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商品經濟發展階段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 商品經濟 市場經濟

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年-1858年草稿) 》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產品經濟形態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證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的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的表現形式。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

篇(2)

    關鍵詞：商品經濟 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 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 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 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 梢勻我庋竦模??僑【鲇諶死嘍宰勻喚緄娜鮮凍潭群透腦炷芰Γ?瓷??Φ姆⒄顧?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攬俊叭說囊覽倒叵怠崩湊絞ぷ勻唬??闋隕淼男枰??餼褪僑擻胱勻恢?淶摹白勻瘓?謾筆逼冢壞鄙??Φ姆⒄鉤魷至松緇岱止ぃ??卑樗胬投?曬?辛聳S嘍???接兄埔院螅?擻胱勻壞奈鎦時浠還叵稻鴕??⒃凇耙暈锏囊覽敵暈??〉娜說畝懶⑿浴斃問繳希?慈嗣峭ü?吧唐方換弧鋇男問嚼詞迪致?闋隕淼男枰??嬤?死嗌緇峋?沒疃?男問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謾狽⒄故逼冢壞鄙緇嶸??Φ母叨確⒄梗?股緇岵聘壞囊磺性慈?汲浞鐘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諞恍枰??接兄埔菜嬤??觶?鋈說玫餃?娣⒄梗?鞘比死嗌緇峋?沒疃?問驕筒恍枰?ü?敖換弧鋇男問嚼詞迪鄭?簿筒恍枰?凹壑怠輩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蔥璺峙洹鋇男問嚼綽?闋隕淼男枰??傭??搿安?肪?謾鋇姆⒄菇錐巍?/P>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 。“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 “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 。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 。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 沼詒蝗鮮讀說謀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潁?緇岬納??拚??刺?腿夢揮詘湊丈緇嶙芴搴兔扛齔稍鋇男枰?隕???械納緇岬撓屑蘋?牡鶻凇！盵9] 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經濟”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 。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問題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 。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官僚主義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官僚主義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 。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內容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篇(3)

一、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的兩次轉型

改革開放30年來，浙江從一個相對封閉的傳統農業經濟發展成為開放的、以現代工業為主體的經濟體，無論是經濟結構還是體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綜合經濟結構、經濟體制和發展階段等諸方面因素，我認為，過去30年浙江經濟發展已經實現了兩次轉型：

第一次轉型以農村工業化和建立有計劃商品經濟為主要內容，具體時間是從1978年開始到1991年。這次轉型的主要特點：一是政府直接推動或主導，以后，省委省政府連續三年（即從1979―1981年）頒布允許和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文件，并從稅收、土地、資金等方面大力支持個體私營經濟發展；二是大力推進農村工業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浙江重視發揮區域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包括個體私營企業在內的鄉鎮工業，逐步形成了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體、輕小集加為基本特征的區域工業結構，促進區域經濟從以農業經濟為主向工業經濟為主轉變；三是開放建設以小商品市場和其它各類專業批發市場為核心的市場網絡，并通過“兩頭在外”、貿易興省戰略，促進產品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初步實現了從內向型經濟向外向型經濟的轉變。

第二次轉型以城鄉結構優化和市場化改革為主要內容，具體時間從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開始，到2001年底我國加入WTO之前。第二次轉型的主要特點：一是以市場化改革為核心，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總體目標后，在“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新改革戰略指引下，市場化改革開始覆蓋經濟體制的各個方面，如推進以產權制度改革為主要內容的企業改革改制，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所有制格局，深化社會保障制度、金融體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二是與市場化改革相適應，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一方面，政府作為市場化改革發動、組織和實施的主體，積極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作為傳統經濟體制和經濟活動的主導者，在市場化改革中，政府也適時調整自身的職能，在積極扶持企業做大做強的同時，不斷減少對微觀經濟主體的控制和干預；三是為適應工業化快速推進，以促進資源和生產要素集聚、培育區域增長點為內容的城鄉結構調整步伐加快，產業和人口向中心鎮和大中城市的集聚明顯加快，以大中城市為中心、中心鎮密集的都市帶或城市群成為區域經濟的核心增長極；四是對內對外開放并舉、全方位開放的格局初步形成，商品、資本以及勞動力等各類生產要素跨區域流動趨勢加劇，本土企業開始走向跨區域發展。

經過兩次轉型，從體制上看，我們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培育了一大批富有活力的市場主體，市場機制日趨完善且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得到廣泛尊重，作用也不斷得到強化；從發展階段看，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快速推進，依托具有浙江特色的區域產業體系和豐厚的民間資本積累，可持續的區域經濟內生發展機制正在不斷完善，城鄉和區域發展的協調性得到加強。成功轉型為區域發展提供了新動力與保障，應該說，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浙江已經從一個相對封閉的、以傳統產業為主體的經濟體系發展成為全方位開放的、以工業為主體的快速經濟發展體。

二、當前浙江經濟轉型面臨的新趨勢新特征

隨著2001年12月中國加入WTO、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做出《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的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和重大事件的影響下，浙江經濟發展的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宏觀層面來看，一是為適應WTO的多邊貿易體制規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加快，并促進宏觀體制改革向縱深拓展，改革內容從經濟體制改革擴展到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等領域，即進入到全面改革階段。二是伴隨著我國加入WTO，我國經濟開始全方位融入全球化進程，這對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我省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和競爭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國內需求結構快速升級。四是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央明確提出了新時期的發展戰略，要求更新發展理念，創新發展模式，加快發展方式轉變。

從浙江自身發展趨勢看，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和發展水平的提高，決定或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各種因素都呈現出一系列新的變化和趨勢。第一，改革開放以來區域經濟高速增長賴以依托的要素資源出現嚴重短缺。低成本要素資源不僅是浙江高速發展的重要支撐，更是構成區域經濟低成本擴張和價格市場競爭力的核心，然而在今天卻難以繼續以原有的方式支撐經濟發展；第二，長期以來支撐經濟發展的傳統優勢產業和低端產品，不僅難以適應當前的宏觀需求結構，而且在人民幣升值、生產成本上漲以及國際貿易磨擦日益遞增的趨勢下，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顯著下降，出現“被全球化”、“被邊緣化”傾向；第三，隨著全國范圍內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框架的建立，原有的區域性體制優勢已不復存在，然而，無論是政府職能還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與規范的市場經濟制度還存在著顯著的差距；第四，發展的協調性得到更廣泛的關注，如果說，在以往的發展中，我們更多關注的是“增長優先”、“增量發展”的話，隨著全省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把目光集中在不同區域、城鄉之間、經濟社會以及人與自然等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發展的協調性上，在關注經濟綜合實力和區域競爭力的同時，更加注重民生的改善，等等。

上述這些新的變化和趨勢，預示著當前浙江經濟發展正面臨著一次新的轉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實踐表明，每一次經濟轉型，始于困惑與挑戰，成于創新，關鍵在于如何審時度勢，把握主動。與以往兩次經濟轉型相比較，這次經濟轉型有兩個重大背景需要我們關注和把握：一是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新趨勢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特別是這“五化”之間的互動對當代經濟社會發展趨勢以及區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的影響。二是當前我省人均GDP正從5000美元向8000―10000美元跨越，這意味著經濟發展進入到更高階段，毫無疑問，在新的發展階段，區域產業結構、發展動力以及發展協調性等等方面都將呈現出一系列新的趨勢和特征。在這些趨勢和特征中，我們需要把握的是，哪些趨勢和特征是健康的、合乎規律的，哪些趨勢或特征是需要避免、化解或努力轉變的。

三、加快經濟轉型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思路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浙江經濟轉型的主題是，一是根據現代市場經濟要求，積極推進市場經濟法治建設，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它要求法律和制度成為規范和調整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的常規手段：市場主體的資格需要法律的確認和保障；市場主體的行為要用法治來確認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要用法治來保障；宏觀經濟調控需要法治來完善。二是在國際化信息化背景下，發揮動態比較優勢，建立具有浙江特色的現代產業體系。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推進浙江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核心，它要求在充分發揮區域動態比較優勢的基礎上，積極利用信息化和高新技術產業，構筑新的競爭優勢，提升區域產業體系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地位和層次。三是在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趨勢下，推進空間結構優化，統籌協調城鄉和區域發展。要在綜合考慮經濟增長、人口集聚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互關系的基礎上，加快都市經濟圈規劃和建設，進一步統籌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

應該說，經濟轉型與發展方式轉變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只是經濟轉型比發展方式轉變具有更加深刻的內涵，它不僅包括了發展方式轉變，而且也內含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與完善。從這個意義上說，轉變發展方式也是加快經濟轉型的應有之義。

根據浙江發展的現實，要加快經濟轉型，應該把握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進一步實施創新強省戰略，促進經濟增長從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隨著原有增長動力的不斷弱化，從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既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然途徑，也是經濟轉型的重要標志。創新驅動的核心在于突出企業創新主體的地位，積極提升區域自主創新能力，聯動推進知識產權戰略、標準化戰略和品牌戰略，使創新成為企業和區域產業競爭力的核心。

第二，實施人力資本強省戰略，提高區域要素稟賦結構素質。區域要素稟賦結構是比較優勢的核心。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提升，以低成本低價格為核心的比較優勢已難以維持。無論是構筑新的競爭優勢，還是促進新一輪創業創新，都必須依托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實施人力資本強省戰略，要把重點放在全面提升我省高等教育質量，吸引全國優秀生源到浙江高校就學，從而為我省創業創新提供豐富的高素質人才資源。

第三，加快區域產業升級，構筑具有浙江特色的現代產業體系。浙江特色的現代產業體系必須是以信息技術等高新技術為基礎、以浙江創造為核心。要積極把握全球產業發展新趨勢新特點，積極引導和扶持一批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現代物流、電子商務等新型業態和商業模式，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主動淘汰一批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排放的傳統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化區域產業結構。

第四，以都市經濟圈為支撐，促進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既是空間結構優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的基本要求。本著經濟增長、人口集聚和資源環境生態承載能力相協調的原則，以三大產業帶為依托，進一步優化要素資源的空間布局，促進人口和產業在更大范圍內的集聚發展，使都市經濟圈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

第五，深化體制改革，加快建設服務型政府。完善法律法規、健全執法機制、轉變政府職能是深化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內容。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而是服務的主體，要努力為城鄉居民和各類市場主體提權保護、激勵競爭、規范市場秩序、創業創新等相關的基本公共服務，要加快推進資源要素配置的市場化改革，完善資源要素價格的市場化形成機制，積極發展風險投資、創業投資等專業性要素市場體系，積極推進公事的市場化改革。

篇(4)

論文摘要：我國道德建設性中仍存在市場利己性與社會道德利他性的矛盾性難題，但社會自身體制的發展內在蘊含了市場對道德建設的要求，并有效的促成了市場與社會道德的融合，為我國社會道德的建設問題提出了新的原則。

近幾十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這主要歸功于經濟體制上的改革，它解放了生產力本身，極大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但市場經濟也給社會帶來了些負面影響。如市場中的爾虞我詐、假貨泛濫等現象，不但影響了市場的合理建設，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波及社會的和諧安定。

一

亞當斯密著名的“無形手”理論中提出了“經濟人”的假設，“經濟人”的趨利本性決定了他的理性原則:“付出最少，得到最多”。這條原則貫穿了一切商品經濟活動，無論是商品經濟階段還是市場經濟階段，只要有商品交換行為，它就一定起作用。這是商品經濟活動的利己本性決定的，換句話說，商品經濟活動得以運行是以人的利己本性為基礎的。誠如阿馬蒂亞·森所說:“如果不是自利在我們的選擇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經濟交易活動就會停止。所以，無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濟人現象必然存在，經濟理性原則必然支配著現實人們的思想，影響著人們的行為。人們在市場活動中要想實現這一原則，只能通過不等價交換的手段來完成，而不等價交換行為活動又要求行為個體采取不合理的行為，這也就決定了經濟活動必然是無道德而言的，換句話說，社會道德帶不來經濟效益。“求效率，就不講道德;企求道德高尚，就會失去經濟效率;沒有剝削，便不會有利潤，更談不上資本的增殖。可見，經濟與道德、利己和利他這兩種截然相背的價值取向必然導致二者的二元互斥，而經濟必然性又以其自身的鐵的規律在漠視著人的道德情感中為自己開道。有些學者不無偏激地說，市場經濟制度是建立在“性本惡”的前提假定下的，“市場經濟之被推崇，不是由于它是多么的‘高尚’或‘高級’，相反，而是因為它的‘低級’一它不要求人們都是善良的君子，相反，它是一種可以使雞鳴狗盜之徒相互交易、相互合作(通過交易合作)發展經濟的制度;因為它依賴的不是道德教化，不是人的善行，相反，它處處假定你不善，假定你不講‘道德’，只顧私利，然后在此假定下，處處用合同、法律等制度去防小人，防范惡行，以此來保證人們較為放心地交易、競爭并合作下去。”因此經濟學“不講道德也不應該講道德。”因此，只要有經濟活動的地方，就必然存在著不合理的行為，這也就是我國市場經濟中難以杜絕不道德現象的原因。

可見，市場經濟的本性利己與社會道德本性利他的二元互斥成為了道德建設的根本難題，因此，有些人提出了“代價論”，即市場經濟，或泛義地說，經濟發展的善總需以社會倫理道德的淪落的惡為代價。但這個論點受到了較多的批評。的確，假如市場經濟根本不促進人們的人格與精神在某些方面的提高，那么單純的更大的經濟福利似乎不值得以倫理道德的犧牲去換取。此外，有些批評者還指出，亞當斯密的“經濟人”的本性是抽象不現實的，人的真正的本性是社會性，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也就是說，人的本性是與社會制度本身聯系的，一個合理的社會制度直接影響著個人的本性的發展。所以，他們認為“經濟人”在社會主義國家根本不會存在，而巨他們甚至還提出了“公有人”的概念來取代“經濟人”，但這很難讓人信服，它無法解釋人對經濟利益追求的現實性。其實，亞當斯密“經濟人”的本性利己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在以商品活動為基礎的社會特定發展階段，商品活動必然通過刺激人的這一本性來實現它自身的運轉，但這只是社會發展的特定階段才有的現象，它不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最終目的，社會主義的發展必然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基礎，而且即使在市場經濟時代，市場的利己性也只是作為社會的一個基礎層面而言的，它不代表社會的所有層面，換句話說，社會自身發展的全面性決定了市場的道德性是不能抹煞的。

二

市場經濟社會非但不會因為市場自身的功利性而排斥道德建設的可能，而且道德作為社會的產物，社會發展自身體制中內在蘊含了對經濟主體的道德要求。

首先，社會發展促成了市場經濟生活中獨立人格的發育，以及與止匕適應的自由、權利觀念的發展，為現代人的道德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育班。自主、自尊、自強、自立的精神的發展不僅引導人改善其物質生活境況，而且引導人發展真精神價值。當然，我們不可能在古樸的高尚與現代的高尚之間劃出嚴格的界限，純樸的高尚與現代的高尚都具有永恒的道德價值，但現代人的高尚必定是人的自由選擇的價值。獨立人格及自由、權利、尊嚴觀念的發展也剝吏現代人全面介人社會公共生活從而拓展這些生活領域并發展其價值的重要促因。而目現代社會的民主化進程離開了與之同步的道德價值的社會制度也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社會自身發展要求市場經濟對道德的積極肯定，并使其參與到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之中，承認社會存在的“善”價值，為其提供正當合理的價值辯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道德體系尋求更高更合理的倫理價值理想，也就是說，她不是一般地強調社會功利或效率，而是強調社會的共同福利和共同富裕，強調整個社會共同體的公正與和諧;倫理道德作為一種價值科學，其著眼點或根本價值導向總是指向社會整體的普遍價值和長遠價值，高度關注各種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和諧，強調積極參與社會合作與實現個人自我完善的辯證統一;一定社會的倫醚德總是在社會生活實踐的基礎上，為各種社會關系的和諧和人的自我完善提拱一種渠埔蓬駐想的價修宣求目標，道德倫理的應然性理想對于凝聚社會民心、提升社會文化精神，從而最終為個人的全面發展構建提供必要而充分的精神資源。正是倫理道德的價值性、超越性和實踐性構成了社會的價值支撐和精神力量。

最后，社會體制內在的經濟生活中所要求的公平、誠實規則促成了個人支持公共生活中的社會正義這一核心價值。一個在市場經濟生活中重視公平誠實規貝組的人往往傾向于在公共生活中對社會正義感的培養，而且也傾向于肯定道德德性的價值。雖然實際生活中也有反倫理地從事市場活動的人慷慨扶持公益的例子，但他們常常或者是對以往劣跡或某種其他用心的掩飾，或者是對池聽經歷的一種私輟的倫理上的轉變的證明。所以，如果我在市場經濟生活中是一個倫理的經濟人，我可能在道德發展上有兩種可能性。或者，我可能止步于做一個倫理的經濟人，一個理智健全的通情達理的人，消極地遵守公平誠實的倫理準則，不去損害他人的正當利益，但當自己的正當權益受到侵犯時則必定起而維護之;雖然在此同時我也抱有同情心，并且欣賞高尚的道德，但不打算身體力行之。或者，我也可能在做一個倫理的經濟人的同時，積極地發展公平誠實的倫理規則，發展自己的社會正義感，發展自己的道德德性、同情心、公益心、奉獻精神，以及自己對社會的共同價值的領悟，拓展自己的道德精神世界，成為一個道德的人。

三

市場經濟社會的發展離不開道德建設的要求，它是社會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與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相適應，而且，這種融于社會的適應性使社會道德本身不再是千古不變的僵死教條，而是與特定的社會階段發展特點相結合下的新原則，有效地推動了社會的發展。所以，我國的市場經濟道德原則也正是在這一原則下建設的，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平等原則

在市場上，交換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不能把特殊的身份帶入市場，任何牛爭漢荀啥破壞等價交換的原則。平等就是指作為商品交換者權利的平等，在交換規則面前平等。交換關系中的平等膺測反映在政治領域，就是民主政洽，人們在政治權利與義務上，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如果說，在私有制條件下，由于人們在生產資料占有上的不平等，使得交換關系中的平等與政治上的民主萎琴育虛偽性的話，那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公有制，人們在生產資料占有關系上的平等，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才成為現實。這種平等關系不僅體現在經濟、政治領域，而且也體現在日常生活中，干群、父子、夫妻、兄弟、師生、朋友都是平等關系。平等原則成為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

2.自主原則

市場交換的主體具有獨立性。這種獨立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利益的獨立性，主仲有自身的利益，正是這種私利成為主體參與市場競爭的強大動為;另一方面是主體權力的獨立性，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主體有權根據自身的利益與意愿來決定自己的行動，并承擔行為的后果。所謂自主原則就是承認主體獨立性，要求人們在相互交往過程中浮碗人他人的私利，并尊重別人的權力，尊重別人的意愿，不能隨意干涉別人。作為主體自身，必須對白己的行為負責。

3.誠信原則

在商品交換中，交換的商品必須貨真價實，以假充真，以劣充優，必然損害等價交換的原則。在現代，信用成為最廣泛的經濟關系，甚至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誠信原則成為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誠即是真實，在人與人的交往中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清;誠的反面是偽，商品交換中的欺詐行為，人際關系中的虛情假意，即是偽。信即遵守諾言，言必信，行必果。誠信不僅是市場經濟的要求，而且是人際交往的普遍要求，所以，自古以來誠信原則就是做人的翡夢卞準則。

4.人道原則

篇(5)

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加快進入信息時代，外向型經濟為主的義烏主動求變，全面擁抱電子商務，促進了“義烏現象”的形成，并成為國內傳統交易市場和縣域經濟轉型的典范。電子商務“義烏現象”，指的是電子商務作為新的生產力，不斷融入義烏的傳統商貿經濟，從而推動義烏專業市場實現升級，并進而推動義烏縣域電子商務經濟體發展的現象。

義烏已經成為我國縣域地區電子商務的領頭羊。首先體現在網商群體的迅速壯大，據阿里研究中心統計，截止到2013年6月30日，注冊地在義烏的淘寶賣家（含天貓）賬戶達到10萬個，這意味著，義烏淘寶賣家賬戶的數量已經超過義烏國際商貿城的商戶數量（7萬家左右），成為義烏最大的商人群體。同時，義烏地區阿里巴巴誠信通用戶也超過2萬家，中國供應商用戶達3000家，速賣通用戶超過2萬家。

除阿里巴巴平臺上的網商之外，其他電子商務平臺也集聚了相當規模的網商。據義烏電商辦統計，截止到2013年6月30日，環球資源網收費會員592家，占全國總量的3%，中國制造網收費會員487家，占全國總量的2.3%，敦煌網注冊賣家1.4萬家，占全國總量的1.4%，eBay注冊賣家5.3萬家，占全國總量的3.3%。

在電子商務交易額方面，義烏也遙遙領先。報告顯示，2012年全年，義烏淘寶賣家共實現了174億元的銷售額。在全國的縣級區域中，義烏的淘寶銷售額位居第一位；網絡消費方面，義烏以2012年全年在淘寶消費34億元的數字，在全國的縣級地區中也位居第一。跨境零售電子商務也是義烏電子商務的一大亮點。2013年上半年，義烏每天往外發的國際郵包約20萬件，有航空小包、郵寄、快遞等方式，都是運用電子商務的方式成交，包括阿里巴巴速賣通、敦煌網等平臺。

義烏電子商務服務業的崛起，也是“義烏現象”的重要特征。在義烏，電子商務服務業在不同領域、不同層面的擴展與協同，展現了一個新興產業集群蓬勃崛起的興旺景象。以物流為例，據義烏物流辦統計，截止到2013年上半年，義烏共有以公路為主的物流企業700多家，各類快遞企業134家。龐大的物流體系，長三角地區最低廉的發貨費用，為快速發展的義烏電子商務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電子商務產業園、培訓機構的涌現和快速創新，也為義烏電子商務服務業的發展增色不少。

從一個市場的轉型到縣域電子商務經濟體的浮現

以小商品為主的商貿經濟是義烏經濟的命脈，而位于義烏的小商品城則是義烏傳統商貿經濟的主體。在電子商務大潮的沖擊和洗禮下，義烏的小商品經濟和小商品城都開始了新的蛻變。義烏小商品經濟發展經歷了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國際化、電子商務化五個發展階段。義烏傳統批發市場的電子商務歷程，同樣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

2000年-2005年，B2B開辟了義烏國際貿易新通道。1999年，阿里巴巴在杭州成立，成立之后的對外擴張，第一站就來到了義烏。2000年，阿里巴巴開始有銷售人員進駐義烏批發市場，2001年，阿里巴巴在義烏設立聯絡點，這也是阿里總部之外的第一個地區聯絡點，阿里巴巴直銷團隊也將外貿B2B的模式帶到了義烏。阿里巴巴的B2B模式改變了義烏商人做生意的方式，最早一批網商率先成長起來。

2005年-2010年，淘寶村開辟了義烏網絡零售新通道。義烏“淘寶村”的出現，是義烏國際商貿城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向內需轉型的產物。在義烏青巖劉村，這個原本僅有1486名村民的村莊，現在容納了8000多人，開出了2000余家淘寶網店，2012年成交額超過15億元，成為遠近聞名的“淘寶村”。以青巖劉村為代表的淘寶網商的崛起，成為義烏國際商貿城加速與電子商務融合的重要推動力。

傳統商戶和商貿城開始集體擁抱電子商務

截止到2012年年底，義烏國際商貿城7萬多名商戶中，已經在各類電子商務平臺開通賬號的商戶，在四成左右，這表明大量傳統商戶已經有意愿開展電子商務并開始行動。同時，義烏國際商貿城本身也在加速與電子商務結合，原中國小商品城網啟動改版升級工作，升級為“義烏購”平臺。2013年以后，多渠道共生共贏的新生態開始形成。服務商成為這個階段的重要驅動力，各種類型的服務商集體發力，推動更多傳統企業和整個國際商貿城轉型。義烏國際商貿城5區專門開設了網商服務區，規劃面積10萬平方米，商位564個，現入駐企業240家，其中網商215家，服務商25家。

在電子商務大潮沖擊下，以義烏國際商貿城為代表的義烏傳統批發市場并未并替代、摧毀，而是各種商業元素在互聯網作用下重新構建，重新定義價值，形成服務商、網商、商貿城、線上商貿城、產業帶等多渠道共生共贏的新生態。義烏電子商務的迅速發展，其背后是縣域電子商務經濟體的浮現。阿里研究中心認為，縣域電子商務經濟體，指的是以縣級行政區劃為地理空間，具有電子商務屬性的經濟活動的集合。義烏在網商規模、電子商務交易額、電子商務服務業水平、電子商務對傳統經濟的作用等方面，都表明了義烏縣域電子商務經濟體的重要影響力。縣域電子商務經濟體在促進縣域消費和內需增長、促進縣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縣域新型城鎮化建設、促進當地制造業升級改造、促進創業和就業等5個方面具有顯著而積極的作用。義烏電子商務超越了縣域電子商務的范圍，已經成為傳統批發市場向電子商務轉型、區域經濟向網絡經濟轉型的一個新典范。一個扎根于本地小商品經濟、連接全國小商品生產基地、面向全球海量網絡消費者的“新義烏”已經浮現。

電子商務成中國縣域經濟轉型升級“催化劑”

國家電子商務示范城市創建工作咨詢委員會專家陳進指出，隨著電商觸角滲透到鄉鎮，電子商務對于縣域經濟發展的價值日益顯現。一方面促進了縣域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對于促進縣域產業結構優化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電商進入農村，能讓農民返鄉就業，推動農民在當地實現城鎮化。

雖然縣域電商經濟發展迅速，卻面臨著問題，比較突出的是人才和基礎設施。縣鄉一級難吸引和留住人才，懂電商專業人才的匱乏，已成為制約縣域中小企業發展電子商務最突出的問題。高文海指出，電商下鄉，農村地區的物流瓶頸也是無法回避的問題，物流速度慢、成本高，投入產出比低，不過隨著互聯網和基礎設施在縣域的完善，縣域地區有望成為未來中國電子商務最火熱的增長極。

與工業時代經濟的發展呈現階梯狀的發展不同，互聯網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模式，它最核心的本質是網狀結構，是一種去中心化的分布式配合。它的開放、分布式、平等的結構，為相對落后和邊緣區域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可能，甚至某種意義上可以無中生有。一場以縣為最本單元的農村經濟革命就已開始，隨著淘寶上農村網商的興起，淘寶的銷售在三四線城市呈現高速增長的態勢。無論是沿海地區，還是西部邊疆，縣域經濟正在跟電子商務產生碰撞、融合，以“淘寶”為代表的電商，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滲透到各市縣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由此誕生了電子商務百佳縣抑或是淘寶村這些新概念。

縣域經濟，一個可以撬動中國經濟的基礎單元；電子商務，一個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嶄新引擎，兩者的相逢，迅速產生化學反應，農村那些存在多年的傳統生產方式、消費方式發生巨變，農民的思維發生一次大的洗禮，一場解放農村經濟的大運動正在中國各地蔓延開來。

政府引導，打造全球性的縣域品牌

作為一個新興的商業模式，電子商務在縣的發展過程當中，政府扮演著不同的角色，這個角色可能是啟蒙者，可能是推動者，可能是管理者，也可能是監督者。正如阿里巴巴副總裁葉朋表示的，“與早年農民自發上網開店不同，近年來村鎮電商明顯呈現出成組織化、規模化的特點，其中不少縣級政府在產業規劃、市場引導、人才培養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武功縣位于絲綢之路的起點，雖然地理位置、交通優勢、區位優勢非常明顯，但西部起步晚，做電商沒有人才。陜西省咸陽市武功縣縣長張小平帶著縣班子到西安，挨家挨戶找電商企業去拜訪。當地政府提出了“打造陜西電商第一縣”的口號，通過引進淘寶金冠賣家、推動傳統特色產業上網等措施，極大提升了本地電商熱度。

臨安的農村電子商務最早出現在2005年的一些農村，開始是一種自發類型和草根型的。在電子商務發展的過程中，很多村也遇到了瓶頸。一是像倉儲、物流、配送，政府需要對安全進行規范；還有就是很多農戶開網店的時候遇到技術問題，包括怎么運營、宣傳、營銷、怎么做網頁的設計等等。浙江省臨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周連昆在接受《商業價值》采訪時表示。為此，臨安籌建了電子商務的公共服務中心，里面集中了很多的第三方服務商，包括代運營、營銷、宣傳、設計。組成這樣的網絡服務商之后，在村里布下了公共服務點，這些 服務商可以定期選擇半個月一次流動式到村里給農戶提供服務。

篇(6)

關鍵詞：儒商 精神 嬗變 儒家

引言

儒商積極倡導以儒家理念去經商，大力強調以儒家宣揚的誠信仁義等倫理道德作為商業經營的基本指導理念，由此形成了具有濃厚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儒商精神。儒商精神是市場競爭法則所促成，體現著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能夠有效地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保障商業經營活動的正常進行。目前，商業領域假冒偽劣、坑蒙拐騙的欺詐之風日盛，損人利己、爾虞我詐的不正當競爭時常發生，極大地破壞了正常的商業經營秩序，市場經濟的發展遇到了嚴重的道德危機。在商業道德普遍滑坡的情況下，儒商精神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和廣泛探討。積極倡導弘揚儒商精神，大力培養造就一批具有儒商精神的高層次經營管理人才，成為時代和社會的迫切要求。然而，怎樣界定“儒商精神”？儒商精神起源于何時？其涵義歷代有無變化？這些都是必須首先要明確的重要理論問題，值得進行深入探討。所以，為了對儒商精神有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和準確的界定，必須從歸納、梳理史料中追根溯源，對儒商精神進行客觀的歷史考察。大致而言，儒商精神的嬗變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孕育濫觴期、發展形成期、西化轉型期、現代重塑期。

孕育濫觴期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商品經濟快速發展，文化創新和發展處于一個百家爭鳴的鼎盛階段，儒家學說應時而生，并和商業經營內在地融合起來。初步形成的儒家思想與商業經營活動的逐步結合，催生了一批名垂千古、被后世奉為楷模的儒商，如子貢、范蠡、白圭等。他們進行商業經營的主導理念都在較大程度上溶入了儒家的思想學說，能夠取利不忘義、周急濟貧，具有智、勇、仁、強、信等基本商業素質和倫理道德規范，強調商德乃“萬利之本”，反對巧取豪奪、坑蒙拐騙，從而為后世儒商提出了許多經典的經營之道，初步規定了應當遵循的倫理準則、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由此開創了注重以德經商、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

這就是說，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儒家學說的創立和儒商的出現，儒商精神開始在商業經營中被倡導。不過，當時儒家思想和商品經濟還處在早期發展階段，二者融合的深度和廣度及其影響的范圍程度還較為有限，所以儒商精神還處于孕育濫觴的萌芽時期。

發展形成期

（一）潛在發展

自秦統一中國，由漢至魏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儒家學說逐漸成為封建社會政治統治的正統主流思想，其先義后利觀被極端化為重義輕（賤）利論，此時儒者被視為道德高尚、博學多才的君子，而商人則被視為唯利是圖、道德卑下的小人，“重農抑商”的理念被奉為金科玉律，統治者大力奉行抑商政策，商人的經營活動受到極大的限制和打擊。在這種社會條件下，“儒”與“商”幾乎成為兩個截然對立的范疇，難以較為順利地相互融合，儒商失去了正常存在的客觀生態環境，只能在夾縫中緩慢生長，儒商精神也由此進入了一段艱難曲折的潛在發展時期。

（二）逐步形成

唐宋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鼎盛時期，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由此人們的輕商思想日趨淡化，重商意識開始興起，儒士已開始重商，商人也明顯地表現出好儒傾向，相互之間的轉變和融合逐步變得普遍，同時朝廷的抑商政策也在逐步放松，由此儒商開始逐步崛起。在此情況下，社會上涌現出一批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儒商，他們在商業經營活動過程中力行儒家倫理道德規范，主張以德為商，不僅講究誠信無欺、貨真價實，而且堅持“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追求義利兼得，同時急公好義、熱心公益，能夠仗義疏財、樂善好施，“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此外他們還非常注重以和為貴、團結互助，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互助會和行會的大量出現。唐宋商人在商業經營活動中積極倡導儒家道德規范和倫理準

，為儒商精神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生態環境，從而儒商精神開始逐步形成。

（三）成熟興盛

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儒商”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壯大鼎盛期。深受儒家學說影響的明清儒商，將儒家倫理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用來指導商業經營活動，把儒家仁義作為立身之本，遵循以義制利、誠信無欺、公平守信、以人為本、以和為貴等一系列商業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從而樹立了與儒家道德價值觀相符合的經商理念，實現了儒與商的溝通，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儒商精神。這些基本規定在明清以前的大部分儒商中是難以達到的，而明清儒商則完全具備了這些條件。明清儒商從形式上看是“儒而從商”、“賈而好儒”、“亦儒亦商”，從實質上看則是“用儒意以通積聚之理”，“以儒學飾賈事”，實現了儒家思想與商業經營法則在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方面的高度統一和有機結合。由此可見，隨著明清儒商的日益發展壯大，儒商精神亦愈呈現成熟興盛的態勢，不僅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而且得到大力的倡導和宣揚，被廣泛地融入到商業經營活動的各個方面，充分體現了明清儒商的精神氣質和風貌，從而提高了其整體素質，使其商業經營活動獲得了更大的發展。

西化轉型期

以后，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和“西學東漸”的影響下，隨著儒商的近代轉化，儒商精神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近代儒商精神。

近代儒商傳承了儒家文化精神，強調以儒經商，用儒家思想進行企業管理，更為凸顯重道德、重和諧的經營理念，構筑了以儒家理念為核心的企業精神。根據時展和經濟現實的客觀需要，近代儒商又對傳統儒商精神想進行了合理揚棄，賦予了一些新的思想內涵。例如，在作為儒商精神核心的義利觀方面，由傳統儒商精神的“先義后利”或“重義輕利”，轉變為了“義利并重”、“義利統一”；在誠信方面，由依靠傳統道德維系的倫理信用觀，進步到“重合同，守信用”的契約信用觀，突出了法制意識，使商品交換行為建立在更規范、更可靠的正式制度基礎上；在終極目標方面，強調“經世濟民”的價值追求，把商業活動與民族救亡、富國強兵等有機地結合起來，使自己的商業利益和民族利益、國家的整體利益相統一，充分體現了崇高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 更為重要的是，近代儒商對西方商業精神也由鄙視、排斥、抵觸轉向有條件的正視、相容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學習、借鑒和運用了西方科學的商業經營管理理念，從而把傳統儒商精神和西方商業精神進行了相互融合，使儒商精神添加了近代化的因素，初步具備了作為科學商業精神的應有特征。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近代儒商精神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不僅扎根于中華大地，而且開始沖出國門，從中國走向了世界，在海外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尤其對中國港臺、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各國商人和海外華裔商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可見，轉入近代，儒商精神進入了一個西化轉型期。在繼承傳統儒商精神的前提下，將其與西方商業經營意識相融合，從而構建一種適應近代商品經濟要求的儒商精神，成為近代儒商精神發展的基本方向。近代儒商精神雖然是在傳統儒商精神的基礎上轉型而來，二者之間具有自然繼承的某些明顯痕跡，但它已經突破和超越了僅僅作為經驗和習慣的傳統儒商精神，實現了傳統儒商精神的升華和自我改造，從而把儒商精神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基本上反映了儒商精神在近代商品經濟條件下所具有的時代特征。

現代重塑期

“二戰”以后，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現代儒商群體開始形成并逐步壯大興盛起來。他們深入挖掘了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吸收了其合理內核，并自覺地將其滲透到自己的商業經營活動之中，積極倡導以仁為本、以和為貴、以義取利、誠實守信、自強圖新、勤儉廉潔等倫理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大力宣揚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勤勉敬業的職業精神、人本主義的管理理念、重群克己的合作意識、熱心公益的仁愛精神、經世濟民的商業理想，嚴格遵循節儉寡欲的自律準則、以義馭利的經營原則、誠信為本的行為規范。以上商業經營原則和指導思想，都成為現代儒商精神的重要內容。

此外，現代儒商十分注重吸取西方現代商業經營管理思想的精華，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將儒家思想和西方商業精神進行了有機的結合。他們所具有的和平競爭、

共謀發展的共贏意識，顧客第一、服務至上的營銷觀，趨時應變、科學決策的經營觀、以和濟爭的善意競爭意識以及標新立異的創新精神等，充分顯示出了一種全新的儒商精神，構成了現代儒商精神所獨特內涵。

這一時期，儒商精神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進一步走向世界。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以及中國港澳臺地區商人、海外華僑商人，揚棄了舊有儒商精神的缺陷，規避了西方商業精神的弊端，將儒家思想與商業經營活動進行了更加完美的融合，提出了與現代市場經濟法則相統一的現代儒商精神。尤其是，近年來，儒商精神在歐美一些國家得到廣泛傳播，并被人們普遍認可，從而產生了更加深遠的影響。在此情況下，儒商精神正逐步實現全球化，形成一種世界性儒商精神。1994年國際儒商學會的成立和首屆世界儒商大會的召開，就是這一階段開始的顯著標志。21世紀的儒商精神，應是具有世界性的儒商精神。

由此可見，隨著現代儒商群體的壯大興盛，儒商精神也進入了革新重塑期，開始由傳統形態進一步向現代形態轉變，在傳承、革新、轉型等一系列重大過程上進行了自我演進與發展，在揚棄傳統儒商精神的基礎上，又在一定程度上融匯了西方商業精神的有效成分，更加之以現代科學理性作為自己的思想基礎，從而實現了儒商精神的升華，形成了一整套同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富有較強包容性、繼承性和鮮明創新性、時代性特質的現代儒商精神，即新儒商精神。

結論

儒家思想在商業經營活動之中的成功運用，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儒商精神。儒商精神具有十分悠久的歷史，它在儒商長期的商品經營實踐過程中從萌芽到逐漸形成，又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交互作用下，隨著時代的前進和社會形勢的變化而不斷地發展演化，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具體表現和品質特征，是一個動態的歷史概念。由于儒家思想和商業經營活動的互相溝通、結合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儒商精神跨越歷史的隧道，隨著儒家思想、商品經濟和社會條件的變化而不斷地發展演變，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大致說來，儒商精神經歷了先秦的孕育濫觴、秦漢的潛在發展、唐宋的逐步形成，清末至民國時期又開始了西化轉型，而在“二戰”以后，儒商精神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得到了進一步的揚棄和優化，實現了現代重塑。儒商精神的變遷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也是歷史發展的要求，更是由市場競爭法則所促成，體現著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是商業經營獲得成功的思想保障。在每一次轉變過程中，儒商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完善和優化。儒商精神的合理內核，在今天仍充盈著活躍的生命力，對現代商業經營活動具有積極的理論借鑒價值和實踐指導作用。當代商人應當大力倡導和弘揚儒商精神，努力塑造良好的人格形象，以提高社會地位和名譽聲望。只有這樣，商業經營才能夠獲得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和強大的智力支持，在市場交易活動中表現出強大的競爭實力和明顯的比較優勢，從而提高市場占有率，實現利潤的最大化。

參考文獻：

1.張大紅.儒商倫理與現代中國企業家精神[d].湖南師范大學，2003

2.尹砥廷.論儒商[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4）

篇(7)

鄧聿文

中國商業出版社

定價：32元

《中國必須贏》是一本講危機的書。中國經歷30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世人矚目的卓越成績，同時也積累了諸多矛盾和問題，經濟社會等領域存在著脆弱性，中國的改革和社會轉型，就其龐大的人口、內部關系之復雜、背負的歷史包袱之沉重，以及采取的手段和要實現的目標來說，可能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從而帶給中國的壓力和挑戰也非一般。

從政治層面看，改革和轉型帶來了公共參與的壓力增加、公共政策的效能不高、行政性政府的權力優勢過于明顯，以及政治公正與政治效率的拉鋸急劇擴大的挑戰；從經濟層面看，改革和轉型使得小農經濟向現代商品經濟的轉變壓力增大，市場體系建設壓力也大，帶來了市場化、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等挑戰；從文化層面看，改革和轉型帶來了文化整合力漸弱，多元文化互相碰撞，文化沖突加劇的現象；從社會層面看，改革和轉型使利益的重組和舊有社會關系平衡被打破，使得政府與公民、個人與集體、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面臨再調整。

《中國必須贏》一書選取了19個當下中國的熱點難點問題來剖析。這些問題包括：經濟增長的質量和代價問題；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壟斷與管制問題；中國的稅收和稅制問題；民營企業和民間經濟的發展問題；引資方略與自主創新的問題；金融和資本市場的問題；住房和房價問題；教育問題；養老、醫療以及社會的公共服務問題；收入分配差距問題；城鄉二元結構和農民工問題；環境污染和保護問題；人口問題；商業倫理和社會信用問題；腐敗問題；問題；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中國的左右之爭和改革動力問題；政府改革問題。

作者在闡述這些問題時，從經濟、社會、政治、道德等多個緯度去闡釋，緊密圍繞十二五規劃提出的指導思想。對當前諸多熱點難點問題，如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公共財政的建立，不合理的稅制結構與沉重的稅負水平，如何給民營企業創立平等競爭環境，自主創新為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短板”，暴漲暴跌的中國股市，中國人何時不再做“房奴”，重點學校背后的利益身影，應試教育下的師德危機，誰為我們的養老和健康負責，中國商業倫理的困頓等重大社會難點問題，逐一進行剖析，作者從歷史的視角、國際的視野，現實地思考，運用古今中外的大量經典事實與案例，給出解決這些問題的良方與對策建議，如鮮明地提出打到底線的競爭策略要不得，市場換技術的引資路徑已走入死胡同，“限購令”不能遏制房價，建立以公平為導向的醫療服務體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