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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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四川省;人口紅利;人口轉變;經濟增長

一、人口紅利的概念

一般來講,人口轉變要經歷三個階段:高兒童撫養比階段、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階段和高老年撫養比階段。它所對應經歷的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原始階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的傳統階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現代階段。人口紅利即是指這種在人口轉變過程中,由于生育率下降使少兒撫養比例迅速降低,總人口中的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尚未達到較高水平時的人口結構狀態。它實質就是在一定平均預期壽命,科技水平的基礎上,使人口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從不適應到適應的轉變過程。

二、人口紅利的衡量指標

從人口紅利這個意義上說,所謂的人口紅利顯然是指社會勞動力資源總數,即勞動力參與數,而非簡單的勞動能力人口。對于一個社會整體來說,勞動力參與率是基本穩定的,在本文中就以勞動參與率來代替勞動年齡人口來作為研究人口紅利的指標。

四川省的勞動參與率在1992年之前一直有所波動,1992年以來,平均每年下降0.57%,到2008年勞動參與率為76.99%,勞動參與率仍比較高。以65歲作為老年起始年齡,總撫養比在53及其以下均有人口紅利。其中,在44以下存在人口暴利,44～47之間是人口高利,47～50間有人口紅利,50～53之間還有人口微利。根據這一標準,四川省人口紅利期持續較長,這種狀態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因而為經濟快速增長提供了良好契機,這個時期是經濟發展的黃金期。

三、四川省人口紅利的特征

與其他發達的地區和國家相比,四川省人口紅利具有其獨有的特點,主要表現在:

(一)在較短時間內完成人口轉變,進入人口紅利期

四川的計劃生育工作卓有成效,生育率開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常住人口總量從1982年的7300萬逐漸增加到2008年的8138萬,26年凈增人口838萬,平均每年增加32.2萬人。

(二)人口紅利伴隨著老齡化程度的迅速加深

據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的統計數字,2015年中國老年人人數將突破2億,而到2040年將達到4億.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一份題為《銀發中國》的研究報告也說,35年前,中國年輕人是老年人口的六倍,而此后35年,老年人口將是年輕人口的兩倍。

(三)人口紅利持續時間相對較短

即使不考慮老齡化的加劇引致的虛假的人口紅利的快速到來,四川省總的人口紅利從1990年開始到2030年結束也僅僅是40年左右的時間.由于人口轉變在很短的時間內得以實現,這一事實使得少兒撫養比下降與老年撫養比上升之間的間隔也很短。老齡化快速提升的結果是使得總撫養比快速增大,因此,四川省人口紅利期持續的時間相對較短。

四、開發和利用人口紅利的措施

(一)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實現人口紅利

在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紅利勢微和視窗關閉之前,應以最大化就業為目標,充分開發和利用相對充裕的勞動力資源。要解決這一問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前提下,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從而最大限度的吸納勞動力資源。

(二)逐步建立一個完善的人力資源市場制度體系

首先改革現行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確立人力資源流動制度。其次應加快勞動就業的信息化建設,建立并且規范政府及社會開辦的各種職業中介機構,為勞動力供需雙方提供信息交流的平臺,規范勞動力市場秩序,盡量避免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失業。

(三)加強就業培訓,避免結構性失業

四川省是勞務輸出大省,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十分嚴峻。因此,必須對勞動者進行就業培訓,提升其素質,增加附加在其身上的人力資本含量。加大對農民工的培訓,應作為日后對工人進行培訓的重要內容,而且農民工數量龐大,農民工整體素質的提高,對人口紅利的開發意義巨大。

五、結束語

總之,我們必須清楚的認識到,在人口紅利期勞動力資源充足,社會負擔較輕,儲蓄力旺盛,這無疑給經濟增長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我們決不可忽視接踵而來的老齡化問題給社會帶來的巨大挑戰。因此,當前必須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來實現大量勞動力的充分就業,把潛在的人口紅利變為現實的人口紅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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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蔡.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J].人口研究,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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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六普；人口紅利；總和生育率

不同年齡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經濟行為，因而處于不同年齡結構階段的人口對經濟增長具有不盡相同的影響。根據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結果，中國總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2000年期間，總撫養比下降推動人均GDP增長速度上升2.3個百分點，大約對同期人均GDP增長貢獻了1/4左右[1]。一國或地區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同時，少兒撫養比例迅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于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稱之為“人口紅利”[2]。本文結合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關數據，從人口數量、結構、素質方面，對禪城區人口紅利情況進行概述。

一、禪城區人口形勢及特點

（一）人口總量，人口增長率保持穩定的增長

以2010年11月1日零時為標準時點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禪城區常住人口為1101077人，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時的923439人相比，10年共增加了17.8萬人，增長19.24%，平均每年增加1.78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為1.78%。同期，佛山市常住人口增長34.78%。年平均增長率為3.03%，全省總人口增長20.69%，年均增長率為1.9%。禪城區常住人口增長率明顯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與全省平均水平較為接近。禪城人口增長較全省、全市的平均水平都低，主要原因一是近年我區優化了產業結構，部分低端產業向外轉移，減少了對外來勞動力的吸收。二是從戶籍人口情況看，2000年以來，我區的戶籍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從2000年的11.87‰，下降到2010年的8.74‰，減少了3.13個千分點，出生人口大大減少，0―14歲人口比重逐年降低。戶籍人口自然增長率，從2000年的6.58‰，下降到2010年的3.01‰，并低于死亡率2.72個千分點。以上數據表明：10年間，禪城區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長率呈持續下降趨勢，生育水平穩定在一個較低水平，人口的年齡結構發生逆轉。

（二）人口年齡結構呈現“兩邊尖，中間高”

全區常住人口中，0～14歲人口為125479人，占11.40%；15～64歲人口為909229人，占82.57%；65歲及以上人口為66369人，占6.03%。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0～14歲人口的比重下降2.46個百分點，15～64歲人口的比重上升1.30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16個百分點。數據顯示，2000年禪城區人口年齡構成4項指標中，除老年人口比例（4.87%）符合成年型標準外，有2項指標都符合老年型人口標準，因此判斷當時人口年齡類型為“成年型晚期”。根據廣東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快速匯總結果顯示，禪城區常住人口年齡構成的4項指標中，除老年（65周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小于7%外，其余3項指標都符合“老年型”標準。因此判斷禪城區常住人口年齡類型正經歷從“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轉變。

人口年齡結構較明顯地表現出“兩頭低，中間高”的特點，即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較低，而勞動力年齡段人口比重較高。

（三）人口文化素質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全區各種受教育程度人口共有103.65萬人，占常住人口的94.13%。其中具有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從2000年的69987人增加至2010年的163697人，年均增長率達到8.87%，具有高中（含中專）文化程度人口，由2000年的175162人增加至2010年的247260人；二者合計人數從2000年的245149人提高至2010年的410957人。

每10萬人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和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別為22456人、14866人，都位列全市第一。與佛山市、廣東省相比，全市、省每10萬人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別為9469人和8214人，我區比全市平均水平多5397人，比全省平均水平多6652人。但廣東省高素質人口比重較全國和長三角地區均明顯偏低，我區人口文化素質雖然比全市、全省平均水平高，仍需要進一步提高高素質人口比重。

二、人口增長預測與人口紅利發展態勢

人口紅利的指標是人口撫養比，根據六普數據，我區人口年齡結構呈現“兩邊尖，中間高”，人口撫養比為21.34%，低于“人口紅利”期標準（50%），仍處于“人口紅利”期，且還會持續一段時間。2010年人口撫養比與2000年相比，降低了1.68個百分點，2000-2010年，人口紅利使我區GDP的增長速度上升0.19個百分點[3]。

但是人口紅利的源泉是人口轉變特定階段產生的年齡結構優勢，隨著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這個人口年齡結構自然會發生變化，即從勞動年齡人口占優勢的人口結構，轉變為老年型的人口結構。而且隨著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醫療衛生水平的日益提高，人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老年人口不斷增多，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事實上，2000-2010年我區生育率持續保持在較低水平，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很大程度受外來務工人口的機械遷入影響。與此同時，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在2010年已經達到6.15%。

從人口紅利的創造者，即紅利人口正反兩個方面的生成機制入手，通過總和生育率模型的方式方法，確定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到稀缺的人口學家稱之為“劉易斯轉折”的轉折點。從人口紅利的經濟效應來研究其判定和計算方法都比較復雜，從總和生育率模型入手的定性定量研究將是一條全新的思路和簡捷的途徑[4]。

總和生育率（TFR）也是指“假設婦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齡別生育率度過育齡期，平均每個婦女在育齡期生育的孩子數。通過年齡別生育率計算的總和生育率是一個衡量婦女生育水平的綜合生態經濟指標，其計算的基本方法是將某年某地的育齡婦女各年齡別（通常為15-49歲）生育率相加而得的合計值。在統計時期長度為1年，年齡分組組距為1歲的情況下，總和生育率（TFR）等于年齡別生育率之和：

這里k表示年份。fk（x）是k年x歲育齡婦女的年齡別生育率，計算公式為：

其中Wk（x）、Bk（x）分別是k年x歲育齡婦女的人數及其生育的嬰兒數。

根據六普抽樣數據計算我區2010年的總和生育率為0.851，其中，一孩生育率為0.622，二孩生育率為0.211，多孩生育率為0.018。

總和生育率（TFR）的變化直接映射的是婦女的生育欲望。在低于人口再生產的限度（一般為總和生育率的世紀更替水平）時，人口困境就會出現。我區2010年的總和生育率為0.851，比全省的總和生育率低0.175，在世紀更替水平（平均每位婦女生育兩個孩子）以下。

三、小結

雖然全區常住人口總量在不斷增長，但持續的過低生育率不容忽視。經過三十年的計劃生育，人們完成了從生育四五個孩子到現在一至兩個，甚至不生育的轉變，未來20年，15-64歲勞動人口將得不到足夠的補充。且我區常住人口總量的增長，很大程度上受外來務工人口的機械遷入的影響。而從全國范圍來看，總和生育率持續保持在較低水平，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專家估計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將于2015年前后停止增長，與此同時，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達到9.6%，相應地，人口撫養比抵達由下降到上升的轉折點。屆時，勞動人口流入逐漸減少，甚至可能會從我區流出，而戶籍人口生育欲望低，將改變人口年齡結構，人口紅利消失。

在計劃生育這個基本國策未改變的情況下，如何充分發揮人口紅利，延長人口紅利期，或者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成為了經濟增長的突破口。實現人口紅利和經濟增長是具有條件性的，人口結構優勢只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一種因素，人口紅利并不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我國人口撫養比下降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但只有改革開放才創造了利用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條件。而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條件要求更高，需要通過教育深化提高勞動生產率，保持和延伸中國產業的競爭優勢，通過養老保障制度安排創造新的儲蓄源泉，以及通過勞動力市場制度安排，擴大人口老齡化時期的勞動力資源和人力資本存量[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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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友華.人口紅利與中國的經濟增長，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8，（4）

[4]鐘曉青.我國人口增長的總和生育率模型及人口預警，生態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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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才紅利；創新人才培養；人口紅利

中圖分類號：C961；G5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3561（2016）29-0004-02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人均 GDP 增長率中有 27% 的貢獻來自于“人口紅利”，“人口紅利”優勢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然而，我國社會的“劉易斯拐點” 即將到來，進入老齡化社會，依靠廉價勞動力推動經濟發展模式受到的挑戰也會日益嚴峻。從依靠低成本勞動力的“人口紅利”，轉向依靠高素質創新人才的“人才紅利”上來，對于加快實現發展方式轉變、促進創新性國家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人口紅利”和“人才紅利”

“人口紅利”是由安德魯?梅森于1997年在《亞洲――太平洋人口與政策》中首先提出的?！叭丝诩t利”指憑借龐大的人口數量、較高的中青年人口比重、較低的勞動力價格等形成發展優勢，對經濟發展產生巨大推動力?！叭瞬偶t利”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高創造性勞動參與率。創造力是勞動者素質中最具有價值的部分，也是衡量一國人口智力素質和人力資本總體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標。人才作為勞動者中知識、技能和素質相對較高的一部分人，其創造能力也相應地高于普通勞動者。在當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條件下，人的創造力主要表現在新技術、新思想的提出上，同樣也表現在把若干領域的技術成果加以綜合利用，把前人的各種片面的、不成熟的思想放在一個體系里重新組裝，由此創造出新的勞動成果，提出新的思想等方面。人才作為同時具備思維力、想象力與知識智力的人，在其勞動過程中，不斷地將其創造性發揮出來，成為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我國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嬗變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口紅利”功不可沒。我國自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來，經歷了三次人口生育高峰，隨著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計劃生育政策的嚴格執行，少兒人口的出生率明顯下降，進入二十世紀末，勞動年齡人口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據統計，從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再到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少兒人口（ 0歲～14 歲）比例從 36.3% 到 22.9%和16.6% ，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從59.3% 到 70.2% 和74.53%。人口年齡結構的這些變化，大大提高了人口結構的生產性，大大減輕了人口的撫養負擔。根據對1978―1998 年期間我國經濟增長因素的分解分析，在此期間的年平均9.5% 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中，物質資本增長的貢獻份額為28%，勞動力數量增長的貢獻份額為24% ，人力資本因素的貢獻份額為24%，勞動力部門轉移對增長的貢獻份額為21%，其他為3%。良好的人口結構比例，在改革開放政策和有效的經濟、社會政策的推動下，促進了勞動人口的充分就業，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形成了“人口紅利”，創造了“中國制造”的奇跡。但是，“人口紅利”并不是永久性的增長因素，哪個國家都無法回避老齡化這一客觀必然。研究表明，目前我國人口已經進入一個低生育階段，人口再生產出現了轉型，人口年齡的結構發生了變化，老齡化水平不斷提高，65歲及以上年齡的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為4.4%，1964年為3.6%，1982年為4.9%，1990年 為5.6% ，2000年為7.0% ，2010年上升為8.87%（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國家統計局）。老齡化的進程逐步加快，社會總體養老負擔迅速加重。雖然老齡化的人口結構并不必然阻礙經濟增長，但這種變化畢竟意味著經濟增長可利用的“人口紅利”，即經濟增長的一個額外優勢將逐漸弱化乃至最終消失。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人口轉變是挑戰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很可能未富先老。因此，充分挖掘人口轉變的潛在貢獻，不僅是我國獲得經濟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齡化社會到來的當務之急。未來中國必須從投資拉動型經濟走上人才拉動型經濟之路，讓“人口紅利”提升為“人才紅利”。概括地說，就是從依靠人口數量、依靠低成本勞動力的“紅利”，轉向依靠人口質量、依靠科技創新能力的“紅利”。歷史經驗表明，利用廉價勞動力和物質資源消耗，只能換來粗放式的增長。只有全面提升勞動者素質，把人力資源優勢轉化為人才優勢，才能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高校是培養和造就高素質的創造性人才的搖籃，是認識未知世界、探求客觀真理、為人類解決面臨的重大課題提供科學依據的前沿，是知識創新、推動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重要力量，大力開展教育創新，培養創新人才，高校責無旁貸，要更有擔當。

三、創新人才培養制度

“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順利過渡，關鍵是提高人才培養的水平和質量，要著力改革不適用人才脫穎而出的體制和機制?！秶抑虚L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 - 2020 年）》（以下簡稱《綱要》）中指出：“把改革創新作為教育發展的強大動力。教育要發展，根本靠改革。要以體制機制改革為重點，鼓勵地方和學校大膽探索和試驗，加快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步伐。創新人才培養體制、辦學體制、教育管理體制，改革質量評價和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教學內容、方法、手段，建設現代學校制度。”政策和制度創新是人才戰略的保障，要從實現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高度，充分認識為高校培養創新人才建立良好的制度保障的重要性，進一步加快推進和深化教育和科技體制的各項改革。

（1）高考招生制度。高考招生制度是我國教育事業的一項基本制度，是公正選拔人才和全面提高教育質量的關鍵環節。《綱要》明確將招生考試制度改革作為教育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和人才培養體制的樞紐，系統闡釋了教育考試評價改革的目標、任務和路徑，提出要探索招生與考試相對分離的辦法，逐步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招生考試制度。高考內容要實現考核對象從知識點的掌握，向運用課本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轉變上來，考試的科目一方面可以根據考生的專業興趣，自由組合和選擇；或者高校根據人才培養目標和學科特點，自行確定科目和分值組合。

（2）學生評價制度。評價本質是價值判斷，價值判斷的過程是動態的而不僅僅是定量評價。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混淆著“考試”和“評價”的概念，更多的是強調考試就是選拔人才，忽略了評價在人力資源開發方面的重要作用。當前，在大力推進素質教育和創新型人才培養的進程中，傳統的學生評價觀正在向現代的、發展性的評價觀轉變。要依據現代教育目標和價值觀，建立有利于發展學生個性，能夠體現時展要求的、具有創造性的、能夠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新的人才評價機制。

（3）教學制度。教學制度作為高等教育的內部制度，外延很廣，這里只探討教學管理制度。耶魯大學校長萊文在第三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指出：制約學生創新能力發展的主要因素應該是教學方法的問題，教學中不給學生特定內容，而是要培養他們獨立思考、批判思維、嚴密分析、從不同視角看問題的能力。以培養創新人才為主要目標，以人為本、關注學生發展的高等教育價值觀，應在教學管理理念、制度、內容、方法等方面具體反映，學生創造力的養成和培養，主要是通過富有創造性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的系統教育而實現的。為此，應對原有的課程體系進行重大改革，可以通過壓縮、精選專業必修課模塊，在保證基本的專業培養規格基礎上，擴展通識課模塊。同時，應該擴大選修課的規模，包括人文社科課程、現代信息技術課程、外語訓練課程、實踐應用課程、方法類課程等，要提高選修課程的地位，使之能夠與普通教育課程和主修課程同等重要。

（4）學生培養制度。教育是培養創新人才的基本途徑，是創新人才成長的奠基工程。創新人才培養必然要求在人才培養觀念、培養視角及教育制度等方面進一步改革創新。《綱要》就人才培養體制改革特別強調了幾個理念：注重學思結合，倡導啟發式、探究式、討論式、參與式教學，幫助學生學會學習；注重知行統一，堅持教育教學與生產勞動、社會實踐相結合；注重因材施教，關注學生不同特點和個性差異，發展每一個學生的優勢潛能。創新人才培養是一項系統工程，要突破既有人才培養模式的障礙，“教、學、做”一體化，實施工學結合、校企合作、改革人才培養模式。在“教、學、做”一體化基礎上，構建第一課堂、第二課堂和大學生就業跟蹤反饋結合的“1 + 2 + 1”人才培養模式。通過改革“教”，重建人才培養目標、構建個性化教學平臺、培養“雙師型”師資隊伍、編寫新概念教材、改革考核方法、創新學生管理手段；通過“學”，捕捉交叉學科的切入點、密切第一課堂和第二課堂中教師和學生的聯系、關注學生不同特點和個性差異，因材施教；通過“做”，堅持教育教學與生產、社會實踐相結合，鼓勵學生參與項目和科研活動、鼓勵學生的科技作品在企業孵化，做到學思結合、知行統一；通過“畢業跟蹤”，準確反饋畢業生質量信息，了解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情況，及時修訂人才培養模式。

（5）學生參與科研活動制度。高校要加快培養創新人才，就必須加大學生參與科研的力度。學術上提倡的是不斷創新，主張更多原創性的知識和成果。創造在學術能力中的作用是無可比擬的，而且“鉆研學術是學生的天職”，大學應該“不專叫學生在講堂上聽講，要留出更多時間，讓他自己去研究”。要促進每個學生全面發展，要以“厚基礎、寬領域、強能力、高素質”為人才培養目標，必須注重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跨學科思維以及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積極營造鼓勵獨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創新的良好氛圍?，F代人才測評有諸多要求，已有產業化趨勢，我們必須鼓勵學生向現代創新人才發展?？沙闪ⅰ按髮W生創新實踐活動指導委員會”，負責指導、策劃、審核和評審大學生創新實踐活動；設立“大學生創新教育專項基金”，資助大學生創新實踐課題立項和各項創新活動；設立科研學分、能力學分、創新學分和獎勵學分，讓更多的學生參與到科技創新活動中來。學生還可以做老師的小助手，參加一些具體的科研工作，如文獻檢索、文獻綜述、調研、收集整理資料、實驗工作、撰寫論 文。在參與科技創新、科研實踐的過程中，有助于增長知識、增長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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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年齡結構 儲蓄 投資 經常賬戶

一、引言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出現了高增長、高儲蓄、高經常賬戶的“三高”局面，出現了“三高”局面，不能忽視人口年齡結構的作用。經常賬戶恒等式為CA=S-I+T-G，根據這一恒等式可以看出在開放的經濟下人口結構會對國際資本流動產生影響。本文主要討論儲蓄、投資這兩個因素是如何影響資本流動。

根據儲蓄生命周期理論不同的年齡段人群對儲蓄和投資有不同偏好，個體未成年時，收入很少以至沒有收入，消費高于收入，進行負儲蓄；進入成年， 收入不斷增加，消費低于收入，進行正儲蓄；年老時，收入減少，消費增加，消費高于收入，進行負儲蓄。同時，年輕人口的增加會導致勞動力供給的增加，要維持社會人均資本量不變就要增大投資；而未成年人和老人的增加對社會人均資本量的影響較小。

由于經常項目余額是儲蓄和投資的差額，即要說明人口年齡結構同經常項目余額的關系，就要同時考慮人口年齡對儲蓄和投資兩方面的影響。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當儲蓄大于投資時，總有部分儲蓄會以對外凈出口的形式流出國內轉化為經常賬戶順差，以累積資本賬戶金融資產的方式對外投資。雖然世界人口變老的趨勢是相同的，但人口老齡化的進程不同，如世界人口年齡中位數為28.4歲，日本人口年齡中位數為44.8歲，贊比亞只有16.5歲。從整體上看，發達國家老齡化進程要快于發展中國家。由于人口老齡化會改變資本與勞動力的關系，改變國內投資收益，資本會從人口老齡化國家流向人口年齡結構較年輕的國家。

二、文獻綜述

Higgins（1998）使用100個國家和地區1950-1989年的面板數據發現了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投資率和經常項目余額三者的影響大致可歸納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當一國的少年撫養比很高時，國際資本凈流入。第二階段：當一國逐漸走向成年型年齡結構時，國際資本凈輸出。第三階段：一國步入老齡化后，最終出現經常項目赤字，要靠國際資本凈流入來彌補本國儲蓄不足。

Bloom和Canning（2005）揭示了世界范圍內的總撫養比、少年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的變化規律。在1970年以前，由于新生兒的出生率較低死亡率較高，少年撫養比不斷上升，導致總撫養比不斷上升。1970至2010年，少年撫養比開始下降，雖然老年撫養比有所上升，但少年撫養比下降的更為顯著，導致世界總撫養比呈現下降趨勢。2010年前后，由于老年撫養比上升占主導，使得世界總撫養比開始緩慢上升。因此世界人口結構會經歷“青年型”、“成年型”、“老年型”三個階段。

三、問題闡述

從1949年到1960年代中期以前，隨著嬰兒存活率的提高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表現為以高少兒撫養比為特點的年輕型。從1960 年代中期開始，“嬰兒潮”人群逐步成為勞動力使我國人口年齡結構逐漸由年輕型向成年型轉變。1970年代末期推行計劃生育政策，降低了少兒撫養比，是我國人口年齡結構進一步向成年型轉變。21世紀，伴隨著嬰兒出生率降低，老年人口死亡率降低，降低了少兒撫養比，提高了老年撫養比，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出現了老齡化跡象，但并沒有達到為全面老齡化。根據美國中情局數據，中國人口年齡中位數為35.5歲，遠高于世界平均28.4歲。我國目前仍處于“成年”時期。

一國總撫養比相對較低的時期被稱為“人口紅利”期。目前，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0年人口普查主要數據顯示，我國總人口中“0～14”歲人口占比為16.60%，65歲以上人口占8.87%，“15～64”歲人口占比為74.53%，屬于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較高的時期。未來10～15年，我國勞動力人口將會繼續穩定增長，少兒撫養比會有明顯的下降，老年撫養比會緩慢上升。因此，我國的當前和今后10～15年人口負擔將比較低，將處于“人口紅利”期。但是，人口紅利持續的時間并不長，10-15年以后解放初期的嬰兒潮人群退休，計劃生育政策實行后出生的一代在數量上無法接替前人，降低了勞動力占總人口的比例，相對提升了總撫養比，另一方面老年撫養比上升成為主導力量，成為我國總撫養比提高的另一因素。到這一階段，我國“人口紅利”將消失，儲蓄率會下降，經常項目順差會減小，以致經常項目出現逆差。

長遠看來，我國在“人口紅利”期通過貿易順差換回了外匯，積累了外匯儲備，并向海外輸出資本，這其實等同于在海外儲蓄了一筆資金。等到15年～20年以后，我國老齡化程度加劇通過貿易逆差來滿足老齡化社會的消費需要?！叭丝诩t利”期的貿易順差其實是在海外儲蓄養老金的結果。

四、結論

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影響一國資本凈流動的因素也有很多，人口年齡結構只是其中之一。從人口年齡結構來解釋經常項目余額、國際資本凈流動和全球經濟不平衡，有助于我們從長期認識國際資本流動。同時，由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帶來的全球經濟不平衡的調整，也會是一個相對更為漸進的和有序的過程。

目前中國已享受了多年的“人口紅利”，我國在“人口紅利”期通過貿易順差積累巨額的外匯儲備，等同于我國在“人口紅利”期在海外儲蓄養老金的資金池，是年輕的中國為應對15～20年后的“養老”而在海外積攢的儲蓄。未來的10～15年之后，人口紅利期即將終結，根據生命周期理論，人們進行儲蓄是為了平滑老年的消費需求。隨著我國老齡化程度的加深、總撫養比的提高，這筆儲蓄就會用過貿易逆差來滿足未來的消費需要。如何建立通暢有效的對外投資渠道，使中國在人口紅利期積累起來的儲蓄能夠通過國際資本流動來實現保值增值，以應對未來的人口負債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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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在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看來，當下中國經濟已經步入長周期的趨勢性下滑，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最為重要的人口紅利恐怕已經消失，未來提高生產效率尤為重要，深層次的體制改革亟需實施。對于正在進行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他認為還需要較長時間漸進性地推進。

經濟處于下行的階段

《英才》：很多經濟學家用“經濟周期”的理論描述當下中國經濟的走勢。你認為當下中國經濟處于哪個階段？

彭文生：一般來講，經濟周期是從需求端的消費、投資和出口方面來分析的。這個層面反映的是比較短的周期。目前來看，我國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比較弱，總需求增長不樂觀。從這個短周期角度來看，當下中國經濟處于一個下行的階段。

另外從長周期角度來講，現在也是處于下行階段。長周期的影響因素有：經濟的長期供給能力趨勢，取決于資本、技術進步以及人口結構的變化等。

中國經濟增長最近這幾年出現了比較明顯的放緩，主要有幾個原因：

首先，以往拉動經濟增長的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尤其是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量有明顯下降，導致工資成本上升的壓力越來越大，這對勞動生產率影響較大。

其次，在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后，許多企業參與到全球的市場競爭，國際化競爭迫使企業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和降低成本來占有市場。但是最近這幾年，我國貿易開放度有明顯的下降，經濟增長更多依靠內部需求。但中國內部市場競爭度沒有國際市場那么高，有缺乏市場競爭以及行業壟斷、政府支配資源過多的問題，這些對生產效率也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再次，房價、地價的快速上漲推升了成本，對實體經濟的擠壓大。

《英才》：你覺得人口紅利是否很快就會消失？

彭文生：所謂人口紅利有兩個方面。一方面，依據年齡結構，一個經濟體里面，如果處在勞動生產年齡階段的人口，超過凈消費（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說明勞動力供給能力比較強，就會出現人口紅利。

根據過往的人口普查數據，生產者和消費者比值的平衡點應該出現在2015年。但是按照去年的人口普查數字來看，通過一些分析報道，估計拐點會提前出現。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人口紅利正在快速地消失，這個拐點可能在2013年出現。

另一方面，新興市場國家正處于城鎮化的過程中，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沒有充分就業的人實現就業，有利于勞動生產效率的提高，也是一個人口紅利。按照學界普遍的看法，這個人口紅利的拐點也就是劉易斯拐點，在2003—2004年已經出現了。

綜合這兩個方面，總的人口紅利的拐點可能在2007-2008年就已經出現。

《英才》：那這是否意味著今后要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效率？應該采取哪些措施？

彭文生：人口紅利方面，農村勞動力人口向城鎮的轉移在減少。這需要實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農業生產的規模效應，這樣可以增加富余勞動力。另外，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面要均等化，提供利于農村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環境。

第二要提高國內市場效率。目前國內市場缺少競爭，行業壟斷問題比較嚴重，政府支配資源過多。因此要通過深層次的體制改革，引導民營資本進入傳統意義上的壟斷行業，尤其是民營經濟在服務業方面的發展。

同時，政府部門需要通過減稅來降低稅負，消除稅收增長持續高于G D P增長的狀態，還需要增加政府公共開支，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增加轉移支付，加大對低收入群體和落后地區的支持。總的來說，政府要讓利給居民和民營經濟，給予私營部門更多的發展空間，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市場力量自然會推動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

第三堅持房價地產調控。房地產對經濟的影響體現在土地價格、房屋價格、房屋租賃價格上。這些價格上升到很高的水平，對實體經濟造成很大的擠壓。其他行業除勞動力成本外，租金上升對整體成本的推升也很大。

先改革貸款利率

《英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近日表示，“利率市場化改革，貸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過促進替代性負債產品發展及擴大利率浮動區間等方式推進?！蹦阍趺纯蠢适袌龌?/p>

彭文生：一般來講利率市場化需要的時間比較長，發達國家比如美國當初利率也是管制的，它的存款利率到上世紀70年代才開始放松。經濟自由化程度非常高的香港，存款利率管制到2000年才完全放開。

從國際經驗來講，利率市場化基本上都是先改革貸款利率，再改革存款利率。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一般都是先放松貸款利率，然后存款利率方面先放松大額存款，定期存款，最后才是活期存款利率。

先放松貸款利率的影響會比較小，存款利率方面普遍都是比較謹慎的。存款利率如果放開，導致的結果就是銀行為了搶存款大幅提高存款利率，銀行間的競爭壓力會大幅加劇。

利率市場化后，短期內，利率會出現明顯上升，可能對銀行體系造成很大的沖擊。銀行為了盈利，就會提高貸款利率，帶來所謂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按照以往的經驗，利率市場化后很多國家都發生了金融危機，上世紀80、90年代初歐洲一些國家出現銀行危機與其利率市場化有較大關系。

中國的利率市場化要穩步推進，關鍵是有序推進，不可能在一兩年就實現。

《英才》：中小型的金融機構是不是會有更多機會？

彭文生：美國的金融體系有一個明顯的特點，他們的銀行集中度相當低。美國有數量眾多的中小金融機構，金融體系是比較分散的，這種體系現在來看有其優勢。

大銀行受自身業務特性限制，并不適合為中小企業服務。反而是本地化的金融機構，對當地的文化、企業狀況了解更多，因此其對信貸的風險把握更有優勢。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建立多層次的金融體系，重要的一個方面是發展小型的金融機構。

《英才》：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是不是也和中國的直接融資手段太少有直接關系？

篇(6)

關鍵詞：新常態；經濟特點；經濟質量

“新常態”下，經濟的發展較以往會呈現出不同的階段特征，與此同時，經濟新常態環境下，對于提升我國經濟質量問題上也有不同的關鍵點和著手點。

一、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的特點

由世界銀行網站數據統計顯示，2010～2015年，全球GDP年增L率由4.34%下降為2.47%，中國GDP年增長率由10.40%下降為6.90%，如表1所示。并且世界重大的經濟體制和科學技術方面的創新還呈現出“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態勢。然而，我國確實已經從2011年開始步入新常態經濟環境下，并預測這樣的經濟環境將一直持續到2025年。

（一）經濟增長速度放緩

在我國經濟新常態下，增長速度由前32年9.9%的高速增長轉變為維持在6%～7%的中高速增長，大約回落了2%～3%，這是一個正?，F象。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任首席經濟學家Olivier Blanchard看來，雖然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只有7%左右，但在全球范圍來看也是很好的表現。由此可見，盡管增速放緩，但與全球經濟增速比較起來，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領先。

（二）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

前一階段時期內，我國經濟發展消耗的資源較大，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加上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進展也比較滯后，導致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在上一階段呈現出粗放性、污染性以及透支性的發展特點。然而，我國步入新常態經濟，其經濟發展方式也開始發生轉變：由以往粗放性、污染性以及透支性的發展方式轉變為科學性、可持續性以及包容性的發展方式，在發展經濟時遵循了經濟規律、自然規律以及社會規律。

（三）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

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轉變，具體體現如下。

1. 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

2. 消費比重超過投資。

3. 城鄉區域差距縮小。

4. 居民收入占比上升。

5. 由于我國勞動力、土地和環境要素成本以及匯率的上升，引起了出口競爭力的變化，我國出口增速由20%下降為5%～10%。

（四）國際市場競爭更加激烈

1. 全球經濟的供給能力尤其是中國制造業競爭的供給能力的加強。主要歸因于以下幾個方面。

（1）國際市場需求的不足。

（2）發達國家的“再制造業化”。

（3）新興經濟體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要素成本優勢相對增強。

2. 全球經濟的發展受到人口老齡化的長期影響。

老齡化會導致一個經濟體活躍度的降低，社會保障福利條件的剛性約束使得養老風險加大，從而導致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3. 紅利的減弱。

由此可見，我國經濟的外部環境在未來至少15年內將不及從前。

二、新常態下提升我國經濟質量的建議

（一）堅持增長質量導向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經濟高速增長導致經濟增長的質量問題和金融財政風險容易被隱藏和忽視，從而造成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無法落實到位。盡管經濟增長的速度由高速轉變為中高速，但如果繼續不重視經濟增長質量方面的問題，那也難于繼續下去，所以在新常態下堅定不移地以經濟增長質量為導向是必需的。

在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過程中，經濟增長的機制和環境的改變也會造成有關領域風險的累積，如房地產、嚴重過剩產業、影子銀行、地方融資平臺等。經濟增速與防控金融財政風險相適應，就是與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相適應的體現。經濟處于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過后，無論是先崛起的發達國家還是后趕超的發展中國家基本都面臨過不同類型，甚至多年以來難以恢復的金融危機。因此，防控金融財政風險這一項工作在經濟增長階段轉換的時期內尤為重要。盡管在短期內其他指標會相對落后，但只要守住底線，不發生系統性的、全局性的風險，從經濟高速增長期平穩轉入經濟中高速增長期，那么從長遠看，創造出有價值的、新鮮的經驗的可能性對于我國來說也是比較大的。

（二）把消費作為拉動經濟的第一推動力

在我國經濟新常態下，消費的比重超過了投資。我國的消費特征從過去的模仿型、排浪式轉變為現在的個性化、多樣化。政府將六大領域的消費作為推進的重點，然而由于這六大領域的消費大部分屬于新興消費品類，消費者尤為關注這些新興消費品的質量，所以這些消費品類的質量安全一旦出現問題，那消費需求必定會受到沖擊。因此，為了使消費能夠在推動經濟發展過程中繼續發揮其基礎作用，必須提高產品的質量，保證產品的質量安全，從而釋放和激發消費潛力。

（三）充分挖掘人口紅利，開發利用人才紅利

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如人口老齡化率上升，導致我國人口紅利的衰減?？赏ㄟ^采取相應措施，以達到拉長人口紅利釋放期的目的，從而減小人口紅利的衰減給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如：逐步提高退休年齡；逐步提高勞動參與率；通過二胎政策達到逐步提高總和生育率的目的等。

人才紅利，即“人口質量紅利”，以我國現有人口結構為基礎，通過教育培訓、人員流動和企業改革等相應措施去發現、培養、形成人才優勢，從而開發、利用人才紅利。

2015年年末，具有大學（指大專以上）教育程度人口為17093萬人，研究人員總規模在2015年達到3647萬，躍居世界第一。由此可見，我們可以充分利用我國這樣的人才紅利優勢，使我國經濟在新常態創新驅動下保證較高的增長質量。

（四）質量型、差異化競爭

市場競爭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國際市場競爭愈演愈烈，是我國經濟新常態下的特點之一。這就要求我國由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向質量型、差異化競爭轉變。這對我國企業和政府提出了以下要求。

企業：1. 關注消費者需求的變化；2. 提高產品的功能屬性和質量安全；3. 品牌定位差異化；4. 重視客戶關系管理，達到維護客戶忠誠度的最終目的等。

政府：1. 統一國家市場，提高資源分配率；2. 向優秀企業匯集生產要素，確保高質量產品的生產、低劣產品的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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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 經濟轉型 勞動力優勢 人口紅利期 消費黃金期

中國“十二五”規劃明確指出：“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是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是綜合性、系統性、戰略性的轉變，必須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苯洕D型將是引領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引擎。然而，面對中國經濟長期形成的結構特點，如何在有效利用現有優勢及在最低成本的基礎上實現經濟的穩步提升將是一大難題。中國未來的發展應在充分發揮傳統優勢的基礎上，走出一條將傳統要素與新經濟因素相結合的新型改革發展之路。

一、中國經濟轉型的勞動力優勢分析

充足的勞動力供應所帶來的低成本競爭優勢是中國經濟幾十年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從2003—2004年中國出現“民工荒”以來，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關于中國人口紅利進入拐點的爭論越發激烈。

1、從人口撫養比來看。中國的人口紅利期還遠未結束，至少在未來十年內中國的人口紅利期仍將延續。據國家統計局及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2009年中國的人口結構中14歲以下人口占比約為18.5%；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約為8.5%；14—65歲人口占比為73%，人口撫養比為36.9%，仍遠低于人口紅利期50%的標準紅線。據商務部針對“民工荒”問題所做的研究分析，中國的人口紅利還將持續十年左右，勞動力人口供大于求的狀況仍未改變。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的推動效應還未完全釋放，中國“十二五”規劃應該在對人口紅利可持續的基礎上制定有效政策，應該在進一步發揮人口紅利的基礎上促進經濟結構的轉型，而不應忽視現有優勢盲目推進改革。

2、從勞動力供應來看。雖然勞動力增長速度放緩，但未來十年中國的勞動力供應依然充裕，勞動力數量供大于求的優勢依然明顯。2011年3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說：“‘十二五’期間，中國城鎮每年需安排就業的勞動力約為2500萬人。其中，青年學生約1400萬，包括700萬高校畢業生，700萬的中專、技校、初中和高中畢業生；其余的1000多萬人，包括軍隊轉業人員、下崗失業再就業人員和登記失業人員。但城鎮每年實際新增就業崗位只有約1200萬?！倍抑袊B續三十年gdp的高速增長與勞動力就業人口增加之間極不協調，2000—2008年gdp增長率由8.1%增至11%，而就業人口增長卻從1.1%降至0.7%，這種嚴重的背離“無就業增長”也是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具有勞動力優勢的佐證之一。

3、從勞動力的生產力水平上看。中國勞動力生產效率還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人力資本投資的邊際利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還將保持正值，中國的人力資本投資及資本深化還將繼續。從國民經濟三大產業的發展來看，第一產業的生產力有巨大的提升空間，第二產業在政策的支持下也將會迎來發展的良機，第三產業的發展程度相比于發達經濟體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勞動力在三大產業間的有效轉移將會帶來生產效率的大幅提高。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9年底，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分別為29708萬人、21684萬人、26603萬人，各自所占的比例為38.1%、27.8%和34.1%，相比于發達國家第三產業的比例明顯偏低。隨著第一、第二產業生產力的提高，將會游離出大量的勞動力向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轉移，這一轉移將帶動生產率的提高。

二、中國經濟轉型的新因素分析

中國經濟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經濟發展水平已有很大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使經濟刺激因素已經不僅僅來自于傳統的優勢，新經濟因素的增長將為經濟的轉型注入強大的動力。

1、有利的國際國內環境為經濟轉型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條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快速發展使中國積累了強大的經濟實力，使經濟改革的基礎更為雄厚，無論是資本、技術，還是投資與消費以及基礎設施都給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2010年中國的gdp達5.4萬億美元，已躍居世界第二位；外匯儲備達2.8477338萬億美元，約占世界外匯總儲備的三分之一。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西方大國將危機源頭轉嫁于中國，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制造業地位使中國成為危機的替罪羊。同時，人民幣匯率也成為西方大國向中國發難的目標，外部的壓力、內部的動力都

使中國的經濟轉型有著良好的環境條件。

2、消費的黃金時期將為中國經濟轉型注入強大的動力。中國消費占gdp的比重僅為36%，約為美國的一半，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受制于各種因素，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已成必然。然而，未來中國的消費將會迎來一個黃金時期，極有可能超越投資與出口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中國正處于一個重要的拐點，拐點之后極可能迎來消費的快速增長。至少在未來十年，中國將迎來一個收入增長、儲蓄率降低及消費增長的關鍵時期，這將帶動中國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升級。“十二五”規劃指出要加快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國家更為重視民生，伴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社會分配及再分配的進一步合理調整和城市化水平、新農村建設的推進，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將有大幅度的提升。而且，隨著中國老齡化程度的提高，根據生命周期理論，消費將會增加，儲蓄率將會降低。

3、創新能力的提升將為中國經濟轉型提供技術支撐?！笆濉币巹澲赋鲆ㄟ^技術創新推動產業升級，“面向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發揮科技創新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驅動作用，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強化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引導資金、人才、技術等創新資源向企業聚集，推進產學研戰略聯盟，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推動三次產業在更高水平上協同發展”。“2010—2015年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將由1.75%增加至2.2%；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由1.7件增至3.3件”。創新能力帶來的技術水平的提升將為三大產業的升級及改造提供技術支撐，從而為經濟轉型奠定技術基礎。

4、服務業的發展將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推手。服務業發展水平是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及程度的重要指標，中國服務業占經濟總量約40%，這不僅與發達國家如美國的65%相差甚遠，也與印度等主要新興經濟體的55%有相當大的差距?！笆濉币巹澲赋觯骸耙淹苿臃諛I大發展作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重點，營造有利于服務業發展的政策和體制環境，拓展新領域，發展新業態，培育新熱點，推進服務業規?；?、品牌化、網絡化經營，不斷提高服務業比重和水平?！狈諛I的發展將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突破口，將有利于經濟轉型的順利穩定進行。

三、發揮兩種優勢確定經濟轉型的方向及措施

1、充分發掘勞動力優勢，進行產業鏈的高效整合，提升產業競爭力。由第一部分分析可見，中國至少在未來十年內仍將擁有勞動力人口富裕帶來的人口紅利。應充分利用這一優勢調整產業結構，進行產業鏈的高效整合，提升產業水平，從而提高在國際分工中所處的位置?！懊窆せ摹钡某霈F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過去只能到千里之外工作的富裕勞動力，現在已經可以在家鄉附近找到一份差不多或者更好的工作，這樣既消除了思鄉之苦，又規避了遷移的成本，這同時也產生了產業區域合理布局的問題。

   2、消費是經濟發展的最根本動力和源泉，是經濟發展最為持久的拉動力。應擯棄過去過分注重gdp增速的經濟發展戰略，采取多種措施重視民生問題以拉動內需：最根本的是增加居民收入，更合理地處理分配和再分配的關系，增強轉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大公共衛生服務支出；加快新農村及小城鎮建設，縮小城鄉差距；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發揮區域優勢，促進東中西部協調發展；合理控制壟斷行業人員的收入不合理增長。采取措施努力造就龐大的中產階級，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結構。

3、應用科技大力發展農業及技術創新提升裝備制造業。“十二五”規劃指出：“要推進農業技術集成化、勞動過程機械化、生產經營信息化。同時要優化結構、改善品種質量、增強產業配套能力、淘汰落后產能，發展先進裝備制造業，調整優化原材料工業，改造提升消費品工業，促進制造業由大變強。”科技進步是提升產業生產力的不竭動力，應加大對科技的投入，造就高素質的產業工人隊伍，改變過去僅依靠廉價勞動力優勢的生產模式。這一方面可以提高農業及制造業的產業競爭力，另一方面可以為服務業的發展游離出大量的富余勞動力，間接促進服務業的發展。

4、大力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加快發展生產業，促進生產業與先進制造業的融合；大力發展現代物流業，建立現代物流體系，適應產業升級的需要；培育壯大高技術服務業，提升商務服務業；大力發展生活業，積極推進發展旅游業、體育事業及家庭服務業。應加快服務業領域改革，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服務市場，完善服務政策，促進服務業快速發展。尤其是要注重在現代經濟中處于核心地位的金融服務業的發展，穩步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加快金融創新，推動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這既可以提升經濟的現代化服務水平，同時也可以吸納大量的富余勞動力，解決就業難的問題。

5、發揮地區優勢，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國經濟幾十

年不平衡的發展造成東中西部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南方“民工荒”的出現表明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的縮小，中國應抓住這一難得的機遇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因此，應加快推進新一輪的西部大開發戰略，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更加注重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及邊遠地區發展。這既有利于推進全國各地區的協調發展，也可以大幅度提高相對落后地區的居民收入水平，從而進一步推進勞動力的供應和消費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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