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社會治理主要特征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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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公共管理向公共治理轉型過程中的特征分析 公共權力腐敗的成因分析 危機狀態下公共決策的特征性分析 政治學視角下公共權力的目的分析 公共治理視角下的權力清單制度構建 治理語境下的地方公共決策 微觀權力論下的現代英語教師課堂話語權的基本特征分析 論轉型期中國政治權力運行的主要特征 地方本科高校轉型背景下的教師專業發展路徑優化分析 轉型時期的權力意志 對公共權力的思考 轉型社會中防范公共權力異化問題思考 中國轉型社會公共理性特征論 文化自覺視域下的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 財政外溢下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務提供 公共選擇視角下的地方債成因問題研究 地方普通高校公共外語教師轉型初期面臨的挑戰 公共政策終結背景下的行政權力制約問題 淺析公共物品視域下的行政權力配置問題 論服務型權力觀下 公共行政道德的構建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Xu Lejun. Forced Relocation of Enterprises For the Project of Theatre in Heze， Shandong Province. .

[5]馬少華.嘉禾事件的本質是用權“超界”[N].新京報，2004-05-24.

Ma Shaohua. Power Overuse Being the Nature of Jiahe Events. Beijing News，2004-05-24.

[6]鄧聿文.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是誰[J].同舟共進，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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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求真文化;本真課程;新常態;生態式發展

【中圖分類號】G62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6009（2015）43-0057-03

【作者簡介】唐玉輝，淮陰師范學院第一附屬小學（江蘇淮安，223001）校長。

在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與區域教育現代化初步實現的背景下，學校辦學使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一是學校的根本任務從片面追求升學率向立德樹人轉變，二是學校的教育場域從相對封閉的校園內部向社會轉變，三是教師的教學方式從關注教師的教向關注學生的學轉變，四是學校的發展方式從關注學生的成績向提升師生綜合素質轉變，五是學校的管理方式從單一的領導管理向師生共同參與的學校治理轉變。這一系列的轉變正逐步成為許多中小學管理的新常態。

圍繞新常態建設，近年來我們淮陰師范學院第一附屬小學緊扣求真文化，努力構建本真課程教學體系，通過變革教學管理、強化課程建設、改進課堂教學、深化教學研究等一系列措施，提升了學校的教育教學質量，實現了學校的生態式發展。

一、構建本真課程體系，奠基學生綜合素質

學校課程決定學生素質。我校在傳承求真文化的同時，深刻分析教育及社會發展的走向，確立了“以人為本，滋養生命”的辦學理念，以及“中國情懷、全球視野、厚德博學、躬身健行、健康向上、勇于擔當”的學生發展目標，構建本真課程體系，引領學生主動健康發展。

本真課程體系主要包括三個板塊：一是本真課程，即以基礎、規范、科學為主要特征的基礎性課程;二是純真課程，即以發展、研究、游戲為特征的發展性課程;三是率真課程，即以個性、合作、創造為特征的個性化課程。本真課程主要是國家課程，以開足上好為主要目標，是學校的主干課程。純真課程是以閱讀課程、思維課程、體藝課程、綜合課程為主要內容，以促進學生發展為主要目標的必修課程。率真課程是以專題研究、興趣特長、專業技能為主要內容，以培養學生創造力、發展個性為主要目標的選修課程。本真課程、純真課程以國家教材、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為內容，納入課表，定時定人，保證教學質量。率真課程主要根據教師的個性特長、專題研究、興趣愛好等開設，結合學生社團活動，要求每位教師均要承擔一定的課時數量。率真課程的實施，對教師的專業素養和基本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也為師生共同成長搭建了新的平臺。

二、強化本真課堂實踐，提升課堂教學品質

常規工作賦予新內涵。教學常規是一所學校基本的教學規范，也是正常教學的基本保證。傳統的教學常規大多是“按時上課”“按課表上課”以及“教學六認真”等要求，許多要求或浮于表面，或過于籠統，很難真正觸及課堂的靈魂。近年來，我們變革教學常規，把課程改革的新理念、新思想融入其中，以學生為主體，從學生課堂學習的“聽說讀思議寫”幾個方面，提出明確的學習策略、方法和要求，使學生逐步實現從認知到實踐再到養成習慣，自覺地學習;把學生自主、合作、探究學習的基本思想融入其中，構建了課堂教學新常規。新常規體現了三個顯著特點：一是年段要求體現能級區分。比如課堂發言，低年級要求是“聲音亮，說完整，有條理”，中年級是“先思考，后發言，再補充，有新意”，高年級則是“會質疑，表見解”，要求逐步提升。二是關注學習策略與方法。比如低年級的“上課時，仔細聽，用心想，聽明白”，“寫字時，姿勢正，辨字形，筆到位”;中年級的“寫話時，現生活，語句順，表真情”;高年級的課前預習“讀課文，理文脈，解新知，做批注，問疑難，試解答”。三是注重習慣養成。比如低年級的“鈴聲響，進教室，書放好，坐端正”，高年級的“寫作業，講美觀，行款齊，速度中”等等。新常規的推行，有效地改變了學生的學習行為和課堂面貌。

日常研究創造新節點。為了將日常研究落到實處，我們根據學校同軌班級多的特點，創造性地構建了“1+3”課堂研究范式，聚焦課后重建，著力提升行為轉化的能力，保障課堂教學的優質高效。開展專題性研究，將學科所有內容進行梳理分類，編排進一個個專題，分層分類開展研究。每個專題都從文本特點、教學定位、教學策略、難點突破、學力轉化、拓展延伸等方面明確要求，進行深入探討，并以具體事例進行闡述，形成經驗以備共享。抓好信息技術與學科整合研究，充分利用好省市教學平臺，集中力量進行重點攻關，力爭多出精品力作。分年齡段進行開放式教學競賽活動，培育精品課、成型課，分層次做好節點式研究。

強化精品提升新品質。我們把打造精品課作為構建本真課堂的重要抓手，通過學習研討，讓全體教師初步明確精品課的主要特征：有較為充裕的自主學習、討論質疑的時間。努力打造以“五還”“教結構、用結構”等為主要特征的自主課堂，以課程資源的科學合理轉化與運用為主要特征的靈動課堂，以三維目標的有效達成為主要目標的高效課堂。通過教研組日常研究、全校性分層次分年段評比、開展“我最滿意的一節課”評選活動等，推動本真課堂研究的持續深化，努力實現“科科都有精品課，組組都有精品課，人人都有精品課”的目標。

三、變革學校管理方式，提升管理育人水平

抓教學，核心在于抓管理。沒有管理的保證，無法提升教學質量。然而，管理工作如何常抓常新，如何抓在實處，如何提高效益，需要每一位管理者變革思維方式，打破傳統觀念，出實招，出新招。

從管理走向治理。以“自治與服務、平等與合作、參與與協商”為主要特征的社會治理結構是現代學校辦學的必然要求。年級自治：我們根據學校規模大、分校區的特點，采取類學校的行走方式，實行分級部管理，每個級部組建級部管委會，并給予一定的經費、決策權力，自主承擔年級事務，自主策劃師生活動，較好地解決了層級過多，不易管到邊界的問題，提高了管理效益，也提高了廣大教師的積極主動性。成立學科專業委員會，由廣大教師推薦產生各學科管委會，既有校級分管領導，也有學科第一責任人，還包含部分教研組長、學科帶頭人、骨干教師，定期研討教育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尋找解決問題的對策，真正把學科教學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引領發展”的權利交給了廣大師生。引導扶持成立教師讀書社，引領教師自我發展、自覺發展;學生崗位建設促進學生自我管理;全面激活學生社團，促進學生自主成長。

從封閉走向開放。一是課程更加開放。課程不是教材，課程是學生所應接受學習的學科的總和及其進程與安排，如果我們“只叮在一處”，必然就“所得非常有限”。二是師資開放。能者為師。校內的、家長中、社會上的各類專業人員都成了學生們的老師，于是，警察來講安全課，醫生來講衛生保健，軍人來講兵器，導游來講“世界各地”……“圣人無常師”，學生走班、教師輪班，讓學生們感受到了不同教師的風采，受到了來自不同老師的教誨。王老師是個燈謎愛好者，他開設的專題性學習《謎語猜猜猜》，在全年級掀起了熱潮。李老師是個攝影師，他帶領的學生社團，足跡遍布周邊的山山水水，品嘗了光與影的樂趣。三是空間開放，“社會即學校”，廣泛建立學生綜合實踐基地，充分利用學生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以及工廠、敬老院、社區等，讓學生在體驗中成事成人。四是心態開放。少一些限制與控制，多一些引導與鼓勵，充分尊重師生的意見和建議，從而實現師生發展的自主與自覺。

從分數走向素質。我們認為，學校要提供給孩子的不僅僅是知識，而應是一種積極向上的生活，學校要讓學生在校園過一種有意思的學習生活。我們實施三大行動――教學變革行動、崗位實踐行動、節日生活行動，從而保證學生生命質量的提升。所有管理人員及教師從思想到行動發生了一系列的轉變：從過分關注學科成績向關注學生綜合素質轉變，從過多關注紙質書本的學習向關注實踐體驗轉變，從封閉的校園生活向豐富的社會生活轉變，從只關注學生智能發展向關注學生生命成長轉變。

四、錘煉教師業務素養，培植教育教學根基

赫爾巴特在闡述教學的境界時說，教學的特權是掠過草地和沼澤，不能總讓人在舒適的山谷中游蕩，相反卻讓人練習登山，并使人在獲得廣闊的視野中獲得補償。為避免教學成為一種重復、單調、原地打轉似的枯燥行為，提升研究的品質，我們提出：常規領域要出精品，成熟經驗要有新思考，專題研究要有深度，主題研討要有廣度。

重新定義教學基本功。從傳統的“三字一話”到“備上研評”，是從技能走向素質，從外部走向內涵，逐步逼近教育教學的核心，真正實現教育專業素養的綜合提升。開設名師大講堂，圍繞班主任溝通的技巧、崗位建設輔導、培養小干部、關注后進生、建立班級常規、建設班級文化、班級活動設計、完善活動過程等小專題展開。組織教師讀書會，開展主題論文征集、美文薦讀、熱點討論、讀書論壇等活動，提升教師的專業敏銳度。通過舉辦說課、上課、評課等專題性培訓與比賽，推動教師專業素養的提升。開展選擇性調研活動，重點對第三梯隊教師進行指導調研，抬高日常性研究基準，整體提升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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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是現代企業發展的基礎性平臺，是經理革命的進一步深化，也是解決現代企業兩權分離問題的有效措施。公司治理評價是公司治理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隨著公司治理實踐的深入而逐步得到發展。一般而言，公司治理評價的萌芽起源于1950年杰克遜?馬丁德爾提出的董事會業績分析，而對公司治理的某些方面進行評價則始于20世紀70年代。

公司治理評價的內容相當廣泛，涉及到公司治理行為的各個方面，主要有董事會治理、經理層治理、股權結構、信息披露等多個方面，并且隨著公司治理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調整。1976年9月，英國學者米勒（Robert K.Muiler）從能力、道德、代表性、獨立性、準備程度、實踐經驗、發展潛力、任職經歷、任職時間保證程度、任職資格、特殊服務能力等11個方面對董事人員素質進行評價，根據評分將所評董事分為優秀、合格、不及格三個層次。1978年6月，英國學者邁斯維希（Edward Mcsweency）編制了一套管理人員評價計分卡，用來評價包括CEO在內的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業績。1990年12月，美國學者托馬斯（C.C.Thomas）對董事會應具備的技能和素質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因此，公司治理評價體系的完善是一個動態性的優化過程。

自21世紀以來，公司治理評價的研究在我國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我國相關領域的研究人員在國外公司治理評價研究的基礎上，結合于我國企業公司治理的內外部環境，對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的內容、方式與策略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有效地促進了我國企業公司治理的實施與改進。

2002年，北京連城國際理財顧問公司推出中國上市公司董事會治理考核指標體系，涉及經營效果、獨立董事會制度、信息披露、誠信與過失、決策效果五個方面，主要從董事會的有效性的角度對公司治理進行評價。2002年，福建省結合我國現階段公司治理的現狀，初步建立了一個適合我國上市公司治理評價的指標體系，主要包括所有權、控制權結構及影響、股東權利、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的構成及運作、激勵約束機制、公司經營狀況和關聯行為、公開信息披露等方面。

2003年4月， 南開大學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從股東權益、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信息披露、利益相關者六個維度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司治理評價體系， 在業內被稱為南開治理指數。南開治理指數充分考慮了我國上市公司面臨的治理環境特點，側重于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強調公司治理的信息披露、中小股東的利益保護、上市公司獨立性、董事會獨立性以及監事會參與治理等， 從股東權利與控股股東、 董事與董事會、監事與監事會、經理層、信息披露以及利益相關者等六個緯度全面評價了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的狀況。

2005年，岳中志、蒲勇健將公司治理結構完善度水平指標體系分為四個要素：融資結構、股權結構、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其中，融資結構要素包括股權融資和債券融資兩個指標，股權結構包括機構持股比例與個人持股比例兩個指標，激勵機制包括經營者年薪與經營者股票期權比例兩個指標，而約束機制包括董事會監督約束度和監事會監督約束度兩個指標。

由此可見，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的研究與國外的相關性研究成果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同時也反映了我國公司治理的基本特征，與我國公司治理環境相適應，有利于我國公司治理評價的實施與開展。然而，由于公司治理評價是一個動態性的機制，因此，在新的公司治理環境下，新的評價體系的設計同樣具有前沿性的應用價值。

二、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體系的構建

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體系的構建不僅需要基于我國企業公司治理實踐的基礎性平臺，并承接于我國企業公司治理研究的既有成果，同時更要充分借鑒于國際著名公司治理評價機構的前沿性評價思想與方法，才能實現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的根本性目標。 近年來， 我國市場機制的發展日臻完善，企業運營環境與國際企業運營環境日漸融合， 因此，國際性公司治理評價機構的成熟性經驗也愈益適合我國企業的治理評價行為。目前， 國際著名的公司治理評價體系主要有標準普爾評價體系、 戴米諾評價體系、里昂評價體系與穆迪公司評價體系，其基本內容與特征如表1所示：

一般而言，公司治理模式的界定也是公司治理評價體系設計的前提性條件之一。在國際范圍內，公司治理分為兩種模式，即外部控制模式和內部控制模式。外部控制模式也稱為英美模式，主要特征是，股權分散在個人和機構投資者手中，通過富有流動性的資本市場對公司經理進行監督。內部模式也稱為德日模式，主要特征是，股權集中在銀行和相互持股的企業手中，通過公司內部的直接控制機制對管理層實施監督。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企業國際競爭的加劇與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內部控制模式逐漸顯露出諸多弊端。由于不能夠有效協調許多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內部控制型公司很難制定長期的戰略發展目標，公司往往片面地追求規模的增長，從而導致競爭力的衰落和盈利能力的下降。

由于我國市場機制的非成熟性、以及我國企業成長路經的特殊性，很難對現階段我國企業公司治理的模式做出準確的界定。我國企業的股權既不是分散在個人和機構投資者手中，也沒有集中在銀行和相互持股的企業手中，而是形成國有股份“一股獨大”的局面。同時，管理層的監管既不是來自于市場機制的自發性監督，也非來自于公司內部機制的直接監督，而是來自于行政性的稽核與審查。因此，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體系的設計要兼顧內部治理模式與外部治理模式的諸多特征。

根據以上的分析，在已有文獻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將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體系分為四個要素：股權結構、股東權利保護、治理結構與公司業績。每個要素包括若干個指標，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公司治理評價體系，具體內容如表2所示：

三、實證檢驗

本文將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體系分解為4個因子（潛變量）和16個指標（觀察變量），因此，可以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Certification factor analysis）來驗證模型的收斂性，同時驗證因子負荷的顯著性、因子相關系數的顯著性、指標誤差方差的顯著性，以及模型的整體擬合性，從而實現對研究模型的檢驗。

本文采用李克特7點量表制對16個觀察指標進行數據收集，樣本單位為我國境內的企業。 本次數據調查共發放問卷200份，收回問卷160份，回收率為80%， 滿足數據調查回收率不低于20%的要求。在回收的問卷中， 選擇數據質量較高的問卷112份，從而使樣本數與指標數之比為7：1， 滿足驗證性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數據收集自2010年3月1日起， 至2010年4月1日止，共31天。

采用了SPSS11.5和LISREL8.7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得因子負荷列表如表3所示：

得模型擬合指數列表如表4所示：

四、結論

根據檢驗結果可知，模型擬合效果較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的基礎。同時，在因子負荷參數列表中，指標X5、X6、X10、X11與X16的因子負荷值缺乏顯著性。結合于我國企業公司治理的現實性實踐，可以發現我國企業的公司治理存在如下突出性問題：

第一，股東大會與臨時性股東大會流于形式，沒有發揮對治理機制的促進作用，即股東大會對于股東權利的維護沒有發揮實質性的作用。事實上，在我國企業的股東大會或臨時性股東大會的召開過程中，很少有首席執行官出席。

第二，董事會缺乏應有的均衡性，從而失去對經理層的有效監控。在我國現階段公司治理機制中，董事會獨立性仍然難以保證，董事會成員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不完善，董事與獨立董事在責任履行時缺乏必要的主動性，同時，執行董事、控股股東董事、大股東董事與獨立董事之間缺乏應有的均衡性，從而進一步約束了董事會職能的發揮。

第三，我國企業普遍缺乏必要的社會責任，從而很難創建良好的社會效應。一般而言，在我國企業的現階段公司治理中，利益相關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即公司員工、供應商、顧客、社區與銀行并未對公司治理的實施產生實質性的推進，從而導致大部分企業在公司治理過程中沒有產生積極的社會效應。

參考文獻：

［1］彭成武：《中國公司治理評價體系設計》，《新疆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

［2］岳中志、蒲勇健：《公司治理結構完善度水平指標體系及評價模型》，《管理世界》2005年第5期。

［3］李維安、程新生：《公司治理評價及其數據庫建設》，《中國會計評論》2005年第2期。

［4］蒲勇健、許光超：《競爭條件下基于實物期權的R&D投資決策分析》，《科技管理研究》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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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審計收費;公司治理結構;股東

中圖分類號:F23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8-0101-02

審計收費(Audit Fee)也稱審計定價(Audit Pricing),是審計服務供需雙方就審計服務供求所達成的價格,是客戶與注冊會計師之間重要的經濟聯系,是審計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1]｡我國恢復注冊會計師制度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但是審計服務市場的低價競爭一直困擾著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的發展｡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我國特殊的公司治理結構對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因此,分析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特點及其對我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收費的影響,對解決我國會計師事務所行業審計收費問題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我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收費中存在的問題

會計師事務所行業在市場經濟秩序的維護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注冊會計師的執業活動與社會公眾利益､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資本市場的發育完善等都息息相關｡但是,審計市場上的審計收費問題卻一直困擾著我國會計師事務所行業的發展｡綜合表現為以下兩大問題:

1.審計收費的標準不統一｡我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收費的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和《中介服務收費管理辦法》｡《中介服務收費管理辦法》的第6條規定:“中介服務收費實行在國家價格政策調控､引導下,主要由市場形成價格的制度”,其中第二款規定:“對評估､､認證､招標服務收費等市場競爭不充分或服務雙方達不到平等､公開服務條件的中介服務收費實行政府指導價”｡由此,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的審計收費實行政府指導價格｡由于《中介服務收費管理辦法》未對收費作出統一的､具體的規定,因此,各省財政部門會同物價管理部門又制定了本省的收費標準｡從各省的收費標準來看,都規定有計時收費和計件收費標準,而且標準都不一致,地區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

2.真實的審計收費價格為會計師事務所與被審計單位的協商價格｡會計師事務所通常是與被審計單位通過談判最后達成協議金額｡以筆者所在地區為例,審計收費通常由會計師事務所在考慮了收費標準､同行的收費以后,提出報價,最后由雙方協商確定報酬｡這樣,會計師事務所就很難按照標準收費,據筆者所在地區的業內人士告之,實際收到的費用只占標準的50%～60%,收費低廉可見一斑｡西方國家的研究表明,注冊會計師的審計收費由三部分組成:產品費用(執行必要的審計程序､出具審計報告所需的費用);預期損失(包括訴訟損失和恢復名譽的潛在成本);會計公司正常的利潤[2]｡在低廉的審計費用的情況下,注冊會計師只有通過降低審計證據的質量和減少審計證據的收集數量來降低直接成本｡審計證據的不足可能嚴重降低注冊會計師發現會計報表存在錯誤和舞弊的概率,進而造成審計質量下降｡

二、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主要特征

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主要特征是股東的缺位｡財產所有者無論是大股東還是中小股東都處于缺位狀態,大股東和中小股東缺位的原因又有所不同｡

1大股東的缺位｡主要是多層次的委托―關系｡以國有控股企業為例,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行業性總公司―國資委―上市公司的管理階層這三個層次的委托關系中,代表國家利益的中央政府是國有控股企業的實際大股東(最終委托人);地方政府及國資委是名義大股東(中間人);中央政府通過中間人把國有控股企業的經營管理權委托給上市公司管理層(最終人)｡由于存在至少三個層次的委托關系,每個層次都會使實際大股東對國有控股企業的監督或多或少的衰減,從而造成大股東的缺位｡

2.中小股東缺位｡主要是中小股東缺乏法律的授權｡以上市公司為例,中小股東一般是通過購買流通股形成的｡中小股東為了保護自己的投資而有非常強的監督公司財務的意愿｡但依據現行法律,中小股東因為持股比例過小難以進入公司的董事會或者監事會,從而造成中小股東的缺位｡中小股東投資決策時只能被動依賴上市公司提供給社會的公開財務信息｡

三、我國的公司治理結構扭曲了正常的審計收費模式

理論上,正常的審計收費方式應該是注冊會計師接受審計委托人的委托對被審計人進行審計,并向審計委托人報告工作和收取費用｡此時,委托人是現實的,審計人員的審計收費獨立于被審計人,從而形成正常的審計委托關系｡財產所有者把自己的財產委托給經營管理者進行經營管理,同時委托注冊會計師對經營管理者的受托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進行審計｡因此,正常的審計關系應該是注冊會計師接受審計委托人的委托對被審計人進行審計,并向審計委托人報告工作和收取費用｡在這三者的關系中,會計師事務所應是獨立的,管理層經營者與審計主體的代表注冊會計師也理應是相互獨立的,二者之間不應存在任何契約利益關系,這樣才能保證注冊會計師客觀公正地履行職責,切實對股東負責[3]｡三者之間正常的審計關系圖如下(見圖1)｡

在我國公司治理結構中,由于股東缺位,本應由董事會來選擇會計師事務所,實際上由公司的經營管理者來選擇了,而且還有權決定審計收費的支付,這就打破了相互獨立的“三位一體”的審計關系,扭曲了作為審計主體的會計師事務所應處的位置｡會計師事務所首先應對作為委托人的股東､董事會負責,而事實上很難做到｡會計師事務所受雇于管理層,作為交換以評價管理層的經營業績來收取經營管理者支付的審計費,這就難免有看管理層眼色行事,出具欠恰當的審計報告｡再深一層看,注冊會計師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同樣也受到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誘惑和驅使,在受雇于經營管理者而不是董事會的情況下,理性選擇也會趨向與經營管理者進行審計合謀,以圖“雙贏”｡“三位一體”的審計格局被破壞(見圖2)｡

由于股東的缺位和審計市場的惡性競爭,審計市場就出現了“檸檬市場”現象｡由于經營管理者擁有選擇會計師事務所和支付審計費用的權力,所以,在審計市場上就出現了購買審計意見的現象,高質量的審計被規避,于是就出現了審計收費的高低與審計質量的高低不匹配的現象,也就是出現了檸檬市場,低質量的審計報告反而可以賣個好價錢｡

四、優化公司治理結構，使審計收費模式正常化

解鈴還需系鈴人,只有積極地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強化公司的內在監督機制,才能使會計師事務所擺脫這種尷尬境地,并且能為注冊會計師保持獨立性提供一個良好的執業環境｡本文具體給出以下建議:

1.借鑒西方國家的經驗,在公司內部建立審計委員會制度｡1972年,美國證監會第123號會計研究公告,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建立由非執行董事(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加拿大等國也有同樣要求｡歐美等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幾乎均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建立由非執行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結合我國實際,在董事會下設立由獨立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作為公司治理的一個重要的監控機構,上對董事會負責,下對管理層監控,具體負責會計師事務的聘用､續聘和收費等事項｡這樣做能夠割斷管理層與會計師事務所之間的直接利益關系｡

2.大力推進國有股權分置改革｡按照我國證監會出臺的《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法》,進行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非流通股股東向流通股股東支付對價后可以流通上市,實行同股同價同權,這樣能夠分散股權,增加股東代表的廣泛性,有利于解決國有股一股獨大和股權分置的問題,從而改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在基礎層面上預防由于公司治理不完善可能存在的舞弊行為｡

參考文獻:

[1] Simunic, D. A. 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押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80,22(3):161-190.

篇(5)

[關鍵詞] 國有股 股權分置 公司治理 中小投資者利益保護

一、 引言

作為轉軌經濟過程中引入的制度安排，我國的上市公司多系國有企業人為改制而成，而非古典企業制度發展的自然結果。我國證券市場設立的初衷也并非基于融資的考慮，而是為國企改革和解困服務。同時，為了保證公有制的主導地位不動搖，保持國家對上市公司的控制力，國家在股權安排上分別設置了國有股、法人股和社會公眾股。目前，在我國1400多家上市公司的總股本中，64%屬于不能上市流通的國有股（或法人股），其余為能夠流通的社會公眾股，這兩類不同性質的股票構成了“同股不同權、同股不同價、同股不同利”的股權分置態勢。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分置是我國特殊國情和特殊背景下的產物，但它已成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制度性障礙。股權分置直接導致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既不合理，也不規范，進而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礎。股權分置還損害了上市公司的利益機制，使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股東與非流通股股東之間的利益關系處于完全不協調甚至對立的狀態，導致上市公司控股股東的管理行為嚴重扭曲，中小投資者的利益無法得到保護。因此，股權分置問題不解決，公司治理的內部和外部機制便難以發揮作用，中小投資者的利益保護也就無法談起。

二、 股權結構與公司治理：一般性分析

通俗地講，股權結構就是股東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即股權集中度。而嚴格的公司治理定義是在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的情況下發生的，公司治理是指通過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內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機制來協調公司與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關系，以保證公司決策的科學性，從而最終維護公司各方面的利益（李維安，2001）。股權結構在公司治理的整個制度安排中，可以被視為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產權基礎。股權結構（集中度）不同，公司治理的形式也會不同（費方域，1998）。在股權高度集中（日德模式）的情況下，大股東的利益與公司的經營狀況密切相關，因此作為擁有強勢地位的大股東有更大的動機和能力來監督公司管理人員，防止或減少內部人控制，改善公司經營管理（Li，2000），但解決了股權分散條件下的外部公眾股東難以治理內部管理層的問題之后，又產生了大股東與中小股東的利益沖突問題，“當大股東股權比例超過某一點、基本上能夠充分控制公司決策時，大股東可能更傾向獲取外部少數股東不能分享的私人利益（Shleifer and Vishny，1997）；而在股權高度分散（英美模式）時，雖然能較好地解決分散化的投資者控制公司的問題，有效地保護以社會公眾為主的小股東的利益，但小股東通常沒有主動進行公司治理的動力，或出于成本的考慮而存在“搭便車”行為，因而公司的經營者掌握了實際控制權，容易產生“內部人控制”。

三、 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現狀掃描

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屬于高度集中的類型，這與日德模式有很多相似之處，卻與英美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我國上市公司在引進日德模式進行公司治理實踐的過程中，卻表現出嚴重的水土不服。我國上市公司的“大股東”的行為卻與日德模式大股東的行為迥然不同，反倒表現出股權分散時的公司經營者行為。國有股“一股獨大”，股權高度集中，公眾流通股比重偏低的股權分置狀況，違背了現代公司產權主體多元化和股權分散化的要求，必然導致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缺陷。

1、 普遍存在大股東是“虛擬所有者”的現象

如前所述，由于我國的上市公司多系國有企業改制而成，國有資產所有者的虛擬問題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盡管國資委建立了以層級授權經營為特征的國有資產委托體制，但這些出資者代表既不是實質意義上的投資者，也不是資本的真正所有者，因此極易產生“內部人控制”，他們不可能主動去完善公司治理而作繭自縛。再加上經營者與所有者的利益效用函數的差異及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經營者往往會為了各種自我目的而違背股東的利益（潘秀麗，2005），因此，大股東的利益都無法得到保證，遑論中小投資者。

2、 股權集中度過高，呈現出國有股“一股獨大”的畸形結構

股權集中度過高主要是指在我國上市公司中國有股比重過大，上市公司實際上處于第一“大股東”的超強控制狀態。股權大量集中在產權殘缺、行政負擔嚴重的國家股股東手中，必然造成大股東監控的無效率，不利于公司經營者在更大的范圍內接受多元化產權主體對公司經營活動的監督和約束，且有可能使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受損，而且也使得國有資產處于一種“游離”狀態。此外，這種畸形的股權結構還使得股票市場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公司外部市場機制的評價和約束功能被弱化。

3、 大股東“超強控制”，董事會缺乏獨立性，監事會形同虛設。

股東大會是股東參與公司治理的重要形式，是股東行使監督權、表決權和知情權的重要平臺，但由于我國上市公司國有股“一股獨大”，使得參加股東大會的股東缺乏代表性，股東大會成為了實質上的“大股東會”，大股東的“超強控制”使股東大會成了大股東的“一言堂”。我國上市公司董事會成員的任命也有悖于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則，政府以行政方式任命公司董事，在公司的董事會中更多的是大股東的代表，董事執行決策聽命與政府，而不是基于公司的日常經營和發展事態（岳彥芳，2002）。監事會成員也基本上是從內部產生，其身份和行政關系不能保持獨立，加上他們的自身素質低下和專業知識的匱乏，致使監事會基本上無法承擔起其應有的職責，外部監事又極少參與監事會，所以導致監事會形同虛設。中小投資者“用手投票”和“用腳投票”機制失靈，其合法權益被剝奪，從而產生了很多大股東“掏空”上市公司的現象。

4、外部治理機制不完善。

（1）、政府控制呈現兩重性。政府持股（即國有股東）是中國股票市場的主要特征之一。國有股東的“攫取之手”（grabbing hand）借助國有產權對公司資源配置的政治或行政干預，損害了企業表現，從而造成了企業的價值損失，但經營者會利用政府對企業行政上的“超強控制“而推卸經營責任，轉嫁自身的風險。此外，國有股東還可以利用“幫助之手”(helping hand)對企業實行微妙的政策傾斜及特殊的優惠待遇，從而提高企業價值（田利輝，2005），但這又會加劇不公平競爭，使國企經營者利用壟斷優勢坐享其成。

（2）、公司治理的法律環境不完善。近年來，LaPorta等人的一系列研究發現，一國的法律體系對其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響。也就是說，一國的法律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公司治理結構和水平，良好的公司治理必定要以有效的投資者法律保護為基礎。我國上市公司大股東對中小股東的肆意侵害行為屢屢發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資者法律保護不力（夏立軍、方軼強，2005）。現行《公司法》對股東議事規則規定不明，對股東權的規定原則性強而可操作性弱，也未規定獨立董事制度等，因此大股東能輕而易舉地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證券法》是在我國的證券市場設立8年后才姍姍來遲，況且其實施結果也未能使投資者得到實質性保護。

（3）、經理人市場未能得到有效的發展。經理人市場也是一種從外部監督公司經營者的重要治理機制。經理人市場將不斷評價公司經營者的業績，迫使經營者避免因經營不善被替換或被解雇而努力工作。但我國的經理人市場未能得到有效的發展，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4）、銀行監督名存實亡。銀行對公司行為雖然不能進行直接干預，但可以通過對公司簽訂約束性條款來實施監督，這種約束性條款對公司治理的影響也是非常有效的。債務作為一種擔保機制，能夠促使經營者努力工作（Grossman and Hart，1982）.銀行作為國企最大的債權人，應當在公司治理機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國有企業根本沒有內在的還債壓力和自我約束動力，因而導致本應成為預算硬約束的銀行債務卻變成了預算軟約束，銀行監督名存實亡。

四、 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幾點思考

由于法律和經濟體制上的差異，我國上市公司股權分置的現狀決定了其公司治理結構既不同于日德模式，也不同于英美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國有股“一股獨大”但國有大股東是“虛擬所有者”，“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以及非流通股東與流通股東之間的權利和利益不一致。這些特征決定我國公司治理的主要問題是如何保護中小流通股股東的權益（陳曉 王琨，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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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發展 循環經濟 對策

資源的稀缺日益影響經濟的發展，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走出資源枯竭與環境威脅的困境，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嚴峻現實和亟待研究的重點經濟問題。甘肅省由于歷史等原因，傳統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轉變，資源利用率低、環境污染嚴重現象普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要走出一條新的經濟發展道路，最佳的選擇就是走循環經濟的道路。甘肅省只有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才能取得最大的經濟產出和最少的廢物排放，才能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才能達到經濟、環境和社會效益的協調統一，才能在西部大開發中實現可持續發展。

三種經濟發展模式

從資源流程和對環境影響的角度看，人類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主要經歷了三種模式，即傳統經濟模式、過程末端治理模式和循環經濟模式。

傳統經濟模式。這是一種由“資源—生產—消費”所構成的物質單向流動的生產過程，是一種線性經濟發展模式，其主要特征是“三高一低”，即“高開采、高消耗、高排放、低利用”。在這種經濟模式中，人們以越來越高的強度把地球上的物質和能源開采出來，在生產加工和消費過程中又把污染和廢物大量的排放到環境中去，對資源的利用是粗放型和一次性的，它通過把資源持續不斷地變成廢物來實現經濟的數量型增長。這必然導致資源的短缺和枯竭，并釀成災難性環境污染的后果，其嚴重程度已危及人類的生存。

過程末端治理模式。這是一種以犧牲資源與環境為代價來換取經濟繁榮的經濟發展模式，其典型特征是先污染、后治理，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時期，就采取這種模式。這種經濟模式的進步表現在于，人們已經開始注意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資源枯竭和環境污染問題，但由于重在強調生產過程的末端治理污染，導致治理成本太高，技術上難以支撐，無法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從而把大量有用的資源當作廢物排放到自然環境中，在浪費資源的同時使環境受到了嚴重的污染。

循環經濟模式。這是一種“資源—生產—消費—資源再生”的物質循環流動生產過程，它把物質、能量進行梯次和閉路循環使用，在環境方面表現為低污染排放，甚至零污染排放的一種經濟運行模式。它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為原則，其主要特征是“三低一高”，即低開采、低消耗、低排放、高利用。循環經濟是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傳統經濟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模式的根本變革。循環經濟以統籌人與自然的關系為基礎，遵循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和能量的流動規律，重構經濟系統，使其和諧納入自然生態的物質能量循環過程，以達到產品潔凈生產、資源循環利用、廢物高效回收的目的。這樣可最大限度的消除長期以來環境與發展之間的尖銳沖突，使資源在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中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作為一種先進的經濟形態，循環經濟不但要求人們建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經濟新思維，還要求在從生產到消費的各個領域倡導新的行為準則，也就是著名的“3R”原則，即減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環（Recycle）。

甘肅經濟發展模式中存在的問題

（一）資源擁有量相對不足

甘肅在資源擁有量相對不足的情況下，伴隨著資源的低效率利用。甘肅省是一個人均能源占有量相對不足的省份。目前省內煤炭探明保有儲量86億噸，人均貯量僅有400噸左右；石油資源貯量人均僅10噸，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金昌、白銀、嘉峪關、玉門、窯街等重點資源型城市（礦區），現在都面臨著資源日益枯竭的嚴峻形勢。與此同時，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影響著甘肅省經濟的全面發展。甘肅省煤炭資源的綜合開采回收率僅為30％，而現階段我國重點煤礦的回采率平均為65％、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也只有37％。而甘肅省內礦產資源開采中，亂挖濫采、采富棄貧、采易棄難的現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資源的加工利用基本上仍是“資源—產品—廢棄物”一次性單向粗放型利用方式。

（二）能源消耗增長速度過快

甘肅省1999年至2003年能源消耗的增長速度分別為3.98%、3.23 %、1.88%、4.36 %、11.82 %；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分別為9.90%、8.70 %、9.40 %、9.40 %、10.10 %。逐年能源消耗呈遞增趨勢，尤其是2003年能源消耗增長速度超過經濟的增長速度1.72%。這種以資源的大量消耗來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不僅加重了經濟增長對資源供給的壓力，而且造成資源嚴重的浪費以及資源的低效率利用。實踐證明，較低的資源利用水平已經成為各個國家和地區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和競爭力的重要障礙。

（三）能源消耗和廢物產出量偏高

在長期形成的國內分工格局中，甘肅省“資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能源和原材料工業占很大比重，其中大多數傳統企業技術落后、設備陳舊，既造成能源的高消耗，還容易造成環境污染。2003年，甘肅省GDP和工業總產值分別占全國的1.11％和0.85％，但甘肅省能源消耗總量是3375.08萬噸標準煤、工業固體廢物的產生量是2073萬噸、工業廢水排放總量是20899萬噸、工業廢氣排放總量是4033億標立方米，分別占全國的2.01 %、2.06%、0.98%、和2.03%，均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甘肅省在資源高消耗的同時，伴隨著廢棄物高排放。甘肅省萬元工業總產值廢物產生量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甘肅省內萬元工業總產值排放的污染物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要比東部地區高出1～5倍。資源高消耗和廢物的高產出，必然導致資源枯竭、草地退化、水土流失、森林生態系統質量下降、生物多樣性銳減等問題，使甘肅生態安全受到嚴重影響。

（四）能源的消費結構不合理

甘肅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石油、天然氣等不可再生資源占相當大的比重。甘肅省的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礦產資源儲量比較貧乏，再施以過度消耗不可再生資源的經濟發展模式，必然會造成能源的嚴重短缺，制約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從表1中的數據可以看出，甘肅的能源消費結構仍以煤為主，而且根據甘肅的能源稟賦條件，這種結構今后20年不可能有太大變化。這對甘肅新型工業化道路和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將造成壓力。

甘肅發展循環經濟模式的對策

（一）開展循環經濟的宣傳教育

推進循環經濟是涉及全社會的系統工程，具有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要通過教育宣傳，讓全社會懂得什么是循環經濟，認清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要在全社會形成良好的氛圍，提高公眾的資源環境意識和綠色消費意識，為發展循環經濟打下良好的社會基礎。要特別加強對青少年的環境資源意識教育，使他們樹立起循環經濟的意識，把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垃圾分類回收、綠色生活方式等與循環經濟密切相關的活動逐步變為全體公民的自覺行動。

（二）加快立法工作

循環經濟是一種新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實現社會經濟和資源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而資源的利用涉及社會、經濟、環境各個方面，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法律機制，進行科學的管理，保障循環經濟的健康發展。我國的循環經濟立法已經起步，但至今還沒有完善的法律法規框架。為了有效推進循環經濟的發展，甘肅省除了認真遵守國家有關循環經濟的法律法規之外，還必須加快地方性循環經濟的立法工作，形成和完善有利于循環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的法律法規體系和政策體系，明確政府、企業、社區和公民在發展循環經濟中的責任和義務，并建立有效的執法監督機制，確保法律的有效性和嚴肅性，為保障循環經濟的健康發展和建立循環型社會提供良好的法規和政策環境。

（三）推廣清潔生產

清潔生產與傳統的末端治理污染相比，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清潔生產體現了預防為主的思想。傳統的末端治理污染與生產過程相脫節，即“先污染，后治理”，重在“治”；清潔生產則要求在產品設計、原料選擇、工藝流程、廢物利用改進等各個環節，不斷加強管理和改進技術，提高資源利用率，重在“防”。二是清潔生產體現的是集約型增長方式。傳統的末端治理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建立在大量消耗資源和能源的粗放型增長方式上；清潔生產則是走內涵發展道路，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利用率，促進資源的循環利用，實行節能、降耗、減污、增效，從而實現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協調發展。企業要積極主動防治工業污染，大力推行清潔生產，使污染物消除在生產過程之中，逐步實現零排放，從而達到治理污染和改善環境的目的，收到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雙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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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綠色安全食品；開發；制約因素；對策

中圖分類號 F768.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4）01-0302-01

新世紀以來，隨著經濟的全球化和一體化，我國與國外的交流在不斷地增強和頻繁。在此大的背景之下，人們的生活理念發生了很多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就是對于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要求逐步提高。尤其是在食品消費方面，由于國民對健康的關注，對食品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國家的相關部門也在不斷地引導人們選擇健康、安全的食品進行消費和購買，要求相關部門開發綠色安全食品，這樣既有利于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可以給人們一個健康的身體。另外，開發綠色安全食品也是國際市場的的要求，是實現我國食品生產和開發與世界接軌的重要舉措[1]。現將綠色安全食品開發的制約因素及對策總結如下，以供參考。

1 綠色食品的概念

人們通常所說的綠色安全食品其本質就是綠色食品，是一種有益身體健康同時也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環保型食品[2]。我國衛生部對其進行了具體的分類，主要包括3種類型：即有機食品、綠色食品和無公害食品。有機食品的定義對于公眾而言比較模糊，其主要特征是生產過程中無污染，無化學添加劑；綠色食品是我國農業部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概念，它的主要特征是在整個的生產過程和加工過程中都安全可靠且質量優質的食品；無公害食品是有機食品和綠色食品的基礎，上述2種食品就是在無公害食品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此3種食品總稱為綠色食品或者綠色安全食品。

2 開發綠色安全食品的制約因素

2.1 農業生態環境

生態環境對于綠色安全食品有著直接的制約作用。眾所周知，近年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我國經濟得到了巨大的飛躍，受到了世界的矚目。但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的背后，我國的生態環境在極度的惡化，尤其是在大氣環境和農業生態環境方面的污染更是讓人痛心疾首。農業生態環境的惡化對于我國開發綠色安全食品起到很大的制約作用。

人們進行任何食品的加工和生產機會都離不開農業方面提供相應的食材，即使針對一些肉類產品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農業環境。由于農業生態環境的惡化，它在源頭上切斷了人們開發綠色安全食品的可能性，這是我國開發綠色安全食品面臨的最大的困難之一。

2.2 科技發展水平滯后

現代社會無論是什么事物的進步和發展都需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只有先進的科技才能推動事物的不斷發展。對于開發綠色安全食品是同樣的道理，我國現階段對于綠色安全食品開發水平尚屬于起步階段，專業的科研團隊和科研部門相對較少，沒有開發出比較先進的技術手段或者目標產品。這是制約我國綠色安全食品開發的一大重要因素，沒有技術的支撐，就不會獲得跨越式的發展和進步，因此必須重視科技手段在綠色安全食品開放方面的應用，這樣才能推動綠色安全食品的發展。

3 對策

3.1 加強農業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治理

面對我國日益惡化的農業生態環境，人們不能無動于衷，而是應該積極地采取相關的措施進行農業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治理。應從2個方面進行：一方面就是對于農業生態環境的保護，要針對一些污染企業進行綜合整治，防止其對于整體環境的污染，對于農業本身而言，也應該盡量不使用或者少使用農藥，減少生活污水的直接排放，要進行專業處理之后再排放到自然界中，政府應該建立健全相關的監督政策防止污染的發生，企業也應該提高意識，保證不要污染環境尤其是人們賴以生存的農業生態環境；另一方面，要加強對現在已經污染的農業生態環境進行治理，針對目前的污染狀況國家和有關部門應該做出相關努力，出臺相關方案，對現存的污染進行治理，給人們一片潔凈的天空、一個沒有污染的農業生態環境，這樣才有開發綠色安全食品的機會和可能[3]。

3.2 建立綠色安全食品規模化科研和生產機制

開發綠色安全食品歸根結底需要靠科學技術的推動，這就是所謂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因此，在推進綠色安全食品的開發中，政府需要及時組建一些規模化的科研單位，給予一定的資金支持，讓這些科研單位開發出更多更好的綠色安全食品的生產方法和生產模式，促進生產力的提高，只有這樣才能得到跨越式的發展和進步。另一方面，人們也要適當地改變現有的生產機制，應該設立一些規模化、正規化的綠色安全食品生產基地作為國家推廣綠色安全食品生產的試驗和示范基地，該種模式既可以更好地在實踐的基礎上進行科研，又可以用實際行動引導其他人進行綠色安全食品的生產和開發，這是促進綠色安全食品開發的有效措施之一[4]。

4 結語

經濟在發展，時代在進步，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條件在不斷的提高，對自身健康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對于綠色安全食品的需求也在不斷增長，開發綠色安全食品是時代的需要，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的需要，人們只要正確認識，積極努力，一定可以推進綠色安全食品開發的不斷發展。

5 參考文獻

[1] 呂亞榮.基于食品鏈的食品安全、企業自治與政府管制[J].商業時代，2007（35）：62-65.

[2] 江東.試論建立、完善和確保食品安全的社會管理體系[J].食品與發酵工業，2003（5）：91-95.

[3] 陳玥，李敏，李順芬.倫理視角下我國食品安全問題與應對之道[J].昭通學院學報，2013（3）：55-60.

[4] 歐陽凡凡，鄧放明.湖南省食品安全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研究[J].安徽農業科學，2013（17）：7712-7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