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政治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事實上，對于上述問題已有學者提出并回答過，但他們主要是從中國的思想文化、民眾心理、海洋意識和海權觀念的角度來分析的[3]。這種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卻因片面強調主觀因素而略顯歷史唯心主義傾向。還有些學者盡管強調了經濟、階級等客觀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統的理論支持而流于空泛。鄭和的航海屬于實踐活動，而作為主體的人的任何實踐活動都是有目的的，這正體現了主體的能動性。目的實際上是利益的表現形式，是主體對自身利益的判定結果，說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內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體的目的一定要與自身的利益相適應，正確地反映利益。這樣對主體實踐活動的分析就由對目的的分析轉化成對目的與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筆者嘗試使用演繹法，以政治學理論中有關利益的闡釋為大前提，以歷史材料為小前提，對上述問題做出解釋。

一、政治學理論中關于利益的闡釋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課題，一般既包括哲學倫理學含義又包括經濟物質含義。利益具有鮮明的主體性，利益總是人的或由人組成的組織、集體的利益，沒有人根本談不上利益問題。“按照的論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個從人的需要到人的勞動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過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為一種高級的生物體必須要新陳代謝，要與外界（自然和社會）進行物質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換。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我們首先應該確立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種客觀存在。但人是有意識的，人的需要除了隨人的生理變化（主要體現在年齡的變化上）而變化以外，又隨人的意識以及在意識支配下的實踐的變化而變化，從而又具有主觀性，這是人的需要與動物的需要的顯著區別。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

按主體追求的目標和層次，需要分為生存需要與發展需要，它們以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這兩個需要客體為表現形式，其中物質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僅有需要不行，關鍵是需要的滿足。需要的滿足本質上是人們以一定的途徑獲取需要對象，而“滿足需要的途徑問題把從事生產和結成社會關系提上了人類活動的歷史日程”。[7]為了滿足需要，人們必須進行生產勞動，在生產勞動中產生了一定的聯系，形成各種社會關系，其中處于基礎和決定地位的是以生產關系為核心的經濟關系，它直接影響著其他關系的形成和發展。社會關系一旦形成，不僅使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區域化，而且還支配著用以滿足需要的生產成果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因而本質上，客觀地制約著人們需要的滿足，從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具體而言，人與需要對象之間的關系就轉化為主體之間的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了。這樣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產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鏈條，人們的需要完成了社會轉化、客觀化，從而利益產生了。因此，“所謂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產基礎上獲得了社會內容和特性的需要。”[8]“利益既是一個物質范疇，也是一個關系范疇，具有社會性。”[9]但它本質上是一個關系范疇，“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10]需要只有與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聯系，即只有與實踐相聯系才能轉化成利益。實現了的利益便會轉化成手段，并使主體產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義上說，滿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會關系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

決定于生產方式的利益是客觀的，但對它的界定卻具有主觀性，對利益的判定結果或者說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體的目的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它以客觀利益為中介與生產方式產生聯系。目的只有正確地反映利益才能實現并擴大利益，繼而產生新的目的、新的實踐，形成循環，否則就會妨害利益，導致原有目的的改變或取消。這樣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問題，就必須考察一下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確反映利益主體的利益，是否與利益一致。

二、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對于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見仁見智、說法不一。比較典型的觀點有：尋找被明成祖篡奪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12]；“恢復發展和開創同西洋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外交關系”，[13]“通好它國，懷柔遠人”[14]；“謀求內外穩定”[15]；聯合他國圍堵帖木兒[16]；經濟目的說；[17]另外還有滿足統治者對奇珍異寶的需求，加強文化交流等說法。綜上，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經濟上的。

蹤跡建文帝之說，略顯牽強，有點高估被公認為“仁柔少斷”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這個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實，“這種說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懷疑之言”[18]。“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說，實際上是把實現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鄭和船隊）首達占城，以次遍歷諸藩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19]而“謀求內外穩定”義同“鞏固政權”，是萬能的說法，當然有一定正確性，但太過籠統。鄭和航海遠達非洲，因此圍堵帖木兒說也缺乏說服力。而至于經濟目的說，搜尋奇珍異寶說，加強文化交流說等，則是把主觀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觀結果、產生的副產品同目的等同起來了。

筆者認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體而言是恢復、鞏固，特別是擴大封貢體系，形成“四夷賓服”、“萬國來朝”的宏偉局面，說得委婉一點就是“恢復發展和開創同西洋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外交關系”，“通好它國，懷柔遠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啟超所說：“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20]

建立封貢體系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華夏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領先、歷久不衰，華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這種文化優越感在對待異族它邦上，則具體表現為“華夏中心意識，也稱中國中心觀或‘天朝心態’”。[21]華夏中心意識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兩層含義。中國為尊的居高臨下心態以及華夷一統，“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統觀念自然就成了這種“華夏中心意識”的必然邏輯結果，“四夷賓服”、“萬國來朝”、“天下共主”，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中國歷代統治者的需要，因為人們視此為衡量一個王朝是否強盛的標志。封貢體系（又稱朝貢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觀意識支配下，以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儒家禮治思想，以及由之決定的“柔遠存撫”、“厚往薄來”為工具或原則而產生的客觀結果。

歷史上中原華夏政權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戰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鮮見，最明顯的例子是蒙古統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遼闊的大一統帝國。元朝的統治者沒有文化上的優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對待朝貢國上，以武力取代懷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轉而進行壓服，不時干涉其內政，而且“蒙古統治者尤重朝貢的物質利益”，“朝貢制度較以往更具君臣主從關系的實際內涵，朝貢的禮儀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對封建傳統一仍其舊，將封建專制統治發展到極致并恢復、發展了因元朝滅亡而中斷的宗藩關系，完善了封貢體系，使其手續更加縝密，組織管理更為嚴格。但“洪武末年，多數海外國家已久不來貢，與明廷十分疏遠了”。[23]通過發動“靖難之役”，奪取了政權的明成祖新登寶座時，“前來朝賀的只有朝鮮等少數國家的使臣”[24]。因此，為了加強其政權的合法性，鞏固其統治地位，他對封貢體系較之其父更是情有獨鐘，“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銳意通四夷’，廣招海外國家前來朝貢”。[25]鄭和下西洋就是為著這個目的而進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亞、非諸國，招徠各國使臣入貢，開拓貢使貿易。宦官鄭和幾次出使。”[26]“鄭和攜帶成祖詔諭諸國的敕書，去各國開讀，并持有頒賜各國王的敕誥和王印。”[27]明成祖御臨的明朝宮廷宴會上曾響起這樣的歌聲：“四夷率土歸王命，都來朝大明。萬邦千國皆歸正，現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眾公卿，齊聲歌太平。”[28]

因此，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復、鞏固、特別是拓展封貢體系。

三、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與主體之利益的一致性分析

那么，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鞏固并發展、擴大封貢體系這一目的與其利益是否相符呢？

利益總是與社會關系密不可分，利益的本質是社會關系，包括經濟關系、政治關系、法律關系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起決定性、基礎性作用的是經濟關系，即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因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明成祖作為一國之君、封建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其根本利益應該是也只能是維護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這種經濟關系。對于統治者來說，對外政治關系應該是為內部社會關系的穩定服務的，不能以損害國內社會關系的穩定為代價。從長遠看，對外政治關系也應建立在某種對外經濟關系之上，以經濟關系為基礎，否則便不會長久。

而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試圖恢復、鞏固并擴大封貢體系所采用的方式用現代話語來說是“胡蘿卜加大棒”。“厚往薄來”的胡蘿卜政策無異于古代版的金錢外交：“攜帶大量金銀、銅錢，運載大批貨物作為賞賜”[29]以換取對明朝“天朝上國”地位的認可。為使它國賓服，實施軍事威懾，揮舞一下大棒，當然是必要的，但這大棒的揮舞是必須要付出經濟代價的。對大明的陸上臨國揮舞大棒，耗費的金錢不會很多，是比較實際的考量，因為軍事力量在短時間內即可到達。但若耀兵海外，這在當時來說可是非同尋常的事。首先，軍隊人數要多、船隊要大，否則起不到威懾的作用。其次，歷時久長。運動空間的擴大必然伴隨時間的延長。因此，在海外揮舞大棒的流程：造巨船、修巨船、向大批船隊人員提供長時間的給養、對歸國船員的豐厚賞賜等，是需要巨大的財政支出的。[30]總之，鄭和下西洋為達到目的，所付出的經濟代價是巨大的。

不過，分析目的與利益的一致性，不但要看實現目的所付出的代價，更要對目的達到后所獲得的收益與成本（代價）進行比較。封貢體系本質而言，是一種對外政治關系，但這種政治關系是特殊的政治關系，因為它不是建立在與之相適應的對外經濟關系的基礎上的。經濟上的朝貢貿易（對外經濟關系）和禮儀上的冊封是封貢體系的外在表現形式，封貢體系因此得名。它著重“追求的是君臣主從關系的名分或形式，彼此之間等級的高低、地位的尊卑，僅僅在朝貢文書和朝貢禮儀中有所反映”。[31]在封貢體系中經濟與政治的關系被顛倒了，成了政治決定經濟（形式上的主從關系是朝貢貿易的前提）。正因為被顛倒了所以又被歪曲了：朝貢貿易無非是“厚往薄來”，“倍償其價”，損己利彼的交換。“這種貿易不僅不抽關稅，而且明廷對于‘貢品’也是付錢的，往往比市價高得多的錢。”[32]外國學者也認為：“朝貢制度的主要負擔在于‘接受者’。”[33]“明朝政府在回賜、賞賜方面，一貫遵循‘厚往薄來’的原則，尤以永樂朝為最。”[34]誠然，萬國來朝[35]，宗藩體系的擴大有利于提高國民的士氣，增加皇帝的親和力，從而有利于穩定國內政治關系，甚至可以起到“柔遠人以飾太平”的作用，對明成祖來說也可謂是收益，是利益。但是，物質利益或者說經濟關系才是最根本的利益，當這種對外政治關系的取得和維持導致國庫空虛，使統治者缺乏統治資金時，它就成了明朝的負擔了，乃至損害封建統治的基礎——小農經濟，從而成了危及明朝政治關系的不穩定因素了。財政負擔的加劇必然對經濟、政治關系產生負面影響，威脅明朝既得利益者——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因此，從明朝封建統治者的角度看，鄭和下西洋所付出的成本遠大于收益。非但如此，鄭和下西洋使“進一步發展海外貿易的民間呼聲日益高漲和民間私人海外貿易的興起”，[36]這無疑會觸動特別注重加強中央集權的明朝封建統治者的神經，因為這威脅了他們的統治秩序、社會關系，從而有損于他們的根本利益。

明朝作為典型的封建社會具有天然的封閉性和保守性，明成祖把封貢體系擴大至萬里海疆這一目的，反映的是其要顯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一時之需，這種需要沒有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作基礎，無法同民間的對外貿易需求有效地結合起來[37]，缺乏持久的不斷發展的經濟動力，對封建統治者來說，是主觀虛幻的需要，不構成利益的基本內容，因為“利益是需要和實現需要的手段的統一”。[38]需要本身并不是利益，需要只有同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相結合才能成為利益。而在明朝封建制度下，統治者是缺乏滿足擴大封貢體系至萬里海疆這種需要的手段的。封貢體系重名輕實，所體現的具有真實內涵的政治上的臣服，僅包括朝鮮、安南、琉球、占城等少數國家，且不是從一而終。而且“在數量眾多的所謂朝貢國中，偶有一二次朝貢記錄的國家并不在少數，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招徠入貢的海外30余國多屬此類，隨著下西洋活動的結束，這些國家斷絕了與中國的往來”，[39]因此，實際上，它們根本就沒有被真正納入封貢體系。

對以明成祖為代表的封建地主階級而言，建立封貢體系本身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但是明成祖沒有把握好“度”的問題，它所追求的封貢體系，在范圍上是不自量力的，與之相聯系，在朝貢國的選擇上是盲目的，在結果上是得不償失、自欺欺人的，因此是對自身利益的誤判，是與其根本利益不符的目的。

四、結語

由于華夏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態”，因此，一般而言，建立本質上屬于“禮治外延”因而與統治合法性密切相關的封貢體系，是每一位中國封建統治者的需要。但是需要不等于利益，需要只有與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相結合才能轉化為利益。因此，封貢體系的范圍必須有個度。明成祖多次派遣鄭和下西洋極力拓展它，是超出了這個度的。

歷史告訴我們：一個階級或集團的目的，只有符合當時的歷史進程并具備現實手段的時候，即只有與利益相一致的時候，才有可能實現。雖然他們憑借他們所擁有的經濟力量和國家機器，使他們的某些反歷史發展的目的暫時地，甚至是表面上地如愿以償了，但又總是引起他們所始料不及的社會關系、利益關系的變化，以致這種目的最終被歷史發展進程所否定。鄭和下西洋就是這樣，它產生于中國封建社會，而又被中國封建社會所扼殺，沒有也無法形成前后相繼的局面。因為，在明代，中國的封建社會歷史進程并沒有走到盡頭，因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只出現過體制內的異己力量而不曾出現體制外的異己力量，從而也沒有形成體制外的權力中心，[40]……如果沒有來自西方（后來還包括日本）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封建制度的沉重打擊，中國封建制度自行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轉變將是一個非常艱難、非常漫長的過程”。[41]明朝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取消原有目的，停止下西洋并繼續厲行“海禁”。

注釋：

[1]從人員和規模上看：“鄭和首次出使，率領士卒二萬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參見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著：《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4頁。從航行范圍上看：“‘涉滄溟十余萬里’，遍及亞非三四十個國家和地區。”參見萬明著：《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頁。從技術水平上看：鄭和船隊“除充分利用風力外，還嫻熟地運用羅盤針和天文地理知識，準確測定方位和航向”。參見馬超群：《鄭和船隊首次環球航行的可能性》，《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0頁。

[2]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頁。

[3]如：張箭：《地理大發現研究》，商務印書館，2002版，第54-57頁；張附孫：《鄭和為什么沒有繼續西航》，《云南教育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

[4]如：宋正海陳傳康：《鄭和航海為什么沒有導致中國人去完成“地理大發現”？》，《自然辯證法通訊》，1983年第1期；宋正海：《科學歷史在這里沉思——鄭和航海與近代世界》，《科學學研究》，1995年第3期；王佩云：《中國和世界都需要重新認識鄭和》，《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頁。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頁。

[7]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頁。

[8]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頁。

[9]郭樹勇、鄭桂芳，《國際關系思想》，軍事誼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頁。

[10]張江河，《論利益與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頁。

[11]如：“欲蹤跡之，……命和……等通使西洋。”引自《明史》卷304，《列傳》192，《宦官》。

[12]同上。

[13]羅侖：《論朱棣賦予鄭和的外交任務》，載《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頁。

[14]范金民：《鄭和下西洋動因初探》，《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頁。

[15]同上，第281頁。

[16]如：“目的為聯合印度洋周邊國家組成聯合陣線以來圍堵帖木兒的擴張，并牽制其進攻中國的行動。”引自鈕先鐘：《從明朝初期戰略思想的演變論鄭和出使西洋》，見《鄭和下西洋與國家戰略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8頁。

[17]如：“提出鄭和下西洋目的主要是經濟目的。”引自黃慧珍，薛金度：《鄭和研究八十年》，《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頁。

[18]韓振華：《論鄭和下西洋的性質》，《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版，第314頁。

[19]周谷城：《中國通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頁。

[20]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頁。

[21]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頁。

[22]同上，第55-56頁。

[23]馮天瑜：《中華開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頁。

[24]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頁。

[25]同上，第64頁。

[26]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3頁。

[27]同上，第84頁。

[28]參見《明史》卷63，《樂三》，轉引自羅侖：《論朱棣賦予鄭和的外交任務》，《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頁。

[29]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4頁。

[30]關于下西洋的耗費及其產生的經濟、政治后果的具體情況可參閱陳炎著：《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2頁。

[31]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頁。

[32]宋正海、陳傳康：《鄭和航海為什么沒有導致中國人去完成‘地理大發現’？》，載《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50頁。

[33][美]丹尼爾·J·布爾斯廷：《發現者》，嚴擷蕓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第107頁。

[34]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頁。

[35]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相當一批入貢者是鄭和接過來甚至送回去的。如：“當鄭和回京時，蘇門答剌、古里、滿剌加、小葛蘭、阿魯等使臣也隨船同來，到京師入貢。”引自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著：《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5頁。

[36]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頁。

[37]“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被其后繼者沿襲下去”，由官方完全控制的朝貢貿易是明朝“連通海外各國唯一合法形式”。引自馮天瑜等著：《中華開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頁。

[38]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頁。

[39]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頁。

篇(2)

1．1政治和國家概念中蘊含的道德涵義的弱化和消除

中國傳統的“政治”概念是建立在“政”與“治”兩個概念的基礎上的。“政”，從構字的表意上看，即“正文”，表示匡正或樹立文教，使人的行為擺脫野蠻從而符合禮或德的狀態。孔子就有“政者，正也”的說法(《論語•顏淵》)。由于處理公共事務必須合理，并要以此實現一種良好的生活狀態，所以“政”也就具有了“公共事務”這一引申義。“治”的動詞義為“治理、統治”，名詞義表示“治理良好的狀態”。所以，“政治”就表示以合乎文教、非野蠻的手段正確處理公共事務，或治理良好的狀態。在西方中世紀之前的政治理論中，政治具有濃厚的神學色彩，與道德范疇密切相關。在近現代以來的政治理論中，對政治概念的理解就逐漸祛除或弱化了其道德色彩。當前通行的政治概念主要突出了兩個要素:公共權力和利益，指出了政治的利益本質及其與公共權力密切相關的性質，從而將“政治”理解為追逐或運用權力的活動、對社會價值物的權威性分配活動、對公眾事務的管理活動等。在這類政治概念中，最具代表性的界定是:“在特定社會經濟關系及其所表現的利益關系基礎上，社會成員通過社會公共權力確認和保障其權利并實現其利益的一種社會關系。”與政治概念類似，國家概念也經歷了這樣一個變化過程。在傳統社會，國家往往以共同體的觀念為基礎，被類比為家庭，強調彼此依存合作、互相尊重和關愛的義務，而每個人作為國家的一員，也都對國家目標的實現負有責任。中國傳統政治理論中的儒家學說就是將國家中的君臣、官民關系類比為家庭中父子關系的典型代表，而且儒家思想將每個個體自身道德素養的完善與國家的治理狀況聯系起來，重視個人道德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并發展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大學》)的這樣一種觀念。此外，相較于公共權力的分配問題，傳統中國的政治理論更重視公共權力是否正當運用、是否產生合乎道德的治理狀況。顧炎武對“亡國”和“亡天下”的區分，正是這種觀念的最明確體現。他寫道:“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日知錄》卷十三《正始》)而在西方政治理論中，亞里士多德對于城邦的論述是具有強烈道德色彩的國家觀念的典型代表。亞里士多德認為，建立城邦的目的是為了完成某種善業，而“凡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在道德上必然是最為優良的城邦。如果人不做善行(義行)終不能獲得善果(達成善業);如果人無善德而欠明哲，也終不能行善(行義);城邦也一樣。一個城邦必須有類似人們所稱為義士、哲人、達者的諸品德，只有正義、勇毅和明哲諸善性，才能達成善業，進而達到幸福”。而在現當代通行的政治理論中，尤其是在二戰結束之后，共同體的國家觀念喪失了主流的地位，國家被作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工具或者利益集團為爭奪利益而斗爭的場所，國家的最終目標被確定為保障和實現個人的利益，個人權利被置于至高無上而不可侵犯的地位。可見，現當代整個政治理論體系基本上都是以利益作為最終的價值歸宿的。

1．2經濟學取代倫理學在政治理論中的地位

在西方，對政治學的解釋首推亞里士多德。在他那里，“政治學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人的幸福，或者，人的幸福在于何種生活方式;其次要研究何種政制或政府形式能最好的幫助人維護這種生活方式”。這就意味著，在他看來，“倫理學既是政治學的一個部分，又提供著政治學研究的基本出發點”。而對于發展經濟和貿易等問題，則屬于實踐理性的范疇，其存在本身就是為了一個更高的倫理目標。在中國傳統政治理論中，首要的價值也在于道德而非利益。從“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中可以看出，盡管中國傳統理論承認了基本物質生活保障的價值，但是承認這一價值的原因則在于道德，所以，對衣食的追求本質上也是為了更好地踐行道德。而“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更是明確地說明道德是價值判斷的標準，只有行為符合道德、以追求道德完善為目標的人才能稱為君子，而不理解道德只以追逐利益為目標的人則是小人。但近代經濟學產生之后，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地位逐漸發生了倒轉:在傳統社會，對經濟的考慮是在倫理框架之下進行的，發展經濟是為了促進道德的發展;在現當代，經濟學則取得了更高的地位，道德觀念或利益分配的正當性問題往往被作為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來考量，探討道德與正義問題的目標則在于維護經濟發展和保障人的正當權利。道德自身內在的合理性不斷弱化，對其合理性的解釋越來越多地轉移到了是否有利于整體經濟或個人利益的發展與保障之上，道德規則成為理性經濟人“出于深思熟慮的自身利益而期望的應為每個人所遵循的規則”。與之相伴，政治理論與倫理學的相關度不斷下降，“政治對‘道’的疏遠甚至背離不時成為西方近代以來的政治現實，隨之出現的是政治與倫理的兩分式理論思維模式的逐漸凸顯……(這)在近代以降的西方政治學和政治哲學發展中是一種清晰可辨的趨勢”。而經濟學則成為與政治學緊密相關的學科。這充分表明，當前的政治理論中利益本位理論占據了主導性的地位。

2利益本位理論相對主導地位確立的原因

利益本位理論逐漸獲取相對的主導地位，是社會現實發展變化與理論變革雙重作用的結果，而這兩者又有著相互促進的關系。前者主要表現為科技革命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后者則主要表現為科學主義的興起與發展。

2．1科技革命與資本主義的發展

從總體上來說，在傳統社會，人們的生產活動是簡單的，核心是農業生產，其次是滿足生活所需的各種手工業。而由于農業技術和手工業生產水平的天然限制，商貿活動難有大規模的發展。所以，在傳統社會，作為農業生產基礎的土地是最重要的資源。而由于土地是有限的，在農業技術沒有重大發展的情況下，農業產出相對穩定，因此，傳統社會的經濟水平也就相對固定，很難有大的發展。這就導致在傳統社會，主要的利益問題就是利益分配問題，其核心則在于土地的所有權分配問題，而擴展利益的問題并不突出。發展經濟主要在于如何促進農業生產上，而只要農業產出提高，手工業和商貿活動也自然會隨之相對繁榮。所以，在傳統社會，除了極少數統治階級的人，社會中絕大多數人的物質生活水平基本上都處于解決溫飽的狀態，實際上也是一種低水平的較為平等的狀態;而由于人們社會地位的上升途徑單一且狹窄，追逐更大物質利益的途徑較少且難度很大，人們的利益欲求很難無限發展，所以人們的利益訴求也較為簡單。在這種情況下，輕利的道德觀念自然容易得到廣泛的認同，也就容易建立起以道德為基礎的理論體系。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這種狀況發生了改變。航海技術的發展和新大陸的發現，新的富饒的土地提供了充足的農業產品和工業資源;科技的不斷創新使得物質生產水平不斷提高，而廣闊的殖民地則提供了市場和原料來源，這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得益于科技的不斷進步和充足的資源，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升，商貿活動迅速發展擴大，追逐更大物質利益的可能性變大。這就導致利益問題的重心從分配逐漸轉向了利益的擴展上。原本以輕利為核心的道德觀念就越發不適應現實而遭到批判，新的更適應人們追逐利益的道德觀念隨之建立。如韋伯就認為新教入世苦行主義道德規范對于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性是很明顯的。他總結道:“新教入世苦行主義……有把營利欲望從傳統主義倫理的抑制中解放出來的心理效果。它打破了捆綁在人們營利沖動上的種種枷鎖，不僅使這種欲望合法化，而且將其視為上帝的直接意愿。”

2．2科學主義的興起與發展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對于客觀世界的認識不斷加深，對自然界的改造能力大大提高，這使人們充分認識到科學的力量，也打破了許多固有的錯誤觀念。尤其是天文學、醫學和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的發展，對宗教神學理論的正確性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人們的知識體系開始從宗教逐漸轉向科學。隨之而來的是科學主義觀念的勃然興起。人們開始運用科學的方法來認識世界，也相信一切都可以通過科學來理解和掌握。在這一過程中，科學主義也逐漸從客觀世界(自然界)領域擴展到了人類社會的領域，并最終產生了各種社會科學學科。科學化的結果，一方面直接促進了現實世界中的科技革新，從而促進了物質生產的飛速發展，為人們追逐物質利益和物質享受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也破除了各種宗教和神學理論的神圣色彩，使宗教理論的說服力大大降低，這也對人們的道德觀念和社會現實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首先，人類政治和社會生活的神圣和道德色彩逐漸消失，裸的利益逐漸被視為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本質。君力和等級制難以再得到神學道德觀念的維護，人們對于政治和社會的理解越發具有現實主義的傾向。政治權力和上層等級特權被剝去了神圣的外衣，國家機器被解釋成以特定利益取向為價值基礎的工具。與等級制相伴的僵化的道德禮儀制度遭到摒棄，隨之而來的是原有道德觀念崩潰而新的道德觀念未建立時的暫時性道德失序。其次，弱化，人類社會愈加世俗化。失去了神學信仰的支撐，各種道德觀念對于人的感召力和約束力大幅下降，這在相當程度上降低了人們對于社會不公以及貧富差異擴大的耐受力。社會矛盾激化的程度加劇，而統治階級只能愈發依賴于法律及暴力等政治強制力來維持社會秩序，這導致人們通過正常途徑改造現實的希望落空，進一步催生了革命理論的興起，從而也就必然使原有的以社會穩定為目標的道德體系受到沖擊。再次，按照科學主義的觀念，道德不再具有不證自明的合理性。人們開始從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理解道德，認為道德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得到廣泛認同的規則，而“人類道德的發展一步一步跟隨著經濟上的需要;它確切地適應著社會的實際需要。在這種意義之下，可以也應當說，利益是道德的基礎”。所以道德在本質上仍是指向利益發展或協調，這就導致道德與利益在價值上的先后順序發生了倒轉。最后，隨著道德感召力的下降，人們對公共權力運用以及社會利益分配等問題的正當性探討逐漸與道德分離。新的政治理論漸漸擺脫了道德觀念的影響，開始在新的概念體系上建立起來，自由、平等、民主等價值成為政治正義觀念的基礎，而這些概念往往通過利益上的價值來闡釋其合理性。隨之，經濟理論與公共領域的聯系愈加密切，而道德則逐漸被限定在個人領域，作用空間和重要程度不斷遭到壓縮。總之，在現實和理論雙重作用之下，在當前的政治理論中，利益逐漸取代道德而成為價值判斷的基礎因素，利益本位理論已取得了相對的主導地位。

3對利益本位理論的反思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利益本位理論取代道德本位理論是伴隨著科學知識不斷積累、物質生產不斷發展以及政治社會生活不斷進步的過程而逐漸發生的，是人類思想理論和現實社會進步的表現和結果。首先，原有僵化落后的道德觀念被打破，新的政治正義觀念得到確立，政治生活取得了重大的進步。原有的貴族等級制度被打破，人們的政治地位愈加趨向平等，最終隨著普選制的建立，人們獲得了形式上平等的政治權利，民主政治在現實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實現。其次，人們擺脫了落后的宗教理論和強權政治的禁錮，思想自由以及其他自由權利逐漸確立，迷信愚昧開始被科學理性的觀念所取代。人們的思想觀念逐漸從對來世的期許愈加轉向現實世界，改造和完善現實世界的動力和信心增強。再次，知識的積累、科技的快速進步與物質生產水平的提高彼此相互促進，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這一方面使人們能夠更加容易地實現利益的擴展，另一方面對利益的追逐本身也是促進人們物質生活水平提升的動力。然而，盡管新的理論促進了社會的發展，但問題也同樣存在。當然，應該看到理論與現實狀況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差異，理論的作用并不是影響現實的唯一因素，而且對理論不足的分析也不能無限擴展。比如，理論上確立利益本位并不表示承認現實中拜金主義與享樂主義的正當性，更不表示對物欲橫流和道德淪喪的認可。但是，從客觀上來說，利益本位理論確實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具體表現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個方面:一是物質利益與道德之間反向關聯的消除進一步激發了人們本就存在的逐利野心，或者說，這至少減少了一個有助于抑制人們逐利野心無限擴張的制衡觀念，更容易讓人迷失于物質追求之中。而當利益與道德發生沖突時，常常就會出現亞當•斯密所論述的情況:“為了獲得這種令人羨慕的境遇，追求財富的人們時常放棄通向美德的道路。”而且，對于經濟發展的強調和對物質的追逐與享受，促使“形成了‘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現代性’的存在方式”，這在很大程度上引發了日益沉重的環境和資源壓力。二是對于個人利益保障的重視以及權利至上的觀念，在客觀上刺激了個人主義的失衡式發展。人們更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導致集體感與自我奉獻觀念削弱，人們彼此之間的情感聯系弱化，理性但卻冰冷的利益關系占據了社會關系中的主導地位。而由于利益關系通常是不穩定的，所以，這種利益取向的社會關系很容易使人們之間的不信任感加深。因此，盡管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從人們對生活的主觀感受角度來說，人們對生活的滿意度并沒有獲得同樣程度的發展。當前，經濟發展的瓶頸已經愈加凸顯出來，這也會進一步導致利益本位理論的消極作用被放大。從如今的狀況來看，人類所具有科技水平還沒有有效解決資源缺乏對生產發展的制約。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充足的資源，資源缺乏的問題會越來越突出。在不遠的將來，這很可能導致人們的經濟發展陷入難以擺脫的困境。所以，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將經濟發展狀況作為政治合法性的基礎是有著潛在的重大問題的。而在具有普遍的逐利傾向的民主政治體系中，如果經濟發展問題難以解決，政治不穩的狀況勢必會更加突出。所以，當經濟發展出現難以克服的問題時，以利益為本位的理論必然需要進行新的改造。

4向道德本位理論的批判性回歸

實際上，利益本位理論取代道德本位理論的相對主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們道德認知觀念的變化造成的。我們對道德概念認知上的不足是導致低估道德價值的重要原因。近現代科學主義興起之后，人類的理論研究重心轉移到了對現實世界的認識，相對地忽視了對人類主觀世界的反思。我們已經習慣于從現實主義的歷史發展角度來解釋道德的起源，而不再從人的生命意義或價值的角度來看待道德問題。誠然，我們不能為所有人的生命意義確立一個標準的答案或目標。事實上人們也幾乎不可能在這個看起來虛幻縹緲的問題上達成一致。但是，對于生命價值的思考確實是道德的一個重要起源。道德所要應對的是價值判斷方面的問題，而要衡量任何一個事物或觀念的價值，我們都需要一個先在的正當的目標，只有有利于這一目標實現的價值才是有益或正當的價值。而所謂道德，單純從理想的定義上來說，就是指有益于生命完善和實現生命價值這一目標的準則或價值。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只有確立生命的價值和目標，我們才能以此建立整個價值體系，也即道德體系。因此可以認為，道德就是源于對自身存在的價值的思考。將物質生活或物質享受作為生命的最終意義是一種充斥著動物性色彩的觀念，以此建立道德體系就無法將人類與動物進行本質上的區別，人類也就僅僅是一種能夠更好地滿足自身物質欲望的動物。這顯然不是一直以來的道德觀念的本質涵義，也不應成為我們所確定的道德觀念。從邏輯上來講，假如一切都隨著生命或者物質存在的終結而消散，那么承擔目的和意義的物質載體就不復存在，一切也就喪失了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所以，人類道德的核心應該在于尋求超越于物質存在的生命價值，在于尋求短暫的生命過程背后所蘊含的永恒意義。因此，盡管我們并不能確定一個關于生命意義的標準答案，但是我們至少可以知道，道德產生于對這個目標的理解，道德是有助于實現這個目標的價值或規則;我們至少也可以知道，物質利益不可能是最終的目標，也不可能成為道德上的最高價值，物質利益只是實現道德的一個手段。拋開對于道德的形而上的解釋，我們也應該重新對當前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理論進行評判。我們在承認當前人類社會基本政治經濟制度合理性的基礎上，也要反思其道德上可能具有的不足之處。可以肯定的是，任何社會制度都不可能實現本質上的絕對公平，因為我們無法對每個個體的價值及其應得進行絕對準確的評判。所以，每個人所應得的價值不可能僅僅從自身能力出發就得到完全的合理性證明。實際上，每個人的現實生活狀況都是在特定社會環境下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偶然結果，所以，我們一方面應該承認這種偶然性的價值與意義，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這種偶然性在道德上的不完善。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責任、義務與共同體的觀念。人類總是生活在特定的多層次的共同體之中，而一個人的生存狀況是這種多層次的共同體中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自身的能力只是無數因素中的一種。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是共同體中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人成就了自身的狀況，占據優勢地位的人正是源于他人的有意或無意、主動或被動的“合作”———實質上是指人與人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普遍聯系的狀態———才取得了優勢地位，因此在其中占據優勢地位的人應該認識到自己對于這種共同體具有更多的責任和義務，應該具有感激之情進行回饋。而認識到這一點，是我們政治生活的道德基點。倡導政治理論的價值基礎向道德本位回歸，并不是讓傳統社會中的落后政治道德理論“死灰復燃”，也不是全盤否認利益本位理論的正確性，而是倡導對之前已有理論進行批判性反思，以重新發揚道德的積極作用來彌補利益本位理論的缺陷。這里認為，對于這個問題，當前最迫切的工作可以總結為兩個方面:一是重新引導人們思考生命價值的問題，重新理解道德與利益的關系，將完善道德這一目標置于追逐物質利益之上;二是引導人們從共同體的角度來理解個人，避免對個人的孤立理解，在承認個人能力作為利益分配標準正當性的同時，認識到他人在利益分配中的作用，彼此尊重相互的價值和所得，使對個人利益的保障與賦予個人的責任相協調，從而進一步樹立更注重社會平等的觀念。

5結語

篇(3)

（一）、政治學科教學中德育片面發展

高中政治學科教學中的德育還存在一些片面發展，表現在:第一，偏重智育，輕視德育。以高考為指揮棒，以應試教育為核心，以考試成績的好壞來評價學生，有才無德的學生也被認為是好學生；第二，過分強調道德知識的傳授，忽視學生道德品質形成過程；第三，只管學生在校的表現，不管學生畢業后的發展；第四，重視所謂“優生”，漠視所謂“差生”[1]。政治學科重智育輕德育的現象表明全面推進素質教育依然任重而道遠。

（二）、政治課教師不注重思想觀念的革新，德育方法因循守舊

有些政治課教師不參加培訓進修，拒絕接受新事物、新觀念，理論與實踐能力得不到提高，教學中只能用傳統的教學方法組織教學，不能把傳授理論知識同學生的動腦動手能力結合起來，不能用恰當的理論闡明具體的事實，不能用生動的事例來感悟、激勵學生理解知識。而德育方法單一，依舊是集中灌輸式的教學方式，忽視了師生間的情感交流，忽視了學生能力的培養，忽視了學生內心的需要和自我教育的能力。這樣的觀念與德育方法很難使學生將道德規范內化為自己的行為習慣。

（三）、教材單一，未整合其他德育資源

目前的政治課本大部分都是人教版的，過于單一，未立足于本校實際，沒有鄉土性教材，這樣在教學中勢必會與學生的實際脫離，致使教育的實效性沒有達到預定的目標。教學中也沒有充分整合特殊的節日資源，例如，一些傳統的節日、法定節日、歷史人物的誕辰、歷史事件紀念日等節日資源，這些資源蘊含了豐富的德育資源。德育也應該與家庭教育、社會資源整合，充分發揮政治課德育的功能。

（四）、政治課德育實踐面臨困惑

傳統的教學模式使教學目標與學生的道德實踐嚴重脫節。本來應當是充滿生機的德育變成了沒有主體能動性、枯燥乏味、令人厭煩的說教，這必然會引起學生對教學內容與教育行為的排斥，也收不到良好的德育效果。科學技術作為一把“雙刃劍”，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也使人類在利用科技時，丟失了自我價值與精神，導致環境的污染與生態的破壞。這些負面結果給政治課的德育實踐工作的開展帶來了困難。

二、立足現狀，優化政治學科德育方法，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通過政治學科對學生進行的德育遇到了上文提到的一些問題與困惑，為了促進素質教育的順利實施，作者在總結多年政治教學經驗的基礎上，立足于學校德育資源現狀，提出以下幾點措施：

（一）、立足現狀，以學生為本，優化政治課德育目標

課堂教學是政治學科教學的主要方式，也是對學生進行德育的主要途徑。在進行德育時，要使德育目標與學生的實際、政治知識內容體系相一致，不能使德育與政治理論知識失衡。要處理好智育與德育的關系，發揮政治學科的德育優勢，把政治理論知識教學與德育結合在一起。根據教學內容與學生實際制定德育目標，例如在進行價值觀教學時，既要依據教材，使學生樹立堅持集體主義反對個人主義的德育目標，還要以學生之需為本，對學生進行誠實守信、文明禮貌的道德教育。充分挖掘教材德育潛力，依據教學計劃確定行之有效的德育內容與目標。

（二）、提高教師素質，運用靈活的德育方法

教師要提高自身素質，增強使命感，還要善于吸納新知識。為人師表，通情達理，為學生樹立正面榜樣。教師要采取靈活多樣的德育方法，從而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辨別真善美與假惡丑的能力，識別和抵制形形的錯誤思潮，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質。在德育工作中要注意內容的選擇和方式的運用，切忌空泛、虛假、唱高調。要將理融于情中，使學生對所接受的教育可感、可親、可信[2]。

（三）、理論聯系“熱點”，加強德育的實效性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人們的觀念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改革開放既給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帶來了生機、活力，也沖擊了部分人們的傳統觀念。因此，在政治教學中，要將理論知識的傳授與社會的“熱點”、“敏感點”聯系起來進行講授，能使學生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并增強良好的德育意識，反之會使學生產生逆學心理。

（四）、創新德育方法，提高德育的實效性

良好的德育方法可以使學生養成良好的教育、自我教育的習慣。而學生思想品德的形成是有規律性的，都要經過知—情—意—行的發展過程。德育實效性目標的實現必須要對教學方法進行革新，以下是創新的德育方法的例子：

1、事例結合法。

就是在講某一知識點時，為讓學生很好地理解知識并進行德育教育，而與有關的事例結合起來進行教學。最重要的是選取的事例是可以引發德育思考的事例，只有這樣才能使政治教學達到智育與德育的目標。例如：在講市場經濟的開放性的特征時，可以結合當今貿易保護主義的例子進行教學，使學生既理解了市場經濟的開放性與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還加強了道德建設。

2、社會實踐法。

學生由于不太了解生活，致使在學習過程中經常是理論與實際相脫離。因此教學中讓有條件的學生進行社會實踐，讓學生去接近生活，了解生活，把理論知識與社會實踐聯系起來，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例如：社會調查法。在講到我國國有企業的現狀時，對學生來說較為抽象。因此讓學生去進行社會調查，在社會上尋找真實的例子，以此增進對知識的理解，進而為下一節《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教學鋪路架橋。

在政治學科教學中對學生進行德育不僅有以上兩種德育方法，還有故事導入分析法、遠行德育法、討論法、辯論法等等。

（五）、把德育寓于政治教學各個環節,做到德育系列化

政治課教學是由備課、上課、輔導、考試等環節組成的有機整體。要加強政治課的德育實效必須把德育寓于教學的各個環節,使德育做到經常化、系列化。備課，要結合教材內容確定德育要求和德育方法。課堂教學。要把知識教學和德育教育有機地結合起來,運用教材中的基本知識和基本原則去引導學生正確分析和認識社會現象。課外輔導和考試。在課外輔導中把德育寓于生動活潑的課外活動中,學生既感興趣,又能收到較好的德育效果[3]。

篇(4)

本文圍繞政治小論文的撰寫角度、選題、素材、寫作套路和后期修改這五個方面提出小論文寫作的指導策略，用“多”“亮”“實”“順”“美”等美妙的“音符”，譜寫政治小論文的華美樂章！

一、提供撰寫角度，突顯一個“多”

同一個主題，同一份素材，進行廣度拓展和深度挖掘，有助于多角度呈現立意。

1. 政治學科角度

小論文的撰寫要始終緊扣教材知識，思想政治學科的教材知識是寫好政治小論文的理論基礎。通過課堂教學，學生已了解并掌握了《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生活與哲學》《文化生活》等相關知識，由此構成一個學科體系。在學科理論觀點的指引下選擇小論文撰寫角度，有助于學生對教材知識的理解，使文章更具有嚴謹性、科學性和說服力。

例如，筆者指導學生撰寫的《天藍了 水清了——記馬渚鎮沿山村生態村建設》《朗霞裘服的“春天”來了》和《光耀杭州灣 照亮全世界——來自梁弄鎮燈具產業的報告》三篇文章曾獲余姚市高中學生政治小論文評比一等獎。三篇論文的共同點是：立足于教材，充分調動了《經濟生活》中的相關知識，如科學發展觀中涉及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市場經濟中涉及的宏觀調控等知識，對素材的解讀回歸于課本，避免了空洞說理，因此得到了評委的一致好評。

2. 時政性角度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實驗）》提出，堅持基本觀點教育與把握時代特征相統一……緊密聯系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與時俱進地充實和調整教學內容，體現當今世界和我國發展的時代特征，顯示科學理論的強大力量。政治小論文的撰寫角度也應適應時代要求，密切聯系國際社會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直面高中生思想上的現實問題。如筆者指導學生撰寫的《盜版的世界“學問”大》《綠色奧運 綠色希望》和《似曾相識燕歸來——小手機折射出大道理》等小論文，以盜版、北京奧運會和手機等當年的熱點問題為載體，不僅引發了學生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深度思考，同時也激發了學生的寫作熱情。這就要求政治教師在課堂教學時要注重課本知識與時政熱點相結合，把新聞引入課堂，讓學生逐漸積累撰寫政治小論文的新鮮素材。

3. 地方人文角度

政治小論文的撰寫要具有地方色彩，體現政治學科的獨特性，富有研究價值。筆者發現，近幾年獲得一等獎的小論文一般都有一股濃郁的家鄉味道。如本校學生所撰寫的《姚劇——姚江文明的瑰寶藝術》和《名邦之奇葩 余姚之驕傲》兩篇小論文，挖掘了余姚地方傳統文化——姚劇這個文化資源，從姚劇的起源和發展為主線進行闡述，使人們重新認識了本土文化的價值；《菜，榨出道理來》和《小楊梅 大道理》兩篇小論文，選擇聞名中外的榨菜和楊梅兩種余姚特產，從它們的起源、現狀和未來展望等角度進行撰寫，讓讀者深深體會到余姚本土產品的魅力；《光耀杭州灣 照亮全世界——來自梁弄鎮燈具產業的報告》《同樣的土地 不同的財富》《朗霞裘服的“春天”來了》《四明山經濟發展的“春天”——論四明山“農家樂”》和《白色珍珠——余姚的搖錢樹》等小論文，以余姚的梁弄燈具、朗霞裘皮、四明山的“農家樂”和塑料為撰寫角度，告訴人們這些產業是如何為當地經濟的發展插上騰飛翅膀的。由于學生對自己的家鄉非常熟悉，站在地方人文角度撰寫政治小論文，得心應手、有話可說。這就要求我們在思想政治課教學中，聯系學生生活實際，以本土資源為素材，倡導“生活化”教學，達到理論聯系實際、學用知行的辯證統一。

二、幫助學生選題，突出一個“亮”

幫助學生選好題目，是教師指導學生撰寫小論文的重要一環。小論文的題目是文章內容的高度概括，用最簡潔、最準確和最新穎的文字告訴讀者本篇文章將要闡述的問題，使人閱讀之后一目了然、過目不忘。由于高中生的知識面、理解力和概括能力都有限，課余閱讀報紙雜志和上網了解時事資訊的時間并不多，教師可結合政治學科實際、社會現實問題、地方人文特色和學生個人的興趣愛好等方面來為學生選題提供素材，力爭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新”，不落俗套，注意“亮”度。題目是文章的“眼睛”，為文章選擇一個好題目，可以對整篇文章起到點睛的作用。政治小論文的“眼”，應該明亮而富有生命力，一般為20字左右。若學生以提煉小論文的觀點作為標題，應該注意以下三點：第一，仔細研究背景材料，認真領會材料要說明的中心思想；第二，聯系材料，找出其中心思想與教材知識的結合點；第三，將材料中心思想上升到一定高度形成小論文的觀點，確定標題。例如，本校一位學生以余姚特產——楊梅為主題，立題為《小楊梅 大道理》，一小一大，對比鮮明，給人以眼前一亮的深刻印象，在省高中生政治小論文評比中獲了獎。

三、指導學生搜集和整理素材，彰顯一個“實”

題目確定好之后，緊接著下一步，教師應指導學生搜集、整理相關材料。小論文雖小，材料也不可少，充分占有材料是寫好小論文的前提。教師在輔導中要注意提醒學生：題目不同，搜集資料的范圍、重點和途徑也不一樣。一般說來，可讓學生從以下兩個途徑搜集和占有材料。

篇(5)

【關鍵詞】學生 政治學科 學術語言

近年來，隨著我國高考改革的進一步發展，學生答題規范化的問題也日益顯現和暴露出來。在目前的教育體制中，高考考查學生的各種能力最終要通過學生在答題過程中以文字的形式反映在試卷上，而且越是能力測試型的題目，對學生文字表達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這需要學生根據平時學過的概念、原理，用恰當的政治學術語言，去解釋人類經濟生活和社會發展中遇到的經濟問題、哲學問題、政治問題［1］。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政治學術語言的表達能力既是教師長期忽略，也是學生所普遍欠缺的。

1.存在問題

在平時的教學中，當我們幾個政治教師談到學生在政治學科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時，幾乎所有的政治教師都會提到這么幾個問題：“他們寫作業時，甚至連題目都看不懂”!“我看不懂他們的答案，不知道他們在講什么”?“他們寫了一大堆，但沒有中心詞”,“他們了解材料要表達的涵義，但卻不能找到合適的詞句將之表達出來！”……盡管每個具體的答案可能都不近相同，但幾乎所有的答案最終都會歸于一個問題即――學生的政治學術語言表達能力太差。

然而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對于大多數政治教師來說，他們自己在如何使用學術語言這點上也是完全不自覺的。他們很少去分析自己在傳達特殊含義和達到預期反應與回答時運用的技能，也很少會有人去留意自己在表達語氣和立場時選擇了什么樣的語言。對于很多政治老師來講，老師只是關心學生懂了沒有，忽略了對政治學術語言的掌握。只有當語言被懷疑是學生所存在的問題的內在原因時，它才成為討論的主體。

2.分析原因

2.1 政治學科的性質和農村中學的現實條件影響。政治課是一門既具有邏輯性又具有語言要求的課，它要求學生在政治課學習中，具有全面的素質。對政治課來說，要培養學生思維的邏輯性，就必須注意對學術語言能力的培養。學生的學術語言表達水平越高，其思維的邏輯性就越強。因此，平時要求學生注意語言的準確性和科學性，語言表達要清楚、流利、嚴謹，政治術語要準確。而政治學科強理論性、強抽象性的特點，使很多學生望文生疑，難理解，失信心，也就不會主動去學習政治術語。另外，政治課還是一門時事性非常強的課，提供的資料大多是當前發生的重大經濟現象和社會生活問題，這就要求學生對當前的重大時事政治有所了解，并能運用其中的學術語言來表達自己的觀點。

2.2 政治學科學術語言所用的專業術語與日常生活語言或先入為主的其他學科語言有很大的區別。如果缺少廣泛而真實豐富的語言體驗的話，大多數學生都會在理解這些專業術語所包含的意義時面臨困難。

2.3 學生相對較差的基礎使教師降低了原有的要求。一般來說，中學的學生尤其是高中學生，基礎較差，為了能讓學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原理，教師在課堂上可能更多地會使用一些生活化的通俗語言，關心的是學生是否能懂而忽略了政治學術語言的運用。

3.解決方案

林德福爾斯曾說過“在如何觀察和看待我們所教的孩子這一點上，存在著不同的做法。……但在語言領域，孩子們卻是超級健康的有機體，如果我們給他們提供良好的環境，他們會不斷地茁壯成長。我們不應試圖消除孩子們的語言“問題”，而應努力培養他們持續而突出的語言發展能力”［2］。學生進入高中后，政治教師如何幫助學生掌握和熟練使用政治學術語言能力呢？

3.1 做好示范，教師自己首先要努力實現課堂語言專業化。政治教師在政治術語上首先要做好示范作用。政治課理論性強，也比較抽象，尤其是一些哲學用語，學生往往很難理解，由此失去學習這門學科的興趣。因此，教師一定要牢牢抓住自己的學科學術語言，要講求課堂語言藝術，做到“言傳身教”，切忌顧此失彼，活了形象，失了本質。政治課學術語言的積累首先應該從課堂入手。

3.2 激發興趣，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濃厚的興趣是一種巨大的動力，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思考力和想象力，驅使學生去積極思考、觀察和研究。只有激發學生的興趣，學生才能積極主動的在課堂上大膽地與教師、同學進行有建設性的交流與探討，使學生真正成為課堂的主人，讓學生多讀、多講、多議、多辯，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同時，教師對學生的講議給予真誠的肯定，熱情的鼓勵，給他們成功的體驗，讓他們在教師真誠熱情的評價中取得成功的喜悅，受到自尊的滋養，提高講話的信心和勇氣。這樣才能活躍課堂氣氛，活躍思維，激發學生的興趣和表現自己的強烈欲望，從而培養學生的學術語言能力。

3.3 創設環境，引導學生學習政治學術語言。偉大的教育學家陶行知先生曾說過：“生活即教育”。如利用課堂前幾分鐘講讀當前發生的重大國內外時事新聞，或讓學生課外閱讀，收集新聞進行講演。那些與時事熱點、實際生活及綜合學科相連的語言，也就是政治課的學術語言。如價值規律、市場經濟、股份制、一切從實際出發、矛盾的特殊性與普遍性、國體、政體、自由等術語，在實際中運用得多，在考題中也經常出現，熟練運用它們，有利于提高答題精確度。

篇(6)

一、教育科研課題的主要來源

1.從教育改革和發展面臨的問題中尋找課題

我國教育正處在大變革和大發展時期，有許多突出的現實問題有待我們去研究和解決。如：在實施素質教育、創新教育過程中，如何處理好教與學、教師與學生、教材與教學的關系？網絡信息對學生思想、品德、學習和生活會產生哪些影響，學校、家庭、社會應如何采取相應的措施？等等，都可以作為我們研究的對象。

2.從教育部門的科研規劃或課題指南中尋找課題

我國各級教育行政部門、科研機構、學術團體，為便于指導教育科研工作，提高教育科研管理和實施的效率、效果，通常會定期或不定期對教育科研的發展作出規劃，推出教育科研課題指南。如：廣西教育學院教研部2013年課題指南及申報方法，為我們指出了科研的指導思想，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和申報的辦法。我們了解了這方面的信息，就可以找到相關文本，看看其中有沒有自己感興趣且適合的課題研究。如：廣西學校、家庭、社會參與教學工作的研究；互聯網對廣西學生的影響及其德育功能的研究；品德與生活、品德與社會課堂教學評價方案；初中思想政治課堂教學評價方案……

3.從教育期刊的征稿啟示或選題要點中尋找課題

我國有上千種正規的教育期刊。有的會在刊物上公布征稿選題，這些題目大都是一些當前乃至今后我國教育界必須思考和探討的重點或熱點問題。我們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選取某個題目來做。當然，這些題目一般比較宏觀，它主要是提供選題方向和領域，我們可以采取“抓大放小”的辦法，將宏觀層面大的問題化為中觀或微觀層面小的課題來進行研究。

此外，我們還可以從自己或他人成功的教育經驗或失敗的教訓中提出研究課題。在學習教育理論或他人研究成果時，只要我們聯系實際積極思考，有時也可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發或感悟，從而發現和提出研究課題。

二、撰寫教研論文的選題途徑

政治教師撰寫教學科研文章，首先要考慮寫什么，即慧眼識材，確定課題。選題是寫文章的關鍵。

1.在實踐中選題

教師的主要實踐無非是教育學生如何做人，教會學生如何接受前人知識，并又以何種方法讓學生自己去學。這也是政治老師寫作最主要的選題途徑。教師平時在教育教學工作實踐中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教學現象，要參加許許多多的教學實踐活動，在教學實踐活動中，有方方面面、眾多的課題可供我們去發現、挖掘及選擇。只要做個有心人，要寫的選題是容易抓到的。

2.在教材中選題

教材盡管是教師進行教育教學的依據，但由于教材本身的特點和致命的弱點，即教材與生俱來的“滯后性”和實際保存著一段“必不可少”的距離。所以我們政治學科的教師要時常更新，把社會上出現的新情況、新材料、新問題、新內容及時地告訴學生，彌補教材上的不足。在知識的“滯后”與“前衛”上保持了一種較好的平衡。事實上，一切教材都只能是“舊的”，所以要想在教材中選題寫點東西，只要你稍加尋找，不難發現可寫的題目。

3.在熱點上選題

在不同時期，政治學科的教育教學研究均有其熱門課題，如：愛國主義教育、科技教育、道德教育、行為規范教育、法制教育、素質教育、創新教育，當前的研究性學習、多媒體問題、說課問題、教學反思，新形勢下的課程改革等等。若能瞄準熱點，選取合適的突破口會很容易成功。抓熱點，須抓緊時間。假如稍有耽擱，熱點就變成了“冷點”，或落后于人，寫成的文章便缺乏新穎性，雜志社就不會采用了。

4.在冷點上選題

在政治學科的教學上，每一個時期總會有些問題被教學者忽視，成為研究的冷點，就抓住它進行探討研究，寫成文章。這樣可能成為異軍突起。我的觀點是：人云亦云我不云，別人不云我就云。其實，冷與熱是相對的，有時還會相互轉化。例如：培養學生“說”的能力問題，似乎是語文學科的專利。其實不然，每個學科都應通力合作共同培養才有效。這個被政治教師所忽視的問題，從不同角度分析政治課上如何培養學生“說”的能力，這樣的文章一定新穎。

5.在常規上選題

政治學科的教材變化和教學改革始終跑在其他學科之前，這對教師的教學研究提供了選題的有利條件。當然，這種研究不能離開課程標準、教材、教法及學法等常規課題。例如：那些做人教育、法制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愛國主義教育，盡管都是些老課題，但，只要有新見解、新觀點、新突破、新思維，仍是好文章。

6.在時政上選題

黨的方針政策和時事政治教育是政治學科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內容。其實，在政治教學的全過程中，自始至終貫串著黨的重大事件和黨的政治活動。殊不知，政治課教學的本質要求之一就是宣傳、貫徹黨的方針和加強黨的政策教育，提高學生政治素質和增強愛國熱情，培養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中國人，這是政治教師的天職。就這方面的選題也是不少的。

7.在試卷上選題

考試一方面是檢查教師教得如何，另一方面是通過考試檢查學生學得怎樣；第三，經考試后發現教和學中的一些問題，如：教學中的重點、難點講透了沒有，學生掌握到什么程度；還能反映出學生的審題能力、解題方法、技巧掌握得怎樣，等等，大有選題可研究。

8.在觀察中選題

政治教師在平時教育教學工作實踐中，甚至生活中要有“洞察一切”的眼光，通過對學生、班級、學校、社區，以及對任何一件事或某個問題的觀察，聯想到某一問題，認為有一定價值，便可作為課題，寫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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