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傳播社會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回顧搖滾樂在國內發展的歷史，某些或某支搖滾樂隊的介紹，搖滾音樂人個人傳記或者訪談。回顧歷史的包括洛秦的《搖滾樂的緣起及其社會文化價值》、鐘子林的《搖滾樂的歷史與風格》和《搖滾樂的興起與影響》、陸凌濤、李祥的《吶喊：為了中國曾經的搖滾》；個人訪談有周國平與崔健一起完成的《自由風格》；搖滾樂隊介紹有周游的《北京搖滾音樂部落》等等。其中，洛秦的《搖滾樂的緣起及其社會文化價值》，從文化方面和社會方面為主，多角度闡釋了搖滾樂的起源與壯大。鐘子林的《搖滾樂的歷史與風格》，則以時間脈絡來構思全文，自搖滾樂的誕生至今，整理了搖滾樂的發展的一系列變化，并且詳細介紹了各個時期的主要搖滾人物的音樂、生活以及創作背景。周國平和崔健合寫的《自由風格》則是以對崔健的訪談錄為主的個人專輯。周游的《北京搖滾音樂部落》則是以介紹北京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20年左右的時間里，北京涌現的一些重要的搖滾樂隊。

（二）搖滾在傳播方式、社會科學等方面的研究，也可以說是非音樂類學科上的研究。主要包括像從人類學、傳播學、社會學等角度進行研究。比如，1、新聞傳播學類的有：《邂逅、共生與回歸――身體景觀中的MTV與浪漫“搖滾”》作者鄭建麗，本文解釋了搖滾和MTV結合后的傳播效果。搖滾自己的個性和搖滾樂帶動的歌迷市場還有它所獨有的搖滾精神，和MTV這種相對獨立的藝術形式與偶像制造能力相結合，也就是文中所提到的邂逅、共生、回歸，在這過程中產生的很多有意思的現象。那么這類型的文章還有2、文藝學方面的《消費時代的音樂文化癥候：中國流行音樂研究》、《搖滾時代》作者王輝；3、社會學方面有《傷花怒放：搖滾的被縛與抗爭》作者郝舫，這篇文章談到了很多搖滾樂存在的社會價值，研究了很多一談到搖滾樂就要涉及的關鍵性問題，例如反叛、搖滾精神、獨立、理想、希望等等，以此來展開全文。《灰飛煙滅：一個人懂得搖滾樂觀察》作者顏峻，本書的特點非常鮮明，是以研究和市場調查為互補，既有理論研究，又有社會深入的調查體會，包括了21世紀以來不長的中國的小眾音樂發展歷史，追求標新立異，和填充學術空白。4、心理學方面有《搖滾樂的傳播心理學分析》作者崔茜，從心里學的視角進行分析，對于搖滾樂之所以受到年輕人尤其青少年的狂熱追捧，除了音樂本身，在青少年心理特殊性方面進行研究和闡釋。

（三）音樂人類學角度對中國搖滾樂研究。這一類主要從社會學、人文關懷、音樂美學等不同視角進行研究。其中比較有開闊視野，具有較強預見性的文章包括：付菠益的音樂人類學博士論文《宣泄的儀式――中國搖滾樂的音樂人類學研究》、謝力榮的課題論文《南京“地下樂隊”尋蹤》、屠金梅的近代音樂史碩士論文《論中國搖滾樂的反叛性缺失》、周華生的音樂美學碩士論文《狂飆喧囂的感性敘事――搖滾（樂）的存在及其聲音感覺的邏輯》等等。其中《宣泄的儀式――中國搖滾樂的音樂人類學研究》一文中以崔健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對崔健的采訪、對中國搖滾演唱會現場的觀察、大陸搖滾市場的調查闡述了大陸搖滾樂的文化內涵，文章的創新點在于把搖滾的演出描述成一種“準宗教”的儀式現場，把構成整場演出的舞臺效果、樂器演奏、歌迷現場吶喊等等看成是儀式現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就是“象征符號”，把這種狂熱的表演解釋成為了一種宣泄儀式。《論中國搖滾樂的反叛性缺失》一文中對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大陸自己的搖滾樂誕生至今30年的演變與發展做了梳理，并從搖滾精神中的反叛作為切入點，通過對歌曲譜例與歌詞的研究，闡釋了中國大陸早期搖滾樂作品中反叛是什么，在多年的發展中，反叛一詞的含義的變化又是什么，以及這樣的變化帶來的問題又是什么。《狂飆喧囂的感性敘事――搖滾（樂）的存在及其聲音感覺的邏輯》一文通過對搖滾樂作為個案研究得出，搖滾樂相對于主流音樂甚至是主流文化是一種獨特的“狂飆喧囂的感性敘事”這種敘事是純感性的，與其他民族音樂、西方古典音樂等都一樣，在發展過程中塑造了自身的文化特點，形成了特有的欣賞族群。（作者單位：西南民族大學）

參考文獻：

[1] 蕭梅、齊琨：《音樂人類學的實地考察》，載《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導論》（洛秦編），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

[2] 參見張鐘汝等，《城市社會學》，上海大學出版社，2001，第二頁。

[3] 參見湯亞汀的《西方城市音樂人類學理論概述》，載《音樂藝術》，2003年第2期。

[4] 洛秦：《‘新史學’視野的下的音樂人類學與歷史研究》，載《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導論》（洛秦編），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

[5] 洛秦：《搖滾樂的緣起及其社會、文化價值》，載《文化研究》，2003年第3期。

[6] 薛藝兵《捕風捉影話田野――音樂人類學田野的中國思路》，載《音樂藝術》，2010年第1期。

篇(2)

關鍵詞：媒介事件；新媒介事件；案例分析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1）09-0038-02

媒介事件是大眾傳媒的狂歡節。2009年媒介事件的提出者丹尼爾•戴揚受訪時談到新舊媒體間關系[1]：舊媒體展現事件，新媒體作回應。響應中央媒體（包括媒體事件試圖制造大規模共識的極端情況），新媒體往往尋求自己的接收空間、響應空間。換言之，新媒體的角色似乎站在公眾一邊[2]。

在微博、全民記者等作為傳媒關鍵詞的2010年，媒介事件呈現方式更加復雜。考察媒介事件研究的變化既有關照實踐的現實意義，又是對理論的一種呼應。參閱2010年新聞學界對媒介事件研究發表的論文，筆者對2010年媒介事件研究進行綜述和歸納。

一、新媒體對傳媒公共性的塑造和公共空間構建的作用

考察媒介（主要是新媒介如網絡）事件對傳媒公共性的塑造和公共空間構建的作用，探討新媒介環境下建構與維護政府形象的新挑戰，尋求合理的公權力互動模式。趙桂華《新媒體事件與傳媒公共性》對典型的新媒體事件進行微觀分析，探討在新媒體時代傳媒公共性的新特點。某種程度上傳媒在現代社會中已經成為了人們實現某些社會需求（民主政治參與）的功能替代物。蔣謝爾[3]《新媒體事件：“網絡最優化”傾向于“公共領域”建構》考察網絡在新媒體事件中與傳統媒體、政府的互動關系，指出網絡構建公共領域的優勢及可行性。作為大眾傳媒，公開的話語權及提供一個意見的自由市場是其引導輿論、參與社會生活的基本保證。無論是媒體傳統的議程設置還是受眾的主動爆料，只要形成了媒介事件，并以一種規范型公共性實踐的理性面貌出現,受眾的充分關注都會形成強大的話語權和輿論監督力量，從而促進了傳媒公共空間的建構，維護公共利益。“公民超越私人領域通過公共領域與國家、政府意志產生互動。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絡中的規范化可以被視為建構公共領域的一項嘗試。”潘旭、汪青云[4]《基于新媒介事件的網絡輿情特征分析》認為：網絡輿論多以新媒介事件為對象，以口碑式的討論為主要形式，并在內容上呈現出以負面口碑為主的特點，在傳播效果上具有議程設置的特征，為受眾提供收集意見的窗口和表達意見的平臺而影響廣泛且深遠。葉皓[5]《“媒體事件時代”應注重維護公權力形象》分析了新媒體事件時代網絡監督對政府公關能力提出的考驗及相應的對策，即“政府部門不能將之看作‘敵情’針鋒相對，而是要視之為‘民情’虛懷以待”。

二、新媒體參與媒介事件的特點

網絡媒體及受眾成為媒介事件的參與者。2010年的研究文章都提到了新媒介事件。目前國內對于新媒介事件的研究，大多衍生于“媒介事件”這一理論基礎。師曾志[6]《網絡媒介事件及其近年來研究現狀和特點》歸納和梳理了網絡媒介事件。“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全球某些發達地區急促地‘集體個人化’，這也是烏爾利希•貝克所指的‘制度使然的個人化’。”在高度個人化的現代社會，“媒介事件”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間歇性地發揮規范的整合作用，常態中較為孤立的個人在媒介事件中重新認同，凝聚成群體。然而新媒體時代，媒介事件的特點和作用都發生了改變。有學者將新媒體事件定義為“由網絡、移動媒體等為主的新媒體信息、形成相應輿論進而為民眾廣泛關注并可能采取相應行動的熱點事件。”對于新媒介事件的特征，蔣謝爾在文章中概括到：“現實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經新媒體披露和傳播后，在一定條件下，會由孤立的事件發展為可持續的運動，在營造群體氛圍的基礎上影響主流社會，其傳播效果得到放大。它所標志的不僅是媒體形態的變化，或是媒介生態系統的擴展，而更是媒體內容、話語權、主體性的變遷，是網絡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和轉型。這是公民新聞以及群眾書寫的要點所在，是處于社會邊緣的信息中下階層加入創造歷史事件的關鍵所在，也是新媒體事件最根本的新特征。”周葆華《突發事件中的輿論生態及其影響:新媒體事件的視角》，將新媒體事件之新總結為“不僅強調媒介技術之新，更強調事件傳播機制之新，強調在特定場景中分析權力關系的變與不變”。劉莎、汪陽[7]《論新媒介環境下媒介事件角色的演變――以“奧巴馬女郎”事件為例》，分析了新媒介事件的三種表現即新媒介事件在一個非常基本的層面上引起一個重大的電視儀式的重新組織，用類似黃色新聞的趨向來提高關注度，是對網絡傳播效果的一種積極回顧。新媒介事件中受眾力量的動員和整合、集體認同感的建構、對其它社會力量的影響、以及受眾形象的展現等問題。（龍佳《新媒體事件：傳播中的受眾角色研究》）：受眾凝聚合力、發揮主體力量始于其敘事的情感動員，新媒體事件憑借著其傳播特性，能夠迅速的傳播一種情感傾向，從而一個有提及認同感的群體就產生了。

三、跨學科視野的媒介事件研究

韓敏[8]：《商議民主視野下的新媒體事件》對參與公共事務，推動民主進程的新媒體事件進行梳理，探討在這些事件中“壁壘化論壇”是如何及因何形成的，并討論其與商議民主精神背離的表現及危害。在一些新媒介事件中，“面臨特殊媒介生態環境中的中國新媒體事件塑造的不是社會共識，而是某個階層或者群落的集體身份的確認與集體意識的塑造。在這種集體情緒的公共表達的新媒體事件中，現實世界的弱勢階層演變為虛擬世界中的輿論強勢階層，現實世界的強勢階層轉化為虛擬世界中的輿論弱勢階層”這都造成了信息傳播和參與行為的不對稱，從而形成輿論暴力。劉菁：《社會學視角的新媒體事件傳播研究》運用社會學的視角，將視野轉向如何引導新媒體事件，進行輿論的議程設置，使其產生積極的社會傳播效果。

四、典型的媒介事件微觀研究

周葆華：《突發事件中的輿論生態及其影響：新媒體事件的視角》分析在新媒體事件的輿論生態傳播語境下，輿論主體、輿論載體、輿論過程、輿論影響的特點和變化。陳靜：《媒體行業的道德困境》，作者探討媒體事件，社會公益和個人隱私、權利和權力的話語權之爭、經濟制約與社會責任承擔之間的矛盾和困境，反思以網絡為代表的傳播媒介的傳播倫理。媒體所設置的議題是否僅因為事件本身的新聞價值還是存在諸如只是為了提高受眾關注度、炒作等嫌疑的復雜問題。媒體涉入如此之深，甚至有可能直接推動事件的進程，不可避免地存在對媒體本身的倫理爭議。何文清：《應對媒體的關鍵是引導媒體》提到了媒體事件中對網絡引導的問題。管崢：《淺議新聞自由與輿論導向之間的平衡》結合典型的媒體事件，探尋當代中國新聞自由的出路。

五、結 語

2010年對于媒體事件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對處于新媒體時代媒體事件――新媒體事件的案例分析，媒體事件本身的理論研究缺乏。研究者關注的如媒體事件中公共領域的構建、政府公權力等問題都在以往的研究中有所體現，缺少創新。從發表的論文數量上來看，與新媒介事件相關的論文200多篇，但核心探討媒介事件的不足20篇。

參考文獻：

[1] (美)丹尼爾•戴揚,(美)伊萊休•卡茨著.麻爭旗譯.歷史的現場直播:媒介事件[M].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

[2] 邱林川,陳韜文.媒介事件”概念的演變[J].傳播與社會學刊,2009(9).

[3] 蔣謝爾.新媒體事件：“網絡最優化”傾向于“公共領域”建構[J].浙江傳媒學院學報,2010(5).

[4] 潘旭,汪青云.基于新媒介事件的網絡輿情特征分析[J].東南傳播,2010(2).

[5] 葉皓.媒體事件時代維護公權力形象的應對之策[J].現代傳播,2010(2).

[6] 師曾志.網絡媒介事件及其近年來研究現狀和特點[J].國際新聞界,2010(6).

[7] 劉莎,汪陽.論新媒介環境下媒介事件角色的演變―以“奧巴馬女郎”事件為例[J].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3).

[8] 韓敏.商議民主視野下的新媒體事件[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0(3).

[9] (英)詹姆斯•卡倫著.安斌,董關鵬譯.媒體與權力[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10] 馬杰偉,陳韜文等.新媒體與媒介事件研究新方向[J].傳播與社會學刊,2011(14).

[11] 邱林川,陳韜文.“媒介事件”概念的演變[J].傳播與社會學刊,2009(9).

[12] 潘祥輝.媒體議程與中國社會變遷D30年來中國媒介推動社會變革的十大事件回顧[OL].中國論文下載中心,2009-07-27.

[13] 龔秋晨.“神七升空”與“美國大選”:典型媒介事件的對比解讀[OL].中華傳媒網,2009-01-20.

[14] 董關策.試論“最牛釘子戶”媒介事件的新聞傳播學意義[OL].中華傳媒網，2007-06-20.

[15] 文樺,劉仁圣.媒介事件在農村―新華網騰橋西瓜網上求助案例分析[J].新聞大學,2003(1).

[16] 閔惠泉.我們都在見證歷史[OL].中華傳媒網,2005-11-28.

[17] 施.《死亡日記》：一個媒介事件的構建和倫理分析[J].現代傳播,2005(4).

[18] 公共領域的雙重要求―評析九一一事件與中國的媒介事件[OL].中國校園無憂網,2008-08-14.

[19] (美)卡茨•雷•霍夫曼著.劉建偉譯.錄像藝術：電視能用來做什么？[OL].中國傳媒網,2002-10-28.

[20] 韓斯霞.塑造公共領域面相的一起媒介事件―對直播鐵路價格聽證會的個案分析[OL].中國傳媒網,2002-01-01.

[21] 郭小平,王子毅,董朝.賈君鵬事件:媒介事件與社會的集體記憶[J].今傳媒,2009(12).

[22] 陳奕.“媒介事件”研究[D].華中科技大學,2009.

[23] 趙鴻燕,徐揚.標出對象的發生―西方媒體外交研究的譜系學分析[J].現代傳播,2010(11).

[24] 李巖,李東曉.道德話語的生產性力量及中國式人肉搜索的勃興[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8).

[25] 劉自雄.解析“媒介事件”的內涵[J].遼東學院學報,2005(5).

[26] 董樂鑠.媒介事件與“假事件”的辨析[J].中國記者,2010(11).

[27] 王云.全球性媒介事件對國家軟力量的影響[J].新聞愛好者,2010(9).

[28] h陶忻.試論媒介融合下的媒介事件報道策略―以中國網絡電視臺上海世博會報道為例[J].今傳媒,2010(11).

篇(3)

4篇論文分別從網絡輿論場域、中國電影文化表達的認知和使命、娛樂節目后期包裝對花字的使用、真人秀節目《傳承者》對非遺保護與傳承的新思路等問題進行分析探討，供媒體同仁參閱。

【內容提要】本文關注了《網絡輿論場的生成與結構》一書的出版，認為本書是網絡輿論研究領域中一本極具創新意義的學術新作。本書借助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為分析工具，通過對網絡輿論場域的生成背景、客觀結構、運行邏輯及不同行動者在場域內的實踐活動的分析，完成了對網絡輿論場域的整體觀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解讀網絡輿論場域，推動網絡輿論治理的新視角。

【關鍵詞】輿論 場域 研究

1986年，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在其《風險社會》一書中，使用了“風險社會”的概念來描述創造了極大物質財富，同時也給人類帶來諸多風險的后工業社會。他認為，工業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導致了全球范圍內風險的出現，在風險社會中，出現了矛盾頻現，危機頻發，風險叢生的景象。

在當今中國，隨著經濟的發展，結構轉型的加速，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日益增多，結構失衡、體制摩擦、環境惡化等社會問題與經濟發展、技術進步、社會繁榮的現世景象相伴而來，社會優化與社會弊病并存，社會進步與社會風險共生，極大考驗著轉型中中國社會的承受能力。與此同時，社會發展中存在的貧富差距過大、社會失范嚴重、環境風險提升等問題對普通民眾的生活造成影響，導致社會不滿情緒頻發、社會負面心態蔓延，社會風險在公眾層面進一步強化。

與此同時，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為日益復雜的社會治理帶來新挑戰。日新月異的網絡新媒體打破了中國傳統的輿論格局，互聯網以其獨特的傳播優勢，逐漸融入社會各階層的表達體系，成為利益訴求的重要平臺。在網絡平臺上，信息交流具有私人化、平民化、廣泛化、自主化等特性，具有快速聚集民意、迅速拓展傳播影響力的能力。因此，在當前，網絡輿論越來越成為我國建設民主政治，創新社會管理方式的重要語境，對社會發展進程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在網絡輿論研究中，由劉艷婧博士撰寫，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網絡輿論場的生成與結構》無疑是一本極具創新意義的學術新作。此書借助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為分析工具，將這一理論切入到網絡輿論研究中，完成了對網絡輿論場域的整體觀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解讀網絡輿論場域，推動網絡輿論治理的新視角。

一、理論與視角：場域理論在網絡輿論研究中的創新使用

在當下中國的社會語境中，多元化的社會結構影響下，不同利益主體、價值主體之間的交流、碰撞及爭論此起彼伏，利益、訴求及價值觀的多樣化成為常態，社會輿論十分活躍。隨著網絡新媒體的發展，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推動下，傳播行為再次擁有了人際傳播所具有的互動性與多元化的交流模式。以微信、微博為代表的社交媒體，進一步豐富了由互聯網絡開辟的新的輿論場，也使得兩個輿論場中的差異與分歧被放大。同時，作為社會話語場域，輿論場中充滿了利益、權力的糾葛，其表達主體也呈現出多元化態勢。

作為社會學研究中層理論和“關系主義”思維方式的代表，“場域”理論提供了網絡輿論研究的新范式。依據布迪厄對“場域”的概念界定，本書首先給出了“網絡輿論場域”的定義，即網絡中的不同行動者（網民、組織、機構等）互相之間所形成的圍繞著網絡輿論的生成和傳播的客觀關系網絡，并借助“場域”理論中的三個核心概念――場域、資本、慣習所搭建起的研究框架，對網絡輿論場域的生成背景、客觀結構、運行邏輯及不同行動者在場域內的實踐活動進行系統深入的探討，主要解決網絡輿論場域的形成原因及背景，資本構成和運行邏輯。這一研究有助于豐富網絡輿論的基礎理論研究。

二、觀察與解構：深入解讀網絡輿論場域的特征與構成

現階段，以新聞跟帖、網絡論壇、網上即時通信、博客、播客、微博、微信等為表現形態，聚焦于垂直領域的私人化、廣泛化、平民化、自主化傳播的網絡自媒體，因其海量信息和開放性，不斷形成具有顯著社會影響力的公眾意見集群，并可以隨時隨地進行迅捷的互動與傳播。巨大的信息流使得這種虛擬世界的“話語權”和“干預力”不斷增強，推動著輿論的產生機制、內容及其語境等都在發生變化。因此，隨著網絡自媒體的輿論影響力的增強，它日益受到政府管理者的重視。在這里，要想對網絡輿論進行有效的治理與監管，需要對網絡輿論場域進行深入觀察與準確分析。

本書對網絡輿論場域的元場域進行梳理，在廓清該場域所處位置和生成背景的基礎上，更好地觀察所研究場域的客觀關系構成和特殊邏輯規則。本書通過分析指出了網絡輿論場域的三大元場域，即以執政理念更新、輿論引導觀念轉變、基層政府公信力式微為現階段特征的政治場域，以社會轉型的加　⑼絡社會的崛起、利益訴求渠道的不暢為現階段特征的社會場域和以媒介生態的改變和傳媒功能的演進為現階段特征的媒介場域，一并構成了現階段中國網絡輿論衍生和傳播的宏觀環境。

三、分析與建構：客觀評述政府輿論監管實踐與策略

對網絡輿論場域構成、運行規則、效應發揮等方面進行分析，深化和推進對于網絡輿論生成和傳播規律的認識，能夠廓清對于網絡輿論的誤解，從而幫助黨和政府妥善應對網絡輿論，為新形勢下黨和政府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有益的參考。

為此，本書針對網絡輿論場域內包括網民和政府在內的兩類不同行動者的慣習及其社會實踐活動進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中國的網民群體在進行信息生產時存在“開放性領域中的意見多元”“匿名性傳播中的自由表達”“陌生人環境中的自我暴露”“共享性空間中的隱私窺探”“平權性語境中的話語狂歡”“同質化社區中的群體極化”和“擬態化交流中的理性缺失”七種慣習。同時分析指出了一些政府在網絡輿論監管中的幾大慣習，即“維穩意識下的消極打壓”“管制思維下的硬性鉗制”“官僚作風下的封殺堵塞”和“地方保護主義觀念下的拖延回避”。更為重要的是，在此基礎上，作者分析建構了保守、繼承和顛覆三種類型的網絡輿論監管策略，并指出，目前網絡輿論場域正以其特殊的運作邏輯和游戲規則迫使政府擺脫傳統輿論監管慣習的影響，不斷更新網絡時代輿論監管的理念和策略，使網絡時代政府輿論監管慣習，從“嚴把關”和“堵為主”的硬性管控轉向“巧指路”和“疏為重”的隱性引導。

篇(4)

論文關鍵詞:我國　體育社會學　歷程　趨勢

論文摘要:回顧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歷程，預測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趨勢。認為:體育社會學將成為我國體育社會科學中的第一熱點學科，學術水平將躋身世界前列，學科知識將在體育院校(系)中得到普及，跨學科研究的特點將更加明顯，研究視線將緊跟時展和體育實踐步伐。

1國際體育社會學的發展情況

體育社會學是十九世紀末才初見端倪的一門新興學科，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社會科學學科的發展，體育社會學最先產生于發達的歐美國家。1898年，美國學者發表了世界上最早的體育社會學論文。二戰后，體育社會學在世界各國得到了迅速發展。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以及前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都積極開展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工作。由于體育社會學在世界各國的發展，1964年在日內瓦成立了國際體育社會學委員會(ICSS)，次年由該學會主辦的《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刊物出版，這標志著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將跨越國家和地區走向世界，成為學科發展的一個里程碑。正是該學會的成立，帶來了自1964年以來，體育社會學發展進程中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世界許多國家都加人到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行列，像中國、韓國、波蘭、匈牙利等國的體育社會學研究迅速展開。1980年北美體育社會學學會(NASSS)的成立，標志著體育社會學在地區研究中正形成集團優勢。為了從組織上強調可以廣泛參與的學術性，以促進該學科的深人發展，1994年7月，國際體育社會學委員會改名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目前，該組織現有團體會員和個人會員260多個，分布在世界48個國家中。進人新世紀，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已連續舉辦了五屆世界體育社會學大會，這對促進體育社會學的發展意義重大。

2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歷程

2. 1引進創建階段

與國際體育社會學相比，我國體育社會學起步較晚。由于歷史原因，在上世紀70年代，我國只有臺灣省進行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并于1977年出版了趙鐵的《體育社會學》專著。改革開放后，隨著我國社會學學科的重建和體育事業的蓬勃開展，我國大陸學者也隨之開始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工作。在最初的起步階段，我國學者引進了國外的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這其中既有直接翻譯發表的國外資料，也有編譯發表的國外研究成果。在1980 ~1986年間，我國學者就直接翻譯發表了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16篇;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在參考國外資料的基礎上發表了介紹體育社會學的文章，使我國學術界和體育界對國外體育社會學的輪廓和結構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認識。北京體育大學、天津體育學院和沈陽體育學院較早介入了體育社會學研究，并各自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形成了集體優勢。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我國開創體育社會學的呼聲越來越高，黨和政府也非常重視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創建工作，并給予了熱情的支持和幫助。1983年，江蘇省成立了我國第一個省級體育社會學學術團體—江蘇省體育社會學學會。從1984年起，在一些體育院校像北京體育學院、沈陽體育學院、天津體育學院等院校陸續開設了體育社會學課程或講座。在劉德佩先生的努力下，1986年，沈陽體育學院建立了我國第一個體育社會學教研室，并于同年在沈陽舉行了全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交流會。這標志著我國體育社會學創建工作的完成。

2.2加強鞏固階段

1987年，國家體委在《關于加強體育理論建設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指出，要“有計劃地加強體育社會學研究”。自此，我國體育社會學進人了加強和鞏固階段，體育理論界開始著手加強和鞏固我國體育社會學方面的建設。為貫徹落實《決定》精神，加強體育社會學研究，在《決定》頒布的同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會將《中國體育的社會學研究》列人了“七五”規劃，成為“七五”期間唯一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的體育領域課題。與此同時，中國體育科學學會也成立了體育社會學學科組，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提供了學術研究上的組織保證。中國體育科學學會于1987年、1990年和1992年分別在蘇州、北京和銀川舉行了三次體育社會學學術研討會，極大地增強了全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之間的聯系和交流，增強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熱情。科研和教學是學科發展的兩個重要方面，只有將學科納人教學體系才能系統地批量地培養具有學科素養的專業人才。為此，部分師范院校體育系將體育社會學納人本科教學計劃，使我國體育社會學后備人才梯隊建設有了保障。這一時期，在國外進修體育社會學專業的學者也陸續回國，大大增強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后勁。后來，他們中的多數人都成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中堅力量。

2. 3快速發展階段

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體育社會學加快了發展的步伐。1994年6月，中國社會學學會成立了體育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學會每年定期舉行學術活動，進一步鼓舞了全國的研究熱情。同年，國際體育社會學委員會(ISSA)將漢語列為該組織的副工作語言，這標志著我國體育社會學開始了較為廣泛的國際交流。隨著體育事業對我國體育社會學專業人才層次需求的不斷提高，1996年上海體育學院首次招收了體育社會學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之后不少院校把體育社會學列人了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計劃，一些院校還建立了體育社會學方向的博士后流動站。至此，我國體育社會學已形成了函授生、專科生、本科生、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積蓄了力量。

學術著述是學科發展和進步的重要標志。這一時期，我國先后出版了六本體育社會學著述，分別是盧元鎮的《中國體育社會學》(1996)和《體育社會學》(2001)、毛秀珠的《體育社會學》(1997)、顧淵彥的《體育社會學》(1999).呂樹庭和劉德佩主編的《體育社會學》(2007)。同時，我國許多學者在國內外發表了論文，在體育社會問題、體育分層、體育改革的社會學研究、體育與經濟全球化、對奧林匹克運動的社會學研究、體育社會化、老年人體育、閑暇與娛樂體育等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成果，在國際體育社會學界己有一定的影響。 轉貼于

3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趨勢

3. 1學術水平躋身世界前列

經過30余年的發展，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在國際上已有一定影響和地位。在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中，已有我國10多個個人會員和1個團體會員，其中1位學者還在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的核心—執委會中任領導職務，并擔任著《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 IRSS)的編委和《國際體育社會學年刊》(Bulletin ISSA)的專欄撰稿工作。國外多所院校和學術機構邀請我國學者熊斗寅、劉德佩、呂樹庭等人到國外講學。截至目前，我國學者在國際學術會議和刊物上發表體育社會學論文50余篇，其中許多理論和觀點處于國際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前列，引起了國際體育社會學界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廣泛關注。當前，我國學者正南北攜手、東西呼應、不斷開拓，為我國體育社會學躋身世界前列做不懈努力。

3. 2成為我國體育社會科學中第一熱點學科

體育社會學研究所取得的良好效果激發了人們的興趣。在國外許多國家，不僅越來越多體育界人士關注體育社會學，而且越來越多的非體育界人士也對體育社會學產生興趣。21世紀，體育與人們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將更加密切，這勢必引起人們對體育社會學的進一步關注。在我國，對體育社會學感興趣并致力于此的人也越來越多。在我國國家級和省部級的體育社會科學研究課題中，體育社會學研究課題所占有的比例明顯高于其他體育社會學科的研究課題。在我國體育類中文核心期刊中，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論文正逐漸增多，并有明顯多于其他體育社會科學之勢。另據相關研究結果表明，體育社會學與體育經濟學、體育管理學及學校體育學在國內外均成為熱點，其中體育社會學被列為第一位且得票率甚高側。這些都說明，在我國對體育社會學感興趣，從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人越來越多，體育社會學正在悄然成為我國體育社會科學中的第一熱點學科。

3. 3體育社會學知識將在體育院校(系)中得到普及

讓每個體育專業的學生了解和掌握體育社會學知識，是新世紀體育發展的需要。現代社會，體育與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欲把握體育運行的規律，保障其健康持續發展，就必須進行體育社會學方面的研究，這已成為世界體育科學界的共識。歐美一些國家不僅在體育院校(系)普遍開設了體育社會學課程，普及了體育社會學知識，而且在一些高等院校的非體育專業也開設了體育社會學課程。目前，我國大部分體育院校(系)均在社會體育和體育教育兩專業中開設了體育社會學課程，并把體育社會學作為基礎必修課程來開設;許多院校(系)的運動訓練和民族體育專業也陸續開設了體育社會學課程，以此來加強學生對體育社會學知識的掌握。一些院校還定期邀請學者來校講授體育社會學專題，不但體育專業的學生感興趣，而且引起許多非體育專業學生的關注，擴大了體育社會學知識的傳播。為適應現代社會對體育人才知識結構提出的要求，體育社會學課程在我國體育院校(系)各個專業中開設已是大勢所趨，體育社會學知識在體育專業學生中普及已成為時代的呼喚。

3. 4跨學科研究的特點將更加明顯

自90年代以來，體育社會學經常與其它學科結合來研究體育社會現象，表現出學科邊界的“模糊性”。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一方面，一些其它研究領域的學者加盟體育社會學隊伍，使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常常帶有原有學科的痕跡;另一方面，其它學科中的優秀理論和方法被體育社會學研究所借鑒和采納，故呈現出跨學科的特點。21世紀，新的學術理論和研究方法將不斷推陳出新，中國體育社會學也將與時俱進，不斷開拓，積極吸收和借鑒新的理論和好的方法;同時，隨著國家和政府對體育社會學學科的重視，將有越來越多其它學科的學者加人到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行列。因此，體育社會學研究與其它各學科橫向聯合、集體攻關的特征將更加突出，跨學科研究的特點將更加明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將是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上的一大特點。

篇(5)

論文關鍵詞：SSK；實驗室研究；社會建構論

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代替了默頓的科學社會學，并以其激進的社會建構論知識主張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盡管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目標是要揭示科學知識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但研究進路卻是多元的，先后出現了以巴恩斯、布魯爾為代表的愛丁堡學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維斯為代表的巴斯學派的科學爭論研究；以拉都爾、伍爾加、謝廷娜為代表的實驗室研究；以馬爾凱和他的約克小組為代表的文本與話語分析研究。這些都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研究場點，但實驗室研究在這些研究場點中是較少受到批判的一種，且它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論主張有著密切的聯系，是實現SSK目標的重要途徑。鑒于實驗室研究在科學知識社會學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擬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論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進路進行敘述并作簡要評價。

一、從傳統知識觀到社會建構論

科學知識社會學把實驗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圍并作為重要研究場點是與整個科學知識的認識轉向有關的，它是傳統的知識觀和科學標準受到普遍的懷疑和挑戰的結果。傳統的知識觀認為，知識是對自然界的客觀描述，科學是由自然界決定的，人只是被動地反映自然；科學知識是被證明為真的命題，是客觀的、標準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帶有任何主觀性和直覺的成分，也與社會因素無關。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則一反傳統的把科學知識看作“自然之鏡”的觀點，認為原先被認為是純粹的、客觀合理的科學知識實際上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科學更多的是社會建構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識的產生及確定其真理性的問題上是無發言權的，正如科林斯所說的：“在科學知識的建構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開拓了對科學的社會學研究的新視野，其知識的社會學轉向的主要含義說明，知識不再是純粹真理的載體，而包含了許多社會的因素，對知識的研究必須置于一個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下。科學知識社會學承襲了庫恩的社會學研究傳統并對其進行激進的解讀，把實驗室研究提高到一個戰略地位，這是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目標綱領分不開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說明科學知識的認識因素與社會因素的結合，說明在科學知識的形成過程中無不包含著社會方面的成分。為了揭示科學知識的社會構成，打開“既成科學”的黑箱，一些人繼承庫恩的相對主義認識論，選擇案例進行爭論研究，認為知識社會學應當公平同等地對待真理與謬誤、理性與非理性、成功與失敗，這些對立的兩方面都應當得到說明，從而認為科學知識是科學共同體談判和妥協的結果；一些人把文本與話語作為分析單元，更多地采用了符號學、修辭學、解釋學和文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一些人則走進實驗室對科學家的日常生活實踐進行人類學方法研究，通過觀察科學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來揭示知識的制造過程。真正能夠更好地貫徹SSK社會建構論主張的正是后者，因為科學知識社會學“主要研究科學對象如何在實驗室中被生產出來，而不是事實如何被保存于關于自然的科學陳述過程中”。

二、知識的實驗室制造

實驗室研究是人類學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學社會學研究中的創造性運用。它最早起源于人們對化學、高等物理學、生物學、生物化學、神經心理學和野生生態學的觀察報告，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社會建構論有著密切的聯系。20世紀80年代初，一度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論的主要研究進路并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著名亞綱領。

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斯華茨在加州大學實驗室、加拿大人類學家安德森在費米實驗室，最早將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運用于“實驗室研究”，但他們的工作沒有重視實驗室的常規實踐，沒有對科學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談進行分析。80年代實驗室研究迅猛增長，形成了一個強大的人類學領域。其中，拉都爾和伍爾加、謝廷娜的研究成果最為顯著。他們用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識哲學和知識社會學的問題，把實驗室看作原始部落，對之直接觀察和描述，獲得豐富的資料，包括筆錄、實室論文分析、實驗室成員的手稿、通信、談話、備忘錄和其它由實驗室科學家們提供的資料。

從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爾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薩爾克研究所參與觀察，并根據調查的資料寫成著名的《實驗室生活》。在此書中，他描述了實驗室內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學知識是怎樣在實驗室內被建構出來的，科學家應該怎樣說明這些建構。他把個制造現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學銘”系統。認為“人類活動是一種銘文的活動，

類歷史應當看作是一套碑銘整體”。文學銘寫暗示了科學實踐主要是一種文學的和解釋的勸服活動，科學事實是以書面陳述的形式被建構、傳播和評價的。拉都爾和伍爾加認為科學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實本身，而是由技術人員在實驗中得出的經驗陳述。科學家就是要勸說論文的讀者相信，他的陳述應當被接受為事實。

如何才能使陳述被接受為事實，這就需要進行爭論，其“成功與否要取決于該爭論場中的人數、觀點和立場、作者的個性和他所屬的機構，以及論文本身的風格等”。這就是說，自然事實是科學家根據實驗制造出來的數據進行爭論的結果，實在是爭論解決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實是科學家進行實驗和磋商的結果。

拉都爾和伍爾加非常重視環境在科學實踐中的重要作用。他們認為，環境不是像過去被認為的那樣與科學實踐是不相干的，環境不但影響對科學事實的建構，而且整個科學就是由環境制作而成的。環境與科學實踐是不可分的、一體的。環境決定著科學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為及實驗室的儀器、設備、實驗對象、材料來源，從而決定著所生產出的產品，并且環境是不確定的，可變的，有很大的權宜性。

對實驗室場點進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謝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對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中心進行了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她通過日常觀察、訪談、收集實驗室備忘錄、論文手稿和相關出版物，積累了豐富的材料。謝廷娜與拉都爾和伍爾加一樣，主張對實驗室知識生產實踐進行研究。在建構主義論題上，她認為，“它把現實的總體看成是裝配而成的，現實的齊一性是異質的，現實的光滑外表包裹著一種內在結構。對建構主義者來說，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飾的事實”。但她更強調科學的復雜性，認為科學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科學家也處于不同的環境之中，因而實驗室知識的生產也具有不確定性。

在《知識的制造》這本書中，謝廷娜表述了她的經驗的建構主義認識論思想。她把實驗室比作是生產知識的工廠，認為知識是在實驗室中人為地生產出來的。實驗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實驗儀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實驗對象也是經過精心挑選或人工培育出來的，因而產品(知識)也就無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來的。她還認為知識的生產過程是決策負荷的，科學實踐中包含著選擇機制。它貫穿于整個知識生產過程和結果之中。

實驗室研究從發生學視角對科學知識的生產進行分析，著重從內部探討了科學知識形成的實踐過程，實現了科學知識社會學從宏觀到微觀的視角轉換。在這種轉換中，科學家的主體主動性得以突顯，而不是被動地受環境的約束，直觀地描述客觀外在世界。他們認為實驗室研究場點的開辟為打開科學“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鑰匙。實驗室研究的最顯著的特點是研究者能直接觀察到科學家日常實踐的微觀互動過程，探究科學知識是如何在特定的時間、空間內被具體地生產出來的。從而揭示了科學家的研究活動不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會世界，科學知識本身是一種文化存在而不是被“發現”的自然給定。

三、評價

科學知識社會學實驗室研究是社會建構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方面，在批判傳統的科學觀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盡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場點中是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與其它研究場點一樣，面臨著自身無法克服的問題和困難。

通過研究，可以發現其優點和不足，以便為我們找到科學的方法論提供新的思維視角。社會學家通過對實驗室的研究發現科學知識的生產是受到社會各利益團體制約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學基金組織、慈善機構等。這一點，對批判傳統的、與社會因素無關、價值無涉、情感中立的科學觀，打破對科學的盲目崇拜和科學霸權，有著積極的意義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知識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其中必定包含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各種因素。如果知識的研究忽視了這些社會的組成部分，就會導致對虛妄的研究。傳統的知識觀把知識看作是自然的給定，這是一種祛魅的世界觀。它排斥了自由、價值，崇尚物質主義、決定論、還原論及虛無主義。這種知識理性的無限擴張及對科學方法的無限信仰，導致了主體對自身歷史存在的“自我遺忘”。也就是說，它失去了主體的性質。實際上，知識本身就是社會的一個性質。這就是建構論者所主張的，也是其得以迅速發展的原因。

社會學家通過對實驗室的考查發現，實驗室“實在”是社會建構的，即實驗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會建構的。這一視角的切人非常新穎，但問題是這種建構的成分有多大，實驗者可以根據需要挑選儀器、對象、原料，這是一個建構過程，但被挑選出來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構的呢?即使所有的“實在”的建構性都比較強，那么，必定無疑，實驗產品——知識，也是建構的，這樣知識的確證無誤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為沒有了客觀性，所有的知識都是社會建構出來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評判知識的標準，知識也就不存在了。從另一個方面講，每個實驗室都有自己的建構體制，即使它們所使用的儀器、對象、材料，物理環境及人力資源都是一樣的，得出的結論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庫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約性，所有的知識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識不就成了誰說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嗎?可見建構主義者在這一點上走得太遠了。

篇(6)

論文關鍵詞：行動中的知識；知識一社會一體化；學校；企業；整合中心

一、行動中的知識

在哲學領域，自20世紀西方知識研究的社會轉向以來。人類的知識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當代認識論超越了傳統理性主義對知識的非人化、抽象化、絕對化的理解。把考察知識的視角轉向人的生活、人與人的關系和人生活其間的社會。這最早開始于卡爾·曼海姆(KarlManheim，l897—1947)等對知識與社會關系的考察，進而創建了知識社會學。但這種知識社會學是把科學知識排除在外的。至20世紀八九十年代，科學知識社會學(SSK)把科學知識也納入了社會研究的范圍之內，SSK認為，科學事實完全是一種社會的建構，是實驗室、企業、政府、公眾及社會環境等共同建構的結果，“科學是一種介入性的實踐活動而不只是對世界的表象”。當前科學的文化研究轉向雖然反對SSK對科學的相對主義解釋，但繼續強化了對科學的社會實踐性解釋。由此，整個知識領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我們可以用實驗室研究者B．Latour的“行動中的科學”(Sciencein Action，1987)來概括當前知識觀方面這種深層次的變革，即“行動中的知識”。它意味著知識由“靜態的客觀表象”向“動態的實踐過程”的轉變，由“既成的知識(know-that)”向“生成中的知識know—how)”轉變。

這種新的知識觀也明顯地表現在知識經濟浪潮中。在OECD對知識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到，“know—how”與“know—who”兩類知識被提到了很重要的層面，知識不再僅僅是純粹理性的靜態層面的。而在現實中，當代知識系統不僅包括理論性、觀念性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出現了一系列能夠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技術性和應用性的知識，“這種新的知識觀意味著知識不再或不僅僅是觀念性存在，而是實踐性存在，擁有知識意味著擁有實踐能力，特別是創新能力。”

不論從哲學層面還是實踐層面來看，新的變化都標志著“行動中的知識”的到來。應該說，從知識社會學到科學知識社會學，從工業時代到知識經濟時代，這種“行動中的知識”本質上是知識——社會一體化的產物。這種一體化正如科學人類學所說的，知識的建構完全是一個社會過程，而社會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知識建構的結果，兩者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兩者相互作用才能保證知識的實踐性、動態性和生命力，從而才能進一步保證整個社會的永續性和生命力。

二、學校：面臨新的沖擊

那么，保證這種實踐性的知識觀——知識、社會一體化的內在機制又是什么呢?應該說，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必須在知識和社會之間找到一條可以相互鏈接的媒介，而這個媒介必須能夠同時完成知識的整合、社會的整合、知識——社會間的整合三個環節，而且能夠保證這三個環節環環相扣、協調運轉。可以說，找到了這個媒介就找到了知識——社會相互作用、協調運轉的發動機。回顧人類發展的歷史，學校自產生以來很自然地就承擔起了全社會知識整合中心的功能。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革，整個社會的知識觀在發生變革，知識觀要求有新的社會機制與之相適應。而反觀現實，學校卻越來越表現出對這種新機制的不適應：

首先，在知識觀方面，當前的學校教育，知識是與“學習”聯系在一起的，教科書是知識的范本，知識的傳播過程是“學”，“學”是單向的過程，學的結果是以一定的標準為參照用“正確”“錯誤”來衡量，所以，在這種機制里，知識仍是作為“既成的知識”、真理性的知識而被認識的，仍是傳統的靜態性知識。

其次，學校在知識整合方面面臨著挑戰。當前學校教育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學科間的橫向整合問題。在交叉研究成為當前知識創新重要動力源泉的情況下，傳統的學科分類導致學科間的壁壘，嚴重影響了學校生產知識的效率和效益，并越來越成為知識創新的障礙。目前，許多大學認識到要打破學科界限，創造相互交流環境的重要性，并著力開始綜合化。然而，這僅僅是一些硬性的改觀，因為學科間的融合需要真正滲透到廣大師生的心中才能發揮作用。

進入2l世紀，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越來越復雜化，社會對知識橫向整合的需求將會越來越強烈，而這些必然對學校提出更嚴峻的挑戰。

第三，學校在全社會的知識傳播、在知識——社會間的整合方面也不盡如人意。學校的傳統定位是教書育人，學校更多地承擔了向社會精英傳播知識的功能，而且由于學校自身的局限性，如職責所限、人力和財力所限，學校也不可能承擔龐大的、面向全社會進行知識傳播的功能；另一方面，在知識社會化和當前教育體制下，學校的知識生產和傳播活動還是和社會的知識應用活動相分離的，這必然使得學校無法承擔起龐大的面向全社會的知識——社會一體化整合的功能。

三、企業：迎接新的挑戰

進入20世紀末以來，重大的科技突破幾乎都是在企業引發的，例如，以電腦、互聯網、通訊技術、生物科技引發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另一方面，企業整合知識的巨大力量也開始凸現出來，現代企業以越來越多樣化的外部營銷、內部管理手段對社會的知識傳播做著貢獻，當前知識管理、知識營銷等概念的提出就是典型例證。

總之，歷史的發展告訴我們，企業成為全社會的知識整合和傳播中心已經是必然的趨勢。那么，企業為什么能夠承擔起這個功能呢?企業為什么能夠適應這種行動中的知識觀呢?這主要是因為企業比學校能更好地滿足“三個整合”的要求。

第一，在適應新的知識觀方面，不像學校的重要功能——“教育”(或者對學生來說是“學”)，企業的目的在于創造新的能夠滿足社會需要的價值或功能，所以企業的知識概念是與“創造”聯系在一起的，而創造必然是動態的、革新的，這也就恰好與我們的新知識觀相適應。

第二，在知識整合方面，企業為各學科知識的融合創造了良好的環境。熟悉企業經營管理的人都知道，要生產出適合社會需要的產品對企業來說應該是一個綜合系統的工程，特別是知識整合的系統工程。首先，它需要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如社會學、心理學、營銷學、經濟學、政治學、歷史文化等分析企業生存發展的環境，探導消費者的需要；在此基礎上，它還需要運用科學技術知識研發可以滿足上述需要的產品；然后，在產品的生產階段(包括研發階段)，它需要經濟、管理、社會、心理、公關、環保等社科類知識和企業愿景、價值觀、哲學、政治等人文知識，對內控制生產成本、團結和激勵員工，對外協調與企業相關的利益群體關系，以保證生產順利進行，盡量控制成本并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第三，在產品的市場化階段，它還需要綜合運用科學技術、人文社科等多種知識創立品牌，情、理結合以說服消費者產生購買行為。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一個企業要圓滿完成自己的價值流程，并在這個過程中保證與企業相關的利益群體(包括消費者)都滿意，需要綜合運用包括科學技術、人文社科等在內的多方面的知識，任何一門知識的缺失都會影響這個流程的完美運行。從某種程度上說，不斷的對各類知識進行整合正是企業可持續發展、永續經營的動力所在，也是現代知識管理的本質所在。

當前，隨著企業要打破官僚組織、進行知識管理和創建學習型組織的呼聲日益高漲，企業實現各種知識整合的渠道必將越來越暢通，這也就為企業成為社會知識整合中心提供了現實的組織保障。

第三，在面向社會的整合、知識——社會間的整合方面，企業的使命就是為所有的社會消費者服務，沒有消費者就沒有企業存在的意義，所以，不斷的整合社會需求也就成為企業自身生存發展的內在要求，而且可以看出，在當今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情況下，這種要求將會越來越強烈。

由于社會需求是不斷變化的，因此由社會需求帶動的企業創造也必然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因為社會需求是不斷的向高層次邁進的，所以，由此而帶動的企業創造也必然向更高水平前進。可以說，這種不斷變化并且向高層次邁進的社會需求正是企業成為創造性組織的動力源泉所在，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有一個能對這種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進行反應的機制——通過靈活的組織不斷地整合各種社會資源，包括各種知識、技術、各類人才等，以滿足這種需求。

發現社會需求一一整合知識并滿足這種需求，這兩個過程在企業里達到了完美的結合。可以說，與學校相比，企業的機制更好地適應了當前知識社會一體化的趨勢。在信息時代，隨著企業價值鏈上的所有成員(供應商、企業、商、顧客等)都可以通過網絡實現隨時溝通，許多企業都在進行業務流程再造，實現個性化的定制生產。這樣，以企業為中心的知識和社會之間的零距離整合也就開始了。

四、問題的本質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企業之所以能夠適應這種新的動態性的知識觀，能夠擔當起全社會知識整合和傳播中心的任務，其關鍵在于創造了一個知識和社會可以相互通達、融合的通道。這條通道如圖1所示

組成這個通道的三個關鍵因素是：一個是向外部知識精英的開放，一個是向全社會的開放，是鏈接兩者的反饋系統。由于前兩者都是無限開放的，而且如前所述，向社會開放的部分是以不斷變化并向高層次邁進的社會需求為基礎的，所以由反饋系統鏈接的整個系統就必定成為一個開放的、往復循環的、不斷向更高水平邁進的系統。

篇(7)

學術期刊（英語：academicjournal）是一種經過同行評審的期刊，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文章通常涉及特定的學科。學術期刊展示了研究領域的成果，并起到了公示的作用，其內容主要以原創研究、綜述文章、書評等形式的文章為主。

意義

學術期刊刊發的文獻以學術論文為主，而非學術期刊刊發的文獻則以文件、報道、講話、體會、知識等只能作為學術研究的資料而不是論文的文章為主。由于《總覽》選刊的依據是“載文量多”、“收錄量大”和“被引次數多”，并不強調學術期刊與非學術期刊的界線，對此自然也就沒有進行嚴格區分。具體說來，《總覽》學術與非學術不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期刊的定性，二是期刊的宗旨．學術期刊刊發的文獻以學術論文為主，而非學術期刊刊發的文獻則以文件、報道、講話、體會、知識等只能作為學術研究的資料而不是論文的文章為主。由于《總覽》選刊的依據是“載文量多”、“收錄量大”和“被引次數多”，并不強調學術期刊與非學術期刊的界線，對此自然也就沒有進行嚴格區分。具體說來，《總覽》學術與非學術不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期刊的定性，二是期刊的宗旨

學術期刊分類

學術期刊：、科技核心期刊（統計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CSSCI、CSCD、雙核心期刊。

內容分類

哲學，語言學，文學，歷史學，考古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民族學，新聞學與傳播學，圖書檔案、情報與文獻學、教育學、統計學、管理學，心理學等。出版類別有：綜合性社科期刊，專業性人文期刊，高校綜合性社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