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稅務籌劃分析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稅收籌劃 避稅 發展 途徑

引言

我國隨著改革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納稅人更應該懂得如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政府、稅務有關部門需要加強完善稅務籌劃工作，提高稅務籌劃工作的實行力度，解決好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為題，提高稅收籌劃回報的效益。我國稅收籌劃工作相對于西方國家來說，起步較晚，雖然納稅人的稅收籌劃意識增強，但是稅收籌劃理論和實務發展相對落后，如概念區分不清、稅收政策體制不完善、籌劃方法與途徑不適應企業發展的環境、缺乏征管部門的支持與指導等，嚴重制約了我國稅收籌劃的深入發展。

一、稅收籌劃三層次簡述

(一)稅收籌劃的定義與特征

目前對稅收籌劃的定義雖然表述上存在差異，但是表達的內涵基本一致。從微觀上說，稅收籌劃是指納稅人在實行實際納稅義務之前對納稅負擔做出的最低選擇；從宏觀上說，稅收籌劃指的是經濟實體通過合法途徑合理籌劃經營與財務活動，達到最大限度減輕稅收負擔的目的行為。

稅收籌劃具有三個方面的特征：第一，合法性。稅收籌劃是在稅收法律法規允許范圍內操作的，這是稅收籌劃與逃稅、偷稅的本質區別，是稅收政策應鼓勵的行為。第二，策劃性。稅收籌劃工作是需要納稅人進行積極的事前策劃、恰當安排的活動。納稅人和征稅對象的差別，所征繳的稅款也不同，納稅人需要對稅收籌劃進行策劃。第三，低風險，高收益性。低風險高收益性，是稅收籌劃工作得以被人重視的重要原因，它不僅體現了立法機構的征稅的意圖，也反映出納稅人的現實收益。

(二)稅收籌劃三層次的構建

稅收籌劃的傳統劃分方法主要從行業、稅種、主體等人們普遍認識的范圍出發，主要強調狹義稅收籌劃即中級稅收籌劃層面出發。稅收籌劃的三層次從廣義的角度將稅收籌劃細分為初級、中級和高級稅收籌劃階段。這三個階段是層層遞進的關系。

初級籌劃是納稅人認識掌握稅收體系的過程，它的投入產出性價比最高，征稅機構最贊成推崇。中級籌劃是納稅人熟知、理解和運用稅收法規的過程，也是納稅人自我調節的一個過程，它的收益最大，是稅收籌劃的關鍵一環。高級籌劃則要求納稅人不僅僅是作為客體的適應，而是要主動參與到稅收改革的活動行列中來，探索適合企業和個人的稅收體制，操作性最難，一旦成功，風險性最小，收益最大。這三個過程不僅層層遞進，還是同時存在的，并沒有先后主次的分別，稅收籌劃三層次的劃分為稅收籌劃提供了基本思路。

二、稅收籌劃基本途徑探析

(一)稅收籌劃狹義途徑探析

從稅收的三個層次來說，中級稅收籌劃即狹義的稅收籌劃。因此，稅收籌劃的狹義途徑即中級稅收籌劃途徑，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策略：縮小稅基及選用低稅率。這兩種籌劃途徑經常一并使用。稅基即應繳稅額的依據，隨計稅依據變化而變化，它與產品的生產銷售方式密切聯系。在稅率固定時縮小稅基，或稅基固定時降低稅率，都可實現降低納稅的目的；規避納稅義務及稅負轉嫁。規避納稅義務是指對納稅義務人、征稅對象和征稅項目的籌劃，具有一定的剛性。納稅人通常使用在不改變原來資產的情況下，將部分資產所有權轉為公司的做法，以此降低個人的納稅負擔，并增加企業的稅后收益。稅負轉嫁是指納稅人將自己應繳稅款，通過相關途徑如稅負前轉、后轉，稅負消轉、碾轉等轉由他人負擔的過程。日常生活中企業通過提高原價轉嫁消費稅的做法就是典型案例；利用稅收優惠政策延遲納稅。稅收政策優惠籌劃成本小、操作性強、收益大，有國家的法律法規密切相關，可以通過貨幣政策，稅基、稅額、稅率式減免實現減免稅務的目的。另外可充分利用納稅義務實行的時間差，延遲納稅，節省利息資金，積累財富。

(二)稅收籌劃廣義途徑探析

廣義的稅收籌劃是從三個層次對整體出發。針對目前存在的稅收籌劃概念不清、納稅人復雜的納稅環境、各機構部門納稅意識不統一現象，提出三點建議：第一，樹立科學正確的稅收籌劃觀念，加強區分稅收籌劃、避稅、逃漏、漏水等概念和行為，提高稅務機關依法治稅的水平。納稅人也應當提高自身的稅收籌劃水平，懂得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第二，完善我國稅收法制，使納稅人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開展稅收籌劃工作。第三，讓國家通過政策優惠大力扶持開展稅收籌劃工作，為更廣泛的進行科學的稅收籌劃工作提供必要的客觀環境。

三、結束語

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增值，使得納稅人群體更需要合法有效的途徑維護自己的納稅權利與義務，稅收籌劃作為政府與企業、個人之間溝通的橋梁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稅收籌劃三層次理論的發展是我國稅收籌劃實踐歷程的印證。從遵守稅法、籌劃稅務行為到改革稅制，納稅人、企業、政府都需要樹立科學的籌劃觀念，不斷完善稅征體制，創造合法支持性強的客觀稅收籌劃大環境，不斷開拓與完善稅收籌劃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白蕓.稅收籌劃的博弈分析[D].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篇(2)

“避稅”一詞最早出現在歐美地區，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了，發達國家的大公司將其經營活動范圍擴展到全球各個角落的同時，也將避稅帶到其它國家，使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經濟地區深受其害，形成了全球性問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間，跨國公司在華避稅行為比比皆是，防不勝防，使我國稅源大量流失。面對這種挑戰，有必要從戰略角度研究跨國公司避稅的影響因素，量化這些因素與稅務機關稅收征管之間的關系，并且揭示其內在的邏輯關系，從而為國家稅務機關采取反避稅措施提供建議及意見。

（四）跨國公司避稅影響因素的相關理論綜述

與本文有關的理論主要有三類：第一類研究稅收籌劃和避稅港經營問題，如Fuest和Riedel。

我們通過第一類理論文獻了解稅收籌劃的策略手段，學習有稅收籌劃傾向的企業特征有哪些。

一、文獻綜述

對美國跨國公司避稅進行實證研究的文獻較多，學者們研究公司是否通過利潤轉移行為最小化其稅負，以及轉移利潤的途徑和結果。Fuest和Riedel也指出，在全球化的市場經濟中，美國的跨國公司將其在美國和歐洲高稅率國家獲得的利潤轉移至避稅港。

在高稅率的國家舉債融資，利潤多流向稅率低于10%的國家。Desai等[10]研究跨國公司利用利息支出可從稅基中扣除來轉移利潤，因此在高稅率國家的子公司多采用債務融資。

通過第二類理論文獻總結研究方法。如Schwarz[6]采用截面數據回歸模型檢驗美國跨國公司是否通過利潤轉移行為最小化其稅負。Rego[7]采用COMPUSTAT數據集中1990—1997年微觀企業面板數據建立回歸模型，檢驗了跨國公司稅收籌劃與經營范圍和經營規模的正相關關系。Mills等[8]通過采用企業3年平均ETR為因變量，采用稅收籌劃投資（企業稅務部工資+稅收籌劃費用），規模，國外資產虛擬變量，長期負債率（長期負債/總資產），固定資產率，庫存集中度等為自變量建立回歸模型并得出稅收籌劃投資多和杠桿比率高與企業ETR低相聯系的結論。

第三類理論文獻指出避稅企業的報告會計—應稅利潤差較大，二者相關度高。Manzon 和 Plesko[9]估計了一個固定影響模型，采用企業會計—應稅利潤差額為因變量，采用有利節稅的投資和融資（利潤率、虧損經營、銷售額變化），隨時間變化的投資（廠房設備和其它資產的定期折價/退休福利），永久性差異（1993年前的商譽），偶然因素（虧損額變動、國外經營范圍、規模、之后的擴張）等為自變量進行實證分析。Desai 和 Dharmapala[10]利用會計—應稅利潤差額中不能解釋的部分作為避稅指標進行固定影響模型分析。因變量采用遞延收入對會計—應稅利潤差額回歸殘差做Y，自變量包括激勵補償和管理變量。

二、數據來源及統計分析

1.在華跨國公司相關數據來源

實證研究數據來源于某省國家稅務局稅收征管信息系統。本文采集了某省國家稅務局2011年管轄范圍內，申報財務報表的營業收入10萬元以上的A類外商投資、2 424戶獨資企業所得稅納稅人截面數據①。采集數據范圍包括企業類納稅人稅務登記信息、稅收申報表信息、財務報表信息以及對企業實施稽查后制作的《稅務處理決定書》等二十余項企業報告及稅務檢查信息。在此基礎上剔除報告信息缺失或造成變量計算錯誤的企業樣本，得到參與模型估計的有效樣本企業1 999戶。剔除的樣本企業包括：總資產小于等于0或未填報者；總負債小于等于0或未填報者；固定資產大于等于總資產者；總負債大于等于總資產者。

2.在華跨國公司樣本的統計分析

按照營業收入劃分企業規模及戶均實際繳納企業所得稅來看，兩者成正相關關系。有效樣本企業統計分析情況，如表1所示。 A類企業所得稅納稅人為查賬征收企業，B類企業所得稅納稅人為核定征收企業，與A類納稅人相比，企業規模相對較小、報告數據資料少，因而不做為本文實證研究的考察對象。

從表1中可以看出，在1 999戶企業所得稅納稅人中，營業收入在10億元以上的特大型企業64戶，占樣本企業總戶數的3.20%，繳納企業所得稅510 399萬元，占總數的67.36%。營業收入在3 000萬元—10億元之間的大型企業713戶，占樣本企業總戶數的35.67%，繳納企業所得稅237 973萬元，占總數的31.40%。營業收入在3 000萬元以下的中小型企業1 222戶，占樣本企業總戶數的61.13%，繳納企業所得稅9 392萬元，占總數的1.24%。

企業的虧損面與企業規模呈負相關關系，營業收入在3 000萬元以下的中小型企業的虧損面最大，達到57.28%。報告研發支出的企業戶數僅占總數的2.50%，研發企業隨企業規模增大而增多，支出金額也逐漸增加。稅務機關對企業近年的稅收遵從情況檢查結果顯示，企業的不遵從戶數比重達到9.80%。不遵從戶數比重隨企業規模增加而增加。

3.在華跨國公司樣本統計分析的結果

有效樣本企業中，戶數最多的三個行業分別為非金屬礦物制品業195戶、房地產業150戶和紡織服裝、服飾業146戶。戶均實際繳納企業所得稅最多的三個行業分別為汽車制造業3 625.63萬元、房地產業1 261.21萬元和金屬制品業346.88萬元。盈利企業占行業戶數最多的三個行業分別為汽車制造業71.76%、金屬制品業65.69%和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59.14%。虧損企業占行業戶數超過50%的行業 分別為批發業、農副食品加工業和紡織服裝、服飾業。在虧損企業中，戶均虧損額最多的三個行業分別為房地產業1 917.24萬元、汽車制造業1 214.39萬元和非金屬礦物制品業852.98萬元。

三、跨國公司避稅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1.估計模型的變量定義

本文借用Rego[7] 和Dyreng等[11]等文獻的實證研究方法，首先，定義因變量1，即Y1為有效稅率變量（Effective Tax Rate，ETR）。且ETR=實繳所得稅/稅前會計利潤。

如果兩個企業稅前會計收入相等，繳稅少的企業有效稅率低，可視為稅收籌劃更加有效。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學者們均把ETR做為衡量企業稅收負擔的重要指標。Levenson 認為，股票市場把企業繳納稅收多少做為衡量企業控制成本能力的衡量指標。因此，ETR是眾多股東關注的重要企業表現指標。實際計算時，如果企業虧損的話，變量值取0。

其次，定義因變量2，即Y2為企業報告會計—應稅利潤差額（Book-Tax Difference，BTD）。指標值為企業報告會計利潤總額與應納稅所得額之間的差額，如果差額為0，指標取值0，其它情況下將差額的數量級取自然對數進行縮減。會計—應稅利潤差額是Lisowsky 等[14]采用的避稅指標，也是Chen等 [15]采用的4個避稅指標之一。 Chen等[15]實證研究采用的因變量分別為：GAAP ETRs，CASH ETRs，全部會計—應稅利潤差額和非正常的會計—應稅利潤差額。

最后，定義因變量3，即Y3為企業負債率（Long-Run Leverage）。界定跨國企業收入轉移存在難度，跨國公司分支機構一般共享企業獨特的資源，如品牌或技術，這些商品極少與第三方進行交易，因此難以取得其定價標準，也難以對其子公司利潤分配的真實性、客觀性予以證實。現有的實證研究多關注收入轉移的動因及規模，一方面從動機出發，如看企業負債情況，研究其它因素相同的情況下，跨國公司是否在高稅率地區有更多負債；另一方面研究轉移定價和無形資產的屬地問題。因Y3在因變量為Y1、Y2的模型估計中充當自變量，定義參見下文的自變量定義。

2.估計模型的自變量定義

模型估計采用的自變量定義如下：

企業規模（Size）：企業的營業收入取自然對數值。在美國國內經營和跨國經營的總體樣本中，規模較大的企業，ETR也較高，這與Zimmerman[16]和 Omer等[17]關于大企業與小企業相比承擔了更多的政治成本的結論一致。跨國企業擴張地域越廣泛，其ETR與國內企業相比越小，所以說企業經濟規模與稅收籌劃相關。

利潤率（Profit）：企業報告會計利潤總額/營業收入。Grubert和 Mutti [2] 估計美國跨國公司在稅率為40%的國家報告平均稅前利潤率（稅前利潤/銷售收入）為9.30%，在稅率為20%的國家報告平均稅前利潤率為15.75%，由此推斷存在由節稅驅動的利潤轉移現象。從收入轉移的動因出發，企業會把利潤率高的項目放在低稅率地區進行。因此，在一定的假設前提下，如果企業規模相同的話，可以推斷利潤多的企業因為籌劃意識強而避稅更多，ETR相對較小。

虧損企業虛擬變量（Loss）： 當企業利潤總額<0時，變量值為1，其它情況下變量值為0。虧損企業稅負低，并且在稅收征管實踐中也通常被認為避稅嫌疑大，所以，該變量與企業避稅正相關。

企業虧損額（Net Operation Loss，NOL）：當企業虧損額>0時，變量值取ln（虧損額），其它情況下變量值為0。Dyreng等[11]認為，如果虧損額增加的話，企業可能采取避稅行動，本文采用該指標模擬企業避稅額度的差別。但是也有觀點認為，因為虧損企業無稅收負擔，跨國企業有動機將利潤轉移至虧損子公司進行避稅。所以，該變量與企業避稅的關系尚無定論。

企業廣告和業務宣傳費支出：廣告和業務宣傳費支出/總資產。企業公眾可見度越高，避稅越少。Dyreng等[11]采用該指標做公眾可見度的指標，所以，該變量與企業避稅負相關。

企業研發支出：研發支出/總資產×100。Hanlon等[18]指出研發支出可進行稅收扣除，并且Dyreng等[11]認為它代表無形資產，為企業進行稅收籌劃提供更多的機會，所以，該變量與企業避稅正相關。

固定資產比率：固定資產/總資產。Mills等[8]指出資本密集型企業有多種稅收籌劃方法，包括資產是購買還是租賃取得、購買和處置的時間等，所以，該變量與企業避稅正相關。

無形資產比率：無形資產/總資產。Dyreng等[11]認為，無形資產價值可做為企業轉移收入難易的衡量指標。一個極端的例子是，沒有實物資產的企業，擺脫了固定資產的負擔，可以輕易的易址至稅收優惠地區，所以，該變量與企業避稅正相關。

負債率：長期負債/總資產。債務利息可稅前扣除，降低企業稅負，舉債融資是跨國公司在高稅率國家常用的避稅手段。另外，債務融資能力也是企業在當地政治力的一種體現。Dyreng等[11]將其做為企業財務復雜性的指標，所以，該變量與企業避稅正相關。

3.估計模型的行業虛擬變量定義

行業虛擬變量 （Industry Dummy）：當某行業企業超過40戶時，對該行業賦予一個虛擬變量。例如當企業為房地產業時，I2變量值為1，其它企業I2變量值為0。依此類推，共12個，如表2所示。指標可解釋為在控制了以上變量變化的同時，某些行業的稅負高，某些行業的稅負低。

從變量的統計描述可以看到，樣本企業平均有效稅率15%，低于我國標準企業所得稅率10個百分點，企業利潤率較低，虧損情況較嚴重，研發支出少，企業自主研發能力不強，可持續發展性較差。由于企業避稅手段相對于逃稅方式更加隱蔽，不易被發現，稅務機關通過稽查方式發現的不遵從企業數量較多，而通過反避稅工作發現的不遵從企業數量較少，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反避稅工作的艱巨性和復雜性。

模型估計前進行變量相關性檢驗，發現自變量LOSS與NOL變量高度相關，相關系數達到0.97。因此，在模型估計時，將兩者替換使用。其余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低于0.70，保證了模型估計不存在多重 共線性問題。

四、研究跨國公司避稅的影響因素的結論與應用

從模型估計結果來看，避稅與規模呈負相關關系，但顯著性較低，與以往研究結論相反。說明企業越大，避稅額越小。這與稅務機關對大規模企業的關注程度高、管理監控嚴格到位不無關系。企業利潤率越高，進行稅收籌劃的可用資源越多，從而避稅的可能性越大。由于虧損企業無稅收負擔，虧損額越多，企業避稅動機越小，因而虧損額與避稅呈負相關關系。

企業研發支出可申報免稅收入加計扣除，因而研發支出與避稅呈正相關。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比率高，均為企業避稅提供了更多便利，此兩項與避稅呈正相關。利息支出可稅前扣除，因而負債率高的企業避稅額大。稅務機關對企業前期避稅檢查有效減少了企業后期的避稅額度，但該變量的顯著性較低。廣告支出和前期稅務稽查行為對避稅均無顯著影響。一般來講，廣告宣傳費越多，企業知名度越高，企業避稅一旦被發現，由于聲譽受損而產生的成本較高。Gallemore等 [20]提到，美國國內稅務局（IRS）局長指出，“過度避稅”（tax aggressiveness）戰略會對企業聲譽造成顯著的風險，但實證證據很少。但Gallemore等[19]實證分析了一組因過度避稅而被稅務機關查處的大企業樣本，采用多指標衡量聲譽成本，包括管理層輪換率、營業利潤、廣告費用改變、財富雜志等媒體排名，實證研究結果與人們的直覺相悖，企業避稅對其聲譽無顯著影響。

本文的實證研究結論也證實了這一點。前期稅務稽查對企業稅收遵從行為的影響尚無定論，本文研究結果表明，稅務稽查對企業稅收遵從行為無顯著影響，印證了稅收法律“棍棒”對遵從行為沒有明顯影響。

在控制了以上諸多自變量影響的基礎上，房地產業和農副食品加工業企業避稅額顯著高于其它行業，而金屬制品業企業避稅額顯著低于其它行業，但變量顯著性較低。

綜上所述，本文實證研究得到的基本結論是：影響在華跨國企業避稅額的主要因素有利潤率、虧損額、企業的研發支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比率等。企業利潤率越高、研發支出越多、固定資產、無形資產比率越高、長期負債率越高，避稅越多；企業虧損額越多，避稅越少，稅務機關前期對企業的反避稅檢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業后期的避稅行為。本文實證研究采用的數據無法獲知企業國外母公司及其它分公司的屬地、稅收政策法規、稅率及企業經營情況，使實證研究難以鑒別企業是否存在避稅港經營等某些重要的避稅決定因素。

暫時性和永久性差額估計，轉移定價不會造成會計—應稅利潤差額，暫時性和永久性差額也不都造成會計—應稅利潤差額。因此，在可獲得更豐富的數據指標的情況下，研究不應局限于ETR和造成會計—應稅利潤差額方面。使用財務報表數據的局限在于衡量避稅的指標，以及遵從與不遵從避稅之間的區別。并且避稅的影響因素還不局限于此，各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也產生一定的影響。

篇(3)

【關鍵詞】增值稅納稅人 選擇 籌劃 誤區

一、引言

增值稅自開征以來,納稅人資格認定管理一直是稅收理論界和實務界關注的焦點之一。國家稅務總局曾先后印發了《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申請認定辦法〉的通知》(國稅明電[1993]52號、國稅發[1994]59號),《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申請認定辦法的補充規定》(國稅明電[1993]60號),《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年審辦法〉的通知》(國稅函[1998]156號),《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使用增值稅防偽稅控系統的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資格認定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2]326號)等。盡管隨著于2010年3月20日起施行的《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資格認定管理辦法》(國家稅務總局令第2號),同時廢止了以上通知和規定,但是關于增值稅納稅人身份的籌劃已經覆蓋了所有《納稅籌劃》、《稅收籌劃》、《稅務籌劃》等涉及納稅籌劃的教材、編著和著作,網絡上也比比皆是。其中不少理論和案例,給納稅人和學習者制造了種種誤區,如使用不當,就會適得其反。

目前有關增值稅納稅人身份的籌劃涉及兩個方面:即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與小規模納稅人身份選擇的籌劃和增值稅納稅人與營業稅納稅人身份選擇的籌劃。

二、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與小規模納稅人身份選擇籌劃誤區及指正

縱觀目前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身份選擇籌劃的理論和案例,其所依據的是兩類納稅人的稅收待遇不同。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將增值稅納稅人按經營規模大小和會計核算健全與否劃分為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并規定對這兩類納稅人實行不同的稅收待遇。一般納稅人適用17%的增值稅稅率,少數幾類貨物適用13%的低稅率,可以領購和使用增值稅專用發票,允許憑發票抵扣進項稅額。小規模納稅人則采用簡易辦法征稅,適用3%的征收率,不得使用增值稅專用發票,也不得抵扣進項稅額。所以納稅籌劃的研究者認為,納稅人可以利用納稅人身份的選擇進行納稅籌劃。事實上這是對《條例》的片面理解。雖然《條例》第十三條規定:小規模納稅人會計核算健全、能夠提供準確稅務資料的,可以向主管稅務機關申請資格認定,不作為小規模納稅人。這只說明了小規模納稅人申請一般納稅人資格的一種可能性,并不意味著一般納稅人也可以向小規模納稅人轉換。因此,增值稅納稅人身份的選擇并不像教科書和論文中闡述的那么簡單和隨意,它受諸多因素的制約。

第一,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以下簡稱實施細則)的約束。從小規模納稅人來看,《實施細則》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規定了小規模納稅人的標準。一是從事貨物生產或者提供應稅勞務的納稅人,以及以從事貨物生產或者提供應稅勞務為主(指納稅人的年貨物生產或者提供應稅勞務的銷售額占年應稅銷售額的比重在50%以上),并兼營貨物批發或者零售的納稅人,年應稅增值稅銷售額在50萬元以下。二是從事貨物批發或零售的納稅人,年應稅增值稅銷售額在80萬元以下。三是年應稅增值稅銷售額超過小規模納稅人標準的其他個人按小規模納稅人納稅;非企業性單位、不經常發生應稅行為的企業可選擇按小規模納稅人納稅。這說明只有符合上述條件,才能選擇以小規模納稅人身份納稅。從一般納稅人來看,《實施細則》第三十四條規定:一般納稅人會計核算不健全,或者不能夠提供準確稅務資料的;或納稅人銷售額超過小規模納稅人標準、未申請辦理一般納稅人認定手續的,應按銷售額依照增值稅稅率計算應納稅額,不得抵扣進項稅額,也不得使用增值稅專用發票。這意味著一方面一般納稅人必須建立和健全會計核算制度,規范履行納稅義務,另一方面納稅人超過小規模納稅人認定標準,必須辦理一般納稅人認定手續。

第二,受《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資格認定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認定管理辦法)約束。《認定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一般納稅人資格認定的權限在縣(市、區)國家稅務局或者同級別的稅務分局,《認定管理辦法》的第十二條則指出除國家稅務總局另有規定外,納稅人一經認定為一般納稅人后,不得轉為小規模納稅人。這意味著一般納稅人身份只有經過授權的稅務機關認定才有效,而且一經認定具有不可逆轉性。

第三,受企業生產、銷售和購進等實際情況的制約。目前所有在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身份選擇的籌劃時均采用“納稅平衡點增值率判別法”和“納稅平衡點抵扣率判別法”。如以一般納稅人增值稅稅率17%、小規模納稅人征收率3%為例,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的不含稅銷售額無差別平衡點增值率為17.65%,認為當增值率低于無差別平衡點增值率17.65%時,一般納稅人稅負低于小規模納稅人,選擇一般納稅人比較有利;當增值率高于無差別平衡點增值率17.65%時,一般納稅人稅負高于小規模納稅人,選擇小規模納稅人比較有利。這在理論上是可行的,而在實際中,由于受生產、銷售、購進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增值率或抵扣率處于動態之中,而納稅人一經認定則是靜態的。如果對未來的銷售收入和購進項目金額不能準確預計,那么以此為籌劃的依據,很可能適得其反。另外,企業產品的性質及客戶的要求也制約著企業進行納稅人籌劃的空間。如果企業產品銷售對象多為一般納稅人,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是企業必須面對的現實,只有選擇一般納稅人才有利于產品的銷售。

第四,受有關法律、法規的約束。目前幾乎所有的籌劃研究認為,通過合并、分立和新建等方式可以實現納稅人身份的轉換,這在理論上似乎是可行的,但是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合并、分立和新建等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等有關法律、法規的約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且僅僅是為了規避增值稅而為之,本文認為不可取。

第五,受企業成本及效益的制約。納稅人身份的改變,會涉及生產、銷售、管理等環節權限的變更及人員調整,加大管理成本即管理費用,甚至對生產銷售產生一定的影響,導致收入減少。如果小規模納稅人申請一般納稅人資格,還需要健全會計核算制度,需要建立健全賬薄,培養或聘用會計人員,必然會增加成本。如果各種增加的費用或減少的收入接近或超過節約的稅款,就會得不償失。

三、增值稅納稅人與營業稅納稅人身份選擇籌劃的誤區及指正

研究各種增值稅納稅人與營業稅納稅人選擇的籌劃的理論和案例,不難發現其所依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五、六、七條以及《關于增值稅、營業稅若干政策規定的通知》財稅字[1994]第26號)第四條。《實施細則》第五條規定:“一項銷售行為如果既涉及貨物又涉及非增值稅應稅勞務,為混合銷售行為。除本細則第六條的規定外,從事貨物的生產、批發或者零售的企業、企業性單位和個體工商戶的混合銷售行為,視為銷售貨物,應當繳納增值稅;其他單位和個人的混合銷售行為,視為銷售非增值稅應稅勞務,不繳納增值稅。”第六條規定:“納稅人銷售自產貨物并同時提供建筑業勞務的行為;或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規定的其他情形的混合銷售行為,應當分別核算貨物的銷售額和非增值稅應稅勞務的營業額,并根據其銷售貨物的銷售額計算繳納增值稅,非增值稅應稅勞務的營業額不繳納增值稅;未分別核算的,由主管稅務機關核定其貨物的銷售額。”第七條:“納稅人兼營非增值稅應稅項目的,應分別核算貨物或者應稅勞務的銷售額和非增值稅應稅項目的營業額;未分別核算的,由主管稅務機關核定貨物或者應稅勞務的銷售額。”而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增值稅、營業稅若干政策規定的通知》(財稅字[1994]第26號)第四條對“以從事貨物的生產、批發或零售為主,并兼營非應稅勞務”進行了解釋,是指在納稅人的年貨物銷售額與非增值稅應稅勞務營業額的合計數中,年貨物銷售額超過50%,非增值稅應稅勞務營業額不到50%。納稅籌劃的研究者們認為,不同納稅人發生的混合銷售行為的稅務處理方式不同,以及兼營行為所適用的增值稅率、征收率與營業稅稅率不同,所以必然存在稅負差異,也就為納稅人進行納稅籌劃創造了一定的條件。這在理論上似乎有道理,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財稅字[1994]已被《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公布若干廢止和失效的增值稅規范性文件目錄的通知》(財稅[2009]17號)廢止。而《實施細則》所規定的:“以從事貨物生產或者提供應稅勞務為主,是指納稅人的年貨物生產或者提供應稅勞務的銷售額占年應稅銷售額的比重在50%以上。”是針對是否為小規模納稅人標準的其中一個條件的限定,因此,判斷以從事什么行業為主已不適用上述比例的規定。目前關于混合銷售行為的認定,納稅人應參照《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調整新增企業所得稅征管范圍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8]120號)文件的規定來執行。即“既繳納增值稅又繳納營業稅的企業,原則上按照其稅務登記時自行申報的主營業務應繳納的流轉稅稅種確定征管歸屬;企業稅務登記時無法確定主營業務的,一般以工商登記注明的第一項業務為準,一經確定,原則上不再調整。”如果登記為以從事貨物的生產、批發或者零售為主,混合銷售就應該繳納增值稅;如果登記為以從事營業稅應稅勞務為主,混合銷售就應該繳納營業稅;對既繳納增值稅又繳納營業稅的企業,如某企業既從事貨物的生產同時又從事建筑業的,以其稅務登記時自行申報的主營業務應繳納的流轉稅稅種確定。

另外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有關文件還對增值稅納稅人與營業稅納稅人的選擇進行了限定。第一,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增值稅若干征收問題的通知》(國稅發[1994]122號)第四項規定:以從事非增值稅應稅勞務為主,并兼營貨物銷售的單位與個人,其混合銷售行為應視為銷售非應稅勞務,不征收增值稅。但如果其設立單獨的機構經營貨物銷售并單獨核算,該單獨機構應視為從事貨物的生產、批發或零售的企業性單位,其發生的混合銷售行為應當征收增值稅。第二,《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增值稅、營業稅若干政策規定的通知》(財稅字[1994]第26號)第三條關于銷售無線尋呼機、移動電話征稅問題的規定:電信單位(電信局及電信局批準的其他從事電信業務的單位)自己銷售無線尋呼機、移動電話,并為客戶提供有關的電信勞務服務的,屬于混合銷售,征收營業稅;對單純銷售無線尋呼機、移動電話,不提供有關的電信勞務服務的,征收增值稅。第三,財稅字[1994]第26號文件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從事運輸業務的單位與個人,發生銷售貨物并負責運輸所售貨物的混合銷售行為,征收增值稅。”《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公布若干廢止和失效的營業稅規范性文件的通知》(財稅[2009]61號)文件對此條款做了失效處理。這意味著對于從事貨物運輸的單位與個人,發生銷售貨物并負責運輸所售貨物的混合銷售行為,自2009年1月1日起應征收營業稅。第四,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六條及《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七條規定,納稅人的下列混合銷售行為,應當分別核算貨物的銷售額和營業稅應稅勞務的營業額,并根據其銷售貨物的銷售額計算繳納增值稅,營業稅應稅勞務的營業額繳納營業稅;未分別核算的,由主管稅務機關核定其貨物的銷售額及應稅勞務的營業額:一是銷售自產貨物并同時提供建筑業勞務的行為;二是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規定的其他情形。因此對建筑業勞務只有同時銷售自產貨物的情形需要分別繳納營業稅和增值稅外,其他情況下的混合銷售行為均應繳納營業稅,并取消了自產貨物的范圍限定。

由此可見,在增值稅納稅人與營業稅納稅人選擇中采取調整銷售額的辦法進行籌劃,過去難度很大,現在已經不可行了。另外縱觀目前關于增值稅納稅人與營業稅納稅人選擇的籌劃也是采用“納稅平衡點增值率判別法”,如以一般納稅人增值稅稅率17%、營業稅稅率5%為例,混合銷售不含稅時納稅平衡點的增值率為34.41%。如果增值率大于34.41%,則混合銷售或兼營行為繳納營業稅有利,如果增值率小于34.41%,則混合銷售或兼營行為繳納增值稅有利,因此,本文認為通過分立和合并等方法進行籌劃可以達到目的。其誤區與增值稅“納稅平衡點增值率判別法”相類似,在此不再贅述。

總之,目前關于增值稅納稅人身份籌劃存在諸多誤區,納稅人和學習者應結合實際情況,認真分析其可行性,謹慎決策。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項目編號:2010d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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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摘要]企業可以通過在回定資產的會計核算中進行納稅籌劃，實現企業在合法條件下節稅的目的，實現企業利益的最大化。本文以2006年新會計準則、2008年新《企業所得稅法》及2009年新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為背景，從會計核算和納稅籌劃入手，對現階段企業固定資產中的納稅籌劃方法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固定資產；會計核算；納稅籌劃

在各稅種內各要素彈性的大小決定了各稅種的稅負彈性，或者說某一稅種的稅負彈性是構成該稅種各要素的彈性的綜合體現。可見，稅負彈性越大，納稅籌劃越有必要。企業固定資產納稅籌劃涉及所得稅、增值稅、營業稅、關稅、房產稅、城建稅及教育附加費、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和契稅等稅種。因此，對固定資產進行納稅籌劃，可以更好地為企業節稅。

一、固定資產會計核算中企業所得稅的納稅籌劃

企業可以利用稅法允許的會計政策選擇、使用年限和凈殘值的估計空間進行納稅籌劃，還可針對不同類別的固定資產的使用年限在稅法規定上的差異進行籌劃，獲取籌劃利益。

(一)折舊方法選擇的納稅籌劃

1法律依據：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固定資產按照直線法計算的折舊，準予扣除”，“企業的固定資產由于技術進步等原因，確需加速折舊的，可以縮短折舊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舊的方法。”

2籌劃分析：(1)在比例稅率下，如果各年的所得稅稅率不變，選擇加速折舊法可把前期和潤推至后期實現，使企業獲得延期納稅的好處。(2)如果未來各年所得稅稅率呈上升趨勢，企業在籌劃時應根據折現率，比較稅率提高增加的稅負與延緩納稅收益的大小，做出最佳選擇。(3)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采用加速折舊法既可使企業縮短投資回收期，又可使企業加速折舊，從而取得延緩納稅的好處。(4)考慮貨幣時間價值因素，對不同折舊方法下獲得的不同資金時間價值收益和承擔不同的稅負水平進行比較，在合乎稅法規定的前提下，選擇能給企業帶來最大抵稅現值的折舊方法。

但是，加速折舊法并不是任何情況下都適用：(1)盈利企業應采用加速折舊法。(2)虧損企業不宜采用加速折舊法。(3)企業處于減免稅優惠期間，不宜采用加速折舊法。

但是某些學者則認為，利用加速折舊法進行稅收籌劃。在我國一般不具可操作性。

(二)折舊年限的納稅籌劃

1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規定：固定資產折舊的最低年限如下：(1)房屋、建筑物，為20年；(2)飛機、火車、輪船、機器、機械和其他生產設備，為10年；(3)與生產經營活動有關的器具、工具、家具等，為5年；(4)飛機、火車、輪船以外的運輸工具，為4年；(5)電子設備。為3年。

2籌劃分析：一般說來，折舊年限取決于固定資產的使用年限，而使用年限本身就是一個預計的經驗值，使得折舊年限容納了很多人為的成分，為納稅籌劃提供了可能性。縮短折舊年限(不低于法定年限)有利于加速成本收回，可以使后期成本費用前移，從而使前期會計利潤發生后移。

如把折舊年限從8年降到5年，在稅率穩定的情況下，所得稅的遞延交納，相當于向國家取得了一筆無息貸款。盡管折舊期限的改變并不從數字上影響到企業所得稅稅負的總和，但考慮到資金的時間價值，顯然把折舊期限調為5年對企業更為有利。

但是當稅率變動時，延長折舊期限也可能減輕稅收負擔。若企業正享受優惠政策，如果該項固定資產為該企業第一個獲利年度購入，折舊年限為8年或5年，通過簡單的計算就可以看出，8年的折舊年限更利于企業減輕稅收負擔。

(三)凈殘值的納稅籌劃

1法律依據：我國企業會計制度并沒有明確規定預計凈殘值率。《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規定：企業應當根據固定資產的性質和使用情況，合理確定固定資產的凈殘值，固定資產的凈殘值一經確定，不得變更。由于情況特殊，需調整殘值比例的，應報主管稅務機關備案。

2籌劃分析：當企業處于所得稅非減免稅時期，納稅人應根據資產(尤其是預計無形損耗大的固定資產)的特點，及時向稅務機關申請調低殘值比例。殘值比例調低后，折舊抵稅增加，這既維護了納稅人的權利，也能給納稅人帶來不可忽視的稅收利益。例1，某企業原值1000萬元的某電子設備，如果把殘值比例從5％調整到0(假設企業的所得稅稅率為25％，折舊年限為3年)，那么，不考慮資金時間價值的情況下，折舊抵稅獲得的利益共增加1000×(5％-0)×25％=12.5(萬元)。

二、固定資產會計核算中增值稅的納稅籌劃

(一)購進固定資產的納稅籌劃

1法律依據：自2009年1月1日起，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購進(或者自制固定資產發生的進項稅額，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國務院令第538號，以下簡稱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令第50號，以下簡稱細則)的有關規定，憑增值稅專用發票、海關進口增值稅專用繳款書和運輸費用結算單據從銷項稅額中抵扣。

2籌劃分析：自2009年1月1日起，增值稅轉型改革在全國開始實施，對于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企業來說，購進或者自制的固定資產可以抵扣進項稅，但是要注意必須是企業2009年1月1日以后實際發生，并取得2009年1月1日以后開具的增值稅扣稅憑證上注明的或者依據增值稅扣稅憑證計算的增值稅稅額，并且還要注意計算不得抵扣的進項稅額：不得抵扣的進項稅額=固定資產凈值×適用稅率。

增值稅納稅籌劃的兩個重要特征是納稅籌劃行為具有行為合法性和前瞻性。要保證籌劃行為具有合法性和前瞻性，納稅籌劃人員除了要精通法律，與稅務機關進行有效溝通外，還需要關注有關法規政策的變化。

(二)銷售使用過的固定資產的納稅籌劃

1法律依據：自2009年1月1日起，納稅人銷售自己使用過的固定資產，應區分不同情形征收增值稅：(1)銷售自己使用過的2009年1月1日以后購進或者自制的固定資產，按照適用稅率征收增值稅。(2)2008年12月31日以前未納入擴大增值稅抵扣范圍試點的納稅人，銷售自己使用過的2008年12月31日以前購進或者自制的固定資產，按照4％征收率減半征收增值稅。(3)2008年12月31日以前已納入擴大增值稅抵扣范圍試點的納稅人，銷售自己使用過的在本地區擴大增值稅抵扣范圍試點以前購進或者自制的固定資產，按照4％征收率減半征收增值稅；銷售自己使用過的在本地區擴大增值稅抵扣范圍試點以后購進或者自制的固定資產，按照適用稅率征收增值稅。2籌劃分析：(1)對于銷售2009年以后購買的固定資產按照一般貨物的方法征收增值稅，一般貨物的增值稅納稅籌劃方法都可以用。(2)銷售2009年以前購入的固定資產，依然使用老規定。(3)增值稅試點的企業對銷售本地區進入試點以前購買的固定資產，按4％征收率減半征收增值稅；銷售進入試點以后購買的固定資產，則按適用稅率征收增值稅。

企業應該針對不同固定資產的具體情況，采取具體的納稅籌劃方案，使企業實現在合法條件下節稅的目的，實現企業利益的最大化。

三、固定資產會計核算中其他稅種的納稅籌劃

(一)固定資產會計核算中房產稅的納稅籌劃

1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房產稅暫行條例》第三條“房產稅依照房產原值一次減除10％至30％后的余值計算繳納”，第四條“房產稅的稅率，依照房產余值計算繳納的，稅率為1.2％”。

2籌劃分析：這里“減除10％至30％后的余值”，具體減除幅度，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由于扣除比例1.2％沒有變動的余地，房產原值的大小直接決定房產稅的多少，因此合理減少房產原值可以減少房產稅。而中央空調、房產的附屬設施和配套設施等建筑物、土地使用權都是影響應稅房產原值的因素。若把除廠房、辦公用房外的建筑物建成露天的，并在賬簿中予以單獨記載，則可減少房產原值。將中央空調設備作單項固定資產入賬，可以不計入房產稅的計稅基礎，從而免于繳納房產稅。另外。企業應注意房產稅的稅收優惠，并加以利用。

(二)土地增值稅的納稅籌劃

1法律依據：根據《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規定，納稅人建造普通標準住宅出售，增值額未超過扣除項目金額的20％時，免征土地增值稅，而且土地增值稅實行四級超率累進稅率，最低稅率30％，最高稅率60％。

2籌劃分析：在會計核算中，企業可計算土地增值稅的起征點，根據相關法規來確定是否免征土地增值稅；還應注意各級稅率增收范圍的臨界點，衡量上級稅率與下級稅率對企業帶來的最大稅后收益，而不是盲目追求高價格或低稅率。所以，企業要結合上述不同規定，制訂科學合理的住房銷售方案，以有效減輕或免除稅負。

四、固定資產會計核算中納稅籌劃的其他建議

(一)創造條件充分享受稅收優惠政策

我國現行稅法有許多優惠政策，對于符合優惠條件的企業一定要加以充分利用，不符合優惠條件但瀕臨優惠邊緣的企業可以創造條件，使企業符合優惠條件。如新《企業所得稅法》第28條規定，“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征收企業所得稅”。因此，對技術類企業來說，可以加大產品的高科技含量，以期獲得稅收優惠。對于中西部地區的企業來說，應當創造條件，爭取享受國家對西部開發的優惠政策。

(二)綜合考慮各個稅種的共同影響

由于各個稅種的相關性，某一稅種的計稅基礎降低，并不一定會帶來總稅負的減少，因此要把各個稅種的納稅因素綜合起來考慮。例如，廠房選址的不同(選擇市區和選擇縣城)不僅會影響城鎮土地使用稅和房產稅，還對所得稅有影響。因為它們都可以計入管理費用，在所得稅前扣除，減少應稅所得額，從而影響所得稅。可以看出，只有綜合考慮各種變化抵銷后的總影響，才能做出正確決策。

(三)追求稅后收益最大化

固定資產納稅籌劃應服從和服務于企業戰略，籌劃時不僅要考慮稅收因素，還要考慮非稅收因素，籌劃的目的不是“稅負最輕”或“納稅最小”，而是追求稅后收益最大化，并以稅后收益最大化為原則協調兩個方面的均衡，即稅收成本和非稅收成本的均衡，以及稅收成本中的隱性稅收成本和顯性稅收成本的均衡。

五、結論

篇(5)

原標題：試析我國稅務會計模式中的問題與措施

摘要：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在稅務會計和財務會計中存在的問題也在日益凸顯出來。在目前的階段中，我國的稅務會計方面存在著諸如稅務會計工作得不到重視、滯后于會計制度改革的稅收制度改革、以及納稅項目繁瑣復雜等等諸多問題。針對我國目前階段中稅收會計模式，筆者在文章中就我國稅務會計中存在的問題及應對措施進行了分析探討。

關鍵詞：稅務會計模式；問題；措施；分析探討

會計模式是對會計活動中各個要素的基本特征及各要素之間存在的內在聯系與結構的反應所形成的有機整體，其概念是一個集合或某個整體，而非是對會計活動中某一個或是幾個要素進行反映的這樣細小的概念。會計模式對社會環境有著很深的依賴性，因此，在進行會計模式的分析研究時，必須將其限定在一個具體的審核環境中進行研討，否則很難對會計模式中事物的本質特征有一個準確的理解。

一、稅務會計的概述

稅務會計可以看成是財務會計的延伸，這種延伸是基于不斷在發展完善中愈加復雜化的稅收法規。其工作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稅務會計核算。這項工作受到稅種的影響，因為稅種的不同，其在工作中進行具體開展的稅務核算內容也就不同。稅務會計核算內容可以劃分為流轉稅會計、所得稅會計、增值稅會計、營業稅會計等等幾個方面，其中，國內稅務會計的重要內容就是所得稅會計和增值稅會計。稅務會計的另一方面的工作內容是稅收籌劃，稅收籌劃是根據每個企業之間在其需求和生產營銷方式之間存在的差異性，進行財務關系的處理以及合理的企業納稅計劃。作為財務會計的延伸，稅務會計不可能脫離財務會計進行獨自工作運行。一方面是因為稅務會計對納稅人生產經營的監管及核算是基于財務會計才得以運行的，同時，稅務會計又是財務會計的一種補充形式，保證了財務會計的有序運行。但是，稅務審計與財務審計之間還存在明顯的差異性，具體表現在兩種會計模式的基本前提、核算原則、根本目的、會計處理這四個方面的工作中。

二、我國目前的稅務會計模式中存在的問題

1.滯后的稅收制度改革。在我國目前階段的稅務工作中，稅收制度改革明顯滯后于會計制度的改革。上世紀末期，稅收制度改革和會計制度的改革步伐基本保持一致，然而，財務會計在中央一系列法律法規出臺以后逐漸成為了一種單獨的體系，而稅收制度仍在原地停滯不前。在大多數情況下，在新的經濟政策出臺時，會計制度方面也會有相對應的政策和處理意見，但是稅務方面卻沒辦法那么快速的對新出臺的法律法規作出反應，由此就導致了稅務改革與會計改革之間存在著時間差，從而造成了稅務改革滯后的現象。

2.納稅調整項目復雜。影響稅收會計與財務會計之間存在差異性的原因還有納稅調整項目復雜。在進行納稅調整時需要涉及到許多內容的核算，過程極其復雜，實在可以說得上的“牽一發而動全身”,這其中存在的一些復雜的操作內容即使是相關的專業部門的工作人員都不能進行準確的理解和操作，企業納稅人更是理解不了。這樣的情況不僅對稅款的征收工作造成了影響，也將征納雙方的成本增加了，更是與稅務制度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馳。

3.稅務會計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在許多的企業中，對待稅收會計的態度都是簡單的認為稅收會計只是財務會計工作的一種延伸，而沒有必要去增設專門的稅收會計這樣的職位，那樣只會造成企業資源的浪費。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會因為不具備專業的稅收會計職能，從而導致一些非主觀因素造成的漏稅情況，最終造成被相關部門審查，名譽和財政雙雙損失的情況。因此，針對以上我國稅收會計模式中存在的問題，相關稅收會計工作的工作人員必須提出有效的改善措施，從而使我們國家的稅收會計模式能夠更好的服務于我國的經濟工作。

三、對我國稅收會計模式的完善措施

1.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的“適度分離”.所謂“分離”就是將稅收會計制度從財務會計制度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能夠獨立的完成對企業成本的核算及利潤稅收扣除的工作。所謂“適度”則是需要在分離的過程中掌握好分離的范圍。在稅收會計制度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制定上，要在充分體現法規要求的同時，考慮到國家的基本需要，并且堅決以“相互靠近”為基本原則，從而使稅收會計法規與會計制度相協調一致。在我國的稅收會計制度中采取“適度分離”的模式能夠有效縮小稅法和會計之間的差異性，同時對企業和稅務機關都能起到一種節省資源的作用。但是，進行“適度分離”的過程中還應該注意到我國的基本國情，根據不同的企業情況，制定不同的分離方法。例如，對于一些大型的企業機構，基于其多元化的籌資渠道和復雜的治理條件，應該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納稅體系，這套體系需要考慮到企業各方面的情況，從而使企業能夠很好地履行納稅的職能。其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套納稅體系的建立必須符合國家的宏觀調控以及會計的發展現狀。另外，對于一些小型的企業機構來說，由于其企業資金的來源較為簡單，因此不必單獨建立納稅體系，而是直接將公司的賬目及財務報表進行納稅申報，其計算結果與企業的會計利潤大致相同，這種納稅方式還可以有效減少不必要的資源浪費情況。根據企業的規模不同在稅務會計中采取不同的方式對待，可以在減少企業納稅成本的同時，提高稅收機構的工作效率。

2.完善并重的稅務會計體系。我國的稅務工作從稅收體制方面來說屬于復合稅制。稅務審計與財務審計存在著一定的相互依存性，但又由于其目標職能所存在的差異，存在著分離的發展趨勢。在我國的目前階段的稅務會計工作中，隨著企業和個人的所得稅方面的不斷改革和完善，使得所得稅已經逐漸成為了我國稅務會計工作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并且，流轉稅收也已經在我國的稅收工作中占有了很大的比重。因此，在我國未來的稅務會計工作中，應該建立流轉稅會計與所得稅會計相并重的稅務會計體系。

3.我國增值稅會計制度的制定。隨著我國在增值稅方面法規的不斷革新和完善，增值稅會計工作已經形成了其獨有的工作體系，會計處理方面也逐步得到了規范。我國在進行增值稅會計制度的制定過程中，應該充分考慮到增值稅的納稅人，即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兩種類型的增值納稅人的情況，并從我國的經濟狀況出發，進行嚴謹規范的增值納稅會計制度的制定。同時，又考慮到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之間具有一定的相互依存性，又由于其目標職能所存在的差異，存在分離的發展趨勢，因此，需要對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之間的適度分離和必要協調進行特別強調。國家應該以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的適度分離作為相關稅收法規及會計規范的制定的基礎，并且保證稅收法規與會計制度的獨立性，又能使二者在各自的工作操作中做到相互協調發展。

4.稅收法規與會計制度的必要協調。目前，世界經濟已經呈現出了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會計工作的國際化趨勢越來越明顯。由于會計工作其本身具有的獨特的技術性，使會計工作的基本工作原理及方法并不受國家地域等因素的影響，因此從某些層面上來說，會計可以被看作是一門具有很強的通用性的商業語言。但是，又由于會計工作其自身所具備的社會屬性導致會計準則不可能在世界各地的范圍中都保持一致。會計工作由其自身的社會屬性和技術性，決定了本土化和國際化兩種特質可以在會計工作模式共存，并且在會計工作的發展中進行不斷的相互融合滲透。因此，我國在稅務會計工作中所建立的工作模式，應該在向國際化看齊的同時結合我國經濟社會中的基本形式，注重選擇適合我國經濟發展的稅務會計模式，否則我國廣大的會計行業的從業人員很難對工作模式產生認可的心理，并且在國際形勢上也難得到其他國際會計行業領域的認同。目前的經濟形式及客觀方面的經濟環境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因此，稅務會計工作的模式就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也就是說，在以上所述的稅務工作所處的經濟形式環境的分析來看，我國稅務會計工作的發展首先應該以我國的基本國情作為出發點，將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的適當分離作為工作的基本原則，并且在某些具體方面做到協調發展。

篇(6)

關鍵詞：土地增值稅；房地產開發企業；稅收籌劃

土地增值稅自1994年開征以來，一直在規范我國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方面，規范國家參與國有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增加國家財政方面，抑制房價過快上漲方面，提高國有土地利用率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見于部分大中城市房價過高、上漲過快的問題，2010年4月《國務院關于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再次提到了土地增值稅的重要性，通知中指出：”發揮稅收政策對住房消費和房地產收益的調節作用。稅務部門要嚴格按照稅法和有關政策規定，認真做好土地增值稅的征收管理工作，對定價過高、漲幅過快的房地產開發項目進行重點清算和稽查。”為配合國務院對房地產的調控，央行于2010年5月2日宣布，至10日起各大金融機構上調存款類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至此表明了，國家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向常態回歸的決心。從宏觀政策面來看，這無疑對房地產行業來說是很不利的。然而，房價過高的原因是錯綜復雜的，其中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房地產行業的稅負很重。在房地產應征的各項稅費中，營業稅、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均是依據商品房銷售收入為繳納依據，然而土地增值稅則不然，它是以地產項目增值額的高低實行四級差別累進稅率來征的，最高稅率可高達為增值額的60%。因此，如何有效的合理降低土地增值稅稅負是房地產行業每一個財務人員應認真研究的問題。

一、土地增值稅的稅收特征

1.土地增值稅定義

土地增值稅是對有償轉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及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著物產權，取得增值收入的單位和個人征收的一種稅。土地增值稅對不同類型的房地產實行差別稅收待遇，按商品房銷售增值額的高低實行差別累進稅率，增值率高，稅率高，多征稅；增值率低，稅率低，少征稅。

2.土地增值稅征、繳管理

納稅人應在項目未辦理竣工結算前按照項目所實現的商品房銷售收入及稅務部門所規定的土地增值稅預征稅率，先預繳土地增值稅，待項目全部竣工結算、且完成銷售再做整個項目土地增值稅的清算。但對于某些房地產企業雖設置賬簿，但財務核算管理混亂、成本原始憑證不齊全、銷售收入依據不完整、費用開支不合理，無法確定銷售收入和扣除項目具體金額的，主管稅務機關可直接對其采用核定征收。

3.土地增值額的計算

土地增值額=轉讓商品房銷售收入-（建造成本-已計入開發成本的借款利息）*1.3-與轉讓商品房銷售收入有關的稅、費；或還可表述為：土地增值額=轉讓商品房銷售收入-1.25*不含息建造成本-實際支付的能提供金融機構證明的貸款利息-與轉讓商品房銷售收入有關的稅、費

計算土地增值額中所扣除的項目包括：取得土地使用權所支付的地價款及相關稅、費、房屋主體建筑的各項建造成本、開發過程中所發生的各項間接費用支出、稅金（營業稅、城建稅、教育費附加等）、其他。

4.土地增值稅額計算方法

先計算出增值額和扣除項目金額，然后再根據兩者之比的比率按下列具體公式計算：

（1）增值額/扣除項目金額≤50%

土地增值稅額=增值額×30%

（2）50%

土地增值稅額=增值額×40%-扣除項目金額×5%

（3）100%

土地增值稅額=增值額×50%-扣除項目金額×15%

（4）增值額/扣除項目金額>200%

土地增值稅額=增值額×60%-扣除項目金額×35%

公式中的5%，15%，35%分別為二、三、四級的速算扣除系數。

5.土地增值稅稅收優惠

（1）納稅人建造普通標準住宅出售，增值額未超過扣除項目金額20%的，予以免征。

普通標準住宅應同時滿足：住宅小區建筑容積率在1.0以上；單套建筑面積在120平米以下；實際成交價格低于同級別土地上住房平均交易價格1.2倍以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對普通住房的具體標準可以適當上浮，但不超過上述標準的20%。

（2）投資聯營一方以土地（房地產項目）作價入股，轉讓到被投資聯營的企業中時，暫免征收土地增值稅。

（3）對于合作建房中，一方出土地，一方出資金，共同合作建造，建成后按比例分房自用的，暫免征收土地增值稅。

（4）因國家建設需要依法征用、回收的房產，免征土地增值稅。

二、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增值稅稅收籌劃分析

1.借款利息的籌劃

大多數房地產企業的項目開發資金60%以上來源于各種途徑的借款，然而，借款利息采用不同方法扣除所計算出來的土地增值稅是不盡相同的。通常，在房地產項目建筑施工期間所發生的利息支出，應資本化計入相關開發成本。但實際工作中在做土地增值稅項目清算時，大多會將已經資本化的利息調出作為費用簡化處理。當然實操中，并不用通過具體的賬務處理將已資本化的利息調至財務費用中去，而只是在計算增值額時把已資本化的利息支出剔除即可。故此，稅法規定：A、納稅人能夠提供銀行貸款利息原始憑證的，并且能夠正確劃分所轉讓房地產項目的資本化與費用化的利息，則：可扣減的開發費用=實際支付利息+（取得土地使用權所支付的地價款及相關稅、費+項目開發成本）*5%。B、納稅人不能夠提供銀行貸款利息原始憑證的，或不能正確劃分所轉讓房地產項目的資本化與費用化的利息，則：可扣減的開發費用=（取得土地使用權所支付的地價款及相關稅、費+項目開發成本）*10%。

這無疑給納稅人提供了可供選擇的空間：如果房地產項目開發主要資金流來源于銀行籌資借款，借款利息能夠提供銀行機構出具的利息證明，利息費用較高，且高于”購買土地使用權應付金額”和”項目開發成本之和”的5%，則應盡可能提供銀行機構的利息證明，并按項目分攤貸款利息，以求能按實扣減利息，從而降低稅負；反之，項目開發籌資雖多，但所能提供的銀行借款利息證明金額，低于”購買土地使用權應付金額”和”項目開發成本之和”的5%，則可不計算應資本化的利息或不提供銀行機構的利息證明，從而達到合理避稅 ，以求項目利潤最大化。

2.合理提高能成本化的管理費用

房地產企業的管理費用可以通過企業管理的人事編制的調整而合理降低土地增值稅。例如某房地產開發企業管理人員30人，每年開支的管理費用約為300萬。其中，25人參于了項目開發管理，經總經理辦公會議決定，將這25名工作人員的人事編制調整到項目部，以求加強項目開發進程管理，如此一來增大了項目成本費用支出約計250萬元，這樣，一年則可能增大可扣減成本費用：250萬元*1.3=325萬元（如果納稅人不能提供銀行貸款利息證明的）。

3.地下車庫的合理策劃

商業地產的高層項目通常都會建造地下一層、二層為地下車庫，根據車庫性質大致分為三類：有產權車庫、利用人防工程建造的車庫、無產權的車庫。很多開發企業為了促進銷售額，通常希望建有產權車庫，但實際上從稅收來說，他們是大大的失策了。

如果所開發項目的物業公司是開發商自己所成立的獨立法人公司，建議利用人防工程建造的車庫以求合理避稅。我們可以委托物業公司和車主簽訂《車位使用協議（合同）》，車主取得若干年的“車位使用權”，物業公司收取“車位維護管理費”，彌補物業收費不足，繳納營業稅。而對于人防工程的建造成本可以再分配入房屋主體的建造總成本，這樣又可合理增大總成本金額，為將來核算土地增值稅奠定基礎數據。

如果開發企業想盡快資金回籠，實現車庫銷售，也可建造無產權的車庫。無產權的車庫如何核算處理，會計制度、稅法均無具體規定。開發企業可以將其作為獨立的成本核算對象――車庫進行核算處理，建成之后，可轉做“投資性房地產”或“固定資產”，可以出租。若作為“投資性房地產”轉讓若干年的使用權，對具有明確租賃年限的房屋租賃合同，無論租賃年限為多少年，均不能將該租賃行為認定為轉讓不動產永久使用權，仍應按照”服務業――租賃業”征營業稅及按租賃收入的12%征收房產稅（房產稅應按年征收、分期繳納。納稅期限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且不征收土地增值稅。

4.出售固定資產與開發產品的籌劃

房地產開發企業將待售開發產品先轉為固定資產出租，租賃3年后再出售，也可規避土地增值稅。但是租賃期所得租金應確認收入，出售時按銷售企業不動產處理。在整個租賃期間不僅應確認固定資產的租賃收入，還應該每月提取該固定資產的累計折舊計入租賃成本。出售時，應當將處置收入扣除賬面價值和相關稅費后的金額計入當期損益，固定資產處置一般通過”固定資產清理”科目進行核算，固定資產清理完成后的凈收益，借記”固定資產清理”科目，貸記”營業外收入”科目。固定資產處置時，應交納營業稅金及附加，不涉及土地增值稅。

5.合理利用土地增值稅稅收優惠：

普通標準商品房實現銷售，增值額與扣除項目金額之比低于20%，免征土地增值稅。普通住宅能否免稅，決定因素在于增值率（若增值率

6.精裝商品房的納稅籌劃：

房地產開發企業銷售已精裝修的商品房，其裝修費用可以計入房地產開發成本，適度加大建造成本的同時，也可一方面提升商品房銷售價格收回裝修成本。精裝商品房裝修成本項目的增加，從某種意義上給了房產開發企業在開發成本上很大的可操作空間。例如，增大扣除項目中某次成本可扣金額等，都可合理降低增值率，實現避稅。

隨著國家對房地產調控一系列宏觀政策的出臺，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加之國家稅務總局對房地產各項稅收政策的逐步細化，如何合理避稅成為每一個房地產行業財務管理人員理應認真思索的問題。要想做好稅收籌劃工作，除了需要每一個財務工作者熟悉房產企業的運營流程，更重要的是能熟悉房產企業的會計核算和相關稅收法規。房地產企業財務人員應該合理利用稅收籌劃的方式，在核算每一筆會計分錄時，都要考慮到今后的納稅效果，在正確核算的大前提下力求最大可能的減輕企業稅負，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參考文獻：

[1]王炳榮，李開永. 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增值稅稅收籌劃案例分析[J]. 會計師. 2011（03）.

[2]王艷東. 淺議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增值稅納稅籌劃[J]. 企業研究， 2012（22）.

[3]蔣志剛. 淺議房地產企業土地增值稅稅收籌劃的方式[J]. 現代經濟信息，2011（20）.

篇(7)

一、非居民企業股權間接轉讓的征管障礙

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股權時，會產生許多問題，包括人為分離所得稅與相應的經營活動，利用稅制差異和規則錯配造成應稅利潤的流失，或將利潤轉移到沒有實質經營體的低稅負國家或地區，達到不交或少交企業所得稅的目的，這種人為操控將會產生無稅或低稅的后果[1]。通過分析近幾年案例，稅務機關對中國非居民股權轉讓的反避稅力度逐漸增大；與此同時，稽查過程中的信息搜集難度也在加大，稅務機關不得不通過“蛛絲馬跡”來“推斷”企業的真實意圖；立法機關亦很難將相關條款具體化，無形中給了稅務機關很大的裁量權，致使爭議不斷。

（一）稅收管轄權的確認

非居民股權轉讓首先要解決征稅權的問題，其次要解決交易價格是否公允合理的問題。征稅權即稅收管轄權，是一國依照法律所享有的征稅的權力。對于非居民企業，我國只能采用屬地原則，基于來源國的身份對其征稅。非居民股權轉讓的相關條文并不多。根據現行法律，被投資企業所在地決定了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的征稅管轄權。同時，為了防止企業規避我國征稅權，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加強非居民企業股權轉讓所得企業所得稅管理的通知》（國稅函〔2009〕698號，以下簡稱698號文）的規定，我國有權“穿透”境外控股公司，主張稅收管轄權。但是這些規定都比較原則性，具體怎么操作，各方理解是有偏差的。特別是在解讀698號文中的“兩個條件”時頗具爭議。首先，對什么叫做濫用公司組織形式并沒有做出一個明確的定義，也缺乏具體的操作的指引。其次，什么叫做合理的商業目的？進而，如何判定不具有合理的商業目的，也沒有明確的規定。僅有的解釋是，以延遲或規避稅收義務的產生為目的。但這句解釋同樣非常原則性。是否只要發生納稅延遲就構成避稅呢？此外，如果企業作為正常投資，將稅務成本考慮到決策中，也并不能說其不具有合理的商業目的。從現有案例和法規看，對于股權轉讓，只要是來源于中國的所得，中國就應當征稅，并未區分直接或間接轉讓。無論文意解釋或目的解釋，我國均未放棄對股權間接轉讓所得的稅收管轄權[2]。

在稅收協定的層面上，我國與多個國家在財產收益條款中明確了來源國稅收管轄權；除了個別國家，比如南非，約定居民國獨享征稅權以外，與大多數國家的協定中雖措辭有異，但多承認來源國與居民國均享有征稅權。在最新生效的一批稅收協定中，第十三條財產收益條款更是細化了轉讓股權的相關規定。因此，無論國內法或稅收協定層面，我國均可主張征稅權。

（二）審核非關聯交易安排的實質缺乏信息共享

在實務當中，通過關聯方交易在股權轉讓時進行價格調整是很普遍的行為，這往往是由于交易雙方都有操縱價格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共同目的；相對地，非關聯方交易的價格一般認為是公允的。從沃爾瑪收購好又多案例可以看出，稅務機關通過核實非關聯交易實質來調整非關聯方的交易價格[3]。

BCL公司與MMVI公司均是設立在BVI（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的公司，BHCL公司是BCL公司的控股股東。2007年沃爾瑪公司通過MMVI公司先后分兩次收購了BCL公司100%的股權，使得我國境內65家好又多公司被間接收購。針對此次收購，國家稅務總局認為，其一，盡管收購發生地在境外，但是控股公司BHCL仍然必須依據中國的企業所得稅法依法納稅；其二，應稅額除了1.005億美元收購價外，還包括MMVI公司在此次收購中放棄的3.76億美元貸款追索權。對2008年1月1日后完成的股權轉讓交易，要根據其經濟實質具體分析，故BHCL公司實質上是“直接轉讓”了中國境內企業股權；且BHCL公司需要分別到境內好又多各個所在地稅務機關申報和繳納稅款。

從沃爾瑪兩步收購操作來看，BCL公司實質上是一個特殊意義上的公司，即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BHCL公司其實是直接轉讓了境內企業股權。但根據698號文第六條的規定，穿透原則有兩個必備要件：一是濫用組織形式，二是不存在合理的商業目的。如果沃爾瑪收購行為是為實現在中國大陸的擴張，是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那是否符合條件二則有待商榷。此外，認定放棄的貸款追索權屬于應稅收入具有法律依據。在我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中規定，除了貨幣形式的收入，股權轉讓價格還應包括通過交易所獲得的非貨幣性資產或權益等形式的金額。

未來稅務機關對待非關聯方股權轉讓交易時往往會更加謹慎，更關注非關聯企業間交易價格的真實性并做出調整。在判定是否符合商業目的時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由企業提交如股權架構等能夠證明獨立性的材料。然而，現實中由于信息不對稱，征管機關監測企業的跨國交易具有相當的難度，往往直到事件過去很久才察覺甚至超過追繳期限，造成稅款的流失。因此，實現非居民企業間接股權轉讓的征管需要完善信息共享，突破信息屏障，實現全面披露。

（三）關聯交易信息獲取屏障有待破除

2009年發生在福州的案例1（見圖1）、2010年發生在天津的案例2（見圖2）也能看出稅務機關對于非居民股權轉讓的征管嚴格程度。稅務機關對相關信息的獲取渠道會越來越多，比如，利用上市公司財報來審視某個集團的組織結構（案例1），通過搜集公司注冊成立時的相關資料來判斷集團的組織架構（案例2），“穿透”非實質營業性中間公司，防止通過濫用稅收協定或稅收優惠進行避稅。在關聯交易中，稅務機關擁有很大的裁量權，穿透原則的運用在案例中非常重要。

圖1 2009年發生在福州的案例1

香港A公司和B公司分別持有境內某上市公司22.49%和15.6%的股份，而且香港某居民個人N全資控股AB兩公司[4]。2009年10月福州市國稅局對香港B公司在二級市場轉讓股份的款項征稅。B抗辯的理由是其有權享受免稅的稅收協定待遇，根據內地和香港的稅收安排，香港B公司占該上市公司股份未達25%，因此，內地沒有權利對B公司征稅。國稅局重點審查了公司近幾年來的年報信息、歷年股本結構情況，判定B公司抗辯不成立。因為從該公司披露的股權結構來看，香港的A、B公司屬于“行動一致人”，即A、B兩公司的股東均是香港居民個人N，且N全資控股，故無論怎樣，受益人都是N，其實際上間接擁有上市公司38.09%的股份。另一方面，根據年報披露的其他相關信息證明，香港A、B公司的公司性質均為非業務經營性投資控股公司，不符合內地與香港稅收協定安排和《第二協定》的規定，內地有權對其征稅，最終繳納了3.57億元的稅款。在上述案例中，盡管其受益所有人不是享受協定免繳資本利得稅待遇的要件，但是根據一般反避稅條款，如果建立公司是為了避稅，那么稅務機關可以“穿透”，不予適用優惠。并根據698號文進行經濟實質判定，調整轉讓價格。

另一則發生在天津的案例，亦是稅務機關通過多種渠道獲得企業架構信息，運用穿透原則對轉讓方采取反避稅措施。D公司控股百慕大A公司，E公司控股B公司，而A、B同時也是C的兩個大股東（見圖2）。2010年3月，毛里求斯B公司將部分股權轉讓給A公司。根據中國與毛里求斯稅收協定第十三條財產收益內容，該轉讓屬于第五款“其他財產取得的收益”，應在轉讓者締約國即毛里求斯征稅；天津市稅務局調查后發現，B與E之間存在關聯交易往來，C長期向美國E公司支付特許權使用費等，且購銷業務絕大多數由美國E公司安排，交易頻繁且數額巨大[4]。又查C公司成立資料，發現B公司僅僅是依據毛里求斯法律成立的名義出資方，并無經營實質。最終運用反避稅程序，征收10%的所得稅。

圖2 2010年發生在天津的案例2

對比沃爾瑪收購好又多的案例，非關聯交易雙方尚且存在被穿透的可能，關聯交易方具有更高的納稅風險，關聯關系通過企業成立資料，上市公司年報，甚至是信息交換情報逐漸抽離出來。開展BEPS行動后，關聯公司的交易需要更加謹慎，否則難逃反避稅程序的運用。信息交換與共享將會使穿透原則的運用更為普遍。

二、從我國稅收協定發展趨勢看征管的完善

在討論非居民股權轉讓問題時，首先要解決的是稅收管轄權的問題，該問題又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考慮，一個是國內法的角度，另一個就是稅收協定的角度。涉及到權益性投資轉讓所得征稅權劃分的條款是財產收益條款。在中國與其他國家簽訂的舊的稅收協定中，權益性投資轉讓所得的列舉并不詳細，僅僅對不動產、常設機構的動產、固定基地的動產以及國際運輸的船舶和飛機的轉讓所得征稅權予以明確，未列明的轉讓所得一律適用兜底條款，由居民國征稅。在新修訂的稅收協定中，例如中德、中英、中荷以及中國與新加坡，新增了股權收益轉讓所得征稅權的條款且明確了來源國的管轄權，盡管兜底條款仍然規定由居民國獨享征稅權，在學術界飽受詬病，但至少對于細化轉讓股權收益條款來說，仍然是進步并值得肯定的。

（一）財產收益條款的細化：股權轉讓

在最新生效的稅收協定中，筆者對比了幾個主要國家與中國對第十三條財產收益條款的修訂，不難發現，中國與不同國家的協定條款正趨于一致化、統一化。比如，中國與荷蘭在2013年5月31日簽訂的最新協定中除保留了舊有的分類外，還規定：轉讓締約國股份的，如果其收益的50%以上（不含）是來自于締約國一方的不動產，無論是直接或者間接的收益，該締約國均可以征稅。如果被轉讓股份屬于締約國一方居民公司，該締約國也可以征稅，但前提條件是該筆收益的收款人在轉讓之前12個月內直接或間接持有25%以上的股份。該細化股份轉讓稅收管轄權的條款，亦普遍出現在其他新修協定中。另外，即使收益人沒有直接或間接持有25%以上（含）的股份，稅務機關仍然可能重新確定收益人實際持股，若間接持有是出于避稅的目的，則啟動反避稅程序。一旦認定持股達到25%以上，締約國可以征收所得稅。

同時，筆者在中德、中英、中新協定中也找到了與中荷協定雷同的表述，第十三條財產收益的修改幾乎一模一樣，這似乎可以觀察到我國在國際稅收安排上的趨勢，那就是財產收益轉讓所得的征稅權在向OECD的范本靠攏。另外，細化締約國雙方股權轉讓稅權分配的變化，也可以發現我國對于非居民企業轉讓股權所得征管的重視程度。

（二）重視運用稅收情報交換協定

如果轉讓方是締約國一方，那么我們可以通過修訂、優化稅收協定以及國內法來填補漏洞，防止稅源流失，但是如果遇到轉讓方是BVI公司的情形，就無法適用稅收協定，只能通過中國與避稅地簽訂的稅收情報交換協定來解決。

2013年新簽訂的《多變稅收征管互助公約》中，一個重要的部分就是稅收情報交換。到目前為止，全球超過60個國家已經簽署或承諾簽署該公約，包括一些避稅天堂以及離岸中心也主動謀求合作。我國也先后與百慕大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等低稅地和避稅地談簽，這將有利于壓縮不良的稅收籌劃空間，建立良好的國際稅收秩序。根據公約中有關稅收情報交換的規定，當事方可以向另一方提供可預見的、與國內法征管及強制執行稅收相關的任何情報，并細化了諸如自動情報交換與自報交換等規定。其中，稅收情報自動交換，是指各國稅務主管當局之間根據約定，以批量形式自動提供有關納稅人取得專項收入的稅收情報的行為，專項收入主要包括利息、股息、特許權使用費收入；工資薪金，各類津貼、獎金，退休金收入；傭金、勞務報酬收入；財產收益和經營收入等[5]。如果轉讓一方是BVI公司，那么根據稅收情報交換協定，我國可以要求BVI提供與此相關的信息。如果位于BVI的轉讓方是境外注冊的中國公司，則極有可能被認為是中國企業，那么就要依據國內法繳納企業所得稅；如果作為轉讓方的BVI公司只是一個為了避稅而存在的導管公司，中國稅務機關可以啟動反避稅程序，認定該BVI公司是一個具有特殊目的的公司，其背后的實際控制人才是真正的轉讓方，依據真正轉讓方與中國的稅收協定確定稅收管轄權，再根據經濟實質調整交易價格。另外，一般反避稅程序的啟動與稅收協定之間也不存在沖突。根據《一般反避稅管理辦法（試行）》，如果境外間接股權轉讓存在一般反避稅規范的避稅安排，本《辦法》也適用于境外間接股權轉讓；《辦法》的適用范圍是針對所有的境內以及跨境交易，但不包括兩種除外情形，一個是與跨境交易或者支付無關的安排，另一個是涉嫌逃避繳納稅款、逃避追繳欠稅、騙稅、抗稅以及虛開發票等稅收違法行為[6]。因此，除了兩種例外情形，反避稅程序適合任何跨境交易。

三、國際反避稅運動以及對我國的啟示

（一）全面細化信息披露項目

2013年9月，BEPS行動計劃正式施行，這個OECD主導的國際稅改項目有力地幫助了20國集團（G20）打擊國際避稅，是一項促進全球經濟社會進步和發展的國際稅收體系，也是一項有力的合作機制，被業界稱為“近百年來國際稅收規則體系的首次全面重塑”[7]。BEPS項目制定了15項行動計劃，希望可以完全、妥善地解決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問題，并以一致性、實質性和透明性為原則，立志于對現行國際稅收規則進行根本轉變。其中BEPS第6、7、8、9、10項行動計劃主要解決根據經濟實質調整征稅權的問題①。BEPS第11、12、13、14項行動計劃主要解決提高透明度問題②。例如，為防范BEPS問題需要提高各層面的透明度，加強對BEPS相關數據搜集和整理工作；明確納稅人披露稅收籌劃的相關安排；對轉讓定價同期資料報告要降低其負擔并提高針對性。截至到2014年9月17日，OECD了第一批共7項產出成果，具體包括BEPS行動的3份報告③、4份國際稅收規則草案④。

要解決稅制運行透明度不高的問題，BEPS行動計劃主要包括三項措施：第一，稅收優惠制度的裁定要嚴格限制在強制性的自發的情報交換框架之中，以此來審議各成員國的裁定制度有效性⑤；第二，制作分國信息披露表⑥；第三，建設雙邊協定修訂的多邊工具⑦。

（二）加入全球范圍金融賬戶信息自動交換機制

2013年7月OECD的CRS也要求銀行、券商、投信、保險等金融機構，定期向金融機構所在地的稅務主管機關，申報賬戶持有人中的特定個人及法人的資料，主要有投資收入、賬戶余額、出售資產價款等內容。CRS的得到普遍的支持，2014年10月29日在德國柏林召開稅收透明度和情報交換全球論壇上，51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簽署了納稅信息自動交換的多邊主觀當局協議[7]。全球的普遍支持對于傳統的國際避稅地產生了巨大的輿論壓力，紛紛采取行動。例如，瑞士的銀行系統一向以保密性著稱，但也制定了銀行間自動交換信息新標準。同樣，被谷歌、微軟利用的避稅地――愛爾蘭也宣布修改稅收政策，“雙重愛爾蘭模式”未來也會被封堵。作為亞洲“租稅天堂”的香港，為維持其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聲譽與競爭力，政府表態支持并遵守CRS。這意味著，富人恐怕再難利用香港的租稅協議網來避稅，同時CRS將會阻嚇部分濫用香港租稅協議網達成“雙重不課稅”目標的納稅義務人。

雖然美國《海外賬戶納稅法案》（FATCA法案）是國內法，但其適用范圍早已超越美國轄區。人們不得不承認，正是美國的霸王政策間接導致G20推動、OECD主導的“多邊FATCA”金融賬戶信息自動交換機制的出現，并且以政府間合作的方式實施FATCA，在國際社會已基本達成共識。雖然美國并未加入簽約國，但FATCA法案有助于金融機構向稅務機關主動報送金融賬戶信息機制，在法律和操作層面建立并固定，降低未來推行的成本和難度。可以說，全球范圍內金融賬戶信息自動交換機制正在快速成長，其走向成熟只是時間問題。

四、結語

作為國際反避稅浪潮的兩條主線，BEPS行動計劃與CRS共同作用，成為打擊國際避稅的強勁武器，但是二者也存在區別，即BEPS更關注如何應對合法稅收籌劃手段，CRS更關注如何打擊非法的離岸避稅。針對我國目前的現狀，BEPS行動計劃具有更加現實的意義，筆者認為應當全面貫徹BEPS行動的精神，緊跟BEPS行動的步伐，走在國際反避稅的前端，爭取更多的話語權；而CRS可作為BEPS行動計劃的輔助手段之一，即提高稅制運行透明度的輔助措施。參與并推動CRS的全面運行有助于信息搜集與獲取，從而有力解決我國因相關信息缺位而導致的非居民企業間接股權轉讓的監測屏障。

前文所提及的沃爾瑪收購好又多案、在福州發生的案例1、在天津發生的案例2均是BEPS策略的表現形式。BEPS策略多利用不同國家稅制差異以及信息壁壘，這就要求各國政府不可各行其是。如果各國單邊行動，拒絕合作，將不可避免的對全球投資和經濟發展產生重大負面影響。所以，通過協調、推動國際組織間合作來提供BEPS問題的國際綜合性解決方案是十分必要的。盡管未來針對BEPS行動計劃的實施仍需要做大量的細化工作，包括具體操作指南的制作、實際執行的細節問題，以及應對信息情報交換透明化所產生的問題。除此之外，納稅人如何報送信息、稅務部門獲取信息的方式方法，以及對納稅人提供信息保密工作、信息傳遞的及時有效性等等，同樣是關于計劃執行的細節問題。我國處在國家快速發展的階段，企業所得稅是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且跨國公司的企業所得稅更是監管的重中之重。因此，BEPS行動對我國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如果BEPS行動方案能在我國很好的實施，以我國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將獲益匪淺，我國政府也將擁有更多調配國內資源的方法，為促進我國經濟的大繁榮大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注釋：

①包括《防止稅收協定優惠的不當授予》《防止人為規避常設機構身份》《無形資產、風險與資本、其他高風險交易轉讓定價指引》等。

②包括《明確收集并分析涉及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資料的方法，并確定有針對性的行動》《要求納稅人披露其過度稅收籌劃安排》《轉讓定價同期資料和分國信息披露指引》《使爭議解決機制更加有效》等。

③包括《關于數字經濟面臨的稅收挑戰的報告》《開發用于修訂雙邊協定的多邊工具》《考慮透明度和實質性因素，有效打擊有害稅收實踐》等。

④包括《消除混合錯配安排的影響》《防止稅收協定優惠的不當授予》《無形資產轉讓定價指引》《轉讓定價同期資料和分國信息披露指引》等。

⑤詳見第五項行動計劃《考慮透明度和實質性因素，有效打擊有害稅收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