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社區治理中的主體定位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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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城市社區治理是實現和諧社區的基本途徑。如何搞好社區治理,是當前學術研究的熱點問題。隨著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深入發展,社區治理主體也呈多元化的發展趨勢。社區業主是構成社區的基本元素,在社區治理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當今的業主與以往的居民并不相同,對他們的管理、組織等遇到了新問題。所以應根據新情況,給社區業主一個合理的角色定位并使業主主動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這樣才能更好地進行社區治理。

近年來，我國的城市社區建設已初具規模。城市社區建設這一概念是在我國體制轉軌的大背景下被提出來的，“努力促進新的社會結構和管理體制的形成，配合人們在思想文化、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進步，重塑‘以人為本’的現代社會”。[1](p2)在新形勢下，對社區的管理不能沿襲以往的方法，由此產生了社區治理這一理念。社區治理強調的是治理主體多元化，這就把社區業主推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一、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是發展趨勢

“治理”這一提法有其獨立的豐富內涵：“作為社會——控制論系統的治理，政策結果不是中央政府行為的產物，中央可以通過一種法律，但是在隨后執行的過程中，它要與地方政府、保健機構、自愿部門、私人部門等發生互動關系，相應，后面這些制度間相互間也要發生互動。中央政府的凌駕地位不存在了，政治體系日益分化，我們生活在‘沒有中心的社會’，即以多個中心為特征的多中心國家中。政府的任務是使社會——政治活動具有能動性，鼓勵出現多種多樣的解決問題和分配服務的安排。這種新的互動模式種類眾多，例如自我管制和相互管制，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合作管理以及有企業家精神的合資企業。社會——控制論研究方法強調了處于中心的行動者進行管理時所受的限制，聲稱不再有單一的權威，替代它的是：每個政策領域特有的多種行動者；這些社會——政治——行政行動者之間的相互依存；共同的目標；界限模糊的公共部門、私人部門以及自愿行動部門；行動、干預以及控制方式的多樣化和新出現的方式。治理成了互動式的社會——政治管理方式的結果。[2](p92-94)近年來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對政府職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要求管理主體的多元化，不再是單一的政府管理。“公共管理不完全等于‘政府管理’，而意味著一種新治理。傳統意義上的公共行政強調的是政府行政或政府管理（governmentadministrationorgovernmentmanagement）。而公共管理中的管理者，不一定完全是政府，私人部門、非營利部門、非政府組織等都是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強調的是治理（governance），即由眾多行動者組成的一個關系網絡，和眾多行動者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3](p12)治理理論與新公共管理理念相結合，形成了公共治理理論。公共治理的主要特征有：“1.政府理念從統治到治理的轉變；2.公共治理主體從一元到多元的轉變；3.公共治理的研究對象有了巨大的擴展；4.公共治理機制和手段的巨大變革。”[4](p91-92)社區治理的理念來源于公共治理理念，以往是政府作為單一的社區管理主體，而現在由于政府理念的轉變，使得治理主體呈多元化發展趨勢，使除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組織、企業、社區部門和社區居民都可以成為社區治理的主體。不同主體在對社區事務的管理中發揮各自的特點和優勢，相互合作，共同為社區建設出力。如果這一套治理體系能夠良好運作，必然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這一新治理模式起步晚，在實際操作中還要一邊摸索一邊前進，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各治理主體之間職責界限模糊，甚至對自身的角色定位認識不清。在這里要重點討論的，是社區業主在社區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問題。

二、社區業主的角色定位

（一）社區業主與以往的社區居民的比較。

我們現在所說的社區業主，主要是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住房商品化之后購買房屋全部產權的購房者。舊城改造是城市建設整體規劃的重要部分，拆除舊房屋建造新房屋則是舊城改造的主要內容。新建的住房大都是商品住宅小區，城市里的社區基本上就是以這些商品住宅小區為主。小區業主與以往的社區居民相比，不同點主要表現在：

1.以往的社區居民所居住的房屋大都是單位福利分房性質，居住在一起的居民一般是在同一單位工作，彼此非常熟悉；現在的小區是商品化住房，業主購房都是個體行為，業主之間互相不認識。

2.以往由街道辦事處、居委會等機構對社區進行管理，而現在這些機構已經淡化，應運而生的業主委員會擔負起了管理社區業主的責任。

3.以往社區的公共服務由單位統一提供，現在住宅小區的公共服務由物業公司提供，物業公司根據其工作內容和性質向業主收取物業管理費。

可見，從傳統社區向住宅小區的轉變，不僅是人們的居住條件、居住環境發生了變化，更是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方式的轉變。以前實行的以“單位制”為主的管理模式隨著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新的社區形式作為新的城市基層社會管理模式，是符合經濟與社會發展要求的。

（二）存在的問題。

社區治理主體的多元化發展趨勢，對社區業主提出了要求。社區業主作為跟社區部門、物業公司具有平等地位的治理主體，理應很好地發揮自己在社區中的作用。但在實際生活中，社區業主與物業公司及其他社區治理主體的矛盾很大，此類新聞也是屢見不鮮。

從上面總結的社區業主與以往社區居民的不同點中可以看出，現在的社區業主之間沒有工作上的聯系，加之當今社會競爭激烈、壓力大、生活節奏快，人們總是很忙，人情淡漠，對于自己所居住的社區的其他成員更是不會主動去結識交往，這就造成了社區業主之間聯系不緊密，缺乏把自己當成社區治理主體的覺悟。業主委員會是指由物業管理區域內業主代表組成，代表業主的利益，向社會各方反映業主意愿和要求，并監督物業管理公司管理運作的一個民間性組織。業主委員會的建立是社區自治發展的標志，但由于起步較晚，發展時間短，很多方面還不成熟，而且業主委員會是民間性組織，號召力似乎不強，許多業主對于委員會的職能性質都不了解，支持委員會的工作就更無從談起了。物業公司為社區提供公共服務，也是社區治理主體之一。目前社區里的矛盾問題，最集中的就是業主與物業公司之間的矛盾，往往是業主認為物業公司在收取了較高的物業管理費之后并沒有提供相應的服務，于是拒絕繳納以后的物業管理費；物業公司則認為他們收取的管理費都不足以維持公司的正常運轉了，這樣一來，后果一般是物業公司不再為社區提供公共服務，社區環境變得越來越惡劣，業主深受其害。

（三）社區業主的角色定位。

矛盾問題已經不容忽視了，那么業主在社區治理中究竟扮演著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呢？既然前面已經提出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的發展趨勢，毫無疑問，業主是社區治理主體之一，與物業公司及其他社區部門有著平等的地位。但在實際操作中不能發揮出業主應有的作用，這促使我們對社區業主的角色定位進行反思。

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是社區治理理論的組成部分，將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必然要經歷一段磨合期，在此期間可能會產生很多以往沒有遇到過的新問題。“綜觀我國城市社區治理模式的發展與演變，可以將其概括為三種模式或三個階段：1.行政型社區——政府主導型的治理模式。2.合作型社區——政府推動與社區自治結合型的治理模式。3.自治型社區——社區主導與政府支持型的治理模式。我國城市社區建設由第二個階段向第三個階段的發展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5](p136-137)在這個發展演變的過程中，社區業主對自身的主體地位缺乏足夠的認識，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傳統管理模式的影響。在以往的社區管理模式中，社區居民是被管理者，是接受政府管理的一群人，人們在思想上已經形成了對管理者的依賴。現在的社區沒有了所謂的上級管理者，更多的是靠自己進行管理。而靠自己進行管理，又沒有明確的管理方法和標準，于是更多的人選擇不管理，對公共事務不聞不問，至于私人的事情，自己管自己的，別人也無權過問。這樣一來就導致了社區業主對社區事務的普遍不關心，即使出現了會影響到自身利益的問題，只要他人也遇到同樣的問題，就不會主動去尋求解決方法，從眾心理在這里起到了很大作用。還有就是單位制解體，盡管凸顯了人們的自主性和個性，但也會造成人與人之間聯系的不緊密，住在同一個社區的人們缺乏內聚力，對社區公共事務漠不關心也就不足為奇了。業主委員會無法發揮更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得不到業主們的理解和支持，當然其根源還是前面提到的社區業主之間缺乏內聚力。同時，其他社區治理主體的職責界限模糊，對自己應負的責任認識不清，責任意識不強，也是導致很多問題無法妥善解決的原因。

問題的產生也許是在磨合期間無法避免的，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就成為了過渡的關鍵。既然現在社區業主不能很好地發揮其作為社區治理主體的作用，那就應該在實踐中將其定位在一個還不能夠達到治理主體水平，但正在向著治理主體前進的位置。在實踐的過程中努力將業主群體往治理主體的方向引導，并讓其認識到社區事務與自身利益有著密切關聯性。

三、努力引導社區業主發揮其治理水平

將社區業主放在一個還不能夠達到治理主體水平，但正在向著治理主體前進的位置，這就需要我們在實際操作中采取相應的措施，將業主向治理主體引導。

（一）強化業主委員會在社區中的作用。

我國傳統的管理模式是由上級機構管理社區居民，而且人們的思想方式受其影響很深。既然這樣，完全可以順應這一思維方式，提高業主委員會的地位，強化其作用。業主委員會雖然是民間性組織，也不是對社區的業主進行上對下的管理，但它是代表業主利益的組織，所做的工作都是在維護業主的合法權益。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強調業主委員會的組織功能，委員會是通過民主程序推選出來的業主代表組成的，跟大家是同樣平等的身份，這就不會出現以前管理模式中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隔閡。業主們有什么困難，遇到了什么問題，都可以向委員會反映，委員會幫助業主解決問題。在這一點上，業主委員會可以填補在沒有了傳統管理者之后人們心理上的缺失，業主們通過委員會解決了困難與問題，自然會感激業主委員會，在心理上對其產生認同后，要擁護委員會就是順理成章的了。所以，業主委員會必須強化自身在社區治理中的作用，當業主們還對自己的治理主體地位認識不清時，業主委員會就應該站出來，代表廣大業主發揮治理主體的作用。

要做到這一點，首先社區中要選出大家都信賴的、人際關系較好的、熱心為大家服務的業主代表來組成業主委員會，組成之后要建立一套業主委員會運作的規章制度，切忌三分鐘熱情，要切實把每項工作都落到實處，并一直堅持下去。其次要加強業主委員會與廣大業主的聯系，獲得業主的支持。這一點在實際操作上有很大困難，由于前面已經說過的一些原因，很多人都對所居住社區的公共事務漠不關心。還是必須依靠業主委員會自身勤做工作，不能只是在產生問題和發生矛盾時，委員會才能證明其是存在的，必須在日常生活中時時處處體現出業主委員會的存在。

（二）加強社區業主間的內聚力。

社區業主的內聚力不強，是業主不團結，對社區公共事務不關心的根源。如果在這方面有所強化，許多問題解決起來會更容易。由于工作、生活上的差異，社區業主也許很難在同一時間聚集到一起，這也給他們的溝通造成了一定困難。加強業主之間的聯系，可以先從老人和孩子著手。退休在家，平時無事可做的老人們完全可以加強聯系和溝通，業主委員會可以組織老人們參加一些有益身體健康的活動，加深對其他人的了解和熟悉，老人之間互相來往多了，會影響整個家庭與其他家庭的來往，慢慢地就可以把業主們聯系起來。孩子們也是，平時經常在一起玩，家庭之間的聯系自然就會越來越緊密。社區業主之間的聯系緊密了，內聚力自然就會加強。業主們對社區公共事務就不會再抱著漠不關心的態度，而是真正感覺到自己是這個社區的一分子，社區的大小事務都與自己息息相關，也樂意參與到社區的管理中來，負起自己那份責任，這樣，社區業主達到社區治理主體的水平就指日可待了。要加強社區業主的內聚力，要做的還有很多，而且這肯定是一個需要花費較長時間的過程，不能操之過急。

（二）業主應加強與物業公司的互動。

物業公司為社區提供公共服務，是當前的主流。盡管物業公司是企業，但由于其主要業務是為社區提供公共服務，如垃圾清理、安全保衛、綠化維護、車輛管理等，收取的物業管理費也在業主可以接受的范圍內，所以物業公司是為社區業主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是社區治理主體之一。當前普遍存在的業主與物業公司的矛盾，很大部分還是由于物業公司自身不完善，提供的實際服務與承諾時的標準不相符，收取費用與提供的服務不相符等。由于物業管理的質量與業主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特別是經濟上的聯系，使得業主與公司之間的問題十分復雜且敏感，一旦出了問題，雙方都不愿意承擔責任，致使本來也許并不嚴重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原本可以協商解決的矛盾也變得不可能解決了。當前我國的物業公司發展較快，但良莠不齊的現象也很突出。社區要找到一家負責任講信用的物業公司并不容易。撇開客觀因素，業主自己應該做到的，是重視最初與物業公司簽訂的合同，嚴格按照合同擬訂的標準執行，如果物業公司日后提供的服務沒有達到合同上規定的標準，業主應堅決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在物業公司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業主應時常監督物業公司的運作，及時溝通，出了問題立刻解決，盡量不要拖延，以保證問題能盡早得到解決。業主與物業公司的互動加強了，一些潛在的發生矛盾的可能性就能夠被消除，雙方都深入了解對方，就可以更好地合作。物業公司與業主都是社區治理的主體，所以就應該相互尊重，相互監督，做好自己應該做的，出現矛盾問題盡快通過協商解決。當然，企業性質的物業公司是以盈利為目的，在經濟利益與提供的服務之間找到平衡點也非易事，所以業主們在監督物業公司工作上必須付出更多，而一個有威信和號召力的業主委員會就可以替業主們擔負起監督物業公司工作的責任，這也證明了社區里建立一個有威信有號召力、負責任，能真正代表業主的業主委員會的重要性。

（四）政府為社區建設提供外部支持。

政府是傳統的社區管理主體，在當今治理主體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下，政府的作用仍然很大，特別是在我國。政府應該為社區建設提供一些外部支持，“社區的人力、物力、財力有限，政府必須協助社區解決工作中遇到的難題，特別是要解決區內居民的就業問題。為了將社區內黨政組織、企事業單位組織、社會團體這三類組織統一調動起來，使之為整個社區的利益和目標而共同努力，需要政府擔當起協調者的角色，理順城市社區各行各業之間的關系”。[6](p135)社區其他治理主體都是通過政府授權才可能成為治理主體的，所以政府在社區工作上起到的總領性作用是無可取代的。政府為社區建設提供外部支持，相當于減輕了業主的負擔，使得他們能夠更好地看清自己的定位，明確自己的責任。政府還應在政策和法律制定上為社區建設提供良好的大環境。對物業公司的監督管理應該有法可依，一些社區部門目前還沒有法律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這些部門的發展，政府應該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出有利于社區健康發展的政策和法律，這同樣也有助于社區業主認清自己的角色定位。

綜上所述，社區業主作為社區治理主體之一，在當前還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為治理主體的作用。因此，應該在實踐中逐步采取措施，引導社區業主認清自己的角色定位，明確自己擔負的責任，強化其責任意識，使其主動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促進社區建設快速穩定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嚴浩.我國城市社區發展政策研究[M].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02.

[2]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3]張成福,黨秀云.公共管理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4]滕世華.公共治理視野中的公共物品供給[J].中國行政管理,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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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社區治理體制下的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

1、居委會面臨新的困境

目前，深圳市基本形成了“居站合一”（即居委會和社區工作站實行“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和“居站分設”（即居委會和工作站完全分開）等兩種社區治理模式。理論上，社區工作站的設立似乎可從制度設計上解決居委會的行政化問題，緩和日趨緊張的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矛盾。但實踐中，新的社區治理模式中的居委會又面臨了新的問題。

第一，“居站合一”模式的尷尬。理論上，設立社區工作站后，居委會不再承擔政府職能，可以真正通過選舉產生，專心開展社區自治。然而，實踐中深圳市的幾乎所有居委會組成人員完全都由社區工作站工作人員兼任，他們在時間和精力上更多的是放在完成上級任務上，社區自治功能仍難以發揮。“居站合一”模式所反映的政府天然代表全體居民利益的思路，無疑又回到了計劃經濟下傳統意識形態的宣傳公共權力系統天然代表全體人民的老路子，否則“居站合一”模式就會產生自我矛盾。因此，從制度設計上來看，這樣的制度安排很難說是成功的。

第二，“居站分設”模式的尷尬。目前，深圳市只有鹽田區完全實行“居站分設”，這種模式在實踐中也不盡如人意。首先，社區工作站和居委會徹底分開以后，二者的角色定位存在問題。社區工作站不但承接了政府下達到社區的各項工作，而且承擔了部分本應屬于居委會職責范圍內的工作；而居委會雖然不再承擔行政工作卻又暫未能擔當起“群眾性自治組織”的角色；其次，部分居委會在社區自治的制度模式下開展社區服務，難以實現自負盈虧。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居委會資金來源存在困難時，工作如何實現良性運作？再次，由于居委會主任及委員們缺乏工作的熱情、動力和民主的習慣，居委會難以真正運作起來。部分原居委會成員在居委會脫離政府“管制”之后，表現出明顯的不適應，甚至有某種失落和無所適從感。

第三，面臨被邊緣化的可能。在“居站分設”的情況下，居委會不再承擔行政性工作，與業主委員會一樣應該同屬于群眾性自治組織。但現實情況是，居委會聯系群眾的功能似乎被抽空了，居委會存在被“邊緣化”的可能，一些住宅小區業主委員會的影響力大于居委會就是最好的說明。有學者指出，業主委員會在維護居民利益、推動社區自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僵化的街道——居委會體制形成了很大沖擊，如果居委會還不實現自治功能的回歸，就有可能被業主委員會“擠垮”。

2、業主委員會對社區治理的影響

隨著住房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物業管理的興起、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以及居委會自治能力的缺失，擁有住宅私有產權的業主成為了現代社區的真正主體，業主的社區自治要求日漸增強，并呼吁成立業主委員會甚至業主聯合會。在這樣的背景下，組織化、專業化的維權組織的成立就成了業主的必然選擇。

盡管業主委員會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組織，且其自身運作還有很多不規范的地方，但它作為一個新型的社區組織，在社區內的地位、作用及扮演的角色對社區居民、居委會乃至整個社區治理結構的變革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業主委員會的產生與發展不僅改變了原有的城市社區治理結構，而且還推動了社區治理體制改革的進程、為發展基層民主提供了新思路、增加了社區組織關系的復雜性。

二、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關系的現狀及癥結所在

1、二者關系的現狀

面對業主委員會的興起，有人開始懷疑居委會存在的必要性，要求改革原有社區體制的呼聲不斷，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之間的潛在沖突也隨時間的推移日漸顯現。由于居委會角色錯位，難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居民開始繞開居委會尋求新的利益表達渠道。

業主委員會代表全體業主的利益，但其法律地位的不明確直接影響了業主委員會的運作與業主維權的開展。業主委員會還經常受到房管部門的行政干預，這些部門本該行使對業主委員會的輔助工作，但由于業主委員會法律地位不清，這種行政輔助行為就往往演變成一種行政確認行為；反過來政府的行政干預又更加模糊了業主委員會的法律地位。因此，當物業公司和開發商欺騙和損害業主利益時，業主委員會很難以合法組織的身份去捍衛業主利益，其共同利益表達和權利維護的功能受到限制，從而不得不時求助于居委會。業主委員會一方面依賴居委會，另一方面又不斷挑戰居委會，而居委會角色的錯位使其不可能避免地卷入小區內部業主委員會與物業管理公司以及房地產開發商之間的利益紛爭，其“裁判員”身份受到業主質疑，甚至最后成了業主攻擊的對象。

隨著社區工作站的成立，由于社區工作站承接了社區居委會原有的社區資源，作為“準政府組織”的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摩擦開始部分地轉為社區工作站（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之間的矛盾，其矛盾的中心集中體現在業主委員會的成立、社區資源、社區治理權、在社區治理中的地位等方面。由于目前居委會并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自治組織，其作為社區自治組織與業主委員會的矛盾還沒有完全凸現。現實中，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矛盾仍表現為行政權與自治權的矛盾。由于《指導規則》明確規定居委會領導業主委員會，使得二者之間已經存在的矛盾更為尖銳。

2、現階段的主要矛盾

現階段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矛盾可歸納為幾個方面：

（1）圍繞業主委員會的成立而產生的矛盾

深圳市多數業主委員會從成立開始，就難以得到居委會的支持。一方面法律上，《指導規則》出臺后，業主委員會的成立必須得到居委會的支持，否則難以召開首次業主大會，更不用說備案成立業主委員會了。另一方面現實中，目前居委會仍或多或少的以“政府”的身份參與社區治理，為了減少業主委員會成立以后所帶來的“麻煩”，居委會往往不支持小區成立業主委員會，甚至以各種借口延緩或阻止其成立業主委員會。

（2）圍繞社區資源而產生的矛盾

社區資源包括許多方面，如居民支持、辦公用房、活動場所、政府的社區政策等等，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居民支持。首先，居民支持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居委會和業主委員會發展的前途命運，離開了社區居民的支持，任一社區組織都難以在社區繼續生存。由于居委會長期以來“行政化”的色彩過于濃厚，居民對它的認同非常脆弱。當代表著居民根本經濟利益——房產——的業主委員會出現時，居委會與居民之間那種脆弱的關系遭到了嚴重威脅，這使得居委會對業主委員會有一種本能的敵視。其次，在深圳，隨著社會分化越來越細，社區成為獨立的發展實體，社區的可用資源與辦公用房、活動場所等越來越緊張，生存在社區內的各種組織必然為爭奪社區資源而展開激烈的競爭，這種競爭也導致了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矛盾的深化。再次，當前政府的社區治理體制明顯對一貫具有“行政化”色彩的居委會有利，其他社區組織則難以獲得同樣的待遇，尤其是業主委員會。當政府的社區政策的天平明顯向居委會傾斜時，業主委員會的不滿情緒進一步被激化，業主委員會與居委會的矛盾也由此加深。

（3）圍繞社區治理權而產生的矛盾

如果社區內同時存在居委會、業主委員會等部分功能重疊的組織實體，它們之間必然存在功能上的矛盾與沖突，并且必將隨著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日趨激烈。例如，以業主為中心的物業管理模式和以居委會為中心的行政管理模式之間的矛盾；以財產關系、利益關系等為紐帶的居民自治組織——業主委員會和傳統的街道、居委會行政管理組織之間的矛盾。

盡管國務院2003年制定的《物業管理條例》允許業主大會制定、修改物業管理區域內公共秩序和環境衛生的維護等方面的規章制度，并由業主委員會選任物業管理公司具體執行。但按照《居委會組織法》，居委會負責協助政府或其派出機關維護社會治安和與居民利益有關的公共衛生。這種法律上對社區治理權的不合理安排，造成實際操作中的混亂。

（4）圍繞著在社區治理中的地位而產生的矛盾

在社區治理體制改革過程中，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圍繞社區治理地位問題也產生了矛盾。從居委會的角度來說，理所當然地把社區治理歸為自己的份內事，認為自己是社區治理的主體，理應在社區治理中占據主導地位，業主委員會應聽命于居委會或直接成為居委會的附屬機構。而業主委員會則認為居委會代表政府對社區行政事務進行管理，社區依靠居委會達不到有效的自治，自己才是居民的真正代表，而不是居委會的附屬機構。居委會要求把業主委員會納入其管理框架內，而業主委員會則要求有獨立活動的保證，圍繞著雙方在社區治理中的地位問題，二者展開了激烈的較量。

而《指導規則》和《深圳經濟特區物業管理條例》對業主委員會的法律地位和權益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相反加緊了對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的控制，如三級管理即市（區）主管部門、街道辦、社區工作站或居委會共同管理的模式，并將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納入街道辦、社區工作站或居委會的領導之下。雖然業主要求成立業主委員會進行維權的沖動不斷高漲，但由于現行的相關法律法規以及政策的約束，業主委員會存在“成立難、維權難”的問題。這是行政權力擴張與民間自治權試圖尋求發展之間的沖突。如何合理定位二者關系成了社區治理體制改革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關系的合理趨向

治理理論為解決上述問題、重構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關系供了一個新的視野。治理理論強調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其主體既包括政府，也包括第三部門（ThirdSector）或非政府組織（NGO）、企業及社會自愿者，是多個主體針對社會公共事務而開展的分工合作協商的共治過程。

1、創建合作互動型關系

當前學者和政策研究者對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定位問題的幾種主要觀點，包括用業主委員會取代居委會、將業主委員會納入居民委員會之中、將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合二為一、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二者間形成競爭關系、居委會暫時代行業主委員會的職能等等。但筆者以為：雖然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有部分功能的重合，如公共衛生和社區安全管理方面，但二者在權利來源、管理邊界、職責功能、代表主體等方面都有明顯差異。二者在功能方面是互補的，所以二者并不可以相互替代或者合并。此外，二者之間競爭、沖突的關系也不可取，因為從法律地位和代表性來講都不具有對等性。

筆者認為，應建立互相合作、依賴互動為特征的合作互動型關系，以緩和社區矛盾，暢通利益表達渠道，構建和諧社區。事實證明，無論是居委會，還是業主委員會，都無法擁有獨立解決所有問題的能力。“不論是公共部門還是私人部門，沒有一個個體行動者能夠擁有解決綜合、動態、多樣性問題所需的全部知識與信息，也沒有一個個體行動者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去應用有效的工具。”每一個社區組織都必須通過與其他社區組織交換信息、資源，通過相互合作來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

在以居委會為單一社區自治主體的社區治理體制下，居委會難免淪為政府的附庸，政府的行政管理通過居委會滲透到社區的各個方面，居委會難以擺脫其“行政化”的宿命，社區自治實質上被政府的行政管理所代替。所以，當前進行社區治理體制改革，應該在確立以社區自治為基本價值導向的基礎上，把改革現有的居委會與開發社區內其它自治資源結合起來，組成社區的自治管理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各社區組織通過密切合作來實現社區治理的目的，其中居委會負責社區公益性事務，業主委員會管理與物業或財產有關的事務。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作為社區內較為重要的兩個組織，共同構成這個自治管理系統的核心，建立合作互動的新型關系，共同構筑良性的合作型社區治理架構。

在這種良性的合作型社區治理架構下，社區治理將會在社區組織間的相互交流與合作中達到“善治”。這一新型關系不僅有利于集體選擇和集體行動的開展、有利于自下而上的居民參與，而且還有利于降低治理成本，從而構建和諧社區。

2、合作互動型關系的實現途徑

（1）還權于民，合理定位國家與社會關系

根據治理理論的要求，從國家與社會層面看，應變過去的垂直式的行政隸屬關系轉為橫向的相互協作的伙伴關系，構建一種新型的社區組織網絡模式。

其一，堅持規模原則、民主原則、責任原則和理性原則相結合的社區治理原則；其二，實現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其三，確定政府在社區治理中社區建設顧問而不是控制者的職責。變過去的行政上下級關系為橫向合作的伙伴關系。政府根據居民需求制訂社區發展的總體規劃和專項規劃，社區組織負責具體實施。

（2）加強制度建設，明確業主委會法律地位

有關部門應盡快組織對《居委會組織法》進行修改和完善，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基層社區組織的性質、功能和建設的目標，實行政社分開，為建設和諧社區提供法律保證。2007年9月通過的《深圳經濟特區物業管理條例》沒有對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的性質和法律地位作出應有的規定，業主大會及其執行機構業主委員會是代表和維護業主在物業管理活動中公共合法權益的群眾性自治組織，應該通過立法規定可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成為公益性社團法人。這樣定位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不僅是我國公民社會發展的必然，也是解決物業管理服務市場諸多問題的迫切需要。

（3）還原居委會的自治功能，健全溝通機制

首先，還原居委會的自治功能。構建良性的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關系，必然先要求加強居委會的獨立性，把居委會從行政體制的束縛中獨立出來，還原其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本來面目。政府可以采取購買服務的辦法，通過項目管理和契約管理，由社區工作站承接政府下沉的一些事務性、操作性的工作以及從居委會剝離出來的工作；居委會則回歸其“本位”，實行自治，負責收集社情民情，開展社區服務，調解居民糾紛等。

其次，要明確界定社區各組織的職能范圍。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職能范圍界定是雙方構建良性關系的基礎。社區管理中屬于物業管理的內容，如治安、清潔、衛生、綠化、車輛停放等事務可以逐步由業主委員會通過合同委托物業管理公司管理，而居委會則集中于社區居民事務管理與協調上，并發揮主導作用。“居站分設”是實現社區自治、理順社區組織關系的前提。要制定法規嚴格規定居委會、社區工作站各自的職責范圍，不能貪圖一時的方便，而重新讓居委會陷入行政事務的泥潭，慎防將居委會再次變為社區工作站的再派出機構的“怪圈”。

再次，構建社區組織間的協調機制。社區組織間的協調機制的構建是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關系改良的重要條件，沒有一個制度化的社區組織協調機制就不會有良好社區治理體制。只有構建好制度化的社區組織協調機制，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才能增強合作，社區體制改革才有可能成功。在構建制度化的社區組織協調機制時，要擺正政府在社區治理中的位置。政府相關部門的職責是實現調控、制定公平合理的裁判規則，而不是過多的介入。政府只有放松對社區組織的管制，讓社區各組織自發調整彼此的關系，社區組織關系才能得到較優的組合，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之間的良性關系才能實現。

最后，要理順社區自治組織與政府的溝通機制。目前社區治理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社區各組織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極不平衡，其中業主委員會、物業管理公司與政府的溝通尤為欠缺。政府應高度重視這一問題，盡量保持與社區各組織之間的平衡關系，使社區各組織協調發展，這才能有利于社區自治的實現。為此，政府要主動完善回應機制。深圳市南山月亮灣片區設置人大代表工作站的做法可供“居站分設”之后社區自治組織如何行使職能作參考。這樣社區自治組織在收集到居民意見之后，就有了一個良好的溝通渠道，即通過人大代表向政府反映民意，居民與政府形成良性互動，也強化了政府對居民問題的回應。

四、結語

篇(3)

【關鍵詞】網格化管理 社區自治 公共利益 定位

近年來，基于城市管理數字化、技術化的社區網格化管理悄然興起，被政界和城市管理者看作一種新的社會治理方略。然而，網格化管理作為社會管理創新的一種新模式，還有很多值得我們研究和探討的地方。

網格化管理概念

網格本是計算機術語，指利用互聯網把地理上廣泛分布的各種資源連成一個邏輯整體，為用戶提供一體化信息和應用服務，以最充分地實現信息共享。網格有著資源共享、協同工作、開放、動態等優點。社區網格化管理試圖把上述優點移植到具體的管理實踐中，它和傳統的社會管理方式相比較，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打破了城市管理部門與行政區劃之間空間的界限，因此網格化管理具有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管理服務高效等特點。

關于網格化管理的概念，各地在實踐中有著基本一致的看法：城市網格化管理就是以社區、街道為基礎，在其管理區域內，把1萬平方米左右的區域劃為一個單元網格，在此基礎上建立城市網格的信息管理系統，最終實現對社區和街道的管理。

網格化管理的運行機理

傳統的城市管理體制存在著很多問題，如政府部門各自為政、職責不清、權責不明、工作效率不高等等。那么如何形成一個部門之間相互協調的聯動機制，是城市社會管理創新面臨的嚴峻考驗。網格化管理恰恰在此方面有其優勢，它是一種整體性運作模式。首先網格化管理提出了統一規劃、市區聯動的工作思路，形成發現、立案、派遣、處置、核查、結案等一套完整有效的工作程序。其次，網格化管理一般實行市區兩級分工、監管分離的體制。市級負責監控和協調，區級負責具體運作。兩級都分別設立指揮中心，減少了問題上報的很多中間環節和管理層級，大大縮短了處理問題所花費的時間，從而提高管理和服務的效率。最后，網格化管理正是從基層社區管理服務中遇到的政出多門、條塊分割的矛盾出發，理清基層社區和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職能，明晰職權，同時把社區的管理職能直接下放給每一個社區單元網格，明確網格負責人的職、責、權，并建立有效的監督和評估機制，理順市、區、網格之間的關系。

社區實現網格化管理開始試點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然后被移植到全國各地，始終帶有很強的政府主導色彩。首先，從一開始網格化管理就被政府大力推崇和看重，并把它作為解決當前社會問題、緩解社會矛盾的靈丹妙藥。其次，從網格化管理的主體來看，雖然網格存在不同性質的“多元行動主體”，但政府主體明顯處于主導地位。具體來說，網格化管理的主體主要包括街道辦事處公務員、社區工作者、社區黨員和社區志愿者，但他們在網格管理中的地位卻是不一樣的。由于政府部門擁有較豐富的公共資源和較大的公共權力，所以在網格管理中自然處于主導性地位，社區工作者雖然是網格管理中的主要力量，但他們只是負責執行政府主體的任務安排，至于其他志愿者則只是輔的角色了。

網格化管理存在的問題

政府主導帶來的運行成本問題。網格化管理是社會轉型期的產物，它是為了應對當前日益多發的社會和個人極端事件而產生的，是一種將基層社區組織與政府公共服務系統相結合的管理模式。然而，社區網格化管理的運行也潛藏著行政成本膨脹的風險。由于網格的面積比較小，這樣每個社區就需要分成多個網格，而每個網格都需要配備一定數量的政府公務人員和社區工作人員，這就大大增加了人力運行成本。同時這種管理模式需要從市級政府、縣區政府直到街道辦事處增設各級網格管理指導中心辦公室，從而增加了機構的數量。最后，網格化管理需要以信息技術作為依托，需要增設大量的設備，投入很多物質資源，并需要相應的維護網絡正常運轉的資金注入。

網格化管理可能制約著社區自治的發展。當前社區管理日益呈現行政化趨向，政府權力直接下沉到社區，壓縮了社區自我管理的空間，并從上至下對社會組織實行再組織化，導致社會空間行政化、社區組織行政化、社區事務行政化。而網格化管理則加劇了這一現象，使政府權力從社區進一步深入到居民家中，每一個家庭，甚至每一個人都完全置身于政府權力的控制之下。“政府行為的全面回歸，不僅使公共服務輻射到社會各個領域，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行政強制的傾向”①就這個角度來說，網格化管理這一實踐模式總讓人有一絲隱憂：政府似乎只是為了實現全面控制而介入，而不是為了發展社區自治而介入。

網格管理的泛化問題。社區網格化管理之所以受到城市管理者的青睞，主要源于地方政府強大的維穩壓力。決策者們認為網格化管理可以彌補原有社區管理模式的不足，提高社會管理水平。但隨著網格化管理這一新的社會管理模式的實施，“就網格化的功能而言，已經被泛化到可以解決任何問題的地步，似乎與黨的系統和政府系統相關的所有問題都可以通過網格化來解決，網格化的范圍被大大泛化。”②當城市管理者把解決問題的希望寄托在網格管理時，他們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的動力就會減弱。而政府職能轉變才是解決社會問題、加快社會管理創新的根本所在。網格管理泛化的另一個表現是各地網格管理的程式化嚴重。對于這一管理模式，各個城市爭相移植，不管它是不是符合本地實際，也不對其進行因地制宜的改變。

網格化管理中政府職能的定位

政府應該為社區和街道提供服務而不是控制它們。該如何理解政府責任？新公共服務理論中有這樣一種觀點：“公務員日益重要的角色就是要幫助公民表達并滿足他們共同的利益需求，而不是試圖通過控制或掌舵使社會朝著新的方向發展。”③因此筆者認為政府負責應該包括整合社區內各種資源，建立網格化管理的信息共享網絡；完善社區網格內基本醫療服務設施；協調物業公司完善社區網格內基本的文化娛樂設施；引導網格內自發性群眾組織等等，而不是直接告訴居民該怎么做、要怎么做。市區兩級政府和街道辦事處不能把網格化管理當成能夠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藥方，更不能把其作為控制社會基層的手段，而是要遵循社區發展的自然規律，不能按照政府意愿改變社區的發展方向。政府要給社區提供服務，尊重社區的行動選擇。政府要與社區居民、社區管理人員和社區志愿者一起，共同協商解決居民所面臨的問題，為社區居民排憂解難。“政府角色從控制轉變為議程安排，使相關各方坐到一起，為促進公共問題的解決進行協商、提供便利。”④

公共利益是目標而不是副產品。網格化管理最初本是城市管理者為整合社區資源，構建社區信息共享平臺引入社區管理中的，但其隨后的遍地開花則更多的是基于維穩的需要。或者可以這么說，政府在推行網格化管理時首先想到的是排查社會隱患、解決可能影響社會和諧的潛在問題，不讓自己管轄區域出現管理盲點。如果說考慮到了社區公共利益的話，它可能就是一種副產品，而不是真正的目的。

社區公共利益指什么？首先，它指向社區內提供的公共醫療服務是不是能夠滿足居民的需要；其次，它指向社區內的基本娛樂設施、場地能否滿足居民的需要；第三，它指向社區能否提供一個安全舒心無污染的生活環境，讓居民從單位下班回來感受到溫暖；最后，它指向社區居民所能享受的自由生活和自由表達的空間。凡此種種，都是政府在社區管理中需要營造的。可能由于現實的制約，有些社區公共利益很難完全實現，但它是目標，至少是努力的方向。政府在社區治理中，包括網格化治理過程中首先要把這些公共利益的實現作為目標，如果有維穩的考慮，應該把維穩作為實現公共利益的途徑之一，而不是相反。

把社區自治作為網格化管理的目的。網格化管理只是社會轉型期的產物，它產生于社會矛盾多發的今天有其必然性，然而社區治理的最終目的是自治，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網格化管理只是社區治理步入一個特殊時期的產物，不是道路終點。在這方面，政府要有前瞻性，要充分認識到網格化管理的局限和未來，正確進行政府職能定位。

（作者為焦作大學法律與政治學院講師；本文系2012年度河南省政府決策招標課題“河南省加強社會管理創新問題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①渠敬東等：“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基于中國30年改革經驗的社會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第123頁。

篇(4)

論文關鍵詞：社區教育；管理創新

社區教育是一項涉及到居民群眾學習利益訴求的社會事業，社區教育管理是社會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管理創新的理念，不僅對社區教育管理創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對社區教育管理創新指明了基本思路與發展路徑。

一、社區教育管理的理念創新

理念是事物本質的抽象，在認識事物中具有先導、指導的作用。而這里所說的理念創新，又主要指關于社區教育管理的本質，管理者之間、管理與被管理者之間關系及價值的詮釋與定位。

結合我國的國情和社情、民情，在社區教育管理中，究竟要創新并樹立哪些新的理念呢？筆者以為：

一是要樹立多元主體的理念。政府、社會、市場都是推動一個國家、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又是互相平等的主體。要從歷史上單純重視政府作用、單純采取行政管理、輕視社會主體作用、排斥市場取向的傳統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樹立多元主體的理念，從一元獨進向多元協同管理轉變，這是適應時代要求、與時俱進的理念創新。

社區教育管理，要改變過去單一行政管理的狀況，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把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看作相互平等的主體，樹立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的思想，居民是社區教育真正的主人，要尊重居民群眾的首創精神，相互平等尊重，確立共同愿景，努力實現共同目標。

二是樹立公共治理的理念。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治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治理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它主要通過良性互動、合作協商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治理所擁有的管理機制，主要不是依靠單一政府的權威，而是多元主體合作的權威；其權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單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社區教育原本就帶有較大的自治色彩，是居民群眾自發參加、自主管理、群體享受的事情，因此，在社區教育中，引進治理的理念，既有現實的民眾基礎，又有很好的發展前景。治理當然包含管理的意涵，但治理是在主體之間平等尊重理念指導下所實施的行為，只要居民群眾真正發動起來，集思廣益，獻計獻策，就能開創社區教育的新局面。

三是樹立社區教育主體性發展的理念。根據科學發展觀的精神，筆者理解，以人為本，就是以民為本、以發展為本，居民是社區發展的中心，社區發展的主體，社區發展的目的。社區教育原本就是群眾性、平民化的教育事業，為了居民，依靠居民，成果惠及居民。只有切實提高居民的認知度、認同度、參與度，居民廣泛發動起來了，參與到社區教育中來了，居民的智慧力量貢獻給社區教育，把社區教育辦成為居民滿意的教育，社區教育才能實現其可持續發展。沒有居民積極主動的參與，社區教育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四是樹立管理即服務的理念。領導就是服務，管理也是服務，服務居民是社區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目的。發展社區教育是為了居民，居民自己的事情，要支持居民自己來管，而不是只靠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的管控。政府也好，教育及相關部門也罷，辦好社區教育，從本質上講，并不是一個恩賜，而是一種服務，一種服務惠民。如果居民不能從社區教育服務中得到實實在在的素質提高、學習快樂、精神享受，社區教育就是南轅北轍、本末倒置。

二、社區教育管理體制的創新

在我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下，傳統的管理理念往往把政府視作惟一的主體，帶有較大程度的行政指令色彩，具有自上而下管制的內涵，而被管理者則是政府的附屬，兩者在管理中的地位和價值存在著不言而喻的不平等。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日趨完善，隨著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日益深化，政府行政管理必須與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社區管理與單位管理有機結合，綜合運用多種管理手段，逐步形成管理與服務融合、有序和活力統一的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新思路、新模式。

我國的社區教育，經過十多年的實驗探索，業已形成“政府統籌領導，教育部門主管，有關部門配合，社會積極支持，社區自主活動，群眾廣泛參與”的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的新格局，為社區教育管理改革創新奠定了制度基礎。

要深化社區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創新，下一步要著力研究解決的問題是，政府作為社區教育的領導主體，如何創新執政的理念與方式，從直接管理、具體管理中解放出來，著力培育并發揮社會組織、自治組織作用；社會、社區要成為一個主體，如何改變目前組織化程度以及素質均不夠高的現狀，提高參與管理的素質與能力，從配角變成主角，從而取得與主體地位相稱的話語權；社區教育本質上是一項公益性事業，而市場則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私益性行為，但公益并不等于無償或免費，如何在公益性和私益性之間找到恰當的結合點，適度引進市場機制，促進社區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如何進一步從制度體系、政策法規方面，明確規范政府、社會、市場幾個主體的權利義務與職責功能，都需要假以時日予以解決。

管理不是控制，但也不是不要管理。在體制改革、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許多社會成員從單位人變成社區人，經歷了或正在經歷著依附—游離—組織的變化過程，管理和秩序是必要的。但管理的理念與價值觀需要變革更新，在平等尊重引導的觀念指導下，幫助與支持人的發展。特別在城鎮（市）化迅速推進過程中，更要通過社區教育的管理與服務，把農民轉化為市民，進而做一個符合時代要求的現代公民。

三、創新社區教育管理載體，實現教育惠民根本宗旨

堅持重心向下，推進社區自治、居民主體的社區教育發展。社區自治，這是我國基層民主政治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社區自治的本質特征，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直接管理與干預，而是依靠居民及其組織的力量，自主解決自己的問題；居民組織起來，民主選出代表，自信自立自律，帶領居民發展；調動居民積極性創造性，運用居民喜聞樂見的形式與途徑，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問題，建設社會文明，促進社會和諧，建設居民自己的精神家園。

成都市錦江區在推進社會管理創新過程中，對社區教育實行網格化管理，堅持重心下移，注重基礎建設，從去年開始，在居委社區層面建立居民學習點的基礎上，又往下延伸，分期分批建立“院落學習室”，拓展社區教育服務空間，配備服務設施，提高供給能力，擴大服務覆蓋面，把社區教育學習送到居民院落、家門口，形成方便居民的“學習服務圈”，使居民群眾從社區教育服務中，得到更多實惠。

上海嘉定區多年來，通過實驗項目的形式，注重創新社區教育載體，初步形成了五種社區教育新的學習載體：一是嘉定工業區于2005年啟動了 “百姓學習中心戶” 建設項目，將教育學習重心下移到了具有一定素質和能力的中心戶，帶動周邊居民的學習；二是嘉定鎮街道2007年由草根團體發展而來，建立了以學習為動力，擴及鄰里互助的“睦鄰點”組織形式；三是華亭鎮2006年建立“農家書屋”，形成了一個方便居民學習和培訓的園地；四是徐行鎮借助“村組黨建”平臺，建立了社區教育的基層學習載體“村組家園”；五是馬陸鎮在外來務工人員集中居住小區，2007年建立“社區學習中心”，形成了又一種新的新市民學習組織形式。總體上看，上述幾種教育學習的載體，深化延伸了社區教育三級網絡的覆蓋面，走出了一條重心向下、方便居民、教育惠民、特色鮮明的發展新路子。

從社區教育的本質看，民間組織是居民主體性的價值追求，是居民主體性的組織表現。總的看來，社會成員必須通過提高其組織化程度，來表達意志、反映訴求、體現參與、貢獻才智的。在今后的社會發展和社會治理中，民間組織將作為一個主體，包括代表公眾利益的社團，或代表部分群體利益的社團，與政府合作，共謀發展。特別是在強調社會管理創新的新形勢下，在地方性、社區性的社會治理中，民間組織（包括志愿者組織）更可以發揮其獨特的功能和作用，起到政府不能起到的作用。

在我國社區教育的發展過程中，各類以文化娛樂、體育健身、生活休閑為主體的、居民自發性的社區民間組織，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在發動和組織居民群眾參與社區教育活動，已經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但尚難以承擔街鎮乃至區縣一級社區教育的任務，距離一個社會主體的角色要求還要繼續歷練與攀登。

四、搞好支持服務，重在教育惠民

社區教育管理的現實要求，是創造一個穩定良好的社會環境和秩序，根本宗旨則是教育為民、教育惠民。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管理的本質是服務，更要追求優質服務。搞好社區教育中的服務，主要表現在：

（一）調查需求，滿足需求

社區教育是以成人為重點的全民終身教育，必須堅持以學習者為中心，以需求為導向，滿足需求為宗旨，因此，堅持經常性的需求調查，以需求作為制定社區教育計劃、決定學習內容與形式的重要依據，應當成為社區教育治理第一位任務。

（二）建設學習資源，搞好資源供給

教育資源供給與群眾對教育資源需求之間的矛盾，是我國教育發展中長期存在的主要矛盾。搞好社區學習資源供給，就要整合優化現有各類資源，特別是社區內學校教育以及各類文化資源，開放共享，擴大效益。目前，已經成立了全國性的學習資源建設指導委員會，加強全民終身學習資源建設的統籌協調，有計劃地整合、建設、推介、評優，給居民群眾提供盡可能適需對路、特色優質的學習資源。

（三）搭建學習平臺，搞好支持服務

社區教育治理，要突出重點，重心向下，方便群眾，為居民搭建學習資源平臺，打造便民學習服務圈，逐步做到居民有什么需求，我就提供什么服務，你什么時候、什么地方需要，我就隨時、隨地提供，居民有什么學習障礙或有求助，我們就能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提供幫助。

篇(5)

關鍵詞：多元利益；物業管理；路徑

多元利益協調理論主要研究如何在多方博弈中獲得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在各自為了獲得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方式之中，每個參與競爭和斗爭的個體都懷著各自不同的利益與目標，他們為了獲得各自利益與目標，都會去考慮每個競爭對手會采取的行動方案，并且事后想象出每種行動方案中，自己如何得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總而言之，多元利益協調理論就是研究在博弈過程中，各個利益方如何獲得自己最為合理的利益，并且如何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理論與方法。而在物業管理中，涉及的利益方包括：街道辦事處、社區居委會、業主委員會、業主、物業管理公司等。其中，街道辦事處協調者政府與居民的利益，同時也要兼顧自己的利益。物業管理公司要協調業主之間的利益，同時要處理好自己與業主委員會之間的利益關系。每個利益參與者都要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進行博弈，否則自己一方的利益可能被另外一方吃掉。因此，利用多元利益協調理論處理好物業管理過程中出現各種問題顯得尤為必要。

一、住宅小區物業管理面臨多重困境

筆者根據自己居住地所在小區進行了相關數據調研，根據結果顯示，居民對街道辦事處、社區居委會、業主委員會和物業公司這四個管理主體的認可程度有著明顯的不同，其中，社區居委會的認可度最高，達62.3%，其次是街道辦事處，達到51.3%，而最低的是業主委員會，為13.3%，再就是物業公司，為28.6%。這說明，一方面居委會在居民心目中最重要，這取決于居委會確實發揮了應有的實際作用，是社區管理的中堅力量。另一方面，說明我們也必須改善物業管理公司和業主委員會在物業管理中發揮的作用。我國目前的物業管理從調查結果來看，“業主委員會發揮作用不明顯”“物業管理不到位”“居民參與度普遍不高”“街道辦事處機關化明顯、辦事難”“各個管理部門存在推諉扯皮現象”“居委會的定位有問題”等五個問題為排名前五位的突出問題。物業管理的核心是參與物業管理的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如何處理好的問題，包含物業管理的結構形式和運行機制。當前，住宅小區物業管理暴露出來的矛盾和問題越來越多。1.政府、物業管理公司與業主對物業管理內容的理解不一致政府出于社會效益和減輕行政管理負擔等方面的考慮，會將許多行政只能加在物業管理公司身上。而物業管理公司側重公司的經濟效益，由此導致物業公司服務意識有所欠缺，重管理、輕服務時有發生。而業主最在意的是以最少的資金付出獲得盡可能多的服務，最好服務還是免費的。有部分業主對物業服務費的收取抱著不理解、不支持的態度。從目前來看，三者之間的利益平衡點尚未形成，由此造成物業管理不夠完善、物業公司的角色經常錯位等問題產生。2.社區居委會、業主委員會、物業管理公司三者在運行過程中沖突漸多在居委會到底是“居民自治組織”還是政府的“跑腿”這樣一個雙重身份還沒有搞清楚的時候，業主委員會和物業管理公司這兩大社區管理主體在社區自治工作中發揮越來越多的作用。三者在運行工作過程中工作任務有交叉成分，往往會出現矛盾和沖突越來越多的情形。3.業主委員會運行機制不健全，業主對其信任度并不高很多小區業主委員會成立之路漫長，且成立后運行起來也是困難重重。一方面，業主委員會因不具備獨立的法人資格，不能在業主利益受損時及時履行職責，為業主解決難題；另一方面，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缺乏相應的激勵機制，業主委員會主任、業主代表的工作難以得到認可和激勵，部分業主委員會成員或業主代表因為能力、定位、利益等原因不當行使自己的權利，致使廣大業主并不信任業主委員會的各項工作和處理問題的能力。4.物業公司工作人員能力有限、管理水平低我國真正意義上的物業管理起步比較晚，多種管理業態并存，導致服務水平不到位的現象較為普遍，無法很好地保障業主權益。尤其是有些物業公司在取得物業管理權后，沒有嚴格按照合同履行職責，擅自降低服務等級，減少服務項目，降低服務標準，有的物業公司甚至連基本的清潔、綠化、安保等基礎性工作都無法保質保量地完成，對公共設施的維護不及時，甚至侵占業主的共有產權等。5.住宅小區業主主體意識不強、參與度不高業主作為各項活動的主體，如果沒有他們的廣泛參與，再多的物質資源也只是擺設，更重要的是只有業主自身才更了解自身的需求。但是受很多客觀因素的影響，我國業主之間彼此缺少溝通和了解，存在比較明顯的生疏感。再加上傳統的一些讓居民參與的模式過于單一，無法提高業主的認同感和歸屬感。6.社區居委會工作者隊伍不夠強大社區工作著普遍存在能力素質不高、專業性不強、工作效率低下等問題。同時，由于社區工作者工資待遇偏低，難以吸引優秀人才，而對于學歷高的年輕大學生，社區工作缺乏良好的職業前景，難以留住人才，導致社區工作者“跳槽”現象嚴重，人員流動頻繁。

二、物業管理問題頻現的成因分析

物業管理陷入困境將會導致整個社區治理的失效，究其根源在于物業利益主體存在缺位的現象。而政府相關部門、業主委員會、物業管理公司三個重要利益主體的缺位是造成社區治理失效的最關鍵原因。1.物業管理工作牽涉方方面面，如果政府行政部門缺乏必要的整合，沒有理順權責關系，造成職責混亂、關系不暢，社區治理的合力就無法形成如在實際生活中，住宅小區出現的私自搭蓋、違規停車、野蠻裝修等侵犯了其他業主的利益，由于相關部門立法和政策還不完備，再加上政府行政部門缺乏應有的服務意識，沒有進行有效治理，導致在物業管理領域中出現了權利真空，沒有真正做到履行職責。2.業主委員會監督缺位業主委員會屬于自治組織，其在行使其權利的過程中困難重重，原因有三：第一，業主委員會不具備獨立法人資格，訴訟主體為明確、無法維權。第二，運行機制上，業主委員會往往是決策和執行共存，缺乏執行透明度與有效的監督，存在不公平的現象；第三，對共有產權不關心，當共有產權受到損害時，業主委員會沒有及時進行干預。3.物業管理公司管理能力跟不上行業發展需求物業管理是一項專業化很強的管理工作。由于我國物業管理專業教育起步晚，行業管理標準和從業人員行為規范也沒有得到建立，在職物業管理人員的培訓不足，各種培訓流于形式。再加上很多人受傳統觀念誤區影響，認為物業管理公司的工作是屬于勞動密集型的，不需要太高的素養。從而阻礙了物業管理行業的發展。

三、多元利益平衡下住宅小區物業管理路徑選擇

要建立和健全多元利益主體共同參與的物業管理體系，實現各方利益均衡，探索合適的物業管理路徑。1.應該從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實現其職能歸位政府只需要做好宏觀調控的“掌舵”工作，充分發揮其主導作用，大力培育、扶持其他治理主體的成長發育。對涉及行政執法、行政管理的工作由政府相關單位全面負起責任來，尤其是要將延伸至社區的行政類事項清理歸還給政府。弱化政府對社區的直接干預，推進“政社分離”，將公共服務類事務歸還社區，將現在由政府行政機構承擔的技術性、服務性、事務性工作通過外包形式，交由市場或者社會組織承擔。發揮政府主導作用，提高政府辦事效率。2.建立現代物業管理公司的經營機制首先，物業管理公司要提高自身整體素質和形象，有明確的管理思路、強烈的市場意識，牢固樹立對位服務思想，力爭服務質量上水平、提層次；其次，企業應有較強的成本概念，完全按照“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自我運轉、自我發展”的方式進行；第三，物業公司應該進一步探索和建立靈活的工作機制，遵循市場法則，運用市場經濟規律，形成有利于自身發展的競爭機制。3.健全業主委員會的運作機制縱觀各小區業主委員會成立情況，從業主委員會選舉開始，就存在一些弊病和漏洞。因此，必須要健全業主委員會的選舉機制。在加深業主之間的交流溝通的前提下，在自愿民主的基礎上，各業主根據個人意愿行使選擇權。當然，真正做到這一點，必須有相應的上級主管部門進行監督才行。另外，還需要明晰業主委員會的職責和權利。業主委員會的工作與業主的利益不可分，要充分運用法律給予的權利，保障業主的利益。完善業主委員會的議事章程。定期召開有意義的會議，討論并解決符合大多數業主意愿的實務決定。4.提高小區業主的社區參與度大力發展社區各項活動，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從業主的實際需求出發，注重社區文化的多樣性和特色性，從而充分調動社區參與熱情。充分糅合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之間的互動交流，大力開發社區信息智能終端系統，構建暢通民情的數字化平臺，從業主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引導居民參與社區管理。逐步健全和落實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制度，不斷培育居民的家園意識，提高社區歸屬感和參與意識，從而真正形成社區治理的公眾參與，提高整體物業管理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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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羅玲玲.物業管理對構建和諧社會的作用[J].企業導報,2010（08）：57.

篇(6)

所謂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社區治理創新，指的是在根據當地城鎮化過程中新產生的農村社區，在新型城鎮化的內涵的條件下，結合社區治理的特殊性，通過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的創新變革，從而實現社區良好治理的過程。具體來說，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加強農村社區治理創新 

一、根據城鄉統籌發展，站在構建新型城鄉關系的高度，有序變革新型農村社區治理。 

城鄉發展一體化是統籌城鄉發展的根本目標。但城鄉發展一體化并并不是城鄉發展一樣化，而是通過加大農村公共服務建設力度和農村治理變革，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建造新型城鄉關系。在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過程中，各級政府要切實提高投入力度，特別是在水、電、燃氣等基本生活設施公路、綠化、社區衛生、安全保衛等公共實施建設方面，要按照不低于城市社區公共服務平均水平的要求為農村社區配置資源，以保障其生活的基本運轉；結合新型農村社區現有的社會發展條件，考慮農村社區居民公共需求的多元化特點，有針對性地提供商貿、教育、醫療、養老、文化、健身、娛樂等服務，提升村民的生活質量；從實際出發，按照新型農村社區治理的特殊性要求，逐步健全組織管理體制，完善工作機制，探索適合新型農村社區特征活設施以及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 

二、根據新型農村社區各自本身的特點，重置農村社區治理體系。 

社區管理體制是社區管理主體在社區資源配置、社區事務管理、社區關系調適等領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關系、運作方式。新型農村社區治理中存在三個主體：村居民群眾、社會組織和鄉政府。 

順應城鎮化發展趨勢，根據新型農村社區的特點，探索構建社區服務中心、社區建設協調委員會和社區社會組織等組織框架，形成以社區服務中心承接政府公共服務、社區建設協調委員會主導社區民主協商和社區自治、社會組織參與自治和社會協管為內涵的社區組織管理體制，完善農村社區治理體系，促進社區居民的社會融合。 

三、理順政府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的關系，實現政府社會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良好而有效的銜接。 

鄉村關系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問題之一。新型農村社區治理要堅持以社區自治為基本原則，首先要調節好好村民自制體系與行政管理體系之間的關系，依法完善關系定位，理清鄉村關系。其次，新型農村社區是介于農村和城市社區之間的特殊形態，其自治到底是依據哪項法律尚未明確。但在群眾自治與政府管理的關系問題上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這就是鄉鎮政府與社區之間是“指導與協助、服務與監督”的關系，這意味著政府對社區負有指導和服務的義務，社區則代表居民群眾對政府部門的工作予以協助并進行監督。據此，實踐中要對鄉鎮政府與社區之間的所有相關工作進行明確的清理，劃清在這些基層管理和服務工作中，鄉鎮政府及其部門與社區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嚴格分清政府與社區的各自 

職責。 

在理清政府與社區關系的基礎上，要以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為紐帶，建立起政府社會管理和社區自我管理有效銜接、政府依法行政和社區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動的新型農村社區治理體制。這就要求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建設服務型鄉鎮政府，促進政府工作重心下移，加快公共管理社區化步伐。鄉鎮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發展農村社會事業，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做好農村社會管理，而農村社區建設的首要內容也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有效的社區治理。鄉鎮政府和社區自治組織的工作在這里有農村社區治了交集，為理順鄉村關系，構建政府與社區的銜接和互動提供了可能。 

四、注重社會組織的培育，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善于引進市場和社會力量參與社區治理。 

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增強社會自治功能，這是新型農村社區治理極其主要的一個環節。社會組織能夠凝聚社會力量，引導居民參與聯結，實現利益表達有序化，能夠在反映民眾訴求、維護弱勢群體權益、滿足公共服務多元化需求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基層政府要努力培育并發展公益類、慈善類和服務類為重點的社會組織，使其與政府管理形成合力，共同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創新。 

農村社區治理離不開政府和社區自治組織，但市場和人民的力量也不應該忽視，在發達地區的社會管理實踐中，市場和人民的力量不僅參與社區的管理和服務中，而且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社會力量隱藏在廣大群眾之中，積極依托和運用社會的力量包括市場力量進行社會治理，是實現社會治理有效性的重要途徑。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勵和動員社區居民變被動管理為主動參與，引導和激勵社會力量和市場力量參與社區治理，構建民眾表達和聯結的載體，形成廣泛持久的社會合力，推動社會治理創新。 

作者簡介：第一作者：程乙悅（1991-），女，漢族，碩士研究生，云南農業大學，基本原理專業。 

篇(7)

一、東明縣院派駐檢察室開展社區矯正監督情況

人民檢察院對社區矯正開展法律監督，是憲法和法律的要求，是其法律監督權的應有之義。刑事訴訟法第224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如果發現有違法的情況，應當通知執行機關糾正。”第258條規定：“對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由社區矯正機構負責執行。”2010年，高檢院制定并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規范檢察機關延伸法律監督觸角促進檢力下沉工作的指導意見》，以及2012年山東省人民檢察院制定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規范派駐基層檢察室建設的指導意見》，都把“監督并配合開展社區矯正”作為派駐檢察室的主要工作職責之一。

開展對社區矯正的檢察監督，東明縣院經歷了多年的實踐和探索。2007年9月，山東省菏澤市出臺了《社區矯正試點工作意見（菏辦發46號）》，指導全市社區矯正試點工作。2008年4月，東明縣院在開展監外執行罪犯又犯罪案件專項治理時，嘗試開展社區矯正檢察監督，但由于當時社區矯正發展水平低、執行機制不健全等問題，工作成效不甚理想。2010年，東明縣院協調法院、司法、公安等部門，對146名監外執行罪犯進行考察，及時發現糾正存在的問題，同時推動建立了聯席會議制度。2012年以后，隨著派駐檢察室建設的快速發展，東明縣院把加強派駐檢察室建設作為基層基礎建設的首要任務，先后建成派駐菜園集檢察室、派駐東明集檢察室、派駐劉樓檢察室、三春集檢察室及派駐陸圈檢察室等5處檢察室，并以這5處檢察室為依托，將社區矯正法律監督工作融入派駐檢察工作，把社區矯正監督職能向基層全面延伸。

一是健全組織機構。在派駐檢察室設立社區矯正辦公室，為轄區內的矯正對象建立檢察檔案，對矯正對象的交付執行、入矯宣告、監管措施是否完善，監管內容是否到位，幫教措施是否合適，變更監管措施是否合法，期限屆滿是否解除等情況進行全面監督。二是強化職能對接。根據《山東省檢察機關監所檢察部門與派駐基層檢察室業務對接指導意見》，研究制定了《監所檢察與派駐檢察室工作對接實施細則》，明確了派駐檢察室和監所檢察部門的工作職責關系，細化工作流程，建立常態化工作機制，對派駐檢察室社區矯正監督內容、監督方式、監督程序等內容，做出詳細規定。三是建立雙向通報制度。監所部門收到公安、法院、監獄等部門社區矯正人員法律文書后，要及時將法律文書向社區矯正人員戶籍所在地派駐檢察室通報；轄區司法所在接收社區矯正人員后要及時將接收情況向檢察室通報。四是注重同步監督。通過與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社區矯正對象座談、發放征求意見表、巡回檢查本轄區司法所社區矯正管理軟件平臺等方式，有重點的詳查社區矯正對象公益勞動、集中教育、思想匯報等社區矯正單項工作，堅持將執行終止環節的檢察監督作為工作重點，監督和督促社區矯正日常工作的開展等，把監督關口向前和向后有效延伸，確保矯正工作取得良好成果。

二、存在問題分析

（一）法律定位不清晰。《刑訴法》及《社區矯正實施辦法》規定司法行政機關是社區矯正工作執行主體，公安機關是社區矯正工作中監管對象的處罰和強制主體，檢察機關是社區矯正執法的監督主體。法律雖然賦予了司法行政機關對社區矯正對象的監督管理權，卻未授予其對違反社區矯正相關規定時的強制性處罰措施權，只能依靠公安機關的協助和配合，難以真正有效地保證矯正措施落實到位。同時檢察機關在選擇監督對象時也無所適從，難以保證監督效果。如對于脫管的矯正對象，監督派出所，但派出所沒有監管責任，監督司法所，司法所因為沒有處罰權，糾正又存在困難，從而導致社區矯正檢察監督無從下手，影響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

（二）現行法規與社會現實脫節。《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第13條明確規定：“社區矯正人員未經批準不得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旗）”“如果確需離開的，最長時間不得超過一個月”。在司法實踐中，社區矯正對象的生活境況一般處于社會的較下層，特別是農村籍社區矯正對象，迫于生活壓力，很大一部分人需要外出打工，維持生計。而第13條的規定，讓他們通過外出打工掙錢養家的想法成為泡影。司法行政機關在監管這些外出務工的對象時就會處于管不管和怎么管的矛盾狀態。從調查中得知，對于農村籍社區矯正對象要求外出打工的，有的司法所是采用每月通電話的方式進行聯系。然而這部分人流動性較強，場所不固定，有的過一段時間就沒了音信，而另一部分人即使保證每月都能夠電話聯系，但也都是全憑矯正對象自己說了算，是真是假，難以考證，實際上等于是讓這部分人處于放任脫管的狀態。

（三）職能部門間互相配合主動性不夠。基層部門事多人少，各自為戰的情況比較普遍，協同配合欠缺。從現有的法律規定來看，公安機關是社區矯正的執法主體，司法行政機關是社區矯正的工作主體。因此，司法行政機關在從事這項工作時，如果沒有公安機關和其它部門的配合，就會顯得力不從心，工作中，時常會遇到這樣和那樣的尷尬境況。如公檢法司等部門之間在交付執行環節存在脫節，在收監執行上配合不力。

（四）組織保障不足。一是經費保障不足。除市縣一級業務指導經費由市縣財政統一撥付，保障較好外。鄉鎮司法所的教育管理經費主要依靠鄉鎮支持，大多數處于平時無經費狀態。二是人員配備不均衡。有的司法所人員配備較少，“1人所”仍然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人員較多的司法所，“專職不專用”現象也比較突出。司法所工作人員除承擔人民調解、綜合治理、法律服務等日常工作外，還需參與拆遷、計生、檢查等活動，社區矯正工作無形之中被邊緣化。三是社區不夠成熟完善。由于城鎮化建設起步晚，農村主要以村居為單位進行管理，成熟社區少，缺少開展集中學習教育和公益勞動的場所。志愿者數量較少且素質參差不齊，不能滿足社區矯正工作的實際需要。

三、完善派駐檢察室社區矯正法律監督的對策建議

（一）明確法律定位。派駐檢察室參與社區矯正檢察監督工作，最高檢只在內部文件上做出了一個模糊、籠統的規定，應當把派駐檢察室參與社區矯正監督從法律的層面上予以明確，明確派駐檢察室社區矯正基層法律監督的地位、職能、監督程序等，解決目前派駐檢察室矯正監督“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況。同時，建議對《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進行修正，把派駐檢察室的矯正監督職能正式納入明確的法律條文中，對派駐檢察室的社區矯正監督職能定位進行明確規定， 把派駐檢察室與監所檢察部門在社區矯正監督工作上的分工進行明確界定，讓派駐檢察室社區矯正監督有法可依，增強監督的可操作性和實踐性。

（二）健全組織保障。加強派駐檢察室人才隊伍建設。組織開展從交付、入矯到執行、解矯的全員全程崗位練兵活動，保障社區矯正工作科學規范開展。深入開展涵蓋法律、心理、社會等相關學科的教育培訓，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質社區矯正工作隊伍。加大對社區矯正工作的財政支持力度，將相關經費作為硬性指標列入各級財政預算，并根據發展規劃建立經費動態增長機制。根據社區矯正工作需要，積極配備車輛等設備，提供進行教育培訓和公益勞動的場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