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學的性質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經濟學;科學;性質

1經濟學科學性質之“惑”

對經濟學的科學性質的爭論從經濟學的出現至今就沒有停止過。羅森伯格指出,經濟學是一門“處于純公理系統與應用幾何學的交叉點上、類似于數學的一個分支”的科學;米塞斯(L.V.Mises)認為:“經濟學不是來自經驗,它先于經驗,是行動和事實的邏輯”,“經濟學的定理不是來自于事實的觀察,而是從行動的基礎范疇中演繹出來的”。按照米塞斯的這段話,其認為經濟學因為無法進行精確可控的實驗,所以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瑞典經濟學家謬爾達爾在獲獎后批判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因其認為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

2波普爾的科學劃界標準

在批判邏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基礎上,波普爾在其自傳中簡單明確地提出了自己對科學的劃分標準:可證偽性。從邏輯上來說,每次的實證描述都只是單稱描述,而一個全稱陳述的理論是不可能被一個個的單稱陳述所證實的。經濟學的三大基礎假定之一:資源是稀缺的,我們可以從對某種資源的觀察得出結論來證實“資源是稀缺的”這一假定。但是我們是不可能窮盡世界所有種類的資源是否稀缺來證明這個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證實的。但它卻有被證偽的可能性。我們或許可以找到這個假設的反例,從而推倒這個假設。但是人類發展至今,還未能找到什么資源不是稀缺的,因此這個假設暫時未被證偽。但是它有被證偽的可能性。這就是命題的可證偽性。可證偽性正說明了科學的科學性。波普爾從這個角度說明,科學的分界應該是可證偽性。此外,對科學性質無任何爭議的物理學,有存在無法實證的假定,例如物理學中的隨機性假定。

3經濟學的客觀性

3.1關于客觀性

科學的客觀性并“不是建立在脫離了科學家個人的價值斷定采取超然態度的基礎之上的”,這是波普爾的前提觀點。由于科學的客觀性在于科學方法的公共性質,所以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各種偏見的社會科學家們正是在充分徹底的討論中產生出客觀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學家的態度比社會科學家的態度更客觀,這是完全錯誤的。人們之所以認為社會科學不具有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是因為他們將以前自然科學的標準強加于社會科學的后果,是對客觀性本身的誤解。我們應該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考察客觀性問題,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有何不同的問題。“與此相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不是建立在科學家們的不帶偏見的心境的基礎上,……建立在科學事業的公眾性和競爭性的事實……客觀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評,建立在批評的方法,批評傳統的基礎上。”從中可以看出,波普爾認為的客觀性與一般意義上的懂得不同。他認為科學的客觀性是方法的客觀性,而不是內容的客觀性。

3.2關于經濟學預測不準確

經濟學家預測的不準確性是受人們詬病的一個方面。歷史決定論者主張:在經濟科學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觀性。其根據之一就是預測具有自我實現和自我毀滅的雙重效果,波普爾把這兩種效果總結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體來說,這種效果也就是指預測既可以成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為阻止該事件的原因。如果經濟學家有意圖的進行預測,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愛好和自身的利害關系來進行行動。這種價值斷定就會影響預測本身的內容,給預測內容的客觀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觀性造成各種各樣的損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曾經說過,在他認識的人里,很少有因為根據經濟預測采取行動而賺錢的人,倒是有不少靠賣經濟預測賺到了錢。

但是,波普爾認為俄狄浦斯效果屬于科學的處理操作內部的事情,即預測的準確與否不能成為一種理論是否成為科學的衡量標準。喬治•荷曼斯(GC.Homens)也認為:有效性和精確解釋等科學構成因素雖然說對一門科學而言極為重要,但它們只是社會科學的目標而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喬治•荷曼斯(GC.Homens)舉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為例:雖說它并未精確地敘述進化的過程,也未從其理論中引申出有效的預測,但沒有任何科學家會否定進化論在科學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對現代遺傳學的貢獻。

3.3關于經濟學受經濟學家意識形態影響

人們廣泛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學中,研究者比較容易保持“價值中立”,而在經濟學中,研究者既是觀眾,又是演員,很難保持“價值中立”。經濟科學中沒有廣泛的永久性的法則,而自然科學中卻有。羅賓遜夫人坦言:經濟學的著作中幾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觀性偏見的論述。

從波普爾對科學的客觀性的看法可知,經濟學常受到的關于階級屬性的質疑是無意義的。因為經濟學的客觀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觀性。經濟學發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識形態的國家里都是可以借鑒的。在經濟學的方法上,是無階級意識之分的。因此,對經濟學的階級屬性的質疑是對經濟學不公平的對待。至于部分經濟學家的帶有階層性質的,“巧”借客觀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的為某個階層服務的經濟理論,那就是那些經濟學家個人問題,而不能成為論證經濟學不是科學的論據。

4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性

4.1研究對象

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上,廣泛的看法是,社會情況比自然情況更加復雜——這在經濟學科的研究中不勝枚舉,計量經濟學者更是常常為變量的選取與舍棄而大傷腦筋。也因此,認為經濟學沒有自然學科諸如物理學那樣的客觀性。波普爾認為這種偏見可能有兩個來源。一是我們往往把不應比較的事情加以比較,即具體的社會情況和人工隔離實驗的自然情況。二是一個古老的想法,認為社會情況的描述必須涉及有關的每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乃至生理狀態。他認為,這種看法是一種曲解,是不加思考隨波逐流的一種看法,“社會科學不但不如物理學那么復雜,而且具體的社會情況一般說也不如具體的自然情況那么復雜……”。波普爾的話可以這樣懂得,經濟學中的經濟現象分析,不必考慮進社會全部的因素,我們能夠建立一些簡單的模型來分析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而這種簡化的模型與自然科學的模型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事實上,在自然科學的模型中,我們同樣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變量。而那些廣泛的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可以更簡化,乃至可通過實驗來模擬,由此認為自然科學更具客觀性的看法只不過是自然科學的發展更具深厚的傳統罷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進行模型分析和應用的困難只是程度問題而并不是性質問題。:

4.2科學發明方法

除了提出理論的劃界方法這一對經濟學有利的論斷之外,波普爾在理論發明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觀點。在波普爾看來,科學發明的方法是試錯法。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應該是保持試錯法,他們都是人類理性的產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錯性這一點上沒有本質的差別。經濟學中,從古典經濟學派,到凱恩斯學派,再到新古典綜合派,無不說明經濟學是在問題的不斷提出、解決過程中發展的。二戰后凱恩斯的國家干涉主義,正是為懂得決當時經濟中出現的問題而產生的。經歷了約40年的統治時期,資本主義進入滯漲發展階段,凱恩斯的國家干涉主義也漸漸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學派出現。經濟學在不同時期出現的不同發展流派恰好體現了經濟學理論的發明遵循著波普爾的科學發明公式,這一點和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存在本質性的差異。

4.3經濟學發展現狀

波普爾指出:“所謂科學學科不過是以人工的方法劃分的問題與嘗試性解決方法的混雜物,真正存在的是問題和科學傳統”。由此我們甚至不應該太過注意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劃分,這可能只是一種傳統的偏見。確實這一看法也是符合社會科學發展現實,隨著自然科學家的新論點和文化研究的興起,“從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這兩個超級領域之間的組織分界”。許多科學家都承認不僅兩個領域的徹底區分是不可能的,就是對“對社會科學知識所作的鮮明制度性區別也具有相當大的人為性”。

5總結

波普爾的科學哲學觀點,應用在經濟學的科學性質上,從科學的劃界標準,研究對象,到科學發明方法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論證,可以得出經濟學是科學這一結論。另外,經濟學發展至今,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由于其與自然科學的融合,更有“經濟學帝國主義”之說。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人口經濟學等新興交叉經濟學的興起,更是說明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不可分割性,他們在科學性質上并無本質上的區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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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喬治•荷曼斯箸,楊念祖譯.社會科學的本質[M].臺灣:桂冠出版社,1987.

篇(2)

對經濟學的科學性質的爭論從經濟學的出現至今就沒有停止過。羅森伯格指出,經濟學是一門“處于純公理系統與應用幾何學的交叉點上、類似于數學的一個分支”的科學;米塞斯(L.V.Mises)認為:“經濟學不是來自經驗,它先于經驗,是行動和事實的邏輯”,“經濟學的定理不是來自于事實的觀察,而是從行動的基本范疇中演繹出來的”。按照米塞斯的這段話,其認為經濟學因為無法進行精確可控的實驗,所以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瑞典經濟學家謬爾達爾在獲獎后批判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因其認為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

2波普爾的科學劃界標準

在批判邏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基礎上,波普爾在其自傳中簡單明確地提出了自己對科學的劃分標準:可證偽性。從邏輯上來說,每次的實證描述都只是單稱描述,而一個全稱陳述的理論是不可能被一個個的單稱陳述所證實的。經濟學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資源是稀缺的,我們可以從對某種資源的觀察得出結論來證實“資源是稀缺的”這一假定。但是我們是不可能窮盡世界所有種類的資源是否稀缺來證明這個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證實的。但它卻有被證偽的可能性。我們或許可以找到這個假設的反例,從而推倒這個假設。但是人類發展至今,還未能找到什么資源不是稀缺的,因此這個假設暫時未被證偽。但是它有被證偽的可能性。這就是命題的可證偽性。可證偽性正說明了科學的科學性。波普爾從這個角度說明,科學的分界應該是可證偽性。此外,對科學性質無任何爭議的物理學,有存在無法實證的假定,例如物理學中的隨機性假定。

3經濟學的客觀性

3.1關于客觀性

科學的客觀性并“不是建立在脫離了科學家個人的價值判斷采取超然態度的基礎之上的”,這是波普爾的前提觀點。由于科學的客觀性在于科學方法的公共性質,所以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各種偏見的社會科學家們正是在充分徹底的討論中產生出客觀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學家的態度比社會科學家的態度更客觀,這是完全錯誤的。人們之所以認為社會科學不具有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是因為他們將以前自然科學的標準強加于社會科學的后果,是對客觀性本身的誤解。我們應該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考察客觀性問題,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有何不同的問題。“與此相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不是建立在科學家們的不帶偏見的心境的基礎上,……建立在科學事業的公眾性和競爭性的事實……客觀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評,建立在批評的方法,批評傳統的基礎上。”從中可以看出,波普爾認為的客觀性與一般意義上的理解不同。他認為科學的客觀性是方法的客觀性,而不是內容的客觀性。

3.2關于經濟學預測不準確

經濟學家預測的不準確性是受人們詬病的一個方面。歷史決定論者主張:在經濟科學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觀性。其根據之一就是預測具有自我實現和自我毀滅的雙重效果,波普爾把這兩種效果總結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體來說,這種效果也就是指預測既可以成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為阻止該事件的原因。如果經濟學家有意圖的進行預測,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愛好和自身的利害關系來進行行動。這種價值判斷就會影響預測本身的內容,給預測內容的客觀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觀性造成各種各樣的損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曾經說過,在他認識的人里,很少有因為根據經濟預測采取行動而賺錢的人,倒是有不少靠賣經濟預測賺到了錢。

但是,波普爾認為俄狄浦斯效果屬于科學的處理操作內部的事情,即預測的準確與否不能成為一種理論是否成為科學的衡量標準。喬治•荷曼斯(GC.Homens)也認為:有效性和精確解釋等科學構成因素雖然說對一門科學而言極為重要,但它們只是社會科學的目標而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喬治•荷曼斯(GC.Homens)舉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為例:雖說它并未精確地敘述進化的過程,也未從其理論中引申出有效的預測,但沒有任何科學家會否認進化論在科學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對現代遺傳學的貢獻。

3.3關于經濟學受經濟學家意識形態影響

人們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學中,研究者比較容易保持“價值中立”,而在經濟學中,研究者既是觀眾,又是演員,很難保持“價值中立”。經濟科學中沒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則,而自然科學中卻有。羅賓遜夫人坦言:經濟學的著作中幾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觀性偏見的論述。

從波普爾對科學的客觀性的看法可知,經濟學常受到的關于階級屬性的質疑是無意義的。因為經濟學的客觀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觀性。經濟學發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識形態的國家里都是可以借鑒的。在經濟學的方法上,是無階級意識之分的。因此,對經濟學的階級屬性的質疑是對經濟學不公正的對待。至于部分經濟學家的帶有階層性質的,“巧”借客觀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的為某個階層服務的經濟理論,那就是那些經濟學家個人問題,而不能成為論證經濟學不是科學的論據。

4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性

4.1研究對象

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會情況比自然情況更加復雜——這在經濟學科的研究中不勝枚舉,計量經濟學者更是常常為變量的選取與舍棄而大傷腦筋。也因此,認為經濟學沒有自然學科諸如物理學那樣的客觀性。波普爾認為這種偏見可能有兩個來源。一是我們往往把不應比較的事情加以比較,即具體的社會情況和人工隔離實驗的自然情況。二是一個古老的想法,認為社會情況的描述必須涉及有關的每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乃至生理狀態。他認為,這種看法是一種曲解,是不加思考隨波逐流的一種看法,“社會科學不但不如物理學那么復雜,而且具體的社會情況一般說也不如具體的自然情況那么復雜……”。波普爾的話可以這樣理解,經濟學中的經濟現象分析,不必考慮進社會全部的因素,我們能夠建立一些簡單的模型來分析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而這種簡化的模型與自然科學的模型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事實上,在自然科學的模型中,我們同樣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變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可以更簡化,乃至可通過實驗來模擬,由此認為自然科學更具客觀性的看法只不過是自然科學的發展更具深厚的傳統罷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進行模型分析和應用的困難只是程度問題而并不是性質問題。

4.2科學發現方法

除了提出理論的劃界方法這一對經濟學有利的論斷之外,波普爾在理論發現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觀點。在波普爾看來,科學發現的方法是試錯法。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應該是堅持試錯法

,他們都是人類理性的產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錯性這一點上沒有本質的差別。經濟學中,從古典經濟學派,到凱恩斯學派,再到新古典綜合派,無不說明經濟學是在問題的不斷提出、解決過程中發展的。二戰后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正是為了解決當時經濟中出現的問題而產生的。經歷了約40年的統治時期,資本主義進入滯漲發展階段,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也漸漸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學派出現。經濟學在不同時期出現的不同發展流派恰好體現了經濟學理論的發現遵循著波普爾的科學發現公式,這一點和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存在實質性的差異。

4.3經濟學發展現狀

波普爾指出:“所謂科學學科不過是以人工的方式劃分的問題與嘗試性解決方法的混合物,真正存在的是問題和科學傳統”。由此我們甚至不應該太過注意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劃分,這可能只是一種傳統的偏見。確實這一看法也是符合社會科學發展現實,隨著自然科學家的新論點和文化研究的興起,“從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這兩個超級領域之間的組織分界”。許多科學家都承認不僅兩個領域的徹底區分是不可能的,就是對“對社會科學知識所作的鮮明制度性區別也具有相當大的人為性”。

篇(3)

關鍵詞：民族經濟學；研究對象；民族性；內生性

民族經濟學自1979年創立以來，在學科歸屬、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爭議，一些學者對民族經濟學學科發展持批判態度，另一些學者持擁護態度，但無論批判基礎上的否定還是批判基礎上的支持，民族經濟學這一學科在發展過程中確實面臨著“兩難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經濟學發展至今，尚未形成一個明確的和獨特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邏輯理論體系，甚至沒有獨立的核心概念即邏輯起點。盡管學者們提出了上述問題，但僅有少數學者提出了民族經濟學具有建設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議。要厘清民族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和目前出現的概念上和理論邏輯上的模糊性，首先應該確定民族經濟學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通過比較和分析相關研究成果，對確立民族經濟學學科的發展方向、理論體系的構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內生因素產出的矛盾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以與大家進行探討。

一、關于民族經濟學對象的不同認識

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學術界已有不同認識。黃云、王文長、黃建英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各民族的經濟問題，研究具體的各民族人民的經濟問題。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民族經濟問題，它是民族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學科。李忠斌 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我國少數民族經濟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規律。鄧艾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對象是從微觀角度研究少數民族人民生活狀況和家庭經濟生活特點等。以上幾種認識都集中討論民族經濟學究竟是經濟學科還是民族學科。而劉永佶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在明確經濟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經濟發展與關系的矛盾”。

通過以上幾種表述可見，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尚未達成統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區的經濟特征作為研究對象；要么研究的范圍過于狹窄，規定為中國各個民族經的經濟問題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圍過于寬泛，從全世界、全人類的共同體去研究。即便是劉永佶教授為民族經濟學進行的創新性邏輯論證，但他是站在全人類鳥瞰的民族經濟學，讓學者們感到概念過度膨脹，似乎世界主流的經濟學都應被囊括在民族經濟學的理論之中，并且只要仔細閱讀由其主編的《中國經濟矛盾論》就會發現，《民族經濟學》和《中國少數民族經濟學》的體系都似乎是對《中國經濟矛盾論―― 中國政治經濟學大綱》和《政治經濟學大綱》體系的一種演繹，而內容則是對中國政治經濟學與其他民族學理論的歸納（當然創新的智慧在其內容中無處不在， 但從其構建的理論體系來說仍是不足的）。《民族經濟學》的理論框架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本質是一致的，因為都是以勞動者主體而展開的對象、主義、方法、主題、內容、范疇、體系的規定，這樣一定會讓學者們質疑這樣一個問題，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經濟學，它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區別何在？鑒于此種原因，本文更傾向于將劉永佶教授規定的民族經濟學看成是“中華民族經濟學”或者“中國政治經濟”（盡管這么看待也不盡合理）。

盡管如上所述，民族經濟學自創立以來存在諸多分歧，但是多數學者認同的是民族經濟學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經濟性”。因此在理論研究中應該從這兩點去尋找學科的研究起點、研究對象，只有規定了對象才能明確研究的方法和學科性質，進而獲得廣泛認同。

二、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是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只要“民族與經濟的辯證結合在理論形態上尚未溶于一體”，就永遠無法解決關于民族經濟學學科的分歧。各民族經濟活動的特征以及經濟矛盾都體現著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與經濟因素在”理論形態上溶于一體”，要求研究對象應該是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經濟和民族地區經濟規律的民族性根源。

將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規定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義決定民族經濟應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將民族因素內生于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型研究。根據斯大林的定義，民族有四個因素，其中，共同經濟生活是民族經濟研究的重要內容，共同經濟生活表現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經濟生活特點不同決定的。盡管隨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義中的四個因素在當今看來也許并不完備，但只要是存在著的人，一定有其社會屬性、階級屬性、民族屬性，在經濟活動中一定會表現出具體的屬性。譬如，像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有自己的語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壯族、苗族、赫哲族等55個少數民族以及漢族，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這些特征對其表現出來的經濟活動也不盡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蘭教，由其飲食特征發展了清真餐飲業；藏族信仰佛教，農業生產中不愿意使用農藥成為產量低的影響因素之一；毛南族的“紅筵”、“搭紅橋”、“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對本民族經濟活動有影響。這意味著各民族的經濟活動因內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現出不同特征，民族經濟問題研究也應突出民族性，民族經濟的研究對象應從各民族內在的特征去尋找經濟特征和經濟活動的主要矛盾，探尋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規律。

三、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其他相關規定的區別

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更加明確其研究內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務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對經濟影響的規律。首先，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表明不是簡單地用民族學的眼光去研究經濟問題；其次，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觸及到了民族經濟特征的源頭性因素；最后，民族內生因素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規定了主體的民族屬性。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其他相關規定的區別表現在：1.與“民族經濟是研究各民族經濟問題”相比，內涵更加明確。各民族經濟問題研究比較模糊，以至于一些學者認為是各個民族的經濟問題研究，比如，藏族經濟、蒙古族經濟、回族經濟等。同時，各民族經濟問題研究的是從寬泛的層面，諸如各民族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貧困問題、經濟增長問題等都屬于其研究的范疇，無法體現明確地體現經濟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學者用一般的經濟原理去分析經濟問題，這樣也必將陷入學術界關于民族經濟缺乏特殊研究對象和理論體系的質疑中。2.與民族經濟學是“是以研究民族經濟問題為對象的學科，它具有民族學和經濟學的綜合性質”相比，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性因素的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明確了民族經濟學是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進行研究的，這無疑對民族經濟學的長遠發展是有益的。3.與“民族經濟學是研究我國少數民族經濟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規律”相比，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這一規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廣。除了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經濟還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經濟，不僅研究少數民族人口經濟還研究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是民族性因素與經濟性因素融為一體的研究。4.與規定為“在明確經濟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經濟發展與關系的矛盾”相比，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不僅明確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經濟矛盾，還表明要將民族因素作為民族經濟矛盾的內生變量，并由此能區分民族經濟學與中國政治經濟學，從而要求構建的理論體系也有所不同。

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一般經濟學存在著必然聯系。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的規定是把民族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來構建的，其理論必定是在一般經濟理論基礎之上的改造，它將與一般經濟學的聯系具體表現在：1.與政治經濟學相比，政治經濟的研究對象規定為“生產關系”，社會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是去民族的經濟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適性的經濟研究。而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則正是“穿上民族服裝”的經濟矛盾和關系研究。2.與發展經濟學相比，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發展中國家或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經濟特征的一般經濟理論。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僅研究經濟的發展問題，而且還必須從民族性去探究其經濟發展規律。3.與區域經濟學相比，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某一地理區域的經濟問題，是具有某種經濟特征和經濟發展任務的“經濟地理區域”。在民族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碩士和博士的學位論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國某一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問題，這恰恰也是學術界爭議或批判民族經濟學實際上是區域經濟學的“致命傷”。是少數民族地區為研究對象的經濟，故而不能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存在的緣故。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經濟特征的變化規律，比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更加符合民族的發展特性。因為地理區域在研究過程中對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為其根本的影響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國的朝鮮族和生活在朝鮮的朝鮮族相比，中國的朝鮮族雖然保留有朝鮮半島母體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并且中國與朝鮮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經歷的社會變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現出不同的民族意識和不同的經濟特征，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所在的區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響所致。因此，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能夠更加準確地反映民族經濟學有別于其他學科不同的獨特的研究對象。

綜上所述，無論從已有的規定看，還是從與其他學科的區別看，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更能體現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所存在著的獨特的研究對象，更能反映民族經濟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任務。

注釋：①源自毛南族的一個傳說，旨意是人能生兒育女，全家團圓幸福，都是萬歲娘娘的恩賜，到生下孩子后，選擇良辰還愿，殺十幾頭甚至幾十頭牲畜祭祀、還愿，這種風俗有時會把一些家庭弄得傾家蕩產，反過來，為了不因還愿而致貧，毛南族農民飼養牲口數量多，也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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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建紅.論民族經濟學體系構建方法.世界民族，2010（03）.

篇(4)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馬克思經濟學 企業理論 微觀經濟主體

20世紀80年代起，一些學者逐漸將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介紹并引入中國（如張五常）。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中的一些范式，如“產權”“交易費用”“委托—關系”等，對于我國傳統的企業運行機制的弊端具有較為充分的解釋力，因而引起了國內經濟學界較為廣泛的研究興趣。與此同時，作為我們指導思想的在企業改革中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卻被忽視了。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國有企業在計劃經濟年代曾被淪為某些自我標榜為“”的極“左”思想的實現載體。因此，對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進行比較研究，提煉出其中的精華部分，應用于我國企業運營的實踐中，對推動我國國企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大型國際型企業集團的健康成長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新制度經濟學是在對傳統經濟學理論困境反思的基礎上興起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和代表人科斯從研究個人的成本與收益和社會成本及收益間的差別出發，提出減少交易費用是企業產生的原因；自此以后，張五常、威廉姆森、哈特等一些新制度經濟學家沿著他的思路，繼續探討企業的本質、企業能夠實現交易費用節約的規模邊界范圍以及合理的企業內部權力安排和剩余分配結構等。馬克思經濟學具有深厚的古典經濟學淵源，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同樣也是其核心問題。雖然馬克思經濟學并未形成系統的企業理論，但在馬克思經濟學中所反映出來的許多關于企業性質、規模及其內部權力結構等方面的理論也具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都是對傳統“市場機制和諧論”的反思，都是在探討個人與社會相分離情況下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特點，這使二者具有了可比性的基礎。但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在人的基本行為假定、經濟績效準則、企業理論的具體層面上存在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對二者進行比較分析研究，從而使企業理論體系更趨于完善。

綜觀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當中的企業理論，可將其大致分為三個部分：企業的性質、企業的規模或邊界、企業內部的權利結構安排。因此，筆者擬從這三個方面對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進行比較。

關于人的本質和行為特點的比較

由于一切經濟活動都是以人為載體進行的，企業組織的運行也是以人的活動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業理論的具體層面之前，有必要對二者對人的本質和行為特點的論述作一比較。將“個人”的本質和行為方式作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這是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共同特點。但在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視野里，對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解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帶有濃重的唯心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背景，認為人的行動受主觀意識領域中的“理性”支配。盡管新制度經濟學相對于傳統經濟學而言已進了一步，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也考慮到了約束著人們行動的現實因素，并對“理性”的作用與功能范圍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沒有超越用主觀認知結構說明人們的行為選擇這一基本立場；而馬克思經濟學則以唯物辯證的社會歷史觀作為理論基礎，認為限制著人們的行動、規定人們行為的具體方式與特點的，是每個人現實擁有的、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關系的總和”。他并不否認人要滿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認理性的作用，但馬克思經濟學在說明理性對人們行動的意義的同時，更強調理性作用的現實約束條件。因此，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真正決定人們的行動及其特點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為選擇據以進行的各種約束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行為人的財富占有、交往關系以及觀念意識結構等。所有這些約束條件構成行為人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可以進行理性選擇的廣度范圍，也決定著由選擇而采取相應行動的具體特點。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中人的行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馬克思經濟學中人的行為特點因各自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不同，具有現實性和差異性。

第三，新制度經濟學對人性的單調定義必然導致對抗型的人際交往論，而馬克思經濟學對人本質的理解卻是多元的、與一定歷史條件相結合的，是協作型人際交往論的基礎。

企業的性質

企業性質研究就是要討論企業這樣一種特定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交往方式空間意味著什么？它為什么會存在？或者說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這兩大體系中，企業都是作為人與人之間的某種一體化經濟聯系方式而存在的，企業所面對的也都是市場交易。但在它們各自的理論范式中企業產生的依據是根本不同的。

馬克思經濟學是從生產的角度說明企業性質的。他所關注的問題是：如果一切市場交易都是依照價值規律實行等價交換，那么資本家在生產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貨幣額是一樣的，這根本無法解釋資本家組織生產的目的。因此，只有離開交換領域進入生產領域，才能真正揭示資本，以及作為資本現實存在形式的企業的本質規定性。他認為，企業是提高私人勞動社會性的經濟組織形式。一方面，在實質層面看，企業提高私人勞動的社會性有利于創造更多價值；另一方面，從形式層面看，私人勞動在企業中由于分工協作的存在提高了社會性，但在直接形式上卻走向片面化，勞動者在企業生產中逐漸失去了獨立完成整個產品的能力。因此，私人勞動是作為資本的形式存在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企業成了資本實現自我增值的工具。

新制度經濟學從流通領域來解釋企業存在的原因，認為企業是一種能夠減少交易費用的人與人之間交易關系的組織形式。從科斯的“不同的要素所有人與中心締約人之間訂立契約可以節省他們之間分別訂立契約的數量，從而節約了交易費用”這一說法，到威廉姆森將資產專用性程度作為說明選擇企業或者其他市場經濟組織形式的依據，再到詹森和麥克林將知識作為一種要素引入企業組織結構，新制度經濟學在企業性質觀上始終徘徊于用交易組織成本說明人與人之間組織關系存在的必然性，這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陷入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企業作為人們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其存在理由應當從人們組織經濟活動的生產性目的中尋找，而不應將流通領域內的某些特點作為企業的根本規定性。企業一體化的維系力量不是交易費用的節約，而是生產技術上的有機性。

企業的規模或邊界

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企業理論都是依照某種經濟績效準則，通過技術、市場、資本屬性等變量來說明企業在不同狀態下的最優規模的。但是，這兩大學說的企業規模理論在具體層面上存在著差異。

第一，在引導企業進行規模調整的績效準則上，馬克思關于企業規模分析的績效標準主要是以價值規律為主的，其基本特點是客觀性和變動性，體現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邏輯；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的經濟績效準則是建立在主觀效用價值論基礎之上的，盡管引入交易費用使其經濟學研究逼近現實，但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所依據的經濟績效準則依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準則。其中缺乏支配企業發展的動態性因素，僅局限于對發達資本主義階段的分析，在解釋企業長期規模調整狀況時陷入困境。

第二，在企業進行規模調整依據的經濟指標上，馬克思經濟學給出了技術、市場和價值三者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卻用“交易費用”、“專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響企業規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顯的調和特征。

第三，在研究企業規模的方法論特點上，馬克思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應用了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只是停留于企業規模邊界的規范分析。

企業內部的權利結構安排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企業內部權利結構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論包括科斯的“企業契約理論”、以格羅茨曼和哈特為代表的“新產權理論”、以詹森和麥克林為代表的“委托-理論”和以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為代表的“團隊生產理論”，由于各自的關注點不同，以上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研究各有側重，他們的觀點并未合成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而馬克思經濟學對企業內部基本結構與關系的研究以唯物史觀為理論背景，用統一的邏輯脈絡說明資本主義企業形態的發展及資本與勞動關系變遷的歷史必然性。具體說來，這兩大學說體系關于企業內部權利關系結構的觀點區別，大體表現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的“剩余權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約的“剩余”，是用以說明企業內各利益相關者關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馬克思經濟學中也存在類似的“剩余權利”，用以說明資本與勞動間的控制與反控制關系，但這種“剩余權利”并非不完全契約而產生的剩余，而是體現了特定技術發展過程中資本與勞動雙方的力量對比關系。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認為通過某種符合“理性”的制度調整，就可以實現交易費用的減少和企業內部基本經濟關系的改變；但馬克思經濟學認為良好的經濟績效狀態不是通過生產關系意義上的靜態制度調整就可以獲得的，經濟關系的變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經濟關系中各利益相關者力量的對比狀況，而這又取決于他們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產技術應用中的地位。

第三，新制度經濟學家們針對現代企業關系，力求在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間尋求合適的剩余權利分配關系；而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現代企業中的一系列問題的根本癥結在于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分離，經濟發展的趨向應當是由各種形式高級的、全面發展的勞動者聯合占有非人力資本，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激發生產效率。

總之，無論是新制度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都是對傳統經濟學的“市場機制和諧論”的一次挑戰和反思，是更符合現代社會經濟運行規律的。這兩大學說體系相比較而言，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建立在唯物辯證的歷史觀這一基礎之上，更適應于現代企業的動態發展過程；但新制度經濟學的許多新的理論觀點，比如對知識資源在企業中的重要性的論述等可以成為馬克思經濟學有力的補充。在今后的理論研究中，應力求吸取這兩大學說企業理論中的精髓，并將其辯證地應用于企業改革的實踐中，從而指導我國新一輪國企改革的縱深發展，并加快完善我國的現代企業制度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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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范式理論;經濟學;范式轉換

［中圖分類號］F0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2）31-0136-03

經濟學家(特別是理論經濟學家)對庫恩的范式理論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他們運用“范式”理論來解釋、評價重要經濟理論的形成,以及它們在經濟學史上的地位。正如L.約翰遜所說：“過去10年中,經濟學家對各種可供選擇的方法模式已給予相當多的注意,以解釋經濟學的發展……還可以證明,作為一種可供選擇的普遍方法,庫恩的范式具有更大的潛在價值。”

1 經濟學范式的構成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庫恩以“范式”概念為基礎對科學革命進行了系統論述。其所謂范式,就是一組共有的方法、標準、解釋方式和理論,或者說是一種共有的知識體。“范式”是一門學科成為科學的必要條件和成熟標志,任何一門學科只有具有一定的范式,才能成為科學。庫恩范式的含義不僅體現在哲學方面,而且也反映在社會學和構造功能方面,庫恩認為,一套實際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對于有效的科學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僅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團結一致、協同探索的紐帶,而且是進一步研究和開拓的基礎；不僅能賦予任何一門新學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決定著它的未來和發展。

由于經濟學所固有的特點,使得其范式與自然科學的范式不僅在研究對象上不同,而且在研究方法、檢驗標準、解釋方式及理論構造等方面存在很大區別。經濟學的范式一般是以基本行為假定為基礎,以經濟效率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為內容,以供求平衡分析、邊際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為方法而形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不同的經濟學理論有不同的理論范式,這些具體的理論范式雖然沒有超出和脫離經濟學的一般范式范圍,但以上各個組成部分的內容性質、地位作用、相互關系、側重方面、聯結方式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經濟學理論體系也大相徑庭。

2 經濟學范式的轉換

利用范式概念,庫恩研究了科學革命,在他看來,所謂科學中的革命,就是這樣的一種范式向另外一種范式的轉換。

他認為,科學形式中出現的危機使新的范式的產生成為必然,從而導致了這種范式的轉換,在一個公認的范式中,科學家們的活動被稱為“常態科學(常規科學)”而科學發展一般具有以下的模式,前科學常態科學危機科學革命新常態科學。常態科學與前科學的區別,在于是否具有范式。

一旦形成了被學術界所公認的范式,此后科學發展便進入了“常態科學時期”。此時,范式指導整個學科的研究活動,而當科學發展遇到危機時,通過新的范式發展來推動科學的發展。

在經濟學的發展史上,經歷了多次的重大的變化。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從重商主義、重農主義階段到古典經濟學的形成,是范式形成的過程。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1776年)所提及的斯密教條是西方經濟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他的勞動價值論和以市場機制 “看不見的手”的學說,為經濟學確立了公認的學科框架,此外他的企業理論學說突出了分工與專業化在既定資源下的配置與效率問題。李嘉圖、西斯蒙第、薩伊、穆勒是斯密的追隨者,并增添了資源稀缺性的條件。爾后杰文斯等人倡導的邊際革命對斯密范式進行了增補。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所產生的凱恩斯主義則是對古典經濟學重大的革新或突破,古典經濟學的薩伊定律不能解釋失業與過剩現象,而凱恩斯則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論”,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理論支撐。薩繆爾森等將以上理論綜合通稱為“新古典經濟學”。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凱恩斯主義在西方世界運用30多年以來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煩,凱恩斯主義并不能解決經濟“滯漲”現象,由此一系列新理論應運而生,如貨幣學派、新自由主義、新制度學派等。此外20世紀80年代西方還誕生了新凱恩斯主義,以復興凱恩斯主義。而以羅森(Rosen)、貝克爾(Becker)、楊小凱、博蘭(Borland)和黃有光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用超邊際分析的方法復活古典經濟學,通過這種分析方法,他們發展了新興古典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

篇(6)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都以制度為研究對象，它們之間存在著某些相似之處，但也存在著許多根本性的區別。研究兩種理論的異同，在堅持馬克思經濟學的同時，借鑒新制度經濟學的合理因素，對于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理論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理論體系比較

(一)邏輯起點和起始范疇

任何經濟學理論體系都有其邏輯起點和相應的起始范疇或概念。

1《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是商品理論，其起始范疇既不是資本，也不是產權，而是“商品”。當然，這個“商品”是資本主義的商品，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過的商品。馬克思認為，“商品”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一般的范疇，在其中包含了能夠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矛盾的各種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這一邏輯起點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演變順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馬克思資本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也是資本關系發展、演變的現實起點。資本并非一開始就表現為資本，它經過勞動力的購買并實現了貨幣的增殖，才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權規律演變而來的。所以，商品關系是資本關系的歷史演變的現實起點。

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決定商品二重性的勞動二重性，揭示了蘊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從而建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而資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這些矛盾正是資本內在矛盾的胚芽，是資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是對企業性質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業”是其起始范疇。

“企業”是一種組織，是市場經濟中的主要的微觀主體或經濟細胞。正統微觀經濟學對企業的研究構成了其廠商理論，但它把企業視為一個既定的主體，一個既定的存在，一個與其他個體一樣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來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業如何運行以達到利潤最大化。至于企業的本質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如何?正統經濟學沒有回答。科斯的理論構建，則從探討企業的本質及產生原因開始。

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是其對經濟活動分析的基本單元，又是現實經濟活動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動。科斯從企業分析開始切入，對企業本質、產生及規模變動原因的邏輯追問，直接引出了“交易費用”的存在，從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統經濟學的“零交易費用假設”，也開始了交易費用理論的構建。“交易費用”理論是整個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后面的分析都是圍繞著各種各樣的交易及其成本展開的。科斯認為，市場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優的或最有效的。因為市場交易本身是有代價的，即存在交易費用。然而，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納入企業內部呢?因為企業內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間就有選擇的必要，企業規模與市場交易就有一個邊際均衡點。這樣就進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規則的選擇問題，也就是制度選擇問題了。

科斯在分析“企業本質”、“企業存在及規模變動原因”等問題時，已經將“交易費用理論”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來了，后繼的其他產權經濟學家無非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要么補充和完善交易費用理論，要么是將這一理論作為分析工具，運用到其他具體領域。

(二)核心范疇

馬克思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資本”與“剩余價值”。它們本質上是一個范疇。因為“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剩余價值體現的關系就是資本關系。而對“資本”和“剩余價值”的分析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即對資本產權制度的分析。

產權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交易”與“交易費用”。不過，與“資本”和“剩余價值”的關系不一樣，“交易費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質，“交易”是人們從事的活動，“交易費用”是人們在活動中消耗的資源或代價。“交易費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這一事實而已。

(三)理論主線

所謂理論主線是指貫穿一個理論體系的邏輯主線，它將各個理論構件或組成部分串成一個整體。

《資本論》的邏輯主線是對剩余價值或資本增殖的分析，剩余價值理論是貫穿整個體系的主線。整個《資本論》，從頭到尾，都以剩余價值的分析為核心。從總體框架看，《資本論》第一卷研究資本如何增殖或剩余價值如何產生；第二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通過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實現；第三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在不同的資本家階層之間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價值理論的發展史。其不同卷、篇、章、節中的具體理論，也都貫穿這一主線。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主線是產權的交易費用分析，交易費用理論貫穿在其理論體系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

兩條主線各自在其理論體系中發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論構件聯系起來的方式是有差異的。

剩余價值理論是作為馬克思經濟學一切理論構件的內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個理論組成部分的實質。例如，勞動價值論是為剩余價值理論奠基的，揭示商品價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價值的源泉；對資本生產過程的考察，實際上是研究剩余價值生產的理論；對資本循環、周轉，對資本再生產的分析，是為了研究剩余價值實現的規律；對利息、利潤、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價值在資本家階層分享的轉化形式。

“交易費用”并非每個理論構件的實際內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構建企業產權理論；分析制度變遷，構建制度變遷理論，等等。

(四)主要理論組成部分

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組成有兩種劃分意見：一是按《資本論》四卷的邏輯順序，分成剩余價值生產理論、剩余價值流通或實現理論、剩余價值分配或分割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史；另一種則超越四卷的先后順序，將其劃分為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資本積累理論、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理論、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理論等。兩種劃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構件是松散的。“交易費用理論”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費用理論作為工具分析的理論，包括：(1)企業性質理論；(2)企業產權結構理論；(3)制度變遷理論；(4)法律經濟學等。

二、方法論比較

從整體上看，兩種理論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上，有著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論邏輯。

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其含義和內容一般概括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上層建筑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變化都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終的決定因素是生產力，人類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生產力發展狀況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分配、交換關系的規律也不同。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和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哲學基礎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三者合一，本質是自由地追求個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義的個體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認為，一切社會現象都應追索到它們的個人行為基礎，都必須從個人的角度來分析闡發；個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經濟學分析的出發點和基石，必須把個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為，個人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動，個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會行為的起因。

三、產權理論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的產權與新制度經濟學定義的產權有許多共同之處。(1)它們都認為產權是財產權，不是單一的權利，而是一系列權利的組合體；(2)它們都認為產權可以分解；(3)它們都認為產權是一種法權。盡管如此，通過比較，我們還會發現二者有許多不同之處(一)產權的本質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的歸屬是所有制的本質規定，財產權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經濟上的所有制關系決定法律上的財產權利。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利”，是一種私有權。產權是其制度理論的核心范疇，并認為法權(產權)關系決定經濟關系。

(二)產權的形成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所有制及所有權(產權)的形成與發展同社會生產力水平及變化相聯系。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出現是國家統治者的欲望與交換當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費用的企圖彼此合作的結果”。

(三)產權的功能

馬克思經濟學強調所有制對社會制度的性質以及社會公平的影響。而新制度經濟學則強調產權的激勵功能與效率功能。

四、制度變遷理論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仍然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1)經濟人是制度變遷理論的基點，只有個人才進行選擇和行動，集體是無法選擇和行動的；(2)與經濟人相聯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標準經濟學方法”，也是制度變遷理論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變遷取決于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過程，是經濟人在成本約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趨利過程；(4)國家擁有利用暴力“規定和強制實施所有權的地位”，它以提供“保護”和“公正”的服務換取統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創新會使統治者私人收益超過私人成本，制度調整就勢必發生；(5)意識形態是個人與其環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約費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車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資源的非市場配置及降低社會經濟運轉的費用。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1)人類的生產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因此，人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遷，主要應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遷來解釋；(2)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與激化，從而引起社會經濟制度乃至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革與革命；(3)人類社會的兩大基本矛盾，在社會經濟關系中，主要體現在不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或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決定了不同社會制度變革的性質、方式和程度；(4)制度變遷的主體是代表生產力的社會集團或階級，階級斗爭在制度變遷中起著杠桿作用；(5)制度變遷的動力源泉在于現有的各種法權關系或社會制度不能適應潛在生產力的實現和發展，致使掌握新的生產力的社會集團為獲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潛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動制度的變革；(6)由于社會基本矛盾和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矛盾的性質不同，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式是不同的；(7)盡管國家、社會意識形態對制度變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異會影響到制度變遷的模式與方式，但起決定性作用的仍是社會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差異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別與制度變遷模式差別的客觀根據與決定因素。

五、幾點結論

1馬克思經濟學從人類社會歷史變遷的寬廣角度，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發展與滅亡的規律，著重分析資本與雇傭勞動、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對立，指明社會制度變遷的方向，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是在肯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研究如何修補、完善私有產權制度，以減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經濟績效。前者是宏觀的、整體的、深刻的，對人類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后者是微觀的、個體的、精細的，對調整企業、個人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提高經濟效益，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馬克思經濟學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引入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范疇，分析了人們在歷史形成的生產方式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分析了由這種關系所決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團或階級，揭示這些集團和階級在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相互關系的變化，從而較好地解釋了人類歷史上重大社會制度的變動。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矛盾、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勢上，而對資本家之間、資本家的企業與企業之間以及像個人的心理活動、行為選擇等微觀個體的行動特征的揭示，沒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內，或者沒有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因而，它對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定條件下的、日常的、微觀的企業制度變遷缺少針對性較強的分析。

3新制度經濟學以個體主義的分析方法來解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解釋制度變遷的原因與機制，強調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把制度變遷歸結為個人之間相互博弈與相互交易的結果；但它沒有分析決定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的社會經濟條件，以為個人可以隨意地進行選擇，這就難免陷入唯心主義泥坑，無法解釋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因與實現條件。

不過，新制度經濟學對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以及個人心理、行為特征及其對制度選擇和制度變遷的影響的分析，對于在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定情況下的企業制度和產權結構的微調，仍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篇(7)

內容摘要:企業存在和企業成長的問題是當代經濟學和管理學有關企業研究最基本的問題。由于現代企業理論與企業管理理論研究的對象都是企業,因此出現很多混淆。事實上,經濟學和管理學的研究范式不同。鑒于這種情況,本文先將基于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和基于管理學的企業成長理論進行辨析,然后試圖在對企業成長理論演進的思想脈絡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勾勒出一個清晰的企業成長理論發展框架圖。

關鍵詞:經濟學 管理學 企業理論 企業成長理論

經濟學企業理論和管理學企業成長理論辨析

(一)經濟學與管理學研究范式辨析

1.研究角度不同。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學是研究人和社會如何進行選擇,來使用可以有其它用途的稀缺資源,以便生產各種商品,并在現在或將來把商品分配給社會的各個成員和集團的科學。我國著名管理學者芮明杰認為,管理是對組織的資源進行有效整合,以達成組織既定目標和責任的動態創造性活動,管理的核心在于對現實資源的有效整合。簡單說,經濟學長于解釋“who”和“why”,而管理學則長于指導“how”。

2.理論基本假設不同。經濟學假定人是具有機會主義傾向的“經濟人”,管理學假定人性是變化多端、復雜多樣的,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差序關系。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可以分為以下幾類:一是經濟人假設;二是社會人假設;三是自我實現人假設;四是管理人假設;五是文化人假設;六是復雜人假設;七是學習人假設。經濟學認為社會資源相對于人類的需求而言是非常有限的,管理學認為組織可利用的資源相對于目標實現是可調整投入和可創造的,有效利用是為了降低成本。

(二)經濟學企業理論和管理學企業成長理論辨析

沿用上面經濟學和管理學研究范式辨析的思路,企業理論與企業成長理論分屬于不同的研究范式,區別一目了然。眾所周知,企業理論來源于科斯(Coase,1937)《企業的性質》一文,而科斯對企業性質的探討是在企業與市場的關系中,提出企業與市場都是資源配置的方式,企業與市場不過是一種合約對另一種合約的替代。企業理論是對新古典主義的發展,仍是資源配置研究內核。理性經濟人假設規定了經濟學不討論人在社會中的全部行為,僅僅從人的行為的各種動機中抽象出經濟利益最大化動機,在此情況下探索市場制度、生產和交換以及企業產生、發展和演變規律,企業只是實現生產和交換的一種方式,是被當做工具被動研究。

而管理學以組織(企業)為研究核心,企業成長理論主要圍繞企業成長的動力、企業成長的影響因素、企業成長模式與成長戰略等內容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主動研究企業如何提高資源使用效率。換言之,企業成長理論并不關心企業與市場的關系問題,而關注于企業的成敗,這與管理學的研究內核是一脈相承的。經濟學企業理論和管理學企業成長理論的主要區別見表1。

企業理論主要流派和觀點辨析

(一)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企業理論

古典經濟學主要用分工的規模經濟利益來解釋企業成長問題。亞當•斯密(1776)通過制針工廠的例子說明了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巨大效應及其原因。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是價格理論,并把價格機制看作是經濟活動惟一有效的協調機制。企業只是市場價格協調機制下的一個基本生產單位,企業內部的運行被視為一個“黑箱”,企業唯一的功能是根據邊際替代原則對生產要素進行最優組合,從而實現最大的產量或最低的生產成本。企業為了實現最大利潤,必須按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則進行產量和價格決策。

可見,傳統的企業理論就是生產函數理論,完全從技術角度看待企業,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企業是同質的,方法上以邊際分析、局部均衡和數理工具為主,沒有企業任何主動性的余地。

(二)新制度經濟學的現代企業理論

1937年,科斯《企業的性質》發表,標志著經濟學界對企業性質和企業邊界等企業理論的核心問題開始了新一輪的分析和探索,其主要代表人物為科斯、威廉姆森、阿爾欽和德姆塞茨、諾斯及張五常等人。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把企業視作一系列不完全契約的組合,是人們之間交易產權的一種方式,因此被稱為企業的契約理論。交易費用理論重點研究企業與市場的關系,委托理論側重于分析企業內部組織結構及企業成員之間的委托關系,產權理論則從產權的外部性的角度研究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情況下的控制權分配問題和激勵問題。這三個理論與契約理論一起,構成了新制度經濟學的體系。這些理論的共同之點都是強調企業的契約性、契約的不完全性及由此導致的企業所有權的重要性。但是這些研究仍然沒有跳出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正如科斯所說,新制度經濟學就是用主流經濟學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經濟學。

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基礎上,管理者理論(鮑莫爾1962,馬里斯,1964),企業史的研究(錢德勒,1977,1992),經濟演化理論(尼爾遜和溫特,1982,1997)等,進一步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延伸研究,代表不同的支流和熱點,都有其獨到的創見,繁榮著企業理論。這些流派依據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歸類方式,在這里不必也無法一一窮盡。

企業成長理論主要流派和觀點辨析

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試圖深入企業的黑箱來揭示企業的本質,但企業理論的共同特點是把企業作為抽象的要素,用市場機制解釋企業,沒有從企業的異質性和企業內部探討企業成長的原因。為了克服上述理論的缺陷,學者們把研究的視野聚焦于企業所擁有的資源、技能、能力及知識,從企業內在成長的角度分析企業,一種全新的理論―企業成長理論應運而生。

(一)“資源―能力”理論

1959年,潘羅斯(Penrose)的《企業成長的理論》 一書出版,以開創性的研究為企業成長理論奠定了基礎。潘羅斯認為既然企業的增長主要受制于管理力量,那么管理力量的增長也必然會推動企業的增長。企業能力的關鍵是管理能力,它是限制企業成長率的基本因素,現在通常把管理對企業成長的關鍵性約束作用稱為“潘羅斯效應”。潘羅斯的理論建立了一個“企業資源―企業能力―企業成長”的分析框架,在她的研究基礎上,后人進行了繼續探索,形成了資源基礎論、核心能力論、動態能力論、企業知識論等多個流派,這些流派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其區別只是研究的重點不同而已。

(二)企業戰略管理理論

1965年,安索夫在其著作《企業戰略》一書將戰略從軍事領域拓展至經濟管理活動。1975年安索夫的《戰略規則到戰略管理》、1980年邁克爾•波特的《競爭策略》以及之后的《競爭優勢》和《國家競爭優勢》把戰略管理推向頂峰。波特把 SCP 分析范式引入到企業競爭戰略中,將企業競爭優勢和成長歸結于企業的市場力量與產業拓展,并假設這一力量與企業進行市場定位、構筑進入和退出市場壁壘的能力相一致,從而建立了競爭戰略理論。后續對于戰略管理的研究有兩大學派,行業結構資源學派和內部資源學派。管理大師明茨伯格將戰略管理劃分為十個學派:設計學派、計劃學派、定位學派、企業家學派、認識學派、學習學派、權力學派、文化學派、環境學派、結構學派。

(三)技術創新理論

熊彼特(Schumpeter)在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提出的創新理論可以說是現代經濟學中的一大飛躍。他的“創造性毀滅”的觀點,“非連續歷史跳躍”的觀點顯然與邊際替換概念不相容。這說明,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是經濟進化的發動機,企業具有超越外部經濟條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夠塑造市場條件。另一個突出貢獻是熊彼特詳細分析了企業技術創新對企業成長的作用。沿著熊彼特的線路,產生了制度創新經濟學和技術創新經濟學。

(四)生態理論

借鑒其它學科和理論,出現了從企業生命體的生存、發展角度來考察企業成長的理論,如愛迪思(1988年)的《企業生命周期》,吉布雷特《非均衡經濟學》(1931)中提出“吉布雷特定律”,詹姆斯•穆爾1993年在《哈佛商業評論》上首次提出商業生態系統的理論。這些理論從生命、生態的角度研究企業規模與成長和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企業之間、生態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商業生態系統的自組織演化與成長機制以及人類活動對企業生態環境的影響等。

(五)企業成長理論流派發展脈絡

由于企業成長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使得人們在認識和考察企業成長時,得以從不同的假定前提或不同的角度出發,以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去概括和解釋企業成長,這使得企業成長問題未能形成一個統一的解釋,表現出“企業成長理論叢林”的狀況。限于篇幅和能力的限制,以上介紹只是選擇有代表性的人和觀點,并且除了上述流派之外,還有很多流派,如混沌理論、復雜理論、博弈論、合作競爭論等,這些理論還在不斷發展之中,暫不做介紹,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閱讀相關文獻。企業成長理論的發展脈絡如圖1所示。

結論

從企業理論到企業成長理論,對企業的研究呈現出從同質分析向異質分析、從外部分析向內部分析、從靜態分析向動態分析的演變特征,企業理論和企業成長理論各主要流派的主要區別如表2所示。

以上論述對經濟學企業理論和管理學企業成長理論進行了辨析,而當今經濟學和管理學的融合趨勢越發明顯,經濟學研究越發滲透到管理學領域,管理學也越來越借鑒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企業理論和企業成長理論的區分,目的不是割裂企業理論和企業成長理論的聯系和發展,而是為了更好的理清各種研究思潮,呈現出各個理論流派的清晰發展脈絡,為進一步學習和研究有關理論提供幫助,對指導我國企業成長實踐也具有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薩繆爾森,諾德豪思.經濟學(第14版)[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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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oase Ronald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 1937(11)

5.張維迎.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6.小艾爾弗雷德•錢德勒.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M].商務印書館,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