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對外傳播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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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最初的個別的努力，如同一個個思想的涓涓細細，但最終，這些智慧匯聚到一起時，就會如浩浩蕩蕩的江河，奔流入海。

本刊改版四年來，力求做“河邊的垂柳，永遠朝有水的方向伸展自己的根！”這水就是中國對外傳播事業的發展方向，就是讀者的需求。于是，不斷追蹤、挖掘對 外傳播領域中的重要事件，將理論的潤澤與實踐的熱度淬出智慧的火花，為此我們一直走在路上……曾連續深入報道“跨文化傳播論壇”，使其余音綿綿不絕；曾 連續兩年直擊“對外選題策劃會”，使中國對外出版人能夠了解外國人的思維在哪里拐了個彎兒；曾受邀赴廣東到四川，轉重慶，深入解析外宣領域一個個鮮活的 個案……今天，當《對外大傳播》愈來愈受到業界人士喜愛，并逐漸向“理論的潤澤、個案的鮮活、全球的視野”之路深化時，我們已深感實踐與理論聚合的力量。

德國物理學家普朗克說，“思考可以構成一座橋，讓我們通向新知識。”

中國的對外傳播事業需要一代人的實踐，更需要理論的升華與指導。剛剛閉幕的中國外文局“首屆論文年會”是一種對理論寶貴的探尋，近百萬字的優秀論文既有 對實踐的寶貴總結，又有很多會成為實踐的向導。

平安夜的鐘聲又要敲響了，“遠處的鐘聲回蕩在雨里，我希望平安夜的鐘聲回蕩在我們心里。”圣誕是外國人的春節，春節又是外國人的圣誕，對生活的熱愛讓我們分享快樂。

元旦、新年，在一年一度快樂交匯的時刻，生命之輪又轉動了一回，我們將走進更富有希望的新生活。

篇(2)

【論文摘要】電視媒體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國家提升軟實力的重要方式。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具有內部性、能動性、運動性、互動性和系統性的特點。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的發揮和提升受到外因和內因兩個方面的影響。其中外因包括：傳媒環境、基礎設施、覆蓋范圍、國外媒體與國外受眾，內因則包括媒體的公信力、媒體傳者素質、媒體信息傳播藝術四個方面。  

 

何為傳播能力？美國學者特倫霍姆和延森所下的定義是：“一個人以有效而得體相宜的方式進行傳播的能力。”我國在研究科技傳播能力的時候，學者們提出這樣的概念：國家科技傳播能力就是一個國家所具有的有效整合科技傳播力量、高效配置科學技術信息資源的一種能力。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媒體傳播能力就是媒體以有效而得體的方式進行傳播的能力。它強調用恰當的方式達到媒體傳播目的。 

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就是電視媒體以有效而得體的方式對本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所進行的信息傳播的能力。它包括傳播的信息量、傳播速度與精度、信息傳播的覆蓋面以及最后產生的影響效果。 

一、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的特征 

根據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的定義，我們可以得出它具有如下特征。 

1、內在性 

電視媒體的對外傳播能力是媒體自身所具有的，通過媒體內部的結構優化、各個部門的協調運作、媒體的理念以及工作人員的素質和能力等方面體現出來。如果把電視媒體比喻為一個人，那么媒體的傳播能力就是這個“媒體人”的心理特征和掌握的各種技能，是媒體能夠順利完成一項對外傳播活動的主觀條件。因此，電視媒體的對外傳播是以媒體自身作為主要發力點來進行的傳播,是媒體內在的特征。 

2、能動性 

所謂能動性，就是對外界或內部的刺激和影響做出積極的、有選擇的反應或回答。人的能動性稱為主觀能動性，其特點是通過思維與實踐的結合，主動地、自覺地、有目的地、有計劃地反作用于外部世界①。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也是如此，它是電視媒體主動的將決策、理念、戰略等與實踐相結合，根據具體的外部世界進行主動的、自覺的、有目的、有計劃的傳播活動，從而產生一定的影響力。相反，如果電視媒體的傳播活動始終處于被動的局面，始終服從于其他媒體的議程設置，或者是成為其他媒體的傳聲筒，無法單獨采集并信息，沒有形成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沒有自己的價值追求和理念,，那么這樣的電視媒體可以說不具有傳播能力，或者傳播能力低下。 

3、運動性 

運動性原理是指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是動態的，其穩定是相對的。電視媒體傳播能力內部的聯動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要根據具體事件做出不同的并且恰當的反應。世界無時無刻不在變化和運動，人們對信息的需求也無時無刻不在變化和更新，電視媒體若要適應世界的變化，滿足人們的需求，就必須不斷的調整自己，適應社會，從而走在信息時代的前列，影響并引導時代的發展。這恰恰也體現了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運動性的特點。 

4、互動性 

電視媒體對外傳播的目的就是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從而產生一定的影響。電視媒體要達到對外傳播的目標，就必須了解受眾群體的特征和需求，提供受眾想要知道的信息，而不僅僅是傳播自己想傳播的內容，說自己想說的話。媒體與受眾之間相互聯系，不可分割。媒體內容對不同的受眾有不同的針對性，受眾對媒體的傳播活動做出信息反饋，兩者形成互動。與受眾保持一定的互動使媒體更好的為受眾提供他們所需要的信息，這不僅是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的體現，更有助于提升這種能力。 

二、影響中國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的外因 

中國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的發揮和提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主要分為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兩大類。在客觀因素中則包括以下幾點： 

1、傳媒環境 

傳媒環境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內，大眾傳媒的發展水平，媒體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等。其指標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媒體發展水平，指傳媒的種類、數量，傳媒的覆蓋率、普及率、發行量等,還體現在國家對媒體資源的利用,以及媒體在受眾中的易得性。二是傳媒的社會環境，指傳播機構的管理方式以及傳媒與國家權力的結構關系。 

傳媒環境之于電視媒體發展，猶如水之于魚的生長。良好的傳媒環境將有利于電視媒體的健康發展，有利于電視媒體傳播能力的提升和發揮。但是，傳媒環境是一個較宏觀的概念，其內部各項因素對電視媒體的影響也比較復雜，因此，要多方觀察、仔細研究，針對不同領域、不同問題進行具體分析，方能把握住傳媒環境與電視媒體的關系。 

2、基礎設施 

電視媒體基礎設施是中國電視媒體對外傳播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和前提。因此在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的建設中，我們要重視基礎設施的作用。

我國曾深刻體會到沒有自己的傳播渠道設施的無奈。在20世紀60、70年代，我國對外傳播通過向國外寄送節目，或者租用其他國家的通訊衛星來進行，在這樣的情況下，對外傳播活動的開展和傳播的質量根本得不到保證，甚至受到不法分子的干擾。再例如媒體的數字技術。在現代傳播中，數字技術是一項高質、運用范圍非常廣泛的技術。對于中國電視媒體來說，掌握和運用數字技術將大大提高傳播效率，實現傳播現代化。 

3、覆蓋范圍 

媒體覆蓋范圍是指印刷媒體的發行范圍或電子媒體傳播所能達到的地區范圍。對于媒體來說，覆蓋范圍越廣，其信息傳播的范圍也就越廣，媒體的潛在受眾也就越多，媒體的潛在影響力也就越大。但是要明確的一點是，媒體的覆蓋率不等于收視率，媒體的覆蓋率高，并不等于其影響力大。媒體要進行國際傳播，其覆蓋率必不可少。沒有覆蓋率，媒體的信息就無法到達傳播的目的地，也就無所謂國際傳播。媒體若要進行全球性的傳播活動，就必須建立全球性的媒體覆蓋。 

三、影響中國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的內因 

影響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的主觀因素主要包括如下三個方面。 

1、媒體公信力 

喻國明認為：媒介公信力評價是公眾通過社會體驗所形成的，是對媒介履行作為具有特殊使命的社會公共產品所應承擔的社會職能的信用程度的感知、體驗基礎上的評價，而媒介公信力則是指媒介所具有的贏得公眾信賴的職業品質與能力②。 

從公信力的概念和認識中可以得出，公信力重在“信”字。“信”體現了媒體在傳播信息時的媒體精神和理念，是對受眾負責的表現。同時，“信”也體現了受眾對媒體的看法，是媒體在受眾心目中地位和權威性的體現。 

電視媒體公信力的形成，取決于電視媒體所傳遞的信息。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信息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客觀、真實的信息是電視媒體公信力的基本也是關鍵性因素，只有客觀、真實，才能取信于民。二、信息的及時性。電視媒體的主要責任就是及時地為受眾提供各種信息，以滿足受眾對社會變動的信息的需求。三、信息的觀點和立場。電視媒體的觀點和立場是立足之本，人云亦云頂多充當“傳聲筒”的角色，所傳遞的信息將無價值可言，無法在競爭激烈的媒體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四、受眾的態度。電視媒體的公信力如何，歸根到底還是由受眾說了算，而這取決于受眾對電視媒體的接受和使用程度。 

2、傳媒從業人員素質 

當今的國際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在傳媒領域，人才決定著媒體的實力。傳媒從業人員素質的高低，關系著媒體的生存與發展。在全球傳播勢不可擋的當下，高素質和專業人才的缺乏成為制約中國媒體發展的重要因素。 

作為一名對外傳播的媒體從業人員，光具備專業知識、職業精神和職業道德還不夠，還要具備跨文化傳播能力和良好的外語水平。跨文化傳播能力，是媒體從業人員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傳播的能力，它需要充分了解和認識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人民的政治制度、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等，在了解的同時融入進去，運用其他民族和國家容易接受的傳播方式來傳遞本媒體所要傳遞的信息。只有這樣才能具有國際傳播能力。 

3、媒體信息傳播藝術 

如何傳播是技巧問題，是指新聞媒體在采集、制作和傳播新聞信息時所選擇的角度、方式、分寸和時機等。能否在信息的傳播中體現及時性、豐富性和服務性、能否對復雜的新聞事實提供有效的深度解讀，能否提供獨家的報道、評論和觀點，直接影響到傳播的質量和能否滿足受眾的信息需求。在信息傳播藝術上，人的傳播方式和技巧受到他所處的文化背景的影響，處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對相同的信息內容會有不同的傳播方式，會有不同的看法和態度。 

首先是信息傳播的語言藝術。媒體語言是媒體進行傳播時所使用的社會語言，是媒體傳播的基本元素，對媒體的信息傳播有巨大影響。相同的內容，采用不同的語言表達方式，會取得不同的效果。 

其次是信息內容傳播的角度問題。采用恰當的傳播方式，包括敘事方式，傳播者的立場，傳播中的用詞等使得受眾容易接受，甚至是樂于接受。在跨文化傳播中，獨特的民族文化也會產生世界性吸引力，但作為一種具有“吸引力”的有效傳播方式，傳媒必須用國際傳媒介的通用語法，用國際社會普遍關心的核心價值去設置、評說國際社會的核心議題。■ 

參考文獻 

①百度：baike.baidu.com/ 

view/1286.htm 

②喻國明、靳一：《大眾媒介公信力測評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6：87 

篇(3)

【論文摘要】新疆豐富的旅游資源構成了新疆旅游業發展強有力的支撐;全球化浪潮的興起又為新疆旅游業尤其是國際旅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 然而， 新疆地處偏遠其優美之處極少為外界熟知;并且國際旅游的發展起步較晚，旅游英語教育發展滯后，新疆旅游文化傳承和對外傳播面臨重重阻力. 鑒于此，本文試從傳播學的角度，并以文化導入為核心探討旅游英語“教”與 “學”，為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質量的提高和旅游文化的傳承和對外傳播提供參考。

1 語言、文化、旅游之間的關系

語言即文化、文化即語言，脫離文化的語言教學不僅生澀，呆板，更重要的是不符合旅游英語教學的要求。

文化是旅游的魂，它關系到民族文化傳承和保護，更是一切旅游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旅游過程中的吃、住、行、游、購、娛若失去了文化的特色，那么旅游的魅力和吸引力將大打折扣。 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育有責任承擔起弘揚和傳承新疆本土文化尤其是旅游文化的使命，為新疆本土文化的傳承與保護，為新疆地區經濟的發展提供支持。

2 旅游英語教學中文化教學的現狀及其原因

岳福曹的《模因論視角下審視新疆旅游文化的對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材料為例》(2010)一文論述了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中新疆本土旅游文化導入的現狀，然而新疆國際旅游對旅游英語專業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戰以及旅游英語教學如何應對國際旅游發展的研究和探討并不多。為此，本文對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現狀做了進一步的調查和分析。

2.1 旅游英語“教” 之現狀

本文以塔里木大學旅游英語教學為例，針對其教學過程中教材使用和教師授課情況進行了調查:目前主要以唐飛和陳麗主編的《旅游英語》教材為主，同時以楊忠橋和李欣等編著的《新疆旅游導游辭》為輔助教材，但是這兩本教材對新疆旅游文化涉及很少。

其次，就授課情況講，大多老師的英語水平毋庸置疑，但是在講授的過程中始終擺脫不了以詞匯，句型和翻譯為主的語言授課模式，對英語文化和新疆旅游文化的講解并不系統，造成學生對英語文化和新疆本土文化的學習仍是一知半解、支離破碎。

同時，岳福曹的《模因論視角下審視新疆旅游文化的對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材料為例》一文對新疆高校包括新疆大學旅游學院、新疆師范大學旅游學院、新疆農業大學旅游學院、新疆財經大學旅游學院等七所高校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各大高校普遍使用的《英語導游教程(第二版)》和《導游英語情景口語》中有關新疆景點，文化和旅游的文字介紹甚為廖廖，試想這樣的教材如何能滿足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育的要求，新疆旅游文化傳承和對外傳播又將何去何從？

2.2 旅游英語“學”之現狀

本文以塔里木大學旅游英語教育為例， 對現有56名學生的學習態度、方法及其學習效果等進行了問卷調查，問卷發放總數為56份，收回50份，回收率達98以上。

據此次調查結果顯示，首先就學生在學習旅游英語過程中涉及新疆旅游景點內容的多少來講，持“少”與“極少” 觀點的人數總計34，占總人數比重的68%，這表明現有的旅游英語教材中涉及新疆旅游景點內容并不多，與岳福曹的《模因論視角下審視新疆旅游文化的對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材料為例》的調查結果一致，從而證明了目前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材普遍存在的問題——新疆旅游文化不足。

其次，就平時閱讀旅游書籍和資料時，是否注重新疆旅游資料內容的學習，持“多”的人數總計32，占總人數比重的64%;這表明大部分學生對新疆旅游文化的學習引起了普遍的重視。

同時，就是否增加新疆旅游景點和文化以及是否增加英語文化背景知識等問題進行統計，持“應該”態度的占多數，這表明學生對英語文化，特別是新疆文化導入的期待超過了對內地景點的支持，也表明了學生對新疆文化和英語文化的重視。

就課堂教學手段和方法的調查結果看，持“滿意”態度的學生比重為100%，但這并不能表明旅游英語教師的教學模式在提高課堂學習效果的方面作用顯著。

除此之外，就學生在旅游英語課堂上的學習效果進行自我評價的結果來看，持“一般”觀點的學生占多數，這說明學生雖對旅游英語教師的教學模式持肯定的態度，但是旅游英語課堂的教學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從旅游英語“教”與“學”之現狀的調查結果來看，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普遍存在如下問題:其一，現行旅游英語教材不合理，存在諸多弊端;其二，教師自身教學素質影響旅游文化知識的傳播，同時學生在旅游文化學習過程中主動性不強，從而導致旅游英語課堂教學質量不高，旅游文化傳播不力。

篇(4)

思想與情感并重的人際傳播

人際傳播是面對面的交流，沒有任何中間環節，不需經過媒體“有色眼鏡”的過濾，在傳播過程中沒有“噪音”的介入，傳播的信息和思想不僅直接、真實，而且帶有個人情感。

察哈爾學會人際傳播的主要方式有：1、學會主席率團出訪；2、學會研究員參加國際研討會；3、海外研究員在所在國的人際交流。

韓方明博士是學會的創會主席和首席贊助人，2011年4月，韓方明率領察哈爾學會代表團一行七人訪問法屬留尼汪，廣泛接觸了留尼汪大區議會、政府部門、華人總商會、中國商會和浙江商會華人和當地民眾，與他們進行了多次交流與對話。韓方明主席因此被授予留尼汪首府圣丹尼市“榮譽市民勛章”。2011年10月，韓方明主席率學會代表團一行五人訪問韓國，參觀忠清北道高科技園區，參加韓國“首屆中國人留學生慶典”，與忠清北道知事等政府官員、韓國大學生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與溝通。韓方明還饒有興致地參加了“韓中傳統服裝展”，并身著中國唐裝向數千名韓國民眾和年輕大學生進行了現場展示，韓國主流媒體給予了高度關注。

2011年察哈爾學會資助高級研究員到海外參加著名大學、智庫主辦的研討會和活動近10人次，主要國家有：美國、比利時、澳大利亞、新加坡、蘇丹、中國澳門等。學會研究員不僅在研討會上提交論文和發言，而且還拜訪了當地知名的大學、研究機構和外交與國際關系專家。通過這種方式，我們不僅向國際社會發出了自己的聲音，而且還與這些機構和人士建立了人際關系，為今后的合作與對外傳播奠定了基礎。

先內后外的組織傳播

組織傳播就是以組織為主體的信息傳播活動。很多NGO等民間組織、民間智庫在國際關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所在國軟實力提升、國家形象構建都起到建設性作用。在組織架構方面，民間組織有更多靈活性和創造性，可以匯聚更好的智力資源，最大限度地聽取多方意見，對國家形象進行最客觀的描述；通過民間組織開展的對外傳播更具說服力和可信度，往往具有比較好的傳播效果。通過民間組織開展的組織傳播，有著明顯的優勢。

察哈爾學會的組織傳播從國內開始。2010年10月，學會在上海舉辦首屆年會，主題為“傳播中國國家形象”。2011年11月，由察哈爾學會與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主辦的“察哈爾公共外交年會廣州2011”在廣州召開，主題為“中國人的國際新形象”。來自中國、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多個國家的專家學者、資深媒體人士、企業界人士共200多人出席了會議。韓國大和尚、日本“80后”、海外華人教授、國內學者、官員、企業家、媒體人士一起討論中國人的形象，不僅《南方日報》等國內媒體給予高度關注，韓國、新加坡、日本等國媒體也給予了充分報道。

從2012年開始，察哈爾學會加大了對外組織傳播的力度。1月5日，察哈爾學會與瑞士伯樂基金會簽約共同推進中歐對話項目。根據這項協議，雙方將合作舉辦中歐對話項目，旨在邀請中國和歐洲的知名人士和專家進行高層對話，并通過中歐主流媒體進行報道，以增進中歐之間的互相理解和信任，減少彼此在政治、文化和經濟問題上的誤解和分歧。中歐對話項目將在中國和歐洲輪流舉辦。

受眾明確的大眾傳播

大眾傳播要取得預期效果，明確受眾是關鍵。目前，察哈爾學會的大眾傳播受眾主要在國內，基本上做到了向不同的受眾提供不同的內容。

1　面向外交、外事、外宣等涉外部門的《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2月開始，學會承辦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辦的《公共外交季刊》。至今已出刊8期，每期贈閱量達萬份。每年春季號向“兩會”委員和代表分發，每期向100多個國家駐華使館贈送。該刊已成為中國公共外交事業的重要交流平臺。

2　面向公共外交決策者和實踐者的《察哈爾快訊》。該電子月刊于2011年1月創辦，每月一期，由清華大學中國戰略與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提供學術支持。

3　面向大學生、研究生的《公共外交概論》。2011年3月，學會主席韓方明博士主編的《公共外交概論》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這是中國第一部公共外交教科書，目前已有10多所高等院校將其作為正式教材。第2版將于2012年3月出版發行。

4　面向研究機構和人員的《察哈爾公共外交叢書》。目前，該叢書已出版發行兩部：趙可金的《軟戰時代的中美公共外交》和檀有志的《美國對華公共外交戰略》。

此外，察哈爾學會還開通了官方網站、官方博客和微博，向非特定受眾傳播公共外交信息和學會動態。

篇(5)

關鍵詞：漢語國際傳播；語言傳播；策略

中圖分類號：H1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1101（2016）03-0093-05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which is one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content，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dissemination， and also the media of dissemination. This paper firstly explores the basic features and motivators of language dissemin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paper then explores the forms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from such perspectives as the awareness of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 subject and media of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tform of Confucius schools.

Key words：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dissemination； tactics

漢語在海外傳播歷史悠久。在漢代漢語已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遠播中亞；到元明之時隨著海外貿易興起，眾多來華傳教士將自己在中國的經歷和見聞介紹到西方，西方漢學逐漸發展起來，漢語在海外得以進一步傳播。近代以來，華人漂洋過海下南洋謀生計、到美洲做勞工，漢語也隨之遠渡重洋。歷史上，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商貿往來，人文交流等推動了漢語在海外的傳播。

近年來，海外“漢語熱”持續升溫，海外孔子學院建設獲得長足發展，漢語教學主體已經由國內轉向國外，國際漢語教學的廣泛開展促進了漢語在海外的進一步傳播。同時，漢語國際傳播作為展現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途徑，已成為漢語國際教學學界和傳播學界研究的新領域。但是眾多研究多從語言學角度或孔子學院建設方面探討漢語的海外傳播，較少圍繞傳播的基本特征從國家文化戰略角度討論漢語國際傳播。面對漢語在世界上傳播帶來的一系列挑戰，我們不僅要從教學層面解決漢語教學中的出現的各種微觀問題，也要從傳播學角度考慮漢語傳播策略、傳播體系等方面的宏觀問題，因而，本文分析漢語國際傳播的特征和語言傳播的動因，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背景之下地探尋漢語國際傳播的途徑和方法。

一、語言傳播及傳播動因

（一）語言傳播及模式

由于研究者關注的角度不同，語言傳播的概念也有差異。庫柏（Cooper）將語言傳播定義為“采用某種語言或語言變體所實現特定交際功能的交際網絡比例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不斷擴張的過程。”[1]該定義強調語言變體和語言變體的交際功能。李宇明從語言學習和使用的過程則將之定義為“民族（包括部族）的語言被B民族（包括部族）學習使用，從而使A民族（語言領屬者）的語言傳播到B民族（語言接納者）。”[2]賀陽則從語言傳播結果的角度 定義語言傳播“語言傳播是指掌握和使用某種語言的人數增加和該語言使用范圍的擴大。” [3]24總之，語言傳播是語言及語言變體在更大的人群和更廣的范圍內交際功能的實現，語言向外傳播并非是一種語言代替另一種語言，有時會出現語言的變體，甚至在語言的接觸過程中，也會導致傳播語言內部結構的變化，出現語言的借用、雙語現象、融合以及混合等現象。語言傳播應該由“以我為主”向“主體間性”傳播原則轉化[4]，在對等交流和接觸中，營造語言傳播的良好氛圍。

以上定義是從語言使用和學習的角度探討語言傳播，從宏觀層面可以將語言傳播歸納為三大類，即人口模式、帝國模式和經濟文化模式。人口模式是指語言傳播歸因于人口大規模的|移，語言隨著人口的流動實現傳播。英語和西班牙語即是通過這種方式傳播到美洲和南美洲等地，充當移民者的母語。帝國模式是將語言傳播歸因于殖民帝國的政治統治，語言作為做官方語言被強制接受而傳播，同時語言的使用被視為身份的象征進而促進民眾接受該語言。英語和法語在亞洲、非洲等地的傳播即是這種模式。經濟文化模式強調了跨國經貿往來對語言傳播的作用。二十世紀美、加、澳等國的崛起、以英語為載體的科技和文化事業快速發展，加速了現代英語的傳播速度，促使英語成為世界上通用語言[5]。

按照語言從以其為母語的人群向其他人群擴散的特征，語言傳播還可分為對內傳播和對外傳播兩類。語言的對外傳播也可以稱為語言國際傳播，它是指一種語言超出了以其為母語的民族國家的疆域范圍而逐漸被非該國公民學習和使用的過程， 該過程強調語言發展的自然性和自身主體性，是一種有意識、有目的地傳播語言，不同于語言推廣。

（二）語言傳播動因機制

目前，有關語言傳播動因的研究多是基于英語，但是探尋英語的傳播路徑也會對漢語傳播有所啟發。根據語言傳播的能動性標準，可將語言傳播動因研究分為三大陣營：自然主義觀、帝國主義觀和文化政治語境觀。“自然主義觀認為語言全球傳播的能動性完全歸結于各國政府及其學習者的個人決定；帝國主義觀主張語言推廣的能動性完全掌控在西方霸權手中，各國及民眾是不具有能動性的被動接受者。文化政治語境觀則強調受到外力制約的現實語境。”[6]實際上，無論是基于實用主義的基礎上的自然主義觀，還是文化政治語境觀始終未能系統揭示外部語境如何影響語言選擇的具體過程。依靠武力和強權進行的語言剛性傳播是語言傳播中重要的動因，但是顯然已不合時宜，過分強調語言背后的文化功能也會導致“語言主義”[7]。

一種語言在國際間能夠持久廣泛地跨文化傳播是該語言的輸出力和影響力共同作用的結果。政治強權、民族遷徙、技術強制侵入等因素在短期內是語言傳播的決定性因素，但是語言輸出方的國際地位、經濟拉動、科技帶動、文化誘導等因素將長期影響著語言接受方的開放程度和跟進程度，直接影響著語言選擇。語言選擇的動因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單一因素的研究無法真正揭示語言傳播的真正原因，只有多維度才能更助于闡釋語言選擇。

語言的傳播最終必須實現為語言接納者選擇學習和使用某一語言，語言國際傳播成功與否的關鍵取決于行為主體的語言選擇。當行為主體認識到該語言的有用性和以此解決交際目標的需要時，他們才會有意識學習和使用語言。整體而言，語言選擇的動因機制包括語言需要、語言價值和語言態度三大要素。吳應輝在探討語言國際傳播的動力源泉時強調語言的需求決定論，他認為“只有具有傳播價值的語言才能傳播，只有具有國際傳播價值的語言才能在國際傳播”[8]。 按照馬斯洛的需求理論，語言需要也可以分為不同的層次，有作為基本交際工具滿足生存的需要，也有更高層次精神需要，如獲得尊重和歸屬感，基于興趣愛好的自我實現等。語言價值可以理解為基于語言需要上的判斷，李宇明指出“這一價值不僅取決于語言領有者的社會及歷史地位，而且同時還要看它對語言接納者有無價值，以及語言接納者是否認識到其價值”[9]。語言的經濟價值對于語言國際傳播而言至關重要，可以說是語言國際傳播的首要條件，但它并非影響語言國際傳播的唯一因素。行為主體對于某種語言及其使用等一切相關事物的觀念和認識也影響著語言的選擇，語言行為主體的語言態度除受語言的現實或潛在用途大小、應用領域寬窄的影響外，還受情感好惡因素的影響。綜上所述，語言選擇的動因歸根結底是語言價值、行為主體的語言需要和語言態度之間形成相互作用的結果。

二、漢語國際傳播的內涵

漢語國際傳播、國際漢語教學、漢語國際推廣是在對外漢語教學的基礎上提出的新概念，體現了漢語走向世界的時代特征。由于受傳統的對外漢語教學觀念的影響，人們習慣將國際漢語教學等同于漢語國際傳播和漢語國際推廣，實際上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漢語國際推廣具有主動性、強制性和目的性的一面，而漢語國際傳播呈現出自然性、溫和性和學理性的特點。漢語國際傳播涵蓋了人類傳播和非人類傳播，體現了語言傳達和交流的一切，而漢語國際推廣只能歸入人類傳播的行為，因而漢語國際傳播的內涵要大于漢語國際推廣。從語言的感彩和作用來講，漢語國際推廣顯得積極、強勢和功利化；漢語國際傳播則重視接受者的態度，講究傳播藝術和策略，遵循語言規律，因而顯得客觀、規范。漢語國際傳播過程中的語言使用采用柔性的文化方略和全球視野，注重推廣效果，不會因我方強力推進漢語而掉入他國所設的傳播“陷阱”之中，為他人留下口實和把柄。因而，漢語國際傳播作為一個較為學術中性色彩的學術術語，已廣泛應用到國際漢語教學研究領域。

國際漢語教學是從知識體系角度進行的學科范疇界定，漢語國際傳播則是國際漢語教學基礎上泛化的概念，已不是簡單的學科概念，已成為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項國家文化事業，服務于國家的整體外交戰略和國際經貿戰略，體現著國家的文化軟實力。

漢語國際傳播作為一種傳播行為，“必須關心各類信息對人的影響和影響方式，關心這些信息賴以發出與接收的機制，必須研究傳播在社會中的地位、作用，必須研究傳播者、受傳者、媒介和信息，社會功能和社會效果。”[10]6漢語國際傳播要解決的不僅是教學問題，“還需要采取恰當的策略和措施設法吸引更多的人關注漢語，擴大漢語學習者的群體， 不斷拓展漢語在國際交往中的應用領域”[3]24。漢語國際傳播應包含漢語符號信息傳播和漢語能力培養及應用兩個層次。語言符號在經濟文化交流中作為一種元素或背景，依賴于文化的魅力和媒介的引導，被作為符號信息輸出，帶有無意識性，具有隱性傳播特點；在漢語培養和應用過程中，需要通過教授和媒體的宣傳引導，使得語言接受者獲得應用語言的能力并在社會生活中加以應用。傳播者和接受者均帶有很強的主觀能動性，這時漢語向外傳播則具有顯性傳播的特征。

國際漢語傳播的功能不只是停留于語言知識和技能形成的基礎上的信息溝通，也是中國價值觀念、文化傳統傳播和創新的過程。國際漢語傳播形式多種多樣，并非國際漢語教學一種，“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網絡傳播”[10]41-55也應是漢語國際傳播的方式。從傳播學的角度上看，漢語國際傳播需要圍繞漢語這一傳播內容，挖掘漢語傳播的動因，兼顧受眾的情感因素，從傳播過程、傳播行為和傳播媒介等方面探尋漢語在海外的傳播。

三、漢語國際傳播的方式與策略

（一）提高漢語符號的信息功能，增強漢語隱性傳播

語言是信息的載體，同時語言符號本身也是一種信息，傳遞者特定的意義，影響著受眾對語言的感知。一個人若想學習一門語言首先是獲悉這種語言的存在，然后再去評估它的價值，最后決定是否學習和使用。因此，中國在提升整體影響力同時，需注重語言作為信息載體的功能，加大漢語符號傳播力度和廣度，提高世界各國人民對漢語的認識。首先，應該營造接受漢語的文化氛圍，提升文化的誘導作用。比如，以經貿活動促進中國的表層文化和行為文化的輸出，通過直觀的文化要素和文化景觀釋放文化誘導的能量。其次，注重個人形象和企業品牌，形成文化輸出自覺。語言符號描述著社會生活，也體現著科技文明發展程度。當前，中國企業在拓展國際市場的同時也應注重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形成影響世界的中國產品品牌，企業品牌。在此基礎上，以漢語為載體的品牌標志將會擴大漢語的影響。再次，以創新引領時代潮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并非只是強調民族的獨特性。在文化交流的開端，“民族的”會讓人耳目一新，但這并不意味著縛足不前。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活躍的當下，傳統元素與新技術結合的產品才會彰顯民族的獨特魅力。所以，充分調動文化創意產業的優勢，挖掘傳統文化元素，揉入人文關懷和時尚元素，開發文化創意產品，豐富中國物質產品的文化內涵，將會悄無聲息地影響消費者對中國語言文化的感知和理解。

（二）重視漢語的需求驅動，培育親近漢語的態度

用該語言的選擇來實現的。海外漢語傳播面向不同國家和地區。由于文化、社會環境的不同，受眾對語言的需求也有差別，所以在進行語言傳播時應當考慮受眾的國家語言政策和文化特點，然后考慮受眾的不同層次需求和不同國家、民族對漢語持有的立場，以便形成具有針對性的精細化漢語傳播模式。

需求是語言學習和使用的驅動力。總體上語言需求具有多樣化和個性化的特點，但一般可以分為滿足工作需要的工具性動機和自我實現和自我滿足的內部性動機。前者屬于生存驅動，因而創造工作機會，使用本土化人才，體現漢語在傳播地域的應用價值，則會提高漢語的需求；而自我實現和自我滿足則可以理解為事業驅動和興趣驅動。語言在實現交流的同時也提升語言使用者的身份和社會地位。提高漢語在國際交往中的使用頻度和使用層次，充分利用我國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提升所帶來的有利契機，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逐步為漢語爭取更大的使用空間，比如，把漢語作為國際會議工作語言、學術交流語言，提升大眾傳媒的漢語使用比重，增加漢語節目的覆蓋率，擴大中文圖書的海外發行和經典翻譯。這些都將帶動漢語產業的發展，從而形成不同的漢語應用和研究領域。在此基礎上，人們對漢語的興趣會更加持久，甚至會由興趣驅動產生大批海外漢學專家。

語言傳播的過程也是語言信息編碼和解碼的過程，信息傳遞過程中的“編碼”是否合理直接影響信息的“解碼”。無論是在語言信息的主動傳輸還是語言符號的客觀呈現過程中，注重語言的呈現形式和語言接受者的反應，不僅有利于探索語言的柔性傳播途徑，也有利于語言接受者對語言的解讀和選擇。對不同國家的漢語傳播，媒介需要改進語言組織模式和表達方式，進行換位思考和心理移情，提高受眾對語言的接受程度。另外，受眾對語言的理解是一個能動的過程，不可避免帶有文化背景的影響。為了讓受眾順利、準確地解讀語言信息，必須注意跨文化因素的影響。

如上所述，語言態度影響語言的選擇和傳播。由于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區域民眾的漢語態度存在差異。例如，拉美地區民眾對漢語的需求和對語言的態度與漢語在北美和歐洲一些地區的傳播大不相同，即使是在北美一國之內，不同地區對漢語所持有的態度也有差異。拉美文化既有歐洲遺風，又具本土特點，奔放熱情的性格已根植與拉美民眾的心里深處，他們在語言、宗教、社會結構、人際關系、生活習慣等方面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他們對漢語帶有急切的渴望，這與拉美文化特點不無關系。這說明漢語在走出國門時需要“知己知彼”，適時調整傳播策略，避免由當地語言政策和文化環境等因素導致的傳播障礙。

（三）擴大漢語傳播主體，多方面傳播漢語

“傳播主體即傳播者”[11]，在此不妨將語言傳播主體理解為完成語言活動的個人或者組織，它既包括微觀層面的個人，也包括宏觀層面的機構團體、大眾傳媒等，它是多種傳播主體共在結構。

語言教師作為語言技能的傳授者在語言傳播中起到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人際交往、社會組織活動和傳播媒介也在輸出語言和語言的影響力，并影響著人們對語言的選擇和使用。語言的接受者在感受到語言的價值和意義之后主動地學習和使用漢語，在直接影響其他語言接收者的行為方面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華裔人群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守，加之近年來出國游人數和雙方貿易量的增加，漢語作為工具性的內外需求增加，使得漢語得以迅速傳播。其他一些國家的一些人群為工作需要，學習和主動使用漢語，這些均是以語言的人際傳播體現著語言自傳播。

“凡有海水處皆有華人”，遍布世界各國海外華人是漢語人際傳播過程中最具有活力的因素。分布各國的新老華僑雖已成為僑居國的公民，但是他們一般仍保持中國的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他們參與各自社團組織，構成了當代各國的華人社會。漢語在維系華人的故土情懷和人際關系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加強與僑民組織聯系，支持僑團建設，將會有助于推動漢語在華人群體和居住國人群中的傳播。

資訊平臺和活躍在世界各國的人文交流組織既是對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機構，也是語言人際傳播的平臺。例如，文化代表團、藝術演出團、對外展覽公司、圖書貿易公司、文化旅游公司等也在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向外輸出漢語形式和漢語影響力。

當前網絡、通訊技術日益發達，由各種媒介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新媒介形態對傳統的信息內容和傳播方式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也改變了負載信息的語言。在全媒體時代，傳播語言可以綜合運用文字、圖片、聲音、畫面、網絡等形式全方位地展現信息，增強漢語傳播的效果。例如，央視中文國際頻道、西班牙、法語、俄語頻道的開播，“新華網”“人民網”海外網絡版本的開設，《今日中國》七種語言版本都是投射漢語的新途徑。其中，中國影視在海外頗受歡迎，也是語言走出去的重要載體。因此，推動、引導中國電視劇、電影和中國紀錄片的創作和海外傳播，通過影視的立體化展示，并借助影視的娛樂性對語言文化傳播起到“潤物細無聲”的作用。此外，微信、微博等自媒體平臺使溝通變得更加迅速和便捷，漢語傳播也可以嘗試利用微傳播達到漢語裂變式的傳播目的。

（四）拓展孔子學院的平臺功能，提升漢語傳播層次

作為向世界各國傳播漢語和中國文化為主要任務的機構，孔子學院成為海外中國漢語熱持續發展的堅實基礎。目前，孔子學院數量已有500家，1000所孔子學院課堂，孔子學院未來的發展應由數量擴展向質量提高轉化。在尊重各國國情和遵循一般漢語教學規律的情況下，拓展服務功能、健全運營機制、明確發展目標、提高辦學質量。

在漢語教學中，“教材”“教法”“教師”是常談的話題。教師作為教學工作的實施者，在教學過程中的主導作用不容忽視。近年來，孔子學院總部向海外派遣漢語教師和志愿者人數逐年增加，但是與海外漢語教師的需求尚存在一定的距離。為解決教師緊缺的問題一方面需要制定海外教師及志愿者培訓細則和規范；另一方面加大教師選聘工作。比如，從國內派遣專任漢語教師和漢語志愿者，聘用國外合作院校漢語教師，選聘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實現教師本土化；進而形成良性的執教機制，保證每所孔子學院都擁有數名具備跨文化交際能力和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保障海外孔子學院的辦學質量和管理水平不斷提高。在此基礎上，充分調動教師的積極性，促進教師從語言教學的技術層面更新教材內容素材，探索教學方法，形成具有國別化的漢語教學新方法，解決漢語難學的負面認識，使漢語學習成為一件具有成就感的愉悅事情。

海外孔子學院從事的漢語教學多屬于非學歷教育。眾多海外孔子學院工作的重點在于營造語言文化氛圍，展示中國文化，培養海外民眾對漢語的興趣和親近漢語的感情，實際上孔子學院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語言學校。為實現海外漢語的穩定傳播，孔子學院需要在辦學模式進行創新，拓展教學服務。比如，采用總部授權孔子學院與國內高校達成合作辦學模式，推進“孔子新漢學計劃”順利實施，通過來華攻讀博士等高端項目促進孔子學院所在國家重視漢語基礎教育，推動漢語被納入當地的國民教育體系之中。為此，孔子學院需要加強本土化漢語師資建設和教學標準制定，以輸出語言標準和教學規范來降低外界對漢語傳播的心理抵觸情緒。

漢語教學法創新和教材本土化均是漢語傳播技術層面的問題，是漢語傳播中的“術”而非“道”。漢語國際傳播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一部分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涉及不同國家，需要政府部門、公司、學校、各類機構的參與合作，更需要從宏觀層面整合各方面資源，協調各部門，引導和利用媒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漢語，在世界范圍內提升漢語傳播速度。單純漢語教學和漢語向外自由擴散難以承擔漢語國際傳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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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宇明.什么力量在推動語言傳播[J].漢語國際傳播研究，2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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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方面，有了長足的發展。首先，學科具有了初步的理論基礎。對外漢語教學作為一門科學，它的存在、發展是建立在一定客觀規律之上的。它的學科理論是建立在語言學習研究、應用語言學研究、語言教學法研究和跨文化交際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其次，明確了教學研究對象。就是將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習和教學，其實就是研究外國人如何學習漢語和習得漢語的教學規律。另外，研究方法有了獨到的見解。在所謂難點方面，側重漢語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特點，在詞匯、語法、語音等方法上更注重了“習慣用法”和“例外現象”的研究。再有，學科正在拓寬研究領域。語言和文化的關系決定了不同語言間的學習存在著嚴重的文化差異，這種差異會對學習第二語言產生很大的障礙。在語言學習中注入文化因素應考慮到外國學生的母語和漢語在文化上的異同，不要把語言課講成文化課。在教學方面，同樣也取得了很多的進步，有很多的研究成果。首先，在教學方面，對“結構———功能———文化”達成了一致;其次，明確了在教學中的四大實踐環節。對教學環節中涉及到的多種語言技能訓練，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論知識，對教學起到積極的作用。同時，明確了以提高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為教學目的。為了達到使用語言交流的目的，對教材內容的選擇和課程的設置，以及教學方法的使用都以培養學生實際運用語言的能力為基礎，通過教學活動來掌握語言技能。在教學中強調運用以培養技能為主的教學手段。在語言教學中，聽、說、讀、寫這四項技能的培養始終是貫穿在各種教學活動當中的。只有強化這些語言技能，才有可能提高學生的運用語言能力，達到交流的無障礙。另外，語言教學和文化相結合的模式在教學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對外漢語教學本身不是單一的學科，是一門綜合的跨文化交際的學科，它的教學過程也是一個跨文化的語言學習過程。語言教學放到一定的文化背景當中，才會讓學生在語境中了解語用，對語言的把握更加全面，到位。目前國內已有將近三十多所大學設立了這一專業。向世界各國輸送了大量的人才，對外漢語專業的大學生成為了中國文化在國外傳播的主力軍。即使是這樣，漢語教師的資源仍然無法滿足國際推廣的需求。當前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出國或者準備出國，那么以他們為主力的在校大學生和來自其他各行各業的中青年志愿者，完全可以成為向世界推廣和傳播漢語的有生力量，從中培養漢語師資和漢語國際推廣志愿者。

二、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在研究方面，首先是關于對外漢語教學的定位問題。近年來，對外漢語教學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對學科的定位一直存在分歧。有些專家把對外漢語定位為現代漢語下面的一個分支，屬語言文學類;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由于語言和文化是相輔相成的，對外漢語教學離不開文化的滲透，應該是屬于語言學類下面的二語習得專業等。其次是關于研究的方向和視角。在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的文章中，探討教學法的文章偏多，而探討漢語語言具體要素的文章顯得尤為少數。同樣在探討學習方法中，有價值的教學實驗和各種調查報告缺乏一定的數據。所以，研究對外漢語教學應該從多方面、多視角、有側重的進行科學的研究。在教學實施過程中也還存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第一，學習漢語從開始就是注重語言知識和技能，反映在教學中就是太多的強調聽、說、讀、寫，課程目標非常的單一。其實，在漢語學習中應該重視漢語的思維和語言意識的培養，只有增強文化交流才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語言的內涵。第二，教學中需要具有針對性的教學資源，對不同對象的學生應具有他們本國特色的教材和教學輔助資源，貼近教學對象的思想、習慣和生活，創造合適的教學環境，設計合理的教學活動，通過唱中文歌曲，收看中文視頻節目，參與中國的文化節日活動等以達到不同的學習目的;另外，制作的學習資源力求淺顯易懂，結合視聽教學，滲透中國文化。第三，在漢語教學中還存在一些誤區。首先，有些人認為不會寫就相當于沒學會。在漢語言文字的實際應用過程中，能熟練寫出來的字比能認識的字要少很多，比如“懵懂、尷尬、蹊蹺、痙攣、貔貅”等詞語。像這類很多人不能正確地寫出來的漢字在日常生活中不勝枚舉，但我們在日常的讀書、看報、交談中，我們能夠運用自如，因此不能說不會寫就等于沒掌握，完全不會。其次，不理解文字的深層次含義就等于沒學會。在我們平常使用的語言文字中，很多字詞是很難有明確解釋的。比如“既然”兩字，有誰能一下子解釋清楚這里的“既”、“然”是什么意思，而“既然”這個詞組為什么會出現在語句中呢?搞清楚這兩個問題固然很好，不明白也并不影響我們熟練地使用它。同樣，“所以、即使、但是”等等這樣的詞匯用法也很多，我們在掌握了他們的基本含義后就可以輕松自如地應用它們來進行交流。再有，很多老師認為聽、說、讀、寫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誠然，這四項技能是語言學習的基本技能，能同時掌握固然好。但是，聽、說、讀、寫，音、形、字、義全面推進的教學理念是傳統教學要求的，這對于成人來說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在課堂教學中發現，小孩子對筆畫多的字反而比筆畫少的字印象深刻。所以，我們要結合漢語特點，對不同學習對象采用不同的教學方法。最后，我們不認為“隨課文識字”是唯一的教學思路。對外漢語使用的教材通常是課文、字詞、練習等傳統教法。其實，“隨課文識字”即分散識字的優點是可以閱讀課文來學習文字，其缺點是認識生字的效率極低。在針對海外兒童的漢語教學中運用這種教學法，往往生字生詞太多和孩子們想通過閱讀來了解文章、理解文化現象的期望有差距，致使孩子們因為生字量的拖累而不能自主閱讀與其年齡匹配的讀物。

三、國際漢語教師將成為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的主力軍

作為國際漢語教師，首先要了解和教授中國的地理、歷史等文化背景知識，然后分類介紹;在講授漢語知識時還需要要把各類知識融會貫通到課堂教學當中。當前有關介紹中國文化的教材也逐漸增多，教學中可選擇的教材范圍也比過去多很多，在選用教材時應該堅持因材施教原則，在進行課堂教學時，可以在視聽說課里把相關文化知識直觀地、動態地表現出來，讓外國學生在語境中學習到地道的文化。當然，要讓外國學生多體驗到生動的中國文化在漢語學習中是非常必要的。教師可根據學生需求特點，開設多種讓學生感興趣的文化課供學生選修;可根據不同階段開設比如像書法，繪畫，中國古典音樂欣賞等課程，力求多樣性;在選修的同時提高學習興趣，在文化語境中潛移默化地理解所學知識，加深知識印象。中國文化向海外傳播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要想把中華民族的文化精髓傳播到世界各地，需要國際漢語教師作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同時也需要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從事這項事業。讓他們不斷的學習和接受新知識，學習對外漢語教學理論和教學法，走出國門，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四、遠程教育對外漢語教學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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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unAvanDijk是話語分析的翹楚,也是傳媒語言話語分析的典范。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蓋了多種傳媒話語的諸多類型(教科書、新聞報道、醫患對話乃至旅游宣傳手冊、廣告),對其中所表現出的認知現象、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現象以及意識形態等政治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來陸續出版了幾十種著作,對各種話語類型尤其是政治話語進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傳媒語言研究作出較大貢獻的當屬奧克蘭理工大學語言與傳播教授的AllanBell:作為一名多產的學者,AllanBell近30年來發表了與傳媒語言研究相關的學術論文64篇、專著5部(截至2008年的統計)。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獻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這不是英國廣播公司:新西蘭的語言殖民主義”為題開始了傳媒語言的語體研究,僅從這一點講,稱AllanBell為世界范圍內首次研究傳媒語言的“鼻祖”并不過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編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論文集首次將語言與大眾傳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論文集討論了新聞廣播語言、東西方新聞差異、廣告以及圖形傳達意義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開學界對“電子郵件語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討論了從話語分析的視角分析傳媒語言有別于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傳媒語言的原因。他認為,對傳媒語言進行分析話語有助于詳細了解媒體輸出的本質,而語言分析側重于文本(texts),語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話語實踐以及社會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話語實踐和社會文化實踐之間的關系。[6]該論述高瞻遠矚,無論對話語分析還是傳媒語言研究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俄羅斯大眾傳媒語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聲稱要發展傳媒語言學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點研究仍集中在新聞語篇(現在被稱為傳媒語篇)以及迅速發展的功能和文體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編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論文集匯集了學者對多種傳播媒介的分析:博客、電子郵件、傳真、網絡實時聊天系統(IRC)、聊天、即時通訊、短信(SMS)、情書、郵政卡和電子賀卡、電話、廣播、電視,以及諸如網頁文本、維基百科條目和網站超文本網站文化。文集對新媒體萌現、新媒體語境中的語言變化以及相關新、舊媒體之間技術演進背景下語言和文化的變化研究提供了獨特的視角。[8]

社會語言:傳媒語言文化界面的回歸

美國語言學家兼人類學家EdwardSapir及其學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語言相對性假說”在戰后廣為傳播,認為語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文化和思維,認為不同語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類會影響語言使用者對于現實世界的認知,也就是說不同的語言的使用者會因語言差異而產生思考方式、行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談民俗學(ethnographyofspeaking)來研究言語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紐約市英語的社會層次》認為語言事實上存在社會性層次的區分,而且社會層次(身份)和語言層次(表現為語言結構的異體)是互相對應的。[9]70-80年代間,英國學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這類交往行為時提出“語言的社會網絡理論”,對語言的維護和切換進行動態描寫,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層說更細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來前蘇聯(俄國)學者提出語言國情學,強調語言有一種文化積累的功能。同時,大眾傳媒對“水門事件”的不斷傳播引發了語言學家在文化背景中對語言構成及其影響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學者HaroldInnis認為,一種新的媒介(包括廣義的語言、文字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的文明的產生。[11]美國學者PaulLevinson指出:“人類發明的所有信息技術,沒有任何一種技術能夠和我們人類基本要素的語言中心相提并論,除非它是對語言的超越和通過某種方式所進行的替代。但是,這些技術還是在有限的層次上對我們的生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2]結構主義符號——權力學派認為:人的思維和信息傳播受制于傳播的基本符號系統——語言,而每個族群、民族、國家成千上萬年形成的文化意識和傳統,無形地積淀在語言中,通過語言系統的教育而內化為社會成員的集體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動理論》揭示了當代傳媒如何被注入商業模式,成為制造品牌輿論的工具。[13]

傳媒與教育:傳媒語言界面的人本回歸

作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機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充當著傳媒與教育的聯姻的急先鋒。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UNESCO明確了媒體在社會進步的關鍵作用,制定了參與和利用各種媒體發展目標的具體政策、方案和戰略,設立了“媒介教育項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進全體社會成員特別是青年通過媒介積極參與社區政治文化活動并發展其批判性賞析能力。教科文組織和聯合國文明聯盟(UNAOC)共同創建了姊妹大學全球媒體和信息素養和跨文化對話講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體內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學和大眾媒體之間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參與學校內發展教育和媒體研發、促進全球媒介信息素養行動、創建媒介信息素養學習研發網絡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體的文化間對話與合作。在語言學學術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傳媒對教育的影響遠遠大于課堂教學[14],英國學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電視對兒童語言能力發展的影響[15],美國學者MarieWinn(1977)則得出了相反的結論[16]。MichaelWillie(1979)論述了傳媒通過不同語言(媒介肢體語言與文本語言)的結合增強了感官的刺激,從而加深了對信息的理解[17]。英國英語教師全國委員會和國際閱讀協會全國理事會(NCTE)制定的英語語言藝術教學指導方針之國家標準要求“學生用口頭、書面和視覺語言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在學習過程中作為知識、反饋、創造活動的積極參與者”[18]。20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國中學課程改革和2003年以來的大學英語教學改革都強調了傳媒特別是多媒體在教學中的作用。

路向融合:傳媒語言界面的東學交融

我國的語言學研究歷史悠久,相對而言傳播學研究起步較晚。1978年,復旦大學主辦的新聞學核心期刊《新聞大學》第一次出現了專門介紹傳播學理論的文章,隨后,包括北京廣播學院在內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傳播學者開始譯介、學習和研究國外傳播學的方法和成果,建立與世界傳播學界對話的共同經驗范圍。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正式將傳播學列入博士、碩士專業目錄,標志著傳播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地位的確立。(一)學術論文:方興未艾在我國,各類期刊上對傳媒語言的研究始自語言學或外語教學領域。以我國最早的外語類期刊《外語教學與研究》為例,該刊早在1959年第5期有3篇文章分別從理論和實踐方面集中介紹了中外高校在外語教學中利用現代技術設備的問題,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該刊第二次介紹刊登同一類型的問題卻是25年之后的事了。1979年,學術界開始對“電影劇作的語言特色”[19]和“現代俄語報刊語言句法結構的發展趨勢”進行分析研究。[20]1980年出現了“新聞標題英語”[21]、“新聞廣播語言的特點和詞語變化”[22]、“刊物的科技資料翻譯”問題[23]、“對外語(西班牙語)電視語言的分析”[24]以及“廣告英語”等方面的研究論文,遺憾的是6年之后學界才出現了對廣告語言的再次學術探討。1986年,學界開始對“兩篇旅游文章的文體比較”的研究。[25]1987年,陳四益指出“報紙雜志的編輯要負起正確使用語言文字的責任語文建設”,[26]12年后張普在中國科協首屆學術年會中提交了“關于網絡時代語言規劃的思考”的學術論文[27],堪稱國內學術界傳媒語言規范與規劃研究的先驅。2003年,王翰東在《電視通俗文化中的話語活動》通過對菲斯克的《電視文化》簡要介紹,論證了文本結構與社會結構的平行以及文本之間的互文性,對豪車與美女的廣告模式與競猜秀中潛藏的意識形態作了分析。[28]2004年后,傳媒語言話語分析研究乏善可陳的局面發生了變化,傳播新領域的核心期刊《新聞與傳播》、《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現代傳播》、《新聞與傳播研究》、《當代傳播》等6種期刊中,符號學、話語分析理論論文數量共26篇,占所有論文總數的23%,位居2004年所有議題的榜首。近10年來,國內學者對傳媒語言的研究散見于學術期刊論文,如網絡語言方面,多從修辭的角度研究新詞新語,研究內容和方法集中在字詞和語用、修辭等方面;還有不少論述從語用學的視角對報刊語言、影視語言(新聞、主持人話語風格)、網絡話語(網絡聊天話語、電子郵件等)、手機語言(SMS)、廣告語言、外宣語言交際進行話語對比分析以及研究新聞語言、學術語篇的語用語體。還有的研究專注于傳媒語言的翻譯工作,覆蓋范圍較廣,涉及影視語際互譯、學術語篇、外宣資料公示語及創意產業翻譯研究等方面。(二)專著研究:整合成型2000年,齊滬揚出版了《傳播語言學》一書,在語言學界首開傳播學與語言交叉研究先河,對語言符號、語言信息進行界定,并從心理學的視角探討了語言理解和語言運用的過程,借用傳播學的術語介紹了語言傳播的類型、語言傳播的媒介及其效果;[29]2002年,許嘉璐在姚喜雙、郭龍生編著的《媒體與語言——來自專家與明星的聲音》序言中首次提出了“傳媒語言”的概念及其研究的重要性,社科院姚喜雙、郭龍生提出了傳媒語言研究應該關注的熱點問題,如傳媒語言的定性、內涵、外延分類及規范等[30]。2004年,于根元教授就傳媒語言研究從學術定位、方法、分類、傳承等方面進行了論述。[31]2005年,童之俠出版了《國際傳播語言學》一書,較為詳盡地分析了國際傳播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國際傳播語言學的理論來源與相關學科、傳播媒體及其語言特點、報紙期刊及其語言特點、廣播電視及其語言特點等。[32]俞香順(2005)的《傳媒•語言•社會》[33]以及紀秀生、索燕華2010年出版的《傳播語言學》[34]探討了語言在傳播中的特性、語言在傳播中的功能、語言在傳播中的局限、語言在傳播中的發展、文學語言的傳播藝術、新聞眼的傳播形態、廣告語言的傳播功能等。(三)學位建設:引領潮流國內學界對傳媒語言系統研究“集大成者”當屬姚喜雙教授:姚喜雙教授身兼教育部語言研究中心主任,國家語委語用所所長、普通話與文字應用培訓測試中心主任、廣播電視語言研究中心主任等數職,是北京語言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印刷學院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央電視臺業務指導委員會委員。近年來,姚喜雙圍繞“媒體與語言”主持完成了一系列國家級項目——“媒體及媒體語言對青少年價值觀的影響研究”(全國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課題)、“廣播電視等媒體語言研究”(國家語委“十五”科研規劃項目)等,編著了《媒體與語言——來自專家與明星的聲音》(2002)、《媒體語言大家談》(2004)等著述,以廣播電視語言為原點發表了諸多影響深遠的論文,并于2009年在國內首創“媒體語言學”方向博士點。[35]縱觀近年來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的申報,從1993-2011年共有114項課題涉及傳媒語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