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儒家的德育思想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儒家；德育思想；道德教育；現代價值

近幾年來社會上掀起了一股國學熱，這種現象所折射出來的是中國文化界對傳統文化的重視，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一塊瑰寶，一朵奇葩，在中國文化的歷史舞臺上始終散發著燦爛的光芒。

儒家文化的焦點主要聚集在其道德教育上，在儒家的整個教育思想體系中，道德教育占有著極為特殊的地位。“行有余力，則以學文”體現了儒家對道德教育的重視。儒家的德育思想十分豐富、系統，尤其是孔子在這方面的諸多貢獻，對此進行深入的挖掘有助于我們的統治者古為今用，為更好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參考價值。

第一，儒家德育思想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提出了立志有恒，并把追求修養目標的超越性和現實性結合起來，使其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孔子不斷地激勵他的弟子要立志、言志，在他的激勵下許多弟子都早早樹立了自己的志向，比如冉求有志于使民富足。這對于今天的我們依然意義重大，它向我們強調了做人要注重樹立自己的人格理想，德育教育的中心就是教會人們怎樣做人，這就要求我們要樹立崇高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

現今，大學生中有一部分人受后現代思潮的影響，產生了一種放逐理想、鄙視崇高的思潮，這是現代德育教育應重視的問題。高尚的理想可以激發一個人的上進心和創造力，可以啟迪一個人做應該做的事情，不去做一些無意義的事。堅定的信念是一個人的精神支柱，是奮斗的動力，是前進的坐標。沒有信念就沒有精神，一個人的信念決定一個人怎樣活著，有什么樣的信念，就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信念混亂必然帶來認識上的糊涂，以致迷失方向，步入歧途。所以，在德育教育中儒家的超越性教育有重要的意義。理想信念教育不是空話大話，它解決的是人生的終極意義問題。在有限的人生中，怎樣獲得一種超越有限而達到無限的境界，這確實事關重大。

第二，儒家思想教導我們要“愛人”，正所謂“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儒家德育思想中“仁”的核心，儒家所提倡的“仁”的思想是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學問，也是做人的最高準則。人都是社會中的人，社會性是人的本質屬性，所以人一定是生活在社會中，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因此，當我們在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時特別需要這種“愛人”的精神。

一個人自愛就會有自尊心、羞恥心、責任心和自信心。這樣就會懂規則，有教養，才能被社會接納。當我們在和他人相處時，要懂得照顧別人的感受，推己及人，互相體諒和理解，這樣才能很好的與人相處；當我們在處理與社會的關系時要有一顆寬恕之心。隨著市場經濟在我國的迅速發展，各行各業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但是在競爭基礎上合作，在合作基礎上競爭，是現代社會的顯著特征。在競爭與合作中我們更需要有一顆寬恕之心，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正如一位企業家感言：“小贏靠智，大贏靠德。”如果一個人的個人修養很高，那他自己一定會感到身心和諧，如果他有一顆寬恕之心，那么他和他人相處便會使整個群體和諧，如果人人都有這種“愛人”的精神，那么我們國家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便不再是一個難題，而是一個輕而易舉就能建立起來的社會。

第三，儒家德育思想要求我們要不斷地克己內省，“吾日三省吾身”，“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等這些儒家言論正是對此要求的最好詮釋。儒家要求人們要在自我修養上下功夫，經常對自己的言行進行自我省察和自我批評，嚴格要求自己，克欲制情，不斷地修正自己的缺點錯誤，從而達到“安仁”、“執禮”的目的。這個在現代社會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價值，人們只有對日常行為不斷的反省才能夠不斷地發現自己存在的不足然后予以改進，最后才能不斷地進步，走向更高的境界。

近期新聞媒體一直報道的好幾起幼兒園兇殺案，我們可以從案件本身發現一共同的原因，即所有的作案者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著病態心理，他們對整個社會充滿仇視，對生活近乎絕望。或許他們在社會確實遭到了極不公正的待遇，又或者他們在生活中遇到了不可逾越的困難，但是他們都沒有認真的審視自己，審視自己的內心。或許一些問題真的是社會所導致的，但我們要明白社會有其發展的客觀規律，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訴諸于自己的內心，在自我修養上下功夫，經常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不斷地改正錯誤，最終求得內心的一種平衡，獲得感情上的慰藉。無論什么事情都有其解決的辦法，所以我們一定不要采取極端的做法，那樣就害人又害己。

第四，儒家認為單純依靠刑罰和行政手段來治理社會往往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使國家得到治理，社會得以安定，根本途徑是通過道德教育。因此孔子提倡“德治”，主張以德治國。孔子還認為要對百姓民眾“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即實行“德治”，這樣既能使百姓“有恥”，具有道德自律和道德自覺，又能使百姓“且格”，心甘情愿，心悅誠服地遵禮守法，誠心從善，也就是通過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自覺地約束自己的行為，以達到國泰民安的政治目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道德教育對于維護穩定、有序的社會生活有著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這也是解決當今社會問題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們國家現在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很多一直掩蓋的社會矛盾在這個時候都顯露出來，于是社會上出現了很多的，給正常安定的社會秩序帶來了巨大的隱患。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政府除了采用刑罰這個強有力的手段之外，還需要借助于道德教育，或許道德教育在消除這些的源頭上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道德教育有助于培養人民的道德自覺，提高其道德水平，讓人們學會自覺地約束自己不符合道德的行為，這樣就可以有效地減少的發生頻率，從而實現很好的維持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目前我國正在大力進行道德建設，要想使道德建設卓有成效，就必須從儒家德育思想中汲取其精華，加以吸收改造并指導道德建設的實踐，這樣才會取得很好的效果。

儒家倫理道德思想是歷史的產物，但同時也是經歷了歷史呈現給中華民族的思想成果。它作為中國文化之“根”的主體，已經根植于民族的思想意識和行為規范當中。因此，如何處理時展與這個“根”的關系，成為不同時代道德建設的一個共同課題。在今天道德教育的實踐中，合理地汲取其資源，保證和加強思想道德建設與它的“承接性”，無疑是不可忽視的。所以，在加強思想道德建設要遵循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同時，還應發現和汲取其道德教育思想的合理成分，從他們的教育方法中得到應有的啟示。

儒家德育思想的內涵十分的豐富，它這種以家庭為基礎，以社會“禮”為準則的道德環境氛圍，對人們的道德養成起到了無形的教育和引導作用，使人們在潛移默化中形成了儒家的道德信念。而且儒家德育思想中有很多的內容在今天看來仍不會過時，有些反而在今天煥發出新的生命活力，這些都對我國目前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有著不容忽視的借鑒意義。

篇(2)

關鍵詞：圣賢人格；審美取向；知行統一

中國古代的儒家德育思想是世界德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也是我們繼往開來，迎接新世紀諸多挑戰，解決價值與教育問題可資借鑒的一個重要寶庫。如果做宏觀的整理，不難發現儒家德育思想的特色與優勢至少表現為三個最主要的方面，即，“學為圣賢”：取法乎上的德育目標；“血脈上感移”：審美取向的德育模式；“知行統一”：學以致用的修養方法。

一、“學為圣賢”：取法乎上的德育目標

圣、賢二字本來是指人類個體通曉天地萬物的特質。但是由于中國古代文化濃厚的倫理色彩，“圣賢”的內涵逐漸過渡為一種以道德人格為主的理想人格。中國古代儒家道德教育睿智的主要表現之一，是在圣賢人格目標及其追求的論證與設計上，而儒家關于“圣賢人格”的德育目標的思想主要是從圣賢人格的優越性、圣賢人格學習的可能性、“學為圣賢”目標確認與分層等三個方面展開的。

所謂“圣賢人格的優越性”主要是說明圣賢人格是值得追求的（“最好的”）特質。第一，圣人是最合乎人性本質的道德人格。孟子曰：“圣人之于民，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孟子·公孫丑上》）北宋邵雍言：“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皇極經世·觀物篇四十二》）明儒則稱：“圣人與眾人一般，只是盡得眾人的道理”。（呂坤：《語》卷四《圣賢》）這一邏輯既為“學為圣賢”埋下了可能性的伏筆，也為“圣人”存在的可能性作出了論證。第二，圣人之所以能夠出類拔萃成為“人之至者”乃是因為圣人與天道的統一。孔子說要“志于道”（《論語·述而》）。荀子也說：“圣人者，道之管也”。（《荀子·儒效》）朱熹則干脆說：“道便是無軀殼的圣人，圣人便是有軀殼的道”。（《朱子語類》卷一三零）圣道合一，既加強了圣人的權威性，也強化了學為圣人必須“存天理”、“致良知”的必要。第三，由于圣人得道，所以圣人便成為人之極品，古人便賦予了圣賢以人格上的極致性乃至神秘性。《孟子·盡心下》曰：“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朱熹注曰：“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跡，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孟子章句集注·盡心章句下》）王陽明也說：圣人之所以為圣，是因為“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金，但以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傳習錄》卷上）《中庸》對“圣人”的解釋則為：“唯天下至圣，為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為了具備這種才德完備、富有魅力的理想人格，億兆士子才產生了孜孜以求的持久動力。

儒家不僅賦予圣賢人格以得道與超凡的智慧與品德，使之具有了吸引人模仿、追求的效果，而且還充分論證了“圣人與我同類”、圣人可以學而至之的道德教育的可能性。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孟子·告子下》的這番問答代表了中國兩千余年歷史的持久的人性假定與教育邏輯。為何人人皆可以為堯舜？重要原因之一是圣賢具有與凡人的同類性。《孟子·告子下》明言“圣人與我同類”。荀子也說“涂之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圣人”，（《荀子·儒效》）所以“涂之人可以為禹。”（《荀子·性惡》）及至王陽明等人，更出“滿街都是圣人”（《傳習錄》卷下）的驚人之語。由于儒家在將圣人神圣化的同時又一再強調圣人與我同類的特質，所以儒家的圣賢人格就具有可以趨近的特質。儒家系統內的教育家們對此一直充滿信心。

圣人可以趨近是一個問題，如何趨近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如何趨近圣人？儒家的回答是：學而至之。荀子曰：“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變故，成乎修，修之為待盡而后備也。”（《荀子·榮辱》）朱熹說：“而今緊要且看圣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圣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此可超凡入圣。”（《朱子語類》卷八）由于儒家在邏輯上既描述圣賢人格的無比優越，強化了人們“心向往之”的沖動，又論證了圣賢人格可以學而至之的現實可能性，堵住了“雖不能之”的種種借口，所以“學為圣賢”便成為中國兩千多年古代史的一個具有特色的一貫的文化沖動。在“學為圣賢”的具體目標解釋上，中國儒學曾有過許多智慧的思考，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學為圣賢”成為道德教育的總體目標。

在中國古代，圣人存在主要有兩項功能：一是改良民性的教化功能，二是為人鵠的提升功能。前者重在教化，后者重言自修。而教化功能與自修功能是互為前提的。沒有圣人的存在及其對于人的教化，自修者失去追求的目標、境界與傍依；而沒有學者的努力自修、教育，則教化之功無以實現。故對于學者而言，其修身或教育的總體目標只能是成圣成賢。孟子說：“乃所愿，則學孔子也”。（《公孫丑上》）荀子說：學者應“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荀子·勸學》）程頤說：“人皆可以成圣人，而君子之學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己者，皆自棄也。”（《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五）朱熹則指出：“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道，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接要學堯舜”。（《朱子語類》卷八）“人須當以堯舜為法。如射者之于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藝未精也。”（《朱子語類》卷五十五）

第二，對圣賢目標的具體分層。

有了圣賢人格作為終極目標，學問無止境，修身亦無止境。這是終極目標的優越性。但是正如圣人如果與凡人無所聯系，則人們只能供奉不能效法一樣，在學為圣賢的總目標下，如不對目標進行分層，則跨度太大，就會使總目標抽象化、虛無化，最終失其修養與教育的效能。所以儒家從先秦直到明清，不斷設計和完善了成圣成賢的分層目標體系。

一般認為，儒家設計的趨近圣賢的人格臺階或德育目標的具體層次為：士、君子、圣人。孔子最早作了這種人格層次上的劃分。他對自己的學生說：“若圣與仁，則吾豈敢！”又說：“圣人，吾不得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論語·述而》）荀子曰：“學惡乎始？惡乎終？……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荀子·勸學》）又言：“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圣王”、“上為圣人，下為士君子”（《荀子·儒效》）。漢賈誼則言：“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為之明，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圣人。”（《新術·道術》）如此等等。所以從總體上言，圣賢是終極的理想人格標準，君子是現實的最高人格標準，而士則為古代德育培養的一般標準。達不到圣人、君子的水平的人，不妨首先從學習為“士”的較低目標開始。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歷史上圣賢人格及其學習與教育的歷史存在是一種無需論證的史實。作為史實，它既凝聚了中國文化的智慧，也反映了其理論及實踐的缺陷。雖然在中國古代的教育實踐中，德育目標有要求過高、脫離實際的諸多缺憾，但是我們又不能不看到：在儒家看來，能否真正成為圣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學為圣賢”可以不同程度地提升道德人格。這是一種充滿睿智的策略。在市場經濟不斷將社會和教育的價值和目標朝著低俗的方向引導的今日世界、中國古代儒家“學為圣賢”、“取法乎上”的德育目標思想具有特別強烈的借鑒價值。

二、“血脈上感移”，審美取向的德育模式

“血脈上感移”是陸九淵的說法。陸九淵說：“吾與人言，多就血脈上感移他。”（《陸九淵集》卷三團）而事實上“血脈上感移”所表征的情感、審美的德育模式是許多儒學大家在德育思想上的共識。傳統教育中所謂“樂教”、“詩教”的思想實際上主要是審美取向的德育思想。從先秦到宋明，可以說是一以貫之的。

孔子是審美或情感德育模式的首倡者之一。這一點在典籍中可以得到印證的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對于審美或情感因素重要性的理性認識。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又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此外孔子還說：“小于何莫學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論語·陽貨》）第二，對于道德人格具有審美意境的描繪。《論語·雍也》中說：“圣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也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述而》中又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先進》載：“（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曰，吾與點也。”朱熹《集注》對夫子與點的原因解釋為：“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稍欠缺。故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言其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之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于言外。”中國文化中許多人所言的“孔顏樂處”實際上就是一種人生、人格的審美境界。第三，對于藝術評價的德育標準的強調。《論語·八佾》中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矣；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對韶樂的推崇，源于其有高于武樂的“盡善”的特征，反過來，這一論述也就反映了孔子強調藝術的德育功能的重要。《禮記·樂記》中說：“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樂器從之。”這實際上就是對孔子文以載道、文道合一思想的肯定。

孔子之后，孟子強調了教育應當有“時雨化之”（《孟子·盡心上》）的模式，應當培養“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孟子·滕文公下》）和“吾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的思想。茍子則進一步發揮了“樂教”的思想：“故樂也，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為之文”。（《荀子，樂論》）及至宋明時期，結合對于記誦之學的批判，儒學思想家們更是多方面強調了德育中審美或者情感因素的重要。二程倡言“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所作。如《關睢》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遺書》卷二上）并說“涵養著樂處，養心便到高明處。”（《遺書》卷六）王陽明在《蒙訓大意示劉伯頌等》中說到道德教育的“栽培涵養之方”時說：“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心中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沾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也。”所以“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其“歌詩—習禮—讀書”三步教學法甚得“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精髓。

從史實的角度看，“血脈上感移”的審美或情感德育模式在歷史上曾經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孔子成為一個“循循然善誘人”的教育家，去世后弟子以父母之喪禮之，三年、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史記·孔子世家》）學生楊簡在回億陸九淵的教育功效時說：“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象山先生行狀》）可見其感人至深。因此，認為中國古代德育重視道德認知而不重視道德情感的結論有失公允。

當代社會是一個強調理性、認知的社會。科技發展仍然在強化這一價值取向。所以近百年來西方社會一直存在后現代批判缺乏情感關照的“現代性”的問題。在實施素質教育的今日中國，要克服道德教育上的認知主義所導致的弊端，中國古代儒家倡導的“血脈上感移”、審美取向的德育模式應當是我們可以努力發掘的智慧財富。

三、“知行統一”：學以致用的修養方法

中國古代的道德教育思想中，對于道德修養的強調是一個明顯的重點和特點。某種意義上說，儒家對于教的強調反而不如對于學、對于修養的強調充分。儒家的德育思想是一種道德上“學”的思想、修養的學問，而所謂的“學”實際上是道德認知與實踐的統一。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所謂“習”既是后天認知上的學習，也包含行為習慣上的養成。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中，知行向來都是統一的。一方面孔子主張“學而知之”（《論語·季氏》）、“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論語·公冶長》），主張“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論語·衛靈公》）。另一方面，孔子又特別強調“行”的重要性。故孔子說“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言必行，行必果”（《論語·子路》），“巧言令色，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在家庭倫理的修養上更是強調了許多具體的行為要求：“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論語·學而》）“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論語·里仁》）

在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儒家以“入世”取向著稱。因此“知行統一”、學以致用的問題一直是儒家試圖認真闡述的主題之一。這一點，在宋明儒學思想中體現得十分明顯。

朱熹的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在知行關系的論述上有明顯的對立。朱熹主張“知行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朱子語類輯略》）但是朱熹十分強調“行”的層面：“學之以博，未若知之以要；知之以要，未若行之以實。”（《朱子語類輯略》）“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之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性理精義》卷八）“若不用躬行，則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朱子語類》卷十三）在《小學輯說》中，朱熹更是明確指出：“古人由小學而進于大學，其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王陽明的觀點是“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十分強調道德行為的訓練。在他的教育理論和實踐中曾經有“考德”之說。每日清晨即讓學生將自己的言行逐一檢查，對不合道德的言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過，相對說來，王陽明更強調的是“知”或“致良知”的方面。王陽明認為，“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答友人問》）“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見好我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后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別立個心去惡。”（《傳習錄》上）王陽明的主張實際是：一念發動處便已經是行了。故郭齊家教授說王陽明是“以知為行，知決定行，銷行以為知”。

但是朱熹和王陽明作為儒學大師在知行關系的統一的方面遠遠大于其對立的方面。在筆者看來，朱烹強調“行”，并不是要否定道德認知的重要，相反，朱熹說“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若不讀這一件書，便缺這一件道理。”（《朱子語類》卷一二零）事實上，朱熹在道德教育上的貢獻之一就是他的“朱子讀書法”。所以許多人認為朱熹的理論是“知先行后”說。同樣，王陽明強調道德之“知”也絕非否定道德行動的重要。他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以謂之知。”（《傳習錄》中）實際上王陽明之所以要“以知為行，知決定行，銷行以為知”，乃是要“徹根徹底”地保證道德主體的道德行為的確當性。明清之際，王夫之認為“知先行后”說是離行以為知，“知行合一”是銷行以為和，認為“知也者，故以行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求可以得行之效也。”故“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尚書引義·說命中二》）王夫之主張“知行并進”說，比朱熹、王陽明更為辯證地表達了道德認知與實踐的統一關系。在筆者看來，“知行相須”、“知行合一”和“知行并進”諸多學說的共同性遠大于差異性——它們對于道德知行統一關系的強調也都是耐人尋味的。

“道德”是認知，更是實踐。中西方道德教育在理論和實踐上一直存在著在道德認知和道德實踐上左右搖擺的情形。如何辯證地看待知行關系，實施完整和有效的道德教育，中國古代儒家對于“知行統一”、學以致用的修養方法方面的探索是我們進一步探索的重要思想根基。

對中國古代儒家德育思想的整理是中國德育學術界應當認真面對的重要課題。就當前我們對于古代德育思想整理的現狀來看，主要的缺陷在于：第一，對“德”或“倫理思想”的研究較多，對“教育”或“教育思想”的成分發掘不夠；第二，對德育思想的一般性分析較多，對德育思想的具體優勢或特色的梳理不夠。本文只是試圖開始進行一些補缺的工作，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對相關理論和實踐的進展有所裨益。

注釋：

篇(3)

面。主要從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自我的和諧三個方面論述“和諧”思想與班級德育工作。

關鍵詞：和諧思想；五年制師范學校；班級德育

五年制師范學校是20世紀90年代末誕生的新的師范培養模式，它肩負著為小學教育輸送專業人才的重大責任，對我國的基礎教育有著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如何提高五年制師范生的全面素質，如何使他們的發展適合今后基礎教育的要求，這些都是班主任工

作所要面臨的重要問題。近些年來，以“和諧”思想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儒家關于“和諧”思想的闡釋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從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自我的和諧三個方面論述

“和諧”思想與班級德育工作。

一、人與人之間的和諧

在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上，儒家提出了“愛人”的思想，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泛愛眾”，也就是廣泛地愛，亦即博愛。孔子說：“四海之內皆兄弟。”只要在人我相處時愛一切人，與一切人友善，也就達到了“愛人”，即“仁”的境界了。具體到一個班級中，“仁愛”思想可以從學生之間以及學生和班主任之間進行分析。

首先，學生之間。不同的學生有著不同的家庭出身、成長環境、教育經歷等，因此也形成了學生之間迥異的價值觀念和性格特征，而這些學生聚集在一個班集體中，再加上青春期的叛逆和不成

熟，自然會造成學生之間的眾多矛盾和沖突。怎樣減少、避免這些矛盾沖突，班主任可以從儒家思想中汲取方法，加以引導。

同時，孔子提出“不學禮，無以立。”即人們在處理人際關系時，要講究禮儀。當學生之間有了矛盾時，班主任要引導學生用禮貌、平和、道德的方式解決問題，而不是用打架、斗毆等激烈的方式去解決一切矛盾。

其次，學生和班主任之間。在很多班主任眼中，只有那些“成績好的”“聽話的”“老實的”的孩子才是好學生，而“成績差的”“調皮搗蛋的”自然就成為“差生”了。其實，作為身心處于快速發展過程中的個體，每一個學生都是獨特的、獨立的，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去評價他們。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謂“和而不同”，即承認多樣性、差別性的存在，在對待學生時，班主任也應該做到“和而不同”。作為教育者和管理者，班主任應該用平等、民主、寬容的眼光去對待每一個學生，用“愛人”之心去關注每一個學生，充分考慮學生的個體差異，給每一個學生留下自由發揮的空間，鼓勵每一個學生盡可能地表現自我。

二、人與社會的和諧

儒家把“和”作為最高的政治倫理原則，作為政治理念要達到的最高境界。主張和諧共處，協和萬邦，提出了他們心目中和諧的最高境界――“大同”理想。《論語》把“禮”推上了維護社會秩序、社會結構以及人們行為準則基本規范的尊位。由此，“禮”被視為治國安邦的根本，包括有別、有序、恭敬、謙讓、和為貴的思想，旨在建立互相信任、互相提攜的良好關系。

學生在學校是學校中的一員，也是班級中的一員，畢業后走進社會就是社會中的一員，怎樣為今后順利地走進社會、融入社會做好準備，要從在學校開始為以后的就業打好基礎。作為班主任，在樹立班級學風、引導學生認真學習的同時，必須有意識地將他們現在的學習和畢業后的就業工作相聯系，培養他們的成才和成人意識，讓他們從低年級開始就樹立自己的職業觀念，有目的、有計劃地為自己今后的發展打好基礎。例如，讓學生多參加學校的社團活動，拓展知識面，提高實踐能力，發展各種興趣愛好，成為一專多能的人才。

學生只有在學校時打好知識基礎，提升全面素質，才能在進入社會時，快速準確地找到自己的社會定位，自行其是、自安其道，將個人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和諧地融合在一起。

三、人與自我的和諧

儒家思想認為，教育的過程就是完善人性的過程，也就是學習做人的過程。因此，首先要讓人學會認識自我，懂得人為之人的價值，提高自我修養。孔子認為：“君子求諸己可上達，而小人求諸人可下達。”君子有對自己內在仁性的自覺，能夠致力于提高自己的人格境界。那么，怎樣提高自我修養，促進人與自我的身心和諧呢，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做起。

首先，自省。孔子強調：“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見賢而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也。”圣賢之人要自省，普通人更要學會自省。如，每到期中、期末考試結束，召開考試座談會，讓學生通過考試反省自己的進步和退

步以及下一步的學習計劃等等。

其次，躬行。孔子說過“敏于事而慎于言”“聽其言而觀其行”。荀子認為“學至于行而止矣”。只有把自我的內心反省落實到實踐中，才能促使身心的和諧統一、人與自我的和諧。例如，母親節感恩母親、重陽節孝敬老人等。到了大專階段，學生都已成年，社會公民意識增強，可以組織一些走訪社區、幫扶義賣等活動來提高學生的道德思想和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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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韓國；社會文化；道德教育

21世紀是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同時也是教育全球化的一個時代。而這種教育全球化集中反映到了對人才素質的培養方面，國家的振興，民族的振興都系于高質量的素質教育。而素質教育的核心和靈魂就是道德品質教育。韓國在道德教育方面的發展上有著悠久的歷史，自古以來就強調德育的重要性。同時，韓國的崛起同其社會文化對道德教育的影響是分不開的。通過對韓國社會文化的進行介紹與分析，將有助于更好地借鑒韓國德育的成功經驗，有效地推動中國德育工作的改進。

一、 儒家文化是韓國當代道德教育發展的搖籃

（一）儒家倫理在韓國當代道德教育中的發展

起源于中國的儒家文化傳入韓國已有漫長的歷史，在韓國的文化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德育教育中，自從儒家文化傳入韓國以來，便開始生根發芽。其中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時期。1. 光復時期（1945～1961年）；韓國光復后，教育從原來的奴化教育、殖民主義教育制度中擺脫出來， 樹立了民主、民族主義教育思想，建立新的教育制度，普遍提高國民素質。當時把“弘益人間”作為韓國德育教育的理念，即“ 教育的宗旨是在弘益人間的理念下，協助所有人完善其個人品德、培養獨立生活能力和公民應具有的資格，使其為民主國家的建設服務并努力實現全人類繁榮的理想。”而這一教育理念確立的理由就是：弘益人間既是民族精神的精華，又與儒家文化中強調仁義，博愛的思想相通[1]。這一理念一直沿用至今。2. 經濟騰飛時期（1962～1978年）；二戰以后，隨著西方技術和文化的大量涌入，韓國的道德傳統也受到了某種程度的影響，許多社會問題隨之而生。在這種情況下，韓國政府更加強調傳統文化和傳統道德教育的必要性，于是韓國教育部于1968年公布了“國民教育”[2]，強化了青少年和整個社會的“國民精神”教育，提高了學生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存意識。3. 經濟轉軌時期（1979～現在）；進入80年代后社會教育有了新的飛躍，1982年頒布的“社會教育法”把全民教育、終身教育思想貫穿其中。以上可以看出，無論是終身教育還是主體、創造性教育都與儒家的重視教育，重視學習，把學習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直接聯系起來。因此，儒家文化在韓國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發展。

（二）儒家倫理對韓國當代基礎德育的作用

韓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美稱，有著深遠的儒教傳統。今天的儒家倫理不但體現了韓民族的精神，更成為韓國的教育主體，是韓國學校德育的靈魂。其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儒家倫理已成為學校德育的主要內容。第二，儒家倫理是韓國國民教育的基礎思想。儒家認為，只有尊師，才能重道；只有重道， 才能在全社會形成重視教育、尊重教師的良好風尚[3]。第三，儒家倫理是家庭德育的重要體現。儒家的“忠孝一體化”思想使韓國社會的各個層面也都貫徹著這種原則。但是，韓國也正在批判地弘揚儒家文化，努力地解決東西方文化的關系問題。所以從現代社會的發展變化來看，世界上儒家倫理保存得最多、最好的國家應是韓國。

二、美、日德育文化是韓國當代德育的創新條件

20世紀是全球經濟飛速發展的一個世紀，東方國家在吸收西方優秀科技文化的同時，也導入了西方文明，如西方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道德基準等等。對于韓國來說，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和日本對其影響極其深遠。韓國是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方面與美、日的矛盾不是很大。但韓國畢竟也是一個有著本民族傳統文化幾千年歷史的國家，在對美、日文化大量吸收的同時，并結合自己的國情予以改造和利用。

（一）美國德育思想對韓國當代德育的影響

1945年朝鮮半島擺脫日本的殖民統治宣布獨立以來，朝鮮半島又經歷了三年的美國軍政統治。于1948年分裂成兩個獨立的國家——朝鮮和韓國。在朝鮮戰爭過后，由于韓國一直處于朝鮮的軍事威脅下，所以韓國政府毫無選擇地采取了“仿美政策”[3]，這不光體現在政治上，更體現在教育上，尤其是道德教育上。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在德育目標上，美國教育家強調個人主義，人類中心主義。（2）在德育內容上，美國一直以來被稱為是“自由樂土”和“民族熔爐”的多民族國家，因此特別主張道德教育的民族統一功能[4]。（3）在德育方法上，美國一般不贊成采用直接方法，他們大多強調道德教育應該是間接的，綜合的。他們注重啟發、引導；注重實際生活中的鍛煉；重視滲透性教育。因此，韓國人巧妙地利用美國道德教育方式中的優點，注重道德教育與其他學科的整合與滲透， 側重于通過道德教育實踐、大眾傳媒和社會公共環境強化道德教育的效果。

（二）日本德育思想對韓國當代德育的影響

日本的德育思想對韓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這一時期的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矚目的工業大國、金融大國、貿易大國和科技大國，作為近鄰的韓國，雖然在道德教育方面有著自己的民族特色，但是日本一些優秀的德育理念還是對韓國有一定的影響。（1）日本注重社會公德教育的理念給韓國提供了借鑒價值。（2）日本在道德教育上吸收外來文化與保持民族特色相結合的理念也給韓國提供了許多寶貴經驗。日本的歷次教育改革都是以對西方科學技術的改進、模仿、吸收和創新為主旨的，但無論哪一次改革又都保持了日本的民族文化傳統。日本的這一特色同樣也引起了韓國的思考，這集中體現在對儒家倫理的繼承上。同時，為防止西方價值觀對傳統道德觀念的過度沖擊和侵蝕，以維護傳統美德習俗，學校把學習傳統習俗和傳統文化作為德育的重要內容，并對學校道德課進行改革。總之，始終注意在堅持民族文化傳統的基礎上積極吸收外來文化的合理因素，也已經成為韓國道德教育的一個特色，同樣也值得我們借鑒。

轉貼于

三、獨特的家庭文化是韓國當代德育的突出體現

家庭作為人類代際間道德灌輸、知識傳授和技能訓練的重要場所，對人的成長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對人的道德人格的形成影響很深。韓國人素來重視家庭傳統、家庭文化對孩子人格成長的作用。

（一）尊敬長輩、重孝道

尊敬長輩，孝敬老人是整個東方人的美德。韓國的家庭文化一直受著這一思想的影響，而且在當代演繹得更透徹、更具體。走進韓國家庭，無論在什么時候，都會看到尊老愛幼，長幼有序的行為。另外，當孩子對家中的長輩，老人或父母不尊重和不禮貌時父母會給予一定的懲罰，嚴肅地指出孩子的錯誤之處。讓孩子學會懂得尊重長輩，孝敬父母。到現在為止，韓國家庭文化中提倡的“尊老”不僅限于傳統“孝”的范疇，而是上升到了一種道德規范的程度。學校、職場或者其他的社會環境中，也都受到這種道德規范的約束。

（二）崇尚文明，重禮儀

自古以來，韓國家庭文化中的一個優秀傳統就是注重對子女文明禮儀的熏陶。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用餐前，一般餐桌上的餐具都會擺放得整整齊齊，一家人就座時長幼有序，講話彬彬有禮，一起說笑從不大聲喧嘩。另外，母親做好了飯如果沒告訴孩子吃，孩子是不能自己先吃的，孩子在吃飯前，必先說一句“您辛苦了”；在用餐時，年幼的總要把最好的飯菜放在長者的面前，以表示對長者的尊敬。長者開始用餐后，大家才可以吃飯。同時韓國的父母會告訴孩子，不要浪費，糧食寶貴等等；在公共場合時，父母會教導孩子注意穿戴和文明用語，坐要有坐姿，站要有站姿，要時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在待人接物時，韓國父母會主動讓孩子參與接待接客，要讓孩子鍛煉交際能力，體會到主人和客人的地位不同，對待客人要有責任感；在個人方面時，韓國父母會告訴孩子未經別人允許，貿然介入別人的活動是不禮貌的，和別人談話時，應多說說自己的朋友，少說自己。談話不可長篇大論等等。

從以上這些方面可以看出韓國的家庭文化內容是十分豐富的，也是獨具特色的；同樣也可以看出韓國的家庭文化是韓國當代德育成功的突出體現。韓國教育學家認為：良好的品行是孩子一生的資本，道德教育的好壞是決定孩子是否成才的保證。同時良好、和諧的家庭文化教育也促進了社會各方面道德教育的發展，為孩子將來的做人奠定了基礎。

四、結語與啟示

綜觀韓國的社會文化，我們不難看出韓國的社會文化對道德教育的影響是巨大的，韓國人在社會文化的影響下更多地關注受教育主體，注重從生活實踐的不同側面入手，達到道德教育的目的。然而，韓國今天的德育成果也是在艱難創業中得到的時代財富，是經歷火與血陶冶的歷史精華。目前，中國正處于道德建設的關鍵時期，因此對于中國來說像韓國學習和借鑒其優點也是必要和現實的。

（一）借鑒韓國在開展德育教育中處理儒家文化的積極因素

儒家思想在韓國深入人心，但儒家文化進入韓國文化“并作用于學校德育”不是直接的、原本的，而是接受了韓國文化的改進和受到學校德育的相應選擇的結果。一方面，儒家倫理的某些部分被刪去、被改寫，或在中國被強調的東西而在韓國不被重視；另一方面，儒家倫理的某些東西已根據韓國實際被重新闡釋。與韓國一樣，中國也應該批判的弘揚儒家文化，吸收儒家倫理的精華，結合當今時展的特點，不斷的完善和充實德育教育。

（二）吸納西方德育文化的優秀成果，處理好東西方文化的關系，充分發揚其對德育的影響

韓國在面臨西方德育文化時，打破了封閉式的道德教育，把東方注重系統道德規范教育和西方注重道德思維判斷能力結合起來，即把現在社會文化與人的培養結合起來，促進了當代德育的發展。雖然中國和韓國的國情大相徑庭，但是中國在面對不斷涌進的西方文化時，也應大量吸收現代西方倫理道德的理論成果，結合中國的現代德育建設的需要，進行分析和比較。對于有利的一面，應該借鑒，并發揚光大，對于不利的一面，要摒棄或者是去粗取精，使之向有利的方面轉化。

（三）堅持社會文化與道德教育相互融合，加強社會文化對道德教育的針對性

韓國注重社會大環境的德育功能，不斷地加強社會文化的滲透性。中國也要克服學校德育注入式的弊端，要增強社會文化對開展德育教育的影響和滲透，要促使德育與現實社會接軌。從而增強了德育的實用功能。另外，加強社會文化對道德教育的針對性。例如，在公民素質教育中，要著重加大社會文化中公民意識和社會公德文化的滲透；逐漸培養人民的公民意識，使其具有現代人應具有的現在性，從而促進了德育中的公民素質教育的發展。再如，在國民精神教育中，要著重加大社會文化中愛國精神的滲透；逐漸加深人們對祖國的熱愛，從而培養強大的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

綜上所述，社會文化對中韓當代道德教育的影響是巨大的，不斷地促進和正確的利用社會文化的功能，才能更好地豐富德育內容，加強德育建設。 參考文獻

[1]索豐．儒家文化對現代韓國基礎教育的影響[J]．外國教育研究，2002，(9)．

[2]顧明遠．亞洲“四小龍”學校德育研究[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3]田以麟．今日韓國教育[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

篇(5)

孟子有云：“夫天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這不就是我們常說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嗎？學校作為培養人才的圣地，德育工作在眾多工作中具有統帥地位，培養學生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是學校德育工作的核心。而德育工作的首要目標就是教會學生 “學會做人”，即要教育學生“學會做一個能為人民大眾謀利益、能效忠于社會主義祖國的人”。而這種“以天下為己任、關心社會、奮發有為”的思想正是儒家思想的精華。

在當今市場經濟日益發展的新形勢下，由于人們過分追求個人利益，這難免對我們的青少年學生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在我們的學生中，只知報酬和索取，而不顧回報與奉獻的不良傾向時有發生。說謊、欺騙家長、欺騙老師的“誠信”危機也在不斷加強，這些事實無不證明應試教育帶來了悲哀。針對這一現狀學校又如何增強對學生價值觀的教育實效呢？歷史經驗和許多國家的成功事例告訴我們，在對學生進行德育教育工作的過程中，采取和風細雨般的寓情于理、以情動人教育方式和態度，用儒家“倉廩實然后知榮辱，衣食足然后禮義興”的義利觀去教育學生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讓學生明白在當今市場經濟下把追求利益與服務社會結合起來，強化儒家正確的“義利觀”教育，對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具有很好的促進和幫助作用，對掃除社會上的不良風氣也大有裨益。

沒有良好道德品質的人必然對社會沒有愛心、沒有責任心，所以教育絕不能只看智育而必須強調以德育為基礎，要把德育放在首要地位。儒家既強調制度管理，又強調倫理道德的重要，主張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會風尚，使人們高興地按照道德準則去做他們應當做的事，顯然與我們當代教育的主張是吻合的，也與我們今天進行的素質教育在某些目標上是完全一致的。我們不妨可用孟子提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的修身方式對學生進行挫折教育、生存教育；用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理論對學生進行潔身自好和健全人格教育；用儒家的“自省”“克己”和“慎獨”的修養要求來加強對學生進行修身養性的教育；用儒家“忠恕”理論教育學生學會尊重他人，與他人和睦相處。總之，只要我們學校正確運用儒家的道德觀去教育學生、感染學生，就能促進學生不斷朝著“學會做人、學會做事、學會生活”的方向發展，從而更好地完成我們的德育工作任務。

在儒家思想里，“禮”是治國的根據。荀子說：“禮者，政之挽也。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無禮不寧。”可見，重“禮治”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色，也是使中國成為聞名于世的禮儀之邦的源泉。目前我們許多年輕父母不知如何“教兒育女”，只是一昧的溺愛子女，特別是祖輩對孫輩的溺愛早已成為普遍現象，從而導致嬌生慣養、獨尊傲慢、任性驕縱的所謂“小皇帝”“小公主”隨處可見，學生道德水準不斷滑坡。因此，加強對學生日常行為規范的教育應當成為目前我們學校德育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們的現代教育同樣需要建立自己的“禮”，如，建立良好的學校人際關系、精神風貌、行為準則等，這些對學生的行為養成教育顯得尤為重要。而借重民族文化優勢，發揚中華民族重“禮”的思想，深入挖掘其合理內涵，引導學生遵守學校的各種規章制度和行為準則，這對學生形成良好的行為習慣，遵紀守法，切實做到講文明、講禮貌，幫助他們更好地做人、更好地生活，爭做文明公民必將起到積極作用。

學校德育工作需要儒家思想“潤物細無聲”的影響，學校管理者的運營同樣需要儒家思想“錦上添花”的助力。

孔子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市場經濟時代的校長，應該準確稱為“學校經營家”，首先應當是教育戰略家，具有獨特的辦學思路；其次應有組織和協調能力；第三要求既要能把握學校全部復雜工作，又要能超脫對外，大膽放手給教職員工施展才華的機會，當出現問題或者風險時，領導者要敢于承擔責任。學校領導要得到教師擁護必須“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凡要求教師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禁止教師做的，自己首先不做，以實實在在的行動給教師樹立榜樣。

儒學的思想家們把任用賢能之士看作是治國之首要任務，使 “賢者在職，能者在位”。“賢”，主要是指人的道德品質，修養境界；“能”，主要是指人解決問題、完成任務的本領。在學校管理者選拔和提升人才也要任人唯賢。在任人時，要注重從個人能力、修養、個性、責任心等諸多方面考慮和考察，其中最重要的是考慮任用者的能力和水平，使他們能在適宜的位置上充分地發揮作用。管理者在起用教師時，一定要辨證分析，合理開發，把他們放在最佳位置，才能作到“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

篇(6)

《大學》開篇即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捷克著名教育學家夸美紐斯在其《大教學論》中亦言：“假如我們希望任何人有德行，我們就應在他的少年時期訓練他”。由此可見，德育教育在青少年學習和成長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教育演繹不完的話題。青少年正處于生理和心理形成和發展的階段，是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逐步形成的關鍵時期，語文學科的語言與思想的高度融合優勢使其成為德育教育的主要學科，也體現了“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的思想理念。

一、語文德育呼喚傳統回歸

我國語文教育以1904年的獨立設科為截點被分為古代語文和近代語文。古代語文最早可追溯至甲骨文時代，經歷了近三千年的歷史，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道德為本的模式逐漸融入到語文教育中，成為語文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不可或缺的有機構成。傳統語文中的道德教育內含豐富，甚至在一定時期內處于語文的首要之位，因此使現代語文教育的德育功能回歸傳統十分必要。四書五經是我國傳統儒家文化的代表，蘊含著豐富的道德知識，在現代語文教學中取其精髓、去其糟粕，發揮傳統語文在德育中的作用，對樹立學生正確的道德觀念具有積極的意義。在我國北上廣等大城市已經試點，讓“四書五經”、《三字經》、《千字文》、《論語》等古代經典在中小學生中推行并讓學生習讀，并取得不錯的效果。

二、挖掘語文學科在德育教育中的優勢作用

（一）新課標下語文性質與功能確保了德育教育優勢

新課標下《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明義指出了語文作為工具性與人文性統一的學科，在德育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語文學科的人文性第一次站在了與工具性同等的地位，這也體現了國家教育部門對語文德育功能的重視，體現了人文性的德育滲透，為語文德育教育提供了理論支持和保障。在指明了語文教育的人文性與工具性統一之后，人文性的重新回歸給語文教育帶來了文化傳承和精神傳承的雙重功能，這也間接保障了德育功能的實現。無論字詞還是詩詞文賦，都包涵了極為豐富的精神文化，承載了中華民族優良的品質和精神精髓，這些都是語文學科最為核心、最為精髓的部分。新課標將這些性質和功能重新發掘出來，無疑是語文的德育功能優勢發揮出來，給德育教育提供了保障。

（二）語文教學內容展現了德育教育優勢

在我國的古代文學中，大量的文言文與詩詞歌賦以其簡練的語言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蘊藏著人的情操和修養哲學，傳達了人們對完美人格的追求。此外，大量的中外現代文學作品繼承了民族精髓，以其多元化的藝術形式體現了多樣化的思想情感，這些思想情感都以人文道德為主線，提升了文學作品藝術境界的同時，也提升了讀者的思想感悟和人生境界。新課標下語文教材及課外延伸納入了更多的文言文及其他優秀文學作品，這些共同構成了語文學科的教學內容，同時也展現了語文教學在德育教育中的優勢。

三、深化語文德育教育改革的建議

（一）正確理解和運用三維目標

要全面實現語文教學中的德育教育，教師本身必須正確理解三維目標的意義與其之間的關系。在理解三維目標的深層含義與關系之后才能有意識、有目的地培養學生良好的道德情操，實現透無聲無痕、巧妙自然地滲德育教育的效果。在語文德育教育的三維目標中，這三個維度相互依存，互為支持，其中知識與能力是語文德育教育的基礎和核心，是其他維度得以實現和發展的依托。情感態度與價值觀決定了德育教育的高度，過程與方法保證了德育效果。因此語文教師要做好三者之間的整合工作，才能保證德育教育功能的實現。

（二）強化儒家經典文學的地位和作用

經過新課標的改革，語文教材中的儒家經典文學作品更加豐富，使得基于儒家經典的德育教育重新發揮作用，因此語文教師在語文教學中要重視和強化儒家經典文學的德育功能與作用，發掘其中的道德修養內涵，讓學生在閱讀和學習中產生自然的感悟，在潛移默化間完成德育教育，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儒家經典作品《論語》現存20篇，492章，集中反映了孔子的主要理論道德思想以及治學思想，使其成為一個道德、修養、治學、求學的體系。但語文教材中所選入的內容畢竟有限，這就需要語文教師在平時的語文教學中，充分發揮課外閱讀的作用，將教材中未選入的部分，去其糟粕、取其精華，選擇較為容易理解以及思想不相背離的內容作為學術課外閱讀的重點，形成一個體系，完成儒家經典文學的德育教育功能。

（三）從學生認知規律上設定教材順序

在固定的語文教材條件背景下，語文教師應該結合學術的成長和認知規律，以及語文德育歷史發展歷程，合理地制定教學計劃，規劃科學的教材順序，以便學生更為容易地理解和形成正確的道德體系。通常來說，設置教材順序需從時間順序與難易順序兩個方面進行統籌安排，時間順序一方面遵循學生的成長和認知規律，另一方面遵循歷史發展軌跡，以時間為軸探索古人的思想演變路線，這樣才能使學生逐步建立道德修養體系。

參考文獻：

[1]任曉萌.初中語文教學中的德育滲透策略[D].河北師范大學，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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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仁；義；禮；智；信；道德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1-0295-02

一、“五常”的基本內涵

“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是用以調整、規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人倫關系的行為準則。

“仁”從字源意思來理解，仁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相依相耦。在人們日常的人際關系交往中，它是處理人際關系的一種情感需要，仁愛是從家庭血緣親情中引申而來，仁者愛人作為處理人際關系的一般原則又不限于宗法血緣道德的范疇，它要人們以一顆仁愛的心對待他人對待一切。在儒家倫理思想中是“仁”是一個含義極其豐富的概念，其內容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仁是一個全德之辭，幾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狹義的仁是五常之一，主要是以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的道德情感為主要內涵的道德規范。可以說，仁是由人本身引申出來的行為原則，它要求人們以人為人，相親相愛，這反映了人對自身的覺醒和對人的本質的理解，具有濃厚的人道精神。

“義”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上含義十分豐富，各家各派有不同的詮釋。儒家講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義泛指道義，是道德的代名詞，如“舍生取義”，狹義的義則是指五常之一，是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和人們行為的價值準則。朱熹在《四書集注》中曾這么解釋義：“義者，事之宜也。”“義者，天理之所宜。”“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義有三層意蘊：首先，義是適宜，即正當與否的度，宜與不宜，該與不該應該以義為準；其次，義的度即是天理，是宇宙萬物存在發展的根本原則；最后，義又是人們內在的一種道德觀念，是行為主體的道德理性原則。它的現實內容則是人類共同的、根本的利益。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義”是處理人際關系的價值準則。

“禮”是儒家倫理道德的重要范疇之一，禮作為處理人際關系的行為模式，在告訴人們“仁”是人們處理人際關系出于感情需要，“義”作為處理人際關系的價值準則之后，為人們怎么樣去實現和諧社會正確的處理人際關系作出了正確的向導，它告訴了人們具體的行為模式。“仁”是“禮”的精髓，“義”是“禮”的實質，“禮”則是“仁”和“義”外在的具體行為規范。仁義作為“禮”的內在實質，“禮”是仁義的外在保證。離開了仁義，“禮”只能是空洞的俗套；離開了“禮”，仁義也只能是美好的空談。

“智”即知識和理性，在儒家思想中主要指道德認識和道德理性，孟子把它定義為“是非之心”，即人們思想中的判斷是非善惡的能力和觀念，它是儒家強調的處理人際關系的理性原則。從本質上說，道德是人類的自覺行為，它建立在人類對人與人之間道德關系的認識和理解的基礎之上，只有當人們把握了什么是應該的，什么的不應該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惡之后，才有所謂的道德，樹立明確的是非善惡觀，是一切道德以及道德行為的前提。《中庸》就把智作為“三達德”（知、仁、勇）之首，就是要求人們首先要獲得道德認識，樹立正確的是非善惡觀，而智的核心功能也就是明辨是非善惡，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

“信”作為道德范疇，即對某種信念、原則和語言出自內心的忠誠。儒家所講的信作為處理人際關系時的精神紐帶，要求人們忠實于自己的本性和存在，即使言行與自己所處的社會地位、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和道德義務相符合。以信作為處理人際關系的精神紐帶，誠實不欺、諾守信用是最起碼的道德要求。但是儒家并不是只強調信的形式，而是注重其精神實質。

二、目前德育工作的不足

1.道德教育理念滯后，德育工作重視程度不夠。目前德育工作在實踐中更多的是關注是否按照社會規范的需要來培養，強調德育的社會價值、工具價值，認為德育就應當無條件的服從政治需要，把德育工作與政治思想教育混同，重業績成效輕人文關懷，政治色彩過于濃重。有的領導也十分推崇聽話、服從，認為德育的目的就是要把學生培養成服從教育者意愿的人，忽視了受教育者自身德性發展和完善的需要，忽視對大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和道德習慣的培養，忽視健全人格的重要性，忽視學生的個性發展和主體性，忽視學生個體的價值，藥家鑫案例就是典型的道德教育缺失的案例，我們的學校所進行的道德教育大而寬，導致一些大學生連最基本的公民意識都不具備，無視別人的生存權，把自己的意愿凌駕于他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