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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后殖民主義 女性主義 中國科學史

Abstract

Postcolonialism，Feminism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Some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in HistoriographyDuring its different periods，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 has different topics， and made the same topics ha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and meaning. New theories and perspective bring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 with new form and new interpretation constantly. Very often， some ideas，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that came from other fields， have influenced history of science. For example， in recent years， postcolonialism and feminism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text， and they have shown their vitality in many fields，including history of science. Some scholars have noticed already these new theories’ valu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however， related studies have not become mainstream in this field. Based on the standpoint of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possible influence and value of postcolonialism and feminism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Key words: postcolonialism feminism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柯林伍德說過，研究任何歷史問題都不能不研究其次級的歷史，這里的次級歷史指的是對該問題進行歷史思考的歷史。[1]站在科學編史學的立場，反思科學史研究的過去，分析和借鑒新的研究視角與綱領，對于促進科學史學科發展來說極為重要。

一 引言

20世紀之前的西方科學史研究基本從屬于科學家與哲學－歷史學家兩大陣營，形成了相應的兩大編史傳統。這兩類編史者基本上都不是職業的科學史家，他們編寫出的專科史和綜合史，都是實現各自領域某種目的一種手段，沒有形成獨特的編史綱領。在編史方法上，直到薩頓為止的這些編史學傳統，往往都以編年史研究為主導，[2]在編史觀念或多或少受實證主義哲學思潮的影響。實證主義哲學把科學史看成是一系列新發現的出現，以及對既有觀察材料的歸納總結過程，是不斷趨向真理和進步的歷史。在這種哲學背景中的科學觀和科學史觀影響下的科學編史工作，大多采用的是編年史方法，把科學史看成是最新理論在過去漸次出現的大事年表。

20世紀30年代以來，由亞歷山大柯瓦雷開創的“觀念論”科學史研究傳統開始在科學史領域占據重要地位。這一編史傳統強調科學的進步體現在科學理論與科學概念的進化上，可以說是新康德主義哲學史方法在科學史研究領域的某種體現。與此同時，另一種編史綱領也逐漸形成，這種社會史的編史綱領受歷史觀和默頓的科學社會學的影響，強調把科學的發展置于復雜的背景下進行考察，更加關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宗教、軍事等環境對科學發展的影響。（[3]， p.24）20世紀80年代以來，“后現代主義”和“社會建構論”等思潮對西方科學史研究產生的影響也開始明顯起來。

可見，西方科學史學史上的歷次重大變化都受到了其他領域新觀念和新方法的影響，積極吸收這些新的觀念和方法，促成了科學史學科的不斷進步。目前我國科學史研究仍然以實證傳統為主，研究方法大多限于歷史文獻的考據和分析。盡管實證傳統今后仍然可能是中國科學史研究的主要編史綱領之一，但要促進科學史學科的全面發展，我們也必須及時、合理地吸收相關領域的新觀念和新方法。近些年來，西方科學史研究開始引入了后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展現出了很大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潛力。對此，我們需要給予適當的關注。

二 后殖民主義科學史及其啟示

后殖民主義是一種帶有鮮明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學術思潮，是多種文化政治理論和批評方法的集合性話語。它主要研究殖民時期之“后”，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文化話語權力關系，以及有關種族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國家民族文化、文化權力身份等新問題。[4]這一思潮是在對殖民主義的長期反省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其代表人物有葛蘭西、法農、福柯、賽義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莫漢蒂和湯林森等。

后殖民主義思潮最初集中在文化領域，主要關注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文化霸權與文化身份、文化認同與闡釋焦慮、文化殖民與語言殖民、跨文化經驗與歷史記憶等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一思潮開始影響到科學史研究，有關學者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科學在文化殖民中的作用與位置。雖然目前國內在文化研究等領域對后殖民主義的已形成了某種熱點，但在科學哲學和科學史領域中，有分量的相關的研究卻依然不多見。

美國科學史家路易斯佩爾森（Lewis Pyenson）將“殖民地科學”作為一個專門領域進行了系統研究。他從1982年開始，以“文化帝國主義與精密科學”為題，論述了德國、荷蘭和法國的物理學、地球物理學、天文學與文化帝國主義的關系。佩爾森認為，西方人總是把自然的數學法則看成是文明的顯著標志，把由資本家支持發展起來的近代科學擺在世界面前，以顯示其文化人的姿態；而實際上，對于非西方國家來說，牛頓原理等這樣一些物理法則對于實際應用來說，并非唯一有效。例如，對于建造結實耐用的橋梁來說，牛頓原理的作用，如同哥白尼理論對于航海那樣，都不那么必需。理論上的一致性并不等于實踐上的一致性。但是，殖民地科學家的工作由于顯示出對自然的操控能力而得到了殖民地居民的尊敬，他們的工作為歐洲的優越性提供了根據，他們通過抽象活動抑制了從屬地區的獨立情感。通過文本分析，佩爾森還揭示了法國殖民者的科學文化殖民策略：僅僅顯示科學優勢還不能完全抑制殖民地人們的自由思想，他們還必須被說服，解放的程度是隨著文明程度的提高而自然提高的，任何東西也不能取代由科學帶來的發展及其價值和意義。[5]

佩爾森的工作在科學史界產生了很大影響，醫學史家保羅帕拉蒂諾（Paolo Palladino）和米切爾沃伯斯（Michael Worboys）在對他的工作進行批評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后殖民主義視野中的科學史研究。他們批判了佩爾森關于描述性科學和精密科學的劃分，認為精密科學同樣帶有帝國主義色彩；批判了佩爾森把文化殖民主義單獨抽離出來考察的做法，認為科學文化殖民與經濟、政治殖民等是交織在一起的；批判佩爾森忽略了殖民地科學文化對于宗主國科學文化的影響，忽略了殖民地人群的視角，并在潛意識將科學與帝國主義的關系簡單地看成是帝國科學向殖民地單向的流動等缺陷，強調西方科學與殖民地科學之間的互動關系。[6]

此后，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動向是，西方女性主義學者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將其女性主義理論置于后殖民主義研究這樣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之中，堅持科學在文化上具有多元性這樣一個基本立場，闡明了歐洲擴張與現代科學出現在歐洲之間的因果關系。在哈丁的工作中，充分地體現了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在深層背景上的趨同。哈丁認為，后殖民時期的科學技術研究是從歐洲中心文化之外確立其關注和概念框架的，這一研究將運用包容性更廣的科學定義，這一定義鼓勵我們重新考察它何時是有用的、何時求助于一個更有限制性的定義代價太高。“科學”將被用來指稱任何旨在系統地生產有關物質世界知識的活動。在這種寬泛的科學定義下，所有的科學知識，包括近代西方確立起來的科學，都是所謂的“地方性知識”，或者“本土知識體系”。她認為，后殖民主義的科學技術研究的這種策略使得其能夠探究不同文化的科技思想和實踐的特色，它不僅可以為原有的概念框架添加新的研究主題，還能迫使概念框架本身發生變化。（[7]， p.11）在這里，“本土知識”，或者說“地方性知識”的概念，是一個及其重要核心概念，正是在對這個基本概念予以注重的基礎上，我們才會推論出一系列重要可能結論。

后殖民主義科學史站在與傳統科學史完全不同的立場上，從一種新的視角提出了諸多全新的見解。例如，在傳統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研究中，往往只關注近現代歐洲的科學，那種“地方性的知識”只在人類學之類的領域中才被合法地研究；而后殖民主義的研究立場則在多元文化的意義上，把“科學”的概念進行泛化，將各種“地方性知識”包容進來。后者的觀念對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來說，有很大的價值。

首先，涉及到的是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的合法性問題。

“中國古代有無科學”和“李約瑟難題”這兩個問題曾一直困擾著中國科學史的研究者們，至今仍無定論。早自20世紀初，任鴻雋、竺可楨等老一輩科學史家就已討論過前一個問題。實際上，這些前輩們所指的科學，是在近代歐洲出現的科學理論、實驗方法、組織機構、評判規則等一整套東西。如果我們將科學定義在這個范疇，那么中國古代無疑是沒有科學的。很多持“無”觀點的學者也多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而持“有”的學者，往往更多的是從民族自尊心的立場來考慮，要為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提供一個合法性的地位。因為如果說中國古代沒有科學，還哪來的科學史研究？然而，立足于后殖民主義科學史的立場，這一問題已經被消解了。因為在后殖民主義看來，與其他文化的系統知識傳統一樣，現代科學技術從若干重要方面看也屬于地方性的知識體系，它們也產生過系統的無知模式。（[7]， p.74）在這樣一種觀點下，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的合法性地位便勿庸置疑。既然普適的、唯一的、標準的科學體系是不存在的，近代西方科學也是地方性的科學體系，我們不需要拿它來作為參照對象，就可以找到自身的研究合法性。同樣，“李約瑟難題”在此也可以得到解決。因為都是地方性知識，所以就不需去討論“為什么中國沒有產生近代意義上的科學”的問題。正所謂“在當我們采取了新的、不將歐洲的近代科學作為參照標準，而是以一種非輝格式的立場，更關注非西方科學的本土與境及其意義，‘李約瑟問題’就不再成為一個必然的研究出發點，不再是采取這種立場的科學史家首要關心的核心問題了。”[8]

其次，從這一擴展的科學定義出發，后殖民主義的視野將為中國科學史研究，尤其是古代科學史研究開辟廣闊的問題域。

由此所涉及到的，實質上是一個科學觀的基本問題。原來被看作是民間信仰或巫術迷信（而在實際的分析中卻可以看出情況并非如此簡單）的那些知識，在這里也取得了被研究的合法性。例如，針灸學、草藥學、古代婦科、女醫等都可得到與傳統的數學、天文、物理等知識相類似的重視。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主流科學史也曾研究過燃素說、煉金術等內容，然而不同的是，它是把這些主流科學之外的內容作為與主流科學相關的背景來研究，而后殖民主義科學史卻給予這些非主流的知識以獨立的合法性地位。此外，后殖民主義作為一種學術思潮，其研究方法十分多樣豐富，大多采用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方法，這些具體的分析方法也可為中國科學史研究所借鑒。

三 女性主義科學史及其啟示

上個世紀中葉以來，從西方女權主義政治運動中派生出了女性主義學術研究，它運用女性主義特有的觀點和立場，將關注的焦點對準了范圍廣泛的各門學科。（[3]， pp88-89）其中，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源于與科學相關的政治運動，這些政治運動使得學者們開始思考科學史上女性科學家如此之少的根本原因：究竟是女性出了問題，還是科學出了問題？科學在本質上是否與父權制相關？

為回答這些問題，西方女性主義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者一方面開始致力于尋找科學史中被忽略的重要女性科學家，恢復她們在科學史上的“席位”。這些研究既希望通過補充女性科學家的歷史來完善既有的科學史，也試圖確證不是女性出了問題，而是科學出了問題。另一方面，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批的學者轉向批判科學中的男性中心主義偏見，揭示近代科學的“父權制”根源。例如，女性主義學者卡洛林麥茜特（Carolyn Merchant）、伊芙琳福克斯凱勒（Evelyn Fox Keller）、桑德拉哈丁等都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揭示了科學從其歷史起源開始，便具有性別建構的性質。[9]與此同時，很多女性主義學者注意到，這種被社會性別觀念和性別意識形態建構的科學，反過來又進一步說明和強化著社會性別觀念本身。他們通過研究自古希臘到20世紀的生物學史和醫學史，充分說明了科學對性別差異和性別本質的建構和強化關系。例如，席賓格爾（Londa Schiebinger）、圖安娜（Nancy Tuana）、歐德蘇瑞（Nelly Oudshoorn）等就從不同角度進一步揭示了科學與性別意識形態互相建構、互相強化的本質。[10]可見，正如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所認為的，批判性女性主義科學編史學不必將自身局限在科學中的女性主題上，而應該從各種角度深入分析科學中隨處存在的父權制現象，[11]也正是這種批判性的分析視角，構成了女性主義科學編史學在科學史研究領域的重要位置。使得女性主義科學編史學越來越成為西方科學史研究的一個新穎而極具潛力的方面，越來越受到關注。 [12]這里就這一新的編史觀念之于中國科學史研究可能產生的影響與價值做初步的理論分析。

第一，這種新的科學觀和編史綱領的引入，將給中國科學史研究提供新的問題域。

如同思想史編史傳統的出現為科學史研究開辟了廣闊的空間一樣，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關注女性對科學所做的貢獻，關注科學背后隱藏著的性別權力關系結構，關注科學事件對女性的影響，關注科學對女性本質的規定，關注與女性相關的“邊緣”科學史等這些不能為以往科學史研究所注意到的內容。如果把女性主義視角納入到中國科學史的研究中去，無疑將會為中國科學史研究開辟廣闊的問題域。

傳統中國科學史研究對女性關注很少，有的學者可能認為，女性科技人物研究得少，不是因為他們不關注女性，而是因為她們本來就對科學貢獻少，歷史文獻記載的也少。事實上，在近期學者對中國古代所有科技人物的生卒年資料進行搜集時，收編了上溯春秋時代，下迄民國末年，甚至少數延伸到20世紀50年代；空間上限于在中國出生和去世者，以致少數在外國去世者在內的中國古代科技人物；本著凡是能找到的婦女科技人物，全部收編的原則，最后在所收入的1522名人物之中，女性確實僅占19名。[13]然而，站在女性主義立場來看，這正說明了女性在科學史上的“集體失憶”，她們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她們的科學工作被由男性掌控的歷史文本所忽略和邊緣化，她們沒有話語權，沒有歷史記憶。為此，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除了要挖掘和恢復被以往科學史忽略的女性科學人物之外，更重要的是從既有科學歷史文本中分析女性受壓制、被忽略的原因，解構文本背后的性別權力關系。 ([14]， p.166)

以醫學史為例，要研究中國古代女醫問題，從女性主義編史學的視角出發，首先必須進行古代女醫的發現、填補研究。然后還要深入探討中國傳統性別制度的規定及其在醫學領域的體現、古代醫學實踐中的實際運作與性別制度、觀念的規范之間的差距、男醫與女醫的個人身份認同、醫學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與“女醫形象”等問題，分析古代各種醫學話語本身的非中立性、非客觀性，重新思考古代醫學領域的基本概念、范疇和理論假定等等，這些都是不可能在有性別盲點的科學史中被考慮到的內容。醫學史的情況如此，其他學科史研究的情況也如此。

第二，這種新的科學觀和編史綱領的引入，將為中國科學史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視角和方法。

盡管女性主義學術研究內部流派紛呈、觀點多樣，但作為學術研究，它們共享一個基本的概念范疇，即社會性別（Gender）。這一概念指的是，社會文化建構起來的一套強加于男女的不同看法和標準以及男女必須遵循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準則等，它區別于傳統的生理性別（sex），是社會建構的產物，隨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14]，p.4)社會性別既是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的重要范疇，同時也是其基本的分析視角，從這一視角出發，除了會發現傳統科學史研究發現不了的新問題之外，還能對傳統科學史已經研究或正在研究的問題，從新的分析方法和切入點入手，得出與前者不同的結論和評價。

筆者曾以第八屆東亞國家科學史會議論文集中的兩篇醫學史論文作為案例，進行比較分析，發現這兩篇論文考察的都是中國古代女醫問題，但由于采用的視角和方法不同，得出的結論和分析的深度也有所不同。[15]具體而言，其中一位學者通過對古代女醫的醫術技能、醫學教育和醫學地位等的分析認為：古代一些下層女醫在醫術和道德上都不行，杰出的男女醫得到的尊敬一樣。這些結論限于文獻表面文字的搜集和總結，沒有對文獻作者及其意圖進行深入分析，對于中國古代記載女醫的文獻為何如此稀少的原因，也只是簡單地從封建傳統文化對女性的壓迫角度稍做分析，因而結論也鮮有新意。[16]另外一位西方學者則從社會性別視角來分析這個問題，首先揭示了古代男女醫的社會地位并不平等，認為得到尊重的女醫只是少數有家學背景的人；然后分析認為文獻材料的男性作者們對女醫的醫術和道德進行了詆毀，并認為詆毀的背后掩藏著上層社會意識形態與男醫共有的對女醫的排斥立場和意圖。此外，她還注意到了不同女醫之間的差異，以及醫學文化的多元化等問題。[17]這種不同的立場，特別是因有無社會性別意識以及對于醫學的社會性別維度的認識的差異所導致的研究風格與結論的差異，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

此外，女性主義對科學史進行研究所采用的具體分析方法包括隱喻分析、解釋學方法和深度訪談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別于傳統科學史研究的方法，值得借鑒。其中，隱喻分析是西方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的關鍵方法。因為隱喻常常表達著人們對于事物的基本認知和評價方式，通過對科學中涉及到的性別隱喻進行分析，能揭示出科學史中的性別關系結構。

第三，這種新的科學觀和編史綱領的引入，將引起對傳統科學觀和科學史觀的反思。

女性主義科學編史學與女性主義科學批判是緊密相關的，它們除了對傳統科學史研究的

視角、方法和內容等產生影響之外，更重要的是對支撐在其背后的科學觀與科學史觀進行了反思和批判。

傳統的科學觀認為，科學是價值中立的、純粹客觀的、超乎社會之外的知識活動，它與

性別之間不存在任何的內在關聯，即使科學中存在性別不平等的現象，那也只是科學之外的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在科學領域的折射而已。建立在此科學觀基礎上的傳統科學史研究，則把科學史看成是普遍的、抽象的、客觀的、價值中立的科學活動的歷史，且這一歷史有其獨立的內在發展邏輯。女性主義科學觀則認為，所謂價值中立、性別無涉的純粹科學只不過是父權制文化從封建教會時期轉向資本主義發展時期的一種觀念上的人為建構，它并不具有建構者所認定和宣稱的普遍性，它本身就代表著一種價值取向。[18]

可見，在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者看來，近代西方科學“進步”的歷史是其與父權制意識形態相互結合、加強的歷史，傳統的科學編史學將科學看成是脫離社會情境的、純粹的、抽象的、價值中立的智力活動，因而無法揭示社會、經濟、政治、性別等對科學的影響。也就是說，科學活動不僅與性別、政治、經濟等社會情境緊密相關，科學知識本身就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它的形成是負載了利益與價值取向的。隨著女性主義科學編史學傳統的引入，這種新的科學觀與科學史觀將會在中國科學史研究領域產生深遠影響。科學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內史”實證研究，而應該考慮到歷史的具體情景及其與多種社會因素，尤其是與社會性別之間的交互作用。

四 余論

后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都是西方20世紀以來興起的重要思潮，它們有很多相似之處。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在白人男性心目中，婦女與殖民地民族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相似性。他（她）們都處在邊緣、從屬的位置，都被白人男性看作是異己的他者，正是這種相似性，使女性主義與后殖民主義有了一種天然的親合力，二者之間展開了頻繁的交流和對話。[19]

對于科學史研究來說，它們都為傳統科學史研究開辟了廣闊的問題域，引入了新的分析視角與方法，對傳統的科學觀與科學史觀都將產生深刻的影響。后殖民主義背景下的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因其主要關注第三世界的女性科學史，對于身處第三世界，具有性別研究盲點的中國科學史研究來說，尤其需要引起關注。然而盡管如此，國內科學史界對這些新思潮持有的仍是或漠視或誤解的態度，為此，有必要對一些問題給予澄清。

第一，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的目的不是狹隘的‘女性’目的，而是更強調以邊緣人的視角對主導地位的科學建制進行批判、審視和重建。第二，研究女性主義科學史的學者不一定就是女性。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同傳統科學史研究一樣，是男女主體都可從事的工作。第三，研究科學中的婦女不一定就是女性主義科學史，沒有直接關涉女性主題不一定就不是女性主義科學史，判斷的標準在于社會性別視角和批判性分析維度的運用。 ([14]， pp.166-167)第四，后殖民主義視角下的科學史研究不是完全否定西方近代科學，而是要消解其普遍性與抽象性，不是要以弱勢邊緣的“科學”取代它，而是強調科學文化的多樣性、多元化共存與相互協調發展。第五，研究殖民地的帝國科學機構和科學活動，不一定就是后殖民主義的科學史研究，后者的關鍵在于對帝國科學文化的殖民化性質進行揭示與批判。第六，采用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方法，并不表示拋棄傳統科學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例如文獻考證與分析等仍將是具體研究過程中重要方法。第七，不是在西方可能過時的理論就不能引入和研究。有的學者認為，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在美國已經沒有當初那么受歡迎，言下之意，我們沒必要去關注和研究。首先，對某個思潮或流派的歷史研究并不會因為其過時而停止；其次，在沒有認真分析過這些對西方科學史研究產生深刻影響的新思潮之前，就不假思索地將其棄置一旁，無論如何都不是一種合理的態度。再次，我們還可以提問：在當下并不過時的思潮又是什么？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恐怕也遠非易事。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對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思潮，我們可以照搬來應用于我們的科學史研究。對于這些理論本身的缺陷和不足，我們需要做冷靜的分析，要時刻注意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性、中國傳統科學及科學觀的特殊性，充分考慮中西方在文化、民族、性別制度、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種種差異，在差異的基礎上尋找共同點和特性，立足于本國具體情境，在避免極端保守的民族主義傾向的同時，也謹防后殖民主義文化對我們形成的新的文化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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