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西域文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2012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會暨絲路歷史文化研討會”于8月3日至5日在烏魯木齊博物館舉行。此次會議由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主辦、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承辦，來自全國各大高校和科研機構的60余位理事、代表和10余家媒體記者出席了會議。

會議分學術討論會、理事會會議及參觀考察三部分。會議第一階段由20余名學者圍繞“絲路歷史文化”主題報告論文進行交流，內容涵蓋敦煌吐魯番文書、西域史地與考古、佛教藝術等多個方面。

此次學術討論會發表的關于敦煌吐魯番等文獻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黃正建《吐魯番文書中的〈辯〉》、劉屹《德藏吐魯番雙語文書殘片Ch/So10334（TIα）v的道教內容考釋》、馬德《〈張淮深碑〉的作者再議——兼及敦煌寫本之張球、恒安書體比較》、李小榮《王梵志研究三題》、金瀅坤《國圖藏敦煌本“策府”研究》、張小艷《敦煌吐魯番契約文書詞語輯考》、孫繼民《黑水城所出金代漢文〈西北諸地馬步軍編冊〉的復原》、王冀青《伯希和與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孟嗣徽《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所藏的幾件敦煌文獻》、曾良《〈金剛經〉三十二分探討》、陳菊霞《陷蕃前的敦煌文書——S.11287新探》、索南才讓《吐蕃時期敦煌發現漢藏互譯佛經文本的比較研究》等；西域史地與考古方面，有馮培紅《漢唐敦煌大族與西域邊防》、陳楠《呂光出兵西域原因新考》、李并成《塔里木盆地尼雅古綠洲沙漠化考》、伏俊璉《徐松的〈新疆賦〉》、賈應逸《從新疆出土毛織品圖案看絲路上的中外交流》、王博《2006年阿斯塔那墓地顱骨的人種學研究》、吳艷春《絲綢之路與西域舞樂文化》、鮑嬌《絲綢之路體育文物鉤沉》等；在佛教藝術、西域文化、編輯出版等方面，有李翎《吉美博物館藏敦煌紙畫五佛冠》、柴劍虹《探尋歷史文化傳承的蹤跡與規律——新疆文物學習札記》、張先堂《龜茲石窟與敦煌石窟供養人畫像比較再探》、楊秀清《追尋兒時的足跡——敦煌石窟壁畫中的古代兒童生活研究之二》、張小剛《敦煌“維摩方丈故事畫”辨正》、王友奎《佛教藝術中的怪獸背屏裝飾》、府憲展和呂瑞鋒的《流失海外民族文獻的整理與出版》等。學術研討結束后，鄭阿財先生作了簡短的總結發言。

在第二階段的理事會會議中，學會理事代表討論通過了修改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章程》，確定了為紀念學會成立30周年于2013年在北京舉辦國際學術會的活動方案。

隨后，主辦方組織與會理事和代表參觀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標本室、新疆博物館庫房、新疆地礦博物館、北庭故城遺址等文博單位。

篇(2)

［關鍵詞］喀喇汗國；維吾爾族文學；回鶻文化

［中圖分類號］]I206.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09）01-0091-02

喀喇汗國是維吾爾族史上的一個關鍵歷史階段。在這一時期，維吾爾族的歷史、社會、文化、、語言文字和文學藝術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維吾爾族文學也是得到了蓬勃發展，創造了令人驚嘆的成就。很多學者認為，這一歷史時期是維吾爾族文化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一、喀喇汗王朝的建立

公元840年，漠北回鶻汗國因內亂、瘟疫和周圍葛邏祿、黠戛斯和吐蕃的聯合進攻等種種原因，汗國崩潰，余部四散。9～12世紀，回紇社會經濟和文化迅速發展，游牧的畜牧業逐漸向定居的農業轉變，回紇地區與內地的商業貿易空前繁榮。通過“互市”，將馬匹、玉器、乳香、藥材等大量運往內地，換回鐵器、茶葉和絲絹。封建制度進一步確立，形成了以回紇可汗和各級伯克（官吏）組成的農、牧主階級。伊斯蘭教從10世紀末傳入喀什噶爾以后，逐漸影響到莎車、于闐等地，到12世紀時已傳播到庫車、焉耆一帶，逐漸取代了回紇人原來信奉的薩滿教、摩尼教、景教、祆教（拜火教）和曾昌盛數百年的佛教。兼有漢族和西域特點的回鶻文化高度發展，表現在使用回鶻、漢、梵、萃利、婆羅米等多種文字和歷算、繪畫等各個方面。這個時期，南疆地區形成了維吾爾族兩大文化和文學中心，即北部的吐魯番（包括天山以北的別失八里）和南部的喀什。

二、喀喇汗國文學發展及其因素

喀喇汗國是回鶻西遷后在以喀什地區為核心的中亞地區建立的突厥王國。在這一期間，涌現出了一批維吾爾族文化人，促進了維吾爾族文學的發展。如艾布?奈斯爾?法拉比（《論詩歌藝術之規律》）、優素甫?哈斯?哈吉甫（《福樂智慧》）、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阿合買提?玉格乃克(《真理的入門》)和艾合買提?亞薩維（《警言集》）等，都是這一時代的代表人物。

在漠北，回鶻是一個游牧民族，西遷之后，與西域從事農耕生產方式的土著民族得到了融合，從游牧生活轉變為農耕生活，這對回鶻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維吾爾族祖先回鶻人曾經是一個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游牧部落群體，他們遷徙到西域，生產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西域土著民族主要從事以農耕為主，以林業、果業和漁業為輔的生產勞動。從西域地理條件來講，山、沙漠多，一片片相對獨立的綠洲可以供人們耕耘，不適合畜牧經濟的發展。在這種條件下，回鶻人從畜牧經濟過渡到農業經濟。生產方式的轉變對回鶻經濟、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促進文化發展的動力。

西遷之前，回鶻曾經信奉過薩滿教、摩尼教，可喀喇汗國期間全民皈依伊斯蘭教，不同的互相產生了碰撞。喀喇汗王國遭到了來自中亞、西亞的伊斯蘭勢力的襲擊。公元10世紀，喀喇汗王薩圖克?博格拉汗信奉了伊斯蘭教，然后，在全王國境內推行了伊斯蘭化政策。雖然很多居民不愿意放棄對薩滿教和摩尼教的信仰，但是因國王以強力施行了這一宗教政策，回鶻人皈依了伊斯蘭教。

西域地區是一個多語言、多族群的多元文化地帶，有粟特語、塞種語、吐蕃語、梵語、漢語等多種語言文字。回鶻人占領了這一地區之后，多元語言文化得到了全面地融合，促進了維吾爾族文學的繁榮發展。

總之，喀喇汗國在回鶻史上是一個極其輝煌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文學得到了蓬勃發展，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豐富，值得全面挖掘和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維吾爾族簡史》編寫組編.維吾爾族簡史[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2］《維吾爾族簡史》編寫組編.維吾爾族簡史（維文）[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3］中國科學院新疆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編.維吾爾族簡史簡志[M].北京：中國科學院，1963.

［4］劉志宵編.維吾爾族歷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5］尹偉先.清代維吾爾族與藏族之間的商業貿易關系[J].中國藏學，1997，（2）.

［6］馬艷.回民族關系調查與研究[D].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06.

［7］谷津.維吾爾人在蒙元歷史上的地位[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2）.

篇(3)

關鍵詞：琵琶；吉他；遠親關系

琵琶是我國民族樂器音樂表現手法極為豐富的器樂之一，流傳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是一種有著復雜的演奏技巧和豐富的表現力，極具民族色彩的音響效果，這使琵琶成為我國民族樂器中的魂寶。吉他則是流行于歐洲的一種彈撥樂器。兩者發展于不同地區卻有著許多相似的地方，如演奏技法、外形結構等。本文將從它們的發展歷史進行推斷、探索證實他們之間的遠親關系。

一、琵琶和吉他有共同的發展歷史

考古學家在肯達拉的石雕上發現了公元前1世紀到2世紀的兩種魯特琴。第一種和歐洲的魯特琴及中國的琵琶外形相似，即所謂的梨型（PEAR SHAPT）樂器；第二種魯特琴的響胴中央變細，與現代吉他極為相象，唯一不同之處就是它的響胴與棹柄的區分不明顯。石雕上的魯特琴，沒有使用匹克，而是用右手指直接撥弦。

琵琶由歷史上的直項琵琶及曲項琵琶演變而來，據史料記載，直項琵琶在我國出現得較早，秦、漢時期的“秦漢子”，是直柄圓形共鳴箱的直項琵琶（共鳴箱兩面蒙皮），它是由秦末的弦鼗發展而來的。對于曲項琵琶的來源《隋書•音樂志》：“今曲項琵琶，豎頭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 可見曲項琵琶并不是源于我國，根據有關史料分析，南北朝時（約公元四世紀），通過絲綢之路與西域進行文化交流，有一種梨形音箱、曲頸、四柱（今謂相或品）、四弦，用撥子演奏的彈弦樂器由印度、波斯（今伊朗）通過西域地區傳入北方，因其頭部向后彎曲，為區別于當時流傳的直頸圓形的秦琵琶，故名曲項琵琶又因其經過龜茲傳來，又稱龜茲琵琶、胡琵琶或胡琴，宋代以后逕稱琵琶。但是據《通典》記載“曲項……本出自胡中，俗傳是漢制”也就是說曲項琵琶在漢代就已經出現了，這樣我們必須把視線投向絲綢之路之間的西域。在西域文化史上，一二世紀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犍陀羅已經出現了一種類似中國四弦琵琶的梨形魯特琴，這種魯特型樂器梨形曲項（形狀）、橫抱（彈奏方法），琴弦的尾部有掛弦的縛弦，因此推斷這種魯特琴與我國新疆地區的四弦曲項琵琶十分相似。可見我國的曲項琵琶與巴基斯坦的魯特琴有著直接的關系。

吉他流行于歐洲，學者們在西爾庫羅多的古屋里發現比肯達拉的魯特琴更象歐洲吉他的魯特琴被描繪在巴基斯坦的一塊叫米蘭的石墻上，經鑒定完成于公元3世紀，這塊壁畫很明顯地受到肯達拉藝術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確定，從1世紀到3世紀，通過文化交流從肯達拉到巴基斯坦地區（琵琶也曾在這個時期出現通過絲綢之路文化交流流傳到中國），已經開始使用吉他型的魯特琴了，而它們所產生的年代，正暗示了這種吉他型的魯特琴是從肯達拉傳入歐洲米蘭的。這些魯特琴都比前面所提到的埃及魯特琴更接近于吉他。因此，我們可以推定，如果歐洲的吉他和魯特琴同樣是從阿拉伯人的手中傳入歐洲的話，那么這種吉他的原型樂器應歸屬于埃及的魯特琴。因此，我們又可以推定它是經過印度到波斯一帶的地域而傳入歐洲的。由此可見琵琶與吉他都是通過與西域的文化交流而分別傳入中國和歐洲的。

篇(4)

［關鍵詞］甘肅高校；秦漢史教學；甘肅元素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1）024-0056-03

秦漢史作為斷代史專題研究課程，大部分高校歷史系都會為已具備中國古代史、歷史文選知識的高年級本科生開設，甘肅高校也不例外。與中國古代史等專業基礎課相比，主要面向高年級本科生的專題研究課程秦漢史顯然具備一些特性，在重視知識傳授的同時，更強調對學生專業素質的培養；既要鍛煉學生獨立思考問題、從事科研的能力，還要注意發揮歷史學的社會功用，培養學生對社會的認知能力和優秀思想品質。此課程肩負的任務重，但課時卻較少。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使教學目的得以充分實現，如何在結合地方特色的基礎上高質、高效得完成教學任務，無疑是每個從事此課程教學的教師應該思考的問題。

一

甘肅各高校歷史專業重視此課程的開設，大部分任課教師經驗豐富，在教學及人才培養方面曾取得較大成績。但毋庸諱言，目前甘肅高校本課程的設計與講授仍有改善的余地，教學目的并未完全實現。以筆者所在的學校為例，具體來說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其一，本課程與中國古代史課程秦漢部分的關系不清晰。在教師講授中，很容易將此課程變為“細化版”的中國古代史秦漢部分，甚至存在兩個課程內容重復的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其二，課程吸引力不足。由于本課程斷代史專題研究的性質，一般僅為少數對秦漢史有濃厚興趣的學生重視。如果教師在授課中不能調動廣大學生的學習興趣，就難以對大部分學生產生吸引力。

其三，與培養學生獨立思考歷史問題的能力相比，教師一般對知識傳授更為重視。即使部分教師有引導學生發現問題、研究問題的嘗試，但往往由于切入點設置得不夠理想而效果不佳。

其四，由于授課內容過于依賴相關教材，與甘肅本地特色結合不足，所以，授課往往缺乏生動性、現實性，脫離社會需要和學生的實踐活動，難以充分達到對學生認知能力和熱愛家鄉情操的培養。

以上問題的存在，影響了教學效果。怎樣克服它們，當然有很多思路。筆者認為，注重甘肅地方元素，結合隴原文物、文化是解決上述諸問題的重要手段。地方高校的重要特點之一是本地、本省生源較多，這在甘肅高校中表現尤為明顯。在授課中聯系地方特色，強調當地歷史文化與秦漢史的密切關系，既有助于提高本地生源對秦漢史課程的興趣、改善教學效果，也有利于加強學生對甘肅歷史文化的了解，培養學生認識家鄉、研究家鄉、服務家鄉的情感。而課程設計中加入地方元素，以地方文化為例深入闡述秦漢史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則可以彰顯本課程特點，避免與中國古代史秦漢部分的無謂重復。此外，在教學中引導學生注意甘肅元素，把當地文化與秦漢史的結合作為鍛煉科研與實踐能力的切入點，有助于剛剛接觸研究性、實踐性學習的學生順利轉換角色，提高素質修養。綜合來說，結合地方特色進行秦漢史課程的教學，可以有效規避前述諸多問題，能夠更好的實現教學目的。

甘肅是一個歷史文化底蘊非常深厚的地區，在中國歷史發展和華夏文化形成過程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相關文化遺產豐富。尤其秦漢時期，甘肅的歷史地位非常重要。這種重要性既表現在秦漢時期甘肅地區自身的發展、繁榮上，更表現在這一區域對當時整個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上。從學習和研究秦漢史的角度來說，如果不重視甘肅的文化遺產和考古資料，很多問題難以得到清晰解釋和深入研究。探討秦文化的起源、發展，繞不開甘肅，據《史記》記載，秦人興于“西垂”，就在甘肅東部一帶，20世紀90年代禮縣大堡子山和圓頂山秦公大墓的發現，使深入研究秦興起階段的歷史文化面貌成為可能。探討以漢匈關系、漢羌關系為主要內容的秦漢民族關系，繞不開甘肅，河西地區真正被納入中國版圖即實現于漢武帝時代，是漢匈戰爭的直接產物。探討以絲綢之路為核心的中西文化交流，繞不開甘肅，懸泉置等漢代郵驛遺址的發掘，為我們提供了有關漢代交通設施和與西域關系的第一手資料。探討漢代的邊塞防御，繞不開甘肅，甘肅的秦漢長城遺址數量多、保存好，玉門關、陽關、疏勒河流域漢塞至今仍可探尋。更重要的是，今天從事秦漢史教學研究的最重要史料――秦漢簡牘大量出土于甘肅。甘肅是我國的“簡牘之鄉”，出土的6萬余枚簡牘材料中有5萬余枚屬于秦漢時代。天水放馬灘秦簡、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武威漢簡、甘谷漢簡、懸泉漢簡等，不夸張地說，如果繞開甘肅簡牘，今天秦漢史研究中的諸多問題根本不可能開展。放馬灘秦簡《日書》對秦人思想信仰和社會生活的研究，居延、敦煌漢簡對漢代政治、經濟、邊塞制度的研究，武威《儀禮》簡對文獻學的研究，武威醫簡對科學技術的研究，都產生過極大影響。

李學勤先生曾說：“中國歷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問和謎團，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肅。”這句話對于秦漢史課程教學同樣適用。甘肅在秦漢時期的歷史地位和簡牘等相關文物、文化遺存的存在，決定了甘肅高校在秦漢史課程教學中關注地方特色、借助地方文化力量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二

甘肅高校歷史專業的秦漢史教學，需要在充分利用現代教學技術的基礎上與甘肅歷史文化相結合，使甘肅元素能自然的為秦漢史教學所用。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在課程設計與具體結合方法上，筆者認為應注重以下幾點：

首先，針對本課程吸引力不足的問題，教師應利用甘肅元素調動學生對此課程的興趣，在“緒論”的講授中要強調甘肅歷史文化與秦漢史的關系。在此內容的設計中，重點突出早期秦文化、萬里長城、絲綢之路、漢匈和戰與甘肅的關系，甘肅簡牘及出土文物對推動秦漢史研究之意義，前輩甘肅學人在秦漢史研究中的貢獻等內容。通過“緒論”，使學生認識到甘肅在秦漢盛世形成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鄉土觀念是人的普遍情感，其往往可以成為興趣的催化劑，而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孔子曾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在正式授課之前，向學生介紹甘肅與秦漢史研究的密切聯系，改變學生們“秦漢史就是中國古代史的一個普通斷代，與我們沒有關系”等觀念，使他們認識到在甘肅從事秦漢史學習的生動性、必要性，培養他們學好秦漢史的歷史責任感，對于促使他們從被動學習轉為主動的“樂之”式學習顯然有重要作用。

其次，在課程設計與具體講授中，應有機聯系甘肅元素。現階段的本科歷史教學仍是以教師講授為主，在講授過程中注重甘肅元素，有助于激發學生熱情、改善教學效果。秦漢史課程內容一般是秦漢史概述與專題研究相結合，那么，在課程設計上可以略突出早期秦史、簡牘學、秦漢時期的民族關系、邊塞防御等與甘肅聯系較密切的專題內容。具體來講，講簡牘學時可突出甘肅秦漢簡牘的重要歷史意義；講民族關系時可強調漢匈、漢羌和戰對于兩漢社會歷史發展的影響；講社會生活民間信仰時可以放馬灘秦簡《日書》為主要史料依據；講倫理觀念時從武威“王杖”簡談漢代對孝道的提倡；講東漢后期社會、政治現象時可以王符及其《潛夫論》中的社會批判內容作為切入點；講與西域關系時可介紹甘延壽、段會宗的西域經營；講地域文化時可聯系李廣、趙充國等隴籍將領分析“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的歷史文化現象等。授課過程中對甘肅元素的利用，對于提高學生興趣、深化學生對秦漢史相關知識的理解有重要意義。

再次，應以甘肅元素為切入點，鍛煉學生思考歷史問題、撰寫學術論文的能力。與中學教育相比，研究性學習、科研能力的培養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特點，這在高校高年級課程的教學中尤顯重要。培養學生分析歷史問題的能力，是秦漢史課程的基本教學任務之一，但以往僅注重知識傳授和泛泛為學生布置一些思考題的做法，對于培養學生主動思考問題、鍛煉研究的能力來說，效果不佳。如果教師在授課中能引導學生多思考與鄉土文化、鄉土歷史有關的問題，無疑會促進學生主動、自覺地投入到研究性學習中來。

“定論”觀念的清除，是科學研究的前提。在教學中，教師有義務使學生認識到許多歷史問題并不像中學教育宣稱的那樣有所謂定論，在歷史評價，甚至部分基本史實的認定上存在爭論非常正常，而新材料的發現和科研努力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在這方面的課程設計中，可以以相關甘肅元素作為切入點。造紙術的發明、改良，是秦漢科技史的重要內容，傳統文獻記載東漢蔡倫“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發明了造紙術。這一觀點近2000年來被世人接受，但20世紀50年代后隨著陜西灞橋西漢紙的出土，此觀點受到沖擊，部分學者認為早在西漢時期現代意義上的紙已出現，蔡倫充其量是紙的改良者。學界圍繞此問題爭論激烈，堅持傳統觀點者認為灞橋紙僅是“廢麻絮”，且有作偽的可能，雙方各執一詞，聚訟不息。而1986年西漢文景時期放馬灘紙地圖和1992年懸泉置遺址400余件西漢紙的出土，使這一爭論基本平息，蔡倫改進而非發明造紙術已成為學界的主流觀點。這一利用甘肅出土文物推動秦漢史重大問題研究的例子，會給學生以較大沖擊，一定程度上能改變他們迷信定論、權威的思維定式，刺激他們自覺走上研究性學習道路。

當然，研究性學習的引導，還要與學生期末論文、學年論文、畢業論文的撰寫結合起來。整體來看，目前本科生論文的針對性較差、水平不高，這與選題的盲目性有一定關系，如果能引導學生選擇某些其感興趣的秦漢時期甘肅歷史、文化現象作為題目，這一問題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變，鍛煉效果會更好。具體選題時，既可以選擇早期秦文化、民族關系、移民屯戍、簡牘研究等與甘肅有關的宏觀問題，也可以選擇兩漢時期涼州地區歷史、文化的各種微觀細節。今天的甘肅在漢代主要屬于涼州刺史部。西漢時期的涼州八郡，東漢時期的涼州十郡基本涵蓋了今天甘肅的主要地區。當時這些地區的管理制度、文化面貌有一定獨特性，學生們如果能以自己家鄉在秦漢時期的發展情況或家鄉秦漢時期的文化遺存作為論文主題，顯然，操作效果會強于對一些泛泛題目的研究。

最后，在授課中、授課后的社會實踐中，應充分利用甘肅地區豐富的秦漢文物資源，培養學生的歷史感和實踐能力。作為過去發生事件和現象的孑遺，許多歷史遺存、文物能拉近我們與歷史的距離，這種歷史直觀的獲得在歷史學習和研究中的作用不容忽視，它們“能夠深深吸引學生觀察和思考問題，甚至還可進一步激發學生探討和研究文物中蘊涵的歷史奧秘的興趣”。教師在秦漢史授課中，應借助多媒體教學的優勢，充分利用甘肅地區秦漢遺存的照片，使學生獲得直觀感受。有條件的高校在講授一些僅靠口頭解釋難以使學生明白的問題時可以直接利用博物館資源，例如我們在講秦漢時期的書寫材料――簡牘時，就可以組織學生去甘肅省博物館等文博機構參觀，讓他們直接觀察簡牘文字、編聯、保護的實際情況，其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歷史學不是一門完全關閉在書齋中的學問，利用地方文物資源，開展田野性實踐教學活動，讓學生走出課堂，進行文物調查、研究工作是高校歷史教學改革的方向。甘肅高校的秦漢史教學在這方面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應充分利用。甘肅秦漢時期的文化遺址及考古文物資源豐富，既有以秦漢長城、關塞、郵驛為主的地面遺存，又有西垂秦公大墓等重要墓葬，既有大量的簡牘、碑刻資源，又有銅奔馬、木地圖、王杖等珍貴秦漢文物。讓學生有機會接觸這些文物資源，鍛煉學生的相關實踐能力是提高本課程教學質量的重要方法。一方面，有條件的高校應與當地文博部門合作，為學生爭取參觀學習的機會；另一方面，學校和教師可以利用課余組織學生進行一些形式多樣的考察、實踐活動。例如在暑期社會實踐活動中，就可以安排相關學生對家鄉及特定地區的遺跡遺存、博物館進行調查研究，這對學生掌握和理解秦漢史知識、提高實踐能力都會有重大促進作用。

三

推動甘肅高校秦漢史課程的開展，需要在課程設計、課堂講授、論文指導等多個環節充分重視甘肅地方特色及隴原文物、文化的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歸根結底，本課程是秦漢史，而非甘肅地方史秦漢部分，重視甘肅元素是推進秦漢史教學的手段，而非教學目的，不能本末倒置。授課中聯系甘肅元素的目的是使學生提高興趣、增強史感，能更好地學習秦漢史，而非讓學生僅關注甘肅地區秦漢時期的歷史。從課程設計來說，在具體專題下應顧及到甘肅元素，但不宜出現為甘肅而設的專題，如“秦漢時期甘肅地區的經濟（民族關系、文化）”等題目就不宜出現。從授課內容來說，應強調甘肅對秦漢史進程的影響，但對秦漢時期的甘肅等具體內容則應淡化，例如，講河西四郡，對于其設立的歷史背景、歷史意義，對于其在漢匈戰爭和中西交流中的作用應詳談，而對其設立的具體時間、設置變遷等內容則應略談。從論文指導上說，應強調甘肅元素對提高學生寫作興趣和研究能力的作用，但絕不能將甘肅元素作為論文的惟一選題方向。

綜上，筆者認為，合理、適度地結合甘肅元素是今天甘肅高校進一步改善秦漢史教學的重要途徑。這樣做不僅有利于學生掌握秦漢史知識和相關學術成果、提高學生分析、研究歷史問題的基本能力，還有利于研究性教學的開展和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值得嘗試。

［參考文獻］

［1］曹家齊，潘麗.中國古代史課堂教學方法談［J］.徐州教育學院學報，1998，（4）:86～88.

［2］李學勤.甘肅考古文化叢書?總序［M］.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

［3］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篇(5)

論文摘要：中國五千年文明就像是人類的大舞臺，一朝一代走著過場，每朝每代都給人類留下豐富的文化。敦煌石窟就像一個小舞臺，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服飾，不同的文化，襯托出共同的信仰與追求，無數的能工巧匠，善男信女，無論高低貴賤，共同演奏著一曲贊美神的交響樂，融貫東西，氣勢磅礴，歷經千年，為人類留下神傳的文化。

敦煌位于甘肅、青海、新疆的交匯點，南枕祁連山，西接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北靠北塞山，東峙三危山。敦煌曾是古絲綢之路上的一個咽喉要地，在河西走廓的西端，為一面積不大的綠洲，四面戈壁、沙漠環繞。魏書《釋老志》說，“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可見西域的文化對敦煌的影響很大。一千多年前，佛教在西域諸國很盛行，建塔造寺、開窟筑像的佛教藝術也隨之傳入敦煌，與中原古老的半神文化交匯、融合，產生出輝煌的敦煌石窟藝術。

1建筑藝術

敦煌莫高窟的石窟造像主要是泥塑，因均施彩繪，故稱彩塑。顏料取之于天然礦石，色澤艷麗，顏色長久不變。彩塑是洞窟的主體，一般位于正廳中間，主要塑佛像或菩薩像，四壁和頂上才是壁畫，早期的洞窟，壁畫只是作為裝飾和陪襯出現的。壁畫一律彩繪，不論是何朝何代，內容大體一致，最為普遍的有佛像畫，佛經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飛天壁畫。

早期的洞窟形式(十六國，北朝時期，304-581)主要是禪窟和中心塔柱窟，起源于印度。WWw.133229.CoM禪窟是供僧人坐禪修行的洞窟。如285窟主室為方形，正壁開龕塑像，供修行者觀像之用，左右兩側壁各開兩個或四個僅能容身的斗室，供修行者坐禪修行。中心塔柱窟，又稱中心柱窟，塔廟窟。窟內中央設立連接窟頂與地面的方形柱塔，柱的四壁開龕塑像，以供修行者繞塔觀像與禮佛。之后不斷融入中國式的建筑風格，至隋唐時期(581-907)，洞窟形式已完全轉變成中國傳統的殿堂形式，主室平面方形，正壁開龕塑像，洞窟的其余三壁均繪有壁畫，窟頂為覆斗形或人字披形。殿堂式的洞窟已經成了世俗禮佛的場地。

2雕塑和壁畫藝術

從彩塑和壁畫的藝術風格發展來看，可以分三個時期。隋唐以前的發展期，包括十六國、北魏、西魏、北周四個時代，歷時一百八十年。隋唐時期的頂盛時期，包括隋唐兩個時代，歷時三百多年。隋唐以后的衰落期，包括五代、宋、西夏、回鶻、元幾個時代，歷時四百六十多年。

2.1發展期

早期彩塑多以彌勒為主尊，帶有印度造像的特點。塑像體格高大，額頭寬闊，臉形方正，直鼻，眼窩深，發髻為波浪形，衣紋貼身。印度的造像手法是古希臘式的，這是印度佛教之前的信佛時期留下來的。所以傳說敦煌的名字與古希臘人有關，不是不無道理。

公元525年，中原出現“秀骨清像”的藝術風格，也影響了莫高窟的石窟造像。塑像面容清瘦，褒衣博帶，飄逸自得，寧靜超脫。

北朝時期的壁畫多是佛經故事畫。最著名的有尸毗王割肉救鴿的故事，最精彩的當屬“尸毗王本生”，還有九色鹿本生故事畫，五百強盜(得眼林)故事畫等。

北魏時期的的天宮伎樂壁畫還帶有西域特征，舞者肩披長長巾帛似今印度婦女披的紗麗，舞姿也頗富印度風韻。

從北魏晚期到西魏，由于孝文帝的改革，作為統治者的鮮卑族開始學習漢族的先進文化。遷都洛陽后，更加速了漢族文化的傳播。這時的壁畫中出現了一些中國的遠古時期的神話傳說，如西王母，東王公，伏羲女媧等。西域的繪畫風格仍然保存著。

2.2頂盛時期

到了隋唐時期，塑像造型由北魏秀骨清像轉為雍容華貴，色彩豐富。

隋代塑像體壯豐滿，鼻低耳大，衣著富麗。姿態也更豐富生動，形象更加中國化了。塑像敦厚恬靜的儀容也更符合中國傳統的美學思想。這是佛教從寺院走向現實生活的重要過渡時期。

“盛唐”時期，百姓生活富足，中原文化空前繁榮，佛教在中原大地普及。很多高僧從內地前來弘法，經卷不斷從長安、洛陽傳入，敦煌石窟藝術受到內地佛教文化的影響，建筑風格、規模形式、塑像和壁畫的內容都發生了變革。

唐代是一個營造巨型大佛的時代。唐代初年，武則天下令僧人造《大云經疏》，該經稱武則天為彌勒下世，全國各地興起塑造彌勒的熱潮，莫高窟最大的塑像，北大像高35.5米，氣勢宏偉，莊重沉穩。開元年間，高26米的南大像也被塑造出來。再加上榆林窟的大像，三座大佛窟，供奉的都是倚坐的彌勒，都是在唐代開鑿的。

此外還有中唐釋迦牟尼涅槃臥像，長15.8米，右脅而臥，四周配有壁畫，以造像與壁畫相結合的手法，表現菩薩，弟子，護法，國王，大臣肅穆舉哀的大型場面，襯托出人們對佛發自內心的崇拜和敬仰。

唐朝的壁畫色調最為豐富多彩，富麗而燦爛，呈現出樓臺亭閣、金碧輝煌、歌舞升平的歡樂景象。反映了當時人民生活富足，社會安定的局面。壁畫內容可分為五類：即佛像畫；大型佛經畫；佛教歷史畫；供養人畫像；裝飾圖案畫。

莫高窟的裝飾圖案，千姿百態，絢麗多彩，既是連接洞窟建筑，塑像和壁畫的紐帶，同時又是獨立存在的圖案。以藻井圖案為代表的隋唐裝飾圖案，是莫高窟的裝飾圖案的高峰。如第329窟窟頂藻井和第159窟西壁窟頂圖案，繁縟多樣，花紋縝密，這些圖案多出現在窟頂中心，寓意蒼穹深遠莫測，宇宙無限之大。

唐朝“太平盛世”，人民生活富裕，佛教家喻戶曉，而且是多佛的信仰。家家供佛，人們向往莊稼“一種七收”，樹上“自然生衣”的彌勒世界，相信只要念一聲藥師佛的名號，一切苦難皆可解救，倡導無論貴賤賢愚，只要專心念佛，凡夫皆得脫離穢土，往生西方凈土。藝術家們的創作才能在信仰的世界里，得到充分地發揮，他們把人間榮華富貴搬上墻壁，又把天國的富麗堂皇展示人間，天上人間，人間天上，真是天人合一的時代，充分顯示了中國的半神文化。

2.3衰落期

隋唐以后，敦煌石窟藝術走向衰落期。

公元1036年，西夏統治了敦煌，佛教成為西夏國教，西夏君主從西藏迎來藏傳佛，使敦煌石窟藝術融入藏族文化。

1227年，成吉思汗的鐵騎踏進沙州，在敦煌，信仰藏傳佛教的蒙古人，把西藏傳來的密宗文化推向。此時期人物形象描繪準確，生動，線描細膩，暈染富有立體感，表現了藏傳佛教藝術的獨特風格，為敦煌石窟藝術最后的輝煌又添了幾分色彩。

3雕塑與壁畫的內容

中國是個信神的民族，包括古時歷代的帝王。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土后，很快被華夏民族接受，并發揚光大。佛教中有許多故事都是教人向善，因果報應，生命輪回，做好事，樂善好施會得善果，做壞事會得到懲罰，人們信神會得到神的保護，修道者會升往天堂。這些理念幾乎都出現在敦煌莫高窟的雕塑和壁畫中，還有許多贊美神佛的大型雕塑和壁畫。無不反映出當時人們的信仰與追求。

雕塑造像主要有：佛像，包括釋迦、彌勒、藥師、阿彌陀以及三世佛、七世佛；菩薩像，包括觀音、文殊、普賢及供養菩薩等；弟子像，包括迦葉、阿難；尊神像，包括天王、力士、羅漢等，另外還有一些鬼神、神獸等動物塑像。

塑像是石窟的主體，壁畫在石窟中雖然對建筑起裝飾和美化作用，對雕塑起補充和陪襯作用，但其數量最多，規模最大，藝術技巧最精湛，內容最豐富，涵蓋了社會生活與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面面俱到，無所不包，充分體現了古人不同時期的文化生活，表現神及天、地、人、動物、環境的方式，表現友誼與恩的方式。豐富多彩，井然有序。

佛像畫，指佛陀、菩薩、護佛神等供奉的各種神靈形象，是壁畫的主要部分。民族傳統神話題材畫，指北魏晚期出現的東王公、西王母、伏羲、女蝸、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以及風雨雷電等道家神仙的內容題材。經變畫，利用連環畫的形式，把整個一部佛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形式表現出來。佛傳故事，主要講述釋迦牟尼的生平事跡。本生故事畫，是指描繪釋迦牟尼佛在過去世轉生中的各種善行，如“因果報應”、“苦修行善”的生動故事，也是敦煌早期壁畫中廣泛流行的題材。因緣故事畫，這是佛門弟子、善男信女和釋迦牟尼佛度化眾生的故事。佛教史跡故事畫，是指根據史籍記載畫成的故事，包括佛教圣跡、感應故事、高僧事跡、瑞像圖、戒律畫等。包含著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是形象的佛教史資料。供養人畫像，供養人，就是信仰佛教出資建造石窟的人。他們為了表示虔誠信佛，留名后世，在開窟造像時，在窟內畫上自己和家族、親眷和奴婢等人的肖像，這些肖像，稱之為供養人畫像。

敦煌的石窟雖歷經千年歲月洗刷，甚至遭到了人為的破壞，但仍有一些石窟保留了原貌，成為世界上無與倫比的藝術博物館。今人仍可以從石窟的雕塑、壁畫內容，尋找到先人們對佛法的虔誠，對佛的無比敬仰。或許這也是先人們留給今人最寶貴的財富之一吧。

參考文獻

篇(6)

關鍵詞：肅北民樂；托布秀爾；來歷；分析

托布秀爾，是一種民間制作的樂器，該種樂器的大量運用可以為當前的少數民族音樂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陶布秀爾不僅是新疆地區，而且是圖瓦、阿拉泰、哈里瑪格、蒙古國以及內蒙古等國家和地區普遍見到的樂器。要做好該音樂的調查研究工作，首先，我們必須從抓好該項樂器的來歷發展演變研究開始，逐步建立對該項樂器的高層次認識，從而形成對該種樂器的深入了解。大部分的人們認為，要強化我國的樂器研究水平，一定要結合實際，將我國的少數民族樂器也納入研究的行列，因為少數民族樂器的發展歷程也將是我國音樂發展史上的一座不朽的豐碑，少數民族在不斷的革新發展，他們的音樂水平也在不斷的提高，從而他們的樂器研制水平也將影響到我國樂器發展的進程。具體而言，更應該從分析其少數民族樂器的結構和演奏的特征進行深入研究，把一些好的方法進行相互借鑒，從而有力的推動整個中華民族音樂的不斷向前邁進。

一、托布秀爾的工藝分析

托布秀爾的工藝與新疆地區，圖瓦、阿拉泰、哈里瑪格、蒙古國以及內蒙古等不相同。托布秀爾的制作工藝水平相當高，在我國目前其它少數民族中居于領先地位。我們通過深入的研究發現，該種樂器的制作技藝高且工藝價值較大。具體體現在其運用的材料也相當堅硬，通常情況下，托布秀爾是需要經過一系列的制作，處理各種在具體制作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這些具體的制作工藝要求很嚴格，其每一個空都要反復的鉆磨，直到音質效果很好為止。這些具體的制作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精選材料，具體在于琴弦，過去是利用山羊細腸，現在就不用細腸了。

二、來歷分析

（一）傳說中的托布秀爾

傳說，很久以前，有個放羊的蒙古族小伙子。一天，在他把羊趕上山后，坐在一棵大樹邊休息，聽到樹上的一個大洞口有嗚嗚的鳴聲。原來是洞口上掛著的幾縷馬尾被風吹出的聲音。他既驚奇又興奮，砍來樹木掏成音箱，掛上馬尾弦做成了第一個托布秀爾。

（二）史料中的托布秀爾

蒙古各部落統一之前，對曾使用過的樂器有一些文字資料記載，但關于托布秀爾的史料記載較少。加之，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的進步，以及多元文化的互相融合，樂器會產生名稱和形制的變異。雖然關于托布秀爾產生的最早年代現已無法考證，但從現存的史料記載中我們不難發現有關托布秀爾的蛛絲馬跡。

馬可?波羅在其游記中記載：“12世紀蒙古族的祖先韃靼人中流行一種二弦琴。”他從意大利經西域去上都時曾在蒙古族草原見到過與托布秀爾完全相同的二弦彈撥樂器。《明英宗實錄》記載：“西域蒙古汗普遍喜好音樂歌舞，每宰馬設宴，必先奉上黃酒，自彈虎撥思兒唱曲，達子齊聲和之。”《續文獻通考》記載：“明英宗正統（六年正月）又賜（斡拉達達汗）箜篌、和必斯、三弦各一。”其中《明英宗實錄》中的“虎撥思兒”與《續文獻通考》中的“和必斯”（即“火不思”），后都演變成為了現代衛拉特蒙古人使用的主奏樂器“托布秀爾”。

清朝《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史料中記載：“當時準噶爾部為其歡會宴飲所用的樂器有雅托噶、伊奇里呼爾、披帕呼爾、特木爾呼爾、圖布呼爾、綽爾等6種。”其中，圖布呼爾就是現在衛拉特蒙古族保留下來的彈撥樂器托布秀爾。倪志書撰寫的《新疆之蒙族》一書中記載：“關于樂器，種類甚多，其歡會宴飲所用者，以絲為主，而竹附之。若胡琴曰‘伊奇爾呼爾’，二弦曰‘圖布舒爾’等。”倪志書文中提到的圖布舒爾就是現在蒙古族沿用的樂器托布秀爾。

從這些具體的材料中，我們可以清楚的了解到托布秀爾在于其歷史發展漫長，而且較為悠久。我們不光要發現它具有的歷史價值，更需要從其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不斷的總結出少數民族樂器發展帶來的社會變革。研究其社會價值意義十分重大。這將關系到整個我國民族文化的發展歷程研究更關系到整個社會演變的手工工藝研究。所以，在研究其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一定要發揮好保護少數民族樂器發展的作用，不能夠出現影響民族音樂文化交流的錯誤觀念。

另外，我們在進一步的研究過程中，要研究其具體的形狀結構，其木為槽，形方，底有孔。面長六寸八分二厘六毫，闊五寸三分九厘三毫，邊長七寸八分八厘五毫，闊六寸四分八厘。這些方面的研究過程也要根據考古挖掘的材料來做詳細的介紹，目前，該項樂器已經在不我國民間樂器發展過程中起到領先的地位，往往由于人們不夠重視該種樂器的研究，對于中國音樂發展來講是極為不利的，我們必須從加大研究力度開始，注意從中找到一些借鑒的知識，以便于更好的完善樂器制作水平。往往由于人們的忽視性，從而導致一系列問題的不斷發生，例如，該種樂器要能夠融合其它樂器之長，就可以做到精細而不凡的境地。

我們在進一步研究其發展歷史過程時，發現 “托布秀爾”與唐代的胡琴有關聯。因為當時的“胡琴”主要是指西域的一種樂器，后來開始慢慢融合傳入到中原，這些樂器與我們研究的肅北民樂托布秀爾有著重要的聯系，也就是在具體的制作過程中，引用其它樂器的制造方法，看上去很完美，其實包含有其它樂器所共有的特點，這是肅北民樂托布秀爾發展的具體演變情況。又《契丹國志》載：“每謁拜木蘭葉山，即射柳枝，諢子唱番敢前導，彈胡琴和之”，契丹所建遼國，文化藝術相當發達。這些具體的記載也更進一步證明了肅北民樂托布秀爾主要通過其它樂器進行細化研制的結果。

三、結束語

托布秀爾是蒙古族音樂文化的重要遺產，現在已經是新疆蒙古人中非常普及的樂器，對它的研究將會推動新疆蒙古族音樂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參考文獻：

[1]宋博年，李強.西域音樂史[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篇(7)

神游于圖片中的庫車，迷失于奇特的山水地貌中；神游于文字間的庫車，陶醉于悠久的歷史文化中；神游于朋友口中的庫車，輾轉于絲綢之路的交通要塞中。然而，這些都是表象，我渴求西域古國古人和現代人的生活狀況；我渴求龜茲文化的深厚底蘊；我渴求“西域樂都”、“歌舞之鄉”的美譽精髓；我渴求舉世聞名的龜茲文化之發祥地和中外四大文化之交匯地的龍馬精神。

在龜茲古渡停泊，依稀看到了那一張張古老的船帆；在庫車大寺、庫木吐拉千佛洞、雀離大寺、阿艾石窟流連，仿佛感受到了鳩摩羅什等龜茲文化使者們留下的佛光；在蘇巴什古城、庫車王府做客，與龜茲國的王孫公子、臣民百姓一起“羌笛隴頭吟，胡舞龜茲曲”；在克孜爾尕哈烽燧隧道、林基路大壩穿行，仰望著“克孜爾尕哈”姑娘的居所，感動著龜茲王弟的忠誠；在南山牧場放著卡拉庫爾羊，與英俊瀟灑的牧羊人一起吹篳篥，與美貌公主一起悲痛“千淚泉”，與龜茲國的著名音樂家傾聽羯鼓曲《耶婆瑟雞》。

因庫車小白杏而饞咽；因塔里木胡楊而唏噓；因天山大峽谷而神往；因龜茲樂舞而陶醉；因西氣東輸而心潮澎湃；更因龜茲王降龍的大龍池而浮想聯翩……

我的目光聚焦在水域寬闊，清澈見底，曾栩栩如生地出現在玄奘《大唐西域記》中的大龍池。

曾經看到這樣一個傳說：在屈支國的東部有一座城池，城池的北面天祠前有個大龍池，池內有許多龍。有一個叫金花的明君，政教清明廉潔，感動了池中之龍，愿意為國王架車。國王臨終時用鞭子觸動龍的耳朵，龍隨即隱藏到池水中，直到現在。這座城池中沒有井，但人們都喝這個池中的水。池中的龍變成人形，和許多婦人交合，生的孩子驍勇無比，跑起來能夠趕上狂奔的駿馬。如此擴展開來，這里的人們都成了龍種。他們自恃勇力作威作福，不聽從國王的命令。于是，國王招引突厥族殺死了這城里的所有人，這座城池也就荒蕪了。但是，這些龍還經常出來和母馬，生下龍駒，龍駒暴戾兇悍，難以駕馭，只有龍駒生下來的馬才可以馴養駕車，因此屈支國多產良馬。

屈支國即今天的庫車，聯想著這樣的傳說，你是否會情不自禁問：還能否找到那座荒蕪的城池？那龍種、龍駒今安在？

一位朋友向我講述了自駕游途經庫車的觀感。

2011年9月，他兩次進入庫車。9月13日，首先是從塔克拉瑪干沙漠中的塔里木（塔中）石油基地出發，沿沙漠公路北行，在輪南入S165庫東公路西行，再折北行入G314國道西行，沿途風光秀麗、景色迷人、道路寬闊，他不停地按動照相機快門。進入庫車縣，沒多作停留，只在庫車附近吃了碗拉條子就繼續西行去阿克蘇了。再從阿克蘇到喀什，沿昆侖山北麓東行到和田、民豐，再次穿越522公里的沙漠公路，繞一周后又回到庫車城區，此時已是9月16號。接著從庫車入G217國道，即著名的獨庫（獨山子―庫車）國防公路，進入庫車大峽谷。庫車大峽谷中的一處，恰如的“布達拉宮”，引人入勝，拍照留念。

沿此國道一直走到巴音布魯克草原，其間屬于庫車的境地也不知道是在哪里劃分的，山谷形勝，大龍池也在其中。這位朋友邊敘述邊回味，感嘆：在新疆，你才能真正體會到信馬由韁的，才能真正感覺到天高任鳥飛的豪邁！

還有一位網友，他是一位新疆的公路建設者，也是一位勇敢的徒步攝影師，更是一位天才的寫作者。他利用工作之機，憑借自強奮進的精神，幾乎踏遍新疆的天山南北、大漠雪域；他更用相機和紙筆記錄了新疆的秀麗和神奇。

他也曾為筑路而在大龍池邊搭棚而居。

他拍攝的大龍池，遠處是白皚皚的雪山；中間是綠油油的針葉林帶；近處是藍汪汪的龍池水域。龍池分大、小龍池，有瀑布和暗河相通。現在由他們修建的公路，可以直達龍池附近，使大、小龍池成為了庫車乃至新疆一處獨特而秀麗的風景區。為此，他很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同時，也掩飾不住他對因筑路而長眠在大龍池畔的三位戰友的深深懷念。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龍馬精神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所崇尚的奮斗不止、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作為龜茲文化的發祥地、西域三十六國中較大的城郭國、絲綢之路重要的交通要塞，庫車更是人杰地靈。

如今的庫車，似一只展翅欲飛的雄鷹，正在積蓄力量，待機遨游蒼穹。

庫車縣財政每年安排600萬元旅游專項資金，并且每年按10%的比率增加列入財政預算，重點用于規劃編制、人才培訓、旅游項目基礎設施建設、整體宣傳促銷、農家樂補助、旅游紀念品開發等方面。

對在國家級一般期刊和疆內發行的刊物上發表關于庫車旅游業發展的學術論文、論著，反映地方民俗的中、長篇小說及電影、電視劇劇本作者，分別給予10萬元、5萬元、3萬元獎勵。對創作反映庫車并以縣城鄉村風貌為背景拍攝的電視劇、電影，給予劇本作者每集1萬元的獎勵，作品播出后性獎勵拍攝作者50萬元。這樣的消息，對于空腹爬格子的寫作者們不能不說是極大的鼓勵和福音。由此，庫車縣委、縣政府開發旅游業的力度可見一斑。

如今的庫車，既有底蘊深厚的龜茲文化，又有不斷開發的獨特山水，既有政府政策支持，又有龍馬精神的人為動力。我愿意相信：這個古老而嶄新的旅游勝地，這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將是人人向往的神奇之地。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神游畢竟認識不足，有朝一日如能親臨庫車，去觸動“龍馬精神”的底蘊，那應該是人生之最大幸事，我期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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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城遺址

俗稱“大黑汰沁古城”，唐代龜茲軍馬飼養基地的監牧使城。唐王城遺址位于庫車縣城東南，塔里木鄉東北約15公里處。其建筑平面呈長方形，東西墻垣長260米，南北寬約160米。四面墻體均有向外延伸的“馬面”建筑，其外有甕城建筑遺址，東西長約13米，南北長約34米。依古城的南墻外接筑一座城垣，新接筑的城墻東西長約250米，南北寬約100米，城內保存有枯井遺址。

古城外的西北隅有三座高大的墩臺遺址，其上殘存有土坯建筑遺址、佛寺遺址等。地面散露著冶煉銅遺物、建筑物構件以及鑄造龜茲小錢的陶范等。古城多次出土漢唐錢幣，雕飾的建筑構件和陶、玉、玻璃、銅、鐵等質地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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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巴什佛寺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