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中國近現代史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5月4日第九屆年會正式開幕，本屆年會主席、青島大學音樂學院院長陶亞兵主持會議。學會會長王子初宣讀了本屆全國高校學生中國音樂史論文評選的結果并頒發證書和獎品，他回顧了1978年以來音樂史學的發展。副會長梁茂春、鄭祖襄分別對參評的古代和近現代、當代音樂史研究論文進行點評。梁茂春教授提出“選題要小、挖掘要深、邏輯要嚴、立意要新”的十六字口訣。他以為，本次論文評選中，富有創新意義的、具有閃光點的論文不多，應提倡年輕學者在研究中要有創新思維，要有敢于超越前人、超越老師的勇氣。4日下午，大會分中國古代音樂史與近現代音樂史兩個會場舉行學術研討。

反省昨天――近現代史研究

戴嘉枋以音樂史研究為題發言，認為歷史是一條河流，歷史的發展有其必然的規律與結果，探討其因果關系是音樂史學一個任務。文藝的畸形繁盛是音樂為政治服務走到極端的必然結果。后音樂的大發展是對音樂的一個否定，今天有人喜歡樣板戲不是懷念樣板戲，而是對戲曲舞臺上的老戲不滿足。他指出：目前音樂史的研究呈“兩極化發展”，通史與個案的研究較多，而斷代史的研究較為薄弱；斷代史是通史的局部“放大”，應“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以歷史局外人的身份來客觀地看待研究對象，以史料為基礎對研究對象進行考證。

汪毓和就重寫近現代音樂史表示對自己著述不同意見與觀點討論的歡迎，提出“音樂史學應與民族音樂學相融合”，“縱向研究與橫向研究”兩種結合，從而使“研究更為深刻”。向延生介紹了新版抗戰歌曲集編撰的背景及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抗戰歌曲的發展情況；同時也介紹了抗戰爆發后蕭友梅先生在給政府的報告中，提出要培養歌詠指揮、培養軍樂隊，改變音樂學院辦學思路、強調音樂為抗戰服務的一些重要史實。馮長春有關30、40年代“學院派”論爭的研究也引起與會者重視。

劉云燕對現代京劇樣板戲旦角唱腔的音樂分析，錢彤有關賀綠汀與20世紀早期流行音樂研究成果的介紹，彭麗有關彭修文研究，孟維平、李巖對近現代音樂研究提出的思考和見解，臺灣中國文化大學趙廣暉教授對臺灣原住民音樂的介紹等發言，也受到關注。

追朔從前――古代史研究

修海林通過對巴蜀三組文物圖像的考證，結合文獻將其置于歷史的文化背景中進行考量，以對南宋時期的南方雜劇的角色及其表演形式分析研究，認為鼓、板、笛或鼓、板、篳笠為南宋兩種主要的雜劇樂器組合形式。賀志凌通過對新疆出土箜篌與巴洛雷克古代豎琴的比較，對箜篌的形制與淵源進行了考證，得出二者同斯基泰文化之源但不同流的結論。孔義龍的《論一弦等分取音與編鐘四聲音列》，王洪軍的《見于〈國語?周語下〉的鐘律文獻再解讀》和王清雷的《史前禮樂制度初研》，前兩文分別側重于考古學和文獻學兩種不同的方法，對鐘律進行了研究與探討，而王清雷則通過對史前鐘磬之樂的考證，對當時的禮樂制度進行了初步的分析。此外，章華英對古琴的打譜研究與理論做出總結；朱國龍對古的考釋等給學者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國古代樂譜的研究，一直是音樂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薄弱環節。楊善武有《敦煌樂譜研究的新突破》的發言，他通過對同名曲《傾杯樂》旋律重合問題的探討，來證明林謙三在1955年有關琵琶定弦推論之正確，并旁證了燕樂二十八調中閏角調的存在。徐元勇對留存于海外（主要為日本）的明清樂譜的保存情況進行了研究，并提供了許多珍貴的新樂譜資料與照片。李穎則對明清時期唱樂記錄的形式即樂譜形式進行了歸納與總結。

古代史研究論文與發言較多，限于篇幅，不一一詳述。

學科建設與教學

鄭祖襄就中國音樂史的研究現狀發言，指出“隨著研究領域和范圍的擴大，研究層次的不斷提高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樣化發展，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正不斷走向深入”。就目前研究的深度與廣度而言，主要體現為文獻史料研究、古代樂譜研究、古代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中國樂律學史研究、音樂考古學研究、音樂思想研究、曲調考證七個主要方面。他強調了古代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重要性，針對目前研究較為薄弱的狀況，以及因缺少文獻記載對其研究所造成的困難，提出應以“考古學的方法”和“用歷史的語言代替歷史學”的觀念進行研究。并認為“考古樂器的類型學研究”和“建立一套科學的古樂器測音體系”是音樂考古學學科發展過程中必須要面對的兩個重要問題。

郭樹群指出：目前音樂史學學科理論建設還處于初級階段，提出音樂史學史和方法論的研究應有更廣闊的視角，呼吁音樂史學界“重視學科理論建設”。他還強調在音樂史的教學中應“弘揚歷史理性主義精神”、“營造歷史體驗的氛圍”，注重“資料基礎與方法論的建設”，倡導一種“多維性的學術研究”。此外，高興提出“中國音樂科技史”的研究課題，是音樂與自然科學相交叉而成的一門邊緣學科。

篇(2)

[關鍵詞]史學概論 邏輯體系 改革開放新時期史學 史學理論

[中圖分類號]K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5）04-0110-08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史學理論學科建設是從史學概論教材編寫起步的。在短短的10年間，出版并被相關高校確定為歷史學本科生甚至延伸為研究生教學指定參考書的“史學概論”，計有11本之多。正如首部《史學概論》作者陳光前所預見的那樣：“十億人口的大國，才出版兩三種史學概論教材，很難適應不同的情況和需要，應當多有幾種不同風格、不同形式的教材，百花開放。在科學的春天里，史學概論這一品類的鮮花，一定會爭相開放。”從改革開放以來新時期史學發展的歷史眼光看，應該承認，這10年是史學概論繁榮的10年，是改革開放新時期史學的一大亮點。經過研究，我們將11種史學概論體系的邏輯結構依次概括為綜合模式、理論與方法模式、認識論模式、史學理論模式和史學學模式（限于篇幅，此模式概說略去），并由此建立一個學術坐標予以比較。應該看到，11本史學概論著作出自眾人之手，由于史家對史學概論的研究對象、任務、學科定位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加上他們有不同的人生經歷、職業習慣和教學研究體會，就形成了不同的心路歷程，這些都在他們各自的史學概論中打上了烙印，由此表現為不同的學術風格，各有各的邏輯體系。還要看到，史學概論體系建構研究，不僅是一個20世紀80年代的時髦話題，而且也是史學概論學術史上的永恒話題。立足于當下，必須借鑒和反思歷史經驗。因此，比較他們在史學概論建構中邏輯體系的差異，既有利于研究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史學起步階段的時代特點、時代精神，又有利于科學總結處于學術繁榮時期的史學概論體系建構經驗，規避其時代性、主體性失誤，繼續把中國特色的史學概論體系建構工作推向前進。

一、綜合模式

還是在當時，就有學者研究指出，部分史學概論體系表現出突出的綜合模式特征。因此，這里所說的史學概論體系綜合模式，實際上是一個借用的概念，即史學概論=部分1+部分2+部分3。在史學家所構建的史學概論體系中，有很多學者立足于教學或歷史研究的實際需要，采用了這種部分相加等于整體的結構體系，但同時還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綜合模式并不等于說就是一個“拼盤”，因為史學家在構建其結構時都有自己特定的需要。具體來看，在20世紀80年代，采用這種綜合模式來建構其史學概論的著作有葛懋春、謝本書主編的《歷史科學概論》（1983年第1版，1985年第3版）、白壽彝主編的《史學概論》和田昌五、居建文編著的《歷史學概論》。應該說，這3本教材，是20世紀80年代前期首批公開出版的史學概論類著作，因此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一）葛懋春、謝本書主編《歷史科學概論》（簡稱葛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總體上看.葛本的邏輯結構是：歷史科學的基本問題+唯物史觀的具體運用+史料和史學的研究方法+中外史學史=歷史科學概論。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緒論（修訂時增寫），總論該書的主旨問題，共7頁，占全書（477頁）比例為1.47%。

第二，歷史科學的基本問題（第1章），主要解決什么是歷史科學這一問題，共55頁，占全書比例為11.53%，主要包括：歷史、歷史學、歷史科學基本概念辨析，歷史科學在認識對象、認識過程、認識經驗上的主要特點，歷史科學的作用，歷史科學的革命性與科學性，歷史科學工作者的基本素養等。

第三，唯物史觀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第2章至第9章），主要回答如何將唯物史觀運用于歷史研究中的理論和方法問題，共217頁，占全書比例為45.49%，主要包括：唯物史觀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科學分析社會基本矛盾，正確運用階級分析方法，辯證考察人類歷史的運動過程，民族和民族關系問題，關于歷史人物的評價，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史論結合等。

第四，史料搜集與處理的知識和方法（第10章至第11章），主要說明如何搜集和處理文獻史料和實物史料的問題，共50頁，占全書比例為10.48%，主要包括：中國歷史文獻資料的情況簡介及其搜集、鑒別、校勘的方法，考古學和歷史研究等。

第五，中外史學史概述（第12章至第13章），主要論述從古代到近代中國以及歐美史學的發展情況，共111頁，占全書比例為23.27%，主要包括：中國史學史概述，歐美史學史概述等。

第六，當代國外幾種史學方法述評（第14章，修訂時增寫），主要介紹國外流行的幾種史學方法，共37頁，占全書比例為7.76%，主要包括：歷史比較研究法，歷史數量研究法，歷史系統研究法等。

通過量化分析可見，葛本邏輯體系的最大特點是重溫并強調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并強調在史學研究中運用唯物史觀，即史學研究的理論指導問題。

（二）白壽彝主編《史學概論》（簡稱白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總體上看，白本的邏輯結構是：歷史學基本問題+史學的內部問題（歷史觀+歷史文獻+歷史編纂）+史學的外部聯系（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國近現代史學史+史學當前的主要任務=史學概論。

第一，敘論（第1章），總論該書涉及到的歷史學基本問題及其編寫大意，共30頁，占全書（426頁）比例為7.04%，包括：歷史、史料、史學基本概念辨析，史學遺產的批判繼承，該書的編寫大意等。

第二。史學的內部問題（第2章至第6章），主要論述歷史觀、歷史文獻、史書的編著、史書的體例、歷史文學等屬于史學內部結構的問題，共199頁，占全書比例為46.71%，主要包括：歷史觀――史學的靈魂，主要以歷史觀中的重要問題來貫穿論述歷史上各種不同的歷史觀點；歷史文獻――史學的基礎，回顧了中國歷史文獻的發展歷程和重要成就，并在論述中滲透了文獻的搜集和整理的方法；歷史編纂――史學的成果表達，包括：史書的體裁及編和著、史書的體例、歷史寫作文字方面的問題。

第三，史學的外部聯系，即史學和其他學科的關系（第7章），著重論述了史學與科學、哲學、考古學、民族學、藝術、天文學、地質學等學科的關系問題，共50頁，占全書比例為11.74%。

第四，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第8章至第9章），回顧和評述了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發展情況和重要問題，共103頁，占全書比例為24.18%，主要包括：近代史學，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等。

第五，史學當前的主要任務（第10章），在前文的基礎上，探討了當前史學工作面臨的主要任務.指明史學發展方向，共44頁，占全書比例為10.33%。主要包括：研究和進行歷史教育，開闊視野，治史修史，不斷提高史學水平；強大史學隊伍，培養史學人才等。

通過量化分析可見，白本邏輯體系的最大特點是對中國近代史學史的概述，及對中國史學史脈絡的把握。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新時期史學對中國近代史學史的關注和研究，應該說起自白壽彝主編的《史學概論》。現在看來，其初始倡導之功，殊為有益。

（三）田昌五、居建文編著《歷史學概論》（簡稱田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總的來說，田本的邏輯結構是：歷史學基本問題+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唯物史觀的具體運用）+史學史+研究歷史必備的資料和工具（文獻學、考古學）=歷史學概論。

第一，歷史學基本問題（第1章），重點論述了歷史學研究的對象和任務，共21頁，占全書（245頁）比例為8.57%，主要包括：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歷史學研究的目的和任務等。

第二，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即唯物史觀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第2章至第5章），主要論述唯物史觀作為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共162頁，占全書比例為66.12%，主要包括：歷史觀的基本問題，這里分為兩個問題：首先是兩種歷史觀，主要論述了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的區別與聯系問題及史論關系問題、黨性與科學性的問題。其次是歷史諸因素的相互關系，主要從唯物史觀的角度重新闡述經濟與政治、思想等因素的相互關系；階級斗爭的相關原理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其中在論述階級分析方法時，特別提到了歷史的方法、邏輯的方法、辯證的方法、比較的方法）；個人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辯證地看待歷史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等。

第三，史學史即歷史學的過去與現狀（第6章），回顧和評述了中外史學發展的基本情況，共46頁，占全書比例為18.78%，主要包括：中國的封建史學，著重論述了中國古代的歷史哲學和史書的體裁問題；近代資產階級史學，著重介紹了近代中國新史料的發現和梁啟超與王國維的史學成就：現代史學，主要論述了和郭沫若的史學成就；歷史學的現狀和當前的任務，包括西方史學的發展情況和中國史學的現狀與教訓。

第四，研究歷史必備的資料和工具（第7章），主要介紹歷史研究中史料方面的相關知識。共16頁，占全書比例為6.53%。主要包括：古文獻資料及其相關的知識和史學與考古學（實物史料方面）。

通過量化分析可見，田本邏輯體系的最大特點是闡述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及研究方法，強調遵循唯物史觀，運用唯物史觀，重點強調了階級斗爭理論與方法。應該注意的是，田本與前述葛本的邏輯主色調雖同為唯物史觀，但重點和導向卻是不一樣的：白本重史觀，從歷史學的基本問題人手強調唯物史觀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田本重方法，強調運用唯物史觀，就是要運用唯物辯證法。

綜上，我們不難發現，這種綜合模式的內在邏輯雖然都是“部分相加等于整體結構”，但是，各本所囊括的內容及各部分內容所占比例，因史家主體的認識差異，在用筆量上表現出很大不同；當然，在具體實踐中，也因為操作性的問題難免存在各自無法克服的缺陷。對于這些問題，三本著作出版不久，就有學者毫不諱言地予以指出。比如，1984年，蔣大椿在《建設歷史科學概論的有益探索――評介〈歷史科學概論〉和〈史學概論〉》一文中就指出，雖然“從著手建設歷史科學概論這門學科來看，兩書（筆者注：葛本和白本）的首倡之功，應當得到充分的肯定”，但是兩書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努力解決，其中“歷史科學概論的研究對象及其范圍”是亟待明確的首要問題，因為“歷史科學概論應是一門有自己特定研究對象和范圍的專門學問”。又如，1985年，姜義華在《從（史學要論）到〈史學概論〉》一文中指出，葛本、田本和白本三書“最主要的問題看來就在于這幾部著作內容稍嫌龐雜。它們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想集歷史哲學（歷史唯物主義）、歷史編纂學、史學史于一身，結果，反而使史學概論自身所要專門考察的問題被排擠或淹沒了”。[q除了蔣大椿、姜義華指出的問題外，這種綜合模式各部分之間的聯系還顯得不夠緊密，尤其是缺乏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對于謀求使“史學概論”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作用不大，只能起到史學教學概要和普及歷史學學科知識的作用。

二、理論和方法模式

從理論和方法角度來建構史學概論的體系，我們將它簡稱為理論和方法模式。趙吉惠是這種模式的首倡者，趙著《歷史學概論》（簡稱趙本）是該模式的實踐成果。總體看，趙氏“歷史學概論”意在從理論和方法的角度，概述歷史學及其發展的主要方面和主要問題，因此，其邏輯結構就是：歷史學基本問題+理論部分+方法部分=歷史學概論。其具體表現為以下三方面。

第一，歷史學基本問題（引言），總論歷史學概論的研究對象與內容，共19頁，占全書（347頁）比例為5.48%，主要包括：歷史、歷史記錄、歷史學、歷史學理論、歷史學概論等基本概念辨析及《歷史學概論》一書的主旨論述和歷史教學與研究的意義及史學工作者的必備品質。

第二，理論部分（第1章至第8章），著重從理論角度來梳理史學發展歷程和歷史觀方面的一些理論問題，共152頁，占全書比例為43.80%，主要包括：一是從理論和方法角度概述中外史學的發展歷程，分為三個小部分：中國封建舊史學的發生、發展與終結，歷史上各種歷史觀的主要形態，中國歷史科學的產生與初步發展；二是歷史學與其他相關學科之關系；三是唯物史觀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主要論述了四個問題：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歷史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歷史發展的動力，歷史遺產的繼承與批判。

第三，方法部分（第9章至第16章），主要論述史學研究和編纂的一些重要方法，包括：一是是史學方法論的根本指導原則；二是搜集、整理、運用史料的方法，史學研究方法，主要論述了6種.分為5章：三是階級分析方法、歷史比較研究方法、歷史系統研究方法、歷史計量研究方法；四是史著的體例與編纂方法（其中還特別提到了撰寫史學論文的要求與方法）。

應當看到，趙本從理論與方法角度建構史學概論體系，以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為論述重心，這就抓住了史學概論的核心問題，使全書各部分之間有了更為緊密的內在邏輯聯系。相對于葛本、白本而言，趙本的邏輯體系更為嚴密，所囊括內容的比例也更為合理。對此，時人何振東在《從幾本（史學概論）看本學科的主要內容》一文中有過論述。他認為，與葛本、白本相比，趙本“將有關歷史文獻、史書的體例，以及中外史學的基本知識，均歸納到《中國封建舊史學的發生、發展與終結》和《歷史上各種歷史觀的主要形態》這兩章中”，“敘述時進行縱橫交叉，有機結合，這樣就顯得概而不雜，豐而有序”，這樣處理就顯得很好。當時對此持肯定性意見的還有徐萬發，他在《史學主體與（史學概論）研究對象》一文中指出，“趙本的處理是一種大膽的探索，‘從理論和方法的角度出發，對歷史學的整體做比較概括地論述。’它自然而然地調正了‘史料與文獻學、編纂學’等學科在史學概論中的位置，又從與理論、方法相關的世界觀出發，處理了史學概論與史學史的關系”，全書“自成體系，有另辟蹊徑之功”。

三、認識論模式

認識論模式，即以歷史研究的主體認識活動為中心來建構史學概論體系，簡稱認識論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從認識論角度來思考史學概論體系問題并付諸實踐的，主要有吳澤主編的《史學概論》和姜義華、瞿林東、趙吉惠、馬雪萍合著的《史學導論》。雖然如此，但還要注意的是，這兩本書無論是在體系建構，還是在所囊括的內容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一）吳澤主編《史學概論》（簡稱吳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根據吳本“前言”和第1章“緒論”可知，作者試圖以歷史研究中的主體和客體（史家主體與史學客體）關系為主線來展開論述，從而確立史學概論體系的內在邏輯關系。因而作者將由此貫穿起來的內容歸納為：基礎理論、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識三大部分。簡單地表述吳本的邏輯結構是：史學概論=歷史研究基礎理論+歷史研究基本方法+歷史研究基本知識。從表面上看，吳本的結構與上面論述的綜合模式似乎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內在邏輯則是不同的。具體地說，其內在邏輯包括以下幾方面。

首先，根據史學研究的根本任務是研究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這一規定性來說，回答人類歷史的起點是什么？人類歷史的變化發展是由什么決定的？人類社會是怎樣變化發展的？其基本規律和特點是什么？這些最基本的理論問題，涉及到歷史觀這個根本問題，是歷史研究的靈魂。只有唯物史觀，才第一次真正科學地解答了這些問題。因此，唯物主義歷史觀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史學概論的一個重要課題。在作者看來，歷史研究的基礎理論主要是闡述唯物史觀及其在具體歷史研究中的運用。

其次，一次完整的歷史研究過程，不僅包括研究者根據史料來分析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從中引出科學結論的過程，而且還包括研究者把科學結論寫成史學著作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史料作為歷史研究的出發點，存在著分散、訛誤的問題；科學結論的得出，存在著如何從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的問題；史學著作作為最終成果，存在著史學觀點如何表述的問題。為此，研究者必須掌握搜集、鑒定和整理史料的方法，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具體與抽象、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方法，以及編寫史學論著的方法，正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史學概論研究的重點。

再次，在歷史研究中，史學家不僅要用天文學、地理學、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以及某些自然科學的知識和方法來輔助歷史研究，而且還要通過史學評論來了解現實對于史學的要求，通過研究史學的歷史與現狀來不斷豐富史學概論，因此，這些史學與其他有關科學之間的關系、史學評論、史學的產生以及當今世界上各種史學流派等問題，都可看作是歷史研究所必備的基本知識，以此來幫助研究者解決歷史研究中主體和客體的矛盾。

吳本的史學認識論模式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第一，緒論（第1章），總論史學概論的相關問題，共18頁，占全書（398頁）比例為4.52%。

第二，歷史科學的基礎理論（第3章），著重論述唯物史觀的理論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共36頁，占全書比例為9.04%，主要包括：生產勞動是人類歷史的起點和基礎，歷史上人類的共同體，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人類歷史的辯證運動（歷史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歷史的現象和本質、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歷史發展的漸變和突變、人類歷史的螺旋式發展）。

第三，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第4章至第6章），分為三個部分：一是論述了辯證邏輯的思維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共40頁，占全書比例為10.05%，主要包括：分析和綜合研究法（將階級分析法囊括其中），歷史比較法，歷史歸納法（演繹法），歷史研究中的具體和抽象，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歷史主義原則）；二是史料和史料學，著重論述了史料學的相關問題，并介紹了處理史料的相關方法；三是歷史編纂學，論述了史書的體裁、體例、表達等史學成果表達的方法問題。

第四，歷史研究的基本知識（第2章、第7章至第9章），分為三個部分：一是中外史學的發展情況，主要包括：對史學的偉大變革（第2章），重點論述了唯物史觀的產生與發展.以及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國內外近現代史學流派述評（第9章），主要述評了梁啟超、顧頡剛等中國近現代史學家的史學成就和美國計量歷史學派、法國年鑒學派等國外近現代史學流派；二是史學和其他學科的關系（第7章），主要論述了史學和哲學、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地理學、文學、自然科學等學科的關系問題；三是史學評論（第8章），主要論述了史學評論的性質、標準、作用問題。

第五，史學發展和史學工作者的修養（第10章），立足現實變化對史學發展的新要求，論述了史學工作者的修養問題，共14頁，占全書比例為3.52%。

從總體上看，吳本建構史學概論體系是從史學認識論角度來思考的，他們看到了歷史研究中主體和客體的矛盾，但是從其邏輯進程以及它所囊括的內容來看，他們并沒有緊緊抓住歷史認識論這一重大問題展開論述，只能說是初步體現了作者試圖從史學認識論角度來建構史學概論的一些思考。即便如此，與前述葛本、白本、田本相比，吳本從史學認識論角度所構建的“史學概論=歷史研究基礎理論+歷史研究基本方法+歷史研究基本知識”的邏輯體系還是很有特點的。對此，研究者肖馬曾經有比較中肯的評價，他說，吳本的“第一個特點是系統性、邏輯性強。全書共分十章，無論橫觀、縱觀，在內容上都是完整的有機聯系，而不是生硬拼合”。

（二）姜義華、瞿林東、趙吉惠和馬雪萍合著的《史學導論》（簡稱姜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其實，早在20年代80年代之初，姜義華就對史學概論體系進行了思考，并撰文論述了他對于史學概論體系的設想。他的這一設想，后來大體上體現在他與瞿林東等學者合著的《史學導論》之中。

姜義華在《用現代思維科學武裝歷史研究工作――論史學概論的核心與時代使命》一文中，意在利用現代思維科學與現代科學方法論的豐碩成果，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來構建史學概論體系。他結合現代思維科學的成就，認為“歷史研究活動，是一種三級思維活動”，即“歷史研究活動乃是認識主體（歷史學家）經由中介質（歷史資料）與認識客體（歷史實際）在實踐基礎上能動的統一”；“一個正確的歷史認識的獲得，大體上得經歷‘感性’、‘知性’、‘理性’這樣幾個必要的階段”，同時，歷史認識活動的這些特性，還決定了歷史著作的編纂不可能直接反映歷史實際及歷史認識無法在實踐中得到檢驗的問題，因此，他認為必須在的指導下建立科學的歷史認識論。這些觀點，在《史學導論》一書中打下了深深的思想烙印，結合這篇文章，有利于我們理解姜本的邏輯結構。

第一，史學導論研究的對象與任務（引言），論述史學概論的相關問題，共3頁，占全書（349頁）比例為0.86%。

第二，歷史學的發展歷程及其社會功能與科學地位（緒論），共81頁，占全書比例為23.21%，主要包括：歷史意識的產生和歷史學的形成，意在論述中外史學由傳說到科學史學的發展歷程；歷史學的社會功能，主要論述了歷史學在人類認識活動和人類社會實踐活動中的作用；歷史學在科學發展中的地位，鑒于一切科學都是歷史科學，歷史學的科學功能就表現為對其他學科的發展具有推動作用。

第三，歷史認識的基本特征（第1章），意在從歷史認識論的高度對歷史認識的基本特征和主要過程進行總體分析，共63頁，占全書比例為18.05%，主要包括：歷史認識活動的結構與過程，即主要論述了歷史認識的三級能動統一結構和歷史認識的感性、知性與理性認知過程的問題；歷史思維的方式與范同，即主要論述了歷史思維中的形象思維、邏輯思維與直覺思維和微觀、中觀、宏觀的歷史考察的問題：歷史認識的真理性及其檢驗，即主要論述歷史真理的相對性與絕對性和歷史認識的真理性在史料、科學認識總體及社會實踐三個層面上的檢驗問題。

第四，研究歷史的主要方法（第2章），主要論述了一些研究歷史的具體方法，共57頁，占全書比例為16.33%，主要包括：歷史事實還原的方法即史料搜集、辨析與抉擇的方法和史實編次與排列的方法：歷史過程分析與解釋的方法，主要論述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歷史分析和邏輯分析、結構分析和階級分析、整體研究（系統分析）和跨學科研究及歷史心理研究方法；歷史的比較研究。

第五。歷史本體與歷史規律的探究（第3章），在回顧古今中外史學家對歷史本體與歷史規律即歷史本質追尋的基礎上，著重論述對歷史本質的認識，共45頁，占全書比例為12.90%。

第六.歷史研究成果的社會表現形態（第4章），意在論述歷史學著作及其內容、形式和要求的問題.共52頁，占全書比例為14.90%，主要包括：歷史研究成果的社會性與多樣性，主要論述歷史撰述和歷史編撰構架的多樣性與多層次性問題；歷史撰述的根本原則與不同要求，主要論述歷史撰述中的客觀主義、先驗主義傾向與信史原則的問題、歷史主義與當代意識的問題和語言表述的美學要求的問題。

第七，歷史學家的素養與時代使命（第5章），意在論述歷史學家的相關問題，共48頁，占全書比例為13.75%，主要包括：歷史學家的優良傳統與現代素養，主要論述歷史學家的知識結構與研究能力和歷史學家的社會責任與獻身精神方面的問題；歷史學家的個體與群體研究；歷史科學的時代使命。

綜上，雖然姜本與姜義華最初在論文中表露的設想有些不同，但是，姜本所體現的史學概論體系的主旨與姜義華早先的設想還是一致的。這不僅體現了著者對歷史認識論問題的重視，力圖以歷史認識論為主線來建構自己的邏輯體系，而且還通過這一邏輯關系使姜本的各部分內容之間有了較強的邏輯聯系，使全書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還要指出的是，后來姜本分別于2003年和2010年進行了修訂，但是，對比三個版本來看，全書的史學概論體系框架并沒有發生很大變化。正如趙梅春在評論2003年的修訂本時所指出的，“全書各章以歷史認識活動為主線，將歷史認識、史學方法、對歷史本體及其發展規律的探索、史學成果的社會表現形態及歷史認識主體自身的素質作為歷史認識活動的幾個必要環節并將其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進行論述，形成了一個較為系統的理論體系”。應該說，趙文的評論比較如實地勾勒出姜本的亮點和特色。特別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中國史學界堅持唯物史觀、運用唯物史觀，是一條原則和常識，因此，姜著同類似著作的明顯差異是，不再在唯物史觀問題上大費筆墨。

四、史學理論體系模式

所謂歷史學理論體系模式，是指部分學者從歷史學理論體系建構角度出發，把史學概論作為建構歷史學理論體系的基本內容。在20世紀80年代，有歷史學者提出了許多相關設想，但在當時將其付諸實踐的卻只有李振宏所著《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一書，這在當時無疑是具有史學理論探索勇氣的。

李振宏在其1986年發表的《關于史學理論與史學概論的初步意見》一文基礎上，在《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中進一步提出史學本體論、歷史認識論和史學方法論三者構成完整的史學理論體系觀點，即史學理論=史學本體論+歷史認識論+史學方法論=歷史學的理論體系。在他看來，“史學本體論，是對史學研究活動進行本體論反思的理論產物，它把人們的史學研究實踐作為一種‘存在’去研究，弄清這一人類認識活動的目的、性質及其意義，從本體論的角度回答‘什么是歷史科學’的問題，規定整個史學認識活動的方向和任務，對整個歷史學科的發展起指導作用；歷史認識論，是對史學研究成果作知識性反思的理論產物，它集中回答歷史知識如何形成、何以可能的問題，即要研究歷史知識的性質。……史學方法論，是對史學研究的經驗程序、思想方法、研究途徑進行反思的理論產物，是對史學研究的思維活動程序作抽象化、形式化、相對固定化的研究，它解決歷史認識手段、方法、途徑的合理性、科學性問題，為如何獲得正確的歷史認識提供方法論指導”。㈣由此，李振宏按照他所界定的史學本體論、歷史認識論、史學方法論構成的結構體系，安排了《歷史學理論與方法》一書的邏輯體系。

第一，緒論，總論該書的寫作主旨，共8頁，占全書（447頁）比例為1.79%。

第二，史學本體論（第1章至第7章），集中回答了“什么是歷史科學”的問題，意在對史學本體進行整體性和理論性認識，共144頁，占全書比例為32.21%，主要包括：歷史是什么，主要論述了歷史的定義、人類歷史活動的特征、歷史的客觀規律性及其爭議等問題；歷史學是科學的根據：歷史科學的特性和任務；歷史科學內部的學科結構，主要介紹了通史、專門史、史學理論、歷史編纂學、史料學、史學評論等等歷史學內部各學科的情況，并進一步論述了諸學科間的相互關系；歷史科學與一般社會科學，著重論述了史學和政治經濟學、文學、考古學、歷史地理學、目錄學的關系問題，意在加以借鑒；歷史科學的現實性品格，即史學與現實的關系問題；歷史科學的理論方法論基礎，即唯物史觀的相關問題，主要論述了唯物史觀的創立與完善及其原理指導歷史研究的方法論原則。

第三，歷史認識論（第8章至第12章），集中論述了歷史認識的相關問題，意在加強史學界對歷史研究主體問題的重視，共116頁，占全書比例為25.95%，主要包括：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主要論述了主體意識的結構、主體意識在歷史認識中的滲透、主體意識的社會性、增強歷史認識中的主體意識等問題；歷史認識中的客體范疇，主要從歷史認識角度論述了歷史存在、歷史客體、史料客體的相關問題及后二者對主體的影響；歷史認識的一般形式，著重論述了考實性認識、抽象性認識、價值性認識及其相互關系；歷史再認識及其推動因素；歷史認識的檢驗。

第四，史學方法論（第13章至第20章），主要論述了進行歷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問題，意在為取得正確的歷史認識提供方法論的指導，共179頁，占全書比例為40.05%，主要包括：相互作用思想及其方法論意義，史學研究中的歷史主義原則，階級分析方法，歷史人物評價的理論和方法，民族關系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文化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歷史比較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運用史料的理論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