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藝術教導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數學課堂上創設情境，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激活學生的思維，有利于突出知識的發生過程，“掐頭去尾燒中斷”的教學正在逐漸減少，創設數學情境正受到越來越多教師重視，但在實際教學過程中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因此，避免數學課程改革的新誤區，落實務實高效的課堂教學是當務之急.

7.1走出情境創設誤區，避免兩個極端

極端一認為教學不需要情境.我國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正在如火如茶地展開，但是傳統教育觀念根深蒂固，受教育評價制度，高考指揮棒，以及家長對孩子學習成績的迫切要求的影響，有的教師重新又回到應試教育的現實中去了.有的教師只把教學情境當作點綴，作為課堂教學的擺設，在教學活動中談的是探究教學，但操作的是應試教學，備的是啟發式教學，上的是灌輸式教學，出現了一種課改的扭曲現象.極端二認為無情境不教學.在新一輪課改中，有的教師由于對情境創設的認識上的偏差，認為情境創設每節課都需要，提出無情境不教學.教學的各環節都精雕細琢，每一個問題都力求有新意，每一個教學步驟都希望有出其不意的效果，結果不顧教學內容，不講實效，教學為了情境而情境，在課堂上不同程度出現了趕時髦的現象，使情境創設走向了形式化趨向.表現為:(l)情境創設過分依賴多媒體，一切以多媒體為中心，追求課件的“花哨”，結果讓學生視覺疲勞，眼花繚亂，學生長期處于各種圖畫的誘惑下，習慣了感官刺激而懶于思考甚至變得不會思考，同時也削弱了情境應有的作用，忽略了對知識的掌握.(2)課堂小組合作學習表現為無價值的討論，閃電式的討論和目標不明確的討論.一些小組合作表面上是學生全員參與，而實際是一盤散沙，純粹為合作而合作.這些合作學習，看似把學生作為學習的主體，實際上學生己成為教師操縱的木偶.這樣的情境不是從學生的發展需要出發，不能促進學生認知的深化，更談不上情境創設的實效.(3)有的教師以頻繁、思維含量低的提問代替情境創設，提問由于缺少精心設計而不能激發學生的思維，升華學生的思維能力.(4)有的智力游戲、知識競賽等活動與課堂內容毫不相關，由于一味追求課堂的趣味性，完全變成了活躍課堂氣氛的工具，教學內容的外包裝，其實質是忽視了學生的認知點，忽視了學科性，也忽視了對學生雙基的培養和訓練.這些不良傾向如不加以糾正，新課程理念的落實將成為一句空話.

7.2投身課程改革，切實轉變教學觀念

數學情境的創設方法很多，如何更好地結合數學教學的特點，針對各種課型，各知識塊創設更有效的教學情境，如何增加情境化的教學內容的知識承載量，如何在課堂教學中妥善安排各種教學情境的主次地位，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如何將情境教學與其它教學方式有機融合，如何梳理數學情境資源，需要我們不斷的探索、總結和自身知識的不斷豐富，需要我們對生活的熱愛和對教育事業的熱情.教師必須轉變陳舊、落后的教育觀念，樹立符合新課程改革需要的新理念，具備新課程實施所需要的新技能，優化數學教學課堂，優化學生認知結構，由只重視知識的傳授與各種能力的單項訓練轉向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

7.3情境的創設與情境的展現都不能脫離教學實際

課堂教學要著眼于學生實際和教學實際，要考慮到因材施教的原則.情境的創設與情境的展現是統一的，創設是展現的基礎，展現是創設的目的.它們是同一過程在不同階段的具體表現.如果不考慮展現只是盲目的去創設，那自然會違背教育原則和數學教學的特點.教學是一門藝術，它更是一門科學.教師要依教材內容、難易程度、學生接受水平以及教材前后的關聯而選用創設情境方式.創設情境應有利于教師“搭橋”，學生“過橋”，符合學生認知結構.如關于對稱的學習，在小學、初中和高中都有相關的內容，但學習時側重點顯然應有所不同.但是，在實際教學中，教師們幾乎都采用了相同的方法，利用多媒體技術在大屏幕上呈現形形的對稱圖形讓學生觀察.不同階段的學生對于對稱的認識和體驗是不同的，是不是都必須呈現大量圖形或進行演示，學生刁‘能夠理解對稱的含義和不同對稱的特點呢?如果要演示，應該演示什么?要達到什么目的?這些問題應該在創設情境時都需要考慮.小學生的動手能力強，發言踴躍，如果對他們講對稱圖形，與其在大屏幕上反復呈現各種對稱圖形，還不如讓他們自己舉例或動手折疊，那樣獲得的體驗可能比僅觀看大屏幕要深刻得多.初中生學習對稱，對軸對稱和中心對稱特點理解還很不到位，如果教師在呈現很多對稱圖形的同時，能動態演示不同對稱的翻轉或旋轉過程，將對學生加深對不同對稱特點的理解有很大幫助，在高中函數的奇偶性教學時，教師如果再對學生直觀演示大量對稱圖形，或讓學生動手折疊，這對他們而言就沒有多大意義了.此時學生的抽象思維能力己經達到了一定水平，他們不需要借助多媒體觀察對稱圖形，也不需要動手折疊，就已經完全可以理解不同對稱的含義和特點了.過多的、缺少挑戰性的生活情境問題反而不能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望數學發展史表明，數學一方面來自外部，即現實社會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源于內部，即數學自身發展的需要，如果把情境創設片面理解為情境的生活化，一味追求數學與生活的聯系，而使數學淡化，那將是對數學情境教學的一大誤解.有些已經解決過的數學問題完全可以看著新問題的一個情境，而不應該讓情境生活化的思想框住自己的手腳，使情境創設僵化.

7.4教材應為教師創設情境提供豐富的素材

隨著課程改革進程的加快，在數學課堂教學中創設數學情境，正得到不斷地充實和完善，它的效果也在不斷地呈現出來.但是，教師因為時間、精力、經驗的不足，理解的偏差，在新課程數學教學中，對情境創設的探索與實踐還不夠充分，還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要創設一個恰當情境并非易事.因此，有關專家在教材編寫時，如果能為教師配備可供靈活選擇的情境素材，如課件、教具模型、背景知識等，供一線教師教學時參考，這樣將便于教師創設情境，推動情境教學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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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 女性閱讀 閱讀史 女性藏書家

分類號 G252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Women by Stages

Zhou Ying

Abstract From the staging point，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f women reading in ancient China， focusing on the reading of the pre-Qin and Han women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women reading.

Keywords Women reading. Reading history. Female bibliophile.

1 中國古代女性閱讀史分期問題

目前，對中國古代閱讀史的分期并沒有特別明確和權威的說法，我們只能從一些相關研究成果中進行推測。曾祥芹主編的《古代閱讀論》一書，選錄自先秦至晚清兩千五百余年來名人、學者有關閱讀的種種論述，是我國古代閱讀學研究的重要資料。其例言中寫到：“本書把我國古代閱讀學的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先秦為開創期；秦漢至南北朝為發展期；隋唐至兩宋為成熟期；元明清為期。”而對這一分期，在該書的《引言》中，周振甫卻認為先秦和秦可以合為一個時期，作為“中國閱讀學的開創和限制時期”；從兩漢到魏晉六朝，稱為“閱讀的復蘇和發展期”；唐宋兩代為“古代閱讀理論的成熟時期”，又可以分為前后兩期；明清兩代稱為“閱讀的復古和豐富時期”。雖然，他們討論的是“古代閱讀學”的分期問題，但其與古代閱讀基本是相通的。周振甫先生的提法中，就是“閱讀”與“閱讀學”相混的[1]。

關于我國古代閱讀史的分期問題的論文，目前筆者所見到的也只有鮑盛華非常獨特的劃分：閱讀的“神諭時代”（甲骨文時代）；閱讀的“圣人時代”（春秋戰國）；閱讀的“史官時代”（漢朝）；閱讀的“詩人時代”（唐宋）；閱讀的“小說家時代”（明清）。作為閱讀史研究中一種新的探索，鮑氏總結出明清以前從“神性”閱讀主題到“人性”閱讀主題的變遷[2]。

但當我們單獨從女性閱讀的角度去追尋歷史的時候，我們發現，女性閱讀的發展與占主流的男性閱讀而言，是相對隱形且滯后的，需要對閱讀史的分期或者發展歷程的表述作調整。總的來說，由于各種原因，中國古代女性閱讀的發展變化是不完全等同于上述歷史分期敘述的。筆者認為，漢以前（先秦和秦）是女性閱讀的萌芽時期；古代女性閱讀正式確立開創于漢；唐宋得到發展；明清相對。

2 中國古代女性閱讀史述略

2.1 先秦及秦：女性閱讀的萌芽階段

我國古代最初的閱讀應該可以推算到對甲骨文的閱讀。在殷商甲骨文的時代，我國古代女子的社會地位已經從母系社會的高高在上開始向下跌落了，但是仍有不少貴族婦女在公私兩個方面繼續受到社會尊重。在對古代女性研究中，有學者提到婦等二十多名貴婦先后參加過用作卜辭刻字的龜甲獸骨的收集整治和作為重要文獻保管的甲骨文、卜辭歸檔查閱工作[3]64，筆者認為這應該可以視作最初的女性閱讀源頭。關于這些情況的記載，更確定的來源是甲骨刻辭本身。根據對現有的甲骨刻辭的統計，有關“示屯”的刻辭共有198條，其中約有100條是女性所“示”，另98條是男性或性別不定。基本可以說，“示屯”之事主要由女性承擔。關于“示屯”的含義，學術界雖還有細微爭議，但大家都一致認為，是與龜甲相關的事務[4]。在殷商王室，無論是收集或驗收或整理龜甲獸骨，都是一項重要的活動，而貴族女性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管理職能。不知是否可以推測，在最初的閱讀萌芽的時候，女性并沒有被排除在文本之外，相反，距離文本還是相當近的。當然，由于文獻數量的稀少以及意義的重大，當時無論男女，都是只有極少數高級貴族層面的人們才有機會接近文獻，實現“閱讀”。

但春秋戰國之后，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本載體形式的變革，這種文獻和學術統于王官的局面被打破，孔子等代表人物陸續登場，私人講學和私人藏書開始興起，逐漸形成了“士”這一古代知識分子階層，閱讀也因此進入了“士”人生活。但對女性而言，閱讀卻并沒有因此更好地開端和美好地發展。當時孔子開門辦學，弟子三千，卻沒聽說其中有女弟子，并且孔夫子一句名言“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從此流傳千年。隨著父（男）權制社會性別制度和觀念的廣泛傳播，“牝雞之晨”“婦無公事”的說教，女性已被排斥在公共領域話語權之外；統治階級提出“婦人，伏于人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的準則，逐步開始確立一整套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的禮制，女性的社會地位進一步下降。男性讀書受教育是為了服務社會，而對女性則沒有這樣的要求，因而女性受到的教育也迥異與男性，閱讀也不是被需要和被提倡的。推測應該也有極少數女性在閱讀，其讀物多半應該是一些儒家的的經典著作，尤其是禮教方面的內容。這些內容在《禮記》中記載較多，尤其是《禮記?內則》篇，專門針對女性禮教羅列許多細則，成為后世層出不窮女教讀物的源頭。

秦代是我國閱讀歷史上一個黑暗的朝代。禁私學，焚書坑儒，讓秦始皇“臭名昭著”，男性閱讀也受到了挫折，女性的閱讀也談不上有進步。

上述情況，大多屬于推測的“本體性”的女性閱讀歷史，而實際上，歷史常常是“文本性”的，在這一時期，卻非常缺乏文本性的對女性閱讀研究的支撐。從這個意義上看，這一階段的女性閱讀我們姑且稱之為萌芽階段。

2.2 漢代：中國古代女性閱讀的確立和開端

漢代，中國文化進入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統治者采納，從此確立了儒學各個方面獨一無二的尊貴地位，引領著國家的主流文化。在男女兩性關系方面，董仲舒更進一步提出了夫為妻綱，和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并列為“可求之于天”的“三綱”，“三綱五常”逐步成形。

這一時期的統治者重視教育，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不同層次的學校，同時，私學也十分發達，出現了“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的盛況，男性教育更加向大眾層次發展[5]，女性教育亦進入一個新時期，雖然還沒有專門的女子學校，但通過宮廷教育和家庭教育，女性閱讀逐漸清楚地浮現出地表。一些史籍如《漢書》《后漢書》對漢代女性閱讀情況有了較為詳細的記載，涉及到的人有班婕妤、明德馬皇后、和熹鄧皇后、班昭、順帝梁皇后、蔡文姬等，涉及的讀物（包括書名和篇名）有《詩》《窈窕》《德象》《女師》《易》《春秋》《楚辭》《周官》《董仲舒書》《論語》《韓詩》等[5-6]。

這一時期，對女性閱讀來說，還有幾個標志性的事實：一是女性著作的出現及女教讀物的確立，二是女性藏書家的出現。

女性著作的出現反過來印證了女性閱讀已經達到一定程度（因閱讀與寫作的關系密切）。據《歷代婦女著作考》[7]記載，漢代是最早出現女性署名著作的朝代，共計有7位女性13部著作入選。其中班昭的《女誡》，被公認為是中國最早的一本女教專著，教導婦女將“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等社會規范內化為自己的價值取向和道德，正是中國古代典型女性讀物的開端。班昭可以被視為漢代知識女性的代表，她的言行已經表露出婦女已心甘情愿地接受“第二性”。班昭在《女誡》中還提出“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藝也”，第一次將女子之“才”與“德”對立起來。當然，論及漢代女教專著，還不得不提到我國第一部女性傳記集《列女傳》，這部由男性撰寫的女性傳記，與《女誡》并列開創女教的先河，同時，也正式奠定了我國古代女性閱讀的基調。這一時期雖有女性堅持自主閱讀，但整個社會風氣并不是普遍支持的，相反一般輿論還是比較排斥的。例如，東漢杰出的政治家和熹鄧皇后“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親對她這種破格超常的舉動卻十分不滿，常責怪她：“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邪？”[6]277

漢代還出現了我國第一位女性藏書家――一代才女蔡文姬[8]。她的父親蔡邕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藏書數千卷的藏書家，膝下無子，將很多心血都用在培養自己的女兒身上，蔡文姬因此博聞強記并才氣出眾。蔡邕死后，他的藏書曾一度全歸蔡文姬所有。這也看出私人藏書的發展為女性閱讀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女性閱讀已經從宮廷到官宦向下延伸發展。當時社會，女性與藏書的接觸并不容易，尤其是官方藏書，基本是與女性無緣的，特別的例子是漢和帝召班昭入宮，讓她閱覽皇家藏書處“東觀藏書閣”的圖書，以使她繼續完成其父其兄遺留下的《漢書》的編輯工作。女性與家庭藏書的接觸雖然比較容易，但也得取決于家庭男性對女性閱讀是否積極支持。接觸藏書已屬不易，能夠以藏書家身份出現更是寥寥，由此在漫長的中國古代只有區區幾個女性藏書家。

總結上述情況可以看到，漢代女性閱讀雖然還只存在于社會上層，但確切存在，并小有影響。

2.3 唐宋：女性閱讀的發展階段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動蕩的時代，也是一個人性相對解放的時代，對女性的束縛也相對較少，因此出現了不少女才子，還有女性舉辦學校，進行授課，甚至產生了中國教育史上最早一位女博士，并被請到官學中任教[9]。這樣推測，魏晉時期應該是女子教育、女性閱讀的一個小亮點時代，女性社會地位有了相應的提高。

接下來的隋唐是中國封建社會興盛的時期，對古代女性而言，也是一個相對幸福的朝代。女性地位有所回升，整個社會對女性教育較為重視，女性閱讀得到較大發展，參與閱讀的人員層次從社會高層繼續向社會下層擴展，閱讀文獻范圍也越來越廣闊。

唐朝時期，宮廷閱讀和女教讀物得到極大發展，經武則天親自動手編寫的教科書和讀物就有6本之多，長孫太后也親自作《女則》[3]265。后世盛行的女子教育教科書，如《女論語》《女孝經》都出現在此時，尤其是《女論語》成為唐以后影響最大的女子教育教科書。

除了女教以及儒家經典之外，女性閱讀的書籍類型已經非常豐富，詩歌文學、佛道經典、歷史藝術等幾乎所有男性閱讀的范圍都有涉及。并且，隨著女性地位提高，“不重生男重生女”，女性教育也開始向普通人群蔓延，除了宮廷女性、官宦女性，民間女性也不乏熱愛閱讀者，社會中下層、社會邊緣人群也出現了不少才女，如魚玄機、薛濤等。

這一時期的另一個特點是詩歌閱讀和創作的極大發達，據統計《全唐詩》錄入詩人1895人，其中婦女作者多達124人，約占6.50%[10]。

到宋代，由于宋朝理學的推行，女性的地位比之唐朝有所下降，并且，對女性貞潔的要求也開始逐漸嚴厲起來。這些對女性的教育和閱讀都有著不良的影響。但因為宋代文教發達，書籍流通普遍，為女性閱讀也提供了較好的條件。宋代的社會輿論也有支持女性閱讀的，“宋代士人在墓志書寫中，幾乎無一例外地贊美女性的閱讀。”宋朝女性閱讀的范圍也如唐朝一樣，非常多元化，同時隨著宗教的普及，宗教方面的書籍閱讀也占據了女性閱讀的重要部分，有作者通過對宋代206例女性閱讀者的墓志統計，得出各門類書籍的閱讀人數比例，其中佛道經典占據第一位[11]。

說到宋朝女性閱讀，我們還不能不提到一個個例――李清照。李清照是宋朝著名的詞人，同時也因為與丈夫趙明誠共同致力收藏的緣故，稱得上又一個女性藏書家。她的《金石錄后記》記述了夫妻倆的讀書之樂、藏書之樂和校書之樂，保留了古代中國女性閱讀活動的生動細節，非常難得。

2.4 明清：古代女性閱讀的階段

元朝統治期間，推行漢化，并且在漢化過程中也接受并強化著儒家對女性的諸多規矩。這一時期還是有宮廷和皇族中的女性接受中原文化，閱讀漢文文獻。整個社會的教育還是以傳授中原文化為主，官宦和儒士家族的女性閱讀的還是比較多。當然，元代閱讀狀況地域性比較明顯，漢族比例大的地方，傳統閱讀的力量依然強大。此外，對于其他層次的女性閱讀，學者陳垣曾提到“元代全真道女冠盛極一時，女冠無不識丁者”，道教經典閱讀應該是首當其沖，甚至“儒學無女學，道教有女學”[12]。此外，元朝也是元曲興盛的時代，出現了不少女性喜愛的劇作，如《西廂記》等；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散曲女性作者，她們也是當然的女性閱讀者，雖然這些女性的社會地位大都比較低微[13]。

明清時期是古代女性閱讀的期。這一時期，女性閱讀的普及率達到新高。明清時期，我國的出版事業發展迅速，“據稱，到公元18世紀中期，漢語出版的書籍比其他所有語言出版的書籍總和還要多。”[14]女教文獻的編篡也達到頂峰，女教書籍的種數很多，如廣為流行的合刻本《女四書》出現，同時更為通俗或圖文并茂的女教書籍如《女三字經》《閨范》等也大量刊印，滿足了各個層次尤其是普通女性的閱讀需求，從而使女子讀書越來越普及[15]。

明清時期的女性閱讀活動發展到的另外的表現是：閱讀已經從個體走向群體，從家庭走向社會。由于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男性對女性讀寫活動的支持，大家族中的女性閱讀很是普遍，尤其是江南一帶，女性閱讀有了小團體的意味，可以在一起交流學習。此外，男性文人如袁枚、陳文述等公開招收女學生，順理成章地出現了超越家族的女性讀書社團或詩社，女性讀寫的地點開始走出家庭，進入社會空間。社會對女性閱讀、女才子充滿好感，家有數位才女的葉紹袁提出“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婦人亦有三焉，德，才，色也”[16]，將女性之才與女性之德相提并論。

這一時期女性創作的數量也是空前的，《歷代婦女著述考》中著錄明代女性著述236部，清代女性著述3667部。能夠著述的女性必然是大量閱讀的女性，這也從另外一面證明明清時期女性閱讀的普遍。當然，這些發展因為地域經濟的不平衡，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如此，著述的女作者主要集中在江浙沿海經濟發達地帶。

明清時期，女性閱讀的范圍依然十分寬泛，閱讀幾無限制，什么內容都有，小說、戲曲尤其得到女性的喜愛，這一時期女子對《牡丹亭》的熱愛十分有代表性，從單純的閱讀到閱讀的點評，甚至有女性據說因癡讀《牡丹亭》而付出生命代價。此外，清代彈詞小說也是不可忽視的一種文學形式，其中女性所寫的《再生緣》《筆生花》等也深受女性讀者喜愛。

與此同時，明清卻又是 “女子無才便是德”這一觀點明確提出并盛行的時代，自宋以來對女性的禮教束縛也達到頂峰，反對女性讀書的輿論也大量存在。像中國現存最早的私家藏書樓明代天一閣，其創始人――大藏書家范欽為了保護藏書訂立了很嚴格的族規，有一條就是“女子不得上樓”。連樓都不能上，更何況與藏書親近并閱讀？

3 中國古代女性閱讀的特點

首先，由于閱讀目的不同，兩性閱讀內容的側重點有不同。例如，同是重視經典，女性則有專門的女教讀物。此外，男性由于經世致用，讀書都是為了出仕，對文學，如詩歌詞曲并不是特別重視，而女性閱讀，由于沒有“升學”和“就業”壓力，大多出于休閑和愛好而讀，容易寄托情感的文學類讀物自然成為她們閱讀的重點，詩詞、戲曲、小說都深受女性喜愛。

就閱讀的場所而言，由于古代女性不能走出家庭，沒有走向社會，相應地女性閱讀的場所一般都封閉，有人形象地將女性的閱讀形容為“在圍墻中閱讀”[17]。這種封閉性，使得女性的閱讀更多的是依賴父親、兄長、丈夫等家庭男性，從而缺乏獨立性。

再就閱讀的發展而言，女性閱讀起步遲，發展速度低于男性，最后達到的也遠遠遜于男性。據統計，19世紀末，30%到45%的中國男性識文斷字；而20世紀初期，只有1%到10%的中國婦女識字，其具體情況視地域而定[18]。同時，女性閱讀的發展還隨某一時代女性社會地位的高低所決定。就閱讀大環境而言，女性閱讀一直在有社會的反對聲中發展，而男性閱讀任何時代都是被鼓勵和支持的。

此外，在閱讀研究方面，中國古代女性閱讀與主流閱讀的差距更大，特別缺乏關于女性自身閱讀經驗的總結和理論闡述。

當然，中國古代女性閱讀與男性閱讀畢竟都屬于中華閱讀文化范疇，放到世界范圍與其他國家相比，他們之間自然還是有很多相同之處。例如，程煥文先生曾總結說中國圖書在內容變化上的文化特征是“遵經重道”“經世重史”“輕器斥技”[19]，基本上我國古代閱讀無論男女，閱讀的重點都相同，同樣地重視經書，同樣地重視史書，同樣地輕視科學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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