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女性文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女性主義思潮源于西方，它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發展歷史，形成了三次女性主義浪潮。特別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女性主義思潮面臨著西方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的嚴峻挑戰，它在世紀之交的中國廣泛傳播并產生了較大影響，女性文學及其研究也因此呈現出態勢。但進入新世紀以來，女性文學在層出不窮的新生文學現象的沖擊下變得落寞、邊緣，雖然有不少學人關注“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命題，像林樹明《多維視野中的女性文學批評》、陳志紅《反抗與困境———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楊莉馨《異域性與本土化:女性主義詩學在中國的流變與影響》等，對西方女性主義在中國的“理論旅行”問題做出了比較細致的分析，但他們多是從梳理新時期以來的女性文學批評史入手，系統闡釋女性主義思潮在中國文學批評界的具體應用及存在問題。而孫桂榮博士的專著《消費時代的中國女性主義與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則獨辟蹊徑，不同于以往女性文學批評史的線性梳理，在當下女性文學研究中脫穎而出，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該書選取了一個全新的時間角度“消費時代”(即中國市場經濟轉型的新世紀前后)作為論述的背景視域，采用文本細讀的方法將女性主義理論與文學現場相結合，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對消費時代的中國女性文學做整體把握和精微分析，系統梳理了女性主義及其在中國的發展嬗變，深入闡釋了女性主義在當代中國消費時代的具體變化和文本表達，建構了一套適合中國消費時代語境的“中國女性主義”話語體系。該書分為“理論潮流”和“文學生態”上下兩編。“導言”部分首先對“消費”、“消費文化”、“消費時代”等概念的內涵、特征做了詳細的界定闡釋，探討了消費時代的中國對文學、性別、女性主義的巨大影響。其次系統介紹了本書的獨特思路、結構、研究方法和“后女性主義”的核心命題。指出消費時代的中國女性主義研究不同于傳統的女性文學批評史，而是立足于消費時代的文學文本實踐，是對文本中呈現出的性別觀、女性主義觀念進行重點考察后進行的全新學理總結，是從作品到理論的歸納法呈現。

“理論潮流”部分充分體現了本書的獨創性，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消費時代的“后女性主義”命題，即西方原創性、理論化的女性主義在中國消費時代的文學中出現的話語分裂、挪用、改寫及被重新編碼的現象。這一命題具有消費時代的中國色彩，它研究的是“中國女性主義”的當下形態，即中國女性主義在消費時代文學文本中的具體表達方式。該部分重點研究了消費文化語境中的“中國女性主義”表達與西方原創女性主義、與中國女性學界呼喚的精英化女性主義之間的話語縫隙，填補了學界的研究空白，具有較大的學術創新價值。該書用兩個章節“‘后女性主義’:消費時代的性別修辭?”、“‘后女性主義’批判的難度與限度”對這一命題的內涵外延、文化語境、批評現狀等相關問題做了系統闡述。此外，該部分還獨辟蹊徑地提出了“女性主義的‘中國焦慮’及其在消費時代的深化”、“‘女性意識’與消費時代的文本表達”、“消費時代的女性或者文學:邊緣化之后的雙向度選擇”等獨具開拓性的學術話題，從學理層面對女性主義與中國消費時代的內在關系進行了概括總結。

“文學生態”部分全面透視了消費時代的文學文本中所折射出來的性別意識形態問題。該部分從消費文化語境入手通過八個章節，如“女性小說人物塑造的現實性分析”、“當代文學的女性話語流變”、“現當代文學語境中的身體話語與性別”、以20世紀六七十年代人為主體的女性主義寫作的性別誤區(“性別魅力的彰顯”、“性別修辭”、“性別圍城之外的話語缺失”)、“80后”一代的性別偏執等深入細致地闡釋了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的重要現象和作家作品。其中對新生代作家的論述是一大亮點，著重分析了出生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成長于經濟轉型期的新生代女作家如林白、陳染、衛慧、朱文穎、魏微等在創作中呈現出的消費時代特點，如身體寫作(表現女性自我主體的望)、身體與物質的關系(性別的利用與依賴)、精神虛無、個人化、邊緣狀態、“外來者”身份等。這種把新生代文學與消費文化、性別話語緊密結合的研究，開拓了當代文學研究的新視角。此外，第十三章“走過青春期的性別物語”研究角度新穎獨到，分別從“青春期的叛逆”、“玄幻:網絡時代的性別偏執”、“一代人的‘身體寫作’”三方面展開論述，對消費時代下新崛起的80后青春文學中的性別表述問題做了詳細分析。并對“70后”和“80后”不同文學代際的作家進行比較，發掘他們在文學語境、敘述場景、文體選擇、敘述語言、敘述姿態等性別表述上的異同性和具體展開方式，揭示二者青春表演的“斷裂”本質，即從寫作觀念、理論資源、表述方式的“斷裂”到文學場結構功能的“斷裂”。這種對青春文學性別傾向性的系統研究，很好地對接了新世紀文壇創作研究的“當下性”傳統，具有較大的學術價值。

目前，孫桂榮博士的女性文學研究已卓有成就，博士論文《消費時代的女性小說與“后女權主義”》獲山東省優秀博士論文獎。此外，她還出版了《自我表達的激情與焦慮:女性主義與文學批評》、《性別訴求的多重表達:中國當代文學的女性話語研究》等專著，并在《文學評論》、《當代作家評論》、《小說評論》、《上海文學》、《東岳論叢》、《中國女性主義》等刊物發表多篇女性文學研究論文，可見她的女性文學研究已走出了一條堅實而獨特的路子，衷心祝愿她的學術前景更加美好。

篇(2)

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困境

在上個世紀80年代．隨著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傳人，我國的女性主義文學創作與批評開始真正意義上“浮出歷史地表”．到了90年代．兩者共同創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學景象。然而作為21世紀中國女性文學批評的主流，西方女性主義批評在中國語境中逐漸顯露出一些問題與局限，造成當代女性文學批評與研究的困境。

一、傳統境遇下的歷史困境

母系社會之后的歷史，毋庸贅言是男性的歷史，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婦女始終是一個受強制的、被統治的性別”…，她無處言說，也無人傾聽，更無人評說，她是燦爛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為一個性別群體在封建社會中只是被抹殺與被掩蓋的對象。她們“勢必生于黑暗、隱秘、暗啞的世界．生存于古代歷史的盲點。”在同樣的歷史境遇中．西方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壓迫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女權主義運動浪潮，使女性主義發展和成熟起來，同時它也是西方人權運動的一個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發展中所派生出來的，它完成了從人的自覺到女性的自覺，從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義是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產物。而中國的女性解放總是同各時期的社會問題和革命目標相聯系，婦女的求解放、求獨立、求自由、求平等諸意識始終同被壓迫的階級意識、革命意識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階級斗爭是女性解放和性別問題的大前提。中國從封建社會直接過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又承受著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興亡的巨大壓力。隨后又處于反抗階級壓迫的動蕩的社會變革之中．也就是說女性的自由與權力問題是男性也沒有解決的，整個民族都沒有獨立的人權．又何談女性呢?解放后，雖然民族獨立的問題解決了．但中國一直倡導的理論認為階級是超越性別的，“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階級的解放又成為了婦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婦女問題還是被階級的問題所覆蓋。到了90年代，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的召開為中國的女性問題提供了新的契機，也掀起了女性文學創作與研究的浪潮．但這次女性熱潮仍不以解放為目的，基本不觸及體制。而是以文化的啟蒙和研究為特征，主要表現為學術界對西方女性主義思潮的介紹。可以說在中國從來沒有一個獨立的婦女解放運動，它缺少像西方女權運動那樣的一個歷史契機，或者說是政治契機。它缺少一個把女性問題相對充分展開的時間和空間，它與中國的婦女生活實況是基本脫節的。劉思謙在《“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一書中就說：“我國有史以來從未發生過自發的、獨立的婦女解放運動。婦女的解放從來都是從屬于民族的、階級的、文化的社會革命運動。”所以無論我們是否承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無論在過去還是今天。始終都游離于“主流批評”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們或許可以形容女性文學批評為“第二批評”。因為它始終只是西方的舶來品。歷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權下的理論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經過長時間的建構，系統性強。覆蓋面廣。發展的比較成熟，而中國的女性文學研究一直就缺少產生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從西方獲得的女性主義文學的體系、概念，幾乎是關于這門學科的全部內容。不止女性文學批評，20世紀的中國文學理論的發展都與西方的文學理論相聯系。劉若愚在其著作《中國文學理論》中說：“除了那些純粹由傳統批評家所主張的理論之外，我將不涉及20世紀中國理論．因為20世紀的中國理論受西方影響的主宰，不是浪漫主義、象征主義．就是。20世紀的中國理論與具有獨立批評思想的傳統中國理論沒有相同的價值和興趣。”隨著中國社會向西方的全面開放與學習。西方理論進入中國也成為了一種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紀末．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一些理論話語已經為中國女性文學研究者所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出現了大量的研究論文，在這些文章中充滿了緘默、缺席、疏離、身體寫作等女性主義的經典專用術語，用女性主義批評者陳曉蘭的話來說：“對于今天從事婦女文學研究和教學的人來說，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義批評．或者不從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角度和立場來對待她(他)的研究、解說對象，那就意味著落后、缺乏新意、傳統或者不夠深刻。所以在論文或論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義批評家的觀點、名言為開場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的要義，似乎成了中國許多女性主義寫作必不可免的一環。”

批評界出現這種現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國本土沒有產生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只能全盤吸收西方女性主義現成的批評理論。但是中國的女性主義批評在短短的幾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幾十年發展經歷的成果，實際上是很難消化的。一方面，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譯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間自己的房間》、《女性的奧秘》、《性政治》、《女太監》等幾部經典之作有完整的譯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選，完整的譯著較少，系統的介紹更為缺乏。所以我國對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完整理論尚未全面認識。就難以在此基礎上有新的發展和建樹。另一方面，我國對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生搬硬套的現象也比較明顯．無論它是否適合于我國的國情。對很多不很恰當的文學現象也加以分析套用，還有很多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論在尋找中國文學中可以對應的文本例子，結果只是為西方的理論增加例證，對本土理論沒有實質性的突破。我國在女性文學理論方面缺少建設性和創造性．完全沒有形成自己的理論結構體系。

更為堪憂的是。中國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權話語的入侵。“李小江認為．西方女性主義自以為放之四海而皆準，實際上是一種霸權話語，中國的女性問題一旦被西方女性主義化就成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國女性主義的發展并不是為西方女性主義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和操作經驗的。因此我們必須覺悟到，當代中國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一樣，在進入現代化、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種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別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經濟和文化滲透的遭遇是一樣的。”她說：“就像我們女人要對過去男性中心社會所有的價值觀念進行檢驗一樣，對西方的東西我們也要檢驗。女權主義對男性的東西處處留心審查，總持批判和懷疑的態度，與我們對西方的態度相似。”因此，對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我們應該取其精華，謹慎的借鑒和使用，更要勇于質疑，得到啟發，提出自己獨特的本土化性別文化視閾．建立起從我國女性創作和女性生活實際出發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體系與框架，擺脫在理論上的困境。

三、女權意識下的社會困境

這個問題主要體現在中國社會中對于“女性主義者”的認同尷尬上。

女性主義理論雖為中國許多批評者及作家在批評創作上廣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對自己是否認同女性主義作出明確的表態，除了極個別的批評家，如戴錦華公然宣稱自已是個女性主義者，大多數批評家雖然是進行著女性主義的研究，但卻不肯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就連女性主義研究領域旗幟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聲明自己不是女性主義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訪談集《女性?主義——文化沖突與身份認同》，設問的就是一個身份、立場的命題的取舍和認同問題。不愿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是全世界多數人的選擇。也是不招致非議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為中國女性主義批評的領軍人物，李小江的聲明卻讓很多人失望并無法理解。甚至大多數的女作家，也對女性主義不予認同．最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義批評者視為女性主義創作典型的陳染公然宣稱自己的寫作是“超性別寫作”，明顯地針對加于她的“性別寫作”評價。林白也稱，她的寫作不是從女性性別出發的，她沒有強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會對于女性主義者認同的困境呢?美國理論家貝爾胡克斯曾在《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中談到美國社會對“女權主義者”稱號的反感，“說自己是一個女權主義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預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動之中，而這種身份角色或行為在人們的常規判斷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戀者，激進政治運動者、種族主義者等。”而在中國．女性主義者也給人一種仇視男人、強硬、激進、男性化的感覺，甚至有可能還會被誤認為是同性戀者。大多數人都容易將女權主義看做一種對于性別的偏見．害怕遭到社會的非議和不理解，甚至歧視。其實，女性主義之所以讓社會對其形成這樣一種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評者對于性別近乎過敏的關切將女性主義理論完全歸結為對性別歧視和男性壓迫的批判和控訴．將與男性的對抗和斗爭視為獲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認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張抗抗在接受訪談時曾經說：“女作家為什么不愿承認自己是女權主義，其實深層原因是懷著一種恐懼感，對于矯枉過正的極端女權主義帶給我們的傷害確實很害怕。”“女性主義將性別立場強調的太極端了，實際上是將我們封閉起來。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識。用女性主義標尺去鑒別一切的問題。”

當然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義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會和人們對于女性主義認識的一個誤區。偏離了社會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國女性主義批評者應該端正態度。走出誤區，不斷自省，發揮出女性主義的積極作用，將女性主義作為一種基本立場。將它視為在一切社會階層與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謀求進步、解放的意識和行動．從而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女性主義，消除社會的偏見。

四、性別視野下的創作困境

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最為普遍的女性文學主題是私人化寫作與身體寫作，它來源于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埃萊娜西蘇創立的“女性寫作”理論，她的“寫你自己，必須讓人們聽到你的身體”，…成為那時期女性寫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義批評者們十分認同這種充滿女性意識的寫作方式。認為“她們的作品中確確實實有和男人不一樣的東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話語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靈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評家卻將性別寫作泛化和絕對化了．她們強調每一種寫作、閱讀和批評都必須聯想到性別，女作家必須自覺的運用女性意識，性別立場去寫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須寫女性的獨特經歷與體驗，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視角對傳統價值觀念保持警惕。對男性至上的東西進行批判。“把很多個體生命和那種日常生活的價值觀念突現出來，對傳統的宏大敘事產生顛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張抗抗對此提出了疑問：“那女人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種很細碎、很細微、很局部的一個寫法上呢?”“沒有誰去定位．因為她的生活就是這樣。”女性主義批評家這樣回答。

篇(3)

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文本細讀；丁玲

捧讀常彬的學術著作《中圍女性文學話語流變1898一l949》，為她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為她典麗舒緩的語言評述所深深敬佩。若不是在浩如煙海的作家作品中埋頭細讀，若不是在汗牛充棟的歷史文獻和研究資料巾思考求索，若不足洗盡鉛華的精心奮筆疾書，學術界是不會有如此厚重殷實的著作問世的。

一、運用女性文學批評，還原歷史真實

20世紀70、80年代，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傳入中國，肩負著中國文學學者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常彬的論題運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進行以史為線，以論為主，融會中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研究，從宏觀把握和個案透析并重的角度探究20世紀前五十年中國女性話語的發生與發展、變化與特點、凸現與消隱的演變歷程，挖掘隱含十現象之下的社會歷史文化等多重成因，審視女性文學創作的價值和地位。“女性土義文學批評并不僅僅是另一種批評方法而是再現所有的批評都未曾顧及的另一半的歷史的真實’的嘗試。”…使我們了解到現代文學歷史真實的豐富與多樣性：從“歷史境遇巾的‘空白之頁’”到“浮出地表的燦爛星群”。高爾基說：“文學家的評論，應該像火星一樣放出光芒，燃起思想的熊熊炬火。”著者不止步于對文學發展狀況的客觀梳理，還運用社會學批評方法，從歷史社會狀況、政治經濟制度等方面去探究這一文學現象的緣由。“文學的確不是衽會進程的一種簡單的反映，而是全部歷史的精華節略和概要。”我們從中清楚地看到文學史另一半真實面目及其發展的來龍去脈。

二、經典文本的細讀富于創見性的評述

文學理論批評觀點的創新離不開塒作品精細閱讀。馬克思說過：“如果你想得到藝術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須使‘個有藝術修養的人。”常彬建立在文本鑒賞的基礎上結合敘事學——文本細讀，提出一些富于創新、獨到精辟的見解。書中涉及到近四十位女作家如點綴夜空的璀璨繁星，丁玲是著者最關注著墨最多的一顆星。

解讀丁玲作品，作者于細微處見精深，做出了較精辟的論述：“最能體現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的自覺和成熟，女性意識的凸顯和嬗變，對男性中心的狙擊和解構，女性話語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和反抗，以及在強權政治千預下的最終消沉和消隱。”

如學界代表性的點：“足以放棄女性為特點、為犧牲的。從一個具有鮮明女性意識的作家變成一個左翼的冷靜客觀的現實主義者。”著者通過對丁玲《韋護》《一九零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的細讀，指出：“這個見解只是表面看到丁玲創作對主流意識形態理性追求下的外在趨從，卻沒有深味其骨予里仍然沒有蛻盡的莎菲之氣的不自覺堅持。”泄漏了丁玲真實的情感傾向，個性化立場和真誠理性追求之間的裂隙和張力。著者把丁玲創作文本的豐富性稱為“意圖迷誤”。瑪麗形象的分析更有力論證了這一見解，提出耐人尋味的文本現象：離棄革命者而沉涮浮情的瑪麗形象描繪為耀日娉婷典雅高貴而未加以丑化而打入另冊，如剝竹筍般層層剝出，瑪麗形象的意義是承繼了“五四”以來叛逆女性追求思想解放、意志獨立、不依附不盲從的個性特點，表現了丁玲的一貫女性意識立場。“《我在霞村的時候》丁玲在演繹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理論時，又難以釋懷為革命做出‘身體奉獻’的女性身體在傳統道德面前無法得到革命庇護的現實問題，……并深表同情，深為憂慮，使這部小說呈現出女性文本的特性。”…“革命不能庇護為革命犧牲‘身體’和的貞貞，革命也不去庇護曾經與丈夫出生入死過的‘落后’婦女(《“三八節”有感》)，革命也無法挽救革命干部何華明老婆因為年老色衰，隨時可能被革命丈夫‘新桃換舊符’的命運(《夜》)。”對文本的精細閱讀是進行文學研究的前途和基礎，只有養成著者著眼于文本的細讀的習慣才能在學術界收獲到顆顆碩果。

三、生活的感悟與思想的睿智融于文學批評

篇(4)

論文摘要：女權主義文論的理論方法，從根本上講是一種解構的方法，因為女權主義文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對女性的統治和壓迫。作為女權主義文論的代表作，《她們自己的文學》、《一間自己的屋子》、《閣樓上的瘋女人》、《尋找母親的花園》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女權主義發展及內容，解構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對立。

女權主義文學理論的興起，與女權主義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它是政治運動深入到文化領域的產物。一般認為，女權主義文論的誕生是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的第二次女權主義運動的結果。1970年，凱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標志著女權主義文學理論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權主義文學批評一直在不斷地蓬勃發展。它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在初期階段，女權主義文學批評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學傳統中的“厭女癥”。這種文學傳統歧視婦女，歪曲和詆毀婦女的形象，并把眾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學史之外。在第二階段，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主要集中在發掘被父權制文學傳統湮沒的婦女作家和作品，同時重新評價傳統文學史中的婦女作家和作品。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重要的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論著，如：帕特里夏·邁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倫·莫爾斯（Ellen Moers）的《文學婦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爾特的《他們自己的文學》(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爾伯特（Sandra Gilbert）和蘇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閣樓上的瘋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這一時期還出現了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和同性戀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第三階段，女權主義文學批評對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進行了反思，對建立在男性文學體驗基礎之上關于閱讀和寫作的傳統理論觀點作了修正。女性主義文學從許多其他批評理論，如心理分析、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讀者反應批評、新歷史主義、黑人美學等借用了不少的觀點和分析方法，從而形成了形形的觀點和主張。

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國的一種哲學思潮，其主要倡導者是德里達。他認為，西方的思想傳統是建構在一種二元對立范式的基礎上，例如：言說—書寫、存在—非存在、本質—表象、事物—符號、真實—謊言、意識—無意識、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傳統認為每一組的前者優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來的“他者”（Other）。德里達對這種體現了等級差異的二元對立范式進行了批判，他把那種等級次序顛倒過來，這樣，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樣存在的理由。而解構主義作為一種方法論，為女權主義文論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權主義文論的理論方法，從根本上講是一種解構的方法，無論這種方法的實施者是有意為之還是無意中與解構主義的原則相契合。因為，女權主義文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對女性的統治和壓迫，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對現有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進行拆解，改變這種對婦女不利的兩性對立狀態。

美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主要學者之一伊萊恩· 肖沃爾特（Eline Showalter）拋掉傳統的文學史分期，根據女性文學在不同時期的特征，把婦女文學史劃分為“女性”（Feminine）—“女權”(Feminist)—“女人”(Female) 三個時期。第一時期（1840—1880）：特點是婦女致力于寫作，企盼達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們不自學地接受了男子對婦女的偏見，標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邏輯性化的假名。第二時期——1880——1920）婦女開始反抗對他們本性的歪曲，表現出昂揚的女權意識。第三時期（1920年以后）婦女既反對對男權文學的模仿，也超越了對男性的對立，他們更多地把自身的經驗看作自主藝術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學。

《她們自己的文學》——肖沃爾特與女權主義文學經典的構建。她倡導建構獨立的婦女文學史和女性文學經典。她認為現有的文學經典是男性中心的產物，它們排斥、忽略了婦女作家。女作家和她們的作品成了“被壓抑的聲音”。因此，面臨女性主義批評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建構婦女自己的文學史和文學經典。《她們自己的文學》就是婦女文學史的一部開拓性著作。在此書中，肖沃爾特批判了父權制文學傳統對婦女文學的偏見、壓制和漠視。并從理論的深度找到了婦女文學長期遭受壓制、埋沒的原因。另外，《她們自己的文學》發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權制文學傳統湮沒的女作家。證明了婦女有著她們自己的文學，而且婦女文學有著自己特殊的歷史和傳統。這部作品對美國女權主義批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了西方女權主義評論中的里程碑。

《一間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亞·沃爾夫的“雙性同體”觀。沃爾夫的女權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間自己的屋子》中表現得最為直接和充分。“一個女人如果要想寫小說一定要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 “錢”和“一間屋子”不僅僅是它們本身，而且是一種象征，是婦女沒有經濟地位、沒有文學傳統、沒有創作自由的生存狀況的寫照，也是婦女要進行創作的必要條件的象征。沃爾夫雙性同體思想的提出，是對歷史上以男性價值為仲裁者的單一價值的標準的反叛。針對兩性的處世態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處的理想。這可以看作當代解構主義女權主義者對性別二元對立進行解構的萌芽狀態的思想。

《閣樓上的瘋女人》——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慮”理論。吉爾伯特和古芭在這部著作中運用了傳統的細讀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們運用了“禁閉”、“洞穴”、“天使”、“魔鬼”、“瘋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隱喻來討論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權主義批評家將女性形象在傳統的男性文學中分為兩類: 天使與妖婦。那些溫柔美麗、順從賢惠，為家庭默默奉獻的女性被神話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擺脫男權統治，追求自我價值的女性則被丑化為妖婦，為男性所厭惡和恐懼。她們認為，由于婦女被“禁閉”在由男性對她們以及對她們的潛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們總是憂慮她們不能有所創造，擔心她們永遠也不能成為文學史上的“先輩”，擔心寫作的行為會孤立她們或者甚至會摧毀她們。為了克服對作者身份的憂慮，女作家們一方面選擇男作家不太感興趣的體裁和類型，諸如兒童諒、書信、日記等；另一方面，隱瞞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寫作。這些作家通過既遵從同時又顛覆父權制文學標準，來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學的權威。從而她們超越了對作者身份的焦慮。

《尋找母親的花園》——愛麗絲·沃克的黑人女性主義觀。解構和抨擊男性中心文學的同時，必然伴隨著對婦女文學的贊美和發展，也就必然伴隨著對女性文學傳統的尋找。在《尋找母親的花園》中愛麗絲·沃克指出，奴隸制和種族歧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約束、歷史性地扼殺了黑人婦女的創造性。在性、種族、階級的三重壓迫下，黑人婦女在美國社會中成了真正看不見的人，被稱為“世界的騾子”。沃克運用縫制百納被和培育鮮花這種無語的藝術形式隱喻黑人婦女受到壓制的創造力，號召人們尋找黑人文學母系，反對歧視黑人婦女文學的種種謬論，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著與本國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樣可靠的歷史傳統。深受這種傳統影響的不僅僅是愛麗絲.沃克，還有像佐拉·尼爾、赫斯頓、托尼·莫里森等許許多多黑人婦女作家。這些作家以獨特的黑人女性主義審美觀和身為女性雙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獨特經歷，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國社會的生存狀態和她們的奮斗歷程。

女權主義文論的理論方法，從根本上講是一種解構的方法。因為女權主義文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對女性的統治和壓迫，所以解構主義作為一種方法論為女權主義文論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構主義為女權主義文論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婦女運動的宗旨不應只是得到與男人平等的權利和地位，而是要懷疑所有的地位與權力，以避免將原有的對立雙方簡單地進行反轉。這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對于全面消解二元對立，從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異又不存在壓迫的女性文化是至關重要的。 轉貼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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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弗吉尼·亞沃爾夫.一間自己的屋子[M].王還譯，北京：三聯書店，1989.

篇(5)

關鍵詞:后殖民女性主義;性別;民族;身份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007-4244(2010)06-0028-03

在我們這個時代兩性差異即使不是最熱門的話題也肯定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按海德格爾的說法,每個時代的人都會熱衷于探討一個問題而且僅僅是一個,對性別差異的研究也許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從理智上獲得拯救的關鍵課題。[1]女性主義從而自上世紀開始就成為顯學,但從女性主義的發展史來看女性主義并非僅僅作為一個統一的頭銜出現,而是出現過無數有不同前綴的女性主義,好比激進女權主義、馬克思女權主義、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生態女權主義等等,瑪麗?伊格爾頓認為女性主義更適宜稱為Feminist Theories。這種復數的女權主義的現象,表現了女性主義學術界對差異的強調。女性主義本身是產生于女性主義運動中的具有活力的理論,隨著社會運動目標以及策略的改變,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也必須做出調整,同時在和其他理論的對話中,女性主義研究也不斷吸收其他理論成果,因此可以預見“以女性主義作為后綴的名詞還面臨無限擴大的可能。”[1]近年來女性主義的一個較為新銳的發展方向則是和后殖民主義的合流、碰撞、互相對話形成的獨特的論述空間,即后殖民女性主義。在西方理論界已經形成了比較強的聲音,成為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的一個焦點,已經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關注,出現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其中對后殖民女性主義的一支――黑人女性主義的研究可以說已經非常成熟。這一理論的發展對于我們批評研究具有后殖民背景的女作家的創作(好比美國黑人女作家莫里森、沃克,巴基斯坦女作家、婦女活動家巴普西?西多瓦――她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分裂印度》獲得了2007意大利蒙德羅獎,以及美籍印裔女作家基蘭?德塞(其《失落的遺產》2006年英國布克獎,2007年美國的國家圖書批評獎)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隨著這一理論及文學批評的深入發展,它改變了整個女性主義理論的走向,它填補了女性主義的某些空白,當然也補充了后殖民理論性別視角的缺失。[3]

既然這一理論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價值,我們有必要首先對該理論在海內外的發展進行詳盡的梳理。

一、大陸研究

大陸學界近年來對后殖民理論和女性主義理論的研究高居不下,已經取得了較好的成果,無論譯介還是評論還是文本批評實踐方面成果頗豐。但是對于80年代后登上舞臺的后殖民女性主義這一派別的關注卻并不是很多。根據目前所能查到的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基本上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出現在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研究性的著作中對該流派的關注。筆者把國內所收集到的所有后殖民理論讀本和女性主義讀本綜合來看,有的根本不提及該流派的存在,有的只是略微提及,但分量很少,介紹過簡。其中值得一提的則是2008年任一鳴教授的《后殖民:批評理論與文學》中單列一章對后殖民女性主義文學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提供了國內研究難得的后殖民女作家的作品材料和分析,可以說這是目前為止關于后殖民女作家創作的最新資料。

其次,理論譯介。當代西方文論在國內研究界取得的最大成果往往是譯介方面。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的代表性著作大都已經做了譯介,而后殖民女性主義作為在西方曾引起廣泛關注的理論派別在國內的譯介方面并不盡如人意。在理論譯介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應該是羅鋼和劉象愚合編的《后殖民文化批評理論》中收集到的幾篇最關鍵最知名的代表作,但是由于該論文集出版于1999年,這些論文大多發表在80年代,最新的也不過是90年代初,從時間上來說很難全面反映該理論發展的全貌。

第三,涉及該理論的最多還是集中在文本分析上。中國期刊網1979―2008,以黑人女性主義為關鍵詞的文章135篇左右,以后殖民女性主義為關鍵詞的18篇,其中2/3是分析黑人作品,然后就是個別的華裔文學、亞裔文學。這些文章都從具體的文本分析入手對該理論的應用性進行了檢驗,可以說是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發展不可忽視的貢獻,但是也有一定的不足,首先在分析文本時大同小異,出自同一套路,新意不足;更重要的則是所用到的理論原文不曾互相有所超越,基本仍是引用羅鋼和劉象愚這部《后殖民文化批評理論》的幾篇后殖民女性主義的“圣經”。

第四,國內近年來比較有代表性的專門對該理論的介紹和分析的文章,代表性的有羅鋼《種族、性別與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義的理論與批評實踐》,(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等等,在這些文章中都對后殖民女性主義產生的背景以及主要的論點進行了介紹和分析。相關碩博論文有吳新云《身份的疆界:當代美國黑人女權主義思想透視》(南京大學98歷史博士論文);王淑琴《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山東大學2006年博士論文);周春《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批評研究》(四川大學2006博士論文)。相對而言這幾篇論文體現了目前后殖民女性主義的分支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最高最新成就,援引的文獻都是較新的一手資料,對黑人女性主義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綜合性的研究,可以說這為我們進行后殖民女性主義總體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知識積累和理論導向。

這些論文及研究表明了國內理論界對該理論的興趣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在這些論文中對后殖民女性主義流派中的黑人女性主義這一分支已經做出相對比較全面、深入的分析,但從共時關系橫向上如何把握整體的后殖民女性主義,應該建立什么樣的批評體系,如何和當下中國的女性主義以及后殖民文化批評結合則還存在較大的空間。我們有理由相信“后殖民女性主義相對于其他女性主義論述發展較晚,雖然在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界的引介尚屬起步階段,但可以預見,后殖民主義觀點的女性主義論述將在當代中國文學研究中占一席之地。[4]”

二、海外研究

面對大量涌現的后殖民女性主義著作,海外許多學者都撰文參與了這場涉及性別、種族、階級以及帝國關系的討論,出現了大量高質量的研究性論文,對我們了解后殖民女性主義的基本主張以及發展概況和理論來源起到了溯本清源的作用。代表人物有C?T?莫漢蒂(Chandra T.Mohanty)、G?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yorty Spivak)、B?史密斯(Barbara Smith)、麥克道威爾(Deborah E.McDowell)鄭明河(Trinh T.Minh-Ha)、胡克斯(Bell Hooks)、周蕾、張曉虹、簡英英、邱貴芬等。整體來看海外對后殖民女性主義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海外對后殖民女性主義的研究首先體現在大量的文論匯編中。其中將后殖民女性主義作為單獨的研究對象,而不僅僅是隸屬于后殖民批評或者女性主義批評的僅僅作為一個章節進行綜合研究性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本著作中:LindsayBeverly編著的《第三世界女性的比較視野:種族,性別,階級的影響》,Marianne Hirsch 和 Evelyn Fox Keller 合編的《女性主義的分歧》;Chandra Talpade Mohanty的《第三世界婦女和女性主義的政治》,Laura E. Donaldson. 編寫的《解殖的女性主義:種族,性別與帝國的建構》Uma Narayan編寫的《錯位的文化:身份,傳統和第三世界女性主義》,Reina Lewis 和 Sara Mills合編的《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導讀》,Chandra Talpade Mohanty的《越界的女性主義:去殖民化理論,實踐共同體》。在這些匯編中收錄了比較全面的有關后殖民女性主義的代表性論文,她們從各個方面對該理論進行了討論,例如后殖民女性主義的概念問題,后殖民女性主義的理論對話問題,以及該理論的文學批評術語問題,尤其是大多都結合本民族本地區的文化現象以及后殖民女作家的創作進行的討論,這就為我們研究后殖民女性主義提供了一個方向:緊密結合當地政治文化現象以及文學創作,這是后殖民女性主義的生命力所在。她們認為性別歧視并非女性問題的唯一根源,必須將種族壓迫、殖民結構及帝國主義等政治問題納入抗爭范圍,才能使廣大婦女獲得真正的解放;第一世界白人女性主義者存在明顯的種族及國別優越感,常常以第一世界白人中產階級的標準要求第三世界女性,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海外后殖民女性主義研究成果的第二個方面是對后殖民女性主義進行理論上的升華和總結。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斯坦利?M?杰姆斯(Stanlie M James)的《黑人女性主義的理論化》,1995年麥克道威爾出版《變化的同一性:黑人女性文學、批評和理論》一書標志了黑人女性主義的成熟,也是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上的新發展,提出除了要關注政治意圖外還需要注意到文學再現中的復雜表現。[5]而在前面列舉的這些后殖民女性主義論文合集前面編者都寫了長篇的導論,這些導論可以看做是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的極具代表性的研究論文,莫漢蒂在2003年出版的《越界的女性主義》序言中探討關于女性主義與其他社會問題的聯合,進一步尋求動態關系之中的女性解放之路。認為女性問題應放在政治、民族、殖民、經濟利益及性別中來探討,性別歧視不是問題的核心,殖民壓迫、種族歧視等族群政治才是問題的關鍵。Reina Lewis和Sara Mills《后殖民女性主義導讀》的導言可以說是對后殖民女性主義從整體上進行理論建構的經典文獻。她們詳細回顧了該理論產生的背景,密切結合第三世界各地的實際斗爭以及文化現象,從六個方面建構整個理論體系。然后明確的提出當下仍然存在女性和種族問題,所以這個理論就有被討論的必要。并意識到由于后殖民女性主義所涵蓋的范圍非常廣泛,必然存在各種各樣的矛盾爭議,但是這并不能遮蓋她們具有共同的斗爭目標,而研究者需要有一種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能夠結合歷史語境進行討論的態度。這就提出了后殖民女性主義研究中的關鍵問題。

海外后殖民女性主義研究成果的第三個方面是一些后殖民女性主義知識分子積極利用已經取得的理論成果和本土的后殖民文化、文學研究結合,也取得了較好的成績。這方面的代表有我們非常熟悉的斯皮瓦克的名文《三個女性主義的文本》以及她在《國際框架中的法國女權主義》中對印度當代小說作的分析;其他非常突出的代表還有如周蕾的《寫在家國之外》,張小虹稱周蕾是繼斯皮瓦克、鄭明河之后美國女性后殖民研究的代表人物。她在著作中不僅分析了許多經典的文學作品中的后殖民女性傾向,還對大眾文化也做了精彩的分析,如對《末代皇帝》的解讀;還有邱貴芬的《仲介臺灣/女人》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最完整的以后殖民女性主義視角切入臺灣文學研究的代表作,探討如何建構新的臺灣文學史,以及對臺灣女性作家的創作作別開生面的解讀;鄭明河則是從一個電影人的角度利用自己提出的后殖民女性主義觀點分析了越南的電影作品,可以說這些著作對我們研究文學/文化產品具有較好的啟發。

相對而言海外的后殖民女性主義研究取得了更大的成績,無論是原創性文論的寫作還是整體評價以及應用等。我們從而可以進一步從整體上把握該理論,并將理論與文學批評與社會批判切實結合,并引發我們對該理論本身的進一步思考,例如到底有哪些理論遺產影響了后殖民女性主義的思考,以及作為一個有統一稱呼的理論派別其核心思想與目標是什么,其理論追求又是什么?和主流理論的異同是什么?它本身的盲點又是什么等等。隨著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以及社會運動與文學批評的深化,后殖民女性主義勢必會呈現更多的理論維度,開創更有價值的理論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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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exuality and Sexual Politics: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for Contemporary Women in The Middle East,in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Edited by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AnnRusso, Lourdes Torres,1991,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39.

篇(6)

論文關鍵詞：弗吉尼亞伍爾夫《奧蘭多》，雙性同體

 

“雙性同體”一詞，從柏拉圖開始，就被賦予超越性別的精神和文化內涵，指人類最初身兼兩性、渾然完整的圣潔狀態。柏拉圖從神話起源上理解，人類最初就是雙性同體，宙斯把人類分成男女不同性別的個體，所以人類渴望尋找自己的另一半。榮格認為，從人類學意義上講每個人都是雙性同體，人的情感和心態總是同時兼有兩性傾向，即男性的強悍果敢和女性的溫柔細致。現代女性主義文學先驅、英國著名小說家、評論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沿用“雙性同體”這一意象，將它發展成為一種文學創作的理論，并將它視作文學創作的理想境界。

一．“雙性同體”觀的形成和發展

伍爾夫在她的女性主義宣言《一間自己的房間》里提及：“我們每個人，都受兩種力量制約，一種是男性的，一種是女性的；在男性的頭腦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頭腦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和適意的存在狀態是，兩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在一起。”[1] 伍爾夫認為，人類的大腦同時具有男女兩性的性格特征，“雙性同體”既是兩性關系的最佳狀態文學藝術論文，也是作家創作的最佳狀態。因此她推斷，莎士比亞就是雙性同體的，濟慈、斯特恩、考珀、蘭姆和柯勒律治，人人如此。普魯斯特更是十足的雙性同體，沒準女性氣質稍多一點。相對于單一性別的大腦，雙性同體的大腦更易于引發共鳴，它能夠不受妨礙地傳達情感；它天生富于創造力、清晰、不斷裂。[1]

在評論界，伍爾夫的“雙性同體”觀自問世以來便遭到一些女性主義作家的反對。美國女性文學批評家伊萊恩肖瓦爾特在其代表專著《她們自己的文學》一書中指出，伍爾夫的“雙性同體”理論并非一個女性主義的觀點，只是一個“無性與不育”的隱喻；是她逃避現實，壓抑憤怒，討好男性的一種手段。[2] 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艾萊娜西蘇在《美杜莎的笑聲》中也提出，“雙性同體”只是一種虛幻的假設理論，是一種對男權社會的退卻與和解。[3] 盡管爭議不斷，但伍爾夫的“雙性同體”觀作為超越性別特征的一種創作理論，挑戰了男性霸權文化，解構了性別二元對立，把兩性和諧統一視為美好的性別理想。這既是引導女性反抗性別歧視、走出性別困境的一種策略，同時也為女性作家的創作開辟了一個嶄新的天地。

二“雙性同體”觀在《奧蘭多》中的體現

伍爾夫的“雙性同體”理論在《奧蘭多》中得到了最直接的體現。《奧蘭多》是伍爾夫創作的一部最具夸張特色的小說，它集傳記、史記、小說為一體，打破了小說與非小說的界限，以性別突變、時空穿越等特征，記錄了主人公奧蘭多從16世紀的男性到20世紀的女性的轉變過程。[4] 先男后女的人生經歷讓奧蘭多身兼兩性特征，洞悉兩性奧秘。奧蘭多在三十歲時由男變女，三十歲前的男性奧蘭多英俊富有，既有女王寵幸，又不乏名媛追捧。三十歲后的女性奧蘭多美麗高貴，儼然淑女典范中國。伍爾夫并未讓奧蘭多在性別轉變之后旋即進入兩性和諧的理想狀態，而是讓奧蘭多遵從現實世界的常規，一次次面臨彷徨困惑，一步步通過不斷磨合逐漸走向雙性融合。

初為女性的奧蘭多在返回英格蘭的海船上，長裙曳地，光彩照人。不僅船長為之傾倒，就連一個水手也險些因為驚艷而跌入海中。奧蘭多在體會到身為女性的愉悅甜蜜時，也感受到順從、貞潔，衣著優雅是女性必須堅守的神圣職責。與此同時，她還意識到，變為女性后的她再不能拔劍刺穿某人的身體，再不能統領軍隊，也再不能佩戴象征英勇的勛章。她惟一能做的是給老爺端茶倒水，察言觀色。

隨著女性體驗的增加和女性意識的增強，奧蘭多逐漸覺察到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社會，女性處于他者的從屬地位。即使她作為上流社會的貴婦，得以與艾迪生、蒲伯、斯威夫特等文化名流交往。這些大名鼎鼎的才子詩人們也送詩過來請她過目，征求她的意見文學藝術論文，但絕不表示他們由衷地尊重她、欣賞她。她很清楚“聰明男人只是陪她們玩玩兒，奉承她們，哄她們開心”。[5] 奧蘭多曾經對身為男子非常自豪，可如今的她卻看不起所謂的男子氣概。她甚至對文人圈子的虛偽倒了胃口，盡管她必須得繼續尊重他們的作品。性別的改變不僅讓奧蘭多在兩性間搖擺不定，而且讓她官司纏身。根據法律，身為女人，就不應擁有任何財產，這基本上與被宣判死亡是同一回事，因此她曾經享有的頭銜、宅邸和財產都將與她分離。法律在不能確定她的性別以前，只允許她隱姓埋名，暫居鄉間。可見，女性已經完全被社會邊緣化了，即便是作為文人雅士們的女恩主，奧蘭多也概莫能外。《女性簡史》的作者約翰蘭登戴維斯先生毫不吝惜地告誡女性：“當人們再不想生兒育女，女人也就再無必要。”女性的身份地位由此可見一斑。回想曾經作為男性所享受的特權，奧蘭多百思難解。在她看來，她本身并沒有改變，只不過選擇了女性的服裝，流露出女性的氣質。為何曾經由她隨意塑造的世界僅僅因為服裝、性別的改變使她舉步維艱？伍爾夫的一段關于服裝功能的言論多少回答了奧蘭多的疑問：

衣服能改變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也能改變世界對我們的看法……即不是我們穿衣服，而是衣服穿我們；我們可以把它們縫制成手臂或胸脯的形狀，而它們則根據自己的喜好塑造我們的心、我們的腦、我們的語言……男子的手可以自由自在地握劍，而女子的手必須扶住緞子衣衫，免得它從肩膀上滑落下來……男女若是穿同樣的衣服，對世界或許就有同樣的看法了。[5]

通過以上言論我們不難發現，在父權社會中，男子是自信的、僭越的，因為他們是社會的第一性，是社會的中心和決定力量；而女子是謙恭的、順從的，因為她們是社會的第二性，是被社會邊緣化的依附于男子的“他者”。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因此不管奧蘭多如何努力、掙扎，都不能擺脫身為女性所遭受的的束縛與歧視，就連伍爾夫本人也難逃此宿命。伍爾夫出生于英國一個知識貴族家庭，父親萊斯利斯蒂芬爵士是十九世紀英國著名作家和文學評論家，同時也是一位男權意識嚴重的家長。他給家中的男孩提供良好的教育，讓他們上名校，可女兒卻只能在家中接受一些零碎的知識。伍爾夫在日記中寫道，如果父親不是過早去世，她根本不可能創造出如此豐贍的作品。他會扼殺我的生命，不能寫作……[6]

由此，我們不難想象文學藝術論文，20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無一例外地被要求成為孝順的女兒、隱忍的妻子、賢良的母親。總之，女子無才便是德。男性文化霸權無情地剝奪了女性享有平等權利和同等智慧的機會，女性喪失了話語權，不能隨心所欲地自由寫作。奧蘭多也面臨著同樣的困境，由于對自身性別、身份的種種困惑，她的長詩《大橡樹》的創作也多次被迫中斷。熟知兩性心理的她輪番發現兩性都有可悲的缺陷，仿佛她本人既不屬于男性，也不屬于女性。正當奧蘭多陷入兩難境地之時，換裝成為她自我解脫的新出路。柔美的長裙，陽剛的馬褲，或者是分不清男女的中國袍子，奧蘭多通過頻繁易裝獲得了只穿一類服裝的常人無法想象的雙重收獲，她游刃有余地在雙性之間自由轉化，輪番享受兩性的愛戀。

伍爾夫認為“每個人身上，都發生從一性向另一性搖擺的情況，往往只是服裝顯示了男性或女性的外表，而內里的性別則恰恰與外表相反……我們姑且撇開一般，僅僅注意它在奧蘭多這個特例中產生的奇特作用。”[5] 借助換裝實現雙性同體的奧蘭多由于汲取了雙性營養，兼具雙性特質，理智與情感在她的頭腦中自由平等地交融。因此柯勒律治說，睿智的頭腦是雙性同體的。[1]

擁有雙性氣質的奧蘭多終于完成了飽含其畢生心血的詩作《大橡樹》，由于詩中充滿了對真理、自然和人性的關注而大獲成功。完整的雙重人格不僅完善了其創作才能，也使其收獲幸福的愛情和完美的婚姻。奧蘭多的丈夫謝爾同樣也是雙性同體，兩人初次見面時就彼此吸引中國。由于深諳異性的心理，他們能相互心領神會，交流默契。兩種性別特質沒有孰優孰劣，而是對立統一地在一個人身上體現。[7]

三“雙性同體”觀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小說《奧蘭多》蘊含了伍爾夫的“雙性同體”觀，以藝術的形式表現了“雙性同體”的優越性，呼喚兩性之間的包容性。盡管在父權社會，男女兩性地位懸殊，女性在經濟、文化、政治等各個方面都很難與男性抗衡，但伍爾夫一直在為女性爭取獨立自主和文學創作的權利。她試圖通過奧蘭多這個雙性同體的人物來探索一條重建女性自我、恢復女性社會地位、樹立女性堅強自信的道路。[4] 雙性同體的奧蘭多無疑是伍爾夫創造的一個完美人物，伍爾夫正是通過描述奧蘭多的生活經歷和心路歷程，表明自己所期待的兩性平等共存、和諧相處的美好愿望。雖然這種通過淡化性別意識而達到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完美構思，在有缺損的男性中心社會結構中，只能是一種幻想。[8] 但是，“今天，生產力的發展，已經給男女兩性提供了大致相當的經濟地位，加上共同的自然界所構成的大體近似的心理和外部環境，必然使男女兩性在精神上和品質上日益接近。當今的世界已是男女兩性互相溝通、對話的時代了。”[9] 伍爾夫的“雙性同體”思想無疑是具有辯證精神和發展眼光的，在當時的父權社會尤其難能可貴。伍爾夫肯定男女兩性的差異，但反對夸大差異。在她看來，雙性的心靈讓人類社會更和諧、更平等。男性和女性作為平等的個體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文學藝術論文，女性才能得以實現自身價值，促進自身發展，獲得人的自由和尊嚴。伍爾夫的“雙性同體”觀，不忽視，不排斥，也不抹殺任一性，而是把兩性和諧統一視為美好的性別理想。只有兩性平等地對待彼此，互相包容，逐漸融合，人類社會才能夠真正達到和諧統一。

結語

綜上所述，伍爾夫的“雙性同體”觀作為解決兩性沖突、促進兩性平等的理論依據，為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后來研究女性主義的學者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雙性同體”雖然是一種文學理想和社會理想，帶有幾分“烏托邦”的色彩。而且，“雙性同體”的人物作為社會的“第三性”，也有著極大的局限性和狹隘性，容易導致人物解讀的形式化和機械化。但是，伍爾夫通過“雙性同體”人物的塑造，不僅顛覆了父權社會的男性中心主義，還規避了女性走向分離主義的立場。雖然伍爾夫運用的是女性的視角，但思考的卻是雙性的問題，即她的女性主義文學理論沒有停留在男女二元對立的這個矛盾層次上，而是走向男女二元對立的統一。[10] 因此，伍爾夫的“雙性同體”理論必將以其開放性和包容性對女性文學的創作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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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戰之后，德國結束了威廉帝國的統治，進入了現代化社會。美國大眾文化入侵，從而在德國出現了大范圍的“美國化”現象，即“美國主義”（Amerikanismus）。美國主義在政治上表現為在德國新的國家形式和一會民主開始發展。在經濟上的表現非常明顯，自1924年以來，德國便是美國經濟上的“小伙伴（Juniorpartner）”。美國的生產方式，如標準化（Standardisierung）、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規模化生產（Massenproduktion）為德國企業接受，亨利·福特的自傳《Mein Leben und Werk》稱為魏瑪共和國穩定時期的“圣經”，福特的裝配線技術、泰勒的效率模式被德國企業接受，另外美國援助德國有道威斯計劃，這些被稱為是美元陽光（Schein der Dollarsonne）。而文化美國主義的表現便是大眾文化的普及。文化主體不再是以文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大眾文化倍受青睞，爵士樂，好萊塢電影，歌舞劇（Revue），體育運動，群集比賽，賽車運動等等。

二、德國美國主義中心——柏林

20世紀20年代，柏林作為一個世界性的大都市享有盛名。柏林以美國的大都市為藍本發展自己，成為了僅次于紐約和倫敦的世界第三大城市，是工業化和西方文明的象征。而柏林作為魏瑪共和國的首都，吸引著德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藝術家蜂擁而至，著名劇作家布萊希特這個時候從慕尼黑來到柏林。德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一個全國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這是一個年輕的城市，少傳統的限制，它樂于接受一切新奇的事物，這是一個移民城市，它敞開大門，兼容并蓄，這是一個不設防的城市，凡是新的東西都可以在這里找到生長之地。在柏林這個城市里，人們盡情享受著自由與藝術的繁榮。格魯皮烏斯曾在回憶錄中說柏林就像一個“沸騰的鍋”，科學研究、流行音樂、有聲電影、新女性、性解放、脫衣舞，無奇不有，與此同時，柏林成為為“腐敗”的代名詞，夜生活聞名遐邇，又臭名昭著，是歐洲的娛樂中心。

20年代的柏林是歡樂的，一片歌舞升平。最能代表當時時代風格的當然屬來自美國的查理·卓別林。查理·卓別林的黑白電影風靡全世界，他是當時最卓越的藝術家。來自美國的叫做Revue的輕歌劇，美國的舞蹈查爾斯頓舞（Charleston）代表了20年代的柏林。美國的Tiller Girls的大腿舞，Samwooding的樂隊，Paul Whitemann的巡回演出，黑人女歌手、舞蹈家Josephine Baker風靡一時。受美國的影響，德國也出現了一些有名的本土劇作家，如Erik Charell，Hermann Haller，James Klein。美國拳擊手Bob Fitzmmons， Paul Demsy的英雄事跡讓劇作家布萊希特著迷，他甚至想寫一部以拳擊手Paul Samson-K?rner的劇本。1930年，德國人Max Schmeling在紐約稱為第一個獲得拳擊重量級世界冠軍的德國人。

三、對以柏林為中心的美國主義批判

對現代化的批判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伴隨著整個德國文化的發展，但是在魏瑪時期美國主義和文化批評之間的分歧達到了第一次。美國主義影響下文化產品的標準化、集中化、同一化，出現藝術品位降低、粗俗化、庸俗化的傾向，對美國主義的批判的聲音越演越烈。文學作品中，赫爾曼·黑塞的代表作《荒原狼》講述了一個發生在柏林的故事，書中強烈表達對現代但卻墮落的美國主義的批判，書中大量地運用了德國20世紀前的“不朽”的人來對抗美國主義，比如文學巨匠歌德的作品和莫扎特的音樂。托馬斯·曼1924年的作品《魔山》也是對美國主義的批判，他筆下虛擬的魔山其實是柏林的寫照：“表面上紅光滿面，實則弊病叢生”。

四、女性作家對以柏林為代表的美國主義批判

文化是構成德意志民族意識的基礎。但是在向現代社會的快速轉型中，與威廉帝國相比，共和國道德滑坡。女作家Annete Kolb和Isolde Kurz的作品以處于帝國和共和國轉折時期的女性為主角。Annete Kolb是翻譯家和隨筆作家，1917年流亡到了瑞士。她在魏瑪時期寫的小說《Exemplar》獲得了Fontane獎和Gerhart-Hauptmann獎，這部小說的女主人Mariclee是一個可憐的德國人。她在英國的貴族和上流社會生活了兩個月后，期待著遇見一個優秀的樣品男，后來她也碰到了這樣的一個男子，也結婚了。但是她卻沒有要求，占有這個男人。最后她回到了原來的生活軌跡，孤獨地活著。Annete Kolb的同名小說，也叫《Daphne Herbst》，是以Herbst一家為例，描述了走下坡路的帝國和墮落的貴族社會。最終以女主角的死亡為結局，女主角的死亡不僅意味著貴族社會的死亡，也意味著德國人沒有能力去接受真實的改變。小說 《Schaukel》表達了放棄，也是以女主角的死亡作為結局。女作家Annete Kolb的小說是很好的社會小說，這些出于帝國和共和國轉折期的女性在德國現代化過程中仍然是和傳統作品中以死亡作為最后的出路。同時期的另外一名女作家Isolde Kurz在魏瑪時期的作品《Vanadis： Der Schicksalsweg einer Frau》是一部關于愛，激情和的教育小說。女主角Vanadis和一個父親式的朋友結婚，卻沒有和他睡在一起，最后為了維護婚姻女主角自我放棄。此時，在美國主義的影響下，文學作品中的女性犧牲，死亡，命運已經不再是理想類型。

20世紀20年代末，女性文學中出現了一些新的聲音，這些女作家筆下的女主角已經是現代化影響下的“新女性”，有自信，目標明確， 魏瑪時期柏林女記者兼女作家 Gabriele Tergit便是這樣的一個作家。她的職業是記者，她總是描述媒體的運作，她寫作的范圍也僅限于柏林的新聞業。從1925年以來她便在柏林日報上寫法庭報告和文藝評論而出名，Tergit的報告評論的都是底層人名日常生活的毀滅，有失業者，爭吵的房客，作偽證的，笨拙的騙子，不要臉的婦女等。Tergit的作品發生地點大多數在Moabit，在那兒貧窮和生長，工作和辛勞掠奪了人們的力量，酗酒的人的不幸，缺少分享幸福的方法，毫不掩飾地展示了這些人的矛盾，而這些矛盾在最好的情況下法律都不能解決。

Tergit的處女作小說，也是當時的暢銷書《K?sebier erobert den Kurfürstendamm》也體現了對以柏林為代表的美國主義[第 一提供寫作論文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的批判。這本書中講述了草根歌手K?sebier如何一夜成名的故事，也就是歌手K?sebier的市場化。小說中描述了讀者不易了解到的媒體業，從每天的報紙的產生，到找尋主題，到政治和經濟依賴，從記者的壓力到女主角K?sebier的成功壓力。在這里，每個人，編輯、出版商、律師、銀行家都追尋成功和錢，人性沒有一點位置，人僅僅是機器的組成部分，僅個人的死亡會讓這部機器陷入短暫的停頓，然后繼續運轉。這部小說也不是前面所提到的以女性命運為主題的小說，這部小說的女主角是新女性，即職業女性，女人有著和男人一樣的能力，性對于她們來說也是獲得成功的途徑。小說批判了美國主義影響下對人性的忽視。

五、結語

1929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結束了美國主義的神話，但是美國主義帶來的對現代文化的批判，體現了魏瑪時期婦女無論在公共生活還是私人生活方面地位的提高，這無疑有益于德國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女性文學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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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oltau，Heide：Treunnungs-Spuren.Frauenliteratur der zwanziger Jahre.Frankfurt1984.

[8] Tergit Gabriele： Blüten der Zwanziger Jahre. Gerichtsreportagen und Feuilletons 1923-1933.Hrsg.v. Jens Brüning. Berlin 1984.

[9] Tergit Gabriele： K?sebier erobert den Kurfürstendamm. Roman （1931） Frankfurt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