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海洋文化調研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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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省無棣縣侯家村農地適度經營規模研究 山東省兗州市文化產業發展的調查研究 山東省文化產業發展的對策研究 無棣縣物流業現狀與發展分析 文化產業發展路徑探究 山東無棣縣制定落實對殘疾人的稅費減免政策 無棣縣現代農場設計 山東省文化產業發展的比較優勢分析 山東省文化產業核心層發展趨勢與比較 金融創新支持山東省文化產業發展研究 基于SWOT分析的山東省文化產業發展戰略構想 淺議無棣縣的文物保護與旅游發展 淺析無棣縣農田水利建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河北省數字文化產業發展路徑研究 山東省文化產業金融支持研究 山東省齊河縣休閑食品產業發展調查 加快江西文化產業發展的路徑探究 借鑒日本經驗探究山東省動漫產業發展策略 1971―2010年無棣縣降水變化趨勢分析 山東省發展綠色經濟的路徑探討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參考文獻

1.姜秉國，韓立民.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發展戰略分析[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05：92-96.

2.梁晨.北海市海洋文化產業調研報告[C].中國文化的根基：特色文化產業研究（第二輯）.齊勇鋒.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4：18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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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綠色旅游”、“紅色旅游”之后，“藍色旅游”又成為一大熱點，但究竟什么是 “藍色旅游”、應該怎樣發展藍色旅游呢？

對于以海為本的“藍色旅游”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紀早期。1730年在英國的Scarborough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海水浴場，1754年，英國醫生Russel發現了海水具有特殊的醫療功能，率先在布賴特使用“水療法”開發海濱療養場，使這里成為遠近聞名的濱海療養康復地，這便是世界濱海旅游的雛形；19世紀中至20世紀初濱海療養娛樂大肆流行；20世紀中葉以來，休閑度假則成為濱海旅游發展的主體模式。隨著世界旅游業的快速發展，濱海旅游也迅速崛起，繼60年代風靡全球的陽光（Sun），海浪（Sea）沙灘（Sand）“3S”旅游之后，又出現了外加風景（Scenery）安全（Safe）服務（Service）伴侶（Sex）舒適（Satisfaction）風格（Style）的“9S”濱海旅游，對整個旅游市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開始，濱海旅游的發展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濱海旅游開發管理被提上國際議事日程。地中海及加勒比海沿岸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特別注重濱海旅游開發研究，成立專門的海洋旅游發展組織，召開濱海旅游專題性會議，討論海洋旅游的發展問題。1990年，“世界海岸與海洋旅游大會”在夏威夷召開，與會者主要探討了海岸和海洋旅游發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等問題；1995年，印度洋旅游組織（IOTO）成立，來自印度洋沿岸18個國家的100多名成員就加強海岸帶管理和海洋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建立了印度洋區域旅游數據庫和海洋旅游電子信息網絡平臺。

以海為本的“藍色旅游”這一名詞最先是由The Reef Atlantis 于2000年作為天堂島酒店的一種經營理念提出的，主要是指給前往巴哈馬群島度假的人及其它游客提供一個與海洋互動、體驗濱海旅游樂趣和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的機會；在我國，2010年9月，在“臺州·中國海洋海島旅游高峰論壇”上，旅游界專家學者齊聚一堂，首次提出了“藍色旅游”的概念，指出藍色旅游“是運用融合發展的新理念，依托濱海、海洋與海島產業和特色文化資源，依據國際國內旅游市場的發展趨勢，整合開發濱海城市、海鮮美食、漁家風情、文化娛樂、產業旅游、購物旅游、郵輪游艇和休閑養生等多元化與系列化新興旅游產品的綜合性旅游產業”。

“藍色旅游”確實是藍色經濟區發展的一個新的切入點，但如果只是盲目跟風不求甚解，將有可能破壞區域經濟的健康發展。綜合國內外研究現狀，我認為“藍區”旅游發展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展開：

1.正確制定藍色旅游發展戰略。戰略指導實踐，是決定成敗的上位解。這種決策性的框架搭建需要專業人士的指導和專業理論的支撐。中國海洋大學張廣海等（2007）在《我國濱海旅游發展戰略初探》一文中借助邁克爾·波特的“鉆石模型”對濱海旅游業的發展優勢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之上對其發展戰略進行選擇，構建出獨具特色的濱海旅游戰略體系和支撐體系，以求指導我國濱海旅游業實現可持續發展；大連大學旅游學院肖瑜（2011）在《黑龍江對外貿易》上發表“遼寧沿海經濟帶旅游發展戰略研究”一文，結合遼寧省的既有條件，建議其實施旅游精品戰略、協調發展戰略、特色小城鎮旅游戰略、生態環境保護戰略、人才戰略五大發展戰略，提出統一規劃開發、進一步完善旅游基礎設施、加強沿海經濟帶內各市之間及與周邊區域的旅游合作等建議。借助專業理論及專家人才來加強戰略研究，將從宏觀上指導藍色旅游的良性發展。

2.合理利用藍色旅游資源。旅游資源是旅游業發展的依托和載體，有些旅游資源是可再生的，有些則是不可再生的；有些是適用于旅游活動的，有些則存在著諸多的隱患。我們可以結合國家旅游資源分類標準對海洋旅游資源票賦譜和海洋游憩話動譜進行細化，篩選出適合本地的藍色旅游資源進行開發利用；結合中國海洋旅游資源的特點與現狀，建立藍色旅游管理體系，從大旅游的高度來認識和利用藍色旅游資源。

3.科學規劃藍色旅游區域。旅游發展，規劃先行。藍色旅游區域規劃應該發揮政府宏觀調控職能、促使各區域協調發展，避免建設的無序性和重復性；統籌濱海腹地、海岸帶和海域的開發建設，統籌海陸產業、生產要素配置、基礎設施構建和生態環境治理，以海洋開發建設帶動陸地開發建設，形成開發海洋、提升沿海、帶動全域的藍色旅游發展新格局。

4.深入挖掘藍色旅游文化。重視海洋旅游文化挖掘，強化濱海旅游文化建設，是面向海洋世紀的必然要求，任何旅游的發展都離不開其特有的文化內涵。早在1999年，青島海洋大學曲金良教授就在其《海洋旅游文化發展中的幾個問題》中羅列分析了我國濱海旅游發展中在海洋文化方面存在的若干問題，并提出了相應的應對策略；2011年盧飛在《國內濱海旅游文化研究進展》中對于濱海旅游消費文化和濱海旅游經營文化進行了總結分析；2005年劉桂春、韓增林又在《我國海洋文化的地理特征及其意義探討》中，對國內海洋文化研究進行了綜述，對我國海洋文化的地域性特征進行了分析，論述了海洋文化對區域發展的影響，指出海洋文化建設應積極推動沿海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

5.高度重視藍色旅游可持續發展。近年來，可持續發展成為各研究領域的重點和熱點，藍色旅游也不例外。駱樂、劉海為（2009）的“上海濱海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結合上海的地理區位、經濟發展和旅游現狀，通過對游客進行調研，分析總結出了影響上海旅游發展的若干制約因素，為濱海旅游開發保護及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濱海城市要實現本地藍色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就應該對其進行全方位的SWOT分析，必要時成立專門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機構，對當地經濟及旅游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決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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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獻資料法

根據研究目的，閱讀大量公共政策學、體育產業學等領域的學術專著，通過CNKI系列數據庫查閱大量國內外有關于海洋體育、體育產業發展策略等文獻資料，以及《浙江省海洋體育發展規劃（2011－2020年）》等政策規劃，為本研究論文構架奠定理論基礎。

1．2實地考察法

根據研究需要以及海洋體育運動項目特點，選取浙江省海洋體育16個“十二五”重點建設項目中的若干進行實地調研與考察，了解相關海洋體育產業的發展與現狀，為本論文的撰寫提供詳盡資料與數據。

1．3專家訪談法

根據研究需要選取了海洋體育重點建設項目運營負責人與省、市、縣體育局相關負責人以及海洋體育、體育產業領域的專家學者為訪談對象，通過實地走訪、電話訪談等方式，了解相關項目的實際建設狀況，為本研究提供第一手原始材料。

2浙江省海洋體育發展的策略分析

2．1政府主導策略

2．1．1積極的政策引導。海洋體育的長遠發展離不開積極的政府政策的支持與幫助。積極的政府主導政策與相應的輔助配套政策的出臺，無論是引進國內外具有知名度的海洋體育賽事，還是打造具有當地體育文化、海洋文化特色的體育文化活動，亦或是發展現代時尚的海洋體育運動項目都具有現實的意義。在海洋經濟背景下發展海洋體育，離不開社會的積極參與，政府主動出臺相應的引導性政策與保障性政策，通過政策優勢吸引高水平的人才駐足以及有實力的社會資本參與，提升區域在招商引資與人才引進等方面優勢性和主動性。同時，在相應的稅收補貼、工商管理、交通運輸等方面給予相應的政策優惠，實現真正的通過政策的引導來構建海洋體育發展的美好局面。

2．1．2合理的產業規劃。當前處于海洋體育的起步發展階段，其在供需之間處于總量穩定不斷上升的常態不均衡狀態，海洋體育的各類行業門類基本處于無序化狀態。政府正在嘗試逐步地將這些不均衡的行業布局進行合理的規劃，解決在空間和時間上的信息不對稱難題，以達到科學合理的產業布局，從而最終促進海洋體育的發展。海洋經濟背景下發展海洋體育，應當積極實施“一地一特色”的整體規劃，盡量避免區域產業重疊，減少不必要的重復投入，重點考量區域海洋體育的發展現狀、區域經濟輻射能力、潛在海洋體育發展需求。使得省內的海洋體育發展形成互有特色、優勢互補的“點－線－面”相結合的科學布局。

2．1．3有效的監督管理監督管理一方面是服務型政府維護產業市場秩序，規范市場運作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也是政府機構對于自身管理的改良與再提高的方式。我國各級政府監督管理體系設置在不斷地調整與完善，如何使監督管理能真正意義上做到行之有效，省、市各級政府以及相關的體育、文化、工商等職能部門向下要在國家法規政策的基礎上，建立包含監督主體、監督原則、監督內容以及監督問責處理等方面的完善而有效的監督管理體系，做到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政府內部也需要建立一個可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主監督平臺，做到政通順達，執政為民。

2．2文化營造策略

2．2．1挖掘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關的文化；就是緣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類對海洋本身的認識、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創造出來的精神的、行為的、社會的和物質的文明生活內涵。海洋文化的本質，就是人類與海洋的互動關系及其產物”［2］。早在人類文明的新時期時代，地處長江三角洲沿海的先民們已經能夠制造木舟，并且利用舟楫開始了大海的航行。從鑒真東渡到“海上絲綢之路”，再到鄭和下西洋的遙遠歷史，以及現如今的世界第一的杭州灣跨海大橋以及舟山連島路橋的偉大工程，無不體現著海洋文化。隨著歲月的流逝、科技的進步以及對外交往的日益頻繁，其海洋文化的內涵不斷豐富，外延不斷擴展，形成了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海洋民俗文化，海洋文化，海洋景觀文化，海洋商貿文化，以及富有地域特色的漁業文化，港口文化，體育文化，名人文化等。在浙江省發展海洋經濟大背景下，就不能忽視文化尤其是海洋文化的作用，作為中華民族最早征服海洋的先民的后裔，浙江本地的海洋文化近年來隨著海洋發展戰略逐漸被人們所挖掘。象山縣石浦漁民出海捕魚時為求平安、豐收，素有“祭海”習俗，國家為保護生態環境實行“休漁期”，“休漁期”結束稱為“開漁”。當地政府和旅游部門將原來民間的“祭海”活動組織成節慶活動，稱之為“開漁節”。自1998年首次舉辦開漁節以來，名聲日長，象山開漁節已成象山的一張靚麗的名片。

2．2．2創新體育文化。早期的人類為了生存，學會了跑、跳、投等各種技能和生產勞動知識，并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代代相傳。隨著文藝復興在歐洲的興起，真正意義上以追求人體的健與美，滿足人們休閑、交友需求的體育文化才開始出現，并逐漸形成了如今以“更快、更高、更強”為代表的現代體育文化。體育文化具有民族性與差異性，不同地域的群體表現出迥異的個性，使得社會塑造出不同體育文化特征的群體，正是由于這一的差異的存在，才造就了體育文化的多姿多彩。中華民族傳統的“六藝”中，“射”與“御”便蘊含著豐富的體育文化。現代體育不斷追求力與美的高度參與和高感官的觀賞，塑造出了與眾不同的體育文化，促進了體育活動參與性。發展海洋經濟背景下的海洋體育發展，必須以創新塑造體育文化為首要大事，以舉辦高級別的國內外知名體育賽事來營造當地體育文化，再通過相應的體育文化與本地實際相結合，舉辦具有大眾參與性的特色賽事，從競技體育和群眾體育兩個方向共同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海洋體育文化氛圍。以舟山市為例，該市已相繼成功舉辦全國帆船錦標賽，全國沙灘排球巡回賽，國際海釣比賽，國際環島公路自行車賽，全國航海運動大賽等體育賽事；2011年浙江省首屆海洋運動會在舟山市舉行，賽事持續70天，共設23個大項、99小項，結合海島民間民俗文化而形成的體育項目，立足海洋海島特色，展示海洋體育魅力，促進全民健身與文化、旅游的有機融合；2004年朱家尖、東極島等地參與海釣游客達4萬人次，2005年游客人次超過8萬人次，旅游收入高達6000萬元［5］，形成了以國內外海洋體育特色賽事帶動本地海洋特色活動，以“辦大賽促小賽”的海洋體育文化發展道路。

2．2．3打造時尚文化。現代體育尤其是諸多的職業體育賽事，吸引著無數人注視的目光，除了自身高超的運動技能技巧外，蘊含其中的時尚文化、時尚元素也是不可忽視的內容。當今廣泛流行于歐美的沖浪運動是一個典型的時尚文化與體育文化相結合的例子。五顏六色的沖浪板，個性十足的沖浪愛好者，在碧波藍天中翻滾，沖浪運動無疑成為了海洋體育運動中最為時尚的運動之一。但追溯該項運動的起源，會發現沖浪運動僅僅是南太平洋諸島的原住民借助于海浪往來于島嶼之間的一種交通方式，而現在富有時尚元素的沖浪板原來也只是普通的木板。正是因為歐美人將美麗的時尚圖案印在了木板上，將傳統的行為經過與時尚的元素相結合，才有了新穎的有吸引力的時尚運動。作為東部沿海發達省份的浙江，人均GDP水平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準，高速增長的經濟實力使得本身出現了對于時尚文化的需求。隨著世界游艇制造業的東移，以長三角為代表的中國三大游艇制造集聚區形成，我省也在新一輪的發展規劃中提出了要大力發展游艇業，把時尚文化十足的游艇業作為產業升級的新型替代產業，形成游艇制造、游艇娛樂觀光、游艇賽事旅游為一體的游艇時尚產業鏈［6］，使得時尚文化與海洋文化相結合，更加富有生命力。

2．3賽事推動策略

2．3．1扶植海洋體育品牌賽事。結合本地豐富的海洋資源以及海洋體育人才優勢，積極引進和舉辦國際性的帆船帆板品牌賽事、國際海釣大賽和國際海島野外生存戶外拓展挑戰大賽等海洋體育單項賽事或浙江省首屆海洋運動會等全國性海洋綜合運動會等，通過有效的市場化手段運作，拓展與海洋體育競賽相關的廣告、冠名權等無形資產開發，努力打造富有特色、極具影響的海洋體育賽事特色品牌，以品牌促發展。爭取國家體育總局，省、市體育局的大力支持，力爭使更多的國際海洋運動大賽落戶浙江，吸引相關項目的國家隊前來浙江訓練比賽，并進一步將基地落戶我省。同時，對于還處于起步階段的海洋體育競賽表演，要敢于創造積極的條件，利用本省有力的經濟杠桿帶動海洋體育競賽表演的發展，以及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優越的設施條件，不斷提升表演賽事的競賽水平與賽事層級，并且積極地利用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與省內外以及周邊省、市諸如F1大獎賽上海站、上海網球大師賽等知名品牌賽事形成互動發展，以發展促品牌。

2．3．2打造大眾海洋體育活動。打造符合本省、市、區域實際情況的大眾海洋體育活動始終要堅持“高中低平衡”的發展思路，充分考慮各個社會階層的需求，暨要符合國際海洋體育發展趨勢以及專業海洋體育運動參與者的較高層次需求，打造游艇、潛水、帆船、沖浪、動力滑翔傘等具有較大市場潛力和較強社會影響力的運動項目，也要打造符合中低端消費需求人群的如沙灘排球、沙灘足球、泥灘摔跤、泥灘健美等沙灘休閑運動項目以及本省擁有一定群眾基礎的如海釣、橫渡、海島生存等海洋體育運動，可以采取俱樂部制經營方式，以商業化和職業俱樂部相結合的發展方式，依托運動俱樂部和單項體育協會不斷拓展海洋運動的參與群體。同時，根據海洋體育運動項目發展規劃，打造相應的海洋體育運動基地，具有國際化標準的濱海休閑綜合體或海洋主題公園，游艇、帆船（帆板）俱樂部基地等，以及能滿足普通需求人群的海釣基地，海島野外生存戶外拓展挑戰賽基地。

2．3．3開展海洋全民健身活動。對于大眾海洋體育活動的開發與促進，不能忽視擁有廣泛基礎的全民健身活動。應積極響應國家《全民健身計劃》的號召，充分利用現有的自然條件，在沿海、島嶼等開辟全民健身步道、自行車健身道等全民健身路徑及設施，積極鼓勵引導居民及游客參與到海洋體育的各項活動中去。充分利用各地的海洋文化節慶活動等來推動沿海地區以及海島的傳統體育活動的開展，通過廣泛的群眾基礎，積極地推廣舞龍舞獅、浙江船拳等項目，使全民健身活動深入海洋居民。

2．4經濟互惠策略

2．4．1協調發展海洋農業。廣義的農業一個包括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副業等產業形式“大農業”概念，海洋農業除了包含傳統的海洋捕撈業、海水養殖業和海水增殖業等漁業產業外，還包括了以海洋漁業為生產原料的農副產品副業生產，是一個寬泛的概念。我省依托舟山漁場豐富的漁業資源，歷來都是我國的一個重點漁業省份。海洋體育運動的發展離不開海洋農業的支撐，海洋捕撈業、海水養殖業、海水增值業等產業所產出的眾多漁業資源，不僅可以滿足人群對于參與海洋體育休閑旅游等過程中的觀賞與食用等需求，而且由此衍生出來的海釣等流行的海洋體育運動項目，其未來發展依靠著海洋農業的各種漁業資源作為基礎，反過來極具特色的海洋農業產品又吸引著人群前來參與到各種海洋活動中來。海洋體育運動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擠占了海洋農業發展所需要的灘涂、海岸線、島嶼等空間資源，但獲取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是巨大的，如何協調海洋體育與海洋農業的發展，不但要鞏固海洋農業的基礎性地位，也應當轉變傳統的海洋農業發展道路，將海洋農業由傳統的漁業生產型，逐步過渡到新的捕撈、養殖、加工一體化，內外貿全面發展的產業化經營的新道路，走向現代化的海洋農業發展新模式，并且與海洋體育協調發展，朝著雙贏的目標前行。

2．4．2發展運動裝備制造業。浙江省素來以加工制造業而聞名于世，較好的工業基礎以及極具特色的鄉鎮工業發展模式，使得浙江省的工業走在一條特色發展的道路上，加上發達的對外出口貿易經濟實力，使得我省不但擁有發展海洋體育運動的迫切需求，更有了為本省乃至全國、全世界提供相應海洋體育運動裝備產品的實力。在《浙江省海洋體育發展規劃（2011－2020年）》中，將重點建設海釣、帆船帆板、沙灘足排球、游艇、灘涂高爾夫、海島野外生存拓展運動與自駕露營、鐵人三項、環島自行車和馬拉松、海上航空運動、潛水與沖浪等十大海洋體育項目，無一不需要大量的運動裝備與運動設施的支撐，巨大的運動項目發展空間，同時也帶來了極大的運動裝備需求，如何利用本省的制造業的優勢，發揮小集聚大產業的特色，打造如福建泉州、莆田等一樣的運動服裝鞋帽制造業生產基地并不是沒有可能。目前，全球游艇制造業有著從歐洲向亞洲發展的東移趨勢，包含長三角在內的國內三大游艇制造業聚集區已經初步形成，上海奉賢等地依托自身條件已經開始打造集游艇制造業、游艇娛樂觀賞、游艇賽事旅游等有機結合的游艇產業鏈，開始嘗試游艇經濟的發展模式。我省在自身得天獨厚的海洋環境和產品制造業優勢的基礎上，打造具有區域特色的游艇經濟產業鏈條，發展自身的游艇經濟模式，必將獲得更大的經濟與社會效益。

2．4．3拓展濱海休閑旅游業。素有魚米之鄉、絲茶之府、文物之邦、旅游勝地的浙江旅游資源非常豐富，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觀交相輝映，尤其是濱海休閑旅游業又占了旅游業收入的一大部分。立足于豐富的海洋環境資源，以及雄厚的經濟實力，打造一個在國際上具有重大影響力、國內最具規模的全天候旅游休閑運動功能中心，集濱海休閑旅游觀光和海洋體育賽事運動于一身，使得無論是前往濱海區域旅游休閑度假，還是從事休閑運動的人群都能找到自己滿意的去處。合理開發重點建設，打造集休閑運動為一體的杭州灣海域度假區；集航模、游艇、滑翔、動力傘、帆船帆板為主要發展項目的寧波———舟山近岸海域；集沙灘和灘涂體育項目的岱山———嵊泗海域度假區；擁有灘涂高爾夫、野外生存拓展等項目的象山港海域和寧海灣；濕地資源濱海運動休閑的三門灣海域度假區；發展休閑釣魚和灘涂運動的臺州灣海域；發展濕地龍舟、濕地帆船帆板、濕地釣魚、濕地摩托艇等項目的樂清灣海域；開展跨海橫渡、灘涂高端休閑運動的甌江口及洞頭列島海域；發展帆船、帆板、游艇、沖浪、潛水等項目南麂、北麂列島海域；發展游艇、高爾夫、賽馬、滑翔等運動項目的高端運動休閑的九龍山度假勝地。積極發揮體育產業的拉動作用，推動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的復合經營，推出以體育為主題的精品旅游線路，形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濱海運動休閑產品。

2．5人才高地策略

2．5．1外聘專家人才。為將浙江省建設成為綜合實力領先、核心競爭力突出的海洋體育強省，相關領域的高水平的專家學者必不可少。為構建人才聚集高地，應當聘請國家體育總局、國家旅游局，浙江省體育局、旅游局以及浙江省內外高校的知名專家和學者，為浙江海洋體育的發展擔任項目顧問、咨詢專家等，并且以省內外高等院校為平臺，通過“產、學、研”相結合，為項目研究、課題評審、方案設計提供建議與意見，并且以人員培訓班、研討會、論證會、論壇等形式建立長期合作機制，通過外聘專家人才的方式打造浙江省海洋體育人才資源庫。

2．5．2引進特殊人才。對于發展海洋體育所需的特殊人才，尤其是海洋體育競賽組織策劃的管理者、海島戶外運動項目的教練員等在各自崗位有著極其重要職責的人才，應當制定優惠的人才引入政策，通過吸納相應崗位的優秀人才，來促進現代海洋競技體育、大眾體育和體育產業相結合的新體系的構建，同時重點引進充分調動各地體育行政資源，對體育系統的各類人才的人力資源信息進行收集處理、存檔，并且及時更新，對全省的海洋體育發展人才進行科學而有效的管理，建立起真正的人才高地。

2．5．3培養本土人才。發展包含海洋運動休閑、濱海休閑旅游等產業在內的海洋體育，大量的專業性人才必不可少。充分利用本省人力資源優勢，依托省內相關高等院校、職業學校構建其我省海洋體育運動人才培訓體系，培養海洋體育運動社會體育指導員、濱海休閑旅游專業導游、體育中介服務經紀人等應用型本土人才。同時，對于相應的職業從業者，建立和完善在職進修、崗位培訓等繼續教育和職業培訓制度，根據海洋體育的不同類別，以及相應運動項目的不同人才需求特點，依托人才培訓體系，大力培養本土實用性人才，為構建全身海洋體育人才高地策略奠定扎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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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717 【文獻標識碼】D 【文章編號】1005-6009（2015）24-0029-02

楊永明：浙江舟山職業技術學校校長。該校是首批國家級重點中等職業學校、全國職業教育先進單位，浙江省首批先進制造業技能型人才培養培訓示范基地、浙江省首批中等職業教育課程改革基地學校，國家中職教育改革示范校、浙江省重點技工學校。楊校長是工商管理碩士，舟山市新世紀學術和技術帶頭人、浙江省首批高職高專專業帶頭人培養對象、“111人才工程”培養對象、國家海事局船員教育培訓質量管理體系審核員。在學校管理的實踐中，楊校長思索的是：舟山職業教育如何實現因地制宜;海洋特色的職教專業應該如何形成體系，構建合理的專業群;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如何推進;在海島特色的職教辦學模式下，產學如何兼顧。

網格化管理 章程化立制

學校在推進優質管理的過程中，探索實踐了服務師生、服務學校、服務社會的新形式“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育人模式有四大特點：一是育人主體多元。由單一的學生管理部門或班主任管理，轉變為“班上的問題班主任管，課上的問題任課教師管，誰發現問題都要主動管，傾向性的問題大家齊抓共管”，構筑了全員管理模式。二是育人時空延伸。德育從班級延伸到學校的每一個角落乃至社區、企業，并通過學校學生處、就業處進行有序的溝通、整合，使其發揮最大的管理效應，構筑了全程管理模式。三是育人內涵拓展。班級德育團隊的教師充分利用學識、閱歷和經驗的優勢對學生進行有效的思想教育和行為管理。同時，具有專業特長的任課教師、實習教師、企業技術能手無論在課上課下、教室宿舍、學校企業，都能將教書和育人有機結合。四是管理理念更新。組成一個個團隊去服務師生、學校和社會，變“管理”為“服務”，寓“管理”于“服務”，在服務中取得最佳的管理成效。網格化的管理中更注重團隊建設，盡可能使團隊成員對團隊目標有更深的認識，縮小個人目標與團隊目標的距離;注重成員的層次化和性格互補，進行合理分工與協作，明確建設目標、落實建設任務，形成團隊建設合力，確保示范校建設項目如期優質完成。

規范管理，學校章程的建設也是非常必要的，需要進一步強化。在當前形勢下，多數學校還處于變革的過程中，學校的辦學綱領、思路、規劃都需要進一步依托章程理順。學校的實踐是，在規劃的總綱下建章立制，突出以法治校，以創造體現法治精神的育人環境。一是制度制定要實用：必須結合學校自身特點，不貪大求全，好高騖遠。二是制度建設要創新：要與時俱進，在執行中完善，在完善中發展，在發展中提高。三是要提高執行力：重點在于強化監督約束，關鍵在于抓好示范引領。同時，出臺《學校雙師素質教師認定、培養與管理辦法》等制度，從評價體系、技能提升、學歷提高等方面予以規范;成立督導委員會，通過深入教研組、車間、教學樓、寢室樓，對整個學校的教育教學和管理進行督查。

海洋特質 產學蘊新

海洋經濟是舟山經濟的主調。地方職校服務區域經濟，要有“海味”，立足舟山群島建設就是辦學的根本任務，依托海島建設規劃，實現學校海洋特色辦學。

一、專業設置的海洋特色

學校緊緊圍繞新區建設，合理調整專業布局，重點打造船舶建造與維修、港口機電、港口物流、海洋旅游4大專業群，分別對應舟山的相關產業，真正實現專業與產業緊密接軌，面向區域經濟建設，培養區域發展和行業進步急需的應用型、高技能人才。

二、服務地方的海洋特色

在服務上對接、利用學校的國家級高技能人才培訓基地、省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實訓基地和市技能鑒定所的優勢，廣泛開展行業企業等社會培訓及各種技術服務，實際為地方服務。學校有專門的漁業培訓中心，開辦漁業船員專業技能培訓班和漁業職務船員審、換證（升級）培訓班。2011年以來培訓近萬人，其中職務船員2000多人。針對產業轉型后失海漁民增加的現狀，依托學校的實訓基地和職業技能鑒定所，開展相關職業技能鑒定培訓，幫助失海漁民實現再就業。為滿足小島各行業的培訓需求，學校黨委發動各黨支部的力量，挑選骨干教師組建黨員講師團，開展下海島送教送培活動。

三、學校文化的海洋特色

在文化建設上，學校以海洋文化為依托，積淀學校深厚的文化底蘊，以文化熏陶學生，以精神感染學生，培養學生胸懷像大海一樣寬廣，知識像大海一樣淵博，體魄像大海一樣剛健，追求像大海一樣執著，創新像大海一樣奔涌的鮮明個性品質。

在實現產學深度合作上，學校牽頭組建了舟山職業教育集團。集團運行采取會員等級制、連鎖加盟制、校校合作辦學等模式，邁出了校企合作的新步伐。學校積極推進與船舶行業、港航系統、舟山海洋產業集聚區、舟山港航綜合保稅區的合作，目前，一批引領行業發展潮流的重要企業全方位介入學校的人才培養計劃，與學校共享國際頂尖的技術設備。學校方面，不僅輸送學生到企業頂崗實習，還以冠名班、訂單班的形式招生辦班。在積極爭取政府相關部門的政策支持下，學校不斷強化自身的合作意識，積極主動下企業進行調研，與企業管理層進行交流，以“合作辦學、合作育人、合作就業、合作發展”為基點，深入進行校企合作，真正實現學校、學生、企業、社會共贏。

點評：校長對教育的理性認識和理想追求，直接影響校長的管理行為以及學校的辦學走向。楊校長嘗試網格化管理，核心在于構建團隊協同、眾人參與、共同負責的民主化管理格局。從管理效能上說，網格化對于提升管理效率、加強監督、簡化事務處理環節有著積極意義，促動學校從傳統被動管理、坐等管理轉向主動聯網管理、協同服務的開放式管理。通過章程建設，以制度法制化的進程推進依法治校，是構建具有現代法治精神學校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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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strength）：大連海鮮美食旅游開發的優勢分析

（一）地理位置優越，物產資源豐富

大連位于中國遼東半島的最南端，三面環海，海岸線長達1906公里，由于地處北溫帶，近海年平均水溫在10℃左右，年平均降水量在550-950毫米之間，海水含鹽量為30‰左右，這種海域中的海產品，營養最為豐富，味道最為鮮美。大連盛產魚、蝦、貝、蟹、藻，是我國重點的水產基地之一，營養價值較高的毛蝦、對蝦、海蜇、香螺、海虹、牡蠣等海鮮產品亦成為大連各大海鮮餐飲店的特色菜品。如此豐富的海產資源是大連發展海鮮美食旅游得天獨厚的優勢條件。

（二）海鮮餐飲名店眾多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大連眾多的海鮮餐飲名店和海鮮大排檔均衡布局于各條街道，現已形成“蜘蛛網”式的經營格局，如中山區的品海樓、萬寶海鮮舫等；沙河口區的天天漁港、中海樓等；西崗區的紫航海鮮大飯店、新海味、藍海灣等；甘井子區的小平島假日酒店、雙盛園大酒店、海中全等；旅順口區的海鮮一條街等。如此數量眾多的海鮮餐飲名店為大連發展海鮮美食旅游提供了重要的保證。

二、W（weakness）：大連海鮮美食旅游開發的弱勢分析

目前，大連旅游業界對海鮮美食旅游市場的調研還不夠深入，海鮮旅游產品類型單一，亟需創新。同時，由于大連觀光型旅游產品的開發歷史長，產品效益好，出于對觀光型旅游產品可觀利潤的追逐，大連旅游經營者對于開發海鮮美食旅游之類的旅游新產品的積極性還不夠高，導致海鮮美食旅游市場開發乏力，投入不足。

三、O（opportunity）：大連海鮮美食旅游開發的機會分析

（一）海鮮美食旅游市場前景廣闊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對“吃”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更加追求營養、滋補和養生，海鮮美食具有極高的營養價值，絕大部分海鮮食品的蛋白質含量非常高，而脂肪含量又非常低，對人們的身體保健和滋養來說是非常有益的，海鮮美食因此受到人們的青睞。海鮮美食旅游能滿足人們物質和精神的雙重享受，因此，大連海鮮美食旅游市場的前景是非常廣闊的。

（二）十二運為海鮮美食旅游提供新契機

全國第十二屆運動會將于2013年8月至9月在遼寧省舉行。大連作為十二運的主要分賽區，將承辦足球、曲棍球、花樣游泳等14個項目的比賽、訓練任務。屆時，將有大量的運動員、游客匯聚濱城。因此十二運的舉辦將是大連旅游業發展的一個全新的契機，更是大連海鮮美食旅游發展的一個絕佳機遇。全運會的參與者和參觀者，大多數會做延伸旅游，感受大連蔚藍海洋文化，品嘗特色海鮮美食，將是他們的必然選擇。

（三）遼寧“夜經濟”新消費增長點的引領

所謂夜經濟，就是以市民和游客為消費主體，以購物、餐飲、文化、休閑為主要形式，時間段在晚上七點至次日六點之前的相關消費。對于外來旅游者而言，“夜經濟”是使其更進一步了解該旅游城市，豐富旅游活動內涵的一種體驗性消費方式。遼寧省服務業委建議省內各地全力推動夜經濟發展，使夜經濟成為全省消費新的增長點。遼寧省在餐飲“夜經濟”方面，將以傳統夜市、小吃街和大排檔為中心，形成夜間餐飲美食集聚區，為旅游者創造一個特色的飲食環境，一邊感受當地文化一邊品嘗特色美食。大連的海鮮美食“夜經濟”將給游客帶來別樣感受。

四、T（threar）：大連海鮮美食旅游開發的威脅分析

（一）國內其他同類型城市的競爭

大連市海鮮美食旅游市場的開發面臨著其它同類型旅游城市的激烈競爭，尤其是來自青島、秦皇島等周邊知名濱海旅游城市的競爭更為激烈。其他同類型的旅游城市會搶占一部分旅游市場，所以只有擁有更優質更豐富更具新意的海鮮美食旅游產品和服務及相關配套設施，才能保證大連海鮮美食旅游對市場的占有率。

（二）海水環境的污染影響海鮮產品的質量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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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施洞子母船；邊駕艇獨木舟

中圖分類號：K875.3.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959(2008)05-0157-11

中國東南土著越族與東南亞、太平洋“南島語族”海洋文化關系是近年國際民族、考古學界關注的共同課題，“南島語族”從華南向東南亞、太平洋群島擴散的海洋交通工具一直是各方爭論的疑點。2006年，筆者在美國學術理事會及Luce基金的資助下實地調研了波利尼西亞人的雙體與邊駕艇的航海獨木舟，重新整理分析了中國東南舟船的民族考古資料，提出史前華南土著可能使用類似于“南島語族”之航海用“邊駕艇獨木帆舟”的民族考古線索，但這一看法始終缺乏明確的實物證據(吳春明，2008)。在美期間，“太平洋藝術網()”負責人劉俐向我展示了她在黔東南臺江縣施洞發現的一組“龍船”照片。由于劉俐不是在龍船節期間造訪施洞的，因此她看到這些“龍船”實際上只是拆解后安放在“龍船棚”內的一大兩小的三只獨木船體。但根據劉俐轉述的苗民介紹，每年農歷五月二十五日施洞龍船節期間，兩小獨木舟是作為“邊艇”捆縛在一大獨木舟兩側而成為一艘完整的龍船。我當時就預感到這處施洞龍船的極端重要性，她與千百年來“南島語族”劈波斬浪太平洋的“邊駕艇獨木舟”的形態結構非常相似，它很可能就是在華南海域消失了二三千年的史前土著遠洋舟船的“活化石”。

為考察這一重要的舟船形態，2008年6月27～29日(農歷五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施洞苗族龍船節期間，筆者專程趕赴黔東南臺江縣施洞鎮，調查、勘測了完整的施洞龍船的形態、結構與建造工藝。令我驚嘆不已的是，這一稱為“子母船”的施洞龍船果然與“南島語族”的“邊駕艇獨木舟”異曲同工，毫無疑問地它在太平洋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施洞“龍船節”及其“子母船”的土著文化內涵

臺江縣施洞鎮是黔東南州重要的苗寨，位于清水江上游，依山傍水。清水江為沅水的上游水系，是黔東南重要的河流之一，東行沅水最后匯入湘江，曾是古代苗族先民逆水上行進入黔中的主要通道，清代民國間施洞碼頭仍是黔中山貨木柴中轉運輸湘江、長江中下游的主要水路起點。

農歷五月劃龍船是黔東南苗民的重要民俗活動，清乾隆徐家干《苗疆聞見錄》載：“苗民好斗龍船，歲以五月二十日為端節，競渡于清水江寬深水處。其舟以大整木刳成五六丈，前安龍頭，后置鳳尾，中能容20多人。短撓激水，行走如飛。”(徐家干，1997)施洞苗族龍船節源于“惡龍祭祀”：相傳遠古的一天，施洞清水江邊的苗民父子保與九保兩人在河中打魚，突遇狂風巨浪，水中惡龍把九保拖進龍洞殺死，保就放火燒了龍洞、燒死惡龍。被燒死的惡龍靈魂作祟，導致清江流域大雨滂沱，洪水四溢。此時，一個苗婦女帶著小孩到江邊濯衣，小孩無意中用她母親的捶衣棒劃水嬉戲，嘴里念叨著：“咚咚多，咚咚多”，頓時天上云消霧散，太陽升起，惡龍的尸體浮出水面。那惡龍還托夢給苗民，希望苗民們能用杉木仿照它的身軀，造成龍船，每年在清水江邊劃上幾天，仿佛它活著時在水中嬉游一般，它就能保佑苗寨消災除害、五谷豐登。于是，各苗寨紛紛伐木造舟，每年農歷五月二十五日劃龍船競賽，果然獲得風調雨順，苗寨劃龍船的習俗因此流傳下來。

施洞苗族劃龍船、祭惡龍的傳說有其特殊的文化內涵，彰顯了清水江流域古代文化的土著性。首先，這一傳說與華南社會常見的端午節祭屈原、賽龍船的民俗故事截然不同。施洞苗族龍船傳說主體是惡龍靈魂祭祀，屬于“萬物有靈”的廣義的原始宗教范疇，具有鮮明的華南底層文化色彩。而屈原是歷史時代真實的公義人物，華南社會的祭屈原、賽龍船屬于緬懷英雄的儒家道德教化，具有鮮明的上層文化色彩。從民俗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來說，華南社會普遍的祭祀屈原的賽龍船傳說應是龍船文化中后生的、附加的內涵，從祭惡龍到祭屈原，體現了華南龍船競渡文化從基層的土著文化到上層的楚漢文化的變遷過程。其次，施洞龍船傳說中“保”與“九保”父子，屬于典型的父子連名，透露出施洞苗族古代文化中曾經實行的父子連名制，父子連名制是古代華南土著社會重要的氏族世系制度，凌純聲先生在《東南亞的父子連名制》、《中國古代海洋文化與“亞洲地中海”文化圈》等文中，列舉了“父子連名制”在內的五十種華南土著文化因素，共同構成了從華南到東南亞海洋地帶的“亞洲地中海文化圈” (凌純聲，1952，1954)。清水江流經黔東湘西，是沅水上游的重要水系，從文化圈的“中心－邊緣”關系理論上說，“失之禮而求之野”，清水江流域民族文化的土著性，應是在周漢以來華夏、漢民人文南遷后，華南土著文化西漸的產物，這為理解施洞龍船形態與結構的特殊性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史背景。施洞龍船節中，施洞鎮十里八鄉苗寨多派出龍船參賽，筆者考察、測繪了平地營、柏子坪、塘壩、塘龍四個村寨的龍船，發現各村龍船形態與規模都大同小異，以一大兩小獨木舟組合的“子母船”為特征。前引徐家干著《苗疆聞見錄》有語“其舟以大整木刳成”，施洞現在所用的龍船多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后建造的，因大型原木的缺乏，一大“母船”已不用整木建造，而采用多件木材拼合而成，但仍然保持“刳木為舟”的獨木舟楫形態與結構特點。

平地營村位于施洞鎮區東南部，隔清水江對岸的臺地上，筆者調查時子母船已從江邊坡地上的“龍船棚”中搬運到江邊安裝就緒。經勘測，母船全長23.6米，舯部橫斷面近圓形，舯部最寬處0.6米，艙內艏部深度0.54米，舯部深度0.46米，艉部深度0.38米，艙面從艏到艉平鋪五列橫板，橫板不及艙內，船內不分艙。兩側子船等長14米，寬0.38米，舯部深度0.37米。兩側子船與中部母船之間通過母船艙面五列橫板上方的五列橫桿連接，連接處采用全榫卯栓扣結構和竹青篾條捆扎，不見螺栓、鐵釘以及船體穿孔等合定方法，凸顯其原始性。母船船艏以栓扣和篾條捆扎方式安裝帶牛角形耳的木雕龍首(圖一)。

柏子坪村位于施洞鎮區北部的清水江岸，筆者調查時子母龍船也已從村邊江岸上的龍船棚中移動江邊安裝就緒。柏子坪龍船的形態與結構完全相同于平地營村，規模也約略相當，只是子船與母船的連接工藝有所差別。經勘測，母船全長23.26米，舯部橫斷面近圓形，舯部最寬處0.67米，艏部深度0.53米，舯部深度0.44米，艉部0.36米。艙面從艏到艉平鋪五列橫板，橫板不及艙內，船內不分艙，但在橫板位置各使用扁鐵套箍加固船體一周。兩側子船等長14.53米，寬0.28―0.37米，舯部深度0.36米。兩 可知施洞“子母船”與太平洋“邊駕艇獨木舟”的原初形態是一致的。此外，施洞“子母船”的雙邊子船是緊貼著中間的母船的，橫向阻尼力比較小，而太平洋的“邊駕艇”與中間的主獨木舟間有都有一定的間隔，橫向阻尼力更大。這點差別應與兩者所處的不同的水上環境有關，施洞“子母船”更適合相對狹窄和相對平穩的江河環境，而太平洋“邊駕艇”無疑更適合寬闊但更多風浪的海洋環境。 第二，連接方式。施洞“子母船”與太平洋的“邊駕艇獨木舟”都是通過若干連接橫桿，將雙邊或單邊舟艇附加于主體獨木舟上，這是兩者的基本共性。細微的差別表現在，施洞所見的子、母船體之間都是固定的五列橫桿，橫桿與母船、子船船體間以榫卯栓扣、繩索捆扎固定。而太平洋上連接邊艇的橫桿有二～四根不等，橫桿與舟、艇的連接方式多樣，有船舷穿洞嵌入式、船舷穿孔捆扎式、船艙內橫桿套槽捆扎式、舷上平臺結構式以及邊艇上設置垂直式、V式、X式、Y式等不同形狀的樁柱連接等(圖六)，太平洋邊艇連接方式的多樣性與這類復合獨木舟在海洋環境中的航行實踐與長期發展有關。第三，船艙結構。不管是施洞“子母船”還是太平洋的“邊駕艇獨木舟”，舟體均為通艙形態而不見分艙結構，均處于舟船發展史上的早期階段。施洞“子母船”的船艙狹小，與競渡龍船的特殊功能有關，據施洞塘龍村的苗民介紹，施洞古舊時候載貨“子母船”的船艙就較大，可以裝載乘客、貨物、家畜等物。太平洋上的“邊駕艇獨木舟”上就常見船家生活起居、搭載貨物的大小平臺，既有露天平臺，也有封閉的艙房建筑，甚至還有圈養家畜的柵欄等。

第四，動力形態。施洞“子母船”和太平洋“邊駕艇獨木舟”的動力形態差別較大，雖兩者都有使用船槳劃水，但太平洋土著舟筏常見的風帆是施洞龍船所沒有的。太平洋“邊駕艇獨木舟”采用樹葉、竹篾或植物纖維編制成三角形的帆面，既有原始簡單的倒三角帆，也有三角蟹爪形帆，極富特色，是確保“南島語族”自史前時代以來遠航于亞洲東南與太平洋群島之間的動力保障(圖七)。施洞“子母船”不具備風帆動力，應是龍船的特殊功能所決定的，不代表其與太平洋舟船的差別。

第五，“龍船棚”與船屋。現在的施洞“子母船”已是儀式用船，除每年農歷五月的“龍船節”外，都停放在專用的“龍船棚”中，施洞苗鄉幾乎每個沿江村寨都建有“龍船棚”，顯示了這類龍船在苗民社會心理上的重要地位。據好友美國夏威夷Bishop博物館人類學部主任焦天龍博士介紹，類似的情形同樣見于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亞，“南島語族”也常搭建類似的船屋以保護“邊駕艇獨木舟”，顯示這一確保土著先民漂洋過海的“邊駕艇獨木舟”在“南島語族”社會心理上的重要地位。

總之，保留在我國黔東南臺江施洞苗族的“子母船”與東南亞、太平洋群島“南島語族”的“邊駕艇獨木舟”，在形態結構、子母(主舟邊艇)的連接方式、船艙形態等方面都具有高度的一致，從本質上說都屬于同一類型的復合獨木舟，而且這一復合結構都是出于基本相同的抗橫搖擺的設計理念，具有異曲同工之妙，成為是世界舟船體系中非常特殊的類型。這一類型在華南民族考古及太平洋文化史上的意義是巨大的。

三、施洞“子母船”在華南民族考古及太平洋文化史上的意義

施洞“子母船”與太平洋“邊駕艇獨木舟”在本質上的共性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自遠古時代以來華南土著民族與東南亞、太平洋群島“南島語族”源流關系的歷史反映。1930年代以來，林惠祥教授就從體質特征、文化習俗、考古遺存等學術角度比較全面地論述了華南大陸為東南亞群島土著馬來人(“南島語族”的東南亞支系)的起源地(林惠祥，1938，1958)。凌純聲先生創建環南中國海的“亞洲地中海文化圈”理論，闡述了東亞大陸、東南亞到西南太平洋三大群島之間的土著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內在關系(凌純聲，1954)。最近二三十年來，張光直、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等中外考古學家更明確地論述了距今5000余年來“原南島語族”土著先民從華南沿海梯次浮海抵達臺灣、菲律賓、印尼群島、太平洋群島的海洋擴張史(張光直，1987年；Peter Bellwood，1997；Patrick V.Kirch，2000)。無論如何，自史前到上古時期的華南土著民族文化與太平洋的“南島語族”間是一個巨大的跨界民族文化共同體，構成了一個以環南中國海為中心的“百越一南島”一體化的民族文化藍圖(吳春明，2003a，2003b)。就是說，太平洋群島上的“南島語族”是史前時期華南沿海百越土著先民的海洋移民文化，這在中外考古學家、語言學家、民族學家中已有相當程度的共識。

但是，東南沿海土著先民的遠洋航海工具是什么?在筆者將施洞“子母船”與太平洋的“邊駕艇獨木舟”做比較研究之前， “南島語族”式的復合獨木舟在華南民族考古中尚無明確的發現與記載。正因為如此，人類學者一般認為“原南島語族”離開華南沿海時并沒有“發明”“邊駕艇獨木舟”這種即輕便又相對穩定的原始航海工具，海洋先民主要是依靠竹木浮筏漂航到東南亞群島，之后才創造了遠航太平洋的“雙邊架艇獨木舟”(Barry V.Rolett，2007)。

施洞苗族“子母船”與太平洋“邊駕艇獨木舟”同一性的確認，為探索華南與太平洋土著民族的史前交通工具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一方面，臺江施洞地處黔東南的清水江上游，為湘西沅江水系的重要支流之一，沅水、清水江水系正是苗族先民、周秦漢唐以來長江中游的苗蠻系統濮系族群西遷進入湘黔山地的重要通道。依據民族史的一般看法，華南的土著民族包含了東南的“百越系”、中南的“荊楚系”、西南的“百濮系”，雖然濮越異同、楚越異同等問題在民族史學界有激烈的爭論，但從民族考古的角度看，在整個東亞民族文化體系中，越、濮均屬于蒙古人種南方類型(海洋系)，自遠古以來相繼創造了以礫石石器工業、稻作農業等為代表的共同的史前土著文化以及歷史時代以來的崖葬文化、銅鼓文化等，在族群記憶中擁有共同的“盤瓠圖騰”，在華夏與漢民族人文視野中同屬于“苗蠻(南蠻)”系統，濮、越是有著很大的共性。另一方面，黔東南地區自古民族文化紛紜復雜，清水江流域及西江上游水系的都柳江流域都還有大批侗族、水族等比較確定的百越族裔，他們主要是漢唐以來隨著百越的消亡而部分西遷的甌駱民族的后裔，在這一共同區域內的濮、越系裔的民族文化交流也是十分密切的。因此，施洞苗族等黔東南苗族文化不僅可以看成西南苗瑤、百濮系史前上古民族的文化遺產，同樣可以從中窺見包括百越在內的華南苗蠻系統古民族文化的一般狀況，施洞苗族“子母船”很可能就是史前、上古華南百越等水上民族廣泛使用的同類復合獨木舟的“活化石”。如果這一分析無誤的話，施洞“子母船”就是太平洋“南島語族”之“邊駕艇獨木舟”的邏輯原型，其在太平洋文化史上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雖然除施洞“子母船”外，華南地區迄今尚無其他明確的“邊駕艇獨木舟”資料，但民族考古上卻有不少珍貴的線索，進一步佐證了史前、上古華南土著民族是太平洋“邊駕艇獨木舟”的首創者。比如清代臺灣“番族”民族志上的“蟒甲”，黃叔`《臺海使槎錄》卷六“番俗六考”載：北路諸羅番 的“蟒甲，獨木挖空，兩邊翼以木板，以藤縛之”，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五“番俗六考”也有：“番渡水小舟名日蟒甲，即艋胛也，一作蟒葛。其制以獨木挖空，兩邊翼以木板，用藤系之。”從字面描述看，“兩邊翼以木板”的“蟒甲”應就是“邊架艇獨木舟”，可惜缺乏實物和圖像資料為證(凌純聲，1970)。而且，“蟒甲”音mangka，在東南亞和太平洋群島“南島語族”中“外架艇獨木舟”也普遍稱為wangka、waka、vakas、hakas、wanga、nawangk，與臺灣番人的“兩邊翼以木板”的“蟒甲”幾乎同音(A.C.Haddon and James Homell，1938，P.71)。因此，清代臺灣原住民的“蟒甲”很可能就是歷史上殘存下來的“外架艇獨木舟”。此外，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奧地利考古學家海因?戈爾登(Heine-Gelden)也發現，湄公河、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河船，經常安裝雙邊架艇以保持平衡和增加浮力(A.C.Haddon and James Homell，1938，P.21)。如此說來，施洞“子母船”在華南“苗蠻系統”文化地帶并不是孤立的個案。

其實，華南史前及歷史早期的考古資料中也有類似的線索。浙江蕭山跨湖橋距今8200～7500年的獨木舟，殘長5.6米，船寬只有0.52米，船舷上側殘失，船舷兩側散布許多“木樁”、“木料”遺存，其中“木料”有圓木和剖木兩類，兩側至少有6根倒臥的長木料與獨木舟平行，長度達2.5～2.8米，另有一些短木料與獨木舟和長木料大致垂直，這很可能就是一艘“邊架艇獨木舟”的遺存，否則這些與獨木舟平行的長木料和垂直的短木料的作用就很難解釋了(圖八)(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4，第50頁)。有學者認為，跨湖橋的獨木舟船舷上沒有可供捆扎橫桿的穿孔而否認其是“邊駕艇獨木舟”，其實太平洋的許多“邊駕艇獨木舟”和施洞“子母船”的橫桿連接都通過子母口的栓扣結構，在獨木舟上沒有留下任何穿孔的痕跡。因此，跨湖橋獨木舟不是一般的河湖船，而很可能是一艘適于海上航行的“邊駕艇獨木舟”。

篇(7)

“中美文化論壇”根據200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同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簽署的《關于鼓勵人文學科學術性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合作事宜的諒解備忘錄》而舉辦，其宗旨是為中美兩國在文化領域建立一個公共性、學術性、互動性的定期對話機制，通過此機制探討文化藝術的發展方式和文化遺產保護等問題，加深中美兩國在文化藝術和人文科學領域的相互了解，促進雙方在文化藝術和人文科學領域的友好合作，推進兩國文化交流的深入發展。

第一屆中美文化論壇以“數字化時代的文化遺產保護和展現”為主題，圍繞數字技術在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傳承傳統文化藝術、推動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作用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對話。兩年后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舉行了第二屆中美文化論壇。前兩屆更多的是聚焦文化領域的具體問題，第三屆中美文化論壇則轉向“文化的語境”這一宏觀層面，探討中美兩國由于不同的地理環境、民族淵源、歷史發展等原因所形成的文化特質，從而尋求相互認知、理解與認同的基礎。

圍棋&象棋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在其新作《論中國》中曾經分別以象棋和圍棋為例，來說明中美兩國文化背景的差異。他認為，西洋象棋體現的是力量的碰撞，其目標是正面攻擊對方的王，最終靠決定性的戰役將死對手而大獲全勝；而中國圍棋的理想戰略是強調精巧、迂回以及耐心地長期包圍，從而積累相對優勢，只有當棋盤上“布滿雙方勢力相互交錯相互牽制的區塊”時才能分出勝負。其實，這就是我們所謂海洋文明和陸地文明的區別。

而這一問題，早在公元十六世紀時，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就曾經遇到。利瑪竇根據在中國生活三十多年的考察調研，通過《中國札記》這本書，他表示中國人真的沒有想到要擴張國界，真的沒有企圖侵略遠方的野心，進而得出“中國文化四千年的歷史證明了它不擴張、不侵略的農耕文化本性”的結論，了他原來歐洲海洋文化的邏輯。換句話說，中國文明屬于一種非侵略性的內耗文明，而美國文明則不同。當十七世紀歐洲人登陸美洲大陸時，采取的正是海洋文明不斷擴張的霸氣法則，而后美國兩百多年的歷史一直延續著這種思路，理直氣壯地將他們所謂的文明施予荒蠻之地。

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主席詹姆斯·利奇在致辭中提到：“美國人認為他們生來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力”。換句話說，中國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美國人則是“己所欲，施與人”。也正是基于此，《文明的沖突》一書的作者亨廷頓面對文化差異時，簡單將其歸結為沖突的根源，而不是如中國人般致力于的思維。

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先生通過分析亨廷頓的三個錯誤假設，認為亨廷頓無視“中華文明幾千年來內部斗爭激烈，卻從來沒有與周邊的其他文明發生長時間的沖突”的現實，抹殺了文明間可以和諧共生的特性。而通過行走于世界各大文明區的親身經歷，余先生體會到文明的敵人不是別的文明，而是野蠻。所以文化和文化之間不應該沖突，而應該互相包容，互相理解，甚至互相欣賞，總之文化差異不應該導致人類沖突。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一南京大學“中國與美國研究中心”美方合作主任詹森·帕滕特作為一個跨文化學者，也明確反對文明沖突的觀點，他認為世界各地的人群表面看上去彼此差異，但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因為大家有同樣人體構造，同樣的生理感覺，由此產生共同的人性以及共同的利益。

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摩羅先生也尖銳地指出，亨廷頓面對其他民族文化時，沒有能夠堅持客觀公允的態度，尤其是說中國的暴力傾向超過伊斯蘭世界，這是典型的西方利益主宰下的話語權表現。但如何面對這一困境呢？關鍵在于我們自身如何對待我們的文化。源自上個世紀初期中國教育的改革導致我們照搬了西方的學科體系，我們一方面認可西方文化的先進，另一方面，也必須有意地維護中國本土文化的主體性，維護民族文化的尊嚴才是確保民族利益的最佳形式。

在面對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問題上面，美國學者也有類似的思考。美國紐伯瑞圖書館“美洲印第安人和原住民研究”達西麥克尼克爾中心主任斯科特·曼寧·史蒂文斯認為對于美國境內的美洲原住社群而言，記載著本土歷史、文化傳統及本土居民母語的資料都是極其重要的資源，但是廣大民眾對此重要性卻認識不足。由此，中美雙方都應該重視享有人類歷史活化石之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因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是為了回憶昨天的歷史，而是為了廣大民眾的今天生活以及未來人類文化多樣性的發展。

藝術的溝通融合

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劉夢溪提出，早在中國歷史上學術思想最活躍的魏晉時期出現的“將無同”這三個字，所表達的就是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體國家”，不必然發展為沖突，而是需要通過交流與對話達成文化的互補與融合。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黃平也認為在各個國家尤其是非西方國家走向現代的過程中，必然面對現代性問題的二元對立思維：未來與過去，現代與傳統，西方與非西方，民主與專制，善與惡，等等。但中國古代的哲學，尤其是《易經》所包含的陰陽思想，就是一種超越此種二元對立的思維，足以提供解決這類問題的無限可能性。

但在政治因素的左右下，文化是海洋，是環境，而國家則像船只，航行在文化的滔滔巨浪中。中美兩國的文化雖有差異，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能尊重彼此的創造和社會成就以及更重要的人類環境。相對于政府間的外交行為，歷史、文學、哲學和相關學科等人文領域的研究和交流顯得尤為重要。

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創作中心及陶瓷藝術中心主任朱樂耕結合自己的創作經驗，介紹作為中國工藝美術史中唯一延續最久，又沒有中斷過的藝術形態的陶瓷藝術，通過國際交流帶來的新視野，以及在國際合作背景下的飛躍發展。他認為藝術是超越國界的，不需要語言文字就可以通過心靈來溝通和感受的，由此希望可以通過藝術搭起一座座友誼的橋梁，讓不同的文明得到相互理解和尊重。

而在人文藝術領域交流和溝通的過程中，相對穩固的地域性也會隨之發生化學反應。任何一種地域文化，只要有益于人類，就是有價值的，有生命力的，就能成為人類文化的有機組成，從而為人類造福。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助理、文化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賈磊磊從電影這個大眾藝術形式背后的文化價值取向著眼，通過分析《武俠》、《辛德勒的名單》、《集結號》、《五顆子彈》等中美優秀電影作品，指出在人類價值的天平上，中國電影最突出的價值表達是體現在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信守方面，而在對傳統文化精神的表達方面最關鍵的又在于對傳統文化核心價值取向的認同方面，它集中體現在對于“仁愛”精神的闡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