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歷史人物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論文摘要:成語是漢語中一種特有的短語形式。成語語義形象感鮮明，將“象、言、意”完美融合，將其用于創作，更能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提高作品的層次和人們的審美情趣。成語教學是語文教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就目前語文教學中成語教學部分的教學方式，本文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

1 漢語成語的確定及其范圍

成語是漢語有的短語，是具有特定內涵的約定俗成的語言。對于它的界定，至今學術界仍眾說紛紜，尚無明確定論。主要分歧在于成語和慣用語之間的劃定。劉叔新先生認為憑借“表意的雙層性”可以區分成語和慣用語，并認為 “穿小鞋”、 “碰一鼻子灰”和“三長兩短” 、“七上八下”、“甚囂塵上”等都具有成語的資格。而目前國內有學者則認為它們屬于慣用語范疇，周薦認為，“穿小鞋”等之類常被人們視為慣用語的單位實際上應屬于詞，而“三長兩短”、“七上八下”、“碰一鼻子灰”等俗語單位為慣用語。

2 成語是漢語的獨特的組成部分

成語是漢語的一大特色，是漢語獨有的語言，其他民族的語言中是沒有成語的。漢語是世界上獨有的表意性語言，而成語又是漢語中最璀璨的明珠。它濃縮了歷史，融進了文化，經過了千百年的演變而形成豐富。可以說，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都包涵在浩瀚的成語之中，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結晶。它的獨特性在于:

第一，成語展現了漢語表達巨大而豐富內涵的能力和語義融合能力。短短幾個漢字，往往包涵了一段歷史、一個故事、一個典故、一個道理、一個哲理，它在歷史的演變中自然形成。每一個成語幾乎都有它的來歷。各朝各代的文化和歷史保存在成語之中，這使成語具有各朝各代鮮明的文化特點和時代特色。熟知成語典故之人，一讀到成語，那些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就鮮活生動的再現眼前;對歷史不太熟悉之人，也會明白成語中引申的內涵。中華民族的文明歷史，給人的教育啟迪，通過成語這種方式，就把它的精神實質流傳了下來。

第二，成語用它強烈的情感、價值觀和鮮明的形象感向人們傳遞細膩而準確的信息。成語中有褒有貶，揚善抑惡的價值取向十分明顯。有些抽象的感情、概念，用語言很難描繪，但一個普普通通的成語，就可以把人的感受完整而準確的表達出來，這是成語特有的魅力。比如“哀聲嘆氣、哀哀欲絕、哀思如潮”就把人悲痛的感覺栩栩如生的描繪出來; “目中無人、昂首向天、昂首闊步”就把一個人的驕傲自大活靈活現的刻畫了出來;“三顧茅廬”表達了劉備的求賢若渴;“鞠躬盡瘁”表達了諸葛亮為國操勞的精神。仁、義、禮、智、信等這些具有重要內涵的概念，在成語中都有形象和生動的表述。成語是包羅萬象的，任何事物都有相應的成語準確的表達出來。

3 漢語成語產生的原因

語言是思想和文化的載體，沒有語言就沒有文明、就沒有智慧和創造，就沒有一切。成語的產生形成，和漢語的特點有直接關系。古漢語文字洗煉、惜墨如金、高度提煉，這是成語產生的原因之一。古代的文人墨客喜歡作詩，習慣用詩歌這種藝術形式言志抒情，而詩歌創作有著很嚴格的韻律要求，要求文字非常精煉，在嚴格的韻律下，用最少的文字表達最豐富的情感和最大的內涵，因此古人在詩歌的創作中，產生了大量的成語。如“煮豆燃箕”、“老驥伏志”、“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等成語，都來源于詩歌。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源遠流長，是神傳文化。釋、道、儒三教交相輝映，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石。所以，三教思想在成語中都有大量的反映，是成語的主要來源。中華文化中，儒教是主流，讀書人也稱儒生。所以，反映儒家思想的成語是最多的，體現仁、義、禮、智、信等儒家思想的成語俯拾皆是，數不勝數。反映佛家思想的成語也很多，如“大徹大悟”、“三生有幸”、“頑石點頭”、“天女散花”、“回頭是岸”、“明心見性”、“慈悲為懷”、“指點迷津”等成語，都是反映的佛家思想。反映道家思想的成語也不少，如“水滴石穿”、“清靜無為”、“鯤鵬展翅”、“道法自然”、“弄玉吹蕭”、“上善若水”等等。三教思想的文化內涵和歷史沉淀，大大豐富了成語寶庫。

4 對漢語成語教學方法的一點新建議

可以說，成語是漢語的靈魂，是成語賦予了漢語的生命。如果沒有那么多豐富多彩的成語，漢語又是多么的蒼白貧乏。學習漢語必須了解成語。教師在成語教學中，除了讓學生讀準成語的字音、不寫錯別字等基礎常規教學外，在教學方法上還應注意把握以下幾點:

首先，讓學生了解成語的來源、典故等背景知識。這不僅能使學生更深刻地理解成語的含義，更能提升學生學習成語的興趣。漢語成語家族中不少是來源于古代神話、寓言、歷史故事和古代詩文，要理解成語的意思，就必須知道成語的來源或典故。尤其是針對單看字義難以理解其含義的成語，背景知識的介紹對學生學習、記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朝三暮四”，現在大家都認為這個成語是比喻反復無常，其意義與“朝秦暮楚”一樣。實際上，“朝三暮四”出自《莊子·齊物論》，里面記載說有個養猴子的人拿橡子喂猴子，他對猴子說，早上給每只猴子三個橡子，晚上給四個。猴子聽了都生氣了。他又說，早上給四個，晚上給三個。猴子就高興了。這個成語原來是比喻用詐術欺騙人。如果不了解此成語的出處，就不能理解它的原來的意義。

其次，使成語教學與寫作教學相互配合。教師可以利用寫作教學中教恰當的引用成語，讓學生感受成語所起到的畫龍點睛的作用，使兩者教學完美結合，相得益彰，從而達到一舉兩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中國古代著名詞人辛棄疾是用典大師，他的詞作幾乎句句用典，既然古代先賢們可以引用典籍創作出膾炙人口的絕世華章，為什么我們不能在寫作教學中教學生使用成語來使學生文章添輝加彩呢?

再次，提倡學生大聲朗讀，增強學生語感，把握詞性，強化學生記憶的同時，教師要在平時學習生活中及時糾正學生誤用的成語，培養學生養成自覺留心使用成語、不濫用成語的好的言語交際習慣。

參考文獻

[1]劉叔新.漢語描寫詞匯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

[2]劉叔新.詞匯學和詞典學問題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凌火元.把握成語規律，提高成語教學.廈門教育學院學報.

[4]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王力主編.吉常宏等編.古代漢語.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篇(2)

我們在學習和研究歷史。“歷史”這個詞，在我們口里和筆下不知出現過多少遍。但是，我們真的清楚“歷史”這個詞的意思嗎？我們清楚地想過“歷史”是什么嗎？

什么是歷史？

我們常說、常寫、常想的“歷史”這個詞，實際上不止一種意思，但我們常常不大注意它們之間的區別。隨手舉幾個詞典上的例子：英文的History，《牛津大詞典》有九種解釋；中文的“歷史”，《漢語大詞典》、《現代漢語詞典》有四種解釋；《辭海》和臺灣的《中文大詞典》、日本的《大漢和辭典》均有二種，我們不去一一列舉了。我們通常的用法中，“歷史”一詞大致有三種意思，第一種是指過去的事，第二種指對過去的事的記載，第三種是人們意識中的過去。

（1） 先說第一種，歷史是過去的事。

這種用法，例如：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歷史——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占有一段時間，也就是說都有其歷史。不僅限于人類，大至宇宙（現在認為它有120—150億年），小至基本粒子（10-6—10-23秒），都占有一段或長或短的時間，也就是說都有其歷史。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這就是人類的歷史了（個人、群體、地區、民族、國家、世界）。

雇傭勞動在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這里說的不是一個事件，或事物，而是一種現象，一種關系。

這座房子的歷史不長——物體。

醫生要了解病人的病史——某個人某些方面的狀況。

歷史的經驗——從人們對某些歷史事實的認識中總結出來的東西。

總之，大大小小，方方面面，各色各樣的事物都在時間中占有一段或長或短的地位，在時間已經逝去的那一段，就是它的歷史。

歷史是過去的事，這是一種簡單的直觀的表述形式，也是一種對“歷史”的最早解釋。在中國古代文字中，甲骨文中“史”作“”是象形字，象一只手拿著一個東西，和“事” 或不分或略有區別（）。史、事相連。甲骨文中有“歷”字，作“”，指經歷、歷法，表示經歷的一段時間，下面是一個人腳印，似乎是指人的經歷，即今天繁體字的“歷”。歷、史連用，事再注入時間觀念，成了一個詞“歷史”，指經過的事。歷、史合為一辭，似乎晚出。《三國志·吳書·吳主傳》注引《吳書》，吳主孫權“博覽書傳歷史，藉采奇異”。史和歷史，意思一樣，但史的意思更寬一些，還包括了寫史的人。甲骨文的史，是人名，是記事的官。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這個記事者，也是人，即史官、史家。

說歷史是過去的事，這是一種簡單的直觀的表述形式，不錯，但并沒有完全表述“歷史”的內涵。“事”通常被看成是“事件”（event），那是歷史中有頭有尾，輪廓清楚而且是顯眼的東西。但歷史中的有些東西不好說是事件，例如關系、現象、心態、過程等等。所以說歷史是過去的事，應該包括了過去的事件、事物（物體現象）、事態（形態、結構、過程）、事情（包括非物質的心理現象）等等。

但是，這樣講也許還不夠，盡管歷史的“歷”已經顯示了時間的因素，但人們往往注意的是“過去的它是什么”，而不一定注意到“過去的它是什么”，即在某一個時間段內它是什么。換句話說，我們常是從靜態的角度如同看照片那樣看歷史事物，而不是從動態的角度如同看電影那樣看歷史事物。換言之，歷史的事物是在某一個時間段內活動，而不僅是 在某一個時間點上存在著。因此，我想，比較更確切的提法是：

歷史是過去的事物活動的過程。

一切事物都有它的歷史，但我們通常說的歷史是人的歷史，因此，也許更應當說：

歷史是人類社會過去的發展過程。

這里包括了大至社會形態、國家、民族，小至個人生活的喜怒哀樂的無窮無盡的、各色各樣的、此起彼落的事件，事物、事態、事情的形成、發展、轉換、變化、結束的過程。

這里所說的歷史，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或者可以叫做“本來的歷史”（歷史是不是客觀地存在過，是不是僅在我們的意識中存在，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我們就這樣認定了，也有人會反對，這里先不去討論）。說它叫“本來的歷史”，那就有“非本來的歷史”，下邊馬上就會講到。“非本來的歷史”與“本來的歷史”是相對而言，它也是一種客觀存在。

我們還要注意，這個客觀存在的“本來的歷史”，是已經過去了的東西，歷史的東西處在過去的時間段上，時間是不可停止，也不可逆轉的。“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我們無法使它再現（這也是一個問題，歷史會不會重演？這到以后再談）。換句話說，對我們來說，那個客觀存在過的“本來的歷史”已經不再存在了。（這又是一個問題，作為一個過程來說，本來的歷史不存在了，但現實生活中、歷史的東西還以這樣那樣的形式或多或少、或隱或顯地存在著。它不僅影響我們的現實生活，而且是我們認識過去歷史的一種極重要的資料和手段。這點我們下邊再說）。我們必需也只能依據我們所能接觸到的它的“載體”（不是它本身），或者說，經過一種中介來認識它。這就是有關歷史的記述及今天留下來的過去的遺存。這中間最重要的是文字記載下來的過去的歷史，我們可以把它統稱為“寫的歷史”。這樣，我們就有了不是本來的客觀存在的歷史的“非本來的歷史”。這是“歷史”一詞的第二種意思。即：

（2） 歷史指對過去的事的記載。

或者說，歷史指對人類社會過去的發展過程的記載。

這種用法，例如：

我們讀歷史。

我們在上歷史課。

這里不是指我們在讀那一去不復返的客觀存在過的歷史，它已不存在了，那是沒有法子讀的。我們讀的是記載那一去不復返的“本來的歷史”的歷史書。或者是聽教師講那一去不復返的本來的歷史的歷史課。

又如：

《史記》、《宋史》，信史。

這里指的是某一歷史著作，有當時人寫的，也有后世人乃至現代人寫的。被西方人稱為歷史學之父的古希臘的希羅多德，他的關于希臘波斯戰爭的著作就叫《歷史》，西漢司馬遷寫的從黃帝到漢武帝的中國通史名字就叫《史記》[2]（歷史記載）。《孟子·離婁上》：“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即用文字把齊桓晉文之事記載下來，這種對齊桓晉文之事的文字記載就是史，象《春秋》之類。前述《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裴注引《吳書》，“博覽書傳歷史”，這里歷史和書傳一樣，都是“覽”的，指的是書，即歷史的記載。

在中國，歷史和歷史記載是一個詞，英文也是，都是History。在德文里則是不同的詞，稱過去發生的事為“Geschichte”（歷史），而撰寫的歷史則為“Historie”（歷史記述）。

過去的歷史已經不存在了。我們就是根據對過去歷史的記載來了解那個真實的、客觀存在的、本來的歷史的。換句話說，我們是通過別人的眼睛來看過去歷史的，是通過別人對歷史的認識來認識過去的歷史的。這是一種間接的認識，即通過一種載體、中介來認識本來的歷史。

說我們是通過歷史記載來認識歷史，如果僅僅指文字還不夠全面、準確，還需要做三點補充。

第一，我們說的歷史記載，不僅包括文字，也應包括圖象和語言，如口頭敘述、錄音、圖畫、照片、電影、電視、光盤、數碼等等。

這種歷史的記載，除了有目的的以歷史為對象的記述外，還應當

包括當時人們并非以傳述歷史為目的而是應現實生活需要而記錄的東西，如檔案、帳冊、公文、契約、書信、日記，乃至書籍、文章、文學、藝術作品，它們有的以原來的實物形式留存下來，有的以傳抄、印刷、復制的形式傳留下來，這些東西是當時人作的，而不是后人寫的，也沒有經過后人意識的加工，與專記歷史的書不一樣。它們在反映歷史的真實程度上，往往超過后來對歷史的撰述，即屬于所謂的第一手材料。

第二，歷史記述之外，還有實物，即留存下來的過去的遺物。如遺址、墓葬、建筑、器物等等。這些東西上有些有文字和圖象，那就兼具記述和實物兩種作用了。留存的歷史實物，不是那活著、運動著的過去歷史，但可以反映那活著的過去歷史的某些東西，也是認識過去歷史的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第三，除了上述兩類，我們對歷史的認識還通過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這就是現實生活中歷史的東西。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實際上是基于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所獲得的知識、認識能力、認識方法和認識技術，這些知識、能力、方法和技術是歷史地積累形成的。這里先不講它，以后在講歷史認識論時還要提到。在這里要說的是，現實生活中存在著許多歷史的東西，它們是現實的一部分而不是歷史的一部分，但它們又確是歷史在現實中的存留、延續和變形，這是我們可以直接接觸、認識和體驗的。可是，談認識歷史時常常容易忽略了這點，以為我們對于歷史的認識就只是來自過去歷史的東西。這個問題很復雜，不容易講清楚，我們到講歷史認識論時再說，這里只提一下。

這樣，過去歷史的“載體”或認識過去的“中介”，就從“寫的歷史”或“歷史記述”擴大到包括過去遺留的實物和現實生活中的歷史的東西，即把記載的“載”，不僅理解為文字的記述，而含有“載體”的意思。它們都是認識歷史的憑借資料，可以說它們都是“史料”。

我們是生活在歷史之中，每個人都有一段歷史的經歷，這是我們自己記憶中的歷史，象我們身上的一個傷疤，那就是我們過去歷史的實物形式的遺留。這些是對過去的總體歷史的很小、極短的一段，這是人們對歷史的親身經歷和直接感受，但這只是極小的一部分。而一旦寫下來或說出來，對其他人來說，那也就是認識歷史的資料即史料了。

史料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實的、本來的歷史，甚至不管它是真是假，它總是一種客觀存在，是我們認識歷史的憑借（例如，過去有關于鬼神的記載，并不就能證明鬼神的存在，或過去有鬼神的存在。但這種鬼神記載卻可以讓我們認識過去人們的信仰、心態、生活，這種信仰、心態、生活就是一種客觀存在）。我們正是通過這種史料，了解那一去不返的客觀存在的歷史，形成了我們的歷史認識。這樣認識的歷史，是主觀的東西，意識的東西，也叫“歷史”。這是歷史的第三種意思。

（3） 人的歷史認識，或人所認識的歷史。

有位西方學者說：“歷史是對過去的回憶。”想來就是這個意思。

在這里，過去的、本來的歷史經過中介（過去歷史在今天的各種存留），轉移到了人們的意識之中，即被人所認識：

歷史Ⅰ（過去的客觀存在的歷史）歷史Ⅱ（史料）歷史Ⅲ（人們的歷史認識）

這種歷史認識，人人都有，人人都需具備，從朦朧的不大自覺的歷史意識到具體的、片段的、淺層的歷史知識，到系統的歷史認識和科學的歷史認識。這里面，專門從事歷史的記述與研究和從事歷史知識的傳播的人，又稱之為史學工作者，從古代的史官到現在的歷史學家和歷史教師都是。

中國早在商代就有專門從事歷史記述的人，甲骨文的“”字常作人名，往往專指記事的史官。金文中史、事二字分開了，史指史官，事同吏是一個字，記事的官與辦事的官分開了。我們把前引的《說文》引全了：“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這里史是“記事者”，非記事而指記事的人，但又加了一個解釋，認為史字象從又持中，“又 ”是手，即手持“中”，中是正，史家要秉“中正”記事，即要具有正確的價值判斷、道德判斷。但是，史字是象形字，那個“中”是一個手拿的東西，而“中正”是無形之物，何以能用手持，史字中的 “中”，甲骨文、金文作“”；而中間、中正之中，甲骨文、金文作“”等，與“”顯然不是一個字。許慎把“”釋成“”，混淆了兩個字，而把史字的“中”釋成中正之中，顯然是后起之義。那么“”到底是什么東西呢？清朝江永的《周禮疑義舉要》說“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掌文書者謂之史”。但簿書“中”何以作“”形？吳大徵《說文古籀補》說史“象手執簡策形”，簡是一根一根的，編簡成“冊”，甲骨文作，象用繩子把一些簡串在一起，和不一樣。王國維《釋史》說“者盛筭之器也”。筭是算籌，一根一根的，插在一個架子上，就是那個插算籌的架子，這種架子也可以插簡，但

上卻沒有插籌或簡，把它釋成“盛筭之器”，也還難說。還有人說可能是網羅鳥雀的“畢”，甲骨文作，但也不好說就是如此。總之，那個史字上的字，到底是什么，現在似乎還說不清楚。但史最先是記掌文書的官，他所記載的事也就是史，看來是可以確定的。[3]

在歷史記述中，有許多是歷史學家的歷史認識的產物，象《史記》，那是歷史學家司馬遷記述他的歷史認識的歷史著作。我們常常是通過他們的歷史認識去認識歷史的。我們可以把它當成司馬遷的歷史認識來讀，也可以把它當作我們認識過去歷史的資料——史料來讀。這種歷史著作有價值大小高低之分，但其具有歷史著作與史料的兩重性質則是一樣的。

“歷史”這個詞還有一些其他的用法。例如：

我們正在創造歷史（指今天、現在的活動）。

歷史將證明這個決定是正確的（這里的“歷史”指的不是過去而是將來）。

歷史的潮流不可阻擋（包括過去、現在和將來）。

這里歷史的含義已經不僅是過去，而且包括現在和將來了。這是因為歷史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過去現在將來。過去的現實，成了今天的歷史，今天的現實，又成了將來的歷史，因此也可以把今天和將來納入這個歷史發展過程之中。但是，今天的事正在發生，將來的事還沒有發生，“歷史”還是應該專指過去已經發生的事，而不包括今天和將來。我們學習和研究的對象，或者說我們認識的對象，應當是過去的歷史，本來的歷史。

以歷史（過去的、本來的、客觀存在的歷史）為認識對象（經過中介）所形成的一門學問，叫史學或歷史學、歷史科學，即一種知識體系。我們的歷史認識可以有四個層次，歷史意識——歷史知識——歷史學（知識體系）——歷史科學（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歷史學，不同于某種史學，例如神學歷史學）。歷史科學的任務是求真，即使我們的歷史認識與真實客觀的歷史一致起來，能反映客觀歷史的真實，把過去的歷史描述出來，使過去的東西重新呈現在人們眼前。但是，過去的東西是無法還原的，歷史學寫的歷史看來象是還原了，實際上只是也只能是過去歷史的一個摹本，一個影象。向來說好的歷史是“信史”，“信史”的這個“史”字指的是歷史的第二個意思，即寫的歷史。“信史”這個辭最早出現于《春秋公羊傳·昭十三年》，指記載真實的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情，可以信得過的。這在中國古代史學傳統中和“直筆”一樣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本來的、客觀的歷史無所謂信與不信，寫的歷史、所認識的歷史則有信與不信之分。信或不信就看所寫的是不是與本來的歷史相符合。寫的歷史與本來的歷史不是一回事，其間的關系是原本與摹本的區別、是原形與影象的區別。過去的、本來的歷史是一個客觀存在，寫的歷史則是主觀的認識。寫下來的歷史也是一個客觀存在，但它是歷史學家主觀認識的客觀存在。一切學問都是人類主觀對客觀的認識，主觀的認識總不能和其所認識的客觀對象完全符合，一般地說認識充其量也只是相對真理。號稱書圣的王羲之寫下“蘭亭序”，被稱作書中極品。但“蘭亭序”真本已佚，據說是酷愛此書的唐太宗死時遺言令它陪葬去了。其實早已不知下落。此書唐人摹本很多，最有名的是歐陽詢的定武本，此本今已不傳，現存有宋代刻石。此外還有神龍本、國學本、馮承素本等。這些摹本雖然近似，臨摹者又很認真細致，連款式、刪改、紙的折痕、某字落筆時筆鋒破了，都很近似。但還是貫注了臨摹者獨有的書法風格，不能夠完全一致起來。寫的歷史、認識的歷史同客觀的本來的歷史也不能完全符合。主觀不斷地與客觀符合，歷史學永遠要進步，歷史要不斷地再寫，歷史學家也永遠有工作可做。這同自然科學一樣，而且更有甚之。恩格斯說過“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37卷432頁，人民出版社）。我們不妨補充一句，自今而后必須不斷地重新研究全部歷史。而“科學就是這種謬誤逐漸消除，或是更換新的但終歸是比較不荒誕的謬誤的歷史”（《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37卷489頁，人民出版社）。

現在的問題是，歷史學究竟是不是一門科學，歷史學能不能成為一門科學。這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

歷史學能成為科學的前提是，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是客觀存在的真實的不可更改的歷史。如果否認這個不可更改的客觀歷史的存在，或者認為它是可以由主觀意識來改變的，那歷史學就成為由主觀認定而非主客觀一致的產物了，曾經說過：實在（我想應該是包括了歷史——引者） 是我們自己改造過的實在。這個實在里面含有無數人造的分子。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順的由我們替他涂抹起來，裝扮起來。“實在好比一塊大理石到了我們手里，由我們雕成什么像。”（《文存》一集卷二，《實驗主義》）這就沒有什么科學的歷史學可言了。還有種說法，歷史是一種客觀存在，但這個存在卻不是我們能認識的，或者說不必要由我們來認識的。既然排除了這個客觀對象，那歷史就只存在于我們意識中，只有我們意識中的歷史了。這樣，也就沒有什么科學的歷史學可言了。[4]

還有一種看法，歷史學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認識史料，這是純科學的；第二個層次是對認識了的史料作出理解和詮釋，這里有對歷史理性思想的思維，還要有體驗能力，這是非科學和非理性的，需要有史學家的人文價值的理解或精神貫穿其間，還要有史學家對人性的探微。這些本質上是思維構造過程，受到史學家個人思想的制約，因此史學家寫出的歷史并非歷史的本來面貌，而是史學家所企圖傳達給讀者的那副面貌，然后再經讀者去理解詮釋，形成讀者思想中的歷史的面貌，這是歷史學的最終結果。

這種說法也很值得討論。我想，歷史確乎需要理解和詮釋。科學并非只是事實的記錄，也需要對事實的理解和詮釋。理解和詮釋并非只是“第二層次”的事。認識史料決不只是對史料的搜集記錄和排列，同時也需要理解和詮釋。問題在于，史學家的理解和詮釋應當朝著符合那個客觀的歷史的方向努力。歷史學家的任務是求真，他的思想或理論應當是從歷史認識的實踐中提煉出來，用以更好地理解和詮釋那個真實歷史。而且要在史學研究的實踐中不斷驗證，而不是把歷史當成自己某種思想的注腳、例子，按自己思想模板去裁剪的衣料，甚或是增加自己思想味道的調料。

這是一個長期有爭議的問題，也是我們在學習和研究中或遲或早總會遇到的問題。雖然有些研究者忽視或回避了它，但它總是在那里。在目前，我們就講到這個程度。

在這里，我們認為，歷史學是科學，它的對象是客觀存在的歷史，它的任務是求真。即應當認識和正確反映的是那個真實的客觀存在的過去的歷史。

以客觀歷史為對象，不只作簡單的、表層的、現象的描寫，“知道了的東西還不因此就是認識了的東西”（黑格爾），還要通過現象、表層發掘其內容中深層的、本質的、規律性的東西，這些東西并不是直接顯示出來，只能在史學家思維的運動中才能顯示和概括出來，并且要根據客觀歷史的特點和運動形成一種考察歷史的方法。這些就構成了一種理論，我們可以稱之為“歷史理論”（歷史的理論），象歷史唯物論，就是這種歷史理論（包括方法）。也可以稱它為“歷史科學理論”或“廣泛意義上的歷史科學理論”（歷史的科學理論，這里的“歷史” 是指“歷史”一詞的第一個意思，即客觀存在的歷史）。它要回答的是客觀歷史是什么樣子，結構如何，運動的規律如何等等。這是一種對客觀歷史本體的認識，是對歷史的內容的認識，或者說，是歷史認識的內容，歷史的本體論。

歷史學或歷史科學本身并不是客觀存在的歷史，而是以客觀存在的歷史為對象的一門學科。以歷史學或歷史科學為對象，概括人們認識客觀歷史過程中的理論和方法，則是“史學理論”（史學的理論），也可稱之為嚴格意義上的歷史科學理論（歷史科學的理論，這里的“歷史”，是指歷史一詞的第三個意思，即人們的歷史認識）。它的核心問題不是客觀歷史是什么，而是如何使主觀的歷史認識同客觀歷史過程一致起來，如何正確地、科學地反映客觀歷史，即客觀歷史的一般形式，為什么要研究它，研究它的什么，歷史認識的特點、范疇、原理和規律，如何正確的評價歷史，以及如何獲得正確認識歷史的能力和方法，如何檢驗歷史認識的正確性，等等。它要回答的不是歷史是什么，而是怎樣才能正確地認識和闡明歷史，它不直接研究客觀歷史，而是研究如何研究歷史。“史學理論”不就是歷史學，而是“史學學”，如同“科學學”一樣。它是歷史學的一個方面，它是歷史認識論。

現在講的“史學理論研討”，就是這樣的一門課，它主要講的是歷史認識論。

這門課打算講五個題目 ：

導言 歷史是什么。

第一 歷史本體論（這里不講客觀歷史的具體內容，而是講從歷史認識論的角度看，要注意客觀歷史的哪些方面）。

第二 歷史認識論（怎樣認識歷史）。

第三 歷史價值論（怎樣評價歷史，是歷史認識論的延續）。

第四 史學方法論（從歷史認識的層次、規律看認識歷史的方法）。

第五 歷史學的任務和史學工作者的素養（為什么要研究歷史和史學工作者應具備的條件）。

對這些問題，現在有各色各樣的看法，很難說我們這里講的就是完全正確的東西，毋寧說是提出一堆須要探討的問題。有些我這里正面肯定的講法，其實也只是對問題的諸多回答和說明中的 某一種回答或說明。我們這門課的作用，看來也只是提出了一些可供大家思考和研究的問題。因此，我們把這門課叫做“史學理論研討”。

那么，講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它本身既是問題一大堆，并沒有能提出明確的、正確的或為大家認同的結論，何況，學它對我們學習研究有什么用呢，我們不涉及它，不也是在研究歷史？這倒也是事實，確實許多史學家，也許多數史學家并不搞這些問題，不注意這些問題，也在寫論文，寫著作，有不少還很有成就乃至有很大的成就 。其實，不弄這些問題不等于沒有思考過這些問題，沒思考過這些問題不等于腦子里沒有這些問題，沒有對這些問題的模糊的甚至非自覺的看法，沒有用這些看法來引導、影響自己的研究，沒有一個自己的態度。有的人認為這種史學理論問題毫無用處，他的工作就是搜尋史料、排比史料、考證史料，通過史料去說明歷史的事實。其實，這就是一種對歷史和歷史學的看法。對不對呢，全不全面呢，那就需要考慮了。我想，我們對這些問題有一個態度，有一種看法，可以使我們更自覺地、更正確地對待歷史，對待歷史學。就象走路，有一個目標，有一種方向或有一種走路的方法，究竟與無目的走路是不一樣的。其實無目的走路也是一種方向，一種方法，不過最好還是有一種有目的方向和方法為好。

[1] 歷史科學理論學科建設探討之一——《什么是歷史科學理論》發表于《歷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 史記當時是對史書的通稱。《呂氏春秋·察傳》：“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三師涉河。’”司馬遷《史記》出，史記始成為專名，這和希羅多德的《歷史》后成通稱，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