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醫學的哲學思考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醫學生；哲學；人文精神

隨著醫學科技的飛速發展，醫療技術的現代化為人類的健康和社會的和諧發展帶來了積極的效益。醫學院校承擔著培養新世紀醫學人才的光榮任務，科學的深入探究進一步促進了醫學科學的發展，而且出現了一批與醫學相關的學科，進一步拓展了醫學的研究領域。但隨之也出現了科技發展所帶來的錯綜問題，例如醫學教育的知識化、技術化和工具化使醫學生缺乏了應有的人文修養，醫學教育缺少了人性化、人本化和人性化；醫學生哲學素養差、人文精神缺失、職業道德水平低。而真正的醫學人才除了需要有精湛的技術，更需要富有哲學素養和人文精神。瑞士學者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認為“探求自然界現象的唯一之道為哲學，醫者而不知哲學者，實由旁門潛入而殺人，乃與盜賊無異。”因此，作為醫學院校，必須重視和提高醫學生的哲學素養和人文精神，從而培養出德才兼備的醫學人才。

一、醫學的發展離不開哲學智慧

隨著人類疾病譜、致死病因不斷的轉變，醫學及其相關科學也在不斷發展和進步，但面對當前醫療發展中不斷出現的突出問題，例如醫療費增長過速、醫患關系緊張、醫療糾紛顯著等，哲學智慧和人文精神就顯得尤為重要。醫生智慧與技能的發掘、處理問題的能力和技巧以及解決糾紛的藝術都需要正確的哲學理念和良好的人文素養。醫務人員除了要有高超的技術，更應該擁有一顆懂得尊重生命、理解他人需求的職業修養和人文智慧。

二、哲學指導醫學，并服務于醫學

我國心血管病學青年學者郭航遠教授曾談到：“醫學如果沒有人文和哲學這對翅膀，并不能飛，即使勉強飛起來，也不可能飛得很高，非得很遠，費得很安全。哲學把握和指明醫學的方向，人文柔化和修復醫學的創傷。醫生如果沒有人文和哲學這對翅膀，醫生不能行醫，即使勉強去行醫，也不可能成為大醫，成為儒醫，成為名醫。”

哲學作為人類把握世界的一種基本方式，是關于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的思維及其發展的最一般規律的學問，是理論化、系統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哲學是對真善美的追求，試圖獲得某種終極至上的真善美，從根本上說，是對人自身“安身立命之本”的尋求，從而獲得某種關于人自身的存在與發展的最終的根據、標準和尺度。哲學的本質是反思、批判，是創新，不斷克服片面性，能夠全面地、發展地認識問題，從而促進事物健康良性地發展。這正是當代醫學發展所需要的，當代醫學前沿問題、難點和熱點問題的研究尤其需要哲學的指導。因此，真正實現醫學教育的價值，首先要使醫學生具備基本的哲學素養，從而指導醫學生的醫學學習和研究。

哲學倡導理性，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哲學探究人及其與世界的關系，對醫學的發展有卓越的辯證思維和預見力量。哲學的研究發展及時轉化為醫學生在學習和醫療實踐中的認識和思維能力，從而提高判斷和決策能力。衛正勛在《論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的思維方法》一書中就這樣談到：“良好的方法能使我們更好地發揮運用天賦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則可能阻礙才能的發揮。科學中難能可貴的創造性才華，由于方法拙劣可能被削弱，甚至被扼殺，而良好的方法則會增長、促進這種才華。認識一個天才的研究方法，對于科學的進步，并不比發現本身更少作用。”

因此，只有重視和培養醫學生的哲學素養，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才能使其養成縝密的思維習慣、造就創新思維能力，才能深入到事物的本質。

三、以生命教育為核心，加強醫學生的人文精神培養

我國傳統的仁愛精神追求人與人、人和社會、人和自然的和諧發展，其目的是對生命的愛。同時，人的生命問題也是生命倫理學和西方生命哲學的研究對象，也是馬克思哲學研究和探討的重要領域。

所謂生命倫理學，即以道德價值和原則為標準對生命科學和衛生保健領域內的人類行為進行系統研究的學科。隨著生物醫學技術的進步和發展，醫學先進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有關醫療道德和倫理問題也逐漸突出，例如輔助生殖、避孕流產、產前診斷、人體器官移植和臨終關懷等問題。如何保護人類社會的健康良性發展，合理使用先進的醫學科技和醫療儀器；如何規范醫學研究發展的方向，合理利用醫學研究的最新成果，這應該成為醫學教育不容忽視的問題。所謂生命哲學，以生命為關切的中心展開哲學的探問和思辨，從而形成的整套學問的鉆研。醫學是以治療和預防生理疾病和提高人體生理機體健康為目的的一門科學，從狹義上看醫學主要的研究內容就是疾病的治療和機體功能的極限恢復。也就是說，醫學事實上也是一門關乎生命的健康發展的一門科學。

愛因斯坦說：“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并且產生熱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教育者不能僅僅滿足受專業知識的熏陶和培養，而要直接切入“包括專業知識在內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種精神”，也就是直達科學與人文之生命。既要關注學習對人的外在功利的意義，更要重視學習對人的內在生命的意義，包括心靈世界的豐富、精神境界的提高、自由幸福的獲得、人生價值的實現，等等。

四、加強醫學學科建設，強化醫學與哲學的融會整合

從醫學本身來說，它首先是一門系統的科學，有著顯著的自然科學性質；從另一方面來看，它又是一門關于人類生命的科學，主要的研究對象是人，有著顯著的社會科學性質。從某種意義上說，哲學是最高意義上的“人學”，醫學則是哲學實踐者之一。因此，醫學學科的建設離不開與哲學的融會整合。

在醫學教育中，除了培養學生的倫理道德和人文精神之外，也要注重學生培養哲學思維能力，領悟哲學理論，深入挖掘醫學科學自身發展的規律。同時，也要強化醫學教育內容的哲學滲透，強化哲學在醫學教育坐標體系中的基礎性、前導性位置。通過開展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舉辦哲學講座、人文沙龍、讀書活動等方式全方位進行醫學與哲學人文綜合素質的培養，突出醫學的人文精神核心，即關愛生命、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熱愛生命和發展生命。

參考文獻：

[1]孫正聿.哲學通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2]胡大一.醫學的哲學思考[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1.

篇(2)

【關鍵詞】 哲學 護理工作

哲學是科學的科學，具有良好的哲學素養，有助于辯證思維，分清主次，抓住問題的關鍵。隨著醫學的發展，醫學已從過去的醫學—生物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模式轉換，同時，護理也從過去的以疾病為中心的單純護理模式向生理、心理、社會多元化護理模式發展[1]，由過去的以疾病為中心執行醫囑完成治療計劃向現在的以現代護理為指南，以各種專業為基礎，以護理程序為手段，運用一切可以運用的手段，為病人提供優質的整體護理。同時產生的循證護理，這與循證醫學的引入聯系很密切。

循證護理的核心思想史護理人員認真的、明智地、深思熟慮的運用當前所獲得的最好的研究依據[2]，同時結合護理人員本身的專業技能和多年的臨床經驗，及病人的具體情況，將三者完美結合，判定初試和病人個體需要的完整的護理方案，即以人為中心，不僅能夠有助于病人的快速康復，還能減少社會負擔，使患者在心情愉快的情況下，完成整個治療計劃。其關鍵在于護理人員正確的運用循證護理，即如何明智的、深思熟慮的選擇對患者最有效地方案手段，如何去及時的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正確發現問題背后的聯系，發展趨勢，哲學思維對此很重要。

目前國內護理現狀：護理人員配備不足，醫院領導觀念滯后，護理人員整體素質及專業水平參差不齊[3]。因而在護理工作中存在多種問題。護士需要及時執行醫生的遺囑，病人數量較多，工作負擔較重，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出現疲憊，以至于思考時間減少，從而產生慣性思維、先入為主、照葫蘆畫瓢；分析問題常常具有片面性，只看局部，不見整體。另外一種情況，在急救或者工作量集中的情況下，護理工作往往會顧此失彼，沒有及時三查五對，可能會把醫囑執行錯誤，導致醫療事故或者醫療糾紛；由于工作量比較大，護理和患者的溝通可能欠缺，導致病人情緒化，對治療的服從性下降，尤其是老年患者，兒童患者等特殊病人，具有特殊的心理需求，影響醫患關系及治療效果。在臨床護理工作中所出現的問題差錯，大都與思維方式有密切關系，而決定思維方式的，正是哲學思維。

正確的哲學思維有助于避免從結果來判斷過程。在臨床護理過程中，由于醫學的局限性，很多疾病的不到有效的救治，很多護士或者醫生會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迷惑：辛辛苦苦的工作最終也沒有效果，還不如不付出。醫護人員對患者沒有挑剔的權利，疾病的多樣性，發展的復雜性，結果的不可預料性，醫學的局限性，導致治療的結果達不到預想效果。但這并不是說過程就毫無意義。馬克思說，事物的發展是曲折前進的過程，從量變到質變，在從質變到量變，不斷循環。呈階梯狀螺旋上升的過程，如果沒有付出的過程，即沒有量變的過程，就沒有質變，不會有科學的進步。

所以因為醫學的局限性導致的治療效果不滿意并不等于付出的努力無意義，有助于護理人員端正態度。

正確的哲學思維有助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解決矛盾。社會的進步，生活方式的多樣化，并人所患疾病并非單一疾病，往往是多種疾病的結合。比如一個病人同時患有高血壓，糖尿病，腎衰，心臟病等疾病。在疾病發展的不同時期，對患者影響最大的疾病并不是固定不變的，所以要有動態的思維，抓住事物發展的規律，分析當前影響病人健康的主要問題，處理主要問題，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少的努力下，取得最大的效果。比如癌癥化療病人，由于情緒消極，治療不服從，患者的主要工作是說服病人，打消心理顧慮，有助于病人治療的進行。而對于癌癥晚期病人，治療效果甚微，這是工作重點應該是讓患者放松心情，輕松走完余下時光，盡量實現病人的要求。 轉貼于

正確的哲學思維有助于正確處理護患關系，避免工作場所暴力及醫患糾紛。工作場所暴力是個普遍現象，發生在多個行業中。護士多為女性，患者或其家屬由于疾病等原因，心理情況極為復雜，護理方面主要由于溝通交流方面，常常導致工作場所暴力。物質世界是個對立統一體，同樣在臨床護理工作中，護患關系也是對立統一體，相互依存。護理人員應該具有比較與分類，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等邏輯科學思維，從經驗中獲得一般理論，通過換位思考分析病人及家屬的心理特點，主要治療目的，給予正確的治療之外，有助于語言的措辭及同病人的溝通交流，有助于患者的治療，緩和醫患矛盾。

正確的哲學思維有助于護理科學的進步。現代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用唯物辯證的系統的觀點看問題，使醫學轉化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護理從過去的單純護理向多元護理轉變。由于護理工作的簡單明了，相對單一，醫護人員很容易產生理性思維，這對護理科學的發展極為不利。理性思維適合把事物分類和排序， 把復雜的事情標準化，雖然這在護理實踐中是非常必要的， 但僅有理性思維還不足夠。Taylor認為，理性思維只能對某一特定情況進行評價， 而不能評價事物的轉變。臨床的事物是在不斷變化的， 如病情、環境及認知， 評價這些需要批判性思維[4]。理性思維不能指導護士從事創造性的工作或用新方法考慮健康問題， 而批判性思維可以讓人評估用什么理論或什么方法更簡便易行， 可以為新方法和創造思維明確方向。護理需要創造性思維， 只有創造性思維才能產生新的知識， 新的護理觀點和便利的方法， 以促進病人更快地恢復健康及護理科學的發展。

所以，護理人員必須注重哲學素養教育，能夠使用哲學思維正確的看待問題，看待問題背后的聯系，才能以人為本，抓住患者的心理特點，使我們在健康教育中，從患者的利益出發，充分尊重患者的價值和愿望，為患者提供切實可行的健康信息和護理方案，解決患者實際存在的健康問題。給予個人化護理，有助于使患者處于一個好的精神狀態，提高護患合作，加快疾病的康復，減少住院時間，減少醫療資源的耗用，對個人，對社會都具有很大的意義。

參 考 文 獻

[1] 張朝霞， 申俊.整體護理與護士素質.航空航天醫藥.2010.21(3):401.

[2] 韓然，易小兵，岳華.臨床開展循證護理的意義.國際護理學雜志.2006.20(16):818-819.

篇(3)

20世紀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包括醫學在內的整個自然科學領域,出現了一種人文主義思潮,出現了一種要求自然科學的研究與發展回歸人,回歸社會,回歸人文的思潮。自然科學經歷了14~16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之后,擺脫了神與宗教的桎梏,亦同時走出了古典自然哲學的深宮。作為一支獨立社會實踐力量,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成為人類社會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影響民族和國家發展的決定力量。科學已融入社會,融入人類物質與精神文化生活之中。科學離不開社會,離不開人類生活。當然,社會、整個人類生活也離不開科學。科學不僅作為一種改造社會的物質力量,而且作為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獲得了毋庸置疑的肯定意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科學無論是從其自身發展,從其更好地發揮社會功能的需要看,都要求注入新的人文精神。在科學界,在學術領域,一種類似14世紀開始的尋求人文精神、回歸人類的思潮正在興起。對于這種我稱之為新的文藝復興思潮,一些關注科學發展的思想家早就察覺到了。例如,英國著名的科學史家W•C丹皮爾在其1929年出版的《科學史》中就這樣寫到:“在希臘人看來,哲學和科學是一個東西,在中世紀,兩者又和神合為一體。文藝復興以后,采用實驗方法研究自然,哲學和科學才分道揚鑣,因為自然哲學開始建立在牛頓力學基礎上,而康德和黑格爾的追隨者則引導唯心主義哲學離開了當代的科學。

同時,當代的科學也很快地就對形而上學不加理會了。”這樣,我們就看到了自16世紀以來科學與哲學、科學與人文學的分離。科學家們認為,科學就是為認識而認識的純科學。科學只能沿著實證的方法,只能沿著排除哲學,沿著排除人文社會因素的影響,才能獲得自身的存在和發展。但是,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實踐后,人們終于認識到,就科學的自身存在發展而言,“通過科學走向實在,就只能得到實在的幾個不同方面,就只能得到用簡單化的線條繪成的圖畫,而不能得到實在自身”,“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重新去研究希臘文,不但是為了語言和文學的緣故,而且也是因為希臘哲學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關于自然界的最好不過的知識。”這種最好不過的知識,顯然就是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導言中提出的“理論地掌握這些材料”,就是對辯證思維的需求。其實,現代科學的起源是雙向的。它既起源于巫師、僧侶或哲學家的有條理的思辯,也起源于工匠的實踐。沒有實踐,沒有經驗,科學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同樣,科學如果沒有哲學思辯,沒有人文社會精神的孕育,經驗永遠只能是經驗,而不能成為科學。今天科學盡管已突飛猛進,但仍離不開這兩個源頭。

賦與當代科學以更多的發展是十分需要的。科學必須既是理性的同時又是經驗的。“只有當理性思維應用于我們稱之為經驗的目的—即對于我們的幾種感官,或對于以科學儀器的形式加以改進發展的感官來說,是可以達到的客體時,科學才存在。”當代科學領域人文主義的復興有更深刻的原因。當今的科學,既是人類智慧的最高貴的成果,同時又是最有希望的物質福利源泉。由于我們為科學的發展提供了種種條件和機會,科學對社會產生了愈來愈大的影響。社會能夠接納愈來愈強大的科學嗎?科學之于社會與人類的影響都是正面的嗎?科學在何種范圍內才是有益于人類社會而不是禍害人類社會呢?諸如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遺傳工程,人類對自然的大規模干預…在何種界限內才能造福于人類呢?這就要求科學從最初源于人類利益的需要興起而最終回到人類利益這一基點上來。英國著名的科學家J•D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一書曾明確指出:“我們不能再無視這樣的事實:科學正在影響當代的社會變革而且也受到這些變革的影響,但是為了要使這種認識多少具有實在的內容,我們需要比以往更仔細地分析兩者的交互作用”。

另一位科學史作家薩爾頓也曾發出呼吁,要求科學人道化。他說:“要想使科學研究勞動人道化,唯一的辦法是向它灌注一點歷史精神,即崇敬過去的精神—崇敬世世代代一切良好意思的見證人的精神。不論科學變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發展過程本質上都是同人道精神有關的。”“每當我們對世界有了進一步理解,我們也就能夠更加深刻地認識我們和世界的關系。并不存在同人文科學截然相反的自然科學,科學和學術的每一門類都是既同自然有關,又同人道有關。如果你指出科學對于人道的深刻意義,科學研究就變成了人們所能創造的最好的人道主義工具;如果你排除了這種意義,單單為了傳授知識和提供專業訓練而教授科學知識,那么學習科學,就失去了一切教育的價值了,無論從純科學技術觀點看其價值有多大。

如果不結合歷史,科學知識就危及文化。”科學與社會的關系如此緊密,科學對社會的影響如此巨大,這就要求科學始終不背離人道,不背離社會公眾的利益,和人文社會相伴相依,就成為勢所必然的了。如果說,14、15世紀文藝復興思潮的要點在于使科學從宗教與神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為科學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那么今天我們面臨新的文藝復興思潮的特點,在于要求科學在其發展中克服單純技術主義的傾向,實現與人文主義的結合,使科學更好地造福于人與社會。當然,當代科學要求人文思想的復歸,應當是區分那種舊的、幾乎與宗教混為一體的人文主義。從歷史上看,一些人文主義者從傳統的舊觀念出發反對科學創新的事例也不罕見,如歷史上曾發生的反對尸體解剖,反對墮胎,反對人體實驗等,都曾使醫學進步嚴重受阻。今天科學要求人文的復歸,是基于限制科學負面影響的人文復歸。在當今科學領域,也的確存在著舊人文主義對科學進步的干擾。諸如無條件的動物保護主義,視任何科學發現為災難……,無疑對科學、對社會都是無積極意義可言的。科學應當擺脫那種舊的人文主義思想的干擾,尋求與新的人文主義思想的結合,從而為科學自身,為人類社會創造美好的明天。

二、人文社會醫學興起的背景

醫學和整個自然科學一樣,自文藝復興以來,也走過了依賴實驗、排斥哲學與人文學的影響、堅持自身獨立發展的漫長路程。但是,盡管如此,早在19世紀20年代,德國病理學家魏爾嘯(1821—1902)就曾說過:“與其說醫學是一門自然科學,不如說它是一門社會科學”的觀點。自那時以來,關于醫學與社會的關系,關于社會對醫學的影響與控制,人們的認識愈來愈明確和堅定了。例如,曾經影響和指導過醫學發展一百余年的“特異性病因說”,在新的形勢下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困難與麻煩。在許多研究課題面前,人們不禁要問,我們能找到某種特異病因嗎?由巴斯德、科赫創立的微生物學,為特異性病因學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也曾創造過醫學的輝煌,但這種“特異性病因說”在尋求疾病控制時,卻忽視了地理環境的、社會的、心理等方面對疾病的影響。

“它掩蓋了醫學上至關緊要的左右手:肉體紊亂或社會剝奪的術語解釋疾病與健康的惡化”,因而“特異性病因說繼續在引向我們走向錯誤。”也正是基于這一點,美國紐約羅徹斯特大學教授GL•恩格爾于70年代末提出需要新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型,指出當代占統治地位的生物醫學模型認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離正常的可測量的生物學變量來解釋,在它的框架內沒有給疾病的社會、心理和行為方面留下余地”,因而是不完全的,需要修正和補充。對醫學所持這種觀點的批判性認識,我國一些著名的醫學科學家也曾發表過一些極為深刻的見解。早期任中國醫科院院長的黃家駟教授就曾說過:“人的健康與疾病,不僅受著物質環境的支配,也受社會制度、經濟條件、精神狀態等影響。

因此,醫學又是與社會科學密切相關的。”我國著名學者于光遠在一次會議上曾對醫學有過一段精彩的論述。他說:“對于臨床,可否理解為世界上許許多多自然過程中的一個特殊自然過程,臨床當然不是一個天然的自然過程,而是一個社會的自然過程。就是說,這個過程離開了社會就會不存在。而且,臨床是兩重意義的自然過程,它與開礦不同,開礦雖離不開社會的發展,但礦體是自然的。對臨床來說,不僅疾病一般都有社會的原因,有社會性,醫學的治療行為,包括所用的方法、手段,也是有社會性的。所以,臨床是兩重的社會自然過程。因此,我認為醫學不是一門純粹的自然科學,本身是一門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交叉的學科。”當然,醫學之所以區別于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仍在于主要是通過技術手段服務于人類健康,問題在于人是社會的人,疾病與健康總是受制于一定的社會、文化環境因素,因而醫學在使用技術為健康和治療疾病時又不能不考慮人文社會因素的作用,并且在某些疾病的治療方面不能不主要依賴于社會及心理因素的調控,這就給人文社會醫學的發展留下了廣闊的陣地。醫學不僅是智力上的科學,而且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有著深刻而明顯的文化標記;醫學不僅是一門依靠自身不斷完善發展的知識,而且總是不斷吸收其它科學成就,總是以某種哲學、方法論為基礎構建起來的知識與技術、技藝結合的綜合體系;醫學不僅是一種知識和科學意識形態,而且是一種社會建制,是一種以龐大專業隊伍為骨架的社會職業組織。醫學的這些本質特征,奠定了它的人文社會學的基礎。本世紀60~70年代以來,醫學加速了其人文社會學的復歸,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人文社會醫學學科,是由以下一些背景因素相互促進的。

第一,醫學已成為一種龐大的社會建制,對社會注入了愈來愈大的影響。醫學早已不是古代單個醫生面對病人的最初組織形態,也不是中世紀以后逐步形成的早期治療所、安息所和教會醫院。現代醫療保健服務,已注入到工廠、學校、研究所和每一個社區,醫療保健支出已成為各國政府沉重的財政負擔,并對社會和國民經濟發生重要影響,因而加強了醫學的社會性,其人文社會色彩更加突出了。

第二,由于醫療高技術的應用及其應用范圍不斷擴大引發的社會問題愈來愈廣泛。當代醫學的新成就,使醫療技術的應用大大超過了傳統醫學單純治療的范圍,且不斷擴大新的領域,因而提出了醫學應當做什么和不應當做什么,哪些是有益哪些是有害的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必須從社會、道德、文化等方面考慮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斷。單純的醫學視野的考慮是無能為力的。例如,當代生殖技術可以完全改變多少世紀延續下來的傳統生殖方式。當代的生殖技術,可以控制性別,可以人工授精,可以由別人代生,可用試管培育受精卵,可以男性懷胎,可以改變性別。如此等等的取舍,都必須從各國社會情況、道德是非、文化傳統多方面考慮。再如器官移植,死亡標準、安樂死等,也因社會道德文化的差異引起各國公眾長久不息的爭論與焦慮不安。在這些方面,醫學簡直成了人文社會醫學了。

第三,由于人口結構、疾病結構的變化及社會環境、生活行為方式致病作用的增長,必然導致醫學對人文社會因素的關注和人文社會因素在對健康疾病作用比重的增長。人們要求回答:社會、人文、環境、心理、乃至宗教、信仰是如何影響人類健康,在何種程度、何種范圍內構成人類健康的潛在因素。人文社會醫學的出現與成熟,實際上開辟了人們增進健康、防治疾病的新途徑,是當代醫學發展的重要目標。

第四,由于大量科學技術物質手段滲入醫學,導致了醫學的非人格化和醫患關系的物化,引起了醫學界和社會的關注,要求醫學回歸人、恢復“醫乃仁術”的呼聲日益增高。醫學是為人民服務的,以關心人為最高宗旨。希臘醫學的先驅者希波克拉底早就說過:關心病人比關心病更重要。但是,自拉美利特把人看成機器以來,這種思想發展到了空前的地步。在現代醫學面前,人是肉體的物質,人是CT圖像,人是基因……,因而醫學日益失去了昔日對人的溫暖而變得冷漠了。只要回想起一個病人走進醫院在醫生冷冰冰面孔前不斷奔波于各種檢測科室時,人們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醫學日益失去人性的圖景。但是,人是有喜怒哀樂的,他的情緒、心理對健康的影響是絕對不可以忽視的。應當說,醫學發展面臨的背景因素,和整個當代自主科學面臨的背景一樣,只不過因為醫學與人文社會因素的血肉關系而使這個問題更為引人注目。

三、關于人文社會醫學的任務

人文社會醫學的任務與歷史責任,就要反映醫學與社會文化的互動關系,揭示醫學理論和技術所包含的主客觀因素的文化的交流沉積的思想史與“外部史”,促進科學文化與人文化的交流與互補,從而豐富與完善醫學,豐富與充實文化,形成醫學的文化定位,哺育醫學和醫學科學工作中的人道主義精神,克服醫學中的技術主義影響,復歸“醫乃仁術”的本來面目,使醫學更好地服務于人類,造福于社會。具體地說,人文社會醫學的任務與責任,就是要提醒醫學始終堅持正確的目的,使醫學永遠服務于人,造福于人類健康。自15、16世紀以來,醫學和整個自然科學一樣,始終存在一種純自然科學與技術主義的思想。他們為科學存在而辯護的理由就是:科學本身就是目的,科學就是為了發現與發明。這種觀點在醫學中的反映,就是只承認技術,就是只重視技術,把尋求技術發現和發明當作醫學的最高目標。因而忽視了人,忽視了醫學技術必須緊緊盯注人類健康這一根本目標。

這一點,在當代醫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情況下,更為突出和重要。人文社會醫學的首要職責,就是要使醫學回歸人類,回歸人道主義的基點。其次,人文社會醫學應當為完善醫學、建立一門完滿的醫學而發揮其自身的潛能。迄今為止,現代醫學所做的一切,主要仍是生物因素方面,而對社會、心理、行為、環境等因素之于疾病與健康的作用方面,知之甚少。例如,社會、心理、環境因素究竟如何影響人的機體健康?社會、心理、環境與生物因素的關系及其相互作用是什么?如何通過社會、心理方面去促進健康?如此等等,盡管有過一些調查與觀察,但總的說來,仍處于盲目和知之甚少的狀況。以文化與疾病、健康的關系為例,人們大致觀察到文化環境、不同文化習俗對疾病與健康的影響,但理論地說明它,以及實際運用文化手段去預防疾病,增進健康,更是摸不著頭腦,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物質文化水平提高,生物因素致病作用的日益突出,使得發展人文社會醫學的意義就更加突出了。最能說明當代醫學的不完滿性至少有如下兩方面的事實:一是5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政府的醫學家為了制服心腦血管疾病、腫瘤,費盡了心機,消耗了大量資源,但心腦血管疾病、腫瘤在全世界的發病仍呈上升趨勢,心腦血管患者往往處于住院—出院—再住院—直至死亡的循環之中,原因安在?就在于我們用對待生物因素致病的辦法對付主要由于社會、心理、環境因素致病的疾病。

另一是誤診率高居不下的事實。盡管近幾十年來現代科學提供了大量先進的檢測設備,但臨床誤診率并未因此回落。據劉振華、陳曉紅主編的《誤診學》提供的資料,生前誤診率迄今為止仍在30%左右。李甘地統計華西醫科大學1952-1987年6665例尸體解剖資料,臨床診斷與病理診斷不符合者占31%。最低者50年代為28•7%,60年代為29•1%,70年代為36•7%,80年代為32•5%。為什么會發生檢測手段愈來愈先進而誤診率并不因此下降的矛盾?原因要歸結為生物醫學觀點的缺陷。據杜治政對我國四種醫學期刊報道的776例誤診個案報告的統計分析,主要由于病史采集不當致誤診的116例(占15%),主要由于思想方法不當致誤診的282例(占36%),主要由于責任心不強致誤診的127例(占16%),業務知識與經驗不足致誤診的251例(占33%)。其中思想方法不當表現為主觀臆斷,迷信儀器,思路狹窄等十個方面。可見,加強人文社會醫學研究以完善當代醫學的重要性。第三,人文社會醫學應當充擔從總體上研究醫學,探索醫學發展規律,評價醫學進展的角色。醫學自誕生以來,幾經形態變換,走過了漫長的路程,展示了自身的特有規律。但是,長期以來,醫學只顧前進與開辟,而缺乏對自身的回顧與思索。當醫學以各種不同專科前進的時候,企圖對總體進行評價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時至今日,當醫學發展相互交錯,且愈來愈影響人類健康和社會時,醫學應當走向何處?應當如何引導醫學發展?醫學應當做什么和不應當做什么?如此等等,不僅為醫學科學工作者關心,也為社會廣大公眾關注。誰來回答這些問題?人文社會醫學應當擔起這副重擔。醫學在其萬箭齊發的今天,展示了一幅輝煌的燦爛圖景。顯然,在如此龐雜的探索中,并不都是需要的和能夠成功的,也不可能都是有益于人類健康的,也不都是值得耗費資源的。這就需要批評和評論。醫學的評論與批評,和文藝批評一樣,將成為醫學發展不可缺少的條件。因此,貝爾納曾正確指出:要“支持科學評論家的職業活動,賦與他們以類似文藝評論家的職責,使其負起發掘根本因素和進行評論分析的創造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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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具有數千年的歷史，是中國人民長期同疾病作斗爭的極為豐富的經驗總結，是我國優秀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古代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的影響和指導下，通過長期的醫療實踐，中醫學逐步形成并發展為完整獨特的醫學理論體系，為中國人民的保健事業和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中醫學的世界觀

中國古代沒有哲學這個名詞，現代哲學所研究的內容在中國古代被稱作“道”。“道”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為了探討世界的本源，研究事物發展變化規律而提出的。“道”其本義是指行走的道路，有“開頭”、“起始”的意思，故老子及其以后的哲學家賦予“道”字宇宙本源，萬物之始的涵義。由于道路規定了行人前進的方向，是達到某一目的地所必由的途徑，故又引申為規律、道理。在道家學說中，道既指事物的本源，又指事物的運動變化的規律。道家以外的其他各家學說則主要著眼于道的規律性涵義。

中國哲學注重本根,不像西方哲學有一條明晰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界限。因此，中國哲學內涵也不能簡單地以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來劃分。但中國哲人有一個根本一致的傾向，即承認變是宇宙之根本事實,變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變易之中，中國哲學關于宇宙大化之根本見解，即在于認為宇宙是變動的，宇宙是一個變易不息的大流，是一個生生不息的變易歷程，所以名之大化。西方哲學中有認為動為假相者。印度哲學家多認為變化為虛幻。在中國似乎沒有，中國思想家都認為變動是實在的，這是中國哲學的一個特點。

國哲人對于變化多數有深刻的見解，大多數哲人認為變易是普遍的事實，而變易之中有其常則，其次對變易之規律與變易之根源，亦多有精深的研究，宇宙總是在運動,更無止息之時，只有動中之靜，而無絕對的靜，宇宙根本是運動的。因此中國思想家都認識到恒動，在恒動的基礎上思考一切，恒動觀成為中國哲人一致的傾向。

“氣”一般人都認為是空虛神秘的字眼，其實是一個比較實際的觀念，與物質的觀念相接近，由于中國古代恒動觀的傾向，“氣”的特性被中國古代一呰哲學家用來說明宇宙的本源、本體，用“氣”描述一切事物的存在。“氣”即成為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范疇。因此，中國哲人恒動觀傾向模糊了唯物與唯心傾向，走了以恒動觀為傾向研究一切的方向。

中醫學中的氣雖然具有醫學方面的特定內涵，但就其涵義與特性本質來說，與中國古代哲學是共通的，是對中國哲學的引用，即用氣的特性闡述其理論。

2中醫學的方法論

由于中國哲人恒動觀傾向，究竟本根常與恒動相統一。認為一切事物都在變化遷流中，整個宇宙是一個變化的大歷程。化是變之漸，變是化之成。事物的反復兩一乃是根本，反復是變易之規律，兩一是變易之根源。變易、反復、兩一是中國哲學對認識事物運動變化的主要貢獻，是中國哲人可貴的認識。

陰陽和五行觀念的出現可以看成是中國哲學形成和開拓的主要標志之一，對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各個方面產生了重要的作用。陰陽概念的產生，其原來的含義是很樸素的。最初僅指光的向背而言，凡向日光或陽光充足的地方為陽，背光或陽光少或陽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則為陰，上升到觀念只不過是正.反兩個方面和整體現象而已。古人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逐漸觀察到自然界有天地、日月、晝夜、寒暑、明暗、死生、雌雄以及人類本身有男女等客觀現象，由此而引申出明與暗、日與月、天與地、晝與夜、水與火.熱與寒、動與靜、剛與柔、清與濁、氣與形等對立的概念，就用陰陽作為這兩個方面的代表，借以概括各種事物和現象，陰陽逐漸被提升為表示兩種對立統一事物或同一事物的對立統一的兩面的符號，加之中國哲人恒動觀傾向，《易傳》不僅把陰陽看成是宇宙萬物本體,而且把“陰陽”當成描述、解釋宇宙生命一切現象的模型方法,從而把認識事物的陰陽方法上升為中國哲學方法論，形成了中國哲學探討事物運動變化最基本的動態方法論，即陰陽學說。

五行概念的產生，學術界存在幾種觀點。人類認識事物是在分類中進行的，由于中國哲人恒動觀傾向，金、木、水、火、土行的涵義得到增強，隨著古人觀察和認識的不斷深入，五行的物質元素意義逐漸趨于削弱和淡化，而其方法論的作用則日益加強和突出，逐漸演變成一種既定的思維模式和理論框架,即五行學說。

陰陽五行方法論是中國哲人在恒動觀影響下形成的動態方法論，是中國哲人對事物變易.反復.兩一更深刻的認識，陰陽方法論是中國哲人用陰陽兩種存在的運動形式描述事物的運動變化，五行方法論是中國哲人用金、木、水、火、土五種存在的運動形式描述事物的運動變化，當然周易八卦方法論也同樣是用八種存在的運動形式描述事物的運動變化。因此，中國哲人的恒動觀傾向，造就了各種不同的動態方法論，更加深刻地認識了事物的運動變化，但最簡單最基本的動態方法論是陰陽方法論，形成了其他動態方法論的前提。總而言之，動態方法論是中國哲人深人研究事物運動變化的總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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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保健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是中國和世界科學史上一顆罕見的明珠。當代，中醫藥高等教育在中醫學的傳承和發展中發揮著主要作用。提升中醫學專業本科生的專業認知水平，是促進這些傳承者們形成深厚中醫情感、積極專業態度的基礎，也是影響其職業表現的關鍵一環。當前，影響中醫學專業本科生專業認知的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

1傳統文化的積淀不夠

中醫植根于中華文化土壤，中醫學理論體系形成是以《周易》《河圖洛書》等形成的哲學觀、宇宙觀、整體觀、變異觀為哲學基礎，并汲取了當時中華文化的先進理念，有機地結合了對人的整體把握與疾病發生發展規律的認識，逐漸形成的獨特醫學理論體系。因此，中華文化既是中醫理論形成的基礎，又是發展中醫理論的動力。當代大學生在入大學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較少，對傳統文化也沒有很深的感情積淀，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醫學專業本科生的專業認知。

2職業前景的認識不清

    2.1診療的科學性問題

借助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西醫學得到了蓬勃的發展，被人們廣泛接受；中醫學由于未能融合近、現代科技，致使發展較為緩慢。近、現代史上出現了中醫是偽科學，廢除中醫的言論和做法，這直接影響了中醫學的發展，也影響了尚未接觸臨床實踐，看到臨床療效的大學生學習中醫的信心。

    2.2就業壓力的問題

    在全國大中專畢業生就業形勢不容樂觀的大背景下，中醫學專業本科生面臨的就業壓力依然巨大。另外，根據我國《執業醫師法》的規定，中醫專業畢業生只能從事中醫類別工作，在國內中醫醫療機構數量明顯低于西醫醫療機構的前提下，中醫學專業本科畢業生在醫療機構中的就業數量頗為有限，這就給大學生帶來了不小的心理沖擊。

3教育內容的部分缺位

    3.1課程設置的科學性問題

    現代教育的內容使中醫學專業本科生的基礎知識結構和邏輯思維方式與學習中醫學所需的相去甚遠。各種量化指標和現代科學的邏輯，都容易使大學生在學習中醫理論時出現思維邏輯上的困擾。而在當前中醫學專業課程設置上所采用的中、西醫學基礎及專業課程幾乎對半的設置比例，不僅無助于大學生建立中醫思維，更加重了這種困擾的存在。

3.2環境文化的表面化問題

良好校園文化對大學生專業認知的影響是專業教學之外的重要補充，當前校園文化的表現形式大多流于簡單化、表面化，以被動接受的宣傳為主，能啟發主動探求和互動交流的專業文化影響較少見；以青年人喜聞樂見的個人基本文明行為和才藝發展等的引導為主，能承載優秀中華傳統文化和中醫學獨特文化的引導較少見。

建立中醫學專業本科生良好的專業認知不僅可激發學生的專業學習興趣、提高教學效果，而且也能讓學生對自己將來所從事職業的現狀與未來發展有較清晰的整體認識，從而影響學生將來長遠的發展。所以，如何提升學生對中醫學的專業認知，是中醫院校的教育工作者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針對上述影響，提出幾點對策和思考。

4專業認知教育應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

除在新生入學教育階段外，還應在教育、教學工作的全過程中貫穿中華優秀文化和中醫文化的教育和引導。同時，鑒于經過臨床實習的學生對中醫學臨床療效和社會價值認識的明顯提高，可以組織優秀本科畢業生、研究生與低年級學生的互動交流，以起到提髙學生專業認知，鞏固專業思想，增強專業信心的作用。

5認清當前接受中醫高等教育大學生的基本特點

接受中高等教育的當代大學生的基本特點是：具備現代科學文化基礎知識，欠缺中國傳統文化基礎知識及中醫學的思維模式。中醫學的文化形態完全不同干現代科學文化，主要是通過以不脫離客觀事物形象的思維模式實現對事物本質、規律和聯系的把握，所以決不能運用現代科學文化的認知規律去學習中醫學。只有我們認清了大學生的這個基本特點，才能把握好中醫教育、教學的特點和側重點。

6營造良好的中醫學文化氛圍

應當廣泛開設中國古代哲學等有利干大學生接受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中醫思維的講座及課程。通過邀請名老中醫做特色報告，加強課外輔導及師生互動，引導學生成立各類專業研討組并由資深教師做好指導等措施，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加深對中醫理論的理解。

7課程設置應符合專業認知規律

應當首先使學生掌握中醫學的基礎知識，基本建立中醫思維后，開設對比中、西文化的相關課程，循序漸進地開設西醫基礎和專業課程，使中醫專業學生在了解中、西兩種不同文化的前提下，正確運用中西醫不同的診療思維模式。

8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提高師資素質

教師的素質直接關系到教育、教學質量，影響學生的專業認知，因此應當加強師資隊伍建設。發揮好資深教師傳、幫、帶的作用，強化青年教師的中醫思維，提升青年教師的傳統文化底蘊。選聘臨床的名中醫充實到教師隊伍中，發揮他們的優勢。同時，要做好教師間的學術交流、學習及提髙，定期研討教學方法及教學模式，開展好集體備課，保證每次授課的質量。

9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授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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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華文明；儒家文化；中醫診療觀；形成；發展

[作者簡介]唐乾利，湖南中醫藥大學博士研究生，教授、主任醫師，供職于廣西中醫學院；陳小平，湖南中醫藥大學人文社科學院副教授，湖南中醫藥大學博士研究生；覃文璽，廣西中醫學院主治醫師，醫學碩士；何清湖(本文通訊作者)，湖南中醫藥大學教授、副校長，博士生導師，湖南長沙410208

[中圖分類號]G03：R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434(2011)10-0086-04

《黃帝內經》的成書，標志著中醫學從巫醫一體的理論體系中獨立出來，形成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也同時直接指導著中醫診療觀的建立。在統治者推崇儒家文化的年代里，隨其重點的變化，中醫的診療觀或多或少的發生了演變，本文就其幾個重要的歷史時期作一初探，并就中醫學發展思路作一些初步思考，以期拋磚引玉。

一、原始儒學時期

先秦時期是以孔孟為主的原始儒學時期。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創始人，曾修詩書，定禮樂，序周易，作春秋。其中對周易的整理對后世儒家學者的影響極其深遠。儒家與易學有著直接的血緣關系，儒家是以《易經》為宗典、以孔孟思想為核心的思想學術派別。

《黃帝內經》是中醫理論體系成熟的標志，其成書時間與孔子的年代相差不遠，作為醫學理論的文字表述，其中的陰陽五行理念并非來自于儒家思想，相比之下，與陰陽家的理念更加接近，可惜陰陽家的典籍已全部失傳，無從考證。這些理念直接構筑著傳統中醫的陰陽五行診療觀念，故在先秦時期，儒家對中醫診療觀的影響并不非常明顯。

二、經學時期

(一)漢儒經學的建立及其主要思想

漢以后，依靠秦時耆老耳傳重寫經書。漢武帝即位后，采納了當時儒家董仲舒的意見，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改變博士原有制度，增設弟子員，有五經博士之說，凡不尊六藝、習孔子之術者悉去之，從此儒學獨尊，《詩》、《書》、《禮》、《易》、《春秋》五經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為崇高的法定經典，也是士子必讀的經典。漢代儒生們即以傳習、解釋五經為主業，重于在經典的字詞句中探求微言大義，自此經學正式宣告誕生。

漢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著書十余萬字，奠定了經學在中國2000年歷史上作為主流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核心的地位。其主要哲學思想既承傳了漢以前儒家的重視生命、以人為本的益生主題思想，又吸收了墨、道、名、法、陰陽、農等各家學說，不僅接受和發揚了荀子關于禮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論，而且還大量吸收了墨家“兼愛”、“尚同”的理論，乃至墨家學說中某些帶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董仲舒比較系統地發展和糅合了先秦儒家的“天人相應”的哲學思想、“中和”平衡思想和陰陽家的陰陽五行學說。這些思想不僅滲透于當時的社會生活實踐。使天人之學具有了理論和實踐的功能。而且成為漢以后儒家學說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儒學與中醫陰陽觀念的差別及儒醫形成的基礎

董仲舒整理的陰陽學說主要來自于《易經》，易經的陰陽主要以二的倍數增長，以一分為二為主體。《易經?系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道明了天地陰陽變化之理，但是《易經》的陰陽與《黃帝內經》里的陰陽并不完全一樣。

《黃帝內經?陰陽離合論》：“黃帝問日：余聞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今三陰三陽不應陰陽，其故何也?岐伯對日：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可以看到，在中醫診療體系中，陰陽的三陰三陽理論是非常獨到的創造，不與其他體系雷同，這在東漢末年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中所用的主要辨證論治體系就是三陰三陽體系中就可以得到證明。按照《易經》陰陽分法固然合于天道，但是因為取類的不同，對三陰三陽的診療觀還是形成了不小的沖擊，可以說從這個時候開始，中醫的診療觀開始出現了分歧。

由于儒家官學地位的確立，對于醫療體系乃至社會生活均產生了深遠影響，對醫療隊伍的組成結構也造成了新的變化，給后世一種醫療群體――儒醫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而儒醫這個群體是最終導致中醫學診療觀分裂的重要人群。漢以后的執業中醫的人群結構數據表明，兩漢至唐代52位著名醫家中，儒者多見。

(三)經學后遺癥

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陰陽五行學說、祥瑞災異說后來演變成為流行于西漢末并興盛于整個東漢時代的讖緯應該是董仲舒始料未及的。由于其理論中提供了讖緯之術的發展空間，同時在對政治措施的影響方式上，逐漸與讖緯神學合匯，尤其是王莽與劉秀在奪取政權之際公開利用，將若干讖語編為官書明白昭告；漢光武帝中元元年又正式“宣布圖讖于天下”，定為功令的必讀書，“言五經者，皆憑讖緯說”。儒生為了利祿都兼習讖緯，稱“七經緯”為“內學”，而原來的經書反稱為“外學”。使得讖緯的地位實際上凌駕于經書之上，從而讓讖緯之術發達起來。

讖緯的興盛對中醫診療觀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本來《黃帝內經》理論體系構建的傳統中醫診療觀已經脫離了傳統巫術鬼神占卜的概念，讖緯的興起直接通過官方把這些理念重新打回到中醫的診療觀中。這在后來的很多醫書記述中可以得到證明，從葛洪的《肘后備急方》到孫恩邈的《千金方》里都有很多讖緯術的記載。

延至東漢末年，人們得病不是先找醫生，而是找巫師，讖緯學泛濫極其嚴重。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序》中記載當時的人：“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栗，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張仲景對此情況痛心疾首，撰著《傷寒雜病論》正本清源，奠定構造了正統的中醫辨證論治體系，使中醫的診療觀在文字上規范下來，讓中醫學獨立于讖緯學之外，并顯現出不可比擬的臨床效果，這是張仲景至今仍被尊為“醫圣”的原因。

讖緯之學雖經魏晉以后屢被禁止，但仍然在民間流傳，明清時期還有很多醫書存在著這些記述。只是到了“”以后興起，傳

統學術退位，讖緯之學才開始真正斂藏起來。

三、理學時期

(一)儒學思想的分野

宋以后。以五經為主干的章句訓經學因自身僵化而陷入絕境，熙寧變法失敗后社會矛盾激化，佛學南禪宗改革運動的思想浪潮沖擊，使得教條經學的專治局面開始發生振蕩。疑經之風逐漸興盛，排《系辭》，毀《周禮》，疑《孟子》，譏《尚書》。儒家文化隨之發展成為一種以儒學為宗，吸收佛、道思想。將天理、仁政、人倫、人欲內在統一起來，走向政治哲學化，為統治者提供更為精細的理論指導。以適應增強思想上專制的需要的學說，也因此成為南宋之后的官學。

儒學這時主要分化出兩支，一支是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理學。程朱理學堅持“性即理”的根本觀念，主張“宇宙之間，一理而已”，以“理”為本體、以“窮理盡性”為方法。朱熹則是儒家理學集大成者，其所著的《四書集注》也成為元明以后中國科舉考試的教材。另一支是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心學。陸王心學則堅持“心即理”，主張心外無物，是以“心”為本體、以“發明本心”或“致良知”為方法。《四庫全書簡明錄》記載：“朱子無極之辨，陸九淵攻于前，格物之說，王守仁軋之于后，諸儒各爭門戶，垂數百年。”

儒學的內部爭端體現出明顯的思辨性，引經據典皆為闡述自己的觀點，并不固守經文本義，這些思想上的變動對中醫學的診療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是直接導致了后世中醫診療觀上的分裂，形成中醫的學術分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醫家類小敘》：“儒之門戶分于宋，醫之門戶分于金元。”這不僅概括儒與醫各自學派分立時間，也暗指了儒之門戶分于宋，與醫之門戶分于金元之間有著密切關系。

(二)儒醫大量產生。改變了原有的醫療隊伍結構

宋朝時候，國家對醫學非常關注，不僅帝王本身熟悉醫學，而且還不斷下詔書指導全國的醫事活動。《宋會要輯稿?崇儒》：“伏觀朝廷，興建醫學，教養士類，使習儒術者通黃素，明診療而施于疾病，謂之儒醫，甚大惠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儒醫在官方的提倡下正式形成潮流，不少士大夫親自整理收集驗方、家藏方，如陸游的《集驗方》、蘇軾和沈括的《蘇沈良方》、司馬光的《醫問》，高若訥的《素問誤文闕義》及《傷寒類要》等書。名儒范仲淹“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名言對此更是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促使大批儒生加入到醫學領域之中。由于儒醫本身社會地位相對較高，在中醫群體中占比例增大后，其學術觀點直接影響到中醫學界的觀點，中醫診療觀的蛻變亦因此而生。

(三)金元四大家的產生標志著傳統醫學診療觀的分化

金元時候。中醫的診療觀開始出現明顯的分野，出現了“金元四大家”――劉完素、張從正、李東垣、朱震亨，他們對《黃帝內經》各執一義，先是河間學派劉完素以“火熱論”病機創立了“寒涼派”：張從正師劉完素發展出“以血氣流通為貴”的“攻下派”，李東垣尤其重視脾胃成“補土派”；朱震亨倡導“陽有余陰不足”建“滋陰派”。4人中至少有3人和儒家扯得上關系。張從正著書叫《儒門事親》，李東垣曾從師于當時名儒翰林學士王若虛、馮叔獻，朱震亨則是師從朱熹的四傳弟子許謙學儒門理學，其書《格致余論》亦含有“格物致知”之意。他們都反對“集前人已效之方，應今人無限之病”，這些都是受宋儒疑經和部分理學思想影響而生的。由此可知，中醫診療觀的分野與宋朝儒學的門戶分別有直接的相關性。

(四)理學后遺癥

隨著儒家理學的“窮理”深入，逐漸出現了空談理論，不尚實際的風氣，這也對中醫診療也影響很大。到了現在，隨著西方思潮的涌入，社會大生產分工的深化，出現了只談理論不會臨床的中醫理論家，也許或多或少的還是和理學的遺風有一點關系的。

心學的修習方法必須是德才兼備。智慧過人者方能成功。其發展到最后竟然成了“小人無忌憚”，尤其是把“醫者意也”發揮到極致之時，其流弊更是直接導致了診療的隨意性，沒有規范。沒有章法，診斷上沒有精準的判定，療效上沒有確切的估計，中醫至此便逐漸衰弱，使西醫學乘虛而入占據了主流醫學地位。

四、結論與思考

綜上所述，儒家文化作為我國傳統文化。長期占據官方的統治地位，對中醫的診療觀念有著極深的影響。儒學的幾個重要時期的思想演變造成了中醫診療觀的變化，尤其是宋以后儒家分野，造成金元時期中醫診療觀的分野。但最終醫學仍是醫學，既不是哲學也不全是文化。中醫學是中華傳統文化，尤其是在儒家文化的變化中伴生發展的一門經驗實用學科。從某種意義上說。唯一檢驗醫學理論是否正確的標準就是臨床療效，不論診療觀如何發展變化，能指導臨床治愈疾病的理論才是唯一正確的理論。

中醫獨特的發展模式決定了其獨特的學科屬性。中醫學對人體本身和人體科學本身以及防病治病都具有獨特和卓越的見解，是一門符合自然科學和唯物辯證法基本規律的醫學科學。沒有古代的中國哲學，就沒有現有形態的中醫學理論；沒有儒家文化，就沒有不斷發展的中醫診療觀。可以說，中醫學是在中國哲學思想的影響和指導下，在儒家文化影響下，通過歷代醫家長期的醫療實踐與不斷的積累，反復總結而逐漸形成的具有獨特風格的傳統醫學科學。中醫既屬于自然科學的范疇，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屬于哲學和文化的范疇。因此，在中醫的發展過程中，還需要從文化、哲學的角度來審視和研究中醫學的現代化發展，必須進行方法論及診療觀的變革。

由于儒家文化占據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統治地位，毫無疑問儒家文化影響著中醫學的發展，而中醫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屬于中國古代自然科學范疇，又以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論和自發的辯證法思想即氣一元論、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為哲學基礎來建構理論體系。并建立了中醫學的元氣論、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等，并使之成為中醫學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顯然，中國傳統自然觀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關于萬物始基的元氣本體論；另一方面則是宇宙形式的天人合一論。正是這種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元氣本體論和天人合一論，才使中醫學形成對生命和疾病的認識方式和理法方藥的獨特體系，尤其在中醫診治方法上，也無不富有傳統自然觀的特質。元氣論以及陰陽學說等哲學思想給予了中醫發展強大的指導武器。在這種思潮下，中醫學形成了一套整體的理論體系，強調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與宇宙息息相關，人體無時不受社會環境的影響。主張“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

篇(7)

馬烈光：何教授，聽說您接觸醫學至今，已近三十年，那么在學醫的過程中，您有哪些思考和收獲呢？請與我們分享一下吧！

何成詩：剛剛進入醫學院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整個社會都在對固有的人生意義和價值準則進行反思。笛卡爾說過“我思故我在”。我在學習醫學知識之余，也閱讀了大量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書籍，思考并解決一些問題。由于行醫的緣故，很自然的希望理解醫學這個職業的涵義，而醫學首先肯定是使人生存下來，而且要繼續生活下去的。繼續由此追問下去，人為何要活著？人又為何會死亡？人生的意義何在？

馬烈光：不論是直面死亡還是懼怕死亡，“人固有一死”，進而如何面對生活，生死的意義是人類永恒的命題，是養生必須解決的基本問題之一。

何成詩：這些問題也是醫學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因而一直縈繞在我的心中。至少在那個時候，我覺得如果不能解決上述問題，將可能動搖醫學的基石，于是我進行了認真的求索和思考，有時甚至夜不能寐。在查閱書籍的時候，我發現，正如您剛才所說，原來這個問題不僅僅是我一個人在思考，古今中外有很多人都在探索這個謎題，這是一個人類的終極問題。也許永遠難有統一的答案，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認識。先哲們給予了一些解答。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說：“三種單純然而極其強烈的激情支配著我的一生。那就是對于愛情的渴望；對于知識的追求；以及對于人類苦難痛徹肺腑的憐憫。”這就是他生活的目的。做一個有道德的、有知識、有品位的人，過一種純凈有道德的生活。

馬烈光：那么您的思考結果是什么呢？

何成詩：在日后的幾十年人生旅程中，隨著人生履歷的豐富，我也逐步完善著自己的解答。人生的意義不在于給予一個眾人普適的、“正確的”、“標準的”答案，而可能更多地在生命歷程中對個人道德、知識、品位的修煉，當然也包括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和尊敬，是一個不斷豐富完善和進步的過程。這與中國儒家文化中“知行合一”有相融之處，更與“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后者而鞭之”的養生道理相和。

馬烈光：這個問題的解決，對您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影響嗎？

何成詩：解決了這個問題，醫學的意義頓時更加的神圣和充滿挑戰。著名日本企業家稻盛和夫先生引用明治維新時代名著觀點提出了“敬天愛人”的企業管理理念，在醫學實際工作中，我認為這四個字也適用于醫療實際。醫學治療的過程離不開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和尊重，對疾病的治療需要把握疾病的規律、患者的情況、當前醫學界和醫者本身對疾病的認識和干預能力。而對客觀條件和客觀規律的尊重，此之是為“敬天”。行醫的過程包涵了人與人溝通的過程，需要醫者尊重患者的人性、對疾病的認識以及對醫學的理解甚至誤解，這種理解、包容和仁慈、友善地對待患者我認為即“愛人”。

馬烈光：是啊！“敬天愛人”確實是為醫者應該具有的品德啊，《黃帝內經》也曾要求醫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何成詩：在我基本解決了醫學的意義這個問題之后，越發感到作為醫生肩上擔子的沉重。一個合格的醫生，必須對人類的各種苦難、疾病身懷慈愛憐憫之心，一切以解除人們疾苦為目的，并貫徹在臨床實際工作之中；而在數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將仁心仁術落在實處，才能將自己的良知和醫德進行升華，也才能更真切地認識到其實對患者的關愛實際上也是對自己個人的關愛和負責，這也就是“致良知”或者說“知行合一”的一種實踐吧。我深信只有這樣才是為醫長久之道，也是養生的長久之道。正如《黃帝內經》另一段話所說：“惟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臟。”

何成詩養生語錄：身懷慈愛憐憫之心才是為醫長久之道，也是養生的長久之道。正如《黃帝內經》另一段話所說：“惟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臟。”

馬烈光：道德高深的“賢人”，確實讓人“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在提高個人修養方面，您有什么經驗嗎？

何成詩：一個醫生除了在行醫過程中逐步完善自己的職業素養和職業品格之外，還必須通過個人修習和人生錘煉來提升個人修養。孔子說人需達到“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而達到這樣的境界何其之難！個人修養之難，使我們必須小心翼翼，內心隨時審視自己，就像孔子說的“一日而三省吾身”，如何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保持平和寧靜的心靈？這是一個不斷進行自我心靈歷練、人格修養、完善自我的過程。我在自我修習的道路上，喜好閱讀。除醫學書籍外，歷史、哲學、詩歌、地理等等書籍均有涉獵，讀書首先能夠慰藉心靈，使自己內心平靜。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與書中人、書中事進行交流、參省，能夠讓自己能更加有效的修行。當然我的閱讀闊博之余精專不足，也許就像五柳先生陶淵明所說的“好讀書而不求甚解”吧，這也是迫使我愛閱讀并不斷思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