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發展的評論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北京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李佐軍

【經濟增長的三大“發動機”】需求邊的“三駕馬車”只是增長的短期動力，中長期動力是三大供給邊的“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

05月14日 來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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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軍

【經濟增長的四種基本類型】1，需求拉動型經濟增長；2，投入型經濟增長；3，效率型經濟增長；4，扭曲型經濟增長。

05月14日 來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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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軍

經濟發展主要表現為分工深化，分工深化可產生分工經濟或專業化經濟，分工經濟取決于交易效率提高，交易效率提高取決于合理的制度安排，而合理的制度主要表現為保護民權的現代制度和自由市場制度。

05月11日 來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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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軍

我國是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體制，許多地方單純追求GDP總量與增速，一方面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跡，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環境污染的困撓。更嚴重的是，一些地方政府通過扭曲要素價格來實現GDP的盲目趕超，資源消耗問題更突出。

05月10日 來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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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軍

在推出常規性政策外，還要下決心推進一些深層次制度改革，這是下一步中國經濟必須著力解決的重大問題。繼續像過去那樣主要依靠政府投資和國企發展來實現經濟增長，會激化很多矛盾，導致很多新的問題。

05月06日 來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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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股市難比金市？

肖磊

北京

財經專欄作家，天一金行高級研究員，外匯市場觀察員

肖磊

美國、日本，甚至是希臘市場都可以批評黃全，因為跟他們的股市比起來，黃金的確是一只不下蛋的雞，而中國真正不下蛋的雞是股市。

05月16日 來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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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磊

中國股市早就被腰斬了，為何大媽們不去股市掃貨？人民幣對外持續升值，為何大家不愿意持有現金？黃金兩年時間才跌了120%，為何大媽們就忙著掃貨？很多問題值得思考，請給情緒化的中國大媽和中國資本一個冷靜的環境。

05月14日 來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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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磊

本輪黃金市場的下跌最不可忽視的就是ETF減倉。黃金市場正在換莊，從央行到基金。

05月13日 來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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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磊

作為黃金的替代型儲備資產，白銀更多的被工業市場持有，但并未被各國央行持有，各國央行不可能通過釋放諸如白銀儲備的消息來打壓銀價。

篇(2)

【關鍵詞】《南方都市報》 新聞評論 民生新聞

一、民生新聞評論

《辭海》中對于“民生”的解釋是“人民的生計”。在新聞傳播領域，目前對于“民生新聞”的內涵，眾說紛紜，且尚無定論。在這里，本文對民生新聞評論的定義是：媒體以平民的視角和百姓的立場對社會中與大多數人利益相關的民生事件, 發表有針對性和引導性觀點的短小、靈活的評論形式。從傳播手段的角度來看，民生新聞評論是觀點和信息的傳播；從功能的角度來看，民生新聞評論就是有針對性和明確目的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傳播形式。

二、《南方都市報》民生新聞評論的特點

本文選取2010年8月《南方都市報》刊發的部分評論文章為分析樣本，總結出了以下幾個結論：

（一）評論指向的多元化

這體現在對于同一事件，《南方都市報》的民生新聞評論將多種指向類型穿插使用在評論中。這些指向主要有以下五種類型：1、肯定贊美型2、批評譴責型3、建議研究型4、解讀政策、現象型5、各方討論型。

（二）與眾不同的語言風格

1、針對性強。前面提到民生新聞評論是對大多數人利益相關的民生事件進行有針對性的評論。因此, 新聞評論的語言必須緊貼主題保持明確的針對性。以《“激素門”又是場權利開胸驗肺的悲劇》為例，分析這篇評論后發現，開頭先指出“激素門”的性質，提出質疑職能部門的觀點，然后提出評論的核心觀點并用一系列與“激素門”相類似的事件來印證其觀點，最后在評論的結尾點題，再次指出職能部門忽視了自己的監管責任這一核心。

2、邏輯緊密。好的民生新聞評論必須通過嚴密的邏輯推理來論證文章的觀點，揭示現象的本質，以縝密邏輯說服讀者。因此， 評論語言應當注意邏輯嚴密。具體表現在善于使用長句，語句嚴格遵守形式邏輯規則，語句能夠環環相扣在一起， 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再加上反問等修辭手法的恰當運用，使長句熠熠生輝。如《消毒餐具成“杯具” 監管部門難辭其咎》這篇評論，在文中連用七個反問來使觀點層層深入。在這里，反問的使用能使說理更清晰、透徹而又不失精煉。

3、生動準確。運用虛實結合的語言手法是評論的一大特色。評論自然是以“虛”為主，但若缺乏“實”的內容就顯得單薄了。“實”的內容需要生動的語言來敘述，為的是讓整篇評論有血有肉。以消毒餐具成“杯具”，監管部門難辭其咎為例，文中有這樣一段敘述：據最新調查，即便是在廣東省屬于規模較大、衛生標準較高的消毒餐具企業，同樣是殘羹剩飯上的蒼蠅隨時飛入包裝間、對餐具進行消毒的工人一個個赤膊上陣……我們的飲食安全狀況竟然是如此不堪，不僅食品安全無法得到應有的保障，連餐具都在給我們的健康雪上加霜。我們的“杯具”正在，甚至已經成為一個活脫脫的悲劇了。如此形象的描述能讓我們不必到現場就感受到消毒餐具企業包裝間內的情形了。網絡流行語“杯具”更是增添了靈動感。

三、《南方都市報》民生新聞評論特點形成的原因

（一）受眾群的影響

暨南大學新聞學院李異平教授對《南方都市報》的讀者群進行過抽樣調查，其中的一部分結果如下：讀者在回答“您訂這一（幾）份報紙的主要原因是（限選五項）”的問題時有53%的讀者選擇了“批評報道多,講真話”；在回答“您讀報的主要目的是……”這個問題時，有45.7%的讀者選擇“了解民生”；在回答“您比較喜歡閱讀《南方都市報》的哪類版面”這個問題時，52.3%的讀者選擇了時事評論。最后，該文提出“《南方都市報》在這前段時期（2004～2005 年） ，因為能夠快速、準確地反映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表達社情民意，尤其是該報的時評版在民生新聞、輿論監督以及對國家的發展方向和公共管理問題提出了一些多元觀點,成為該報贏取讀者信任,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中擴大廣告份額的“核心欄目”之一。”①

上述材料說明，《南方都市報》民生新聞評論準確地掌握了讀者群的心理需求，探索出了一套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受眾對《南方都市報》民生新聞評論的高度和認可度使得其能夠延續其特點，并不斷發展創新。

（二）體制的影響

從2008年5月1日起,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實施，這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也是推進社會主義民主進程的重要一步。作為輿論監督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生新聞評論時刻關注著影響中國社會民主進程的每一個細節, 同時民主的政治環境也給民生新聞評論向專業化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這個大的政治環境下, 《南方都市報》民生新聞評論在堅持國家基本方針原則的同時努力塑造自身形象，形成鮮明的特點。

（三）經濟發展的影響

評論產生和發展的這些年, 也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進程進一步推進的時期。在經濟發展環境的影響下, 民生新聞評論符合了受眾獲知更多言論、更多信息的需求, 它關注觸及人們經濟生活的具有時效性、現實性的民生事件, 用正確的方法和鮮明的立場幫助讀者分析、解決生活中的難題。受眾是新聞評論最終的服務對象,是落腳點、是歸宿, 生活水平的提高帶來的思想變化使受眾需要對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有更多的意見表達空間,《南方都市報》民生新聞評論的定位滿足了受眾這一需求。因此, 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是《南方都市報》民生新聞評論能夠發展到今天這一可喜局面的關鍵因素之一。

（四）企業文化的影響

《南方都市報》前總編程益中曾經說過：一切自然資源都會枯竭，只有文化生生不息。從2001年到2008年這八年間，《南方都市報》的主管單位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獲得了七次“中國最受尊敬企業”稱號。這些榮譽的獲得證明了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所實施的發展品牌戰略、人才戰略，對提升其新聞品質、經營能力有著積極的作用。回顧《南方都市報》的發展歷程，它無論是在實施輿論監督上，還是在履行社會道義上都為中國傳媒業做出了表率作用。此外，《南方都市報》成立之初的領導班子平均32歲，采編人員平均27歲。擁有中國報業最年輕的領導班子，最有活力的企業文化。

四、對《南方都市報》民生新聞評論的改進建議

《南方都市報》民生新聞評論內容往往立足于負面現象，對這些負面現象進行批評, 突出輿論監督的功能。民生新聞評論將日常生活中出現的小事作為其關注的熱點和焦點, 由小見大發表議論, 將不公正或者是損害百姓利益的事件進行曝光, 或者是對社會上不公平的現象切中時弊、口誅筆伐, 目的是溝通信息、化解矛盾, 促使問題快速解決。然而,民生新聞評論應嚴格控制批評譴責類指向的數量。民生新聞的評論, 應多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 對社會上的一些積極現象進行肯定。民生新聞批評類的評論雖然很重要,但是我們也要考慮到社會上積極因素還是多于消極因素的。如何掌握報紙版面上批評與贊揚的評論數量是《南方都市報》民生新聞評論應思考的問題。

結語

“新聞評論都是作為媒體的靈魂和旗幟出現的,發揮著引導輿論的作用。” ②作為一份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地方報紙，《南方都市報》的民生新聞評論更能夠體現這種靈魂和旗幟的作用。民生新聞評論是解讀民生新聞的重要方式, 評論代表媒體的立場, 體現媒體的價值取向。當今社會具有思想多元化、意見多元化的特點, 評論的內容也向多元化發展, 但是評論的目的終究是為更好地服務社會，改善民生，使民生新聞的評論更具備針對性, 監督力度更強, 引導作用更加明顯應當是所有民生新聞評論的目標。

參考文獻

①李異平，《讀者閱讀興趣與傳播理念的變革――以〈南方都市報〉為例》[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3）：163

②馬少華:《新聞評論》,中南大學出版社，2005：27

篇(3)

交通運輸發展研究的重點對象是交通運輸結構。趙一平[7](1993)自成體系地對交通運輸結構與國民經濟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并總結出交通運輸隨著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基礎結構演變的規律。研究表明，經濟上的“先行國”，其在交通運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不斷演化是自發的，經濟發展伴隨著交通運輸的演變，其中每一種交通運輸方式的演變都必需經歷由最初的誕生到慢慢成長再到進一步發展成熟，由盛而衰最后至衰退四個階段，相反“后發國”的交通運輸發展過程中卻出現特有的“加速”現象，這是受到一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2經濟發展和交通運輸演變關系的實證研究

經濟發展伴隨著交通運輸的演變，表明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適應性。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應該在一定具體的經濟發展背景下進行。關于經濟發展和交通運輸演變關系的實證研究中，張寧(2006)通過建立起來系統科學和有關現代經濟科學之間的聯系，根據其基本原理進行一系列的數理統計分析，進而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與交通運輸演變的關系問題進行理論和經驗研究。在以交通運輸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要注意交通運輸所帶來的外部負效應，如能源消耗、環境污染等問題。陸化普（2004）通過分析交通運輸業中所消耗的能源占總體上能源消耗比例的歷年變化趨勢，提出城市交通運輸的構建要即能帶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又要實現交通運輸對城市、國家的環境影響和能源資源消耗的最小化，并以此構建出能源消耗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約束下的交通運輸結構優化模型。徐創軍、楊立中和楊紅薇（2007）提出建立交通運輸可持續發展的指標，對各個交通運輸方式對環境、能源消耗、運輸量進行等方面的影響進行比較和評價。這些研究都表明我國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在隨國民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對能源的需求越來越大，這要求我國交通運輸要朝著可持續、綠色和生態方向發展。

3結論性評論

本文分別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對有關交通運輸業和國民經濟關系的文獻進行綜述。從理論的發展來看，國內交通運輸發展理論重視研究我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與交通運輸演變各個階段相互適應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以此提出對策，這是基于我國的經濟背景下。然而國外的研究如格魯貝勒基本上還只是把眼光過于單一地集中在運輸業上，這樣他就難以從更廣的角度觀察和分析整個社會的基礎結構演變過程。

篇(4)

進入信息化高速發展的21世紀，出版業的經濟范疇不僅局限于動漫、旅游、藝術品等原有形式，而是在互聯網的帶動下，形成了一種新銳而極具個性的網絡文化產業鏈，這也是數字環境下所帶來的全新出版產業經濟形態。在數字環境下，網絡互動廣告、社交游戲、實時搜索、電子商務平臺等模式，使得出版產業形成特有的網絡文化出版，既滿足了網絡時代人們的多元化信息需求，也將信息系統源頭賦予人們，促使新一代網絡出版產業經濟的發展。伴隨圖書出版行業快速步入信息化時代，數字環境下的出版產業發展也面臨一系列新的情境。事實上，作為技術創新所帶來的必然發展趨勢，傳統意義的出版觀念在數字化時代已很難適應發展的要求，網絡也逐步成為圖書出版的重要構成平臺，而這對于出版產業經濟發展而言也必然需要一定的創新措施。因此，對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經濟的發展進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實際價值。

一、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發展概述

出版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得到初步發展，并伴隨著新世紀電子商務活動的興起而得到蓬勃發展。目前盡管國內相關研究對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發展的理念尚沒有形成統一認識，但相關研究規模卻不斷擴大，研究成果也逐步成熟。總體而言，目前關于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發展的探討基本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 聚焦于數字化出版對出版產業經濟發展的影響

在諸多研究成果中，不少學者認為文字作品是否具有實體意義上的發行作為出版的標準，其與傳統意義上發行理念十分接近。我國出版管理部門規定實體性出版物是指書籍、雜志、報紙等，因此文字性作品只有借助上述實體存儲介質才能被認定為出版。而數字環境下所帶來的網絡化出版只是借助虛擬的網絡系統，因此不具有實體性，不能夠作為出版物來看待，從而不能看作出版產業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與方向。然而，就出版的核心價值而言，其不僅具有實體屬性，更重要的是具有傳播文化知識的精神類別屬性。因此，過于強調出版的實體性缺乏足夠科學性，從而不能看作出版產業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與方向。

2. 商業經濟性是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的本質屬性

在數字環境下，任何一種出版活動都具有一定商業性，即以獲得相關利益為目標。數字環境下的出版產業活動并非一種公益性活動，而對于出版效率與出版質量優劣的根本衡量標準在于對其盈利狀況進行評價[1]。盡管商業化在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成為各行業經營狀況的根本目標，但作為數字環境下的出版產業活動，其在追求利益的同時，也具有十分明顯的公益屬性，而忽視公益屬性或社會屬性的出版活動必然不具有生命力。

3. 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具有網絡出版的特性

對于網絡出版而言，構建相應的法規極為必要。我國立法機構也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網絡數字出版的法律規定，并對數字出版進行了法律意義上的定義。然而，由于網絡推廣趨于大眾化，使得數字出版的法律要求界限往往不夠明確，這也影響法律規定效力的發揮，因此出版產業經濟發展有必要處理好網絡出版的規章性與合法性問題。

二、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隨著信息時代的日益發展，網絡已成為人們生活和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數字式語言、評論、新聞、趣聞雜事等一系列出版方式屢見不鮮，形成了獨特的出版產業文化機構，但也存在以下問題：

1. 信息管理困難，制約數字環境出版產業經濟發展

在數字模式的催生下，出現了一些公民有意識構建公共信息評論或轉發的平臺，通過這樣一個平臺將一些付費文章、雜志、書籍等進行免費傳播，使出版產業的經濟發展面對盜版及違法出版的困境。另外，期刊社、出版社等也可以將文章通過數字途徑進行傳播。然而，由于數字出版的公開性和復雜性，容易出現數字出版平臺管理的漏洞，從而制約新興出版產業經濟的發展。

2. 數字環境模式下存在網絡出版文化價值取向偏離

由于網絡自身傳播的特性，使得網絡出版文化產業的內容存在許多問題。如傳播方式、傳播者身份、傳播時間地點和經營者都出現虛假性，最突出的就是不良信息和有害信息。目前看來，數字環境中存在大量抨擊社會、陰暗心理的思想內容，形成了一種特有的黑色網絡出版文化，造成人們自身價值取向畸形，影響了出版產業經濟的發展。

3. 出版產業在數字環境下容易形成泡沫產業

隨著數字出版產業的不斷發展，全國各地發展數字出版產業的熱情高漲，紛紛建設網絡出版產業基地，舉辦數字出版活動，這對推動各地數字出版產業發展、提高數字出版產業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由于建基地和辦展會比較容易見成效，因而近年形成一股基地和展會熱[2]。有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底，中國多數出版社都已經構建數字出版平臺，而這一數字也在不斷增長，相關的出版企業也進行了有效聯合，逐步構建數字出版產業基地。不少城市在將數字出版產業作為新經濟增長點的同時，各類數字出版形式、出版企業出現的頻率也絡繹不絕。在數字環境的影響下，不少出版企業也順利轉型為專職數字出版企業。然而，由于缺乏科學論證和規劃，出版產業內部行業的重復建設，數字出版產業的盲目發展，很容易形成數字出版產業的泡沫。

4. 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文化內容創新不足

篇(5)

關鍵詞　網絡媒體；網絡輿論；輿論引導

總書記在人民日報創刊60周年時指出：“必須加強主流媒體建設和新興媒體建設，形成輿論引導新格局。互聯網已成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會輿論的放大器，我們要充分認識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媒體的社會影響力，高度重視互聯網的建設、運用、管理，努力使互聯網成為傳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沿陣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有效平臺、促進人們精神生活健康發展的廣闊空間。”這就強調了網絡媒體應充分發揮引導的功能，通過有效地引導社會輿論和網民輿論。不斷增強網絡媒體的凈化力，只有在凈化的過程中，才能推動我國互聯網又好又快發展。網絡媒體為現實社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輿論多元的空間。其強大的互動性，吸引了天南地北的網友廣泛參與，在重大社會事件發生時迅速形成輿論。網絡媒體輿論引導可以更好地發揮網絡媒體在傳播先進文化、推動經濟發展、引導人民思想、培育社會風尚、促進社會和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有害信息對網絡媒體輿論引導工作的影響

由于網絡傳播技術的特點，有害信息如果得不到及時查處，則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大量復制與傳播，造成非常惡劣的影響。因此，全面性和及時性成為了網絡媒體輿論引導工作最重要的兩個方面。如果對網絡媒體輿論引導把關不嚴，對網絡論壇、社區、博客等互動空間監控不力，黃色的、虛假的、格調低下甚至有政治錯誤的信息就會在網絡上流傳，這不僅會嚴重損害網絡媒體在公眾中的形象。削弱網絡媒體的公信力、影響力，甚至會影響網絡媒體服務于黨和政府中心工作這一基本職能的履行。因而，網絡編輯不僅要具有高度的政治意識、責任意識，同時也要重視把握認真對待網絡媒體輿論引導工作，形成網上正面輿論的強勢。

對網絡輿論的規范和引導，法律機制乃其他管理手段的制度支撐和基本保障。網絡時代，從根本上避免或減少有害信息的擴散。近年來，我國陸續頒行了數十部涉及網絡傳播的法規性文件。這些法律法規對在網絡傳播中起輿論導向作用的網絡媒體的條件及設立程序、網上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凈化網絡環境、維護網絡秩序等一系列問題作出了較為明確規定，對于規范和管理國內網絡傳播的建設和運行，抵御網上有害信息的侵蝕，維護國家安全等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給各級行政管理部門依法執政、依法管理提供了依據。

二、網絡編輯對新聞評論應進一步引導輿論走向

網絡媒體與三大傳統媒體一樣，必須遵循大眾媒體的基本原則，遵守大眾傳媒的基本功能，遵從大眾傳媒的新聞傳播規律，在對社會產生影響的同時，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網上傳播什么、不傳播什么，都有一個主張什么、反對什么的問題，都有一個輿論導向的問題，都有一個代表什么樣的文化發展方向問題。”

有研究者從傳播者的角度來區分網絡新聞評論的子類項，提出兩大類的劃分方法。認為一大類網絡評論是那些傳統新聞評論的網上延續，是網絡媒體自身對新聞事件的看法、觀點和意見的表達。另一大類是網絡媒體論壇又稱電子論壇上發表的內容。主要是普通網民在網絡傳媒提供的網上園地和平臺上就新聞和其他問題發表的意見和看法。新聞評論的多樣性與互聯網傳播特性、新聞媒體的輿論導向等有密切的“關聯度”。對新聞評論的管理應進行正確的輿論導向，符合正確的道德觀和價值觀。網絡編輯有責任引導網民正確認識新聞事件。正確參與社會熱點問題。通過評論的輿論正確引導，溝通政府和群眾聯系，傳播黨和政府聲音和表達人民群眾的需求。

篇(6)

關鍵詞：電子行業；OEM；產業升級；3I模式

一、概況

產業升級是指“產業由低技術水平、低附加價值狀態向高新技術、高附加價值狀態的演變趨勢”。林毅夫認為“產業結構升級是技術結構的升級，都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內生變量”。凱普林斯基（Kaplinsky，2001）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分析了電子產業升級，認為分為工藝流程升級、產品升級、產業功能升級和鏈條升級四種產業升級方式。

二、“ 3I 模式”

通過對各種OEM業務模式的分析，特提出3I模式，概括了電子行業升級的多種路徑。

圖中第I層次，最底層是CM/OAM（Original Assembly Manufacturer），處于價值鏈附加值最少的環節，圖中用最小的方塊（方塊的大小代表了附加值的大小）表示，可以用3I（Imitation， Indenture， In-process）概括，基本上是根據合約（Indenture）進行初級加工（In-process）組裝，屬于模仿（Imitation）階段。

經過時間和資本的積累，這一類型的企業向第II 層次的EMS或ODM發展。可以概括為3I （Indigenous， Innovation， Inside），分別表示本土化的企業，具有創新的能力，各種OEM模式的互動性，交融性很強。其中一部分成為本土EMS只專注于制造，進化成國際化（International）的EMS；或涉足設計而成為EMS+ODM的混合模式，最大限度的利用自有的產能；而ODM除了本身不斷發展國際化之外，有的ODM（如華碩、宏基）開始做OBM/OEM，或者是國際化的OEM，在市場上開拓自己的品牌。本土（Indigenous）OEM廠商如聯想在積累了一定的國際市場經驗后，開始向國際OEM演化，進入第III層次。而有的本土OEM在向國際化道路上邁進的時候，開拓海外市場時遇到了很多困難，不得已通過做ODM向海外市場出口自己的產品。

位于第III層次的就是跨國OEM公司和國際EMS/OEM了，特點是3I（International ， Intelligence， Imperialism）。通過不斷的巨額資金的研發高科技（Intelligence），在國際市場是統治型（Imperialism）企業，占據了利潤最高的環節。最典型的就是美國蘋果公司。

三、“ 3I 模式”中的升級路徑

1.本土CM -本土EMS/ODM - 國際EMS/ODM的升級路徑

從本土CM升級到本土EMS/ODM，此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向內整合企業核心制造能力，向外則通過對上游的縱向組合。升級到本土EMS/ODM，再向國際化的EMS/ODM升級時，就要注重生產規模和時效，逐步形成快速的技術學習和擴張產品創新的組織能力。

2. ODM - OBM - 國際OEM的升級路徑

從ODM向OBM的升級，關鍵是要能夠獨立承擔產品創新和品牌經營這兩個環節。由于缺乏對營銷環節和對市場趨勢的管理水準，進入品牌商的陣地充滿了風險。從本土OBM/ OEM向第III級的國際OEM升級也是阻隔重重的。我國的OEM廠商雖然在國內市場有較高的知名度和品牌價值，但是大部分廠商卻很難打開國際市場。因此3I模式中從本土OEM向國際OEM升級有兩條線。一條虛線表示這條路徑還很弱，只有聯想、海爾、華為在走這條充滿風險的道路。另一條路線是本土OEM在面對國際市場障礙的時候，折回做ODM，幫助國際OEM設計和生產電子產品，間接的進入國際市場。

四、結論

采用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的指導，企業利用優勢形成過程中積累的經驗，以及集群內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加大，最終會沿著電子產業的全球價值鏈向價值鏈兩端尤其是上游環節發展，實現產業整體的升級。

參考文獻：

[1]林毅夫 孫希芳：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兼評《對中國外貿戰略與貿易政策的評論》.國際經濟評論，2003.11.

[2]劉志彪：產業升級的發展效應及其動因分析.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3，2：4-10.

篇(7)

論文摘要：比較優勢戰略理論實現了將國際分工和貿易的比較優勢理論與一國經濟發展戰略的成功結合，揭示了一國的要素稟賦結構、比較優勢、產業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邏輯關系。發展中國家為實現經濟趕超，必須走跨越式發展道路，在產業結構變遷中遵循比較優勢原則，以人力資本存量的快速提升為先導，實現要素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的突變以及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發展。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的趕超是經濟趕超的關鍵。

近年來，理論界對于一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應采取什么樣的經濟發展和貿易發展戰略有較多的討論，在討論中也存在較大的分歧。比較優勢戰略理論較好地說明了一國產業結構變遷及經濟發展的基礎和路徑，但在解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趕超方面遇到了較多的挑戰。筆者試從比較優勢角度論述發展中國家實現產業快速變遷和經濟趕超的跨越式發展道路。

一、比較優勢戰略理論及其科學性

林毅夫等從對趕超戰略的批判入手，借助于國際分工和貿易的比較優勢理論，提出了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該理論認為，落后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根本差別在于要素稟賦結構的差別。一國最具競爭能力的產業、技術結構是由其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一個經濟系統中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總體水平的升級，從根本上說，依賴于該經濟中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因此，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應該定位于盡快地提升本國的要素稟賦結構。而提升本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該國所遵循的經濟發展戰略。遵循比較優勢發展，會使得整個經濟具有競爭力，經濟發展速度加快，資本積累的速度將遠高于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增加的速度，要素稟賦結構得到較快的提升。隨著要素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一個經濟的產業和技術結構也會自然而然地升級。

正如比較優勢理論揭示了國際分工和貿易的一般原理和規律一樣，林毅夫教授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揭示了一國資源稟賦結構與產業發展關系的一般原理和規律。（1）要素稟賦差異是落后國與發達國的差異所在這一論斷，指出了經濟演講過程的特點，經濟的發展表現為要素稟賦結構的不斷提升。（2）揭示了要素稟賦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對應性。不可否認，一國要素稟賦結構狀況對該國產業結構的形成具有重要制約作用，一個經濟的產業結構狀況與其要素稟賦結構狀況存在對應關系。無論采取何種經濟發展戰略，要素稟賦結構都是最重要的既定外生變量。合理的產業結構是以要素稟賦結構為基礎和支撐的，而一國產業結構的演變和升級無疑也要反映該國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動。符合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發展會得到促進，不符合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發展會受阻。（3）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是產業發展以至于一國經濟發展的內在決定因素。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產業結構的快速演進，接近并趕超發達國家，必須注重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從比較優勢上尋求突破。

比較優勢戰略的合理性和適用性是由比較優勢理論的合理性和適用性決定的。比較優勢理論是國際分工和貿易的基礎，由斯密的絕對成本論到李嘉圖的比較成本論，再到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形成了完整的體系。這個理論揭示了國際貿易領域客觀存在的經濟運行的一般原則和規律，薩繆爾森稱之為“國際貿易不可動搖的基礎”。絕對成本論不僅指出了產品的絕對成本是一國貿易的基礎，第一次論證了國際貿易的互利性質，而且揭示了絕對成本優勢的來源：一是自然稟賦的優勢，二是人民的特殊技巧和工藝上的優勢。比較成本論的“兩優擇重，兩劣擇輕”思想則揭示了分工和貿易互利性的一般特征，指出不論一國處于什么發展階段，都可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并從中獲利。要素稟賦理論從各國要素稟賦差異的角度說明了比較成本產生的原因，提出了通過要素選擇和合理組合降低成本，獲取貿易利益的思想。

二、比較優勢戰略理論的不足

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在理論界得到一定的認同，但也遭遇到大量的批評。郎永清（2004）認為，要素稟賦對產業結構的形成的確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規模經濟和集聚經濟的存在，一國的產業結構并非僅由要素稟賦結構先天決定。一國的經濟能否實現持續增長主要取決于其在國際分工格局中的位置。如果一國的要素稟賦在較為落后的產業方面具有比較優勢，那么，根據比較優勢戰略理論，該國在國際分工中將一直處于不利位置。因此，如果片面強調要素稟賦對產業選擇的決定作用，有可能損害一個國家長期發展的可能性。胡漢昌和郭熙保（2002）認為，比較優勢戰略存在的問題表現在：第一，就現實的對外貿易而言，比較優勢產品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長期化。第二，就長期的對外貿易而言，比較優勢產品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也不能自動、自發地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變。第三，就整個國民經濟發展而言，比較優勢戰略不能作為經濟發展的主體戰略。理由在于，一是大國對外貿易作用的局限性和復雜性，二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無力帶動產業結構升級，三是對外貿易的引擎作用是有條件的。第四，比較優勢戰略忽略了制度和文化對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因此，漸進式、分步式的追趕戰略即后發優勢戰略是可行的選擇。郭克莎（2003）認為，中國的對外貿易戰略雖然要重視發揮比較優勢，但不能以比較優勢戰略作為基本的戰略模式，而需要突破以比較優勢理論為基礎的傳統國際分工模式的束縛。中國對外貿易戰略的理論依據，是以動態比較優勢為基礎。以比較優勢的轉換為導向，同時有選擇地利用靜態比較優勢，有重點地推行逆比較優勢戰略。廖國民和王永欽（2003）認為，一國即使具有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如果存在技術劣勢和競爭劣勢，該國的產業也必將缺乏國際競爭力，不可能從專業化分工和國際貿易中獲得持久的好處。而一國哪怕不具有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但如果交易效率和規模經濟存在比較優勢，該國在分工中同樣具有競爭力，能夠充分享受到專業化分工和規模經濟所帶來的內生比較利益，從而能較快地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并實現向發達國家的收斂。

筆者認為，比較優勢戰略理論的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沒有對比較優勢戰略與國際分工、對外貿易的關系及相互影響進行充分的分析，這是該理論遭到批評的一個主要原因。廖國民和王永欽（2003）認為，中國勞動力優勢，是靜態的低端的要素優勢，勞動生產率和技術的劣勢會自然抵消這種優勢。規模經濟理論（朗永清，2004）也說明了只存在高級要素的優勢，而不存在低級要素的優勢。因此，落后國家由資源稟賦結構所決定的在國內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和產品在國際上不一定有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本身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在國際競爭中可能會變成劣勢，結果可能是陷入比較利益陷阱，導致貧困化增長。這必將影響到國內有比較優勢產業的經濟剩余的積累速度，從而延緩產業結構的升級。從這個角度說，認為由落后國家的比較優勢所形成的產品收益不能長期化，其比較優勢不能自動帶動產業升級的批評是有理論依據的。

第二，比較優勢戰略理論雖然揭示了一國要素稟賦結構與產業結構的關系，但要素稟賦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對應性不具有先驗性，而是具有后驗性。即一國的產業結構及產業競爭力是以其要素稟賦結構為基礎和支撐的，產業結構必須符合要素稟賦結構狀況，但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并不必然地帶來產業結構的升級及其競爭力的加強。只有在把一國經濟發展看成是封閉的自然演變過程時，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產業結構的先驗性才能成立。最先發展的國家其產業發展往往是自然演進的，而后起國家大多必須走跨越式扶持發展的道路。

根據比較優勢戰略理論，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要得到發揮，需要有一個能夠反映生產要素相對稀缺程度的要素價格結構，即熊賢良（1995）所說，比較優勢已經充分反映到產品價格上。但發展中國家由于其市場所固有的缺陷，這個條件是不存在的。因此，比較優勢戰略理論運用于發展中國家具有一定的不適應性。

第三，更重要的，沒有充分論證一國特別是落后國家比較優勢及比較優勢升級的來源，因此也就很難充分說明落后國家何以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趕超。盡管比較優勢戰略所考察的一國要素稟賦結構從而比較優勢是動態的，但落后國家如果一味遵循比較優勢戰略以實現產業結構自然升級，這個過程是過于緩慢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勾畫了一個經濟自然演進的圖景，而忽略了在歷史進程中，一國的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往往是遵循跨越式途徑，自然演進者通常是被世界經濟所被拋棄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史也說明了經濟發展本身并不是一個自然演進過程，而是跨越式發展過程。沒有原始資本積累，就沒有英、西、葡、荷等國要素稟賦結構的快速提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無法迅速建立。美國、德國是靠保護扶持了比較優勢（競爭優勢），后起國家日本、韓國等則采取的是跨越式發展來培育具有競爭優勢產業的要素稟賦結構，從而實現了經濟趕超。在西方社會進入資本主義快速發展時期，我國明清封建王朝排斥創新，沒有實現跨越式發展，最終淪為半殖民地。

落后國家要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追趕甚至超越，必須首先實現其要素稟賦結構和產業結構的突變，從而快速建立起在前沿產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顯然，比較優勢戰略理論沒有對這種突變及其發生進行充分的解釋。

三、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跨越式發展戰略

實現在經濟上對發達國家的趕超，是所有落后國家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時的一個普遍取向。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德國和美國對英國的趕超、二戰后日本、韓國等對歐洲的趕超，說明落后國家對發達國家的趕超是可能實現的。但也有不少發展中國家在實現趕超的過程中出現了戰略和政策的偏差，陷入了困境。趕超戰略如果是建立在一國資源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基礎上，不是對比較優勢的否定。符合產業梯度發展的規律，戰略就有可能實現。而如果趕超戰略主要受出于政治等因素所決定的經濟發展目標的驅動，則往往是反比較優勢的，也是違反產業發展規律的，這樣的戰略容易走向失敗。普雷維什、辛格、繆爾達爾等所主張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的失敗就是例證。

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首先體現在其技術的快速發展上。發展中國家要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趕超，關鍵的是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變遷速度從而產生變遷速度要快于發達國家。通過低成本、低風險地從發達國家引進技術，進行技術模仿，可以使發展中國家技術變遷的速度快于發達國家。但技術模仿和引進必須與資本積累特別是人力資本積累相結合，才能轉化為趕超的速度，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提升是起先導和制約作用的。這是一個“干中學”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對創新思想和創新能力的培養。

越是新技術，發達國家的保護越嚴，獲取的代價越高，而對成熟技術，則保護輕松，獲取的代價也較低。這說明，技術可以模仿，但發展中國家不可能持續地從發達國家那里得到“適宜的技術”。經濟的跨越式快速發展，要求在技術模仿的基礎上，進行更大更多的創新，突出經濟發展中人的作用。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要使得一國在最高級的要素方面占有一定的優勢，才能支持產業向高級化和具有競爭力的方向轉變。為此，落后國家必須實現由資本（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向技術創新的快速轉變，縮短追趕的過程。實現這種快速轉變的唯一路徑是人力資本存量的快速增加。對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他們并沒有能夠通過技術引進和技術模仿縮小與發達國家在人均收入上的差距（鄒薇，2003）。在技術引進和模仿的過程中缺少人力資本的積累，技術結構的系統提升就無法實現，從而產業的跨越式變遷和經濟趕超就不可能實現。人力資本積累是保障技術引進效率、增加物質資本積累并形成產業競爭力的先導。

人力資本存量的快速增加必須由政府刻意而為，教育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途徑。歷史上成功的經濟趕超都是由落后國家優先發展教育、增加人力資本積累開始的。日、韓等國正是由于優先發展教育和科技，積累了人力資本的優勢，才使得要素稟賦結構得以跨越式提升，實現產業升級和經濟快速發展。各國在選擇產業升級方向時所具備的要素稟賦及比較優勢是注重人力資本投資，通過人為扶持所獲得的，不是比較優勢自然提升的緩慢結果。所以，一方面要看到，日本、韓國等在產業發展上是遵循了比較優勢戰略的，另一方面，還應當看到，這個比較優勢的獲得正是它們優勢躍升的結果，而不是漸進取得的。

從長期來看，發展中國家要素稟賦結構會逐步提升，但由此所取得的比較優勢往往只能是發達國家多年前的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工業品出口的不斷增加也往往是來自于發達國家由于產業升級所放棄的。如果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沒有一個跨越式的提升過程，落后將是長期的，循著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老路去實現趕超的希望是渺茫的。發展中國家要發揮后發優勢，實現經濟趕超，應遵循“人力資本先行追趕——技術追趕——產業躍升——經濟趕超”的路徑，重在發揮人的優勢。發展中國家命運的真正轉變應該是發生在佩雷絲和蘇蒂所說的“第二種機會窗口”，而不是比較優勢戰略所倡導的“第一種機會窗口”。

四、結語

經濟發展實際上就是產業結構不斷變遷、升級，向高級化發展的過程。任何國家在確定主導產業并實現產業升級時，都不能脫離由本國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但發展中國家為實現經濟趕超，也不能受限于比較優勢戰略，而應力求實現要素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的突變性提升，走跨越式發展道路。通過優先發展教育，增加資本存量中人力資本的比重，是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關鍵，經濟的趕超必須建立在人力資本存量的趕超上。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加既是落后國家實現經濟趕超的關鍵所在，也是一國經濟長期發展并保持其競爭力的源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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