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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經濟論文:環境經濟政策的價值理念訴求

作者：鐘芙蓉 單位：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隨著環境保護工作的不斷深入，環境問題的復雜性日益凸顯，傳統環境管制手段已暴露出嚴重的缺陷，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環境經濟政策應運而生。近年來，環境經濟政策在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OECD(經合組織)中發展迅速，已經在環境保護工作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環境經濟政策也備受青睞。《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提出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提高生態文明水平的新要求，積極探索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環境保護新道路。［1］說明環境經濟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但由于受長期計劃經濟的影響，我國的環境治理仍以直接管制手段為主，尚未建立起一套利用市場經濟的環境保護政策體系，環境經濟政策還只是政府環境管制的一種輔助手段。環境經濟政策應該成為協調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我國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也必須依賴環境經濟政策。

目前對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多側重于經濟學、法學領域，鮮有從哲學、倫理學角度進行研究的。誠然，在環境經濟政策的經濟學和法學研究中，許多學者都已意識到環境經濟政策的哲學、倫理學研究對環境經濟政策有著意識形態的根本導向作用，但是這一方面的研究卻遲遲未有進展，主要是因為它尚未引起倫理學界足夠的重視，其他學科領域對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中雖然有所提及，但都是淺嘗輒止，缺乏深度和廣度。并且由于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任務艱巨，環境經濟政策遇到重重阻力，加上長期以來的行政主導的環境管制模式，導致部門間利益關系錯綜復雜，這些都導致環境經濟政策研究更多地注重經濟上和行政上的成本計算，掩蓋了環境經濟政策內在的倫理訴求。實際上，環境經濟政策需要倫理學為其提供價值支持，而倫理學要發揮其實踐哲學的作用，其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對社會制度進行審視和反思，并將其理念滲透到制度的制定過程中。

一、環境經濟政策的本質

按照環境經濟學的觀點，環境問題產生于外部不經濟行為。外部性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由馬歇爾首先提出，經過他的學生庇古的發展，成為現代福利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環境經濟學的重要理論。外部性有負外部性和正外部性兩種。外部性發生的前提是市場在配置公共物品方面的效率低下，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2］(P23)的特征，因無法排斥任何人使用公共物品會出現大量“搭便車”行為，最終導致過度使用公共資源而產生“公地悲劇”，而肇始者不但不用為此付出相應的代價還有可能從中受益(至少是短期利益)，這一危害和補償的成本被無償地轉嫁給他人和社會，這是負外部性的表現。而正外部性表現為私人行為存在溢出效應時，無法排除他人的使用，又無法要求他人支付相應的價格，其勞動成果被他人和社會無償使用。

環境問題就屬于典型的外部性問題，因為環境多屬于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因此導致在環境問題上總是負外部性過多而正外部性太少，即污染環境者獲得利益而保護環境者利益受損，使得市場在環境保護方面總是動力不足、效率低下。環境經濟政策利用經濟手段解決環境問題，正以“外部性問題內部化”為宗旨，以“污染者付費原則”為核心，試圖建立起一套以市場經濟為調節機制的環境保護體系。具體地說，環境經濟政策是“根據環境經濟學原理，利用價格、稅收、信貸、投資、微觀刺激和宏觀調節等經濟杠桿，調整或影響有關利益相關者的環境行為而實現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政策組合”［3］(P8)。環境經濟政策是環境政策與經濟政策的交叉運用，既有環境政策性質又有經濟政策性質。［4］(P252)但不是所有具有環境影響的經濟政策都能稱之為環境經濟政策，只有以環境保護為目的的經濟政策才屬于環境經濟政策，如個人所得稅改革必然對居民的消費行為造成影響，進而產生環境影響，但不屬于環境經濟政策;也不是所有運用到貨幣、財政工具的環境政策都能稱之為環境經濟政策，只有運用市場經濟價值規律，以調節市場主體的環境行為為目標的環境政策才能稱之為環境經濟政策，如行政性的環境收費或罰款也涉及到財政問題，但也不屬于環境經濟政策。按照OECD的觀點，當某種手段的應用足以影響到經濟當事人對可選擇的行動的費用進行評估時，該手段之前便可以冠之以“經濟”之名。［4］(P253)從環境政策和經濟政策的關系來看，可以將環境經濟政策分為廣義與狹義。廣義的環境經濟政策包括可以納入環境政策范疇的經濟政策和可以納入到經濟政策范疇的環境政策，是協調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手段。而狹義的環境經濟政策僅指環境政策內部的經濟手段，是環境管制手段的一種。［3］(Pv)環境經濟政策的廣義與狹義實際上反映的是它的不同發展階段:狹義環境經濟政策是其基礎和初級形態，而廣義環境經濟政策是其高級的、較完備的形態，二者之間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

厘清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深入了解環境經濟政策的本質和指導環境經濟政策的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從環境管制的角度來看，與環境經濟政策并駕齊驅的環境管制手段是傳統的“命令控制型”手段，一個是間接管制，一個是直接管制，各自的優勢領域有所不同。經濟手段最大的作用就是鼓勵創新，刺激市場主體保護環境的動力，從而解決效率問題，從源頭減少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但由于是間接管制，必然受到市場因素變化的影響，可能不完全符合設計的初衷，甚至可能出現扭曲。例如環境稅收政策如果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卻沒有作出適當的稅率調整，就會使得環境稅的實際作用大打折扣。而命令控制型手段最大的優勢就是直接針對問題，效果立竿見影，適合管理突發性環境事件和有毒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如果只考慮環境保護范疇，基于市場的環境經濟手段和命令控制型手段的作用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3］(P50)如果我們看待環境經濟政策的眼光就局限于此，環境經濟政策的價值將會被低估，其發展就會受到限制。

我們應該從更宏觀的視野來看待環境經濟政策:人類又面臨一個文明的岔路口，選擇的關鍵詞是“生態”。生態文明是一場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在內的整個文明范式的轉變，其中經濟的生態化具有基礎性作用，所有的經濟政策、經濟活動或遲或早都要經歷一場“綠色化”的洗禮，朝著環境友好型經濟發展。以經濟激勵為調節機制的環境經濟政策抓住了兩個根本問題:一是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二是治理環境的動力根源。同時，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需要配套政策措施的配合，需要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它將會推動經濟制度的生態化，促進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減少“市場失靈”，這對于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環境友好型經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環境經濟政策體現了人類改變經濟生產方式的自覺性，是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的重要助推器。目前我國的環境經濟政策還只是政府環境管制的輔助手段，還不足以和直接管制手段平分秋色，現在我國關于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基本上都把它定位在一種環境管制手段上。不可否認這是環境經濟政策發展的必經階段，但要想使環境經濟政策發揮最佳效用，我們就不能把眼光局限在環境管制手段上，還需要更廣闊、更宏觀的視野，來引導現階段的環境經濟政策建設，真正發揮環境經濟政策在協調環境保護和經濟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作用，這才是我們選擇環境經濟政策的最終目的。

二、環境經濟政策的價值理念訴求

我國的環境經濟政策起步較晚，還處在介紹、借鑒西方國家經驗的階段，尚未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政策體系，又因為長期以來我國的環境經濟政策的行政色彩濃厚，很多政策手段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應急性的特征，缺乏前瞻性，使得我國的環境經濟政策從制定到執行，都還沒有擺脫“零敲碎打”的尷尬局面。要想擺脫這種視野上的障礙和實踐中的困境，建立一套即符合我國當前國情，又符合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并能和國際環境經濟政策平行接軌，共同治理全球環境問題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必須具備明確的政策理念。理念是制度的靈魂，是一項制度得以確立的根本指導思想。自從1987年前挪威首相布侖特蘭夫人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以來，可持續發展就迅速成為各國制定發展路線的基本準則。我國制定環境經濟政策也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念。可持續發展表達的是一種新的發展倫理觀，即我們當代人的發展必須考慮自然環境和子孫后代的利益，它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擴大了利益共同體的概念。但是可持續發展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走，也沒有既定的標準可以衡量，“可持續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壓力和生態環境資源保護的動力兩種力量的妥協。妥協要求國家在某一時間背景下權衡經濟增長和生態資源保護，并在二者之間進行取舍和抉擇。”［5］(P135)我們就需要根據本國的國情和實際發展需要來研究制定階段性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并隨著認識和實踐的深入不斷將其推進。因此，環境經濟政策對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踐行，既要符合本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階段性需要，又要符合環境經濟政策自身的發展規律，從而形成環境經濟政策的特有理念。

環境經濟政策最初是作為一種環境政策出現的，因此初期的環境經濟政策應該強調環境保護的功能，堅持將環境保護作為基本理念，這是環境經濟政策的立足之本。這是因為:首先，只有把環境保護這個基礎性功能發揮好了，充分體現出環境經濟政策在環境保護方面的高效率、低成本優越性，才能使它在環境政策中的作用從輔助手段上升為重要支柱，使環境經濟政策的地位得以鞏固，才能談得上實現其作為協調環境保護與經濟建設的宏觀杠桿的遠景目標。其次，環境經濟政策是政府手段與市場手段的結合，運用政府手段來管理環境是古已有之，而運用市場手段來保護環境卻是新生事物，要在市場機制和運行目標中注入環境保護理念需要一個較長期的博弈過程，不僅要把環境保護理念嵌入原有的市場手段中，還要用環境保護理念重新詮釋和改造整個市場手段。因此在現階段，環境經濟政策首先要考慮的是牢固確立自身地位的問題，必須堅持和創造性地發揮環境保護理念。具體而言，環境經濟政策的途徑有兩種，一是利用市場，如環境稅費、環境保險、綠色信貸等，二是創建市場，如環境權交易。前者是在傳統的經濟手段中增加新的環境保護功能，而后者是創建全新的環境市場。它們不僅是傳統經濟手段在功能上的改變，更需要理念上的根本轉變。因為這些原屬于市場經濟范疇的傳統手段，已經形成較為固定的制度理念和行業規則，我們現在要把這些經濟手段“綠色化”，就必須對這些經濟手段的本質和基本理念進行重新認識和重新定位，發掘其在環境保護上的固有優勢，改造其不生態、反生態的落后理念，并以環境經濟政策的整體理念引導之，實現“內生”和“外灌”的結合。與此同時，還要注重環境經濟政策與其傳統制度的融合，這關系到環境經濟政策能否從現有的制度體系中獲得支持的問題。例如在稅收制度中引入環境稅。而環境稅從本質上說是一種行為稅，即它的主要目標是通過稅收改變市場主體的環境行為。雖然環境稅也具有一定的籌集資金功能，并且這一功能在環境稅開征的初期會起到比較大的作用，但是隨著環境稅作用的深入，環境稅收收入會出現累退現象，這與傳統稅收的理念不一致。因此要融合環境稅與傳統稅制，還需要對稅收的本質、稅收的理念進行重新界定，其他環境經濟政策也是如此。

進而言之，環境經濟政策的理念還需要進一步分解為若干實踐原則。原則就是把理念轉變為具體化、可操作性的、規范性的指導思想，是溝通理念與實踐的橋梁，是指導環境經濟政策具體制度安排的行動指南。OECD環境委員會于1972年制定的“污染者付費原則”已成為環境經濟政策的核心原則，隨后又制定了“使用者付費原則”。根據中國的環境保護特點，我國又提出“受益者付費原則”和“破壞者付費原則”。這四項原則結合起來，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環境經濟政策原則體系［3］(Piv－v)，涉及到污染防治、環境服務、生態補償和資源開發領域，基本上能涵蓋環境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但其缺陷在于缺乏銜接性、協調性的原則，容易導致各個領域各自為政。實踐證明，任何一項具體的環境經濟政策都有著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單一的環境經濟政策能發揮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需要與其他政策的配合。而這些政策手段之間又往往存在著部分功能相互重合、相互抵銷、相互沖突的情況，處理不好就會導致政策體系的混亂和對市場機制的扭曲。

環境經濟政策只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才能發揮其應有的效用，因此必須進一步開發銜接性原則和協調性原則，促進各項子政策之間相互配合、相輔相成，尤其是要處理好各項政策之間相互沖突、相互抵銷的作用。由此可見，環境經濟政策及其下屬的各項具體政策手段，都面臨著自身合理性定位和內部協調，并與傳統經濟政策、環境政策相協調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有賴于環境經濟政策是否具有一個明確的價值理念并有效地運用，這也正是環境經濟政策對倫理學提出的迫切要求。同時，我們也要抓緊研究國外環境經濟政策理念，不僅是為了學習和借鑒西方先進理念，更重要的是促進我國環境經濟政策從理念到制度的國際協調，因為國際協調既能促進我國環境經濟政策的發展和完善，又能應對共同的環境問題，防止污染轉嫁和生態掠奪。

三、環境經濟政策與環境正義

環境正義是當代環境倫理學的重要議題，它代表了環境倫理學的實踐轉向，即環境倫理學不再只是抽象地談論自然權利和全人類的利益，而是更加關注現實的環境保護問題。“‘環境正義’問題的凸現體現了人們對現實環境權益的關切，而這種關切也就是如何分享環境利益和分擔環境責任的問題。”［6］因此，環境正義成為環境倫理學觀照環境保護現實的基本途徑，也應該成為我們評價環境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環境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與環境正義原則有著共同的詣趣，從而有助于環境正義的實現。首先，環境正義有兩個基本維度:種際正義和人際正義。種際正義是人與自然之間的正義;人際正義從時間維度又可分為代際正義和代內正義，代際正義是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正義，代內正義是當代人內部的正義。代內正義是解決環境正義問題的關鍵，因此“‘環境正義’更主要的是強調同時代內在環境利益分配時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不正義現象及其校正。”［7］環境經濟政策正切中了經濟利益這一要害，運用經濟杠桿作為分配環境利益和環境責任的手段，有利于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正義問題。環境經濟政策認為引起環境不正義的根源在于市場失靈所導致的外部不經濟。無論是負外部性還是正外部性，都是環境資源的低效率配置現象，效率低下必然妨害公正的實現。環境經濟政策在環境保護上最大的優勢在于運用市場可以解決效率問題，并促進技術的革新。它以“外部性問題內部化”為基本原則，一方面能夠減少由人們的經濟地位不平等所帶來的環境不正義，促進人際正義的實現;另一方面能夠通過技術創新來幫助經濟突破傳統意義上的增長極限，使人類更合理、更友好地利用自然，促進種際正義的實現。其次，市場手段在環境保護方面始終存在缺陷，必須要政府的適當干預。但政府自身的失靈也可能導致環境問題。政府失靈的表現有兩種:決策失靈和管理失靈，這兩種失靈會導致政府在環境方面的政策決策失誤和政府權力尋租問題，從而對市場機制造成進一步的扭曲，使環境問題加劇。環境經濟政策是政府手段與市場手段的結合，運用政府手段與市場手段的彼此互補的作用，既重視公平又重視效率，在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上都有很好的效果，從而維護了環境正義。此外，政府手段還能夠起到補償正義的作用，因為環境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為環境保護事業籌集資金，通過政府的作用，在環境利益的分配上更加注重公平。環境經濟政策的宗旨與環境正義原則在總體方向上是一致的，這一點勿庸置疑，但環境經濟政策自身存在著局限，如果處理不當，則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損害環境正義。

首先，環境經濟政策提出一個“最優污染水平”方法，即一個環境與經濟的平衡點，它是在測算好環境容量和資源存量臨界點的前提下，制定一個污染排放值，并為環境物品制定合理的價格，通過市場的價格信號來調節人們的環境行為。這一理念應該說是符合環境正義原則的，它以尊重自然規律為前提，又克服了直接管制對經濟規律的扭曲，還有利于發展生態經濟。但問題就在于這個“最優污染水平”存在諸多問題:一方面由于我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尚不全面，很多環境問題都具有潛在性，我們無法完全預知現在行為的未來影響，無法準確測算出這個“最優污染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發展任務還十分艱巨，工業化進程深入、城市化速度加快、人口繼續增長，雖然局部環境治理取得成效，但結構性的污染總量還在不斷攀升。而“最優污染水平”實際上是環境與經濟之間的權衡，在發展任務非常迫切的情況下，環境保護還是很有可能讓位于經濟，從而使環境正義的總體實現程度受到限制。

其次，環境經濟政策是間接管制手段，一方面，因其對環境治理不能發揮直接作用，很可能會因為市場因素或技術水平的限制而消弱了其有效性。仍以環境稅為例，環境課稅是越接近污染源頭越有效，因此在生產環節征收環境稅應該是最有效的，但受管理成本和技術水平的限制，稅收征管部門很難知道企業準確的污染水平，因而就會采取對管理和技術要求較低的方式征收，把征稅對象設為容易計算的污染投入物(指包含污染因子的原材料或能源)或污染產品。這樣一來是可以解決征收問題，但是又會產生新的不公正。比如對投入物征稅，它對于在生產環節采取節能減排技術的企業不公正，會降低他們節能減排的積極性。另一方面，環境經濟政策如果制定得不科學或缺乏配套措施，不但不能減少污染，還有可能造成扭曲作用，產生更大污染或污染轉嫁，從而產生新的不正義。

結語

環境經濟政策是我國環境保護和促進經濟發展轉變的必然選擇，隨著環境保護工作的推進和市場體系的完善，環境經濟政策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國的環境經濟政策還處在比較零散的研究和試點階段，缺乏一個系統清晰的頂層框架設計。環境經濟政策制度構建的層次越高，就越需要倫理學的理論支持。倫理學的博大視野、意識形態影響和人文關懷的理論品質，有助于環境經濟政策的發展和完善。而倫理學尤其是環境倫理學參與到環境經濟政策的制定和評價機制中，既能彰顯應用倫理學的實踐品質，又能為倫理學的發展汲取豐富的實踐資源。

環境經濟論文:地方環境經濟下產業結構的問題

作者：段秉華 單位：燕山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傳統的生產發展伴隨著高能耗、高污染，這會對自然生態平衡造成極大的破壞。而環境資源是經濟發展的外在約束條件，產業結構調整的目的是研究在環境資源約束的條件下如何實現最大的產業結構效益，進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本文結合目前河北省產業結構現狀，從環境經濟的角度進行分析，并提出優化產業結構的對策，以實現經濟、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

一、河北省產業結構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河北省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積極推進產業升級，產業結構調整收到了一定成效。三大產業比重已經由1978年的28.52%，50一腸%，21.02%調整到2007年的13.17%，52.82%，34.01%;進而2側刃年三大產業比重為12.%%，522%，34.斜%，三次產業呈現出“二三一”結構。根據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的研究理論，河北產業結構已呈現工業化中后期的特點，但與全國平均水平比還有一定差距。

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第一產業產值不斷上升，1978年產值為52.20億元增長到2田7年的1804.72億元。而第一產業所占比重從1984年開始逐步下降，由33.55%下降到1993年的17.84%，從2(x刃年至今，第一產業比重逐年下降，2009年河北省第一產業比重為12.960/0。總之，第一產業變動的總趨勢是:產值逐年上升，產業比重總體呈下降趨勢。

第二產業是河北省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中，其產值從1978年的9238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7241.80億元，占據了地區生產總值的半壁江山，而第二產中又以重化工工業所占比重最大，重化工工業對資源依賴度較高，無疑重化工業顯著提高的產業結構對生態環境的壓力較大。20()7年，河北省工業生產較快增長，經濟效益明顯提高，全部工業增加值完成6566.8億元，占全省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7.4%。其中，鋼鐵、裝備制造、石油化工等戰略支撐產業不斷發展壯大，對工業生產的帶動作用增強，對工業生產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53%;食品、紡織、建材、醫藥等產業增加值增速均在13.2%一23.6%之間。但這些行業的增長仍然以大量資金和能源投人的粗放型增長為主要方式，仍然需要不斷優化和升級。

第三產業發展緩慢、比重較低。自進人新世紀以來，河北省的第三產業產值比重一直徘徊在33%左右，沒有太明顯的變化，與全國同期平均水平相比低6個百分點;同周邊相比，2007年北京的第三產業比重為71.3%，天津為403%，而河北省2007年第三產值在地區總產值中的比重為34.01%。雖然第三產業對城市生態環境的影響相比于第一、二產業是最小的，對資源的依賴性小，但是河北省的第三產業目前仍以低附加值的飲食服務業為主，金融、文化等較高層次的行業所占比例小，而旅游業、餐飲業等行業的發展對生態環境質量有直接的影響。為此，在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同時，應該對環境問題引起足夠的重視。由此可見，近年來河北省產業結構取得一定優化和提升，但目前三次產業總體呈現“二三一”的特點，傳統工業比重偏高、第三產業的拉動作用不明顯，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還有一定差距。

二、河北省產業結構存在的問題

河北省的產業結構經過長期的調整得到了較大改進，但與發達地區相比，仍存在著明顯的缺陷，突出表現在產業之間結構不協調、產業生態意識薄弱兩方面。

1、產業間結構不協調

第一產業結構仍待升級。農業是我省發展的基礎，但長期以來，河北省片面發展種植業，而其他(如林業、畜牧業、漁業等)發展滯后，糧食作物多，經濟作物少。而化肥、農藥的大量使用不僅使農業生產成本上升，更減弱了土地肥力，增加了食品的不安全性，加劇了農業生產的不穩定性。第二產業方面，基礎工業與加工工業增長不協調。以能源、原材料為主的基礎工業一直是作為我省的主導產業，這些傳統工業資源浪費嚴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不足，對環境壓力大。第三產業內部結構不盡合理。河北省的服務業仍以傳統的商業和餐飲為主，而且這些行業處于飽和階段，發展空間不大，而金融、教育、文化、咨詢等新型服務業還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生產和生活需要。

2、產業環境成本很大

環境成本包含企業活動中與環境相關的支出，包括采購階段的環境成本、制造階殷的環境成本以及企業為預防環境污染而發生的成本等。(l)耗能高、污染物排放量大。2(X)9年河北省連續9年保持鋼鐵產量第一大省地位，粗鋼、鋼材、生鐵產量均超過1.3億噸，同比分別增長17.48%、26.83%和16.88%。但是，河北鋼鐵業存在能耗偏高、排污量大等現實性問題。2以沁年河北工業能耗占到社會總能耗的70%以上，而鋼鐵能耗占了工業能耗的45%;2008年河北省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為3.3巧噸標準煤/萬元，20(珍年河北省鋼鐵工業能耗總量達8466刀7萬噸標準煤。因此，在當前提倡環境經濟的背景下，要促進經濟增長和保護環境協調發展，節能重點在工業，調整產業結構是突破。(2)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大。據《重慶商報》報道，一支節能燈平均含有0.5毫克的汞，滲人地下后會污染大約180噸水。目前，河北省對廢舊節能燈的回收還處于空白狀態，這意味著至少數以萬計的節能燈在完成節能使命后，會被當作普通垃圾處理，這將威脅市民健康。另外，化肥農藥的使用，嚴重影響了農業的清潔生產，隨著種植結構的調整，發展綠色果菜技術不僅是安全食品的要求，也是環境經濟的必然要求。

三、優化河北省產業結構的路徑選擇

經濟發展不簡單等于經濟增長，不僅包括數量的增長，還包括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制度革新，而發展更要求實現資源配置在代際之間達到最優。為此，產業發展不能繼續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運用環境經濟的理念促使產業與自然、社會和諧發展。

1、健全環境、資源保護的法律保障體系

農業方面，發展可持續效益農業，啟動農業標準化和綠色食品安全標準;因地制宜，保護耕地和水資源;工業方面，鼓勵能源消耗低、科技含量高，有利于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企業發展。近年來，為了加強環境監管，河北省制定了《河北省環境保護條例》、《河北省排放污染物許可證管理辦法》等環境保護的規范性文件，對環境經濟在各地的發展起到了指導性作用。但是資源環保體系還存在可操作性和功能性不強的問題，在具體實踐中，還需要一系列與之相配套的可量化、可操作的方法。

2、實現生產向生態型轉變

在當前河北省人口基數大、人均資源少，經濟保持長期快速發展受到了嚴重約束，為此促進生產向生態型轉變顯得尤為重要。生態型生產強調在生產中更多地關注環境問題，指企業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得不參與由他們的生產行為所造成的環境問題，并尋求實效的解決辦法。而生態型生產中更需要“金蜜蜂企業”，企業在追逐經濟效益的同時，更能促進資源的有效利用和環境保護，這是與自然界和諧共生的發展模式。

3、優化能源結構

在運用高新技術改造和提高傳統能源產業的同時，充分利用太陽能、生物能等資源，發展清潔燃料替代能源，逐步增加清潔能源在能源結構中的比重。天然氣是優良的汽車替代燃料，與汽油相比較，天然氣具有清潔、經濟和資源上的優越性。據悉，今年秦皇島的出租車有很大部分選擇燃油用天然氣，這將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對原生石油的需求。而天然氣作為汽車替代燃料具有一定的經濟優勢和較大的環保效益。總之，產業結構調整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健全法律體系、規范企業行為的同時，政府應積極利用傳統媒介和網絡的影響力，提高公眾和企業家的環境保護意識，實現產業發展和環境資源的協調發展。

環境經濟論文:環境經濟政策實施進展綜述

作者：董戰峰 葛察忠 王金南 高樹婷 李曉亮

2011年是“十二五”規劃起始之年，國家頒布的《“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關于加強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的意見》、《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等一系列綱領性政策文件明確提出要重視創新、改進并完善環境經濟政策，來深入推進“十二五”時期的節能減排工作，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副總理在第七次全國環保大會上的講話也多次強調創新利用環境經濟政策促進新時期環境管理工作。這些環境經濟政策領域包括環境資源產品定價、生態環境補償、環境稅費政策、綠色信貸、排污權交易政策等。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十二五”時期我國政府對創新利用環境經濟政策探索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環保新道路的意愿和決心。此外，《中央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關于2011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的通知》等年度國務院政策文件也就相關環境經濟政策制定和實施提出了要求。各有關部委編制的部門“十二五”規劃也從各自工作領域角度提出要創新利用和落實有關環境經濟政策，以更好地開展環境資源管理工作。如農業部下發的《全國漁業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提出要建立完善涉漁工程生態評價和生態補償機制；國土資源部印發的《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十二五”規劃》，要求采取“以獎代補”方式對節約與綜合利用取得顯著成績的礦山企業給予獎勵，落實國家關于資源綜合利用減免所得稅、部分產品減免增值稅等政策法規；國家發改委主導制定的《“十二五”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實施方案》，指出要落實好鼓勵秸稈綜合利用稅收優惠政策，研究將符合條件的秸稈綜合利用產品納入節能、環境標志等產品政府采購清單等；環保部還首次制定出臺《“十二五”全國環境保護法規和環境經濟政策建設規劃》，指導和推進全國環境保護法規和環境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從政策出臺的主導部門分布來看，主要是國務院及國家財政、發改部門，其次是環保、稅務部門，再次是水利、林業、國土等有關自然資源管理部門。出臺的政策類別以水價、電價、補貼、稅費和稅式支出等稅費定價政策以及規范專項財政資金的投入和使用政策為主，對于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綠色信貸、環境污染責任險等政策類別而言，出臺的專門性政策文件很少，多是在有關的綜合性政策文件中原則性要求開展該方面的探索或要求加快改革進程，早日構建相關機制或制度。盡管2011年在國家層面，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環境污染責任險等政策文件出臺較少，但是這些領域環境經濟政策的試點探索在加快推進。在這種背景下，不少地區結合國家政策要求及本地區環境管理工作需求，開展了多樣化的環境經濟政策試點和實踐探索，政策制定、出臺和實踐也取得較大進展。

環境資源產品定價

環境資源定價政策改革積極推進，水、電定價政策改革仍是2011年改革“熱點”領域，理順水電定價機制，促進價格合理上漲是基本趨勢。2011年有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對水價、電價等資源性產品的價格改革予以指導或規范。《中央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要求完善成品油、天然氣價格形成機制和各類電價定價機制，推進水價改革；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快水利改革發展的決定》，要求構建有利于水資源節約和合理配置的水價形成機制，完善水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合理調整水資源費征收標準；財政部、水利部等有關部門也就水資源費的中央和地方分成及使用專門出臺政策文件予以要求。國家發改委下發《關于適當調整電價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要求補償火力發電企業因電煤價格上漲增加的部分成本，對農村飲水安全工程供水用電執行居民生活或農業排灌用電價格等。許多地方出臺了有關政策，積極推進加強排污費的稽查、促進排污收費的信息化能力建設等。多個省份開展了污水處理費改革，根據當地社會經濟條件和發展水平，促進了污水處理費收費水平合理上漲。

1、水價改革成為社會的廣泛“爭議區”，建立規范性的水價定價及水價調整公開機制成為水價改革的基本方向。

各省市水價總體上呈加價發展趨勢，其目的是為了解決供水企業成本與水價的倒掛問題。2011年水價上調步伐主要集中在下半年，這主要是因為第四季度國內通脹水平有所回落，通脹壓力緩解。自10月份以來，福建廈門、浙江義烏、湖南郴州等20多個城市，已召開過上調水價聽證會；據中國水網統計，2011年底相比2002年底，北京、深圳、上海、廣州四市自來水價格分別上漲48%、53.33%、58.25%、46.67%；截至2011年末，全國36個大、中城市（省會城市及計劃單列市）居民生活用水到戶水價平均值為2.67元/立方米，其中自來水價格平均值為1.76元/立方米，在到戶水價中占比72%；污水處理費平均值為0.76元/立方米，在到戶水價中所占比例為28%。由于一些地方水價調整過程中，社會公眾對價格調整聽證程序及水價上調幅度是否合理存在較大爭議，不少地方政府開始重視按照國家政策要求規范水價聽證程序，出臺相關政策文件促進水價成本調整聽證的透明、公開。如湖北省出臺了《城市供水價格調整成本公開暫行辦法》，要求各地方水價調整過程中，供水企業調價成本、成本監審和結果均要向社會公開。供水企業如不按規定公開調價成本，調價將被終止，企業也將受罰；海南省也出臺了《海南省城市供水價格調整成本公開實施辦法（試行）》，要求城市供水價格調整必須如實公開供水成本，價格主管部門要按照規定進行成本監審，供水企業如果不公開或不如實公開供水成本，價格主管部門將終止其價格調整。在水價改革的過程中，也暴露了一系列問題，主要體現在到底水資源如何定價、水價成本高還是低，不同利益相關方有著不同的看法，社會公眾認為通脹水平較高，水價聽證“逢聽必漲”，而且供水企業成本不透明，因此對水價改革存在質疑態度，導致一些地方社會公眾參與水價調整聽證的積極性不高，甚至出現社會公眾“被代表”問題；供水企業則認為水價太低，難以維持供水服務的正常運營。然而，一些地方出現的供水企業水價調整聽證會上“集體哭窮”，背后卻是財報數據“全線飄紅”現象也令人深思。據中國水網統計，2011年18家水務上市公司均公布了2010年年報，年報顯示，2010年，我國水務上市公司全部實現盈利，無一虧損，各公司平均每股收益0.58元，平均凈資產收益率15.78%，平均銷售毛利率40.02%。從水價改革過程中暴露的問題看，需要積極促進地方政府堅持“保本微利”的改革思路，同時要平衡好供水企業、社會公眾的利益訴求，明確政府有關部門、供水企業以及社會公眾在水價改革中的各自角色定位，并促進水價調整程序的透明、公開。對企業來講，要如實公開其水價，水價到底是高還是低要讓社會公眾徹底、如實了解；對社會公眾來講，則要履行好水價聽證的參與權和信息公開知情權，積極參與到與其利益攸關的水價改革中；對地方政府來講，則要出臺相關政策或法規規范，一方面，要推進水價調整聽證的規范、透明；另一方面，做好水價調整的價格監管，在堅持城市供水基本保障設施的市場化運營堅持“保本微利”改革思路下，確保水資源定價的合理性，以及對違規水企予以制約和懲罰，防止供水服務的“過商品化”。這樣才能更好地增強水價改革的社會可接受性。還有一些地方正在探索差別水價政策實施的新模式。如江蘇省南通市將差別梯級水價政策與企業環境行為評級聯動起來，對企業環境行為評級為紅色和黑色的高污染企業執行差別水價。被評級為紅色等級的企業，其隨水價征收的污水處理費在現行標準的基礎上提高0.3元/立方米；評級為黑色等級的，隨水價征收的污水處理費在現行標準基礎上提高0.5元/立方米。執行差別水價的企業，當環境行為評級達到黃色及以上后，污水處理費即按正常標準執行。

2、電價改革逐步深化，規范電價秩序，穩步推進實施火電廠燃煤機組脫硫電價、高耗能行業差別電價是2011年電價改革的重點。

2011年推進燃煤電廠脫硫電價、規范電價秩序及居民階梯電價改革、實施可再生能源并網電價扶持政策受到國家重視。有關部門出臺的電價改革政策文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嚴格落實燃煤電廠煙氣脫硫電價政策，制定脫硝電價政策；二是，要求各地價格主管部門要繼續加強電價監管，采取切實措施整頓規范電價秩序；三是，規范節能電價政策及減少電價改革對社會民生的影響，如國家發改委出臺的《居民生活用電試行階梯電價的指導意見》，要求各地價格主管部門要制定居民階梯電價具體實施方案；四是，扶持可再生能源并網電價，如要求完善太陽能光伏發電價格政策，制定全國統一的太陽能光伏發電標桿上網電價，以通過價格手段促進太陽能光伏發電產業健康持續發展。由于2011年能源需求增加較快以及高耗能產業2010年停限產后恢復較快，加劇了部分地區的用電緊張形勢，一些地方擅自出臺優惠電價政策又有所抬頭，為此，發改委于2011年6月份專門下發了規范電價秩序的通知，對各地電價政策進行復檢，強調禁止一切形式的優惠電價政策，對各級電網公司依據地方越權文件規定對企業實施優惠電價措施的予以嚴肅處理。并要求各地嚴格執行脫硫電價政策，強調電網企業必須及時、足額支付發電企業脫硫電價款，對電網企業自行扣減脫硫電價款的，作為變相壓低上網電價的違法所得予以收繳，并給予相應罰款。核查復檢措施對國家電價政策的落實起到了積極作用。為了落實國家政策要求，山西、陜西等不少省份出臺了有關政策文件積極規范電價市場秩序。此外，調整非居民電價和推進實施高耗能行業差別電價政策也是2011年電價政策實施的重點，不同地區差別電價政策推進的行業范圍及深度有較大差別。山西、青海、甘肅等15省市非民用電價上調，上網電價平均提價2分/千瓦時。其中，山西省提價3.09分/千瓦時，調整幅度最大；貴州省調整幅度相對較小，提價1.24分/千瓦時。自國家發改委從2004年6月起對電解鋁、鐵合金、電石、燒堿、水泥、鋼鐵等6個高耗能產業，區分淘汰類、限制類、允許和鼓勵類企業試行差別電價政策，截至2010年12月，全國除西藏以外的30個省市區均實行了差別電價政策。但各地方實行差別電價政策的力度大小不一，一些地方落實不力，主要原因是擔心實行差別電價政策影響當地經濟發展。2011年繼續推進高耗能行業差別電價仍是中央政府的重要工作，在這一宏觀政策背景下，不少地區也出臺政策文件推動高能耗企業和產品實行懲罰性電價政策，一些地方也對差別電價政策實施的監管考核提出了要求。如甘肅省對部分超能耗限額標準30%以上的企業執行0.25元/千瓦時的懲罰性電價。江西省制定了進一步落實高耗能行業差別電價政策實施方案，公布了2011年部分產業政策限制類的高耗能企業名單（主要為鋼鐵和水泥行業企業），這些企業按產業政策限制類生產性用電在現行工業電價基礎上加價0.10元/千瓦時，并且要求各級價格監督檢查機構要加強對差別電價貫徹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對不執行差別電價、縮小執行差別電價范圍、推遲差別電價執行時間等價格違法行為進行嚴肅查處，對情節嚴重的，省政府予以通報批評，并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浙江寧波市對首批93家不銹鋼企業實施差別電價政策，提價0.3元/千瓦時。浙江省也下發通知對超能耗限額標準單位落實懲罰性電價，超限額標準用能電價加價費將按規定全額返還給相關的市、縣財政，用于節能降耗工作。

3、不少地方提升了污水處理費征收標準，大多數城市污水處理費征收標準已經達到0.7元/立方米水平。

污水處理費改革主要集中在提高征收標準及提高征收率。據國家發改委價格監測中心數據，部分省市污水處理費征收標準超過1元/立方米。北京為1.04元/立方米，唐山市為1.10元/立方米，上海市和南京市為1.30元/立方米，蘇州市為1.33元/立方米，廣東湛江市區水價污水處理費由0.86元/立方米調整為1.00元/立方米，大連市污水處理費將由0.6元/立方米調整到0.8元/立方米，佛山順德區民用用戶收費標準由0.8元/立方米調整為1.0元/立方米、非民用用戶收費標準由1.0元/立方米調整為1.5元/立方米，湖南長沙污水處理費征收標準從平均0.65元/立方米提高到0.75元/立方米。大多城市已經達到了0.7元/立方米水平。4、排污收費額突破200億元，許多地區的排污收費征繳率和信息化建設水平在不斷提升。2011年，全國除西藏外共向近44萬戶排污單位征收排污費202億元，同比金額增加24.3億元，增幅為13.6%。200余億元的排污費收入在推進污染減排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排污費征收額增長的原因：一是中西部地區逐步規范排污費征收行為，排污費征收額增長幅度較大；二是江蘇、安徽、山西、上海、河北、山東、內蒙古、云南、廣西、廣東等12個省份提高了二氧化硫排污費征收標準，二氧化硫排污費征收額增長幅度較快；三是各地加大了排污費征收稽查力度。此外，排污費征管的信息化建設也開始受到重視。環保部要求各級環保部門進一步整合和健全污染源自動監控與排污費征收信息管理系統，提高排污費計征的工作效率和計征過程的科學性、準確性。同時，推動排污申報基礎數據庫的建設和應用，加強排污申報核定與排污費征收匯審考評，促進排污費依法、全面、足額征收。環保部還舉辦了全國排污申報核定與排污費征收工作業務培訓班，通報應用污染源自動監控數據核定征收排污費情況，總結排污費征收全程信息化試點進程，交流排污費征收稽查地方經驗。

環境稅費改革

環境稅制建設在穩步推進，但總體上稅制“綠化”改革的步子邁得還比較小。

1、推進環境稅費改革受到國家高度重視，一些改革前期的研究準備工作正在開展。

《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要推進環境稅費改革,《“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明確提出要積極推進環境稅費、資源稅費改革；《關于加強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的意見》也提出要“積極推進環境稅費改革，研究開征環境保護稅”；副總理在全國第七次環保大會上也提出要抓緊環境稅費“清費立稅”，研究環境保護稅立法和開展試點；為了做好環境稅費改革的前期工作，環保部下發了《關于開展環保經費保障情況調查的通知》，評估開征環境稅對各級環保工作的影響，研究環保系統經費保障政策和措施。有關部委也就環保稅改革方案的設計積極溝通和研究論證。但總體上看，2011年環境稅費改革并未取得實質性進展，當前亟需有關部門加強協調溝通，推進、推廣環境稅費改革試點，早日出臺有關政策法規。

2、資源稅改革是環境稅收政策2011年改革的熱點，改革力度仍需進一步加大。

我國早在2007年就醞釀推行資源稅改革，但當時迫于通脹壓力未能推行。接著2008年發生的金融危機又使得資源稅改革再次擱淺。自進入2010年，資源稅改革進程加快。2010年5月，新疆率先進行資源稅費改革，同年底，資源稅改革試點擴大到西部12個省份，改革要點為原油、天然氣資源稅由原來的從量計征改為從價計征，即原油資源稅30元/噸、天然氣每千立方米7至9元，一律調整為按產品銷售額的5%計征（其他煤炭、黑色金屬原礦等五項稅目仍然是從量計征）。變從量計征模式為從價計征，解決了從量模式缺乏彈性、不能反映資源價格變動的問題，使得稅收工具的級差調節作用得以發揮，也在一定程度利于抑制資源浪費。2011年資源稅改革繼續加快，9月30日，國務院出臺《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暫行條例〉的決定》，明確資源稅的應納稅額計征方式；10月28日，國務院出臺《資源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修）；11月28日，國家稅務總局下發《關于修訂后的〈資源稅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公告》，進一步明確和規范修訂的資源稅暫行條例及其細則實施后新舊稅制銜接的具體征稅規定等。這意味著我國醞釀數載的、以資源稅稅額從量計征改為從價計征為核心內容的資源稅改革開始從試點地向全國全面推開，其改革意義表現在進一步完善了資源產品價格形成機制。而且，由于資源稅是地方稅，這樣有利于資源輸出大省在資源開采中獲得更多財政收入，提升了這些地方政府對因資源開采破壞環境的補償投入能力。據統計，新疆資源稅改革試點一年來，資源稅共增收35.78億元，同比增長4.5倍。但是從目前西部12個資源大省資源稅改革進展來看，如何將環保目標納入資源稅改革并未得到重點考慮。針對資源稅存在的稅目范圍過窄、征收方式不科學、稅負較低等問題，《“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等一些政策文件也明確提出“十二五”要繼續推進資源稅費改革、擴大資源稅改革實施范圍等要求，為下一步資源稅改革指明了基本方向。對于環保部門來講，要積極參與到資源稅改革進程，確保環境保護目標成為資源稅改革的主要政策目標之一。

3、促進資源節約利用和調整優化產品結構的相關環保稅種的“綠化”也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

2011年有關部門出臺政策文件明確規定要嚴格執行并不斷完善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稅收優惠政策，落實國家支持節能減排所得稅、增值稅等優惠政策，繼續調整完善資源綜合利用增值稅政策，落實好鼓勵秸稈綜合利用稅收優惠政策；合理調整消費稅范圍和稅率結構，研究將部分大量消耗資源、嚴重污染環境的商品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對“高污染、高環境風險”產品，研究調整進出口關稅政策。但總體上看，消費稅、增值稅等有關環保稅種在調控“經濟人”環境資源行為中的作用仍有限，利用進出口關稅政策促進“綠色”貿易效用仍有限。

生態環境補償

加快探索構建生態環境補償機制仍是2011年環境經濟政策實施重點。

1、社會各方高度關注的建設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在多項政策文件中均有提及，生態補償機制建設探索加快。

草原生態補償快速推進，2011年出臺了若干政策，要求中央財政加大轉移支付支持草原生態建設，并明確了對農牧民的補償標準。此外，流域、海洋、濕地、自然保護區等領域的生態環境補償仍處于政策試點和實踐探索穩步推進階段，2011年基本沒有專門性的相關政策文件出臺。生態環境補償的核心問題，即基于生態環境要素的財政轉移支付開始受到重視，財政部印發了關于《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辦法》，對向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財政轉移支付的對象、測算方法、管理流程等進行了規范。2010年底，生態補償綜合性立法納入國務院立法規劃，2011年各有關部委繼續開展調研和推進試點，籌備立法前期工作。

2、重要生態功能區、草原、濕地等要素和領域的生態補償政策實施效果明顯。

2011年，重點生態功能區涉及的451個縣全部納入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補助范圍，補償金額達到300億元。自2010年國家啟動濕地生態效益補償試點以來，40多個國家重要濕地、濕地類型自然保護區開展了生態效益補償。中央財政森林生態效益補償面積已擴大到12.59億畝。從有關部門的調查來看，草原農牧民補助獎勵政策的實施對促進草原生態環境建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草原生態保護覆蓋了全國64%的天然草原，盡管還存在補償年限較短、補償標準較低、補償范圍較窄等問題。全國所有省（區、市）均建立并實施了礦山環境治理恢復保證金制度。不斷推進的生態補償制度化建設對維護我國生態安全、促進生態環境服務均等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3、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政策試點取得較大進展，在流域綜合治理中的效用初顯，跨省流域生態補償有所突破。

河南省在省轄長江、淮河、黃河和海河四大流域18個省轄市實行流域水環境生態補償機制政策試點，2011年共扣繳補償金2804.5萬元，而2010年則為4638.2萬元，同比下降約40%。其中，省轄淮河流域扣繳生態補償金最多，達到2646萬元，扣繳生態補償金數額前三位的分別是水質相對較差的賈魯河(1057.42萬元)、惠濟河(854.99萬元)、潁河(373.88萬元)。由于生態補償金的扣繳主要來自流域內出界水質較差的地區，且出界水質越差扣繳的補償金也就越多。因此，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流域水環境補償政策對水質較差流域改善水質發揮了一定激勵作用；從水質變化來看，河南全省省轄市地表水責任目標斷面水質COD達標率為96.9%，氨氮達標率為94.9%，較2010年有所提升，表明生態補償政策已取得一定成效。此外，按省轄市統計，有15個省轄市被扣繳了生態補償金，金額扣繳排在前三位的是鄭州(1098.31萬元)、開封(934.30萬元)、周口(439.23萬元)，這三個城市也是水環境保護工作需要大力改進的城市。截至2011年11月，河北子牙河流域累計扣繳流域各地區生態補償金1.07億元，水質也有明顯改善；遼寧省遼河流域8市扣繳生態補償金1650萬元；陜西省渭河干流西安、寶雞、咸陽三市繳納生態污染補償金在一、二、三季度分別為4265萬元、240萬元、2255萬元，總計8930萬元，2011年扣繳的生態補償金總額是2010年三市因超標而繳納的補償金380萬元的23倍。流域生態環境補償試點在流域綜合治理中的效用初顯，究其原因：一方面通過影響各地區的“錢袋子”“倒逼”這些地區加強水污染治理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通過該機制也籌集了水污染治理資金，有利于促進流域水環境綜合治理措施的實施。2011年3月份，經財政部和環保部批準，新安江跨省流域水環境生態補償試點正式實施。這是我國首例跨省流域水環境補償試點。按照試點方案，由中央財政和流域上下游的安徽、浙江兩省共同設立新安江流域水環境補償基金，2011年基金額度暫按3億元，其中，中央財政預算安排2億元、浙江安排1億元。同年12月，我國第二例跨省流域生態補償，即陜西、甘肅兩省聯合實施的渭河流域省際生態補償開始試點，這也是我國地方政府結合流域綜合治理需求自發開展的首例跨省際流域生態補償試點。按照兩省協議，如果渭河上游甘肅省兩市（定西市、天水市）跨界出水水質達到兩省協議目標，則陜西省政府每年向天水市、定西市補助生態補償資金300萬元，補償金來源于渭河下游的陜西省“四市一區”（寶雞市、楊凌示范區、咸陽市、西安市、渭南市）。

4、一些地方政府結合本地區環境保護工作重點需求，就特定類別或要素的生態環境補償開展了一些試點探索。

山東省作為國家海洋生態補償試點省，試點1年，征繳海洋生態補償費3000萬元，在探索建設海洋生態損害補償政策和法規體系方面取得了初步進展。而2011年6月份發生的康菲石油公司渤海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也暴露了我國海洋生態補償和污染賠償政策法規應對能力以及監測、評估等技術支撐能力方面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也客觀地“倒逼”我國有關部門要加快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政策制定和出臺力度。近年來我國海洋生態污染事故頻發事件，也反映出我國亟需加快海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及補償試點，早日建立海洋生態補償體系。此外，上海市閔行區開展了基本農田生態補償實踐，補償金標準為800元/畝，2011年發放補償金3900余萬元，基本農田總面積約5萬畝；海南省三亞市選擇育才鎮抱安村實施森林生態補償試點，只要村民遵守保護森林等相關規定，村民每年每人都可以獲得由三亞市政府提供的2400元生態補償金；云南省昆明市實施滇池污染物提取生態補償，氮補償標準為5萬元/噸，磷補償標準為20萬元/噸，以激勵有關企業圈養滇池水葫蘆。

排污權交易

改進污染源減排效率的排污權交易政策受到有關部門高度重視，排污權有償使用及交易政策試點探索正在深入推進，但排污權交易政策的深入推進實施還面臨不少制度和政策障礙性要素。

1、大范圍推開排污權交易政策試點是2011年新要求。

探索排污權交易政策，包括主要污染物交易及碳排放交易，在國家有關部委出臺的多個相關政策文件中均有所提及，但目前仍主要著眼于原則性要求加快試點探索階段，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寄希望通過試點工作，探索排污權交易政策在中國大范圍推行的可行性及需要破解的障礙性要素。此外，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湖北、廣東及深圳被批準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各試點地區正在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前的一些關鍵技術問題研究，一些地方已經在著手編制試點方案。

2、目前進展還主要集中在“一級市場”的排污配額有償使用政策方面，在政府“拉郎配”促進下，“二級市場”的排污權交易也有較大進展。

排污權交易政策國家試點省份正在逐步推開排污權交易，至2011年底，已有江蘇、浙江、天津、湖北、湖南、山西、內蒙古、河南、重慶、陜西10省市被批準為排污權交易政策國家試點，一些地區已初步顯現成效。如2011年，江蘇省從7月1日起，將太湖流域有償使用的排放指標從化學需氧量擴大到氨氮和總磷，依據環境資源的稀缺程度、污染治理的社會平均成本以及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氨氮排放指標有償使用收費標準設計為1.1萬元/噸年，總磷為4.2萬元/噸年。浙江省自2009年開展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以來，截至2011年6月底，浙江省的所有11個設區市、35個縣(市、區)開展了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共4642家企業實行排污權有償使用，繳納有償使用費8.31億元；排污權交易計1274筆，交易金額達2.92億元；排污權抵押貸款累計129筆，涉及金額6.20億元。2011年12月23日，陜西省在西安市舉行氮氧化物排污權拍賣，這也是我國首次開展氮氧化物排污權交易，交易配額為380噸，總成交額160.8萬元，參與競拍的企業主要包括陜西比迪歐化有限公司等5家企業，起拍基價為6000元/噸，最高成交價7800元/噸。以上表明，國家試點省市的排污權交易政策探索正在逐步深化。隨著“十二五”規劃將氮氧化物、氨氮納入國家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計劃，這些污染物的排污權有償使用及排污交易試點將會逐步推進。

3、一些地方也在自發探索排污權交易，但交易量大的案例還較少。

自2011年7月始，河北省在全省全面推開排污權交易，要求自2011年5月1日之后審批的新、改、擴建項目需要新增主要污染物年度許可排放量的，必須通過交易取得；初步確定二氧化硫基準價2000元/噸，化學需氧量基準價2500元/噸。四川省選擇成都市率先開展排污權交易試點，將首先從電鍍、化工、制革、合成革、印染、造紙等14類重污染行業入手。2011年交易額度較大的案例是：國網能源開發有限公司所屬山西河曲發電廠、神頭第二發電廠分別與神華集團河曲煤矸石電廠、山陰昱光發電有限責任公司達成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協議，交易量為8450噸，交易額為4796萬元。此外，一些地方也就排污權交易政策與相關政策的聯動做了一些嘗試。如浙江省溫州市要求把排污權與環境信用評價掛鉤，在環境行為信用等級評定中被評為紅色或黑色的排污單位，不得進行排污權的出讓和受讓。一些環境資源交易所也在探索發展模式。2011年12月23日，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改制為我國首家股份制環境交易所，國家電網、財政部CDM中心、寶鋼集團等十家單位入股。碳交易基本上還未開展，2011年僅有少數幾個案例，多為示范作用，均為自愿型，如方興地產通過北京環境交易所購買1.68萬噸自愿碳減排量。這主要是政策環境不具備造成的，因為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地區層面均未有碳排放總量控制和配額方面的政策出臺。在國家層面，也僅是在2011年底，國家發改委出臺政策批準湖北、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區開展碳交易試點，各試點地區正在著手試點方案編制及配套能力建設。

綠色信貸

綠色信貸政策實踐快速推進，促進綠色信貸政策實施的規范化、構建綠色信貸信息平臺、加強銀行金融機構評級和配套獎懲機制建設成為綠色信貸改革的重點。

1、有關部門正在穩步推進綠色信貸政策實踐。

許多有關政策文件要求各類金融機構繼續加大對節能減排項目的信貸支持力度。銀監會要求各銀行業金融機構評估三年來節能減排授信工作成效，并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建立綠色信貸統計監測制度。環保部、中鋼協和銀監會聯合出臺了《中國鋼鐵行業綠色信貸指南》，這是首次由中國政府制定的考慮行業特征的綠色信貸政策文件。銀行業綠色信貸開始呈現向精細化和約束性方向發展的苗頭，中國交通銀行《2011年度交通銀行“綠色信貸”政策指引》，將綠色一類客戶標識細分為十二個領域，并將企業環保信息、產品質量安全及生產安全狀況納入信貸全流程管理，實行“一票否決制”。

2、多數省市實施了綠色信貸政策，落實綠色信貸政策開始逐步受到重視。

一些地方積極通過實施綠色信貸促進節能減排，綠色信貸額度有較大增加。如截至2011年5月末，上海市綠色信貸表內外授信業務投放量達572.32億元，較年初增加37.07億元，同比多增19.84億元，增長16.91%。2011年前三季度，河北省銀行業金融機構累積發放節能減排貸款462筆，共計300.53億元，其中，用于重點項目貸款55.85億元，用于技術創新貸款23.71億元，用于技改升級貸款28.95億元；拒絕不符合國家節能減排政策貸款申請項目61個，金額13.59億元；退出不符合國家節能減排政策企業貸款5家，金額3.19億元；收回淘汰落后產能的企業貸款13家，金額4.02億元；河北省環保系統向人民銀行征信系統報送的企業違法信息達200多條。廣西省于2008年開始實施綠色信貸政策，4年來，廣西環保部門累計向廣西銀監局、中國人民銀行南寧中心支行通報全區企業環境信息3660條。其中，企業環境違法信息340條，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審批信息2371條，建設項目環保設施竣工驗收信息762條，實施強制性清潔生產審核企業信息187條，節能環保領域貸款余額為2654.32億元，同比增長23.59%。2011年1到8月，江蘇銀行常州分行調整壓縮貸款4.18億元，其中對造紙行業、金屬制品業、紡織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等四行業涉及的“兩高一資”企業，共退出0.64億元貸款。江蘇銀行常州分行與江蘇省政府合作開發了“科技之星”小企業貸款產品，貸款對象主要是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科技含量高、盈利能力強、環保節能好、管理模式先進的科技型小企業。截至2011年8月末，江蘇銀行常州分行已經向28家企業發放共計5800萬元“科技之星”貸款。

3、一些地方開始探索實施綠色信貸動態管理機制，根據企業環境行為表現實施差異化信貸政策，并允許企業在修復其環境信用后予以發放信貸。

江蘇開展企業環境行為評價和環境信息公開走在全國前列，一些地區探索將“企業環境行為評價制”與信貸政策結合起來實施。如江蘇的江陰、常州、南通等地區將企業劃分為綠、藍、黃、紅、黑5個等級。根據企業的不同“顏色”表現，實施差異化貸款政策。以江陰市為例，該市出臺了《江陰市環境保護分類評定企業信貸政策指引》，提出“對綠色企業大力支持、對藍色企業繼續扶持、對黃色企業規模不變、對紅色企業壓縮存量、對黑色企業嚴禁新增”的信貸指引原則。如果企業“顏色”表現較差，則可通過信用修復來改變“顏色”。南通市推出了《企業環境信用修復辦法》，建立環境信用修復機制，對一度環境行為評級較差而又積極整改、成效明顯的企業，允許其恢復環保信用，為其重新獲得信貸支持創造條件。截至2011年10月末，南通市“綠色信貸”信用修復機制幫助43家有環境“污點”的企業恢復環境信用，這些企業重獲貸款總額達118.2億元。

4、不少地方的環保部門和金融機構開始重視聯手推動綠色信貸政策的實施和落實。

如浙江、山西等地開始重視環保和金融機構加強聯動，推動綠色信貸政策的落實。其中，浙江省的做法為：浙江省環境保護廳與省銀監局簽署《浙江綠色信貸信息共享備忘錄》，督促銀行機構針對企業環境表現實行差別化信貸政策，雙方共同致力于建立健全三大工作機制推進綠色信貸。一是構建綠色信貸信息共享機制，環保部門提供給銀行部門相關環境信息；二是健全綠色信貸管理機制，銀監部門研究建立綠色信貸工作的統計監測、評價考核和問責制度；三是完善綠色信貸工作保障機制，由雙方共同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公開披露有關環境監管和信貸管理信息。交通銀行山西省分行提出開展綠色信貸工程建設。一是加強與環保部門聯系，獲取限期關停或整改的落后產能企業名單等環境管理信息；二是開展存量授信專項排查，限制對已被列入淘汰落后產能名單企業的信貸；三是做好對“綠色信貸”工程建設實施計劃的考核、檢查、評價工作。

5、盡管綠色信貸政策在2011年取得了不少進展，但總體來看，綠色信貸政策實踐還面臨一些突出問題。

一是，在很多地區，環保部門與銀行金融部門的信息溝通還不暢。目前主要是環保部門單方面向銀行提供信息，但銀行系統并未將自己的信貸情況反饋給環保部門。信息“單行線”問題造成環保部門不清楚到底銀行是否將環保信息落實到綠色信貸業務中去。二是，信息時效性低。在綠色信貸政策執行過程中，多數地區在信息傳輸上還無法做到實時對接。環保部門往往是通過月度、季度等形式將企業環境信息報送給金融部門，信息的時效性大打折扣。三是，缺乏統一的綠色信貸實施標準規范。由于國家層面未有統一的綠色信貸實施準則要求，目前各銀行只能按照各自的理解分別確定綠色信貸戰略、方針、政策、制度、流程和產品。許多銀行都推出綠色信貸政策，綠色信貸額度也較大，但各銀行到底“綠”的程度如何，未能有統一的標桿來判定。四是，銀行業的綠色信貸實施績效如何還未得到足夠關注。據《中國銀行業環境記錄（2010）》：“在我國幾乎沒有銀行因環境違規事件受到抗議，對銀行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如何有效開展綠色信貸實施效果的評估，持續改進銀行業綠色信貸實施的績效，是下一步我國綠色信貸制度建設過程中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環境污染責任險

在重點高環境風險行業開展環境污染責任險試點受到重視，不少地區嘗試在高環境風險行業推行環境污染強制險。

1、在高環境風險行業推行環境污染責任險受到國家高度重視。

《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原則性提出“十二五”期間我國將健全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研究建立重金屬排放等高環境風險企業強制保險制度。環境保護部、中國保監會聯合下發的《環境風險評估技術指南——硫酸企業環境風險等級劃分方法（試行）》，提出要推進硫酸企業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的實施；環保部下發的《關于加強鉛蓄電池及再生鉛行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逐步建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并提出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將與重金屬污染防治專項資金掛鉤；國務院頒布的《太湖流域管理條例》，提出要出臺有關政策鼓勵太湖流域排放水污染物的企業投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

2、不少地區在高環境風險行業推行環境污染責任險政策試點，針對高環境風險行業實施環境責任強制險是發展趨勢。

環境保護部和中國保監會聯合開展綠色保險試點已經三年多，但由于缺乏國家政策法規硬性約束，以及制度環境不具備等客觀原因，企業主動投保環境污染責任險的積極性并不高。一些地方嘗試在高環境風險行業強制推行環境污染責任險，對其他類型的行業企業則采取鼓勵自愿參與的方式。不同試點地區的行業類型以及企業數量等有較大差別，也有的地區要求位于環境敏感區的企業強制性投保。截至2011年底，已有江蘇、湖南、湖北、河南、河北（保定）、重慶、福建、廣西、廣東（深圳）、四川、山西、浙江（寧波）、云南、遼寧（沈陽）等省市啟動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試點，總體來看，在高環境風險領域推行環境污染責任險是地方試點發展趨勢。如江蘇無錫市在2011年2月初開始試點環境污染責任強制保險，要求三類企業必須納入責任險范圍。一是，太湖流域一級保護區內存在環境污染風險的所有工業企業，飲用水源地二級保護區范圍內所有工業企業；二是，醫院、學校、大型居民住宅區等周邊環境敏感區300米范圍內的所有工業企業；三是，其他范圍內的化工、冶金、電鍍、造紙、污水處理廠、垃圾填埋場等環境污染風險高的行業企業。投保企業可按照生產經營規模和環境風險等級，選擇不同的投保檔次。至2011年底，江蘇無錫市參保企業已達688家，繳納保費1424.16萬元，責任險額7.63億元。從試點進展來看，實施該政策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業的環境風險防范和應對意識，無錫市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試點的重點在于事前對企業進行技術指導服務，防范可能發生的環境事故，而非僅專注于事后的賠償補救措施。企業參保前，開展企業環境風險水平的技術評估，參保后也有專家進行技術指導，排查企業的安全隱患，對可能造成環境污染事故的環節提出整改要求，并進行監督，從而有利于減少發生環境污染事故的可能性。2011年8月，廣西省出臺政策文件要求強制在重點行業企業推行環保責任險，并分三步走推動環境污染責任險試點：第一步重點針對環保壓力較大的重金屬和涉鉛企業；第二步重點針對位于重點區域的重點企業及環境風險較大的生產企業；第三步針對試點范圍內的化工、重金屬冶煉、有色金屬礦采選、沿江沿河等高環境污染風險企業，進行安全隱患大排查，存在環境安全隱患的企業，一律列為污染責任險的參保對象。2011年8月，湖南省長沙市環保局《環境風險企業管理若干規定》，這也是國內首部環境風險企業管理辦法。其做法是首先將不同行業的污染企業按照環境風險程度劃分三個等級，如果企業屬于一、二級別的高風險級別行業，則必須購買環境污染責任險，如果企業屬于較低風險的第三級別行業范疇，則可根據自身情況自愿選擇是否購買環境風險責任保險。

3、一些地區則選擇若干高環境風險企業強制納入環境污染責任險試點范圍，并鼓勵其他企業實施環境污染責任險。

2011年福建、四川、山西省也啟動了環境污染責任險政策試點，并未要求特定高環境風險行業企業必須投保環境污染責任險，而是通過選擇若干數量高環境風險的行業企業開展試點，要求試點企業必須投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對于未列入名單的企業則可自愿選擇是否購買環境風險責任保險。如四川省確定包括聯邦制藥（成都）有限公司在內的99家企業作為四川省首批試點單位。山西省首先將污染物排放總量和環境風險因素較大的企業納入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試點范圍，同時鼓勵和支持未列入試點名單的企業積極參加環境污染責任保險，首批82家企業納入試點。山西省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賠付額主要考慮企業風險因素，風險因素不同，則保險公司賠償額度也有所不同。如年設計生產能力在500萬噸以上的煤炭企業、總裝機容量120萬千瓦以上的電力企業，累計賠付限額最高可達1000萬元。

4、一些地區還將企業投保環境污染責任險與優先考慮信貸發放、環保評優評先等激勵政策結合起來開展了一些嘗試。

2011年3月上旬，河北省選擇保定市實施試點，首先在從事生產、經營、儲存、運輸、使用、排放有毒有害化學品企業，危險廢物產生、收集、運輸、存貯、處置企業，以及重金屬排放企業中進行環境污染責任險試點，并將這些行業企業是否投保環境責任險作為企業上市和再融資環保審查、申報環保專項資金、環保評優評先的重要審查內容。對未按規定辦理環境污染責任險的企業，將在綠色信貸工作中停止授信，在其新、改、擴建項目時，依法實施限批，并加大對其監管和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目前，共15家企業分別與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簽訂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單”，投保費為48.4萬元，總保額為2150萬元。同年6月份，廣東省深圳市開展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試點，也提出試點工作實施“四個掛鉤”，即將納入試點范圍的企業開展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工作與對企業的環境污染事故應急管理、環保核查、環保專項資金安排、環保信用等掛鉤。

5、有的地方為了推進環境責任保險試點的深入探索，開展了環境責任保險工作實施考核。

2011年，主要是湖南省開展了該方面的實踐，湖南省環保廳要求各級環保部門要積極推進本地區環境責任保險工作，加強對企業的培訓，做好宣傳。每兩個月省環保廳將對各市州工作進度進行通報，年終進行總結評比，并將評比結果納入省環保廳年終考核結果。

6、我國環境污染事故進入高發期，迫切需要加大環境污染責任險政策試點推進力度，早日構建高環境風險行業防范應對長效機制。

目前我國7555個大型重化工業項目中，81％布設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區等環境敏感區域，45％為重大風險源，我國每年由于環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1200億元。我國已經進入環境突發事件的高發期。然而，相應的防范機制和應對能力，無論是技術層面，還是政策法規建設層面，均存在很大不足，導致污染事故頻發，受損人不能得到及時、充分經濟補償，致害企業無能力或者不愿為其損害行為埋單，而由社會承擔事故危害的后果，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地方加大環境污染責任險試點探索力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地方上利用保險政策工具這一市場化手段分散高環境風險行業企業以及在環境敏感區域的企業發生環境污染事故風險的客觀政策需求。隨著地方試點工作的不斷深入，也需要在國家層面出臺相應的政策法規予以指引和規范，為地方試點的深入推進提供保障和支撐。

環保綜合名錄

節能、節水、環境友好型產品名錄制定和實施穩步推進，環保部主導編制的“雙高”產品名錄對有關宏觀經濟部門出臺調結構、促轉型政策起到了積極支持作用。中央政府有關部門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來規范政府采購行為，強制要求政府基于制定的名錄實施綠色采購。如財政部聯同環境保護部2011年先后兩次調整環境標志產品政府采購清單；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調整了第十期節能產品政府采購清單。據統計，目前列入清單的節能產品已有28類、3.1萬種，環境標志產品已有24類、1.5萬種。在“十一五”時期，全國節能環保產品政府采購金額達2726億元，約占同類所有產品政府采購金額的65%左右。綠色產品的政府強制采購制度正在逐步建立。

自原國家環保總局2008年第一批“雙高”（高環境污染、高資源消耗）產品名錄以來，至2010年底，環保部已經先后了四批名錄。2011年3月27日，國家發改委的《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0年本）》將“雙高”產品名錄作為修訂的重要依據，采納114種“雙高”產品為《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1年本）》的限制類和淘汰類產品，其中，農藥和化學制藥行業“雙高”產品，90%以上被該目錄所采納，名錄成果為有關經濟決策部門出臺有關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2011年環保部編制完成《環境經濟政策配套綜合名錄2011年版》，并于同年10月14日以函的形式提供給國家發改委、工信部、財政部、商務部等經濟部門，供制定和調整有關政策參考。

環境經濟論文:地方環境經濟政策問題探索

作者：焦元森 單位：河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河南省人口眾多，經濟總量列全國第五位，盡管人均GDP等指標落后；但是河南省COD排放量卻高居全國第二位，二氧化硫排放量居第五位，污染減排任務艱巨。

一、環境經濟政策的內涵

總理在第六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要實現三個轉變，即：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并重，從環境保護滯后于經濟發展轉變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同步，從主要用行政辦法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環境經濟政策指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運用價格、稅收、財政、信貸、收費、保險等經濟手段，調節或影響市場主體的行為，以實現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政策手段。作為迄今為止國際社會解決環境問題最有效、最能形成長期制度的辦法，建立和實施有效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對污染減排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探索建立并推行有效可行的環境經濟政策，建立和完善環保工作長效機制，對于提高河南省環保工作水平，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二、河南省環境經濟政策存在的問題

1、與經濟部門協調互動不夠環保部門在經濟政策制定方面沒有主動權，缺乏主動協調機制，與經濟部門在政策制訂方面沒有建立充分協商機制，致使有利于環保的經濟政策出臺少、出臺慢、力度小。綠色信貸工作處于起步階段，進展較慢，還沒有全面展開，環保部門與金融機構的信息交流還不夠及時。

2、制度本身還不完善如綠色信貸政策，由于剛剛起步，還面臨著認識、基礎和信息等多重制約，一方面，由于一些高污染高能耗行業還有利可圖，有些甚至是短期的暴利行業，很難大幅度削減信貸規模。另一方面還有相當多的中小型污染企業采取民間融資或者自籌資金，基本上不向金融機構貸款，綠色信貸對這些量大面廣的污染企業尚不能發揮制約作用。

3、實施政策的條件有待成熟

（1）生態補償制度不健全。一是生態補償工作還未走上法制化、制度化和規范化軌道。生態補償沒有法律條文支撐，如：洛陽市國土資源局今年擬定的《洛陽市礦山生態環境恢復保證金管理暫行辦法》，由于沒有上位法而被市人大立法預備會議否決。二是缺乏規范的財力支持長效機制。三是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體現生態補償的要求還不夠清晰。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只是按經濟發展程度來確定，但未能充分反映生態補償的要求，多數財政轉移支付受惠項目的生態補償指向并不明確。在財政收入分成比例上，雖然實行了差別待遇政策，但對重要生態功能區域的生態補償傾斜不夠明顯。

（2）排污權交易方面。首先是如何確定區域排污權總量是比較難的問題。目前，排污權交易試點地區大部分都是避開總量問題來實施排污交易的，許多地方在操作上則根據國家、省以及地方的污染物總量控制計劃或目標來確定某一階段的排污權總量，甚至與排污總量控制計劃脫鉤，造成排污交易與環境改善沒有有效銜接。其次，排污權交易政策的推廣還需要進一步制定完善配套法律法規，提供法律保障。再次，在初始排污權的分配上，部分試點地區對現有企業和新建企業分別對待。如有些地方，現有企業初始排污權大部分是無償分配，而新建的企業基本上是有償獲取，分配方式的不完善導致了排污交易不公平。第四，排污權有償使用的時間限制與否不明確，排污權一次購買，是否可終生排污存在模糊。第五，相比總量核定、企業排污權初始分配等難點，如何激活二級交易市場也是一個難題。第六，“邊界問題”也就是跨行政區域的排污歸屬界定問題也是該制度實行中的制約因素。

（3）綠色保險方面。一是保險公司、保監會沒有開發出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保險產品。二是污染企業（規模、行業）參加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費率沒有細則，出現污染事故，保險公司如何賠付，責任如何認定沒有明確。三是企業參加保險形式沒有明確。

三、對策措施

1、擴大生態補償實施范圍。在實施沙潁河流域上下游生態補償的基礎上，向污染嚴重的衛河流域等推廣。同時要加快流域水環境質量自動監控系統的建設，做到斷面設置科學合理，監測數據及時準確，能真實全面地反映水環境質量狀況，為政策的實施打好基礎。還要積極制定和完善礦區生態補償、自然保護區生態補償、森林資源的生態補償政策。

2、完善綠色信貸、證券政策。總結我省實施這兩項政策的經驗和問題，完善有關措施。加強環保部門與金融、證券部門的信息溝通，建立企業的環境信息及投融資信息共享平臺，形成多部門協調配合、共同監管的聯動機制，遏制企業環境違法行為。

3、適時實施排污權交易政策。研究環境產權制度，將環境（主要指環境容量）確定為一種產權，并賦予政府環境產權的使用權，適時實施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政策。盡快全面實施二氧化硫排污許可證制度，做到企業持證排污；要大幅度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費征收標準，提高排污企業的環境污染成本，促使企業加大污染治理力度，減少排污；要建立完善的、科學合理的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核算制度（包括環境質量監測、企業排污監測、排放量核算方法等），確保企業排污總量核算準確。

4、完善綠色財政政策。設立財政獎勵資金，加大財政補貼力度，對高新技術的研發和使用、污染治理基礎設施建設、循環經濟、生態保護等有利于環境保護的項目，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實施優惠的稅收政策，提高企業保護環境的積極性。

5、加快綠色稅收政策的研究。完善各種財政激勵措施，對于環境友好的企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如所得稅、增值稅、消費稅的減免以及加速折舊等；對環境不友好行為征收以污染排放量為直接依據的直接污染稅，以間接污染為依據的產品環境稅，以及針對水、氣、固廢等各種污染物為對象的環境稅。

環境經濟論文:環境經濟系統物質流特性與演變

作者：丁平剛 田良 陳彬 單位：海南大學環境與植物保護學院 海南大學旅游學院 北京師范大學環境學院環境模擬與污染控制國家重點實驗室

環境與發展是當今世界普遍關注的主題，推行可持續發展已在全球范圍達成共識。MFA(MaterialFlowAnalysis)及IPAT方法及其指標，可為循環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研究提供一種新穎而簡潔的思維方式與研究手段，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1－2］。

1研究區域與目的

海南省陸地面積3．54萬km2，海域面積約200萬km2，2009年末常住人口864．07萬，是我國最大的經濟特區和唯一的熱帶島嶼省份，也是我國陸地面積最小、海洋面積最大的省份，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與社會環境，具有十分獨特的代表意義［3］。在MFA的系統邊界上，較其他非島嶼省份也更加明晰。海南省是我國第一個生態省，同時也在大力實施新型工業化發展戰略。2009年12月31日，國務院公布了《關于加快推進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確定了海南國際旅游島六大戰略目標:我國旅游業改革創新的試驗區、世界一流的海島休閑度假旅游目的地、全國生態文明建設示范區、國際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國家熱帶現代農業基地，將海南國際旅游島的建設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本文對海南省環境經濟系統1990－2008年間的物質輸入、輸出強度和效率進行核算，研究其物質流特征與近期變化趨勢及由此反映的循環經濟和可持續發展水平，可以幫助找出該區域環境壓力的直接來源，提出緩解環境壓力的技術方案，為實現區域循環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的近、中期目標提供科學依據［4］。對推進海南生態省、新型工業省和國際旅游島的建設與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MFA是在一定時空范圍內關于特定系統的物質流動和貯存的系統性分析。它起源于歐洲，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研究側重于整個國家或區域經濟社會系統的物質通量。MFA的基本觀點是，環境和自然資源是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要求環境經濟系統保持相對的穩定，盡量減少環境經濟系統動用自然物質的數量［5－6］。MFA研究按照不同的標準有不同的分類，其中按研究范圍可分為三個層面:國家物質流分析、區域物質流核算和企業物質流分析［7］。MFA通常有輸入、輸出、消耗、平衡、強度和效率、綜合六類指標。由于人類活動所產生的環境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進入環境經濟系統的自然資源和物質的數量與質量，以及從環境經濟系統排入環境的廢棄物質的數量與質量。因此，本文選用常用的三類指標:輸入、輸出以及強度和效率指標，對海南省環境經濟系統進行物質流分析。

直接物質輸入量(DirectMaterialInput，DMI)指由外界輸入環境經濟系統，直接參與系統運行，具有確定經濟價值的物質流。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金屬、非金屬礦物，農林牧漁等生物物質及進口物質等。它側重表示由于人類社會及其經濟活動的存在而導致的資源影響。區域過程排放(RegionalProcessedOutput，RPO)指環境經濟系統運行所產生的各類排放至自然環境中的廢棄物，包括水體污染物、大氣污染物、固體廢棄物等。它側重描述物質輸出造成的環境影響［8］。物質輸入和輸出強度，分別指單位人口的DMI需求量和RPO排放量。單位人口的物質輸入與輸出越多，說明物質消耗強度和廢物輸出強度越高，反之亦然。物質輸入和輸出效率，分別指產生單位GDP所需的DMI量和RPO量。單位GDP的物質輸入與輸出越低，說明資源與環境利用效率越高，反之亦然。任何一個環境經濟系統，物質的輸入與輸出強度低，物質的輸入與輸出效率高，才能保證系統可持續地、穩定地向前發展。

為進一步了解影響物質輸入與輸出的因子，本文采用IPAT分解分析方法來研究其影響因子的強弱。該方法是一個關于環境壓力與人口、國民福利和技術三因素的恒等式:I=P?A?T。式中:I代表環境壓力指標DMI或RPO;P代表人口;A代表人均GDP即GDP/P，體現社會富裕程度;T即I/GDP表示環境經濟系統的物質利用效率(DMI/GDP)或物質輸出效率(RPO/GDP)，用來衡量技術水平［2，9］。運用IPAT方法，可將DMI與RPO指標分解為表征人口、福利、技術三因子的乘積，進一步分析三因子的變化對環境壓力指標的不同貢獻。DMI與RPO的核算指標見表1，表中項目均以質量為單位。輸入、輸出端原始數據如戶籍人口、GDP數據均來自《海南統計年鑒》(1991－2009)、國家統計局網站(//www．stats．gov．cn)以及海南省環境狀況公報，部分年份數據缺失采取插值法估算。為了更好地了解海南省環境經濟系統所依賴的自然資源及所輸出的污染物水平，本文將海南省與同期廣東省MFA計算結果作橫向對比分析，廣東省1990－2005年MFA數據來自文獻［2］，2006－2008年數據由外推法估算。

3結果與討論

3．1物質輸入與輸出的特征和演變

海南省MFA統計指標以及人口和GDP等社會經濟指標見表2。以1990年DMI、RPO及GDP各指標值為基準值100，其后各年各指標值與1990年的對應指標值相比，表示各指標的變化。1990－2008年DMI、RPO及GDP變化趨勢見圖1。由圖可知，1990－2008年間，海南省GDP變化曲線呈現明顯上升趨勢，年均增長15．90%;DMI總體呈現上升趨勢，其中1990－2007年變化曲線平緩，年均增長6．88%，2008年有明顯增加，是2007年的1．7倍;RPO總體呈現緩慢下降趨勢，年均降低0．95%。對DMI投入結構進行分析可見(圖2)，19年間化石燃料、礦物質、生物物質和進口物質的輸入量平均值分別占到DMI的1．03%、23．36%、33．25%、42．36%。從時間序列上分析，四者均呈現出波動上升趨勢。化石燃料、礦物質和生物物質19年間年均增長率分別為31．45%、5．29%、5．10%。其中進口物質1990－2007年間年均增長率為9．67%，2008年增加較快，為2007年的2．7倍，主要受石油省外調入量增長較大影響。海南省環境經濟系統DMI1990－2007年間增長緩慢，主要與占DMI比重最大的進口物質的輸入增長率不大，其他物質輸入增長率較小有關。在物質輸入中，化石燃料的增長率相對最大，但其在DMI中所占比重最小，因此對整體影響不大，表現不明顯。對進口物質輸入量和變化率的分析表明，海南省環境經濟系統對進口物質有較大程度的依賴，與其島嶼省份的特殊地理環境有關。2008年進口物質增長速度較快，需要引起進一步關注。對RPO輸出結構進行分析可見(圖3)，19年間COD、SO2、煙塵、工業粉塵、工業固廢的輸出量分別占到RPO的66．75%、14．27%、8．84%、9．92%、0．22%。從時間序列上分析，19年間COD、煙塵呈現波動下降趨勢，年均下降分別為1．60%、4．52%;SO2呈現波動上升趨勢，年均增長率為3．11%;工業粉塵波動較大，1996年達最大值3．64萬t;工業固廢排放量變化不大。海南省環境經濟系統RPO波動下降，主要與占RPO主體的COD排放量下降有關，反映了海南省產業結構的逐步升級和環境保護治理能力的加強。1990－2008年間，海南省環境經濟系統經濟水平高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自然資源的輸入。但環境經濟系統的物質輸入與輸出非線性相關，海南省環境經濟系統表現出初步的可持續發展。

3．2物質輸入與輸出強度的特征和演變

環境經濟系統人均DMI和RPO分別反映物質輸入和輸出強度。由圖4、5可見，1990－2007年間，海南省人均DMI明顯低于廣東省，但呈現上升趨勢，特別是2008年上升較快(為2007年的1．7倍)，超越廣東省，需要特別關注。1990－2008年間海南省人均RPO明顯低于廣東省，19年間略有波動，呈現下降趨勢。1990－2008年19年間海南省人均DMI和RPO的變化可劃分為不同的階段，各階段年均變化率見表3。

3．3物質輸入與輸出效率的特征和演變

環境經濟系統DMI/GDP和RPO/GDP分別反映物質輸入與輸出效率。由圖6可見，海南省DMI/GDP在1990－2008年19年間總體呈現下降趨勢，物質輸入效率逐漸提高。19年間，除1995年外，海南省DMI/GDP高于廣東省，反映海南省物質輸入效率低于同期廣東省水平。1990－1995年，海南省物質輸入效率提高較快，到1995年與廣東省當年的物質輸入效率接近。但1996年以后，海南省物質輸入效率與廣東省保持了一定的差距，特別是2008年與廣東省差距更大。由圖7可見，1994年之前，海南省RPO/GDP明顯高于同期廣東省水平，反映該階段海南省物質輸出效率低于廣東省。1995年以后，RPO/GDP逐漸接近廣東省水平。海南省RPO/GDP19年間呈現下降趨勢，反映海南省物質輸出效率逐漸提高。19年內DMI/GDP和RPO/GDP變化可劃分為兩個階段，各階段年均變化率見表4。海南與廣東兩省物質輸入、輸出強度和效率差異，與兩省在經濟技術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消費結構等方面的差異有關。在人均GDP方面，廣東省1990年是海南省的2．4倍，2008年為1．80倍。海南省人均GDP低于廣東省，但差距在縮減。環境經濟系統物質輸入和輸出與區域產業結構優化程度有直接的關系。就第二產業而言，廣東省是工業大省，海南省工業在三產業中比重最小。第二產業相對一、三產業，是一個物耗高、產值大的產業。海南省經濟的高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自然資源的輸入，隨著第一產業比重下降，二三產業比重上升，以及各自產業內部技術水平的提高，使得輸入量的增長速度減慢。輸入增長的減慢在一定程度上會減輕輸出的壓力。海南、廣東兩省在消費結構、環境保護與治理水平方面的差異，也是影響其各自物質輸出強度和效率不同的主要原因。

3．4物質輸入與輸出IPAT分解分析

根據I=P?A?T的理論模型，將DMI與RPO進行分解，計算各自分解指標年均變化率，找出各分解指標在整體變化中的貢獻。按照物質輸入與輸出量的變化特征，可以1997年為界，將海南省環境經濟系統1990－2008年間物質輸入與輸出量變化劃分為兩個階段(見表5)。1990－2008年間，海南省環境經濟系統資源利用水平的提高(DMI/GDP年均下降5．26%)對自然資源輸入的增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由于人口壓力和國民福利的增大(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59%和14．09%)，使得DMI仍然有一定的增加(年均增長9．80%)。雖然人口壓力和國民福利在增大，由于污染控制水平提高較快(RPO/GDP年均下降14．54%)，使得系統的污染排放有一定的減少，對環境的壓力相應減輕。

1990－1997年間，國民福利增長較大(年均20．12%)，人口壓力相對其他階段有所減輕。由于資源利用技術水平上升幅度較大(DMI/GDP年均下降12．97%)，使得自然資源輸入增長程度較小(年均6．14%)。對于物質輸出，雖然污染控制技術水平上升幅度較大(RPO/GDP年均下降17.33%)，但相對國民福利增長較小，使得污染物質輸出呈微弱的增長趨勢(年均增長0．82%)。1997－2008年間，人口壓力相對其他階段略有增加，但國民福利保持了較低速率的增長(年均10．41%)。對于輸入，由于資源利用技術水平上升幅度很小(DMI/GDP年均下降0．004%)，使得自然資源的輸入增長程度較大(年均11．72%)。對于物質輸出，雖然污染控制技術水平上升幅度較小(RPO/GDP年均下降12．72%)，但由于國民福利增長較小，使得自然資源的輸出降低程度較大(年均2．07%)。

在上述IPAT分解分析中，對于資源利用與污染控制技術水平(DMI/GDP或RPO/GDP)的提高，在微觀上，可以理解為采用清潔生產工藝，生產某種產品的技術方法、工藝水平更加先進與成熟，從而創造相同價值較以前所需原料量降低，產生污染物更少。在宏觀上，可以理解為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及其所帶來的消費結構的升級。因此，生產單位GDP的物質輸入增長減緩，生產單位GDP的物質輸出逐漸降低。對海南省1990－2008年間的產業結構變化進行分析，可以揭示其對DMI/GDP和RPO/GDP變化的影響。由圖8，海南省1990年一、二、三產比例為44．63∶19．72∶35．65，經過逐步調整，到2008年為29．99∶29．77∶40．24。縱向對比，第一產業比重下降，二、三產業比重加大。由此說明第一產業正在向第二、三產業轉移，海南省的產業結構正在升級。在創造同樣經濟總量的同時，以服務為主的第三產業，所需物質輸入與輸出較第一、二產業相對低下。第一產業逐漸向第二、三產業轉移，以及各產業內部自身結構的優化，可減少區域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的開采量，對環境的壓力也會相對減輕。當前海南省以獨特的區位和資源優勢，著力于國際旅游島的建設，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旅游目的地，這一戰略定位將對海南旅游業、現代服務業乃至整個第三產業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同時也將進一步促進海南全省的產業結構升級。

區域經濟高速增長與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將帶動消費結構的加快升級，消費結構的升級在一定程度上也會減輕系統物質輸出的壓力。加之海南省現有環境保護與治理能力的不斷加強，如新型工業省建設提高了產業準入門檻，嚴格科學的環境規劃，農村垃圾、污水處理、生態環保設施等一系列民生工程的建設等，在這些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海南省環境經濟系統物質輸出的增長將會進一步趨緩，甚至出現可能的下降，這在很大程度上會減輕對環境的壓力，促進海南省環境經濟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4結語

對海南省環境經濟系統1990－2008年MFA研究結果表明:自1990年后，DMI呈上升趨勢，1990－2007年增長速度平緩，年均增長6．88%，2008年有較大增加，為2007年的1．7倍;RPO呈下降趨勢，年均降低0．95%。物質輸入增長速度遠小于GDP增長速度(年均15．90%)。海南省經濟的高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賴于自然資源的輸入，同時產生了一定量的廢棄物。對物質輸入與輸出強度和效率的計算表明，1990－2008年間海南省物質輸入強度在加大，物質輸出強度在減小，但物質輸入效率和輸出效率均在逐步提高。經濟的高速增長、相對平緩的物質輸入增長及物質輸出的降低，表明海南省初步實現了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從DMI和RPO的分解分析可以看出:1990－1997年間，海南省環境經濟系統的自然資源輸入增長程度較小，而輸出呈微弱的增長趨勢;1997－2008年間，海南省環境經濟系統自然資源的輸入增長速度加大，但輸出下降。表明在這兩個階段海南省的可持續發展均不夠穩定。海南省的可持續發展還有待更進一步加強。海南省應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加強產業政策、準入制度和發展戰略的研究與制定。著重進行國民經濟技術水平的改造和生活方式的改善，以提高環境經濟系統的物質輸入和輸出效率，降低資源利用強度和物質輸出強度。保護好生態環境，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早日達到建設生態省、新型工業省和國際旅游島的宏偉目標。

環境經濟論文:環境經濟政策系統構建思索

作者：董戰峰 葛察忠 高樹婷 單位：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

“十一五”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建設進展評估

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建設受重視程度前所未有環境經濟政策制定力度較“十五”時期明顯加大“十一五”期間，加大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構建環境保護的長效機制，受到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2006年，在第六次全國環保大會上，總理明確提出：新時期要加快實現環境保護“三個歷史性轉變”，而環境經濟政策是促進“歷史性轉變”的關鍵切入點。在《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國務院關于印發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等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要文件中都有重視環境經濟政策的要求和意見。從環境財政政策來看，2006年，財政部在政府預算支出科目中首次增加了“211環境保護”科目，環境保護工作首次在中央財政預算中有了專門的“戶頭”。此外，根據“十一五”重點環保工作需求，國家設立了中央財政主要污染物減排專項資金、中央污染減排專項資金等多項專項資金政策。出臺了燃煤發電機組脫硫上網電價按0.015元每千瓦時補貼的政策以及高耗能行業差別電價政策。有關部門出臺了《關于改進和加強節能環保領域金融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關于落實環保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關于推進“綠色信貸”建設的意見》《關于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等一系列環境經濟政策文件。環境經濟政策試點探索正在快速推進湖北、江西等地開展了環境稅試點，新疆開展了資源稅改革試點；廣東、江蘇等許多地方開展了排污費改革，大部分省市進行了水價改革；從2007年開始，原國家環保總局開始選擇山西、遼寧、浙江等8省市開展重要生態功能區、流域和礦產開發生態環境補償等試點。江蘇、河南、河北、湖南、福建、山西、山東、江西、海南、廣東等10多個省市自發開展了流域生態補償試點探索。全國過半省市開始試行或試點排污權交易，其中江蘇、浙江等7省市被批準為國家試點。20多個省市出臺了地方綠色信貸政策，湖南、重慶、云南等地開展了環境污染責任險試點探索等。環境經濟政策在節能減排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環保投資力度逐年加大，財政投資績效有很大改進，特別是各環保專項資金政策對解決“十一五”時期的重點環境問題起到了重要作用。燃煤發電機組脫硫電價政策促進了電力行業脫硫污染治理。2008年全國排污費收入達到185.2億元，對提高環保部門能力建設和促進企業減排起到了積極作用。環保部研究制定了349種“高污染、高環境風險”（“雙高”）產品名錄，對加快淘汰落后工藝和產品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許多環境經濟政策仍處于試點階段國家層面出臺的政策基本上是指導性的，多為“意見”形式；許多地方出臺的相關文件也多采取“暫行辦法”的形式，很少納入到地方法規中。除了環境財政、排污費、燃煤發電機組脫硫電價補貼、生態公益林補償外，排污交易、流域生態補償、環境污染責任險、綠色信貸等仍主要處于試點階段。環境經濟政策在環境政策體系中的地位還比較低從“十一五”節能減排目標各政策工具發揮的作用大小來看，主要的還是靠污染物總量控制、流域限批、環境執法等行政管制手段，環境經濟政策在節能減排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仍較有限，許多環境經濟政策在節能減排中發揮效用仍面臨制度性障礙。

“十二五”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建設的重點領域建議

把環境公共財政制度建設作為首要問題來抓重視編制重點專項資金使用規劃，明確資金使用的時空安排重點。在維持現有環保專項資金的基礎上，研究設立環境服務業發展專項資金、規模化畜禽污染防治專項資金、落后產能退出專項資金等，解決“十二五”的重點環保問題。環保專項資金的使用要樹立基于績效管理的觀念，重視提高資金使用效果。繼續推進基于生態環境因素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建設。建議從以下3個維度入手：其一，要增加轉移支付規模；其二，完善一般性轉移支付辦法，將環境質量狀況、重點生態功能區、環境基本公共服務建設成效作為一般性轉移支付的重要因素，增加生態環境因素在一般性轉移支付要素中的權重；其三，將環境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建設作為環境財政專項轉移支付的重點。爭取環境稅費政策改革取得積極進展大力推進江西、湖北、湖南和甘肅省環境稅試點，同時繼續選擇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區域的若干典型地區開展試點，開展環境稅開征的一些前期關鍵問題研究，如適應環境稅改革的配套政策需求、開征環境稅對環保部門的影響、設計環境稅征管平臺等。并根據試點進展完善環境稅方案，爭取“十二五”順利開征環境稅。新疆的資源稅改革試點取得了初步進展，下一步應擴大資源稅改革試點范圍，改革過程中要把資源開采的環境資源成本和資源稀缺性成本納入。同時，盡快開展稀土等戰略性稀缺資源的稅收改革；結合“雙高”產品名錄制定，適時調整出口產品退稅政策。

積極推進排污費改稅試點，以解決排污費政策存在的征收不規范、征收率低、調控污染者行為力度弱以及“吃排污費”等問題。在初始階段，可重點考慮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的征收工作，征收對象主要面向企業。結合“十二五”環境問題特征，建議加強重金屬排污費、畜禽養殖業排污費征收。高度重視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建設盡快下發《生態環境補償機制重點政策實施的指導意見》，對河南、河北、浙江、福建、遼寧、江蘇等地開展的流域生態補償、礦產資源開發生態補償、重要生態功能區生態補償、草原等自然生態要素的補償提供指導，時機成熟后，應盡快出臺《生態補償條例》，同時加快《生態補償法》的立法前期研究工作。

盡快出臺《流域生態環境補償實施技術指南》，推進河南、河北、浙江、福建、遼寧、江蘇等地開展的省內流域跨界生態環境補償試點；選擇淮河、新安江、遼河等流域開展跨省界生態補償試點，推動云南和安徽分別建立滇池和巢湖流域的生態補償和污染賠償試點，爭取“十二五”跨省流域生態環境補償試點有所突破。結合功能區劃，利用財政轉移支付政策手段加大對限制開發區、禁止開發區的扶持力度，在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實施生態優先的政績考核體系試點。選擇內蒙、江西、青海等典型地區開展生態環境補償費和補償金政策試點；繼續加大東江源、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區等典型地區生態環境補償財政轉移支付試點。大力推進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補償，加大對自然保護區的居民直接給予貨幣或實物補償力度，推進在自然保護區邊緣地帶群眾給予減免稅賦以及采取政府援助合作等方式的政策補償試點。建議在山西、內蒙古等地推進開展礦產資源開發恢復治理基金政策試點，在遼寧、山西等省市選擇若干地區開展“資源型城市發展轉型基金”試點，重點解決計劃經濟時期的歷史欠賬問題。

推進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肅、寧夏等主要草原牧區省（區）開展生態環境補償費和生態環境補償金試點，并著手開展跨省級和省級區域內行政區域的草原、森林的生態環境補償金試點；進一步提高退耕還林和生態公益林建設補償標準；大力推進山東省海洋生態損害賠償費和損失補償費試點。加快推進排污權交易政策試點目前排污權交易的深入推進還缺少一些關鍵技術的支撐，主要包括排污權指標分配的程序和方法、初始排污權價格形成機制、國家層面的排污交易平臺、不同行業和區域之間的交易比率、點源與非點源交易技術、總量控制、環境影響評價等政策與排污交易的銜接等，要加強關鍵技術研發。

盡快修訂《環境保護法》以及《水污染防治法》等單行法，明確排污權交易的法律地位。抓緊制定有關排污權有償取得實施管理辦法、排污權交易監管辦法、排放交易管理辦法、排污有償使用資金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盡快出臺《電力行業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管理辦法》，在電力行業全面推開二氧化硫排污交易，并適時將二氧化硫排放交易擴展到化工、建材、鋼鐵等二氧化硫排放份額比重大、監測條件較好的行業；繼續推進太湖流域開展化學需氧量、氮、磷等排污權有償使用和排污交易試點，并選擇長三角或者珠三角地區開展區域化學需氧量、氮氧化物、汞等污染物排污權交易試點。繼續完善環境定價政策綜合考慮污水處理成本、社會承受水平等因素，規范污水處理成本的構成，逐步提高污水處理費標準；結合污水處理廠提標改造，逐步推行分區、分類、分檔的污水處理費計征方式，按照污染物類型以及污染程度合理分類污水處理收費對象；逐步提高污泥處置能力，循序漸進納入污泥處理收費。

制定實施煙氣脫硝電價政策，根據不同脫硝工藝“因廠制宜，統籌考慮”，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合理確定補貼標準和補貼范圍。對可再生能源發電和垃圾焚燒發電廠實行優先上網和補貼政策，建立激勵清潔能源發展的電價機制；加大高耗能、高污染企業差別電價、差別水價實施力度。大力推行綠色金融政策環保部門要加強與銀行金融部門、銀監部門之間的協調合作，構建部門間溝通平臺以及地方環保部門向國家報送綠色信貸信息的網絡數據平臺。研究制定綠色信貸環境信息管理辦法、綠色信貸行業指南，建立健全對地方環保部門、銀行業金融機構實施綠色信貸效果評估制度。加快推進湖南、浙江、江蘇、云南、湖北等地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試點，逐步拓展試點的行業范圍和區域范圍；以環境風險高，環境污染事故發生次數較多、損害較大的行業為重點制定行業環境風險評估技術指南；研究擬定企業環境風險等級劃分現場踏勘規范、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管理辦法。

進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和績效評估研究與試點方案，推進在江蘇、上海等長三角地區以及北京、天津等地區開展上市公司環境績效評估試點，爭取盡快出臺《上市公司環境績效評估試點工作方案》《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南》《上市公司環境績效評估技術指南》等政策。重視綠色貿易與對外綠色投資政策的制定建議把環境保護作為出口退稅商品名錄、加工貿易禁止類目錄等貿易政策調整的重要依據，從產品、企業、行業3個層面，綜合制定并運用環境關稅、基于環保目的的市場準入與準出等政策措施，從貿易環節倒逼企業的環境保護和污染控制。研究WTO（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環境保護條款，積極應對國外起訴我國限制稀缺性礦產資源產品出口的貿易糾紛。積極參與WTO環境產品開放清單的討論和談判環境產品標準的制定。

實施“綠色”對外投資，盡快出臺《關于加強我國對外投資和援助中環境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和《中國對外投資企業環境行為指南》，提高我國海外企業的環保意識和環境管理能力。積極推進“雙高”產品名錄工作積極結合相關部門工作需要制定名錄。根據貿易、信貸、保險、財稅、金融、產業和科技等相關部門在開展節能減排工作中對“雙高”產品名錄的需求，研究并出臺基于稅字號的“雙高”產品名錄，直接服務于出口退稅和加工貿易政策調整。建立基于“雙高”產品名錄的環境經濟信息庫。吸納研究院所、企業和社會公眾參與名錄基礎數據的提供和名錄的編制，建立公開的包含經濟和環境數據的“雙高”產品的信息庫，并與各部門和社會各界實行共享。

形成促進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建設的配套能力

編制“十二五”環境經濟政策建設規劃應明確規劃的目標，規劃編制的原則、指導思想、主要任務、工作思路和規劃重點，對各項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推進、政策出臺和實施等有一個合理的時空維度安排，對完成規劃所需的經費、部門分工、協調及職責，研發、能力建設等作出總體安排。強化部門聯動生態環境保護部門要加強與財政、稅務、商務、金融等經濟部門的合作，強化部門間聯動，加大相關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和試點推進力度，確保“十二五”環境經濟政策建設目標的順利完成。重視重點政策的試點和政策實施的技術培訓有關部門要組織編寫環境稅、環境污染責任險、綠色信貸、生態補償、排污權交易等專門的培訓教材，適時組織安排相關培訓工作。特別是要重視加強對試點省市的培訓，以保證試點工作的推進。組織研發關鍵技術相關政府部門應積極組織下屬科研院所有計劃地列專題、安排相關科研項目，研發政策制定中所需的關鍵技術。可采取領導小組、專家顧問組和項目技術組相結合的方式。積極開展國際合作繼續加強與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在環境稅費、生態補償、環境投融資等領域的廣泛合作；利用好亞行、世行提供的技術援助和技術咨詢項目，加強與UNDP（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以及其他國外環境經濟政策研究機構的交流合作，并宣傳中國的環境經濟政策研究和制定成果。

環境經濟論文:環境經濟體系分析探索

作者：李昂 單位：吉林大學商學院國際會計專業

環境經濟系統是環境系統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環境經濟問題已受到相當的重視，在2006年第六次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提出運用經濟等綜合手段解決環境問題以后,有關環境經濟方面的研究和應用不斷得到加強，環境保護優化經濟增長等理念應運而生。環保問題歸根結底是經濟問題。環境經濟的核心是經濟，研究的對象和范圍是環保。我們可以以經濟學原理為依據，從對供需曲線的分析出發，分析探討環境資源的外部性、非競爭性、公平性等問題，通過必要的政府干預，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促進環境問題的解決。

供給與需求曲線

圖1是經濟學典型的供求曲線。市場調節作用的本質是價格變動。價格的變動維持著供需的平衡。S-S為供應曲線，它說明當價格上升時，會激勵產量增加；D-D為需求曲線，它說明當價格上升時，需求（購買）量減少。供求平衡點在兩條曲線交叉點E上，在此點上，平衡價格出現，高于或低于此價格，則呈現過剩或短缺。當然，在特殊情況下，若需求固定，水、電、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其需求曲線會變得更加陡峭或靠近價格坐標，即“需求剛性”，這種需求在極端情況下甚至會導致垂直于供應量的豎直線。同樣，礦產、環境容量等供應能力變化小，其供應曲線就相對平緩或靠近產量坐標，即“供應剛性”，極端情況下也會出現平行于產量的直線。

環境資源特征及供需曲線的設計

環境資源具有稀缺性、外部性、非競爭性和不公平性的特征，也具有公共品的特征。盡管環境資源的曲線偏向“供應剛性”，即更具公共品特征，但通過供求曲線分析，通過政府干預，創造市場平臺，讓價格調節環境資源，讓“看不見的手”引導保護環境、治理污染的自覺行動是可能的。

排污權（指標）交易的供需平衡

以COD總量控制指標為例。在不考慮現有排放總量的情況下，假設1噸化學需氧量（COD）指標基本價格為3500元（以處理1噸生活污水0.7元，削減COD總量200克估算），那么通過排污交易，在市場上形成價格，這個價格將根據需求發生變化，則排污企業可以通過增加投入、改進生產工藝減少COD排放而得到富余的COD排放指標，也可以通過投資建設污水處理廠，減少地區COD排放而得到COD排放指標，通過排污交易市場獲得回報，這樣，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就引導企業通過降低COD排放量獲得經濟收益，自覺地達成控制一個地區污染物排放總量的目的。

COD指標也是一種資源，這是上述機制得以形成的核心。過去人們沒有注意到這一點，而只是通過行政命令、法律監督或排污收費的方式推動COD減排，這增加了大量的行政成本，效果卻并不理想，而通過市場機制減排則大大減輕了政府的工作壓力。面對新建擴建項目而新增的COD排放量，企業可以到市場上購買，或通過建設削減COD排放量的處理設施減少自身排放，或幫助其他企業減少排放，都可以獲得COD排放的指標。當然，與其它商品的供求一樣，對COD排放指標的交易也有如排放量的核定等專門的監管措施。圖2是COD排放指標的供求平衡曲線，其原理與前述相同。COD價格同樣因市場需求也就是新上項目需求、減排需求、環境質量改善需求的變動而變動。

在平衡點E，COD的價格與市場需求總量對應的價格持平，企業排污所需的排放指標與市場可供的排放指標相等。若價格在E點之下，則企業的需求更多，而可提供的COD指標有限，企業或地區就會減少排放，加強污水處理廠建設、開展污水綜合治理、建設人工濕地，減少COD排放，增加可用的COD排放指標，向E點靠近；若價格在E點之上，則總的排放指標大于需求，企業或地區就會根據發展的需要，增加工業項目，充分利用地區環境容量發展經濟，同樣向E點靠近。

排污收費與總量指標的供需平衡

目前，排污收費是按量計收，近年來又增加了超標收費。但總體上還是以固定價格（單位排放量收費）進行收費，雖然企業繳納了排污費，但無論是排量大的還是排放量小的企業，費率都相同，這里費率就是指價格，也就是說價格是固定的。這樣，價格的調節作用就無法發揮，“看不見的手”失去了作用。設想，如果排污收費的單位價格能隨著排放量的增加而提高，結合上述的排污交易模型，是很可能大大降低企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排污收費價格變動將使市場機制得以發揮作用，引導并促進企業及社會減排。當然，排污收費價格隨量變動的具體幅度，還需要根據實際情況測算，并通過交易市場進行調節。在這里，我們假設單位排放量的收費價格隨排放量呈線性調整，或呈非線性（如拋物線形等）。得到一個排污收費與總量指標的供需平衡圖（圖3）。D-D為排放指標需求，S-S為污染物排放量。這里的供應實際上是指企業付出的排污費，是一種“負”供應。

在平衡點E，企業排污所被征收的排污費與其在排污交易市場上購買的指標付出的成本相等，達到平衡。超出這個范圍，在E點之上，企業將付出更大的排污成本，因此其將努力減少排污，向E點靠近；在E點之下，說明總量指標供大于求，則企業或地區可以根據發展的需要，增加工業項目，充分利用地區環境容量發展經濟，促使價格向E點靠近。

環境經濟論文:地質環境經濟與和諧社會構建

摘要：伴隨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進步，城市化建設進程的逐漸加快，導致大量的地質環境資源被占用和破壞，這種做法明顯不符合我國的科學發展觀以及可持續發展理念。隨著時代的發展進步，人們也逐漸認識到地質環境對于人類生存的重要性，并且針對地質環境經濟進行不斷的分析和研究，明確地質環境經濟在根本上就是和諧社會構建的良好展現。本篇文章針對地質環境經濟與構建和諧社會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和探討，并提出人們應該不斷加強地質環境保護意識，這樣才能夠有效提升我國和諧社會的構建速度，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以及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

關鍵詞：地質環境；經濟；和諧社會

0引言

中國的綜合實力正在穩定提高，并且社會經濟也處于飛速發展的時期，大量的工程項目施工建設有效促進了社會建設和經濟水平的提升，但是，工程項目的建設施工項目增加就會造成自然地質資源被大量的使用和占用，而且在進行施工建設的過程中，也會造成施工現場周邊地質環境的破壞，這種情況就會使國家在地質環境破壞方面的治理資金投入量有所增加，造成國家財政部門的巨大壓力，這對于經濟的發展以及和諧社會的建設都非常不利。所以說，地質環境問題已經不單單是在地理方面了，其也能夠在經濟以及社會建設方面造成影響。因此，國家有關部門就應該針對地理環境經濟與構建和諧社會之間的關系進行詳細的分析，并找出兩者的共通點，進而不斷提高我國地理環境的保護和經濟效益的提高，促進和諧社會的發展建設。

1地質環境經濟學的內涵

地質環境也是自然資源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另外，地質環境就是說在巖石圈內影響人們生存和發展的全部地質條件的總和。全部的環境條件都有雙面性，地質環境也是如此，其不僅能夠有效的促進人們的生存環境以及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進步，同時也能夠對人們的生存以及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造成嚴重的影響。將地理環境通過經濟學理念進行分開的話，就能夠將對人們具有積極影響作用的地質環境因素稱作地質資源環境，將對人們具有消極影響作用的地質環境因素稱作地質災害環境。進入就能夠在經濟學中將地質環境分為兩種，一種就是地質資源環境經濟學，另一種就是地質災害環境經濟學。地質環境經濟學主要是針對地質環境的調查、評價、開發、使用、預防和治理之間的經濟學聯系進行分析。地質資源環境就是說地質環境中對人們的發展和和諧社會的構建起到積極作用的地質景觀和現象。比如說，因為地殼運動和地質條件變化產生的自然地質景觀和現象，這些自然地質景觀和現象對人們進行積極的影響，這些自然地質景觀和現象能夠提高人們對于地球地理環境的認知，并從中不斷發現地質變化的主要規律，這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因此，地質資源環境經濟學的主要分析目標就是人們的發展和進步過程中的地質環境資源調查、評價、開發、使用、預防和治理之間的經濟學之間的聯系。地質災害環境就是說在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下而出現的不利于人們生存和發展的地質環境。比如說，火山爆發、地震、水土流失、地面坍塌等等。這些地質災害會對人們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不利于人們的生存和發展，更不利于和諧社會的良好構建。因此，地質災害環境經濟學中的主要分析目標就是對各種嚴重的地質災害進行分析、調查、預防和治理之間的經濟學聯系[1]。人們將地質環境經濟學分成地質資源環境經濟學以及地質災害經濟學兩種。地質資源環境對于人們的發展進步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來說都有著非常好的促進作用，在經濟學聯系上就是對經濟效益和分配之間的聯系進行分析。比如說在對歷史地質環境資產以及國家地理公園中的地質環境進行保護的時候，對投資進行有效的調查、評價和報告，能夠將歷史地質環境資產以及國家地質公園所獲得的經濟效益進行再次的分配。地質災害環境對于人們的生存和發展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來說有著非常嚴重的阻礙作用，其中的經濟學聯系就是對相關損失和責任之間的聯系進行分析。比如說，如果出現嚴重的地質災害的話，產生的人員傷亡情況以及經濟損失情況的主要負責部門的確定等等。在對地質資源環境經濟學進行研究的時候運用其他資源經濟學已經存在的成果，對其中有用的內容進行借鑒，現階段，在相關人員的不斷研究下，地質資源環境經濟學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成就。地質災害環境經濟學是一個剛剛興起的學科，對該學科的研究進度非常緩慢，也沒有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在進行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地質災害環境經濟學有著非常大的作用和意義，因此，其也成為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重點內容.

2地質災害環境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2.1地質災害的預防階段

依據調查成果實施對災害體的監測,依據監測成果適時提出災害可能發生的時間、地點,及時采取措施將災害發生損失減到最少。所以預防地質災害發生是社會的共同責任,是國家賦予政府的職能,是一種社會公益性工作[2]。

2.2地質災害的治理階段

多數地質災害由自然因素所引發,其威力之大是人類目前無法防治的。常通過預防、避讓而使其造成的損失減到最小。也有一些對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嚴重威脅,而目前人類又沒有能力進行治理的地質災害[3]。

3地質災害與和諧社會

理想中的和諧社會就是一個法律法規非常健全，社會中個任何事物都是平等和公正的，并且社會中時時刻刻都彌漫著友愛的氣息，并且治安也非常好，人們的生活也非常有序。想要建設這樣的和諧社會就應該先將人與自然的關系處理好，保證人與自然和諧共處。要是人們在進行社會發展和建設的時候對自然環境進行嚴重的破壞，自然環境也會不斷地報復人類，這樣就不能夠進行和諧社會的構建了。在處理任何自然的具體關系的過程中，應該用客觀的思想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理解和認知，其中包括，人類應該在進行任何活動的時候，將自然環境進行首要考慮，并對其進行保護，再就是自然環境是瞬息萬變的，有時候就算人類不對自然環境進行破壞，其也會因為自身的因素對人們的生存環境產生破壞，導致人與自然不能夠和諧共處。所以，想要提高人與自然的和諧程度就應該對人類的各種活動進行限制，對自然環境造成破壞的行為進行嚴重懲罰。再者就是人們應該針對自然環境的變化規律進行分析和研究，預防自然災害對人類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這樣一來，就能夠保證人們對各種自然災害的發生進行預測和判斷，并采取有效的措施進行預防和治理，進而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構建和諧社會[4]。

結語：

綜上所述，在進行和諧社會發展建設的過程中，人們不應該將一切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都建立在破壞自然地質環境的基礎上，這必然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所以，在進行和諧社會構建的時候，應該對自然的發展進行良好的調查和分析，防止各種人類活動造成自然界中的不和諧因素。上文針對地質環境經濟與構建和諧社會的具體關系進行了分析和探討，并闡述了國家相關部門應該針對地質環境進行有效的保護，并對各種地質環境災害進行有效的預防和治理，使人們充分認識到地質環境對人們生存質量的影響，進而促進和諧社會更好、更快、更加文明的發展和建設。

作者：何牧 單位：河南省地質環境監測院

環境經濟論文:環境經濟學課程增設探討

摘要:隨著低碳經濟在環境經濟學中的重要性不斷增強，環境經濟學課程有必要對碳交易知識體系加以普及，本文探討了限額設定、配額分配、價格管理、監測核查、市場工具等構建碳交易體系的五個方面。

關鍵詞:環境經濟學;碳交易;知識體系

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是當今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環境經濟學理論已表明碳交易是公認的最具“成本效率”的低碳治理政策工具，但環境經濟學卻未專門介紹碳排放交易體系，隨著碳減排約束的不斷加強，環境經濟學有必要對這一知識體系加以普及。碳交易知識體系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介紹。

一、限額設定與范疇

“限額”是指某一交易體系所涉溫室氣體的排放總量，限額設定涉及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1、管制氣體。

大部分排放交易體系關注然手過程產生的二氧化碳，少數排放交易體系還管制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烴、全氟烴和六氟化硫等。

2、管制行業。

管制行業的確定需要權衡常規因素:第一，分析某特定行業的減排潛力與減排成本;第二，了解該行業對交易機制的熟悉程度;第三，了解該行業的監測、報告與核查的可行性。

3、覆蓋范圍。

如果包括每一個微小的溫室氣體排放的來源，會超過管理計劃能力并導致交易成本的增加，但只包括少數單位則會減少配額市場的流動性。使用最多的方式是從核心行業著手，然后逐步擴大管制行業范圍。

4、排放監管點。

交易體系可分為上游體系與下游體系:在上游交易體系中，化石燃料生產商必須根據燃料中的碳含量交出相應排放配額;在下游交易體系中，排放者必須根據實際排放量交出相應的排放配額。

二、配額分配

在指明排放配額總量的前提下，確定每個排放者獲得分配排放限額的數量，確定排放配額是高度政治化的決策過程，政府通過設定排放限額有效創造稀缺的寶貴資產，然后在經濟體不同參與者中進行分配。配額的方法一般有三種:一是政府免費分配它新創造所有的資產，二是排放者必須從政府買所有它需要買的配額，但大部分的碳交易體系選擇的是混合型的。例如，歐盟排放交易體系只是拍賣排放配額的10%，基于早年排放而對排放者分配排放許可證，這種方法叫做“溯往原則”。還有一種方法叫做“標桿原則”，根據某同質行業、給定產品組或經濟產量的績效評價確定排放配額的核配方式。采用溯往原則核配碳排放權相對簡單，僅需獲得待審計設施的排放數據即可，但弊端是獎勵了污染最嚴重的企業，因為它在不考慮企業效率的前提下將最高排放配額分配給排放量最高的企業。其次這種原則還鼓勵企業夸大其給定基準期的排放量，用以達到更高排放配額的目的。采用標桿設定原則有助于平等對待具有可比性的設施，生產效率高的企業能夠獲得更高排放配額，從而鼓勵企業努力提高排放績效，獎勵生產效率高的企業，懲罰生產效率低的企業。但其難點在于要為排放交易體系涵蓋的所有工業部門的所有異質產品設定標桿。

三、價格管理

由于碳交易市場受政治因素影響較大，交易量過低、流動性過差、價格波動都會影響交易系統的環境效益，因此有必要設計一些工具來降低市場波動、控制碳價格。

1、儲存配額。

排放者可保留剩余配額至下一個履約期使用，配額價格除了能反映當前的配額稀缺程度，還能反映未來預計的配額稀缺程度。

2、預支配額。

若交易體系允許排放者通過預支未來交易期的排放配額滿足當前交易期的規定，則碳價格能夠穩定在較低水平。

3、價格底線。

通過設置最低碳價為投資者提供安全保障，通過這種方式可限制碳價波動、減少未來碳價的不確定因素。

4、價格上限。

通過為排放配額設置價格上限確保排放者合規成本不會超過既定閾值。如果配額價格達到上限，監管機構則必須增加配額供應。

5、抵消。

抵消信用額度是獎勵排放交易體系涵蓋范圍以外的溫室氣體減排成果的憑證。可采取國內抵消信用額度或國際抵消信用額度兩種方式。

四、監測、報告、核查及執行制度

為了保證排放交易體系市場既可信又可靠，作為監管者應確保覆蓋范圍內的設施遵守規則，關鍵在于監測、核實及報告實際排放量的準確性。防止發生欺詐行為不僅對該市場的有序運作至關重要，還關乎排放交易體系所維護的環境完整性。在力求監測結果準確可靠的同時還需考慮監測、報告及核查的費用。首先，使用與活動性質及規模相宜的監測規定。第二，報告要求清晰明了，截止日期應予以明確。第三，由外部機構完成對排放數據的核查工作。第四，針對不合規的行為制定各類懲罰措施。第五，設立電子登記處可確保準確記錄排放交易體系內發生的全部配額交易。

五、市場工具

除了可供各實體從政府或者拍賣會直接購買碳排放配額的以及市場外，還存在旨在提供上述實體互相出售這些碳排放額度的二級市場。在一級市場，政府可以直接拍賣碳排放配額、將拍賣程序外包給私人平臺或外部實體、或者聘請銀行自行出售碳排放配額以實現收入最大化。二級市場的交易所可以提供碳產品(碳補償額度、碳排放額度以及衍生產品)，碳補償額度或碳排放額度還可以進行場外交易。交易中典型的碳產品類型包括:現貨合同，買方一次性購買并獲得碳排放額度以滿足緊迫的合規需求;期貨合同，先進行交易，然后在一個較晚的日期供應碳排放額度和付款;期權合同，其中的一方購買在較晚的一個日期支付特定產品價格的權利，即現在支付期權權利金換取今后以特定價格進行產品交易的權利。

作者：張翼 曾煒 單位:湖北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太陽能高效利用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

環境經濟論文:藏區生態環境經濟發展

一、藏區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同全國其它地區一樣，廣大藏區的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民生活得到進一步提高。但由于歷史，地理等諸多因素，特別是交通信息等因素的制約，藏區與中國其它地區，特別是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距還很大。隨著改革的深人，這種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有日益擴大的趨勢。譬如：2002年，我國人均GDP為10320元人民幣，但許多西部省區人均GDP遠遠低于這一數字。如甘肅、云南、四川、西藏和青海人均GDP分別為4493元、5179元、5766元、6093元和6462元。?㈣與之相反，東部和沿海許多省份人均GDP遠遠高于平均值。如浙江、廣東和江蘇省人均GDP分別為16838元、15030元和14391元。平均計算，上面所列五省區的人均GDP僅為浙江、廣東和江蘇三省的36％。自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西部各省區的經濟增長明顯，有些省區甚至超過全國平均水平2005年，甘肅、云南、四川、西藏和青海省的人均GDP分別為7477元、7835元、9060元、9l14元和lO045元，與2002年相比有明顯的增長，但2005年浙江、廣東和江蘇省人均C,DP分別為27703元、24435元和24560元，|2遠遠高于西部。上面所列西部五省區的人均GDP與浙江、廣東和江蘇三省人均GDP間的差距在2002年大約為一萬元，但三年后，這種差距幾乎擴大到原來的兩倍。為此，中央政府加大了對藏區的投資力度。特別是在中央幾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的召開以及實施“西部大開發”的發展戰略以來，許多藏區以GDP的增長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速度得以發展。但藏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重大問題。比如：在2008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人為4761元，但在西藏這個數字僅為3176元。

在青海省藏族比較集中的幾個自治州差距更大。黃南，果洛和玉樹藏族自治州2008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人分別為2369元、2291元和2176元，jf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除了發展戰略安排和地區優勢以外，造成這一嚴重后果的男一個主要原因是在發展中忽略了當地實際情況，特別是忽略了少數民族地區特有的歷史、地理、文化及社會現象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顧當地實際，盲目崇拜GDP的現象在藏區的經濟發展中顯的尤為突出。當然，有些問題是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共有的，但有些是藏區所特有的。與中國許多少數民族地區一樣，藏區也存在諸如交通不便、基礎設施落后、工業發展緩慢等制約經濟發展的因素。但在藏區更加突出和嚴重的問題是：逐年增大的城鄉差別，高度依賴中央政府投資的不可持續性和教育質量的嚴重落后。這些問題的嚴重程度是中國其它地區所沒有的。例如，2009年西藏文盲半文盲人口占l5歲及其以上比例高達39．6％，是中國西部省區最高的。這個數字遠遠高于全國7．1％的平均水平。如果我們再拿初中、高中教育相比較情況更糟。2009年，6歲及以上人口中全國大約41．7％的人口具有初中文化水平，13．8％的人口具有高中文化水平。但在西藏這個數據分別為12．8％和3．9％，是全國最低的。5](明∞)藏區在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許多問題交織在一起。問題的起因是多多種多樣的，但在發展中對當地實際情況的欠考慮是其中一個主要問題。譬如：忽略當地實際，簡單地效仿內地建工廠的辦法來發展藏區的加工業，甚至將內地的工廠搬遷到藏區，是一種從外“嵌入”的企業，而非本地經濟發展的自然產物。雖然各級政府為藏區的工業發展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但由于沒有認真考慮西藏的實際情況，結果不盡人意。西藏能源匱乏，基礎設施落后，沒有與加工業相適應的熟練工人，所以許多企業一開始就虧損。

而為維持企業的運作，在地方政府無力扶持的情況下，唯有依靠國家的扶持。另外，許多中央及其兄弟省份的投資都集中在城鎮，這樣使得在經濟發展中農村和城鎮的差距越來越大。為了縮小城鄉差距，加大對農村的投入，特別是鼓勵農牧民積極參與到非農產業的發展從而提高農牧民收入顯得至關重要。但遺憾的是沒有考慮到藏族市場競爭力弱的實際，簡單地效仿內地開放市場的模式，從而使藏區這樣一個經濟發展極度落后的地區反而成為勞動力輸入地。大量外來務工人員涌人藏區開辟和占有新增就業崗位而當地居民在競爭中處于劣勢，使得在拉薩等主要城鎮形成外來務工人員壟斷個體經濟的局面。個體經濟的迅猛發展繁榮了藏區城鎮，但也進一步擴大了藏區的城鄉差距。當然，改革開放30年以來藏區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是不能磨滅的。但同時藏區在發展中所產生的這些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雖然發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在發展過程中忽視了藏區的實際情況，違背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理念。

二、藏區的實際情況

藏區自然資源非常豐富、生態環境十分脆弱、藏傳佛教為主的藏文化核心價值觀念深人人心和與之相適應的以高寒農牧業為主的生產方式。藏區的這一社會文化特點與中國內地有著很大的差別。完全照搬內地的成功經驗也許可以推動GDP的增長，但在發展中會造成無法彌補的環境和社會問題。所以說，藏區的發展應該充分考慮藏區所特有的社會環境問題，制定和實施與之相適應的發展戰略，而不能盲目照搬中國內地和其它地區的所謂成功經驗。國際社會對發展的理解也逐步從以政府為主、以市場為主和以社會為主等觀念轉變為以各種相關力量相結合，共同發揮作用的發展理念。這就需要充分了解當地實際，也只有建立在以當地社會實際為出發點的發展戰略才能充分調動各種相關力量積極有效的參與發展、分享發展成果并且維護發展的可持續性。青藏高原俗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極”之稱。氣候干燥惡劣。由于地質變動和全球變暖等因素的影響，環境在惡化。逐年減少的湖泊、冰川和草原正在威脅著高原的生存。同時，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是青藏高原的另一面。迄今為止，已發現包括金、銀、銅、鐵、鋁、銻、鋰等100多種礦物質。在高原的東部有大片原始森林。另外，在青藏高原還有包括白唇鹿、野牦牛、藏羚羊等珍貴野生動物和大量植物，其中包括900多種具有醫藥價值的草本植物。青藏高原還是包括長江、黃河和瀾滄江等多條主要河流的發源地，俗稱“中國水塔”“亞洲水塔”。青藏高原的環境問題不僅關系到中國，而且直接關系到世界的環境安全。有科學家指出：青藏高原納人中國總的生態系統中考慮時，青藏高原的價值不是體現在能產出多少物質產品，特別是不能以GDP來衡量，而是應該以青藏高原對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來衡量，青藏高原最大的價值是提供生態服務。_6J(10)青藏高原生態系統的變化將直接影響中國的生態系統，影響到中國的發展和安全。對藏區環境的保護不但直接關系到中國的生存和發展，也關系到亞洲乃至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青藏高原極其脆弱的生態系統進一步說明了環境保護在藏區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因此，環境保護應該是藏區經濟發展過程中優先考慮的一件大事。雖然青藏高原環境惡化的問題與地質運動和全球變暖有關，但也與人類的過度開發有直接關系。

比如：將牲畜數量作為經濟發展指標的年代，青海省果洛州瑪多縣忽略草原牲畜承載能力，盲目追求牲畜數量，1979年瑪多縣的牲畜數量達到67．76萬頭，當年牧民人均收入達1600元，成為全國最富有的縣之一。但由于牲畜數量遠遠超過草原承載力，草原嚴重退化。草原退化面積從1960年的10％增加到1998年的70％，導致牲畜數量從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間減少了55．8％，瑪多縣淪為全國貧困縣之一。1995年后，瑪多縣沙化草地每年以20％的速度發展，草原80％的湖泊和河流已經干涸。l_7]嘶牲畜平均重量的減少從另一方面說明了草原退化引起的嚴重后果。在上世紀70年代，瑪多縣牛羊的平均體重分別是400公斤一500公斤和4o公斤一5O公斤，但在本世紀初，牛羊的平均體重分別降到300公斤和2O公斤一25公斤左右。6㈣雖然這只是個別案例，但充分說明了不切合實際的經濟發展政策所造成的嚴重后果。據統計，全國水土流失面積多達360萬平方公里，其中青藏高原約占三分之一。¨6J(103)根據鄧艾的研究，從1980年到2000年，青藏高原地區草地退化面積凈增加2625．4萬公頃，草地退化面積以平均每年131萬公頃的速度增加。如果草原退化速度保持不變，到2010年青藏高原50％多的草地將明顯退化、沙化或堿化。青藏高原地區草地退化率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從1980年到2000年的2O年間全國草地退化率年均上升0．98個百分點，而青藏高原地區草地退化率年均上升1．16個百分點。_8】(131．-139)在分析草原退化的原因時，鄧艾總結道：雖然自然因素對草地退化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但諸如過度放牧、過度農墾、過度采伐等人為因素是導致近幾十年天然草原加劇退化的主要原因。除了生態環境極其脆弱的特性外，藏區另外一個突出特性是佛教文化對藏族文化的深刻影響。自公元4世紀佛教從印度傳到青藏高原，到公元7世紀吐蕃贊普松贊干布推崇佛教，佛教開始在藏區大規模傳播。

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通過與當地原始宗教相互影響，逐步發展成為具有濃郁民族特色、以大乘佛教為主的佛教支派一藏傳佛教。在其發展過程中，藏傳佛教逐步成為藏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入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而使佛教理念成為藏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念。．佛教不僅在藏族社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的有關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等基本教義成為人們理解生活本質的基礎和價值觀。佛教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僅通過人們積極參與佛教活動，天天誦經，日日祈禱等日常活動，當地主要節假日都直接或間接與佛教有關而表現無疑。另外，在藏區隨處可見的大大小小的寺院、佛塔、嘛尼石堆等佛教建筑也從另一個角度表現出佛教在藏族生活中的重要性。據記載，1952年前，僅西藏一地就有大小寺廟2500余座。l-9](眥’在西藏當時100多萬人口中，出家人大約占1／10以上。另外，1952年以前的西藏是“政教合一”的體制，喇嘛在政府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宗教領袖也是西藏最高的統治者。西藏近40％的耕地面積歸寺廟所有。0j從這些數字不難看到佛教不僅在藏族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具有強大的政治經濟地位。一個普通藏族家庭每天的生活是在家中的主人點燃香案上的藏香，更換佛像前的凈水等日常佛教活動開始的。孩子早晨醒來首先聽到的是父母或爺爺奶奶誦經的聲音。人們經常到附近寺廟或佛塔轉經祈禱。對老年人來說，轉經是他們每天的主要活動。另外，當人們遇到一些特殊問題，或在從事一些諸如婚禮、喪葬、長期外出等重要活動前，往往會請喇嘛占卜預測，確定吉日。孩子出生后，許多家庭要請喇嘛給孩子起名。這樣孩子在出生的哪天起就開始直接或間接的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除了日常的佛教活動外，幾乎所有重要節假日都有與佛教有聯系的活動。藏歷4月15日是釋迦牟尼誕生日，人們通常會守齋幾日到一個月不等，還要去轉山祈禱。每月8日、15日和30日認為是吉日，人們經常要去寺廟轉經。為祈禱豐收，通常各個村要組織人們背著佛像佛經進行轉田活動。在人們一年的生產與生活中有許多與佛教有關的重大活動，同時人們日日在誦經祈禱。通過幾百年的實踐，佛教文化已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許多藏族他們理解佛教的基本教義，他們懂得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的基本含義。

他們甚至明白，如果只為個人的利益而祈禱收獲甚微。他們明白藏傳佛教大慈大悲利益眾生的基本教義。通常人們懂得在祈禱時時刻想著他人利益的重要性。藏族這種對佛教的樸素理解，通過世代相傳，在漫長的生活和實踐中逐步成為藏族傳統的主流文化。正如北京大學于長江教授所言：(藏族)對佛教的樸素理解，表明他們是在自然而然地、逐步地掌握這些觀念和知識，沒有通過正規的教育和刻意的宣傳。佛教作為藏族傳統的主流，是以“文化”或“民俗”的形式而不是一種特定的“宗教”形式代代相傳的。藏族民眾全體信奉佛教，所以在傳統的人們眼中，除了佛教為主流的文化外，再沒有可稱為文化的東西。¨0J這種樸素并且強烈的信念逐步成為人們日常經濟生活中的一種價值觀，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人們對經濟生活的選擇。實踐中人們逐步學會了如何與他們朝夕相處和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和諧相處，學會了萬物相互依存的世間法則和道理。許多阻止開發自然資源的戒律都源自對藏傳佛教的理解和信仰，特別是藏傳佛教有關動植物相互依存的知識。通過幾個世紀的實踐，在有關環境保護的問題中，許多藏族已經很難區分是宗教信仰還是對環境的關愛。在談到文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Grondona教授指出，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有利環境只有在存在一種“內在價值觀”的社會環境中有可能存在。他將這種“內在價值觀”定義為人們無論在有利和無利的情況下都持有的價值觀。他認為一切經濟的價值觀都是非“內在價值觀”，從而沒有可持續性。也就是說一種支持持續投資的價值觀不可能來自干經濟的價值觀，而只能是一種“內在價值觀”。經濟的價值觀之所以不能持續是因為當達到經濟發展目的時，這種價值觀就會消失。他認為這種非經濟的“內在價值觀”是一種諸如生存、安全、威望、圓滿、解脫等人們永遠在追求的價值趨向。但無論如何這種非經濟的“內在價值觀”，只有在不阻撓經濟發展，并且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情況下才能創造出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有利環境。_ll|¨-45)Grondona教授的觀點也許有點不切合實際，但他說明了文化對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

三、對藏區經濟發展的分析建議

發展是人類的永恒主體，但發展有科學與不科學、和諧與不和諧之分，每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目標不盡相同，有些甚至在其發展過程中嚴重背離了發展為人類謀福利的宗旨。為了使發展為人類謀福利，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目標，就應該充分尊重當地實際情況，建立起以人為本的發展模式。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指出，當前西藏的社會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提出要大力保障民生，把更多關懷和溫暖送給廣大農牧民和困難群眾，提高各族群眾生活水平和質量。會議強調要把改善農牧民生產生活條件、增加農牧民收入，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任務，使各族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近80％的藏族生活在廣大農村，農牧業生產方式是他們的主要經濟活動和收人來源。如何擺脫農村的貧困問題是促進藏區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關注藏區農村的發展不僅關系到整個藏區的經濟增長和變化，而且對能否實現藏區廣大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從而達到使大部分藏族社區受益的目的。但考慮到藏區生態環境脆弱的現實，以擴大農牧業生產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利于對環境的保護。這樣，只能在充分利用適應高海拔農牧業經濟作物的比較優勢的基礎上結合現代科學技術生產高附加值的有競爭力的產品。另外，作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生產諸如牦牛、青稞等具有高原特色和特殊價值的產品。

青藏高原的自然環境造就了他們的獨特性。幾個世紀以來，藏族人民適應了自己賴以生存的高原自然環境。因此，尊重藏區實際的科學發展觀戰略實施的關鍵是如何將藏區獨一無二的產品與現代先進的科學技術相結合。同時，如何充分利用藏族傳統文化，特別是藏傳佛教文化對環境保護方面的特殊貢獻是促進藏區經濟發展的另一項重要問題。由于藏傳佛教文化對保護環境的貢獻是基于藏族人民強烈的佛教價值觀的信仰，這種對環境保護的貢獻是難以用法律法規等手段代替的。所以，對藏傳佛教文化的保護不但有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且對實現藏族人民福祉至關重要。尊重藏區的實際情況，就是要全盤考慮藏區自然環境脆弱、以高寒農牧業產品為主以及藏傳佛教影響深刻的現實。與之相適應的經濟發展就應該將重點放在如何開發含金量高的、環境友好型的和具有濃郁文化特色的產品。也就是說，在藏區的加工業、旅游業和其他產業應該將藏區獨一無二的資源與現代先進的科學技術相結合，以便生產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充分考慮環境的承受能力，任何產品的出籠都不應該以破壞環境為代價。同時，盡可能使藏族文化附加于有關產品，進一步提高產品的文化價值從而提高產品的吸引力和競爭力。

這樣，通過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而不是通過擴大規模的經濟發展模式，特別是通過監控生產過程來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同時，通過附加青藏高原文化的形式推銷藏區獨一無二的資源，從而進一步展示藏區產品的唯一性和獨特價值。考慮到激烈的市場競爭，唯有通過這種發展戰略才有可能在保護環境和藏族文化的同時，使廣大藏區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這種以當地實際為出發點的發展戰略不僅考慮到藏區環境脆弱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同時充分尊重當地文化。當地藏族最了解他們所處的環境、生產方式和他們自己的文化。所以說，這種發展模式不但是可持續的，而且能最大限度的調動當地人積極地參與其中。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藏區的社會文化與其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相互作用，共同發展，創造了藏區特有的社會文化和生產方式。所以說，只有在充分了解藏區發展歷史、以藏區現有的社會文化現實為出發點，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藏區實際的，能充分調動當地人積極性的可持續的發展規劃。也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避免造成嚴重的環境和社會問題。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研究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強調“十二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強調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為實現“十二五”時期發展的目標任務，全會就堅持擴大內需戰略、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發展現代產業體系、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舉措。以藏區實際為出發點的發展模式不僅符合我國發展戰略，更能體現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充分考慮藏區實際的發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能解決當前藏區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環境經濟論文:國外環境經濟理論探究

一、財產權問題

新制度主義者認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外部性導致環境問題的出現,而產權制度缺損又是導致外部性問題的根源。因此,一個社會可以通過建立合理的資源產權制度來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針對財產權利的合理界定并與特定社會政治文化因素的結合,西方學者在水權制度、林地產權制度、農地制度等資源產權制度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實證研究。英國倫敦大學的戴維?皮爾斯等人認為,如果土地所有權(landtenure)能夠得到保障,那么土地的擁有者或使用者就會對價格刺激做出積極的反應。如果沒有這種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的保證,就會出現財產權失效或體制失效的現象。布羅姆利(Bromley)和塞爾諾(Cerneau)區分了4種獨立類型的財產制度,它們分別是政府的、私人的、公共的和自由進入的財產制度。在第4種情況下財產概念失去了意義,前兩種情況下資源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可通過所有人與使用人之間的承租協議方式實現分離。假若協議得到執行,那么土地使用就會受制于有關環境保護的協議。公共財產指集體擁有而被私人占用的財產制度(集體之外的所有其他人被排除在使用和決策之外),集體中個人擁有權利和責任,當然這種責任和權利不一定平等。C.萬初普(CiriacyWantrup)和畢曉普(Bishop)、布羅姆利和塞爾諾等人強調公共財產制度不是土地過度使用的單一原因。正如朗格(Lunge)研究的那樣,集體中所有個人都獨立行動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假設是不恰當的。許多經典案例表明,公共財產制度能夠而且確實顯示了持續存在的能力和良好的環境管理能力。然而,它們也像其他財產制度那樣容易受到外部壓力(諸如技術進步、與其他集體新的社會經濟關系或自然災害等)的干擾而偏離方向,公共財產制度需要建立在一種強有力的集體行動理論之上。有些學者強調,混淆公共財產與自由進入,從而假定在公共財產制度上可能看到“公地悲劇”是一個重大錯誤。如果這個集體不能加強自己的權利來排除外人,那么情況可能是這樣的。私有化能夠為改善土地和資源提供不斷的刺激,但它也與最優資源退化和擁有者之間外部性的存在相一致。由于自由進入被定義為沒有財產的狀況,那里授權從來不存在,或者以前的權利不能或已無法得到加強,那么“公地悲劇”就有可能發生。美國著名學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提出了公共池塘資源(common-pool-resource)概念,她認為公共池塘資源是一種人們共同使用整個資源系統但分別享用資源單位的公共資源。在大量的實證案例研究的基礎上,她開發了自主組織和治理公共事物的制度理論,從而在企業理論和國家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集體行動理論,同時也為面臨公共選擇悲劇的人們開辟了新的路徑,為避免公共事物的退化,保護公共事物,可持續地利用公共事物,從而增進人類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資源產權制度基礎。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構建水權交易市場的需要,國外學者對水資源產權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包括水權制度的構建和制度績效的分析。但目前對水權尚無統一的定義,人們的水權觀念決定于一系列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從而水資源可能存在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社區共用物品等形態。一般認為,水權的界定應包括擁有者、數量、可靠性、可交易性和質量等方面。排污權是一種特殊的財產權利,它是對環境容量這一稀缺資源的明確界定和分配。排污權的分配并允許其交易,大大減少了環境政策的執行成本,同時,環境資源使用中的“產權擁擠”問題也得到了解決,使用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將使整個社會的利益實現最大化,使環境容量資源得到高效配置。排污權交易是未來環境政策發展的主要方向。

二、可持續性問題

效率和倫理因素會影響私人和社會在環境問題上的選擇。國外關于資源配置的靜態和動態最優原則的研究較為透徹,如對于礦產(可枯竭資源)開采量、林木(可再生資源)砍伐量的決定等研究都可歸納為特定的動態最優化問題。戴維?皮爾斯認為,貼現率直接影響人們對資源的利用和相應的投資行為,然而在現實情況下貼現率是一個難以估計的變量,所以全面分析貼現率與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方式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但其要點在于:貼現率直接影響人們對收入和成本的預期,貼現率越高,可枯竭資源越以更快的速率折耗。高貼現率與資源開采價格和成本的高比率的結合會導致“資源的最優滅絕”。因為高價格—成本比率使得開采最后一個單位的資源仍然有利可圖,而高貼現率則鼓勵資源的現在利用而不是留待將來利用。貼現率受資源占用者的自然(地理位置和資源豐富程度)和經濟(占用者的收入及影響收入分配的正式制度安排)的保障程度以及特定社群內的共同規范(非正式制度)的影響。可持續的觀念體現在,當代人對福利的追求不能以后代人的福利降低為前提。西方學者在對環境資本(包括自然與人工資本)存量變動作出嚴格界定的基礎上提出弱持續度、強持續度和環境的可持續性等概念。根據哈特衛克規則(HartwickRule),如果將所有從稀缺性資源的使用中獲得的稀缺性租金以資本形式投資,則資源配置的結果會使社會在弱持續度上發展。一般而言,并非所有有效率的資源配置都具有可持續性,而且并非所有可持續的資源配置方式都是具有效率的,只有同時具備可持續性和效率性的資源配置才能同時增進當代人和后代人的福利。綠色NNP是近似調整環境因素后的國民生產凈值,它是總資本(人造資本加自然資本)存量減去當年付出的環境補償量。在假定人造資本和自然資本可以完全替代的情況下,皮爾斯和阿特金森(PearceandAtkinson,1993)提出了弱可持續性指標(PAM)。PAM的定義為:PAM=SY-δMY-δNY(1)若PAM>0,經濟可持續。上式表明,如果儲蓄(S)超過人造資本(δM)和自然資本(δN)的折舊之和,則PAM為正值,這里Y代表收入。最新的集中于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福利度量是戴利和科布(DalyandCobb,1989)提出的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IndexofSustainableEconomicWelfare,ISEW),他們首先把一個收入不平等指數應用于私人消費,以此來反映分配的變化。這里隱含了一個假設,即窮人消費邊際效益增加的價值大于富人消費邊際效益增加的價值。上述PAM和ISEW指標均已被用于對實際經濟體的分析之中。熱力學第二定律最重要的含義是:物質經濟運行必然消耗維持其運行的資源。資源稀缺性的增加和污染水平的上升都是物質燃燒和消耗的不可改變的單向結果。為了測定一個經濟過程或一個經濟系統中的能量流動,研究者們提出了幾種方法,這些方法中包括“過程分析法”和“投入產出法”。通過能量計算和動態仿真模型,國外學者已經把穩態經濟思想拓展到可持續發展模型中,但目前的模型設計還比較簡略。有人提出,使用地理信息系統(GIS)與專家系統,可以幫助政策制定者們找到合適的、可以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管理戰略。

三、對資源與環境的價值評估

價值評估是環境經濟學的傳統研究方向,目前這方面的研究仍在不斷完善。資源的價值包括使用價值和非使用價值兩個部分,即TVR=V1+V2,其中,V1=DVR+IVR+OVR。V1為資源的使用價值,V2為資源的非使用價值即存在的價值,DVR是資源的直接應用價值,IVR是資源的間接使用價值,OVR表示資源的選擇使用價值。目前國外用來計量“非市場”物品價值的方法分為兩種:(1)互相依賴需求法。該方法的精髓是從可以觀察到的市場行為來估計非市場物品的內在價值。例如,娛樂價值可以通過娛樂支出顯示出來,位置價值可通過財產價值顯示出來。所用的方法包括惟樂定價法和旅行費用法。(2)另一個是直接方法,用直接提問來得出以下兩方面的估計:為避免失去或獲得舒適而“甘愿付出”的費用,為了失去舒適或一些權利而“甘愿接受”的賠償。這被稱為或有估價。惟樂定價法尋求包含在貿易商品或資產內的特別品質的價值或價格,這些商品或資產具有大量數量上和質量上的特征。例如,可能在統計上評估出一些環境特征對房屋價格的影響,如有無開闊的鄉村環境、潔凈的空氣、進入林地的通道,是否接近重工業區或交通要道等;同時惟樂定價法還能估計可量化變動成本對價格的影響,如房屋年齡、浴室數目等等。這個方法有時可以估計受這些特征影響的商品和資產的環境價值。然而,對于不僅僅只有房主受公園的影響而賦予其存在價值的情況,這些計量只能是部分的,例如公園還有許多實際的和潛在的使用者。所以,就目前的研究水平而言,惟樂定價法只具有有限適用性。旅行費用法也因其只適用于對娛樂性的游覽地的估價而用途有限。游客每次的游覽費用能被測算出來(有許多相關變量),可以假設這是他們為得到娛樂服務而付出的最少自愿費用。通過回歸每位游客的旅行費用和其他變量(如游覽其他替代地方的費用、游客的社會經濟地位和旅行次數)就可以估計出游覽需求函數。需求曲線的下方區域表示對游客消費者剩余的估計。這個函數可用來估計收取或改變入場費對這一景點游覽需求的影響。這個方法不可避免地導致方法論上的困難,但是因為鄉村旅游經濟學在農村發展的各個階段都起著重要作用,所以這個方法的應用越來越廣泛。雖然它有助于估計旅游資源對于游客的暗含價值,但卻遺漏了旅游資源對于不是游客的大量人群的選擇自由和存在價值。或有估價是實驗經濟學的重要方法,對行為和價值的估計是通過誘導出應答者對假定問題的反應得到的。如這個方法有可能得到關于應答者為了阻止建一條通過國家公園的道路而自愿付費的估計,或者關于他們在繼續修路的情況下自愿接受補償的估計。不管哪一種估計,都得到了修建道路對應答者,甚至對不住在國家公園附近的應答者的外部成本的估計。因此或有估價是試圖估計不能從市場行為中得出的價值的有用程序,而且目前還不存在問卷試驗不能試圖評估的問題。或有估價試驗的設計對結果的有用性至關重要。人們普遍認識到,應答者的回答包含偏愛成分。而且,或有估價試驗需要仔細的抽樣才能把初步試驗結果上升為整個人群的價值取向。不過,這是一種有高度靈活性和多種用途的工具。

四、基于市場的環境管理政策工具研究

基于市場的政策工具通過市場信號刺激人的行為動機,而不是通過明確的環境控制標準和條款來約束人們的行為。這些政策工具,如可交易許可證制度、污染收費制度以及押金返還制度等,都以“利用市場力量”為顯著特征。如果這些政策得到很好的設計和執行,那么廠商(或私人)在追求各自利益的過程中,就可以同時實現環境政策目標,取得良好的集體(社會)效益。基于市場的政策工具超越傳統的“命令—控制”方法的兩個最為顯著的特征是:低成本高效率的特點和技術革新及擴散的持續激勵。從理論上來說,設計適當并得以實施的基于市場的政策工具能以最低的社會成本實現預期的治污目標。此時,治污成本最低的廠商被激勵去進行最大數量的治污工作。市場導向型的政策工具不像統一的排放標準那樣使廠商的污染水平均等,而是力求使各個廠商治污的邊際成本相等。政策制定者在選擇各種政策工具時所堅持的原則是,以最低的成本實現既定的環境管制目標。排污權交易制度是近一二十年發展起來的保護環境資源、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市場制度,它由美國在70年代末首創。排污權交易主要是通過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權利,并允許這種權利像商品那樣買入和賣出來進行污染排放控制。基本操作思路是:政府機構評估出使一定區域內滿足環境要求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并將最大允許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規定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污權,政府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分配這些權利,如政府可以銷售、出租、拍賣或饋贈等,并通過建立排污權交易市場使這種權利能進行合法有償的交易。排污權交易是在某一區域內根據環境納污能力,在實行總量控制的前提下,利用市場機制進行的數量調節,體現出較強的公平性和效率性,有助于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排污權交易制度具有以下特點:(1)能促使環境資源的產權關系明晰;(2)具有良好的激勵效果;(3)可降低污染防治的交易成本。值得強調的是,各種政策工具之間可能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例如,通過單一的談判或稅收政策可以實現社會的最優污染水平。然而,如果在政府征收了一筆稅收之后,污染受害者與污染者成功地進行了談判,此時的污染可能就會處于一個次優的低水平上。

五、環境問題的數量模型研究

1?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

倒U型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自1994年由塞爾登(Selden)和桑(Song)兩位學者提出后,近年來成為環境經濟實證研究中一個充滿爭議的主題。EKC表明:環境惡化與人均GDP在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呈正向變化關系,當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后,二者表現為反向變化關系。國外研究文獻指出,除了人均GDP外,尚存在其他導致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向下傾斜的因素。澳大利亞學者麥格納尼(ElisabettaMagnani)在對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進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著重分析污染削減政策的決定因子,提出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取決于收入分配函數而非其均值的觀點。如果多數人投票機制發生作用,那么收入分配參數將通過影響對于環境改善的支付意愿,進而決定污染削減水平。麥格納尼認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并非經濟發展的必然路徑,而是一種政策引致的結果。非經濟因素如政治制度的特征和文化價值觀念會導致不同的環境經濟政策。在特定的投票制度下,收入分配函數中的各個參數對公共政策決策至關重要。如果多數人投票機制發揮作用,經濟增長通過影響主要投票人的環境支付意愿而影響公共政策決策過程。一般來說,相對收入和總體環境改善之間的相互關系取決于三個方面:污染行為的收益和成本的分配狀況、各個收入階層在政策制定者效用函數中的權重以及財富象征效應和消費中的攀比效應。麥格納尼的分析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與傳統庫茲涅茨曲線內在地統一起來,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傳統的庫茲涅茨曲線認為收入分配不公現象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逐步減弱,這將進一步通過影響公共政策決策使環境改善,因此,麥格納尼的分析實現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與傳統庫茲涅茨曲線在形式與內容上的統一。污染強度與人均收入的一般經濟計量模型可表示為:mit=α0+βf(xit)+γt+uit此式對懸浮顆粒物(spm)、SO2排放量與人均收入之間的擬和效果明顯。多數實證研究選擇人均收入(xit)的2次或3次多項式形式,也有研究采用人均收入的對數平方和對數立方多項式形式,這取決于所考慮的因變量,以及所采用的是橫截面分析(cross-sectionsanalysis)還是分組分析(groupinganalysis)。這些因素導致了所獲得的庫茲涅茲曲線的不同形狀和轉折點的具體位置差異。

2?環境問題的CGE模型分析

國外學者用可計量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Approach)對環境政策績效進行模擬分析。可計量的環境一般均衡分析法以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根據生產與污染的相互作用推導而來,與投入產出法和線性規劃法比較,具有下述特點:第一,價格是模型的內生變量,并由“市場”所決定;第二,模型以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以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由于價值的調整而實現均衡時的經濟狀況為分析背景;第三,模型中的供給函數和需求函數由生產者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行為推導而來;第四,CGE模型通常是多部門和非線性的,內含資源約束,更接近于現實。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CGE方法開始應用于對環境問題的分析上,日益顯示出其在環境政策模擬上的優勢。中國的環境污染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日益嚴重,因此中國環境問題成為國際上CGE模型分析的一個焦點。謝劍(XieJian)①開發了一個靜態的環境經濟綜合CGE模型,將各種與污染有關的生產活動整合進模型中。他的模型增加了對環境污染與生產活動的連接關系、污染控制活動和環境政策變量的描述,并構造了一個包含環境賬戶的社會核算矩陣作為模型的數據基礎。模型的生產模塊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數,使用資本(K)和勞動力(L)兩類基本要素,模塊的生產函數中未包含環境退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因素。模型包含了一些主要的有關環境的要素:生產部門中減少污染的行為和成本、污染稅(如生產部門的排污稅)、污染控制補貼、污染補償、獨立的環境投資和投資需求、不同的污染指標。在該模型特有的污染模塊下定義了環境投資需求、排污稅、環境補償和污染削減成本等。利用此模型,謝劍分析了控制污染政策的實際環境效果及其對經濟增長、就業、收入和投資等的影響。全球變暖問題是CGE模型開發的另一個重點。二氧化碳排放是導致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國外有關碳稅的CGE模型數不勝數。較早針對中國的分析是由張中祥作出的。他分析了如何用碳稅來控制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各種宏觀影響。他的模型是一個遞推動態模型,同時利用MARKEL模型來進行二氧化碳減排技術的選擇。由于CGE模型無法描述生產技術的選擇,而結合了MARKEL這個線性規劃模型后,就可以在給定線性目標函數和線性約束的條件下選擇最優的技術。這個模型著重考察能源結構,在生產函數的投入要素中,除了通常的資本和勞動力外,還包含了能源投入的合成要素,而此合成要素由4種不同的能源投入(煤炭、石油、天然氣、電力)構成。加爾巴喬(Garbaccio)等人的模型在中國二氧化碳減排問題的研究上也頗具影響。此模型也是一個遞推動態模型,模型將中國經濟處理為計劃和市場共存的狀況,考慮了人口增長、資本積累、技術變化和需求模型的改變等因素。模型模擬了征收碳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在模型中此部分稅收用于補償給消費者和生產者,從而促進了投資。該模型得出了征收碳稅可得到雙重紅利(在長期內可增加GDP和消費)的結論。模型的數據基礎是1992年的投入產出表。

六、越境環境問題

一個國家內排放的廢物會影響到其他國家,這成為越境污染,如酸雨、海洋或國際湖泊的污染以及流經幾個國家的河流的污染等。同樣,一個國家的資源退化也可能影響另一個國家的利益。這種越境問題至少需要雙邊談判,而且往往需要多邊合作來解決。根據外部性原理劃分國際環境問題是很有效的。外部性有兩種基本作用形式,即單向的和交互的。在單向作用中,一個實體損害了另一個實體,例如上游國家污染了河流或過度取水影響了下游國家的使用。在交互作用中,由于資源共享,損害也是相互的,如空氣、跨國湖泊和海洋。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國家把資源利用的成本加給了另一個國家,反之亦然,共有的外部性成了一個公共財產問題。全球資源包括由對流層和平流層組成的大氣以及環繞陸地的各國專署經濟區以外的海域。由于這些資源由全世界共同擁有,通常被視為全球共有資源。確切地說,它們更接近于開放性資源(可自由進入的)。盡管近年來人們通過簽署控制向海洋傾倒廢物的國際公約以及控制臭氧層損耗的國際協議等各種努力來實現對全球資源的管理,但總的來說,并未做到為了全世界的共同利益而管理全球資源。目前對全球公共資源的利用顯然超過了其在經濟上的應有水平,有時候還超過了生態承載能力。全球“溫室效應”、臭氧層損耗及生物多樣性問題如今備受關注。流域水資源與水環境管理在國外越境環境問題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視。國外學者提出一體化的水資源管理是從全球視角考慮的解決水安全問題的一個有效措施。目前發展中國家的水資源與環境問題比較突出,實施可持續的一體化水資源管理模式,能夠平衡人類需求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一體化的水資源管理模式鼓勵并能夠促進流域內或緊密相連的一定區域內水資源的可持續高效利用。為了取得水資源利用的更大價值,有關利益主體必須認識到他們對發展的進程作出了貢獻,他們必須理解水資源管理的目標,并意識到各自的責任對實現目標的重要性。要做到這一點,人們必須充分考慮到一定流域水資源的各種競爭性用途,如生活用水、工業用水、農業用水以及休閑娛樂等,并對各種用途的效果進行估算,綜合權衡,以保證相關區域內經濟與生態目標的協調。同時,為改善水環境狀況,需要制定合理的水資源價格,以及對供水和污水處理基礎設施進行合理的運營設計。

七、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貿易與環境問題

國際貿易、環境和可持續性之間的關系受到廣泛的關注。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收入主要依賴于初級產品的出口,一般來說,初級產品出口獲取的外匯占出口所獲外匯的60%左右。工業化國家的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具有較大影響。如果貿易條件下降,出口國必須出口更多的產品以使其外匯收入保持不變。在農作物的出口中,貿易條件惡化會使這些國家擴大種植面積以增加出口。如果這種受影響的作物有害于環境,那么非邊遠地區的土壤可能會受到直接的損害,對邊遠地區土壤的損害可能更大。即使有些農作物有益于環境,人們也會努力砍伐灌木以擴大對邊遠土地的耕作,而森林的砍伐又加劇了對土壤的侵蝕。近來人們對世界貿易組織中的環境爭端較為關注,如何在自由貿易的大趨勢下使資源與環境得到持續利用成為新的研究熱點。城市工業和生活造成的點源污染由于相對集中,污染源明確,污染控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農業面源污染的情況卻復雜得多。國外有關研究文獻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市場化可能對環境帶來正面的和負面的影響,這取決于具體國家所采取的宏觀和微觀經濟政策。經濟全球化和農業市場化對發展中國家的整個農業產業鏈帶來直接影響,進一步影響到發展中國家的環境狀況。市場化導致農業產業鏈中的下游產業如種植業生產的集約度日益提高,這對農業環境造成更大的壓力,同時,由于缺乏實證資料,轉基因作物的大量種植存在一定的環境風險。市場化促進了發展中國家農業產生鏈條的延伸和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這對水體和空氣質量產生影響。技術條件的不同導致能源結構變化,也會對環境產生影響。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導致生產資源得以在全球范圍內進行配置,發展中國家逐步放棄完全自給型的農業生產模式(尤其在糧食方面),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趨于合理化,這將減弱傳統農業灌溉區的土地退化現象,對環境產生積極影響。然而,目前仍較缺乏這方面的實證研究。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推進,環境問題越來越受到各國和有關國際組織的重視,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都開始討論貿易與環境問題。盡管在多邊貿易體制下討論環境問題的歷史并不長,但是由于世界各國對該問題的關注程度日益加深,環境問題正日益顯示出其重要性和敏感性。WTO中有關環境問題的討論也越來越引人注目。在WTO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在多邊貿易體制下討論環境問題所持的態度有很大不同。發達國家由于受環境利益集團(如環保組織、環境研究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等)的壓力日益加大,大都希望在WTO中討論貿易與環境問題,并制訂有關規則;而發展中國家則擔心,WTO對環境問題的過多關注可能會抑制貿易的發展,它們尤其懼怕向發達國家出口的產品會因更高的環境標準而被附加上許多“綠色條件”。

八、環境非政府組織(NGO)的發展研究

國家機構和企業機構均存在缺陷,尤其在所謂的公共事務治理方面,社區或公眾組織更具優勢。非政府組織(NGO)是政府失效和市場失效的產物,它是一種與傳統模式有別的可持續發展組織模式。無論在主觀還是客觀上,NGO都推動著經濟主體結構、秩序模式、制度規范和決策程序的變革,為環境與資源的利用和保護在制度和機制層面注入了新的活力。全球環境問題的出現對世界各國都有挑戰性,其影響是不分國界的,不受國家主權的影響,因而這樣一個問題的解決具有“全球公益性”。而在一個由主權國家占主導地位的世界里,各國由于受國家私利的影響難免會為這一問題的解決設置障礙,這就為環境非政府組織的興起提供了契機。由于環境非政府組織不代表某一國家的特殊利益,因此能夠比較客觀地對某一環境問題作出評價,在推動環境問題的解決方面可能發揮特殊的作用。環境非政府組織的活動方式多種多樣:可以通過自己的研究,依靠自身科技的優勢對環境問題進行精確的研究、預測;通過散發出版物等形式來影響公眾意識和政府決策;可以直接在公眾中宣傳保護環境的重要性,以提高公眾的環境意識;可以通過游說政府,促使政府作出有利于環境的決策;也可以滲透到聯合國體系當中,參與組織國際會議,督促和監督國際條約的實施并協調各國之間的關系等。可持續的自然資源和環境管理需要整合一系列行為人和利益相關者的價值和利益,這些行為人和利益相關者可能來自當地、地區、國家或國際各個層次,這就需要一個可以容納各個層次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機制。貧困階層通常在當地的自然資源方面具有最直接的利益,然而,他們通常在政治和經濟方面被其他的利益集團邊緣化,因此針對他們的參與機制顯得尤為重要。當各個利益相關者都參與問題的解決時,提出的方案在長期內更具有效性。如果沒有一定的參與機制,人們被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一些重要的信息也就同時被排斥了,而這些信息對當地權力結構和當地知識的積累非常重要。在世界各地活躍著許多民間環保團體,它們為公眾在生產、消費行為以外提供了一個新的渠道來表達對于環境的立場和關心。民間環保團體在提高公眾環境意識,參與解決環境問題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們是公眾環保權益的最直接代表,因此其行為有別于政府行為和商業行為。作為公眾的環境權益代表,它們為公眾提供信息,進行技術監督,倡導綠色生產和消費模式;作為與其他利益相關者談判的載體,環境NGO對于構建多方制衡的環境與資源管理體制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發展中國家民間環保團體的發展和壯大首先需要得到制度上的保障,然后再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索民間環保團體的具體運作模式,加強NGO自身的能力建設。

九、環境與資源管理中利益相關者的行為研究

經濟社會中的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信息使得價格制度常常不是實現合作和解決沖突的最有效安排。非價格制度,即參與人之間行為的相互作用是解決個人理性和集體理性之間沖突的辦法之一。環境與資源問題中的利益相關者分析主要涉及利益相關者的特征行為分析(目標函數和策略空間)、組織框架、各利益集團的環境參與機制、利益相關者對環境資源政策工具的反應和相應的分配效應,以及利益相關者的權利保障和沖突解決機制的建立等。這些研究需要應用交易成本經濟學、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國外學者研究了不確定情況下環境政策選擇中的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信息提供等問題。在環境管制實踐中,對一方(委托人,即環境管制當局)的支付取決于另一方(人,即污染者)的行為,但人的行為無法被低成本地觀察或監測到,此時就可能出現委托中的“隱藏信息”和“隱藏行為”問題。對于隱藏行為問題,政策制定者必須設計一種可行的合約來激勵人的行為以達到預期績效。從理論上說,這個問題可以應用作物分成模型的原理把人的收益與行為結果聯系起來而得以解決。但在現實情況下,管制當局普遍缺乏相關的信息,它們無法準確估計廠商的生產函數以及居民的效用函數,不確定性也難以消除。然而,管制機構仍然可以獲取一些有用的信息,如事后的反饋、來自行業內部和第三方(如消費者)的信息等,并利用這些信息來矯正污染者的行為。如果廠商認為他們能夠影響環境保護機構的評估,那么廠商就存在低估治污成本以獲取更低稅率的激勵。但如果廠商沒有完成預定的污染削減量,他們將會遭到制裁。這種情景假定存在信息反饋,而且管制當局與廠商存在長期的關系。由于信息流動客觀上存在不對稱性,所以設計復雜的政策工具迫使廠商提供其真實信息是相當必要的。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從博弈的角度探索了理論上可行的在政府與市場之外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資源的可能性。她提出了“自籌資金的合約實施博弈”,認為在沒有徹底的私有化、沒有完全的政府權力的條件下,公共池塘資源的使用者可以通過自籌資金來制定并實施可有效使用公共池塘資源的合約。以上9個問題的劃分沒有實質性的界限,完全是為了敘述上的方便,在實際研究當中,各個問題常常是相互交織在一起,而不是完全獨立的。

環境經濟論文:環境經濟發展模式

【摘要】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除了要關注GDP的增長外，還要關注其他的發展指標，如環境，教育和文化等指標，文章著重談了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關鍵詞】犧牲環境；經濟發展；環境問題；人與自然

前言

在經濟建設中確立正確的發展觀以及相關的發展模式至關重要。過去我們談論發展，總是和經濟的發展、財富的增長聯系在一起，認為發展的終極目標就是物質資料的發展，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雖然也注重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但其地位遠不如財富的增長、經濟的發展來的重要。回顧人類發展的歷史，特別是資本主義發展近100年的歷史，經濟的發展突飛猛進，物質文明呈現跳躍式的發展，人類社會生活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隨之出現的各種問題如環境問題、人口問題、資源問題和社會問題也為人類敲起警鐘：如此的發展，我們總有一天會毀滅在我們自己所創造的文明之中，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具有什么樣的發展觀？應該如何讓我們所生產的物質財富真正達到造福于人類的最終目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思路。這里我著重說明經濟建設與環境的關系問題，即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問題。

一、過去在發展經濟過程中所造成的環境問題

（一）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所造成的環境問題

回顧歷史，從工業革命后，英國、美國、法國和德國等國家經濟的飛速發展，可以稱其為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奇跡。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過：“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個世紀能夠料想到有這樣的生產力潛伏在社會勞動里呢？”經濟總值呈幾何倍數的增長。

這些國家經濟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并最早躋身于世界發達國家的行列。但是問題隨之接踵而來。由于只注重經濟的發展，忽視了環境保護，即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觀念和發展模式，結果導致嚴重問題。上個世紀，各個國家先后出現了嚴重的環境公害問題：馬斯河谷大氣污染事件、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多諾拉大氣污染事件、倫敦煙霧事件、水俁病事件、骨痛病事件、四日市哮喘事件、米糠油事件、印度博帕爾農藥廠事件、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都是由于工業發展排放的廢水、廢氣和有毒物質，不僅危害當時人們的身體和生命的安全，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也影響了以后的一代甚至幾代人的身體健康，并且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使良好的生態環境一去不復返。

這些重大污染事件，給人們留下了深刻而慘痛的教訓。它告誡我們，在工業高度發展的今天，在進行建設及發展生產的同時必須加強環境保護工作，才能真正造福于人類，否則會造成不堪設想的后果。所以各國紛紛探索發展道路，在這個過程中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1980年3月5日，聯合國向世界發出呼吁：“必須研究自然的、社會的、生態的、經濟的以及利用自然資源過程中的基本關系，確保全球持續發展。”1983年11月聯合國成立了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ECD），1987年該委員會向聯合國提交了《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正式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模式，注重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相協調，加強各國在環境保護方面的聯系。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21世紀議程》，凝聚了當代對可持續發展理論認識深化的結晶。各國在環境保護的實踐過程中紛紛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日本的樹木銀行，對毀壞的樹木及時補救；法國出動氣味警察，對市區中帶有污染的氣味進行監督；歐盟成員國誰污染誰付費；德國對飲料瓶征稅等等。充分表現了對環境問題的重視，亡羊補牢，猶時未晚，雖然花大氣力去解決環境問題，有些得不償失，但是經過努力，環境已經出現了改觀。

（二）我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沒有重視環境而引發的問題

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舉世矚目，GDP呈現持續增長的趨勢，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環境問題同樣不容樂觀。土地沙漠化，春季肆虐的沙塵暴，不僅給人民的生活帶來了不利，也阻礙經濟的發展。沒有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的環境，人民的幸福生活無從談起，經濟的發展也失去了終極目標，反過來又阻礙了經濟的發展。“今年上半年，甘肅省先后出現了大范圍的干旱、暴雨、冰雹、高溫、沙塵暴等自然災害。頻繁的自然災害造成甘肅直接經濟損失近二十億元人民幣。據不完全統計，期間，八百四十七點一五萬人受災。”“‘近兩年來，我國的環境問題嚴重’已經成為調查中受訪者的共識，這種說法的支持率達到94.8%。而選擇‘一般’和‘說不好’的占4.1%，“不太嚴重’的占1.1%。在梁從誡主編的《2005年環境綠皮書》中，記者看到了這樣一些統計數字：4月14日，《人民日報》報道，山清水秀的四川省每年因酸雨造成的損失高達113億元；8月2日，《光明日報》報道，汽車尾氣已成大氣污染的首要污染源，到2025年前后，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居‘世界第一’；11月29日，新華網消息，當前我國農產品產地正遭受從水體-土壤-生物-大氣的全方位立體污染；12月27日，中新社電，中國90%的城市地下水不同程度遭受有機和無機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從空氣、水源到土壤、糧食，我國的環境問題漸漸從‘局部潛在’走向‘全面爆發’。有網友評價我們現在的生活環境是，‘迷迷瞪瞪上山，稀里糊涂過河’。本次調查也印證了公眾對環境問題的普遍關注和擔憂。調查中，公眾最擔心的是水污染，87.1%的人認為水污染對生活影響最大。接下來依次是空氣污染（85.6%）、生活及工業垃圾污染（73.0%）、食品污染（63.0%）、植被減少和荒漠化（57.2%）、噪聲污染（52.1%）等等。”

這種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模式，教訓是極為慘痛的。嚴重的環境問題已經阻礙了我國經濟和

社會的發展。使我們經濟增長出現了停滯不前的局面。現在的環境問題引起了各個方面的關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解決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問題已經提到戰略高度。

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馬克思認為，自然反映人的本性。人的功利價值觀影響著自然界的發展，人的不合理的消費給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關于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如何與自然和諧相處，不丹的發展模式給我們以啟示。

（一）不丹模式給我們的啟示

“所謂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質和精神的平衡發展，將環境保護和傳統文化的保護置于經濟發展之上，衡量發展的標準是國民幸福總值(GrossNationalHappiness，GNH)，而不是我們通常采用的GDP(國民經濟總值)。國民幸福總值最早由不丹國王旺楚克在1970年提出，他認為政府施政應該關注幸福，并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他提出，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在這種執政理念的指導下，不丹創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級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指標。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無上的發展目標。實踐的結果是在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不丹的發展模式就是環保優先的發展道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很好地發展環境，為了環境保護寧可犧牲旅游資源所提供的經濟價值，采取有限的旅游政策，對旅游人數進行有效的限制，從而使環境得到保護。這種模式顯示了強勁的后發優勢，“它一直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現在已經超過印度等其他國家，在南亞各國中是國民平均收入最高的國家。在世界銀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為第一位。”[4]不丹人民在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恩惠的同時，沒有被物欲所迷惑，保持著平和與淡然的心境。

（二）經濟發展中注重人與自然和諧的措施

和諧社會中人與自然的和諧，根源于人。人的本性、價值觀影響著生態的發展。那么一個社會發展的首要前提就是自然界的不破壞，歸根到底就是持有怎樣的發展觀，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只注重物質增長的發展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已經為我們敲響了警鐘，而且這種發展觀的后發優勢已經日顯衰竭和不足，所以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提醒我們要注重人的發展和環境的保護。

第一，發展經濟的同時，發展教育事業，促使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的發展觀左右著我們的發展，也影響著我們的發展速度。我們在和諧社會的構建中提出了四大文明，即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其中生態文明是最重要的文明，它既是四大文明的基礎，又是四大文明的最高境界。現在一個國家最大的安全不僅是有沒有高水平的軍事設施，生態的安全與否更是最大的安全。生態文明的最高境界就是達到我國古代文化中所強調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人不是大自然的主宰，大自然是我們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源泉和基礎，我們應與大自然和諧相處。在科學發展觀中明確提出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我們和諧社會的構建中，同樣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

面對日益惡化的全球環境問題，考慮到在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對環保技術和具有環保意識的人才的迫切需求，清華大學在已有的環境教育與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建設“綠色大學”的計劃，并已被國家環保總局批準為全國示范工程。所謂“綠色大學”建設，就是圍繞教育這一核心，將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思想落實到大學的各項活動中，融入到大學教育的全過程。核心內容包括綠色教育、綠色科技和綠色校園。為本科生、研究生增設了一批有關可持續發展及環境保護的必修課程和選修課程，并積極推動學生“綠色教育”課外實踐。加強環境污染治理與環境質量改善方面的科學研究，開發一批符合清潔生產原理的新工藝、新技術。加快重大環境科技成果的轉化工作，建設規模化、集成化的科技環保企業和示范區。加強環境軟科學研究，為國家和地區的相關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分階段實施校園綠化工程，重視植物多樣性，并逐步提高校園綠化覆蓋率，使校園成為多種生物的保護地。與此同時，建設與清華歷史、文化氛圍及建筑風格相協調的園林景觀。如：禮堂區、理學院區和北院區的環境美化等。采用無害化技術，對校園的環境污染進行綜合整治，如建設水處理與回用工程、垃圾收集和處理系統、煙塵污染治理工程和校園生態環境監測網等。綠色大學，要求環保意識是合格大學生的重要標準。讓這些未來的棟梁能夠把環境保護意識作為最基本的行為規范。相繼一些其他的大學也提出了建設綠色大學的口號。

除了對大學生之外，對社會形形色色的百姓也要進行環保意識教育。利用輿論工具進行宣揚環境的重要性，提高全民的環境保護意識。

注重教育的發展，主要是從提高公民的整體素質出發。除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觀點教育之外，還要宣揚傳統文化，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中優秀的東西，例如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兩千年前思想家所提出的，在今天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價值和現實的意義。傳統文化是我們血液中根深蒂固的東西，我們沒有必要丟掉我們傳統的精神家園，而在極度追求物欲的世界觀中迷失自己的方向，從而確立正確的發展觀。

第二，要禁止人類無窮盡的貪婪欲望，節制自己的欲望，注重人真正意義上的幸福。環境問題究其原因，是由于人的貪婪的欲望所致。我們為了自身的享樂去食用珍貴動物，導致某些動物的滅絕；我們大肆開發旅游資源，破壞了原來的生態平衡。這些都是人類片面追求物質財富，追求經濟增長，而忽視環境問題所導致的惡果。在發達國家中，如美國和日本，由于嚴重的環境問題，高GDP的增長并沒有帶來相應幸福感的增加，這說明，人的幸福感不僅僅來源于物質財富的增加。人的幸福快樂不應該僅僅是建立在物質滿足的基礎之上，不能是簡單的拜金或者是物質的奴隸，還有物質以外的因素起著重要的作用。最近的研究表明影響人的幸福的不僅僅是物質財富的增長，還包括家庭幸福、良好的生存環境、工作環境和良好的人際關系等等多方面的因素。人的幸福應該是建立在更高的要求之上。與此相適應，國家的發展觀要想提高人們的幸福感，不能簡單地把發展定位于財富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滿足物質生活需要，有豐富的物質財富，同時，也要有更高層次的發展要求，例如高尚

豐富的社會生活，和諧優美的環境，豐富多彩的精神產品，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幸福生活，才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最終目標。

第三，為了經濟的增長和人民真正意義上的幸福生活，有必要降低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做到真正的可持續發展。不僅要關注眼前的利益，更要關注長遠的利益，避免發達國家在經濟高速發展之后，又投入大量的（下轉第27頁）（上接第18頁）人力物力去解決環境問題，結果得不償失。所以要注重和諧發展，提高我國經濟發展的后發優勢，進而為更快的經濟增長作好鋪墊，使經濟增長能夠真正惠及全體人民，讓全體人民在和諧幸福的環境中盡享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幸福生活，而不是在惡劣的環境中痛苦地過著富裕的生活。因為人畢竟不同于動物，在進行物質享受的同時，精神文明的成果才是人們幸福的最終源泉。就象不丹模式所顯現的那樣，注重環境保護優于經濟的發展，結果不但沒有阻礙經濟的發展，相反，經濟發展呈現良好的態勢，GDP增長處于世界的領先地位。注重環境的發展，我們可以借鑒不丹模式，把環境指標作為各項工作的首要指標，如考核干部，衡量一個地區的發展，都要把環境指標放在首位，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指標。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7月26日在全國節能工作會議上表示，要把能耗指標納入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和年度考核體系。中組部也在下發的文件中明確，把能耗指標納入官員考核體系的22個指標之一。11月7日，國家發改委了由國務院批復的“十一五”期間各地區降低能耗指標的計劃。按照規劃，“十一五”期間，我國單位GDP的能耗水平要比“十五”末期削減20%。今年4月，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說：“讓那些不重視污染防治工作，沒有完成年度任務的領導干部，得不到提拔重用。”

所以，在我國的經濟建設中，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構建經濟社會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和諧社會，雖然任重道遠，但是只要有正確的發展觀作為指導，必然會有光明的前途。

環境經濟論文:環境經濟會計目標管理

[摘要]環境會計的研究經歷了三十多年的起起伏伏，形成了以決策有用觀和政治經濟學分析為指導的兩條縱向脈絡以及三種最大化模型框架下的橫向探討。本文主要從社會財富最大化的理論框架出發，對環境會計目標進行了分層次、分階段的討論。同時指出了在環境會計的完善過程中經濟后果的三種主要表現形式，以及綠色經濟后果循環對于環境會計建設的重要性。

20世紀50年代以來，伴隨著全球經濟高速發展引發了資源的迅速耗竭，環境污染日益惡化。特別是進入80年代，環境問題由地區性問題上升為全球性問題，“綠色革命”逐步深入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一些人聲稱“會計與環境破壞有重大牽連”，“沒有任何一家公司賺取過可持續的利潤”。仍然墨守成規地將哲學問題（如何持續發展、代際公平和環境保護等）和專門探究如何核算這些問題的世俗商業嚴格分離開來，這將是相當不合時宜的。現今，對會計責任的要求已經超出了人際和契約關系的范圍，拓展到了社會關系的層面。既然財務會計是反映和監督這些關系的基石，那么它必然在中間充當一定的角色（DanielB.Thornton，1993）。

一、文獻回顧

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至今，環境會計的探索經歷了30多年的起起伏伏（Parker，1986）。從公司自愿披露到第三方組織強制報告；從年報附錄到各種形式的獨立報表；從財務報告到非財務報告，其內容似乎變得無所不包（Gray，Kouky&Lavers，1995），卻始終面臨一種尷尬局面：實務界的嘗試并未基于傳統會計的許多重要確定性特征（Gray，2000）；理論界的研究也沒能形成一條前后連貫的邏輯脈絡（Ullmann，1985）。

正如Gray等人后來反復重申的，傳統會計確認對象所應包含的四個相關特征：會計實體（accountingentity）、經濟事項（economicevents）、貨幣計量（financialterms）和服務決策使用者（users），在涉及環境會計問題的時候，至少從三方面表現出了相當的偏差：一是環境會計關注的是來自于社會和環境的事項，而非單純的經濟事項；二是環境會計廣泛采用的是非標準意義上的財務語言；三是證券市場投資者以外的信息使用者成為環境會計報表的主要服務對象。

因此，理論界在處理環境會計與傳統會計的關系和界定環境會計的口徑時，基本上形成了兩條思路：一是在相同的假設和概念框架下，將環境會計作為傳統會計的補充，希望借此與現有許多主流會計研究相融合，堅持將證券市場投資者作為環境信息的主要使用者，而對其社會效應有所限制（Grayetal.，1987；Mathews，1984，1993）。二是將社會和環境會計報告作為企業與社會之間信息交流的主要形式（Preston，1975，1981，1983）。但它所涉及的寬泛內容和多樣化的披露方式，往往被傳統會計認為是模糊不清和缺乏可靠性的（Puxty，1986，1991）。

依照這樣的脈絡，長期以來被認為缺乏實質性和系統性結論的研究（Mathews，1987，1993；Mintzberg，1983）至少能粗略歸納于兩類理論框架之下：研究范圍相對集中的決策有用觀和關注對象更為廣泛的政治經濟學角度的探索。

決策有用觀認為，最終檢驗環境會計報告信息有用性的方法是關注它對投資者決策的影響（Dierkes&Antal，1985），這構成了現在主要的研究思路（Grayetal.，1995）。Belkaoui（1984）等人采用排序性問卷調查的方式對傳統會計報表使用者反饋的各類信息重要性進行了研究，認為環境會計的披露具有“適中的”重要性。同時，對環境信息影響股票價格行為的研究也存在相當豐富的成果（Aupperle，1984；Belkaoui，1980；Bowman，1973），但卻沒能形成一致的結論。

另外，Grayetal.（1995）開創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形成了股東理論（StakeholderTheory）和合法性理論（LegitimacyTheory）兩條分支。他認為，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各種利益、目標操縱者和特殊交換機制相互作用的學科（Zald，1970，p.233），其視野不僅專注于市場交易的信息行為，更重要的是用來分析各種非市場契約模式下的交易表現。它便于闡明多元化利益集團間關系的調和（mediation）、修正（modification）和轉變（transformation），為股東理論和合法性理論對環境會計的解釋提供了分析基礎。

股東理論將股東置于環境會計報告的主導地位，認為管理層如果希望尋求持續的成功就必須迎合和滿足股東們的需要（Ullmann，1985；Roberts，R.W.，1992）。股東的控制力越強，企業因股東意向而做出的調整就越多，從而也就決定了環境會計的披露內容和程度。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環境會計可以被看作是股東和公司之間討價還價的對話形式（Roberts，R.W.，1992）。

合法性理論則有所不同，該理論認為在公司政策制定中，管理層有兩方面需要考慮：一是基本的環境測量；二是環境披露政策。雖然兩者目標是一致的，都是為了尋求公司活動的合法化（Grayetal，1995），但口徑可能不同。因此就產生了合法性理論的前提，當公眾感知的企業價值與事實上的企業價值存在差異的時候，管理層將采取更加積極的方式改變和引導公眾，最終使二者達成統一。

Lindblom根據被感知的企業價值同實際中企業價值的差異類型，總結了四條管理層尋求合法性的策略：一是當價值差異源于公司實際表現不佳時，企業將試圖教育和告知相關公眾引起價值差異的企業行為實質上的變化；二是當價值差異源于公眾對企業行為的誤解時，企業只需要設法改變相關公眾對企業行為的認知度，而無需調整自身行為；三是企業同樣存在操縱公眾認知的動力，借此轉移關注重點，掩蓋不利影響；四是當企業認為相關公眾對于企業應當承擔的責任抱有不切實際或不正確的期望時，它們將傾向于糾正這種預期。

綜上我們不難發現，環境會計自身的特殊性導致了其研究總體上形成了口徑寬窄兩條脈絡，發展出決策有用和政治經濟研究兩套體系，這是從縱向角度的討論。橫向來看，問題卻不外乎從傳統的股東財富最大化的探討內延至管理層財富最大化，外延至社會財富最大化兩個方向。

自始至終，決策有用觀都沒有放棄對傳統會計對象的堅持，使理論建立在狹義的股東財富最大化模型（stockholders’welfaremaximization，SWM）之上。而合法性理論顯然與管理層財富最大化模型（managementwelfaremaximization，MWM）具有相同的出發點。Findlay和Whitemore將其前提表述為管理層會在符合完全披露的法律規定范圍內，通過操縱或回避措施來體現對自身最為有利的公司業績。除此之外，在環境會計實務中已經廣泛采用的社會財富最大化模型則不同于以往的小范圍、確定性模型，它引入了長期以來沉默的社會賬戶（silentsocialaccounts）的概念，強調企業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相反，它們是組成和支撐社會運行的一部分（Jaggi&Zhao，1996）。Ramanathan（1976）將這種更大范圍內相互依存的關系解釋為組織和社會以及更廣泛的利益相關者之間存在的社會契約（socialcontract）。企業以社會財富最大化的方式運行，并從中獲得與社會有關的合法化地位。社會契約可以被假定是隱含的，而各種社會法律可能使特定契約更加清楚明確。通過這些隱含的和明確的法律，社會為組織規定了會計責任的規則，也拓展了企業股東的范圍。國家、政府和游說組織在這些法律的制定和游戲規則的說明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隨著Bruyn提出的社會投資（socialinvestment）理論被認可，包括自然環境本身和下一代利益在內的，更為寬泛的利益群體（widercommunity）也被統一進來。其中發揮銜接作用的社會投資者相信社會和經濟價值的最大化能夠同時實現。

股東理論正是在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嘗試。由于認識到各種股東群體在公司環境會計的決策中發揮的主導作用，股東理論從某種意義上可以歸結于社會財富最大化模型的范疇，但無法回避的是，其研究對象仍然存在局限性，導致了它只能作為社會財富最大化模型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在討論中忽略了不同層次利益相關者對于環境會計要求的差異，同時缺乏對于綠色進程的分階段探討。因此，接下來筆者將在社會財富最大化模型的框架之下，從環境會計的目標討論入手，強調對于環境會計目標的本質及層次性、階段性認識，進而引出經濟后果學說在環境會計領域中的運用。

二、環境會計目標的重新認識

一般意義上的會計目標（accountingobjective）是指會計系統運行的出發點和歸宿，表現為預期應當達到的目的，它決定于會計的本質及其所面臨的客觀環境。對環境會計目標的理論基礎最直觀的理解無外乎一個將可持續性理論和會計理論相結合的過程。這種結合不僅僅是外在形式的吻合，更重要的是內在邏輯的貫通；不僅僅包括范圍的選擇，更取決于層次的對應；不僅僅是一個空間上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時間上的范疇。

可持續性概念源于森林工程學，之后在其他領域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一般認為，可持續性是指社會不能使用超過自然環境可能產生的自然資源（Gray，1996：61；Bebbington，1997）。可持續性發展被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犧牲下一代人滿足自身需要的能力的發展。該理論包含一個前提，即世界上貧窮的下一代人的基本需要應予以優先考慮（Welford&Couldson，1993），同時需顧及技術水平和社會組織對于滿足當代人和下一代人需求的環境能力的限制作用。由于對該前提的認可程度不同，可持續性理論可以進一步劃分為兩個主要層次——強可持續性和弱可持續性。弱可持續性是指某一群體只要能夠補償人類的損失（技能、知識、技術）和人造資本（建筑、機器、設備），就可以耗盡自然資源和使自然環境退化。從這一點看，自然資本和人造資本受到了平等對待。如果人造資本可以被替代，企業就能夠使非再生資源的連續使用合理化，因此，弱可持續性會更利于企業個體。然而，這種自然資源和人造資源相互替代的可能性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因素。這種不確定性不單表現在技術水平方面，也表現在技術本身，例如對許多分裂反應堆的非經濟特性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Common，1995：45-46）。因此，基于非替代性、不可逆轉性、公平性和差異性，強可持續性強調的非再生自然資源的保護理應得到足夠的關注（Beder，1996：159-60）。但是，無論上述兩種觀點中的哪一種成為環境會計的理論指導，可持續發展的最終目標是不會變的，都是為了構建和發展一個能以無數代人存在的方式運行的可持續社會（Meadows，1992：250）。

由此，環境會計的核心目標可以表述為計量、公開和報告利益關系人由可持續發展向可持續社會的轉變。根據可持續發展世界企業委員會（WBCSD）的觀點，可持續發展包括對經濟財富、環境質量和社會公平的積極追求（Elkington，1999：18）。因此，企業需要從社會、經濟和生態“底線”的角度解釋這一程序。正如艾金頓所言，尋求可持續發展的公司不僅僅要注重單一的財務底線，而且還要為實現三維底線而努力（Elkington，1999）。

然而，無法回避的是，可持續發展融入政府觀念的過程是緩慢的，其融入公司領導階層的進程更是常常被忽略。盡管鼓勵組織注意“三維底線”——社會影響、經濟影響和環境影響（Elkington，1998；1999：18）——但財務底線仍然左右著企業的思維，而且當今仍然是企業行動的主要動力（Ditz等，1995：6）。這迫使人們開始尋找對于眾多企業來說現階段更為可行的操作目標。與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不同，經濟——生態效益已被公司高層管理人員認定為可以采納的一個適當的目標（見OECD，1998b；Schmidheiny，1992）。可持續發展企業委員會（BCSD）將經濟——生態效益的實現定義為企業能夠提供具有價值競爭優勢的商品和服務，這些商品和服務能夠滿足人類需求，保證生活質量，同時，又能通過生命周期逐步將生態影響和資源密集至少減少到估計的地球承載能力水平。顯然，暫且忽略社會維度因素、注重經濟——生態效益的選擇更集中于對相對易于計量的直接影響因素的考察。這種取舍并不是否定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相反，經濟——生態效益型信息的計量可視為公司計量和向強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這種忽略了公司社會業績、顯得不如可持續發展定義廣泛的經濟——生態效益目標恰恰代表了實現“強可持續發展”的第一個實際步驟。

與此同時，經濟－生態效益目標也并未打亂環境會計目標基本的宏微觀層次需求，相反，它有助于簡化并澄清反映經濟信息的會計活動同可持續發展綜合目標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可以用一條邏輯鏈來綜合描述原先三維角度和宏微觀層次下環境會計在可持續發展中發揮的貫穿作用：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社會、人口、資源的協調發展->其基礎在于自然資源的開發與利用程度->資源的合理開發與利用并服務于人類->需要良好的生態循環為基礎->良好的經濟循環是生態循環的保證->經濟循環的主要環節是投資、生成、使用、耗費、收回、補償、分配->各環節之間既有經濟上的聯系又有邏輯上的聯系->經濟循環的目標是實現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需要完整的會計核算和管理體系作為其基礎與保證。現在，當引入經濟－生態效益目標對這一邏輯進行重新梳理的時候，它無非重點突出的從中提煉出了生態循環和經濟循環兩個部分，促進了生態循環自身、經濟循環自身及生態和經濟循環之間的三套邏輯關聯。同時，它也與上文提到的在社會會計宏觀領域探討環境會計作用問題形成了良好的呼應，提供了一個平滑和深入的接口。1983年世界銀行積極鼓勵修訂現行的會計體系，增加環境項目，建立與聯合國國民會計體系相配套的環境輔助賬戶。1989年我國政府修訂《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力圖將環境因素納入會計核算體系，以使國民經濟核算指標能夠真實地反映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從這一前期的環境會計的發展進程來看，有關于生態和經濟的二維計量正是現階段社會經濟會計和社會指標會計重點和迫切考慮的內容。

此外，在經濟——生態效益現行目標引入的過程中，還有必要進一步明確目標內部，經濟效益同生態效益二者之間的關系。這涉及到可持續發展和可持續增長概念的澄清。將可持續發展視同可持續增長純粹是近期出現的一種現象（Sachs，1992）。事實上，如果一家公司被視為一個社會系統，它的生存也是經濟業績的結果。可持續發展迫使環境組織、企業和政府承認環境因素可能對經濟業績產生長期的不利影響，且在過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但是，“發展”要比“增長”具有更多的含義，因為“發展”明確社會角色但并不排除經濟生產力的“持續下降”（Maunders和Burritt，1991：9）。因此，如果忽略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效益，以經濟——生態效益為理論基礎的環境會計目標實際上暗含并認可了企業的經濟效益同生態效益“此消彼長”的假設。也就是說，除非企業能夠按照經濟——生態效益的強可持續改進，設法實現公司和政府機構共同推崇的“無悔策略”而達成“雙贏”（Wally&Whitehead，1994），否則，在經濟和生態的多方利益關系人中，必有一方將做出讓步。

三、環境會計的經濟后果

“經濟后果”就是一門討論利益各方進退的學說，興起于上世紀70年代。它關注的是會計報告對企業、政府、工會、投資者和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決策行為的影響。這些個人或團體行為的后果被認為可能影響其他團體的利益，因此，該學說認為，會計準則制定者在決定會計問題時應將其宣稱的不利后果考慮在內。

回顧經濟后果學說和環境會計研究的起點，似乎二者在時間上存在著驚人的巧合。60年代以前，會計爭論在金融出版物中極少涉及，而且人們普遍認為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中，會計即使不是一個規定固定的參量，也是一個常量。70年代的10年顯然是美國社會堅持制度應對其造成的社會、環境和經濟后果負責的10年，會計準則制定活動的利益相關方同樣深知這一明確的公眾傾向（Stephen，1978）。可以認為，正是這樣的契機加速了包括游說組織、環境保護機構等眾多環境信息關注者對環境會計制度規范的參與程度。從另外一方面來看，同樣可以認為是環境會計準則制定和披露中存在的巨大空間和不確定性，以及所涉及的利益沖突日趨激烈，吸引了原本潛在的攫取利益者。這些外部團體紛紛通過訴諸那些超越傳統會計計量和公允披露問題的標準來干預準則的制定過程。他們對經濟后果的關心遠遠超過了對環境會計公告的關注。

因此，當經濟后果學說深入到環境會計領域的時候，二者的相互作用將不可避免。關于會計政策制定的中性效果假設只能成為人們一種理想的期望，環境會計最積極的應對方式在于：在可操作性目標的指導下，實現可接受范圍內的利益的權衡。從這種意義上來講，環境會計的經濟后果不僅表現為準則制定過程中的動態權衡過程，也包括不完善的環境信息披露所表現出來的靜態結果，以及這些中期嘗試所引發的新一輪經濟后果循環。

石油天然氣作為重要的不可再生資源，成為環境因素的代表被首先正式引入會計準則。該準則的制定過程引發了利益各方特別的關注，其會計核算方法的爭議也受到了經濟后果學說的廣泛影響。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的20余年間，爭論的焦點一直集中在石油天然氣行業勘探成本核算方法的選擇上。完全成本法（full-costmethod）和成功成本法（successful-effortsmethod）各有勝負，卻都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見。其中，完全成本法認為應該將所有發現儲備所耗用的成本（除某些例外情況）資本化，這包括不成功的鉆探成本，即在生產經營中所有成功勘探的產油井成本中應包括那些干井的成本。而成功成本法則有所不同，它認為很難將干井也認為是一項資產，因此，只需將成功勘探的產油井所耗用的成本資本化，而將干井成本費用化。顯然，這兩種方法下記錄的石油和天然氣成本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以往這方面涉及經濟后果的討論側重于對那些獨立勘探的小型石油天然氣公司的擔憂。它們聯合起來運用其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力，成功說服了會計原則委員會延期考慮這一敏感問題。

然而，作為環境會計的一種嘗試，準則的制定中實際上存在另外的綠色相關人。盡管它們的影響力還不足以強大到與石油天然氣公司中各大利益集團相抗衡來完全左右準則制定結果的程度，但它們的存在至少代表了經濟后果中另外一種不同的聲音。從大的范圍來看，核算方法的選擇代表了綠色相關人對于石油天然氣行業與其他諸如清潔替代能源行業的支持力度的傾向，這些源于它們對代際利益的關注。不僅如此，這種傾向也將在行業內外傳導一種包括資金和技術形式在內的、正的或負的激勵。成功成本法往往產生比完全成本法更少的報告凈收益，如果行業普遍采用成功成本法，可以認為是一種對于新能源的政策支持，表達了一種迫切補償生態循環的態度。在行業內部也同樣如此，尤其是對那些積極從事勘探的小公司，較低的報告凈收益使其難以籌集資本，從而促使資金流向那些整體環境意識相對較強、環保措施相對完善的大公司。因此，如果綠色相關人掌握了足夠的影響力，對于環境信息核算方法的選擇，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將能夠決定一個行業及其內部力量的競爭地位和前景。

除此以外，環境會計的經濟后果還表現在現行實務界自愿或自發貫徹環境會計目標，披露環境信息的執行情況中。盡管環境信息的披露還存在多方探討之處，但在尚未形成統一規范之前，實務界就已經開始依照自身的需求判斷，在規范之余進行了多種形式的嘗試。下表列示了Gray根據利益關系人同企業聯系的緊密程度粗略劃分后進行的綜合和歸納。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內部人員向外部人員提供的環境披露中包括了可持續性發展報告，而將區別道德投資者的任務交由披露和需要相關信息的外部人自行交流來決定。這些都表明，現階段企業更多的是將環境信息的取舍作為一門處理道德和利益關系的藝術。管理層做出的任何一個關于環境信息披露與否的決定，都將表現出它對相關需求和可能后果充分研究后的傾向，最終的做法將被認為是利大于弊的。

實際上，類似于上文表中實務界的各種嘗試，無論是否直接參與到財務準則委員會擴大了與利益相關第三方的溝通方式（主要包括廣泛分發征求意見稿、舉行專題討論會和公眾聽證會等）中來，最終都將納入日后準則制定者的考慮范圍。可以形象地將環境披露理解為一個包含諸如信息內容、組織形式、信息冗余度、信息置信度、披露者的解釋、披露媒介以及披露時機等內容的多維向量（吳水澎等，2002），其取值及范圍將參照過去的向量及財務會計框架的約束而定。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于1984年了其著名的“信息光譜圖”。該圖譜將現有的和未來可能涉及到的財務會計內容歸納為5個披露層次。范圍從小至大依次為：一是財務報表、確認和計量以及概念公告涉及的范圍，包括財務狀況表、收益和綜合收益表、現今流量表和業主投資和分配表等；二是財務報表附注（和尾注），包括會計政策、或有事項、存貨方法、發行在外股份數、備選計量（以歷史成本為基礎之項目的市場價值）等內容；三是補充信息，包括物價變動披露（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第33號公告之修正）等；四是財務報告的其他方法，包括管理當局討論與分析、致股東信件等；五是其他信息，包括根據證券交易委員會格式10－K（證券交易委員會規則S－K）要求進行的競爭及未交付之訂貨的討論、分析師報告、經濟統計和關于公司的新論文等內容。綜合來看，前兩部分構成了基本的會計報告，增加第三部分后形成了被現行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準則直接影響的領域，納入第四層次的內容后正是概念公告1中所指的財務報告的范圍，而包含其他信息的報表滿足了社會財富最大化模型的需要，涵蓋了投資者、債權人和“相關決策者”在內的所有利益相關人所需要的有用信息。

顯然，將光譜圖作為環境向量的規劃框架是令人鼓舞的，它不僅能夠作為環境會計后續經濟后果的終點，對前期直接或間接的理論及實務成果進行總結，同時，也預言了新的經濟后果循環的起點。正如許多人注意到的，在美國，法律和對社會業績的普遍關注產生了對環境風險追蹤的需要。1989年證券交易委員會要求公司披露組織在《聯邦超級基金法》（TheFederalSuperfundlaw）下可能面臨的任何潛在的治理環境的義務，于是1990年的公司年報開始了披露過程。被加入到帶有國家和聯邦環境處的要求的文件檔案中的10－K披露，導致了數據庫的產生，而數據庫提供了關于專門研究環境風險跟蹤的公司的信息。例如，丹佛的俄賽特（Ersite）、里昂、賓夕法尼亞州的環境審計公司、弗吉尼亞州的亞歷山大（Alexandria）環境風險信息中心、科羅拉多的利特爾頓（Littleton）石油信息公司、伯明翰和密西根州的托克西切克（Toxicheck）、迭戈的風景環境信息公司，康利狄格州的南港口環境數據資源公司等。這個新行業提供了一個以相關股東為特征的未來圖景。它們不僅關心公司的社會業績，而且關心更精確更可靠的與美國公司環境風險相關的信息，從而大大增加了綠色相關人的力量，促使環境會計的發展進入良性循環。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環境會計的經濟后果并不是一個單一的靜態或者動態博弈的概念，它將涉及到一系列直接或間接參與的經濟后果循環。現今理論和實務界迫切需要做的就是增進這樣一種良性的綠色經濟及經濟后果循環，使綠色相關人隊伍得以壯大，為環境會計的逐步完善培養合適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