贅述。

本區域手工業和礦業整體性的研究以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中相關專題的考察最為全面，其內容包括制瓷業、造紙業以及各種經濟作物加工業(棉布加工業等)。文中比較了主要手工業與經濟作物加工業的異同，指出其共同性是使用簡單的工具、具有一定的科學含量，但基本上屬于手工生產，其動力均為原始動力。差異性則表現在生產方式、商品化程度以及社會效應等方面。該書還考察了本地區的礦冶業及其生產方式。

五 經濟開發與環境變遷研究

清代也是長江中游部分地區的經濟大開發時期，這方面的研究較早的有80年代曹樹基對流民與江西山區開發的考察[84]，但這時的研究只注重開發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還未對其引發的環境問題進行考察。隨著研究的深入和展開，經濟開發在產生經濟效益的同時，其生態效應的問題也日益受到學界的關注。張建民較早地在這方面作了探討，認為清代湘鄂西部山區人口的急劇增長推動了開潮，而落后的開發手段和水利條件，加上在不宜糧的山區進行以糊口為目的的開發，造成單一的生產、超薄型平面墾殖、以消耗甚至破壞自然資源為實現經濟增長手段的經濟特征。這種開發雖實現了量的增長，但最終造成森林等資源的破壞和浪費、與此相關的多種經營的枯竭以及在當時即已出現的水土流失現象或傾向。另外他還就江漢平原、洞庭湖區垸田與水災進行了考察，注意到了清后期該地區生態惡化的問題[85]。

此后，宋平安對江漢平原水災害與經濟開發的互動關系進行了分析[86]。龔勝生探討了清代兩湖人口壓力下的環境惡化問題，認為兩湖在乾隆時期出現了人口壓力，根本原因是清中期的社會安定、人口增長，使得人均耕地下降。人口壓力的緩和主要靠剩余人口擴散——土地開墾來實現，從而引起生態環境的惡化。對此清人雖已有認識，但囿于時代的局限和現實的困難，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87]。張國雄對兩湖農業的研究也注意到經濟開發與環境變遷的關系[88]，在《兩湖平原開發探源》中又分析了兩湖平原水旱災害的變化及其與垸田經濟的關系，以此考察大開發過程中經濟效益與生態效應的相互影響，從而使兩湖經濟研究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關于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已經取得可喜的成就，尤其是近年來關于本地區市鎮和商品經濟綜合研究的出現，說明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正在朝著趕超同期江南經濟研究的方向邁進。但與同期江南經濟研究、珠江三角洲經濟研究相比，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仍然處在弱勢。無論是經濟現象的描述和分析，還是理論高度的總結，無論是數量或是質量，無論是方法論還是研究思想，本區域的研究都有待學者繼續探索。

綜上所述，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還存在著以下不足，筆者在此提出，以供商榷。

一是各領域研究不平衡。對城市和市鎮的研究比重較大，也出現了一些總結性研究成果。但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鎮，尤其是沿江港口和景德鎮的研究，對于廣大的中小城鎮，雖有涉及，但從整體來看，還遠遠不夠。對商品流通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在整個區域經濟研究中的比例適中，但其中的研究又是只關注到糧食、棉花、茶葉幾個大類，最多的還是集中于對平原稻米的研究上。對于各類商品的生產圈、輻射圈、流通路線及其在清代的變化之類的研究基本還是空白。另外，對于手工業、礦業的研究還很薄弱。

二是同類研究中的重復內容很多。不知是學術態度的問題還是學術信息不暢，筆者在閱讀前人研究成果的過程中，往往發現雷同的研究思路甚至結論。因此，本領域的研究也亟待學者加強學術交流，拓寬視野，共同推進。

三是研究手段和思想的陳舊。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的確有一大批論文堪稱優秀之作，但也有不少研究創新不足，從而無法在理論上升華。

今后的研究，竊以為可以從以上薄弱環節出發，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弊病和障礙，使本領域的研究達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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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重田德：《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56年10期。[日]森田明：《關于清代湖廣地方的定期集市1，《商經論壇》1964年第3卷第1期。

②[44] 吳量愷：《清朝前期國內市場的發展》，《科會科學輯刊》1986年第2期。

③ 吳量愷：《明清時期城市經濟的繁榮和商業貿易的發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2期。

④[23][26] 吳量愷：《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轉運貿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⑤ 陶建平：《明清時期漢口商業網絡的形成及其影響》，同上。

⑥ 宋平安：《明清時期漢口城市經濟體系的形成與發展》，同上。

⑦ 石瑩：《清代前期漢口的商品市場》，《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2期。

⑧ 關文發：《試論清代前期漢口商業的發展》，載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

⑨[25] 梅莉、張國雄：《兩湖平原開發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⑩ 范植清：《前漢口鎮商業資本的發展》，《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2期。

⑾ 王永年：《論晚清漢口城市的發展和演變》，《江漢論壇》1988年4期；《晚清漢口對外貿易的發展與商業的演變》，收入章開沅、朱英主編《對外經濟關系與中國近代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

⑿ 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紀漢口商業行會的發展及其意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4期。

⒀ 任放、杜七紅：《傳統市鎮近代化芻論——以漢口鎮為個案的研究》，《人文論叢》2000年號。

⒁ 陳鈞、任放：《世紀末的興衰——張之洞與晚清湖北經濟》，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陳鈞：《武漢近代商業文化的結構分析》，載《近代武漢城市文化散論》，香港天馬圖書有限責任公司，1994年。

⒂ 楊蒲林、皮明庥：《武漢城市發展軌跡》，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0年；皮明庥：《近代武漢城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吳勇：《漢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皮明庥：《一位總督·一座城市·一場革命——張之洞與武漢》，武漢出版社，2001年。

⒃ 梁淼泰：《明清時期景德鎮城市經濟的特點》，《江西社會科學》1984年7期。

⒄ 梁淼泰：《明清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⒅ 蕭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鎮的形成和發展概述》，《江西社會科學》1987年3期。

⒆ 曹國慶：《明清時期景德鎮的徽州瓷商》，《江淮論壇》1987年2期。

⒇ 曹國慶、蕭放：《景德鎮考察記》，《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1期。

[21] 方李莉：《飄逝的古鎮——瓷都舊事》，群言出版社，2001年。

[22] 徐希凱：《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貿易與城市經濟》，《江漢論壇》1988年4期。

[24] 陳關龍：《明清時期沙市商品市場探索》，《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27] 段超：《試論清代宜昌城市的發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28] 蕭放：《試論明清時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鎮發展的特點》，同上。

[29] 蕭放：《明清時代樟樹藥業發展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1期。

[30][80] 徐曉望：《清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4期。

[31] 王根泉：《明清時期一個典型農業地區的墟鎮——江西撫州府墟鎮試探》，《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2期。

[32] 曾學優：《清代贛江中游地區農村市場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1期。

[33] 謝廬明：《贛南的農村墟市與近代社會變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1期。

[34] 李華：《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的發達及其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3期。

[35] 王朝輝：《試論近代湘西市鎮化的發展》，《吉首大學學報》1996年2期。

[36] 張家炎：《明清江漢平原的農業開發對商人活動和市鎮發展的影響》，《中國農史》1995年4期。

[37] 許檀：《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展及其意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2期。

[38]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西墟市與市鎮的發展》，《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臺北中研院經濟所，1989年；或見《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下卷，東京汲古書院，1990年。

[39] 許檀：《明清時期江西的商業城鎮》，《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年3期。

[40] 巫仁恕：《明清湖南市鎮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臺灣大學1991年碩士論文；傅樂園：《明清時期湖北的市鎮發展與變遷》，武漢大學2001年碩士論文。

[41] 任放：《明清長江中游市鎮經濟研究》，武漢大學2001年博士論文。

[42] 方志遠：《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人民出版社，2001年。

[43] 收入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45] 方行：《清代前期農村市場的發展》，《歷史研究》1987年6期。

[46]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人民出版社，1989年。

[47] 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48] 張海鵬：《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49] 王廷元：《略論徽州商人與吳楚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4期；李琳琦：《徽商與明清時期的木材貿易》，《清史研究》1996年2期。

[50] 陳支平：《清代江西的糧食運銷》，《江西社會科學》1983年3期。

[51] 吳琦：《清代湖廣漕運與商品流通》，《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52] 鐘永寧：《試論十八世紀湘米輸出的可行性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3期。

[53] 張國雄：《明清時期兩湖外運糧食之過程、結構、地位考察》，《中國農史》1993年3期。

[54] 張建民：《“湖廣熟，天下足”述論》，《中國農史》1987年4期。

[55] 張巖：《清代漢口的糧食貿易》，《江漢論壇》1993年4期。

[56] 鐘興永：《清代湘米貿易論略》，《中國農史》2001年1期。

[57] 方志遠：《明清湘鄂贛地區食鹽的輸入與運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4期；或見《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

[58] 劉秀生：《清代中期湘鄂贛棉布產銷與全國棉布市場格局》，載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

[59] 王根泉、魏佐國：《明清兩代江西撫州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江西社會科學》1992年6期；陶德臣：《晉商與西北茶葉貿易》，《安徽史學》1997年3期。

[60] 李華：《清代湖北農村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2期；《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1期；《清代湖南商人的經商活動》，《中國經濟史研究》，l992年1期。

[61]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62] 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鄭昌淦：《明清農村商品經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劉秀生：《清代商品經濟與商業資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3年。

[63] 吳量愷：《清代湖北農業經濟研究》，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5年。

[64] 龔勝生：《清代兩湖農業地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

[65] 譚天星：《清前期兩湖地區糧食產量問題探討》，《中國農史》1987年3期；《簡論清前期兩湖地區的糧食商品化》，《中國農史》1988年4期；《清前期兩湖地區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初探》，《農史研究》第9輯；《清前期兩湖地區農業經濟發展的原因及其影響》，《中國農史》1990年1期。

[66] 張家炎：《清代江漢平原水稻生產評析》，《中國農史》1991年2期；《清代中期江漢平原作物結構研究》，《古今農業》1991年3期；《明清江漢平原農業經濟發展的地區特征》，《中國農史》1992年2期；《清代湖北的雜糧作物》，《古今農業》1996年1期；《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與兩湖平原農村經濟結構演變探異》，《中國農史》1996年3期。

[67] 張國雄：《“湖廣熟，天下足”的經濟地理特征》，《湖北大學學報》1993年2期；《“湖廣熟，天下足”的內外條件分析》，《中國農史》1994年3期。

[68] 龔勝生：《清代兩湖地區的玉米和甘薯》，《中國農史》1993年3期；《從米價長期變化看清代兩湖農業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之際湘鄂贛地區的耕地結構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國農史》1994年2期。

[69] 李華：《清代湖南農村的稻谷生產及其商品化》，《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9年10期。

[70] 梅莉：《明清湖北農業區域特征分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4期。

[71] 龔勝生：《清代兩湖地區茶葉的種植與分布》，《古今農業》1993年3期；《清晚期兩湖纖維作物的種植與發展》，《古今農業》1995年2期。

[72] 梅莉：《明清湖北茶葉及其生產分布》，《湖北大學學報》1994年2期。

[73] 李華：《清代湖北農村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躍》；又《清代湖南農村經濟作物的發展》，《清史研究通訊》1989年3期。

[74] 曹樹基：《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5年4期；《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6年2期。

[75] 于少海：《試論明清贛南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2期。

[76][79] 王根泉、魏佐國：《明清兩代江西撫州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

[77] 昌慶鐘：《清代江西經濟作物發展的原因》，《南昌大學學報》1993年3期。李衛東：《清代江西經濟作物的發展及其局限》，《中國農史》2001年4期。

[78] 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農經濟》，《中國史研究》51991年2期。李華：《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的發達及其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3期。

[81] 梁淼泰：《明清時期浮梁的農村商品》，《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年1期；《明清時期浮梁的田畝數和畝產量》，《江西大學學報》1988年1期。

[82] 李華：《清代湖南的采礦業》，《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3期。

[83] 梅莉：《清代湖北紡織業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學學報》1993年2期。

[84] 曹樹基：《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6年2期。

[85] 張建民：《清代湘鄂西山區的經濟開發及其影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4期；《清代江漢一洞庭湖區堤垸農田的發展及其綜合考察》，《中國農史》51987年2期。

[86] 宋平安：《清代江漢平原水災害與經濟開發探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