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中國社會問題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簡·亞當斯（Jane Addams）；社會工作理論

在早期形成的社會工作理論中，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起著重要的作用。俾斯麥時代社會保障政策的制定，是對現實的社會問題做出的理性的反應。這種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模式對社會工作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而簡·亞當斯（Jane Addams） 則從社區改良運動的角度通過自下而上的社會行動改變貧民生活環境，進而促進社會整合。本文對這兩個理論進行比較，探討兩者是如何在推動社會工作的發展的基礎上開展社會工作實踐的。

1、兩者的理論觀點

1.1 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

隨著俾斯麥時代德國的工業化進程加快，一方面推動了生產力的進步，形成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如社會風險的增加、城市人口貧困化等諸多社會問題，因此推動了工人運動的高漲。俾斯麥出于維護社會秩序和發展的目的，討好工人階級，通過自上而下的立法制定社會保險政策，開創以社會保險制度為核心的社會保障制度，以此緩解社會矛盾。

1.2 簡·亞當斯（Jane Addams）與美國城市社區改良運動

19世紀末20世紀初， 大量貧困移民聚居的城市貧民區問題困擾著美國人民，面對這一城市難題，簡·亞當斯發起的社區改良運動獨樹一幟。在亞當斯看來， 自下而上的社區改良運動的目的是幫助解決大城市的社會和工業問題以及減輕社會兩極分化的問題，實現社會的整體進步。

2、兩者的區別

第一，兩者的研究動機不同。俾斯麥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推行社會保險制度，從統治者的動機來看是對工人階級的讓步，在客觀上達到了維護社會穩定，緩和社會矛盾的目的。而社區改良運動從動機出發就是對一般意義上的慈善運動的一種超越。相對于以高高在上地姿態對移民施加憐憫，社區改良者更傾向于長期生活在貧民區中，將窮人視作鄰居，將社區改良運動提高到了社會改革的高度，賦予其以新的時代的內涵。

第二，兩者研究的視角不同。俾斯麥的社會保險立法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是資產階級為維護政治統治需要所采取的，它意味著國家開始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干預，它對以后的德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亞當斯則以政策的倡導者身份自下而上的鼓動宣傳政府保護下層人民利益，推動社會的進步。簡·亞當斯還注重開展社區調查，這就一方面宣傳倡導美國人對于貧民區的極大關注，另一方面也積極推動政府實行進步的社會立法，從根本上改善貧民區居民的生活處境。

3、兩者的共通點

奧托·馮·俾斯麥與簡·亞當斯的社會工作都是對社會工作專業實踐的探索，這些共性也為比較研究提供了基礎。

首先，兩者都是從宏觀社會工作層面闡述其觀點的。俾斯麥時代社會保障政策的制定，是德國政府對現實的社會問題做出的理性的反應。國家通過社會立法推行社會保險政策，防止了社會保障制度建構的隨意性，確保政策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的有效性和暢通性，從而達到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亞當斯也認為，社會和經濟原因才是造成社會問題的最主要原因。她深信，“沒有整體的提高和進步，個人也不可能實現他在道德以及物質方面的持久的進步。”亞當斯致力于構建較高層次的社區和社會生活中心，“赫爾之家”的志愿者們認識到，局部問題的解決需要制度層面的保障。只有將不合理的制度加以改革，賦予社會中所有人以平等的權利，才是實現對人的權益的最高尊重。“赫爾之家”的工作重點從微觀的救助行動轉向對宏觀政治制度的變革，進而解決社會問題。

其次，兩者都致力于為解決社會問題做貢獻。俾斯麥時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改善了工人階級的境地，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淡化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有利于社會整合。簡·亞當斯的社區改良思想是在社區改良的實踐中逐漸形成并完善的。“赫爾之家”最初創辦的目的是要幫助社會底層的大眾解決實際問題。隨著亞當斯改良思想的不斷完善，她一直都致力于改善居民居住環境以及公民福利，促使社會進步。

4.對中國社會工作的現實意義

政府對于社會政策的制定可以為社會行動的實施提供方向和指引，是社會行動的基礎和框架，而社會行動是社會政策必不可少的執行環節和組成部分，并且促進社會政策的完善。兩者結合，通過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和自下而上的社會行動，促進社會的整合，推動社會進步。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中國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政府有責任建立和完相關社會政策。由此可見，無論是俾斯麥自上而下的社會保障發展模式還是亞當斯自下而上的社區改良運動，都為中國探索本土社會工作理論及實踐提供了參考。（作者單位：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 唐慶，《論俾斯麥時代德國社會保險制度的創建》，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年第5期

[2]唐志明，《論俾斯麥的社會保險立法》，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

[3]厲光通，《論簡·亞當斯的社區改良思想及實踐》：[碩士學位論文]. 浙江：浙江師范大學，2011

[4]張驍虎，《19世紀末20世紀初“赫爾之家”組織研究》：[碩士學位論文]. 吉林：吉林大學，2012

篇(2)

同一時期,中國的社會學家也關注城市社會問題,并開展了一系列調查研究,如滬江大學對廣東鳳凰村和沈家行的調查,李景漢對北京人力車夫生活費的調查。調查成果有影響力的如李景漢的《北平郊外至鄉村調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費之分析》、楊西孟的《北平生活費指數》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個研究》、林頌和的《塘沽工人調查》、施裕壽等人的《山東中興煤礦工人調查》等。上述調查大多是針對某一個城市進行的,但也有學者對多個城市進行調查,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嚴景耀指導學生采用人類學實地調查方法對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個城市進行犯罪調查并寫成《中國監獄問題》等專著。總的看來,這一時期的社會調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在目的上側重于社會改良的現實性目標,而忽視了以社會結構為考量的學術型目標;在方法上過于注重經驗型的社會事實,而忽視了理論的指導作用和理論建構;在內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體或某一方面的調查,而忽視了城市綜合性社會問題的研究。

在“觀點”和“方法”的提出及學科建設方面,一些社會學家在城市社會學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建構方面進行了嘗試,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當屬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和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這是兩部系統性較強的城市社會學著作①,對中國城市社會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吳景超先后獲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25年至1928年期間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社會學,隨派克等學者從事都市社會學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學派”的真傳。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唐人街:共生與同化》,從中國人移民美國的歷史講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會結構、文化沖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時對唐人街的生活組織、幫會、通婚、同化、邊際人等進行了深刻而細致的分析。吳景超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研究都市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論文正是他作為“中國現代都市社會學研究開創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吳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其間出版《都市社會學》。

該書是中國最早的都市社會學研究著作。全書共計四章84頁,篇幅雖小,但內容充實。首先,深刻地探討了兩個關系,一是都市與附庸的關系,都市離不開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構成了都市區域,都市區域是研究都市經濟的基本單位。都市繁榮的標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饒程度及工業化水平。都市與附庸的關系不是看兩者的遠近,而是看兩者之間的交通,交通是溝通都市與附庸的“唯一妙法”。吳景超還對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覺觀念”進行了論述,他指出,“都市居民應該有一種自覺的都市觀念,時時刻刻去研究如何發展他們的都市,如何保有他們的附庸,如何發展他們的商業勢力到別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間是互助與競爭的關系,從互助關系看,都市之間應常通有無、貨物流通,這樣才能達成“共贏”。從競爭關系看,都市間存在貿易競爭,這種競爭是國際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見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長、人口質量及城市化問題。吳景超認為,都市人口增長的方法有三種:人口的自然增長、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擴充市區(把附近市鎮和鄉村劃歸都市)。可以說,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研究滲透著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認為,中國有大約75%的

農業人口,農業生產方式落后,生產率極其低下,最經濟的辦法就是發展工業,“發展中國實業,創造中國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憐的農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閑的人,到都市中去尋生活,乃是救濟中國人口過剩問題的一個好辦法”[8]。中國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勢所趨。第三,提出了都市問題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態產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當的對策。尋找都市病態原因的方法是實地調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實”作根據,然后才可以談都市改良,談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區域的環境不同,人們的行為也不盡相同,產生的社會問題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問題一個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圖”,把社會問題的分布情況標注在地圖上,然后再根據地圖開展實地調查。①研究都市問題的另一個工具是都市區域發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學派在都市研究中綜合統計法、個案法、自傳法,以此彌補各種方法存在的缺點。最后,強調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認為,都市社會約束人類的力量還比不上鄉村社會,這是社會學要關注的問題,因為社會學的中心問題便是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們交往緊密,每個人的行為都受鄉村“輿論”的監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約束人們行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會是一個陌生社會,人們互不相識,“輿論”的約束力較小,個人行為的自由度較大,沒有完備的約束手段。除了“輿論的制裁”之外,人們的行為還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會較之鄉村社會,以道德律令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顯薄弱許多。因而既要重視道德、宗教、輿論、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視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應該說,吳景超在《都市社會學》中提出的觀點、思想和方法是對現代文明都市發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不僅具有較強的學術意義,更具有重大的社會現實價值,在當前中國的城鎮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的現實背景中,其意義更加凸顯。與吳景超作為知名社會學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雖然獲得過社會學博士學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規劃專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從暨南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期間也在上海江南學院講授“都市社會學”課程,因資料匱乏,故自制講義,先作《實用都市社會學》,后著《都市社會學原理》。1934年,兩本著作相繼出版。《實用都市社會學》共15講,詳細論述了都市的形成、意義、公共建筑、工業區域、商業區域、住宅區域、市政交通、衛生、金融機構、文化、人口、政治組織、行政、政黨、職業團體、流蕩與寄生階層等。該書僅僅是對都市構成要件的分類概述,在應用社會學視角方面卻有所欠缺。《都市社會學原理》恰好對此進行了彌補。

《都市社會學原理》共10章,首先對城市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學科定位、研究范圍及研究方法進行了論述。作者認為,都市社會學是闡明都市社會的組織,并科學地論究它的發生、發展、變化和消滅,而理論地探尋其構成及進化的內在的必然關系的科學。都市社會學研究對象,不僅僅是都市的物理形態,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態條件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廣義的都市社會學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會歷史學、都市社會構造學、都市社會政策學。而狹義的都市社會學僅指都市社會構造學,范圍包括都市社會經濟構造、社會構造、政治構造、文化構造。都市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學的方法和倫理的方法,哲學的方法主要是不帶成見地觀察事物、收集資料、觀察事物之間的關系,倫理的方法則是對所收集的資料進行準確而非謬誤的解釋并作出推論。

其次論述了都市社會的起源、分類、進化、環境、構造、人口、政策、發展趨勢等內容。其中論述最為深刻的當屬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的關系。邱致中先生認為,都市社會存在于社會整體之中,都市社會是從農村社會發展而來的,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和農村社會相互影響。在不同歷史階段,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在物物交換的時代,都市社會附屬于農村社會,都市內部還帶著農村的性質;在以貨幣為媒介的社會中,兩者的關系從交換形式上,是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從交換的性質上看,又是相互對立的。從人口變化來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經濟的發展而增多,農業的落后使農村人口減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會吸收農村人口,不僅從數量上吸收,還從質量上吸收,一切農村里的優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離開落后的農村,集中到進步的都市去。再從政治文化看,資本主義一切政治與文化,都支配著整個農村社會。現代農村與都市之間交互影響,或者說是一個矛盾的循環,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繁榮和文化興盛,這是矛盾的一面;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恐慌和文化畸形,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對于都市社會問題,主要有人口問題、勞動問題、婦女問題、兒童問題、妓問題、犯罪問題、衛生問題等。這些社會問題是由社會內部矛盾所產生的,有著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決都市社會問題就要找出并改革蘊藏在社會內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還從四個方面討論了都市社會學史等,即美國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的產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內容;都市社會學的雛形及其發展;都市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情況;都市社會學發展現狀。

總的來講,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呈現了一些很有見地的新觀點和較為科學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則在學科發展史、研究對象、理論、方法、發展趨勢等方面有所建樹。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晚于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以下簡稱“吳文”)5年出版,期間并未出現中國學者撰寫的城市社會學著作。因而邱致中編寫《都市社會學原理》的時候,參考資料極為匱乏,必然會對吳過深入的研讀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會學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結合孫本文對吳文的評價,進一步闡述了其貢獻和不足。在貢獻方面,主要表現為兩點:一是注重社會學的觀點,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吳氏僅僅介紹了都市研究的大體內容(都市的經濟、人口、區域和控制),以及中國的都市研究,并沒有在學科意義上探討都市社會學之所以成為學的根據。

篇(3)

【關鍵詞】《冰點?人物》 典型人物報道 轉型

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后，中國社會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朝著價值更加多元化、社會結構更加多樣化的方向發展。而此時，傳統意義上的典型人物報道難以像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高度集中、高度統一的時代一樣產生轟動效應。“社會已有了相當程度的分化，其結構趨向復雜，同質性減弱，異質性增強；社會相對的自主性也大為增強，價值觀念多元化趨勢明顯。一種典型報道很難把全社會的人都調動起來，形成轟動效應。”①

因此，新聞從業者和媒體開始思考典型人物報道如何適應中國社會的發展。一方面，傳統的典型人物報道逐漸拋棄“高、大、全”的寫作方式，開始注重細節，還原人物本身。另一方面，非傳統的典型人物報道也開始出現在公眾的視野。《冰點?人物》便是其中翹楚，它將眼光投向了廣大的普通人、小人物，通過寫人，來書寫社會，倡導人性的真善美和社會的公平正義。

一、關于《冰點》及《冰點?人物》

《中國青年報》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最好的報紙之一，她站在時代前沿，以敢言著稱。《冰點》創刊于1995年1月6日，作為特稿專版，成為《中國青年報》“站在社會進步潮頭”的代表，自創刊以來，就備受讀者和業界推崇。1996年，《冰點》被新聞界專家評為“中央主要新聞單位名欄目”。2004年6月2日，《冰點》改名《冰點周刊》，擴大到四個版面，分別是《冰點?特稿》、《冰點?文化》、《冰點?探索（科學）》、《冰點?人物》。擴版后的《冰點周刊》四個版的平均閱讀率持續在70%以上，居《中國青年報》各版閱讀率之首。

《冰點?人物》位于報紙最后一版（即第十二版），“封底人物”是《冰點?人物》中版面最大的一塊，每期寫一個現實世界中的人物，文章字數在3500字左右。通過人物，《冰點》在向讀者傳達一種社會價值觀，在倡導社會的公平正義和人性的真善美。

“冰點”就是“在不放棄社會‘焦點’、‘熱點’的同時，更多地去關注尚不那么顯著的人群和事物；更多地關注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和想法；更多地發表一些人所未言的真知灼見。”②擴版之后的《冰點周刊》在“封底人物”的選擇上也恪守著創刊之初的想法，將眼光投向普通人，尋找普通人身上的閃光點和特質。《冰點》主編李大同在《周刊創刊致讀者》中寫道：“人物”版的設置，既和本報的傳統有聯系，也和我們所處的時代相關。在當代中國，人們開始前所未有地關注普通人的命運，這不是因為古道熱腸，而是因為每一個普通人的命運，換個時空，就是我們自己的命運。我們不能對普通人的喜樂哀怒熟視無睹，他們是我們的鄰居、親戚、朋友、孩子和老師，他們的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是與我們同構的。我們希望，通過對各個階層人的描述和回憶，人們感動、思索，大淚滂沱、幽思綿綿……③

在“封底人物”的選擇上，《冰點》“關注普通人的命運”，通過書寫人物來書寫社會，通過書寫人物來讓人們思考社會。

二、《冰點?人物》的人物選擇及寫作

在人物的選擇和寫作上，《冰點?人物》繼承了《冰點》的一貫風格：做普通人的文章，表現不普通的主題。本文選取《冰點?人物》從創辦伊始到更換主編期間的文本進行研究。

1、關注普通人不普通的特質

作為《冰點?人物》的重頭戲，“封底人物”在人物的選擇上，堅持了以前“冰點特稿”的風格，堅持關注普通人的命運、關注普通人的生存狀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普通人都能夠走進《冰點》。進入《冰點》編輯記者法眼的普通人必須有著不普通的特質。

從2004年6月2日―2006年1月18日，《冰點?人物》共刊載了79篇報道。在這79篇報道中，除了廣東省前第一書記任仲夷和世界富豪肯尼斯?貝林以外，剩下的都是普通人，他們是普通的市民、農民、打工者、律師或者記者等等，他們沒有顯赫的身份，而且很多事件在主流政治話語之下也難以成為典型。但是，這些人都有著不普通的特質。他們之中有為艾滋孤兒救助而四處奔波、四處碰壁的志愿者，有倍受“職業倫理”、“世俗倫理”嚴酷煎熬的《每周質量報告》記者，也有在制度的“銅墻鐵壁”前堅持前行的專職公益律師等等。他們的行為和遭遇，讓人們覺得不尋常，但又真實地發生在我們周圍。因為“他們的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是與我們同構的”，而《冰點?人物》所選擇的這些人的特質，向我們展現了這些“同構”。

2、平視角度，客觀記錄

傳統的典型人物報道，將正面典型美化成“神”，而將負面典型丑化為“魔”，以一種仰視或者俯視的態度看待典型人物。這使得受眾對媒體上報道的典型人物缺乏信任感，而且有著強烈的距離感，造成受眾的逆反心理。

《冰點?人物》采用平視的角度和人物對話，展現現代社會的多元價值。記者就像是在為讀者講故事一樣，將文中人物的事跡娓娓道來。記者只是個記錄者，將自己所看到的、所采訪的告訴給讀者。雖然在寫作過程中，記者可能會對一些具體場景做報告文學式的處理，但這也是采訪所得，并無虛構成分。記者以旁觀者的立場，看待人物、記錄人物和事件，不參與，更不對人物和事件做有痕跡的點評。

3、宏大主題，微觀入筆

《冰點?人物》并非是為了寫人物而寫人物，也不是為了宣傳目的而寫人物。在每一個人物背后都有著深刻的社會現實、社會問題，或者是令人深思的可貴精神。但是，在具體的報道過程中，記者僅僅是從細節和人物語言中刻畫人物，通過細節和語言表達記者對事件的看法和態度。記者將思考的余地留給了讀者，希望讀者通過思考解讀人物背后的深刻含義。李大同說：“在任何其他社會里，新聞界也都只有一個權利：告知社會發生了什么”④，而告知之后的價值判斷的權利屬于受眾自己。《冰點》為讀者設置了一個宏大的主題，希望讀者能夠在細節化的寫作中體會到這樣的主題。

三、《冰點?人物》所展現的人的價值和社會價值

《冰點?人物》展現普通人的目的在于挖掘這些人物所代表的人的價值和社會價值，《冰點》所選擇的人物“通常集中反映了當前社會的矛盾、困惑、痛苦和缺項，是一個當代中國的社會實景”⑤，期望用新聞影響今天。

1、發現人的閃光點

“封底人物”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這些普通人創造了不普通的生活。例如，退休大夫趙華瓊在杭州專門為“貧民”開了一家醫療門診，全心全意為民工服務，卻使自己負債累累；87歲的老人蘇桂琳退休之后用心學習，在闊別近70年后重圓大學夢；北京市民沈繼光，二十年癡迷地用鏡頭收拾古城殘片……

這些人物具有的閃光點，是吸引讀者的要素，這些閃光點啟發人們奮起向上、思考社會問題。這些人物代表了與之類似的一類人，通過報道使這些人的價值得到社會的認可、賞識、批判和思考。《冰點》首先發現并挖掘人物的閃光點，體現人物的價值，以促使讀者思索。

2、展現轉型期中國的實景

自從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進入了新的社會轉型期，諸多社會問題日益凸顯。《冰點?人物》將轉型期中國社會所面臨的諸多困境和實景不露聲色的記錄了下來。2004年6月2日―2006年1月18日《冰點?人物》所報道的79個人物，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議題：社會公平正義、社會民主、法制建設、文化、公民權利、弱勢群體等。在中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時候，《冰點》在不斷地提示人們思考中國社會轉型期所遇到的諸多問題，通過文章中的人物來促使人們思考現實問題，思考中國社會的發展之路，“暴露”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端。

“封底人物”選取人物能夠表現文章主題的一個側面加以書寫并放大，例如，用書訊記錄世相的浙江書商范笑我，記者緊緊圍繞“書店”和“書訊”組織文章，對范笑我的其他方面并無著墨；中國第一位公推直選的鎮黨委書記劉剛毅，文章中除了記述其執政和選舉過程，并無他處著墨。“一個側面”的書寫與放大，同樣讓讀者覺得人物豐滿可觸，而且毫無夸張之嫌，原因就在于這些人物背后所展現的社會實景，深深的吸引了讀者，令讀者感動、思索。

3、倡導主流的社會價值觀

李大同曾概括其編輯宗旨為：主流媒介在判定新聞價值時，應當意識明確地有一個參照系，即敏感到社會是否在某一方面已經發生了失衡；社會某一部分人群是否受到了不應有的忽視、利益受到了不應有的損害，等等。主流媒介的社會責任，就在于用強化某方面報道來提出警告，成為社會“糾偏”的領頭羊……⑥作為《冰點》組成部分之一的“封底人物”，也遵循了這一編輯宗旨，而且，“封底人物”在通過人物報道向人們提出警告的同時也在努力塑造社會的參照系。

這個“參照系”是主流的社會價值觀。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和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中國社會的價值呈現出多樣化、個性化的趨勢。但是某些社會價值觀應該是社會成員需要遵循和倡導的。人性的真善美、保障公民的權利、關心弱勢群體、倡導民主法治等等，都應該成為媒體的“參照系”，是媒體向公民強調和倡導的重點內容。“封底人物”在報道人物的時候，通過記者對報道角度、報道細節等的選擇，將以上這些社會價值觀不斷地傳達給公眾。

尋找和發現人物的閃光點是文章吸引讀者的第一要素，文章的最終目的是向讀者描述現實的中國社會、在多元價值觀的社會中倡導普世社會價值觀、倡導人文關懷。正因為如此，才使得《冰點》創辦十余年來一直倍受讀者關注，閱讀率長期高居《中國青年報》各版前列。

結語

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和社會價值的多元化，傳統典型人物的報道手法、宣傳方式日漸式微。因此，媒體典型人物報道走向多元，著力于還原人物本身，回歸人物新聞的行列，非典型人物報道應運而生。記錄時代、影響今天的《冰點?人物》成為非傳統典型人物報道的代表之一，也可以作為中國非傳統典型人物報道未來發展的參考之一。■

【本文系陜西師范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項目《-人物報道的新路徑》2010CXS035階段成果，由《陜西師范大學研究生培養創新基金》資助】

參考文獻

①吳廷俊、顧建明，《典型報道理論與新聞思想》[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3）：48

②李大同：《冰點故事》[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55

③《冰點》周刊創刊致讀者[N].《中國青年報》，2006-06-01(B1)

④⑤石巖、李大同，《用新聞影響今天》[N].《南方周末》，2005-12-22

⑥唐曉霞，《人文關懷，轉型期主流媒體新聞理念的擅變――以《中國青年報》“冰點”專題報道作為文本分析》[D].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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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在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國家，民以食為天，而只有當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保障，國家發展才有切實的可能性。所以，“志在富民”充分體現出了費先生那一代知識分子“為生民立命”的博大情懷。這也是很多人之所以推崇費老的原因吧!

但費先生的偉大顯然不僅僅如此，作為一位杰出的人類學家，于物質制度層面的研究之外，他的研究視角更深入至文化精神層面，在研究過程中體現出深切的人文關懷。透過費先生對文化的分析，我們更加明白了在新世紀我們所面臨的巨大挑戰，這充分表現在“文化自覺”思想的提出。

我們說，先生之所以提出“文化自覺”的思想，源于他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理解和貫徹，他說“我是通過吸收新的知識把傳統精神貫徹出來”。這說明，沒有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透徹理解、沒有對西方文明的深刻了解、沒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使命感，是不會有這樣思想的提出的。

中西文化之間的關系歷來是學者研究的重大課題，對于人類學來說尤為如此。作為西方學術的人類學如何在中國發展有著許多不可回避的問題：

首先，研究的對象發生了轉變。與傳統人類學研究對象相比，中國人類學的研究內容更復雜，研究范圍也更加寬廣。因為中國是文明古國，數千年的歷史積累下了異常豐富的研究內容。這就需要新方法的引入和嘗試，這就得提費先生那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它開啟了我們自己研究自己文明的先河，正如馬林諾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評價：“我敢預言，博士的這本書將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發展上的一個里程碑。它讓我們注意的并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

其次，中國社會經歷了多次跌宕起伏，因此更具復雜性。面對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國文化該如何發展從而達到與世界發展和諧相處，一直引發人們的思考。在這方面，人類學家體現出來了一如既往的人文關懷。例如，最遲在20世紀40年代，費先生就意識到科技發展所帶來的人文世界里可能出現的問題。并以在美國實地訪問時接觸到的大量事實為依據提出“科學并不一定帶來了幸福”這一觀點。即使今天看來，這一觀點也毫不過時：在享受巨大物質便利的同時，我們也付出了同樣甚至更沉重的代價。表現之一就是傳統文化的迅速消失、社會問題的出現。

今天，在全球化進程中，我們沒有了思考的時間，在很多情況下是被動地接受，甚至被強制納入西方體系，因此造成了許多無法想象的后果。但是，這些問題是可以得到很好解決的，解決之道就在于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和諧就是“和而不同”。這不僅體現出費先生的智慧，更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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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自主性，關系，“共謀”，批判

引論：一、中國社會科學所面臨的核心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科學取得了很大的發展，而且我們現在也有比較充分的理由認為，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以及中國學界與外部同行接觸及交流的日益頻繁，隨著中國改革進程與社會轉型過程的深化，中國社會科學將在未來發展的進程之中獲得更多的理論資源與現實動力。但是，正如我在另一個場合曾經指出的那樣，“不過，中國社會科學是否能夠得到進一步的提升以及能夠取得多大的成就，顯然不是上述外部環境所能決定的，換言之，這些外部環境之于中國社會科學的助益性絕不是當然的。這里不僅涉及到學術研究場域與其他場域之間的關系問題，而且也關涉到中國學術界在面臨其他場域于‘進步’這一意識形態和大眾傳媒的支配下不斷獲取強勢地位的情勢中如何營建并捍衛學術自主性的問題，更涉及到生存于這一環境之中的中國學術界能否保有一種批判的精神去直面這些關系的問題。”[1]

顯而易見，上述問題都是圍繞著我反復強調的“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2]這個核心問題而存在的。因此，我將把“如何建構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這個問題設定為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但是，我認為，在回答如何建構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首先回答中國社會科學在其發展的過程中為什么會缺失自主性這個問題，因為對后者的回答乃是我們對前者回答的一個重要前提。實際上，我于大約十年前就在《關于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以下簡稱《思考》）的長文中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因此本文的討論實是以前文為基礎的。但是我在承認前文觀點有效性的同時認為，就回答“如何建構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這個問題而言，前文的觀點并不充分，不僅需要加以反思，而且還迫切需要對此做出進一步的探討或補充。正是這一判斷，構成了本文可能具有的理論意義。考慮到本文是對前文觀點的修正和推進，本文的論述也將據此采納如下的分析安排：除了導論引出本文的論題以外，第一部分將首先以扼要的方式重述我在《思考》一文中的基本觀點和結論。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點，亦即在對前文觀點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新的觀點。在第二部分中，我將討論這樣幾個問題：一是關于“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認識角度”的問題；經由此一問題的討論，我將確立認識這個問題的“關系性視角”。二是關于“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向度”問題；我經由此一問題的探討而明確指出，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具有國內和國際兩個向度。三是關于“知識生產機器”的問題；透過這個問題的討論，我主張把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批判擴展到對學術制度的批判，亦就是從對社會科學知識的批判擴展至對社會科學知識生產機器的批判。在第三部分中，我將從關系的視角出發，把關注點真正從外部轉向中國社會科學場域內部所實施的各種“共謀”關系，亦即通過對“共謀者”的重新界定而對中國知識分子與各種“操作”或“玩弄”中國學術制度安排之腐敗實踐之間的“共謀”關系進行反思和批判。作為本文的結語，第四部分則將在前述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中國知識分子在當下建構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過程中應當承擔的極其重要的幾項使命。可否省略此處？

一、 ——《思考》一文的基本觀點與結論（刪）

自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科學界便在始終關注著中國社會科學如何獲致自主性這個問題。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個問題在當時的提出，主要是為了回應此前三十年間社會科學知識意識形態化以及知識分子獨立人格基本喪失的狀況。據此，在20世紀80年代，這個問題大體上是通過“中國社會科學學科性建設”[3]和“知識分子心態和品格”[4]這樣的設問方式來展開的：前者試圖通過社會科學的學科恢復和學科建制的努力來使中國社會科學擺脫僵化意識形態的束縛，后者則試圖通過對中國知識者古即有之的“入世”心態的檢討以喚醒知識分子特立獨行的精神與品格。可以說，這兩個向度的努力都在某種程度上把握住了中國社會科學在當時的本土性問題。

關于這種設問方式，極其明顯地反映出了當時特定情勢對人們設問角度的規定，然而，中國社會科學在其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困境卻表明，這種設問方式對于認識或解決正在發展中的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問題而言，“可以說是必要的、但卻不是充分的，是重要的、但卻不是基本的”。[5]如果我們將這個問題做進一步的追究，那么我們便可以發現，更為重要的恐怕還不是這種設問方式本身所存在的問題，而毋寧是在根本上支配這種設問方式的某種思維方式所存在的問題，因為所謂設問方式以及經此而提出的問題實際上是由相關的思維方式及其背后隱含的問題結構所支配的。簡而言之，這種思維方式，也就是那種視外部性因素為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問題之關鍵因素的思維方式。

經由這種思維方式提出的問題所含的預設至少存在著如下的問題：第一，盡管它在表面上就意識形態及知識分子的“入世”人格對中國社會科學的重大影響這個問題做出了否定性的主張，但實質上卻反映出了其在更深的層面上強調知識生產外部因素對知識及其生產活動的決定論式觀照。顯然，這種思維方式在討論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切割掉了社會科學研究內部的向度，因此我們可以說，這種思維方式就是馬克思曾經批判過的那種“用邏輯的事物替代事物的邏輯”的方式，而更為緊要的則是這種邏輯實是一種“你死我自然活”的零合博奕邏輯。這種思維方式在經驗層面上的展開，完全有可能導致這樣一種結果，即在上述外部性問題得到某種程度解決的時候，有關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及其生產出的知識的自主性問題依舊未能得到關注，甚或沒有得到改觀。第二，作為基本上對社會科學研究之于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重要意義不意識的一種邏輯結果，這種思維方式不可能使人們去關注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制度的合理性問題，或者說只能夠使人們在基本上不考慮社會科學知識的性質以及這種知識增長的規定性的境況下訴求學術制度的恢復和建構，從而致使種種對學術制度的訴求滯留于形式層面。更進一步講，本來為了抵御意識形態和社會、經濟及政治等因素對社會科學的干預而建構的那些學術制度，結果由于對建構學術制度的學術判準的不意識，而使意識形態以及其他因素依舊深深地嵌入在這些制度之中，并透過這些制度而展現出社會、經濟及政治等需求在另一種形式下對中國社會科學的無處不在的滲透和支配。第三，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發現，這種只強調外部性因素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及其生產出的知識的影響的單向度思考，不僅一方面因中國知識分子對那些旨在試圖擺脫各種外部性因素之支配的學術制度的當然認定而忽略了對它們本身的分析和探究，而且在另一方面更是從根本上遮蔽了中國知識分子在自身的研究中與這些深刻地體現著社會、經濟及政治等外部需求的學術制度之間所存在的復雜的、彼此依賴而互為強化的關系，從而無從洞見這些復雜關系背后的各個場域間所存在的緊張和沖突。[6]

正是透過對上述思維方式的分析，促使我在《思考》一文中主張改變舊有的思維方式，亦即“轉換我們對此一問題的那種單向度的思維方式；一如維特根斯坦所言，透識一個深層且棘手的問題，最為關鍵的辦法是‘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這一變化具有著決定性的意義，打個比方說，這就像從煉金術的思維方式過渡到化學的思維方式一樣。難以確立的正是這種新的思維方式。一旦新的思維方式得以確立，舊的問題就會消失；實際上人們很難再意識到這些舊的問題’。這就意味著我們在對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進行思考時，必須從外部性的向度轉向內部性的視角，或者更為準確地說，打通這兩種思維方式，進而從社會科學研究本身出發去探究這兩者間的復雜的互動關系。”[7]

經由這種思維方式的轉換，我又進一步指出，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問題并不能僅通過確立學術制度以抵抗僵化意識形態的方式得到解決，因為這個問題的解決還在根本上取決于這些學術制度是否具有真正的學術性質，或者說還取決于我們對學術判準的認識。當然，這個問題也不可能僅通過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品格的轉換而得到解決，因為向“出世”品格的轉換，有可能導致其與社會科學這種關注社會與人的知識品格發生根本的緊張。實際上，這個問題的解決取決于中國知識分子在關注中國社會問題時是否能夠嚴守科學的學術立場。據此，我在《思考》一文中得出結論認為：第一，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問題，實際上涉及的是社會科學場域與經濟場域、社會場域和政治場域間關系的問題；第二，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缺失，從某種角度看乃是其他場域對中國社會科學場域監督、支配所致，其基本中介是那些并非完全根據社會科學知識的規定性及增長邏輯而建立起來的學術制度；第三，更為根本的是，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中國社會科學場域中處于被支配地位的知識分子在其研究中與這些并非完善的學術制度之間的“共謀”所致；換言之，正是由于他們在其研究中未能科學地建構研究對象而致使那些非科學或前科學的東西滲入進了社會科學之中，進而侵損了中國社會科學應有的自主性。據此，我在當時主張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者在對社會科學場域與其他場域間關系的知識自覺的基礎上，應當首先在其自身的具體研究中對日常性常識及學究性常識加以徹底的質疑并與之決裂，進而科學地建構起研究對象，以科學的智識資本增進和捍衛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8]

二、關系視角 世界結構 制度批判——對《思考》基本觀點的反思和推進（一）

（1）關于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認識角度問題。

我在《思考》一文中經由否棄當時盛行的只強調外部性因素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及其生產出來的知識的影響的單向度思維方式而主張“從外部性的向度轉向內部性的視角，……進而從社會科學研究本身出發去探究這兩者間的復雜的互動關系”。[9]然而經過長時間的思考以后，我認為，當時采用的“內部性視角”這一說法并不妥切，實際上更為確當的乃是一種“關系性的視角”。

眾所周知，在當下的社會世界里，中國社會科學場域不可能不受到來自經濟場域、社會場域和政治場域的影響。但是在這里，我們卻必須強調指出，經濟場域、社會場域和政治場域對中國社會科學場域具有影響的事實，并不能夠使我們當然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正是這些影響使得中國社會科學在其發展過程中缺失了它應當擁有的自主性。在我看來，外部諸場域對學術場域之宰制的形成，在當代的社會中主要不是中國知識分子被動接受的結果，而是在所謂的“被動者”轉變成了“主動者”以后才獲得其實現的可能性的——亦即中國知識分子與經濟場域、社會場域和政治場域之間進行形形的“共謀”所導致的結果。因此我們可以說，正是作為“被動者”的中國知識分子向作為“主動者”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轉換，才一方面致使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需求在中國社會科學場域中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再生產——當然也致使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運作邏輯在中國社會科學場域中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它還致使西方社會科學知識在中國社會科學場域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未經批判的“復制”或“消費”。[10]

據此我認為，我們在探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必須建構起一種“關系性的視角”并以它作為我們的認識路徑，因為惟有根據這一視角，我們才有可能在關注這個問題的時候不會簡單地追究任一單方面的原因，而會把我們的視域擴展至中國知識分子與其他場域之間的各種關系問題。顯而易見，這種“關系性的視角”徹底否棄了中國學術界所盛行的要么“外部”要么“內部”的“單向度”視角：依據“外部性視角”，我們充其量只能經由一味地指責經濟場域、社會場域、政治場域乃至意識形態對中國社會科學的宰制而陷入一種簡單的“反抗”邏輯之中——然而我們知道，“反抗”卻往往不意味著解放；而依據“內部性視角”，我們則充其量只能經由空泛地指責中國知識分子的“入世”品格和缺乏“獨立精神”而陷入一種與社會科學知識之性質更為基本的緊張之中。

（2）關于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向度問題。

我必須承認，在撰寫《思考》一文的時候，我確實忽略了中國社會科學場域在世界結構下必須自主于西方社會科學場域“文化霸權”的問題，盡管我在討論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這個問題以前已經認識到了西方社會科學知識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示范”問題，而且還專門撰文探討過這個問題。[11]

現在，我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首先，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社會科學知識的毫無批判的接受，給西方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示范注入了某種合法的“暴力”意義；正是在這種暴力性示范下，中國知識分子毫無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經驗和引進理論，便被視為合理的甚或正當的。再者，這種實踐還迫使中國知識分子有關中國發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須經過西方知識框架的過濾，亦即依著西方的既有理論對這些研究做“語境化”或“路徑化”的處理，進而使得這些研究成果都帶上了西方知識示范的烙印。[12]更為糟糕的是，上述情勢還導致了一種我所謂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知識的“消費主義”傾向。其次，中國知識分子對一些與學術相關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從另一個角度扼殺了中國社會科學建構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因為這些學術制度在中國的移植只會引發與這些制度原本旨在達到的目的相違背的結果。比如說，西方國家的大學和研究機構規定了一種旨在提高學術研究水平的要求相關人員必須在年度內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和論著的制度，而且這種制度是與聘傭制度緊密勾連在一起的。晚近以來，中國的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也將這種制度移植了進來，但是他們在引進這種制度之前卻并沒有做認真的分析，甚至不意識這種制度的有效實施還必須仰賴于其他學術制度的支援或配合。比如說，一些學術項目的立項乃至獲得，通常情況下乃是為某些重點高校或重點院系所壟斷的；同時我們知道，項目的獲得意味著研究者肯定能夠獲得一定的出版經費或補貼；而面對當今中國出版社因企業化而出現的一種重賺錢而輕質量的取向，那些能夠獲得項目資助的知識分子與那些因所在單位的地位低下或不善人際關系而得不到項目資助的知識分子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就更容易出版論著——亦即更容易滿足上述“數量”制度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不僅許多知識分子，而且一些院校也為了獲得每年的研究項目經費而大搞社會“公關”，結果知識分子用以這種“公關”的精力和時間則大大超過了他們可以用來研究的精力和時間。可見，原本旨在提高學術研究水平的制度，一定程度上經由在中國的移植而變成了一種激勵知識分子去“爭奪”項目經費的制度。更為糟糕的是，這種制度在中國實施的過程中，一方面與知識分子職稱評定相勾連，而另一方面則與強調數量甚于質量的傾向緊密相關，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一些知識分子采取剽竊、抄襲和拼湊的手段來滿足這種制度所規定的要求，有的做法甚至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13]

由此可見，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問題除了存在一般性的一面以外，在世界結構中還存在著本土性的一面，而這意味著學術自主性在一定的意義上講是以特定時空為限的。據此我認為，就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情形而言，學術自主性的問題基本上會涉及到兩個向度。第一個向度所涉及的是中國社會科學場域依照其運行邏輯而必須與經濟場域、社會場域和政治場域做出明確的界分，這可以說是自主性的國內向度——實際上每個國家的社會科學都會遇到這個問題。第二個向度所涉及的則是中國社會科學場域在世界結構下必須自主于西方社會科學場域“文化霸權”的問題，這在我看來乃是自主性的國際向度——這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所特有的問題。[14]

（3）關于知識生產機器的認識和批判問題。

我在《思考》一文中得出結論認為：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中國社會科學場域中處于被支配地位的人在其研究中與那些并非完善的學術制度之間的“共謀”所致。換言之，正是由于他們在其研究中未能科學地建構研究對象而致使那些非科學或前科學的東西滲入進了社會科學之中，進而侵損了中國社會科學應有的自主性。據此我在當時主張，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者在對社會科學場域與其他場域間關系的自覺的基礎上，應當首先在其自身的具體研究中對日常性常識及學究性常識加以徹底的質疑并與之決裂，進而科學地建構起研究對象，通過科學的智識資本增進來捍衛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簡而言之，這里的關鍵是這樣兩個論斷：一是“共謀者”主要是那些因科學資本甚少而處于被支配地位的知識分子；二是中國知識分子應當首先通過研究對象的科學建構來捍衛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

篇(6)

“樂以和其聲”這個話題，出自我和民族音樂學家、潛心發掘和研究“納西古樂”――宣科的一場對話。

一個民族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在國際社會得到尊重，不僅在于有錢有勢，還要有文化魅力。如何推進中華文化的回歸與超越，使之為我們的民族持續地積蓄和迸發力量，來釀成文藝復興？

“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這九個字大體就可以顯現出中華民族數千年孜孜不倦的精神跋涉之軌跡。古人用禮崩樂壞形容亂世，其實，一切亂的根本原因是心亂，價值顛倒，人欲橫流，它可能是社會變革和進步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也是社會變革與進步不能不克服的障礙。如果說西方歷史上的文藝復興把人從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之后又使人被神話、異化了的話，當今時代就呼喚著一場新的文藝復興來把過度膨脹的人還原為和諧的人，必須去建立一個人與自然和諧、人與人和諧、人與社會和諧的新世界。

在和諧社會的建設中，中華文化可能就需要一個‘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回歸與超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概會伴隨一個從禮崩樂壞到禮興樂盛的過程。

用今天的話來說，“樂以和其聲”，也可以是支撐人民精神充實、國家強盛的一種“軟實力”。

舊話重提，是因為我們要推進的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一定是來自民間、來自大變革時代，全民族精神的激動和蕩漾。

舊話重提，是因為古今中外多少智者，都有過“樂以和其聲”的同感。

西方的哲學家尼采就認為：“沒有音樂，生命是沒有價值的。而交響樂是音樂中的音樂，是音樂中神圣的殿堂，而且它具有博大的、高遠的、深厚的精神境界。”

今天，我們在用民族復興中國夢來提振全民族精氣神的同時，也需要“樂以和其聲”。

其實，《禮記?樂記》還說過：“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這是我們的先人對交響樂的描述和想象，這也是中國文化對交響樂的認同和贊賞。作為世界經典高雅音樂――交響樂，不光屬于西方，也屬于中國，且早就屬于中國。我們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應該“樂以和其聲”，應該有交響樂來為她“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創造，必然創造出壯麗的史詩。

正是基于這樣的一番理想和抱負，2012年，16個省市的近百位教授、將軍、部長，在李嵐清同志的倡導下，組成了一個特殊的樂團――“‘三高’愛樂之友業余交響樂團”。我被大家推舉為樂團團長。2012年12月，我們在國家大劇院隆重舉辦了兩場特殊的音樂會，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帶來了特別的震撼。

這樣大規模的聚集，當然難以長期持續，音樂會結束，樂團就解散了。但我們的理想和抱負不會散，我們對音樂的熱愛和追求不會散。“聚是一團火，散時滿天星。”2013年，以北京、天津等地的原“‘三高’愛樂之友業余交響樂團”團員為骨干，新增數名教授，又組建了“滿天星業余交響樂團”，我繼續任團長。

篇(7)

新聞圖片的功能可因其作用的主體不同，分為不同的層次，它對報社、對讀者、對社會都發揮著不同的作用。他們最終作為一個整體，共同促進社會的安定和諧。

一、對報刊：具有信息傳播、美化版面、增加賣點的功能

20世紀80年代末期，時任新華社社長的穆青提出了“圖文并重、兩翼齊飛”的 辦報思路。1990年，首屆全國報紙總編輯新聞攝影研究會對這一辦報思路達成共識，從此以后，“圖文并重、兩翼齊飛”真正從一種思路變為全國報紙的實踐。新聞圖片很快從不被注意的角落轉變為報紙不可或缺的重要傳播手段之一，成為報社吸引讀者的重要法寶。

1、信息傳播功能。新聞圖片的本質屬性是“新聞”，新聞價值是新聞攝影優劣成敗的根本尺度，也是它得以存在的前提。作為新聞傳媒傳播手段之一種，它必然要承載著信息傳播的功能。

信息傳播功能是新聞攝影最主要的功能。新聞攝影是新聞事業中“最機敏、最敏捷的視覺神經”，也是“交流各種信息最通俗、最迅速、最直觀的工具之一”。優秀的新聞照片簡潔直觀、一目了然，大大提高了新聞信息傳播的速度和效率；而且“一圖勝千言”，新聞圖片把事件和現場完全復制給了受眾，客觀地還原現場畫面，使人們對新聞有更加準確的認識，可以從更多角度看待同一個問題，畫面中所包含的信息量遠非文字可比。再者，新聞圖片形象、直觀、生動，它極大地把人們從線性思維中解脫出來，以最簡單、方便、易讀的形式將信息展現在讀者面前，這種形象思維方式甚至可以突破民族、種族、語言的界限，成為一種世界文化交流與傳承的紐帶。

2、版面美化功能。美國一家雜志的編輯阿諾德曾說，對于版面設計來說，圖片在表現動態和使版面變得多樣、生動方面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從審美角度來說，圖片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它直觀、形象，較之單調的文字稿要有趣得多，當版面不夠穩定需要調整重心時，編輯會首先考慮是否可以用新聞圖片來解決。沒有圖片，版面缺少密度最大的色塊，容易顯得輕浮，更難以形成一種起伏跌宕的美感。

新聞圖片因其大篇幅和直觀性最具視覺沖擊力，而這種視覺沖擊力使其成為形成版面視覺中心的最佳選擇。美國心理學家斯金納在1994年提出CVI（視覺接觸中心）概念，他認為一個有創造性、和諧的版面設計，就是要在版面上安排一個強有力的CVI，而一個兼具新聞性與審美性的新聞圖片就是版面上最具吸引力的視覺中心。《南方周末》每期頭版上的大幅新聞特寫圖片，以其所濃縮的信息以及帶給人的沖擊力，強烈地震撼了廣大讀者，成為《南方周末》“迷人的眼睛”。

3、增加報紙賣點。新聞圖片是視覺新聞，是讀者首先映入眼簾的形象。優秀的新聞圖片可以在第一時間吸引讀者注意的目光，形成版面上的強勢，成為報紙的重要“賣點”。《北京青年報》成為國內最早大膽運用新聞圖片的一批報紙之一。它曾提出“三步五秒鐘”理論，即在要頭版上多使用具有沖擊力和視覺震撼力的圖片，使讀者在距離報攤三步遠的地方就首先注意到這份報紙，在五秒鐘內就決定購買它。這種吸引力的產生，首先要歸于新聞圖片的視覺刺激性。

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的特點是需求和供給均日益豐富而高效，人們對新聞信息的需求也更直接而迅速，這恰好給新聞攝影以大顯身手的機遇。新聞攝影成了市場化報紙競爭的有力工具，我們進入了“讀圖時代”。報紙要吸引讀者占有市場，就要關注讀者需求，發掘自身賣點，而照片就是報紙最好的“賣點”。

二、對受眾：具有獲知信息、審美愉悅、思想教育功能

1、獲知信息功能。從受眾角度考慮，新聞圖片首先具有獲知信息的功能。生活在信息時代的人們渴望獲得各種各樣的信息，圖像信息在現代人們的生活中占有的比重越來越大。它不要求讀者具有多高的文化程度，即使不認字的人一樣可以通過圖片了解新聞事件；對于一些現場感強的新聞事件，文字的描述往往是蒼白和乏味的，如果采用新聞圖片的形式將現場原生態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其表現力就會大大增強。再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信息必須具有更廣泛的共享性，圖片可以沖破語言和文字的隔閡，使不同國度、不同地區的讀者交流思想感情，增進彼此的了解。

2、審美愉悅功能。優秀的新聞圖片內含著廣闊的社會內容、濃郁的現場氣氛、強烈的形象力量、感人的情感因素，為人們提供具體實在而非抽象虛構的真、善、美相統一的審美對象，集社會美與藝術美于一身。它在飽含新聞信息的同時，也可以拍得很漂亮，起到既傳遞新聞信息又能給人們帶來審美愉悅的多重作用，這并不損害新聞攝影新聞性的本質規定。人們對新聞圖片的審視、認知、欣賞過程其實就是審美和思想交流的過程。在閱讀和審視作品的過程中，人們通過圖像信息，運用自己的形象思維去進行想象和聯想，去領悟作品所傳遞的新聞信息和審美信息。優秀的新聞圖片不但應具有新聞價值、形象價值，還會具有審美價值，它滲透到讀者閱讀的過程中，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獲得了精神上的享受和放松。音樂廳、美術展固然可以陶冶心靈，但對于目前的中國老百姓而言，普及率較高的報紙無疑是一種更合適的方式。

3、思想教育功能。新聞圖片的思想教育作用是指新聞照片能給讀者以啟示，對讀者起到思想教育及情感教育。新聞攝影圖片與其他新聞傳播材料一樣，具有明確的政治導向，維護著國家的政治安定、經濟利益和社會倫理道德，具有強烈的鼓動性和宣傳教育作用。另外，它展示的是真實生活的圖景與事件，暗含了記者對生活和新聞事件的情感、態度、評價和美學認識。讀者通過欣賞能夠感受到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從而引發自身的情感體驗，在潛移默化中提高受眾的文化品位，提升讀者的思想深度，使讀者自覺地觀照自身、觀照社會。

德國學者本雅明認為，在以大眾傳媒為載體的文化工業產品面前，現代人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機，人們不大愿意去思考，不再去追問精神、價值、意義及人生終極關懷問題，顯示出當今大眾在思維品質上的“營養不良”。作為報刊重要符號手段的新聞圖片，應該獲得清晰的理性把握，自覺增加新聞圖片的思想內涵，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為“和諧社會”的建設做出貢獻。

三、對社會：具有記錄歷史、宣傳引導、輿論監督的功能

1、紀錄歷史功能。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而今天的新聞圖片無疑是一種更生動、更真實的歷史紀實。新聞圖片是對新近發生的新聞事實的瞬間形象記錄，其紀實性決定了新聞圖片必將成為歷史的見證。

“新聞攝影最根本的任務是紀錄歷史，反映時代前進的步伐，促進社會向前發展。”新聞圖片的歷史文獻價值不是刻意去追求的，而是由其真實性所決定的。真實反映時代風貌、紀錄社會變革的新聞照片不僅是好照片，也理所當然的成為珍貴的歷史資料。列寧說：“照片的歷史意義是很偉大的。一位畫家不能像攝影師那樣迅速地和準確地抓住一個事件的進程”。新聞攝影是歷史的瞬間切片，凡是記錄了事件和動態的新聞圖片，都將作為歷史的見證而載入史冊，為人們所銘記。攝影記者應自覺擔當起這一重任，以真實性嚴格要求自己，認真記錄歷史的重要瞬間，成為后人了解、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的寶貴文獻資料。

2、宣傳引導功能。這個功能其實是由新聞傳播功能引申出來的。“社會主義的新聞工作，起著黨的宣傳工具和社會輿論的向導作用。”新聞確實扮演著一定的宣傳的角色。新聞攝影作為一種重要的大眾傳播手段，同樣要遵守黨的宣傳紀律，擔當“耳目喉舌”的職能，及時用形象的方式配合黨和政府在一定時期的工作重點，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幫助人們了解黨的方針、政策。在真實性的前提下，樹立大局意識、導向意識。只有這樣才能完成黨和人民的重托，肩負起“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責任。

相對于文字，新聞攝影在傳播形象新聞方面更具客觀性，這是由攝影手段的科學紀實性和圖像紀實性的特點決定的。其自身直觀真實的特征使其更容易被廣大讀者接受，更易取得預想的宣傳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新聞圖片在執行宣傳引導功能時，要遵循新聞傳播規律，它反映的應是在特定時空狀態下客觀存在的事物或事實，決不可以為了達到宣傳目的而擺拍，甚至制造假照片。在拍攝過程中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也必須是以尊重新聞事實的客觀真實性為基礎的，不要褻瀆受眾對于新聞圖片的信任。

3、輿論監督功能。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是在中國社會發生劇烈轉型，中國社會加速民主化進程的背景下由社會所賦予新聞媒體的神圣使命。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開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許多社會問題也不斷出現，諸如農民工進城務工問題，城市下崗失業問題，教育亂收費問題，野蠻執法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與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如果新聞攝影密切關注這些問題，就可以起到反映群眾疾苦、引導社會輿論、監督相關部門的不良作為，從而達到化解社會矛盾的作用。

批評性的“新聞攝影”因為其形象性、客觀性、實證性，比一般的文字報道更有力、更有效。在輿論監督過程中，攝影記者要堅持實事求是、與人為善、有針對性、講政治的原則，對自身進行明確的定位，用一種客觀的眼光去審視所報道的對象，以遵守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為前提，在法律的框架內開展各項工作。

“便覺眼前生意滿，東風吹水綠參差”。當前，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下，在“和諧社會”的宏觀語境中，新事物、新風貌、新成就不斷出現。我們的新聞圖片報道應該緊跟社會發展大潮，積極投身其中，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去關注現實，紀錄偉大的歷史，以推動社會的變革和發展，促進和諧社會的早日到來。

參考文獻

①張鵬成：略論新聞攝影的社會性，《1983年全國新聞攝影理論年會論文集》，全國新聞攝影理論年會論文編輯組編，1983年，第81頁。

②轉引自陳紅梅：《報紙編輯》，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63頁。

③時盤棋：用照相機記錄歷史，《過程論與新聞攝影》，新華出版社，1988年第264頁。

④《為列寧拍照》，《文匯報》，1979年7月23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