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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鎮養老保險;部分積累制;現收現付制;基金制

社會養老保險不僅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一個具有豐富經濟內涵和廣泛社會影響的政策問題。一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選擇,應該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收入分配結構、要素市場發育程度、稅費征管體制、人口結構等現實條件相適應。因此,根據本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來制定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方案,是一項重要的政策內容。

近年來,在多方論證的基礎上,我國初步建立起了一個部分積累制的城鎮養老保險體系。然而,現行養老保險體系的實際運行卻不盡如人意,其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值得引起理論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反思。本文在對當前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系存在問題及其根源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認為我國應當更加務實地對現行的城鎮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

一、改革歷史的簡單回顧

我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起步于20世紀50年代國家頒布的《勞動保險條例》和《國家工作人員退休條例》,其保障對象是城鎮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主要特征是由國家規定基本統一的養老待遇,由各類單位和企業支付養老費用。由于國有企業的經營由國家統負盈虧,因此這實際上是一種享受對象經限定的由國家統一管理并保證養老金發放的養老體系。

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要求國有企業成為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這樣,養老包袱的輕重就嚴重地影響到國有企業的盈利水平和競爭能力,養老基金由企業統籌向社會統籌方向發展勢在必然。1991年《國務院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標志著我國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的開始。這實際上是一種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體系。

1995年《國務院關于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確定了基本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簡稱“統賬結合”)的模式,強調建立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的必要性。1997年《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規定》,進一步明確了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統一模式。該模式要求我國的養老保險體系從傳統的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過渡。事實上,我國采納了世界銀行倡導的“三支柱”模式,即強制性的現收現付制作為第一支柱,強制性的個人賬戶作為第二支柱,自愿的補充養老保險作為第三支柱。第一支柱按照繳費工資的13%由企業在稅前支付,它將保證繳費15年以上的職工在退休時獲得20%的替代率;第二支柱由個人和企業共同負擔,按繳費工資的11%繳納,當職工退休時每月可得到個人賬戶基金積累額的1/120。作為第一支柱的統籌賬戶和第二支柱的個人賬戶,可合計提供58.5%的目標替代率。①

概括起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系改革的內容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從企業統籌走向社會統籌;二是從單一的現收現付制走向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相結合的統賬結合模式;三是擴大了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將非國有企業納入養老保險體系;四是適當調整了繳費率和養老金的替代率,糾正了養老保險體系在精算上的失衡。而改革的目的在于順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解決養老保險的可攜帶性問題,疏通勞動力流動障礙;應對人口結構不利變動對現收現付制的挑戰,削減養老保險制度的代際再分配功能;等等。

二、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原因

盡管已有的研究從理論上論證了多支柱模式的優越性,以及通過模擬研究②論證了我國從現收現付制向基金制轉型的現實可行性(WorldBank,1997;YanWang,etal.,2000),[1-2]但現行養老保險體系在運作過程中還是出現了許多預期之外的問題。

1.個人賬戶“空賬”規模巨大,部分積累制名存實亡

由于現行的部分積累制是在現收現付以及沒有任何基金積累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就要求當前工作的一代不僅要承擔上一代的養老責任,還要為自己積累養老金,由此帶來了巨大的轉型成本。

對于改革之時已經離退休的“老人”、工作期間經歷制度轉換的“中人”以及改革之后才參加工作的“新人”來說,目前的養老保險制度采取“老人老辦法,中人中辦法,新人新辦法”③進行區別對待。即已經離退休的“老人”的養老金待遇保持不變,他們的養老金用每年收繳的社會統籌基金支付;對于“中人”,新制度規定將其在改革之前的工作年限視為繳費年限,他們所享受的養老金待遇與他們在改革之后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的差額也由社會統籌基金支付。這樣,“老人”和“中人”的養老金來源就成為一筆“歷史債務”(即轉型成本),如國務院體改辦2000年測算的結果為67145億元(何平,2001)。[3]

現行部分積累制的養老保險制度在實際操作中,由于養老保險費的實繳數額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統籌賬戶的基金不足以支付現有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因此個人賬戶的基金幾乎全部被挪用來支付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從而形成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即個人賬戶只是一個名義賬戶。在名義賬戶下,資金的回報率是由政府規定的,而不是實際的投資回報率。這樣,從根本上看,現行養老保險體系仍然是現收現付制。

2.繳費率相當高,企業和工薪階層負擔沉重

我國養老保險繳費率(平均養老保險費與平均工資的比率)目前已經達到比較高的水平,從1991年的16%增加到目前的24%,遠遠高于世界平均繳費水平(為10%),甚至高于國際警界線(20%)。根據對OECD24個國家社會保障繳費率的統計,只有丹麥(24.55%)、意大利(29.64%)、荷蘭(25.78%)、西班牙(28.30%)和葡萄牙(34.75%)等5個國家的社會保障稅高于中國(孫祁祥,2001)。[4]

盡管企業可以通過降低工資基數的方式向職工轉嫁部分社會保險費(轉嫁能否順利實現取決于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彈性),但過高的繳費率無疑將提高企業的經營成本,并形成繳費企業與未繳費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而在現行制度下,企業職工除了須繳納“四金”(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金、失業保險金)以外,還須繳納不菲的個人所得稅。在這種情況下,實現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體系再分配功能的資金來源和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實際上大部分來源于工薪階層。這種狀況對于培育中產階級,改善我國居民的收入分配結構是不利的。

如果說西方國家的高繳費率主要緣于提供了過高的社會福利,即所謂的“福利病”(同工資一樣,社會福利水平具有很強的剛性),我國的高繳費率則主要在于龐大的轉型成本——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現象嚴重,覆蓋面、參保率難以提高,以及過高的替代率等原因造成的養老保險資金缺口。理論界熱衷于探討的老齡化問題,事實上并非造成高繳費率的重要因素,而這恰恰更增加了人們對于老齡化將帶來的高贍養率的擔憂。

3.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現象嚴重,擴大覆蓋面舉步維艱

當前企業拖欠、逃避繳納養老保險費的情況非常嚴重,近幾年來養老保險基金的收繳率呈逐年下降趨勢。1992年至1998年,收繳率分別為96%、92%、91%、86%、90.7%及82.7%,此后一直徘徊在90%以下(龔秀全、黃勝開,2002)。[5]截至1998年底,企業共欠繳養老保險費302億元,到2000年底上升到414億元,相當于當年養老金發放金額的20%。而且,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的工作進展也乏善可陳。1999年,國務院了《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加速把非公有企業職工和外來勞動力包括到養老保險社會統籌中來。但直到2005年底,養老保險參與率一直徘徊在50%~60%之間(見表1)。覆蓋面未能順利擴大,直接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是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到1997年底,93.9%的國有企業職工參加了養老保險,而城鎮集體企業職工的參與率為53.8%,其他所有制企業只有32.0%,事實上造成了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二是養老保險體系的負擔率大幅上升。如表2所示,從1993年到2005年,我國養老保險體系參保職工人數上升了78.8%,而參保離退休人員則上升了168.2%,負擔率提高了50個百分點。

在現實中,企業逃避繳費的行為是不可避免的;但過高的繳費率、有效征管體制的缺失,則大大增強了企業逃避繳費的動機。從我國的國情來看,逃稅漏稅現象本來就非常普遍,更何況是以“費”的形式進行征集的養老保險基金。

從職工個人方面來看,由于當前的工薪階層不僅成為轉型成本的主要承擔者,而且現收現付制本身所具有的再分配功能、④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和過低的投資回報率等因素,也都抑制了其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積極性,難以有效形成職工對企業繳費的監督機制。

地方政府(縣或地、市級政府)在統一養老保險制度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注意。地方政府曾是養老保險體系的管理者,且在大部分地區至今仍然是實際的管理者,養老保險的省級統籌將使它們失去對養老基金的控制權。顯然,在它們擁有對養老基金控制權的時候,它們有積極性向企業收取養老保險費;而在它們喪失對養老基金的控制權之后,它們的積極性將相應降低。此外,在省級統籌的運作中,省內地區之間的交叉補貼也會對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產生嚴重的影響。例如,如果一個縣(或市)的養老基金盈余被拿去與其他縣(或市)分享,這個縣(或市)將不會有實現盈余的積極性;反之,如果一個縣(或市)的養老基金赤字可以得到來自統籌基金的補貼,這個縣(或市)也不會設法去消減赤字。

4.其他存在的問題

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在運行中出現的其他問題還有很多,如社保基金未能獲得令人滿意的收益率、省級統籌進展緩慢等。以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的年報為例,其歷年的投資收益率(如表3),在所有年份均低于五年期定期儲蓄利率。而自1997年國務院要求養老保險實現省級統籌以來至2000年底,真正實現省級統籌的只有5個省,17個省通過省級調劑金進行上繳下撥,8個省還沒有建立省級調劑金或者雖然名義上建立了但沒有運作(趙耀輝、徐建國,2003)。[6]過低的投資回報率大大打擊了職工對于養老保險體系的信心,甚至使個人賬戶的繳費異化為某種稅負(由于資金回報率低于其機會成本);省級統籌難以實施,則不利于調節省內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以及控制養老基金管理中的道德風險和腐敗行為。

綜上所述,個人賬戶空賬、繳費率過高、拖欠及逃避繳費現象嚴重是當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運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從這些問題之間的關系中可以看出,它們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養老保險基金的拮據表現為個人賬戶空賬,并產生了提高繳費率的要求;過高的繳費率又大大增強了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的動機;而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的行為,反過來又影響了養老保險費的順利征收,并使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的工作難以實施;最終導致個人賬戶空賬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從而使整個養老保險體系的運作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當前我國養老保險體系在實踐中遭遇的嚴峻形勢所折射出的現行制度設計的不合理,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過于執著養老保險體系自身的財務平衡。面對巨大轉型成本的現實,政府沒有必要拘泥于養老保險體系自身的收支平衡,以致于造成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而失信于民。事實上,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社會保障稅并不是社會保障資金的惟一來源。除少數國家(如德國)的社會保障稅能夠完全滿足社會保障支出的需要以外,多數國家的社會保障稅收入只占社會保障支出的較大比重,個別國家(如加拿大)的社會保障稅收入占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尚不足50%。而從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來看,我國的社會保障支出仍處在相當低的水平上。因此,增加其他資金來源(如國有資產的變現所得、稅收收入、國債籌資等)用以支付轉型成本是完全合理的。

第二,養老金的替代率偏高。現行制度設計中養老金的目標替代率為58.5%,而“老人”和“中人”的替代率更高。從實施情況來看,目前我國各地基本養老金替代率的平均水平已超過80%,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見表4);部分地區如河北、山西、內蒙古、吉林、安徽、江西、山東、河南等省(自治區)的養老金替代率均超過了100%,甚至出現了一些在崗還不如退休的情況。從人均產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看,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仍十分巨大,現行制度如此之高的替代率未免有些自不量力。

第三,養老金領取條件過于寬松。主要表現在對提前退休領取養老金的政策把握和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提前退休政策以達到減員增效目的。此外,80年代初期,我國27個產業部門相繼制定了1800多個特殊工種名錄,規定特殊工種職工可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但是,隨著現代化科技的應用,繼續沿用這個20年前制定的標準并不完全合適。不僅如此,為了順利實現減員的目的,地方政府和企業還有意放松了對提前退休審批的管理,從而導致一大批產業職工提前退休,過早地加入領取養老金的隊伍。從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來看,新制度中繳費滿15年、舊制度中工齡滿10年即可領取養老金這一政策標準,在世界上已建立起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中也是相當低的。

第四,對制度實施方案的操作難度缺乏充分的估計。現行制度設計不僅建立起了一個擁有較高目標替代率的部分積累制養老體系框架,而且還指望由當前工作的一代承擔起巨大的轉型成本,但對于企業和職工能否承受由此帶來的高繳費率以及收取養老保險費的難度,卻似乎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部分積累制的強制性個人賬戶客觀上也加重了企業和職工的負擔,事實上并不是一種比原有的現收現付制更優的選擇。

由此可見,過于簡單、理想化而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方案設計,是我國社會養老保險體系面臨困境的根本原因。現行制度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的諸多問題,暴露出政策設計者過于迷信理論模型的論證而缺少對現實國情的深入了解;忽視對我國政府和企業之間,以及政府上、下級之間博弈行為的考察。

三、反思與相關政策建議

如上所述,即使經過貌似嚴格的理論論證和數據模擬,一個制度的設計如果缺少了現實的可操作性,它也難免會在實施中遭到失敗。這是值得我國理論界深刻反思的。總的來看,過去的理論研究更多的是從純粹理論的層面對現收現付和基金制進行比較,或探討人口老齡化來臨的福利效應及應對措施;而在運用數學模型和數據模擬方法進行論證的過程中則多少顯得有些一廂情愿,對于從假設條件引出的結論與現實的差距缺乏客觀的分析,表現出熱衷于理論探討而疏于關注現實國情的傾向。

在對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的比較中,學者們較傾向于認為現收現付制對國民儲蓄具有擠出效應,減少了資本的形成,從而不利于長期經濟增長(Feldstein,1974);[8]難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危機,并認為從現收現付制逐步向基金制過渡乃是大勢所趨。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現收現付制對國民儲蓄的擠出效應以及這種擠出效應有多大,在國內外學術界尚未得到嚴格的論證。而且,國民儲蓄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在過剩經濟的條件下,降低儲蓄率、擴大有效需求反而有利于解決當前我國經濟的動態無效率問題(袁志剛、宋錚,2000)。[9]對于現收現付制另一個常見的質疑是,它難以在一個不利的人口結構變化趨勢中得以維系。但從根本上看,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兩種養老保險體系只不過是退休一代采用不同的方式索取當前的產出。在現收現付制下,退休一代憑借過去繳納養老保險費獲得分享來自當前工作一代的轉移支付的權利;在基金制下,退休一代憑借資本所有權證獲得分享當前工作一代提供的產出的權利。兩者的物質基礎是完全一致的。可見,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才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根本,基金制并不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靈丹妙藥(NicholasBarr,2000)。[10]在老齡化問題上,基金制與現收現付制的區別只不過是基金制將問題拋給社會,而現收現付制則由政府承擔起責任而已。

實際上,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在實踐中各有利弊。現收現付制的最大弊端是由于其再分配功能而導致企業和職工逃避繳費,養老保險覆蓋面難以擴大;基金制則缺乏再分配功能,難以抵御通貨膨脹等缺陷,使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水平無法得到保證。從這一點來看,基金制已基本喪失了“社會保障”的功能。

老齡化趨勢對養老保險體系的考驗也是學者們所關注的問題。但是,如上所述,從實際運行的情況來看,造成我國養老保險體系負擔率較高的主要原因并非老齡化問題,而是養老保險覆蓋面難以擴大、職工參保率難以提高以及下崗和提前退休高峰的來臨等問題。這些問題對現行養老保險制度構成的壓力,顯然遠大于老齡化問題;而老齡化問題只不過是使入不敷出的養老保險體系)上加霜罷了。

在有關養老保險的理論探討中,學者們大多借助于代際交疊模型(Samuelson,1958;Diamond,1965)來進行分析,如對現收現付制與國民儲蓄關系的論證、人口結構變動的福利效應分析、繳費率和統籌比例的參數設定,等等。[11-12]但是,代際交疊模型的論證依賴于退休一代不留遺產的強假設,而這與現實情況是明顯不符的。在現實中,人們有種種理由在死亡時留下遺產,例如:(1)遺產動機是普遍存在的;(2)人們無法準確知道自己何時會死亡;(3)住房和耐用品的殘值一般會成為遺產等。在養老保險體系設計的數據模擬研究過程中,學者們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往往在模型中設定有利于自己結論的假設條件和參數值。例如,支持基金制的學者往往過分強調養老基金的投資回報率(Feldstein,1999),[13]似乎認為養老基金的投資回報率理所當然地將高于真實工資的增長率。事實上,在古典經濟模型的理想狀態下,兩者應該是一致的;而從我國的統計數據來看,在1986-2002年的大部分時間內,真實工資的增長率高于五年期國債的實際利率(袁志剛、封進,2004)[14],從而基金制是比現收現付制更好的制度選擇;而支持現收現付制的學者則忽視了收取養老保險費的難度,隱含了養老保險費能夠順利收取的假設。

綜上所述,在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中,政策設計者不應無主見地人云亦云或照搬國外的經驗,而應更多地對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存在意義是什么、中國的現實國情適合什么樣的制度安排,以及設計方案能否得到順利實施等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

一般認為,政府介入養老保險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政府強制保險可以糾正由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所導致的市場失靈;二是社會養老保險具有再分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財富在不同的收入階層和代際之間再分配;三是政府強制保險可以幫助人們克服短視行為,即所謂的“家長主義”。但從市場失靈和家長主義的觀點來看,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理由顯然不如醫療保險充分;特別是對于基金制來說,除了具有家長主義的含義之外,政府幾乎再沒有介入養老保險的理由,而事實上這種家長主義的強制儲蓄是否必要也是值得商榷的(在沒有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情況下,人們也可能會為自己的養老積極儲蓄)。相比較而言,現收現付制由于具有保障退休人員基本生活之需的再分配功能,而更加適合作為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方式。但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經濟發展仍處在相當低的水平上,且貧富兩極分化相當嚴重,缺乏一個人口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在這種經濟條件下,面對顯而易見的人口老齡化趨勢,一個較低水平、廣泛覆蓋的養老保險體系,對于我國來說可能是更加合適的選擇。較低水平的養老金可以降低當前工作一代的負擔,有利于養老保險費的收取;而養老金水平也反映了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程度。從我國當前的現實情況來看,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首要目標理應是保障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之需;如果人們希望在退休以后過得更寬裕一些,他們有責任在工作時期為自己進行更多的儲蓄。

根據以上的分析,政策設計者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現有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更為務實的改革。

第一,降低企業和職工的負擔。政府應更多地考慮通過減持國有股、發行國債或稅收來支付轉型成本。為此,政府有必要重新審視當前的財政支出結構,應向社會保障、教育、國防等有關國計民生的項目傾斜,逐步縮減以至取消大量不必要的財政支出(如大量的形象工程項目、對競爭性國有企業的財政扶持、民間力量完全可以實現的投資項目,等等)。對于工薪階層的負擔,可以考慮以個人所得稅作為社會保險費的來源而取消社會保險費,或者取消個人所得稅而保留社會保險費。另外,可以考慮取消養老保險強制性的個人賬戶(即取消部分積累制)和“四金”中的住房公積金,⑤以進一步降低職工的負擔。

第二,建立一個較低水平的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體系。養老金的給付可以考慮采取DB模式而不必按目標替代率進行設計。養老金發放水平可參考當地的最低工資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設定(如以當地的最低工資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乘以一定的系數)。對于部分養老金待遇過高的“老人”和“中人”,考慮到養老金待遇的剛性,可以保持其原來的養老金發放水平不變;但如將來出現通貨膨脹,則不對養老金待遇進行調整,直到與其設定的養老金發放水平相當為止。

第三,取消提前退休領取養老金的權利,重新制定特殊工種提前退休的標準并嚴格其審批管理;適當提高領取養老金所需的繳費年限標準。對于因下崗而提前退休者,可以考慮將這部分人納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失業保險制度之中。

第四,在保留一個較低水平的現收現付制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基礎上,鼓勵企業年金的發展以及個人為養老儲蓄。為此,必須為企業年金和個人年金提供稅收優惠政策。例如,企業購買企業年金可在稅前列支,個人購買養老金的支出部分可免繳個人所得稅(這些政策已為世界上相當多的國家所采用)。這樣不僅有利于降低政府的行政負擔,杜絕地方政府挪用養老金和腐敗行為的發生,而且有利于促進我國金融市場的成熟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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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這個目標替代率的計算方法是:假設預期壽命為70歲,實際工資增長率等于名義利率,職工按繳費工資的11%向養老保險體系交費35年,這樣退休時個人賬戶可以提供38.5%的替代率,統籌賬戶提供20%的替代率。二者合計共提供58.5%的替代率。

②Wang,etal.的模擬顯示,在2000年到2010年間,每年的轉型成本占GDP的0.6%左右,到2050年將下降到0.3%。轉型成本的補償可以通過稅收進行融資,這樣,支付第一支柱相當于工資20%的養老金所需交納的費用率只需10%~12%。

③“老人老辦法”是指對已退休者繼續實行以前的退休金發放標準,退休金替代率為60%~90%,退休金計算基數為退休時的工資額;離休者離休費為離休時工資的100%。“新人新辦法”是指1997年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實施以后參加工作的職工,他們的退休金相當于當年職工平均工資的20%,有35年工齡的職工,目標替代率為58.5%左右。“中人中辦法”是指中人的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新制度建立以后個人賬戶上積累的個人賬戶養老金,以及將統一制度建立以前的工作年限視為繳費年限計算的“過渡養老金”三部分組成[月養老金=基礎養老金個人賬戶養老金÷120過渡養老金,過渡養老金=指數化月平均繳費工資×(1.0%-1.4%)×視為繳費的年限]。

④現收現付制的再分配功能包括從工作一代對退休一代的轉移支付、從高收入群體向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從短壽者向長壽者的轉移支付,以及從男性向女性的轉移支付。

⑤我國現行的住房公積金制度缺乏再分配功能,而且人們顯然會為了購買住房而自覺地儲蓄。所以,這種強制性儲蓄幾乎是毫無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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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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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iamond,P.A..NationalDebtinaNeoclassicalGrowthModel.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5,55(5):1126-1150.

篇(2)

一、發展軌跡

本文所指養老保險是德國的法定養老保險，其目標是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養老金水平與繳費工資與繳費年限相聯系，目前的繳費率大概是月工資的20％(雇員和雇主均負擔20％)，繳納年限一般情況下為45年，截至2002年底，已有5142.4萬人參加法定養老保險，養老金領取人數有1767.8萬人。下面，讓我們沿著德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軌跡，來更全面地了解德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現狀。

從1889年《養老保險法》建立以來，一些關鍵的年份和重要的改革如下：

1957年，從基金積累制改為現收現付制，建立動態養老保險調整機制；1972年，主要是擴大了被保險人的范圍；1992年，養老金的調整依據改為可供支配的凈工資收入的增幅；1999年，在養老金計算公式中增加了人口發展因子，使人口老齡化的負擔能公平地分攤到保險費繳納者和養老金領取者身上；2001年，降低福利標準、延長退休年齡、提高繳費比例和降低“視同繳費年限”等；2003年和2005年進行了組織機構的改革，主要是自治機構的合并，以降低管理成本。

宏觀來看德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演變，可以總結出以下幾條發展主線：

1.籌資模式：從完全積累到現收現付。從1957年開始，基金積累制向現收現付制轉變，到1969年徹底實現。現收現付制模式一直保持到現在。

2.內容設計：越來越多樣性和個性化.盡量滿足不同個體的需要，賦予個體一定的選擇權，目前養老金種類可分為：因年老支付的養老金(常規養老金、長期養老金、婦女養老金和礦工養老金等)；因工作能力減退而支付的養老金(嚴重殘疾、喪失工作能力或無勞動能力者養老金、失業者養老金等)；因死亡支付的養老金(鰥寡養老金、教育養老金和孤兒養老金等)。

3.福利水平：先從低到高，再從高到低。從1957年到1989年32次的養老金調整使實際養老金比最初提高了2.3倍；19世紀初推行養老保險體制時，法定的退休年齡是70歲，而那時的平均壽命只有45歲，近些年，德國人的實際退休年齡是60歲，但平均壽命則已達到80歲。由于養老保險制度經濟的不可持續，近些年福利水平有下降趨勢。如從1992年起，60歲和63歲的退休年齡將提高到標準退休年齡65歲；視同繳費年限降低(如過去受教育年限也可視為繳費年限，最長可以13年，現在只有7年)，從2001年起降低養老金水平(替代率將從70％降為2020年的46％)。

4.監管機制：自治性越來越強。在養老保險領域，遵循國家立法和國家自治相結合的原則。經選舉產生的雇員和雇主代表對養老保險實行自治管理。自治結構是游離于政府之外的，所有這些機構共同構成了德國養老保險機關聯合會(VDR)。這種將政府從直接的管理責任中脫離出來的自治管理模式還形成了有效的、內外結合的監督體系：外部監督機構是政府，內部監督機構是自治機構，從而有力地保障養老保險制度的日常運行。自治組織的管理能力也是在不斷的實踐中變得越來越強大。

二、現實依托

可以看出，最大限度的將公正與互助、公開性、多樣性和效率結合起來，是德國養老保險制度設計的出發點和運行的根本目的。制度主要依托如下現實因素：

(一)制度形成和存在的總體依據——民主的和福利的聯邦制的國家性質和完善的法律體系

德國基本法第20條第1款規定，聯邦德國是一個民主的和福利的聯邦制國家。依據福利國家原則，養老保險是應由國家承擔的一項主要任務。福利國家原則規定國家具有負責社會福利的職能，但不對國家應如何完成此項職能做出具體規定。這是民主原則在社會保險制度中的體現，這也賦予了政府對實現公正的路徑進行選擇的自由。

自德國建立養老保險制度以來，公正就在其中占有優先地位，這種優先地位是由完善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的。社會法典第1卷總則和社會法典第4卷通則對社會保險作了原則規定，第6卷對養老保險制度作了更為詳盡的規定，還有各州的立法以及聯邦法院的規定。另外，還有完備的司法制度，德國憲法規定，任何權利受到損害的公民都可以訴諸司法機構，對社會保險問題，由社會法庭首先負責。

(二)現收現付的資金運作模式依舊——對社會公平的不懈追求

由于人口老齡化和經濟競爭加劇，在從現收現付走向基金積累的國際趨勢下(智利完全私有化的養老保險改革自不必說，就算福利國家櫥窗之稱的“瑞典”和“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面保障的福利國家英國，也都紛紛走上了更有效率的“基金積累”道路)，德國是仍然保持著更能促進社會公平的現收現付模式的少數國家之一。一方面是改革難度大的客觀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對社會公平最大限度和執著追求的主觀結果。最大限度的公平實際上也是德國社會保險制度堅持不懈的追求。

(三)多樣化的制度設計和自治管理機構——國家對公民權利的最大維護和對民主、自由的最大保障

自由和平等歷來就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與精髓，多樣化的制度設計給了社會成員一定的選擇空間和自由，體現了德國重視社會成員的個性化需求，尊重自由的文化。

德國允許社會保險實行自治管理，雖然這并不意味著社會保險可以隨意發展，但至少說明了國家在履行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的同時，在盡力保障了個人和企業的自由權，其實這得益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社會保險中，立法者在盡力創造這樣一種法律框架，即能使人們盡量自己負責解決自己的事情，政府沒有興趣以一種的方式規定所有的細節。因此，在這種角色定位下，國家就沒有必要經營所有的社會保險機構。這一點也是前面所述民主和福利的聯邦國家的典型體現。

(四)改革舉步為艱——福利剛性、政治作用和強大的工會力量

為了增強制度的適應性，德國政府雖然在對養老保險制度進行不斷調整，但大都是小修小補，可就是這些對于社會制度來說根本稱不上改革、屬于很正常的“調整”，如隨著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而相繼延長退休年齡等，都遇到強大的社會阻力。可以說，在德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舉步為維。除了在任何國家都起作用的“福利剛性”和“政治作用”不可忽視外，強大的工會力量是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德國工會聯盟(DGB)目前有1000多萬個會員(即單個的工會)，工會的目標是改善雇員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他們代表雇員的社會經濟利益參與社會保險的自治管理、對社會政策問題發表意見，而且工會在意識形態上又是中立的，獨立于任何政黨，可見，他們對雇員福利的保護是持久和穩定的。因此，強大的工會一直在維護勞動者福利和權益方面扮演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構成德國養老保險改革的一個主要阻力。

三、現狀評論

但現在的制度是否能帶來最優的社會效果，在了解了制度現狀和其存在的社會基礎后，有必要對其進行全面的評論，這才能達到進行國際借鑒的真正目的。在這里，主要參考著名社會保障專家鄭功成教授在其所著《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變遷與評估》一書中提出的指標(價值取向與建制理念、制度的適應性和制度的可持續性等)來對其進行評論。

(一)公平的價值取向值得肯定

雖然近些年養老保險金水平有所下降，但從總體來看，其人性化的、寬松的制度設計和全面覆蓋的立法原則等，都說明了其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福利國家，其為保持福利水平所做的各種努力都基于其對公平的不懈追求。這一點不僅能從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內容可以看出，還能從1990年東西德合并時，面對東德制度不一致且西德保障水平高于東德的情況，德國政府決定將原西德的社會保險制度模式完全移植到東德的轉型方案中看出。西部地區對東部地區社會保險制度轉型的責任分擔，明顯地符合增進社會公平與國家認同的價值追求。盡管現在對于德國的轉型方案還不能簡單地予以評判，因為現在轉型還沒有最后完成，但其中所包含的對公平的追求與向往，以及國家認同等是應當充分肯定的。

(二)對公平的不懈追求并沒有阻止福利水平的下降

在德國，雖然主觀上有追求公平的強烈愿望，但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導致制度負擔異常沉重，目前，制度負擔比例(繳費人數/領取人數)是2.3∶1，生育率降低又使這一形勢雪上加霜，預計20年后這一比例將下降到1.3∶1，而依據“代際協議”的現收現付制只有在一定的人口結構下才能正常的運轉(一般至少要大于3∶1)。而與此同時，在德國，多支柱的養老保險制度還未真正形成，實際上直到2001年政府才推出里斯特養老金，才開始建立補充養老保險。在這種形勢下，養老金水平下降是必然的，這也是近來改革的動向之一。從實際運行結果來看也是如此。據德國2005年8月2日《明鏡周刊》報道，2004年因經濟困難而無法在合同期內付清所有保險費而提前結清的養老保險費高達126億元，比2003年高出2億歐元。由于提前退出了法定養老保險，60％的未來退休人員不得不大幅度降低生活標準，近三分之一的德國人將面臨老年貧困的威脅。

(三)增強適應性的努力并沒有改變養老保險制度經濟不可持續的局面

一項制度只有適應所處時代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多項因素，才能得到可持續的發展.近些年來，養老保險基金支出已面臨很大壓力。養老保險金支出在德國一直是支出規模最大的福利項目，1990年，法定養老保險支出2000億馬克，幾乎占社會福利費用的30％，國民生產總值的9％。在轉型后，壓力更加沉重。在2002年，即兩德統一10年之后，以工資為繳費基礎的社會保險和建立在稅收基礎上的社會福利支出的相加總額約合德國GDP的1/3，全德領取退休金和社會救濟的人口接近工資收入人口，德國財政支出的62％都用來償還債務和社會福利，龐大的社會保險賬戶出現虧空，德國聯邦政府債務也因此連年超過3％(占GDP比例)的警戒線。雖然德國政府也采取了多種“增收減支”措施，如從2001年逐漸延長退休年齡，到2011年，開始把退休年齡延長到67歲；逐步提高繳費比例，從現在的19.5％提高為2030年的22％；逐漸降低養老金水平，但替代率將從現在的53％降為2020年的46％，再進而降為2003年的43％。從這幾年的實際運行狀況看，由于沒有從根本上和結構上改革養老保險制度，取而代之的各種“小修小補”的調整政策并沒有改善制度經濟的不可持續性。由于過于寬松的規定和多項選擇的自由，雖然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齡是65歲，但平均實際退休年齡僅60歲，“早退”現象非常嚴重。因此，提高適應性的努力并沒有必然帶來較高適應性的結果。另外，經濟上的不可持續還表現在經濟缺乏活力，由于習慣于德國過去的高福利，社會成員已形成惰性和過于依賴社會福利的情況，近些年福利水平的降低也沒有激勵他們的工作熱情，反而使一部分人更加消極，或者提前退休，或者依靠領取失業金度日，這使長期以來由于產品成本太高、國際競爭力下降的德國經濟很難擺脫不景氣的狀態。

四、若干啟示

通過對德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分析，可以發現，其中既有值得學習的經驗，也有引以為戒的教訓。

(一)經驗

盡管在實踐運行中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在一定程度上，德國作為福利國家的典型和資深代表，還是提供給我們一個追求公平、法制完善和管理透明、規范的養老保險制度典范。

1.公平的理念。平等與幸福是人類追求的終極目標，德國在社會政策中貫徹的最大限度地促進社會公平的理念，是與整個人類發展相一致的，其對社會公平的執著和不懈追求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2.完善的法律。這是養老保險制度運行走上規范、高效的重要保證，許多國家成功的社會保險運行實踐都說明了這一點。法律的完善不僅僅體現在法律的齊全上，還體現在對法律的穩定性和動態性保持一個合理的度上。如在德國，僅2001年到2005年期間，政府就曾對多項條款進行了幾十次的微調，而整體的管理原則又得以保持。

3.自治的管理。自治管理是一種透明、民主和有效率的社會保險管理模式，一方面自治管理可以充分吸收社會力量，直接減輕政府的管理責任；另一方面，賦予了勞動者、企業和工會參與管理的權利，是對勞動者保險權益的最大尊重；而且，自治管理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履行監督職責，保證制度運行的效率。

4.茁壯的工會。與過于強大的德國工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中國，工會組織太不完善。作為用經濟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保險制度，往往都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安排，其制度的出臺也往往是不同利益集團相互較量的結果.如果沒有工會這樣的組織與企業、政府等其他利益組織形成力量的牽制和制衡，勞動者的權益是很難保障的，在利益多元化、矛盾多元化的社會轉型期就更是如此。

(二)教訓

在養老保險制度的模式選擇、水平確定上，要吸收以下教訓：

1.養老保險是多個系統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不是某一單個因素的獨立作用，偏執于任何一個單一的因素，不顧其他，制度的發展必然是不可持續的。因此，要綜合考慮經濟、政治、文化和歷史等多項因素。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同一因素對制度所起的決定作用或影響程度也是不同的，對制度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是必要的。

篇(3)

關鍵詞：農村；養老；保險；河北；制度

由于我國廣大農村的特殊情況以及人們思想觀念上的認識不同，到目前為止，河北省乃至全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還沒有形成一個成型并比較完善的制度，絕大部分農村地區面臨的養老保障形勢依然嚴峻，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養老社會保險勢在必行。

一、我國農村養老保險的現狀及河北的特點

為了更好地解決好農民養老問題，中國政府從1987年開始探索，并在部分地區進行試點，到1991年，民政部在國內調查的基礎上出臺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標志著我國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工作的正式開啟。同年，在山東牟平縣組織試點，隨后在全國逐漸推廣，但效果并不理想。河北省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在《方案》下發后的一段時間內曾取得較大進展，但自1999年國務院決定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進行規范整頓，并停止開展一切新業務后，又一度趨于停頓，致使一些投保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失去信心，并在很多地方出現了農民大規模退保現象。此后，全省一定層面上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及相應的改革探索雖然一直沒有停止，并在部分地區和一些局部領域逐步走向深化，但總體進展緩慢，到目前為止，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還沒有建立比較完善的制度。

從整體上說，農村老年人投保意識淡薄，在投保問題上顧慮重重，怕政策不穩。1992年頒布的《方案》規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資金籌集上要堅持“個人繳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的原則，這一政策一直延續至今。在這一規定下，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主要是基金積累式個人賬戶模式。個人繳費及集體補助全部計入個人賬戶，個人賬戶屬個人所有。養老保險主要由農民個人繳納，有條件的集體雖可以給予一定的補助，但實際上因為我國農村普遍貧窮，享受這一待遇的農民很少。農民在達到一定年齡（一般為60周歲）時，可以領取養老金，養老金數額根據個人賬戶積累額和市場預期壽命來確定。1998年向5.98萬參保人發放養老金，人均42元，月均3.5元。顯然，這樣的保障沒有多大意義。

受經濟發展水平、經濟承受能力特別是小農意識的制約，當前，農民對加入農村養老保險、醫療保障等社會保障在認識上還存在偏差。據筆者在河北省部分縣市農村訪談發現，被調查老年人只有少數人投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只有20%的老年人比較了解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商業保險的區別，只有10%的農村老年人投過人壽或其他方面的商業保險。

就河北而言，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是：（1）農村地區開展的社會養老保險實行農民自愿參加，籌資主要依靠甚至完全依靠農民個人繳納，所采取的個人賬戶模式實際上是個人儲蓄，缺乏人與人之間的互助互濟，這與社會保險應具有的強制性、互濟性相違背，因此，它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保險。（2）基金管理水平低，缺乏可操作性，縣級主管投資空間小、收益差，使農村養老保險基金難以保值增值。違規投入非銀行運營機構，挪用、占用農村養老基金的案例比比皆是。（3）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目標人群的實際政策指向存在偏差。從一般意義上講，越是貧窮、年齡越大的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的需要越強烈。但是，目前的政策恰好相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實際走得是一條“保富不保貧”的路子。另外，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采用積累式個人賬戶模式，只能解決“未來老年人”的養老問題，對目前已進入老年和即將進入老年的農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4）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規依據。河北省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主要依據民政部下發的《方案》和各級主管部門下發的業務指導性文件，雖然黨的十六大報告再次明確要求在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權威性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操作辦法和規定仍未出臺。

二、建立符合實際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體系

縱觀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養老保險的發展都有完備的法律保障。考慮到我國農村的特殊性和養老保險的復雜性，在目前構建農村新型養老保險體系的同時，必須迅速制定相關配套的法律。法律的制定必須兼顧公平與效率、權利與義務相和諧的立法價值選擇，確定國家和政府的責任，明確農村養老保險是整個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此外，還應制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行政規章，并將這一層次的規章作為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法體系的主體。具體可包括：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具體實施辦法；農村養老基金管理、運營和監督條例；農村養老基金稅收減免辦法等。由于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地區差距而造成的養老保險制度不統一狀況應盡快得到扭轉和協調。

為了推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穩步發展，實現農村小康社會建設目標，必須采取以下措施，積極穩妥地推進河北省農村養老保險。

首先，加強各級政府對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推進。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對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的一次重大變革，在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變遷中，作為變遷主體的農民并不具備創新主體的資格。我國以建立社會養老保險為目標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實際上就是政府主導的結果。政府主體利用其政治上的力量擁有資源配置的絕對權利，其制度供給能力和意愿決定著制度變遷的方向、深度、廣度和具體形式。從河北省來講，除了力爭盡快出臺一套較完備統一的基本法規之外，必須加強省級統一規劃，實行強制為主并與一定政策條件下的自愿相結合的原則，提高政府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強制程度。為此，有關部門應在縝密調查和分析的基礎上，摸清各地各類農民的經濟條件，制定統一規劃和適合不同收入層次的養老保險政策和實施方案。達到一定人均收入的地區，必須強制實施一定保險水平的社會養老保險。未達到規定人均收入水平的地區實行群眾自愿，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一旦達到規定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必須進入強制實施社會養老保險的行列。另外，在強制實施社會養老保險情況下，對部分確實困難而不具備負擔能力的農民可以實行減免政策。

其次，加強各級政府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財政投入力度，健全基金管理體系。資金籌集是社會保險制度運行的核心，縱觀國外，日本和德國對養老保險的財政支持都在1/3以上。事實證明，通過政府財政補貼發揮政府在資金籌集中的支持和利益誘導作用，是加快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關鍵所在。北京市大興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方案，就是通過政府財政補貼的方式，加大了政府的財力支持，建立了個人賬戶與儲備調劑金相結合的新制度模式。另外，國家還應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實行讓稅政策，并承擔養老基金運行的管理經費。在政府加大對財政投入的同時，面對龐大的養老基金，基金管理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一個完備的基金管理體系應涵蓋政策制定、基金監督和基金經辦三個層面。基金管理政策的制定由行政主管部門負責；基金監督體系由外部監督和內部監督兩部分構成，外部監督包括政府監督和社會監督，內部監督分為行政監督和內部審計稽核；基金經辦職能由各級農保經辦機構履行。為防止基金被挪用，基金收支必須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

再次，應著眼統籌發展全局，做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其他相關制度建設之間的協調工作。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是廣大農民各項社會保障制度的組成部分，除此之外，還有農村醫療保險、農村最低生活保險和農村社會救助等。養老保險的功能在于解決農民生活上的“遠慮”，而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險的功能則主要是解除農民生活的“近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后者在保險農民生活安全上相互統一，相輔相成，但又存在著財力資源上的矛盾。因此，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應納入整個農村社會保險體系建設全局，與其他保險項目統一考慮，統一規劃。對大部分農村地區而言，先行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險制度與完善農村社會救助制度是目前比較理想的選擇。另外，城鄉統籌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首要之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還應著眼城鄉統籌發展的全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除農村務農的農民之外，還應包括被征地后失去土地的農民、外出務工者、個體從業者等現行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難以覆蓋的人員。在目前的情況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應盡可能實現與城鎮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協調銜接。

最后，除上述制度方面的建設之外，還應該大力培育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險意識，提高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的認同程度。這對于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制度建設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總之，農村養老問題直接關系到我國農村秩序的穩定與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隨著農村商品經濟的不斷深化，構建和完善農村養老法律體系，確定國家和政府的主體責任地位，加大對農村養老保險的扶持力度，不斷規范農村養老保險已是大勢所趨。認真研究我國和各省農村的實際情況，建立符合國情和省情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是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保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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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國軍.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缺陷與改革思路[J].學術季刊，2000，（1）.

篇(4)

本文結合國際養老保險制度的歷史以及相關的理論研究,分析企業年金對我國社會養老制度體系的重要性,呼吁政府與企業共同努力,大力發展企業年金市場。

企業年金的發展歷程闡釋

企業年金(CorporationPension)是由企業向職工提供的退休養老金,保障退休員工在一定年限內按年度獲取一定數額的現金收益,又稱“雇主年金”或者“職業年金”。與政府管理的社會養老保險基金不同,企業年金是由企業發起成立并進行管理,其設立一般是自愿性的,只在少數國家強制要求建立企業年金。根據各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不同,企業年金在養老保險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有所區別。在實行高福利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中,例如北歐國家、荷蘭、瑞士等,政府是養老保險的推動力量和管理者,企業年金占社會養老保險的份額較小。而在采取社會保險模式的養老制度的發達國家,養老保險的職責是由多層次的養老體系共同承擔的,其中國家管理的基本養老金保障覆蓋面廣、水平低,由于退休員工工資相掛鉤的企業年金計劃提供大部分的退休替代率,另外個人自愿型養老保險起補充作用。這樣的三支柱型養老保險體系被世界銀行以及其他的一些國際組織所推崇。2005年世界銀行報告提出了更為細化的五支柱模型,企業年金仍是其中的重要支柱。

考察具有代表性的美國和英國的養老保險體系可以發現,其企業年金的規模都超過了國家管理的社會養老基金規模。在這些國家中,企業年金的市場的快速發展是與政府的支持分不開的,政府采取稅收優惠等激勵手段大力促進企業年金市場的發展,以此減輕政府管理的社會養老保險基金所承受的壓力。此外一個不可忽視的特點是,這些國家企業年金的歷史悠久,普遍被企業和員工接受與重視。

企業年金的形式是隨著社會環境的不斷變化而轉變的,特別是在最近20年中,過去占主導地位的待遇確定型基金(DefinedBenefitpensionscheme)逐漸讓位于更受歡迎的繳費確定型養老基金(DefinedContributionpensionscheme)以及混合型基金(hybridpensionfund)。在這個轉變過程中,雇員享有的靈活性增加,企業與員工的緊密程度有所降低,投資風險由原先的雇主承擔轉變成雇員自主承擔。出現這種轉變的原因在于收益固定型養老基金隨著時間的推移規模不斷增大,一些企業的年金計劃規模達到甚至超過企業市值,企業的財務能力難以承受金融市場的波動,給年金計劃進而給企業本身帶來的影響。特別是伴隨著21世紀初期主要發達國家資本市場的深度調整,待遇確定型的養老基金普遍處于基金不足的狀態,巨額的赤字對公司的融資與經營活動都造成了不利影響。擺脫這種不利影響的一個途徑就是用企業不承擔投資風險的繳費確定型年金計劃代替待遇確定型年金計劃。這種轉變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趨勢,同時新建立的年金計劃也基本上都是繳費確定型企業年金。

養老保險制度的經濟學分析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可以看到養老保險制度發展有一個分散-集中-再分散的過程:工業化時期之前,基本上是分散化的家庭養老,隨著工業化進程國家承擔起集中養老職能,近年來又是朝著建立分散化的個人養老賬戶發展。當然目前的分散化并不是回到最初的狀態,而是一種統籌保險與個人賬戶的結合,國家保障基本的養老支出,個人賬戶保障退休后的生活質量。目前,國際上大多數的國家都采取這種“多支柱”的養老保險制度,根據各個國家的情況不同,各種支柱所承擔的保障水平也不同。

從養老金籌資方式來看,歷史上的養老保險制度發展有一個從隱性的基金制(養兒防老)轉變為現收現付的統一養老金支付,然后發展為以國家現收現付部分資金以擔負起基本養老金,企業采用基金制進行個人賬戶的累積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人承擔的風險與獲得的養老金水平的差異有著緊密的聯系,基本上是個人面臨的風險越小,差異越小,反之養老基金的風險越大,所能提供的養老金的差異就越大。國家統一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由國家保障個人的養老金支付,個人幾乎不承擔什么風險,但是個人獲得養老金水平也基本上沒有差異;在完全的繳費確定型養老保險基金制度下,個體退休時得到的養老金支付不僅與個體工作期間的繳費有緊密的聯系,還與養老基金的投資策略、金融市場的變化、人口死亡率的變化以及通貨膨脹率都有很緊密的關系,也就是說即使是兩個人工作同樣的年限拿同樣工資,退休后由于投資市場的不同或者是退休的年代不同,所得到的養老金支付都很可能有很大的差別。

從養老保險制度的變革歷史中我們發現,大多數的變革都是由危機引起的。建立起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體系是由于面臨養老危機,從現收現付制向基金制的改革是應對政府的財政危機以及人口老齡化危機。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采用現收現付制建立社會養老保險體系是犧牲下一代福利為上一代人養老,如果這種代際轉移支付能夠永遠進行下去,建立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制度就不失為一種帕累托改進,也就是在不犧牲其他人利益的情況下增加社會福利。然而,從實際情況看,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制度存在諸多問題。如果說第一次遭受危機的時候國家尚可以采取從基金制向現收現付制的轉變解決社會養老問題,那么當這些國家再次遭受到經濟危機侵襲的時候,短期的財政壓力將導致政府無力應對,產生加重經濟危機的宏觀經濟影響。相對于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體系造成的短期財政壓力,人口的老齡化導致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問題是一個更為重要的危機。許多學者和國際組織在多年前都注意到這個問題,人們普遍認識到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人口壽命的延長,世界各國的人口結構普遍朝著老齡化發展。在老齡化的趨勢下,要想維持現有的養老保險水平,將會大幅提高勞動人口的繳費比例,從長期來看是不可持續的。在人口老齡化趨勢無法改變的情況下,解決社會養老問題的出路就在于發展基金制,也就是說發展基金制的養老保險體系是一個必然的趨勢。采用基金制既是為現在勞動人口未來養老支出建立儲蓄,也是在社會經濟狀況良好的情況下為未來可能出現的危機建立儲備。作為進行基金積累的主體有幾種選擇,既可以由政府統一管理進行積累,也可以由企業建立年金計劃進行積累,當然也可以由個人自行積累。在這幾種積累形式中,以企業為主體建立養老保險計劃是較好的選擇。這是因為公共管理的資產往往有極差的投資表現,另外政府作為現收現付基本養老金的管理者,如果同時進行資金積累的管理,可能會存在弊端。其次,如果由個人自行積累養老資金,那么可能出現的道德風險問題將導致一些人將用于積累的資金拿去消費,最終不得不由政府承擔他們的養老。如果在企業這個層面進行養老基金的積累,可以兼顧效率與公平,同時可以降低風險。由企業進行的基金積累在合適的政策指引下,繳費可以保證,容易得到快速發展。與政府管理的基金以及個人基金相比,企業年金計劃的規模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既可以分享到較高的投資回報,又能夠避免出現大面積的系統風險。

從以上對養老保險制度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發展采取積累制的企業年金是完善和發展社會養老保險體系的必由之路。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與企業年金

我國的現代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是伴隨著1984年開始建立的,1984年到1993年間基本建立起社會統籌養老保險制度,1993年開始建立統賬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2004企業年金正式作為我國補充養老金的重要組成部分納入了市場化規范化運作的軌道。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我國注重吸取了世界其他國家養老保險制度發展的經驗,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方案始終與國際主要潮流保持一致。比如我國企業年金的建立在規范之初就采用了國際主流的繳費確定型企業年金。在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實行的《企業年金試行辦法》中,規定了我國企業年金實行完全積累制,企業和職工個人共同繳納資金進入個人賬戶,賬戶基金按照國家規定投資運營并積累投資收益,退休時職工可從本人所在企業年金個人賬戶中一次或定期領取企業年金。另外為了與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發展水平相適應,同時也是充分考慮到我國資本市場發展還不夠成熟的現實,我國企業年金的管理在風險控制上更為嚴格,不僅采用了受托人、賬戶管理人、投資管理人和托管人分開管理的形式,對企業年金基金的投資領域、品種和比例都做出了嚴格規定。

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發展企業年金的緊迫性更加突出。我國第一支柱的基本養老保險的替代率遠遠高于其他國家,全國平均養老金替代率在2007年為83%,部分省市甚至超過100%,也即是說養老金高于在職職工工資,這種水平的基本養老保險從長期來看是不可持續的。另一方面,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我國的老齡化問題將會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嚴重,預計到2030年將會由不到3個在職職工來養活1個退休員工,到2050年60歲以上老年人占人口比例可能超過30%。如果繼續使用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維持現有的養老金替代率,屆時在職員工的繳費率將超過60%,這是不可能實行的。大幅增加財政預算以保證養老金的發放將導致高額的政府赤字,無法持續。如果不增加財政預算,將來基本養老保險水平必定會大幅降低。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迫切需要企業年金發揮補充養老金的作用,應該對企業年金的發展進行大力扶持,包括制定統一的企業年金優惠政策以及其他鼓勵措施。

對企業來說,企業年金計劃的實施與管理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重要的一環,建立企業年金計劃不僅可以享受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也是提高職工凝聚力,提升企業文化的很好機會。相信隨著對企業年金的了解以及相關政策的出臺,會有更多的企業加入建立和管理企業年金計劃的行列中來。

內容摘要: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企業年金在社會保險體系發展歷程中的地位與作用,闡述了在我國大力發展企業年金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企業年金不僅是對基本養老保險的補充,更是建立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可持續性發展的重要保證。政府需要完善企業年金的稅收優惠政策,同時引導企業承擔起建立企業年金計劃的責任,二者共同努力發展企業年金市場。

關鍵詞:企業年金養老保險現收現付制基金制

參考文獻:

1.魏加寧.養老保險與金融市場.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

篇(5)

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訴求

農民工以中青年為主，其養老目前還沒有成為社會問題。但若沒有制度安排，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群體的養老事務將出現十分尷尬的局面。退休的農民工將在哪里養老，城市還是農村？誰將承擔養老義務，退休農民工自身、其子女還是國家和社會？如果他們的養老依靠青年時期的非強制性存款或老年時期的農業勞動，那么這批為中國的現代化做出了巨大貢獻的農民工，大部分將在老年時期成為社會最貧窮的弱勢群體。如果依靠子女養老，那么在人口老齡化的沖擊下，老人和年輕一輩都難以保證良好的生活質量，將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養老風險的社會化轉向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農民工也將必然走上社會化養老模式，這是由以下三個社會現實決定的。

1.農民工自我養老困難

首先，農村土地保障功能下降。據統計，2001年我國農業產值已縮小到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5％左右（仲大軍，2002）。農業生產成本不斷提高，而農民難以實現增收。隨著國際農產晶對我國市場沖擊力的增大，農民個體的收入將更加不穩定。土地提供生活保障的可靠性早已今非昔比。對廣東農村的一項抽樣調查表明，g7％的家庭有人在外打工（張林秀），而且當前許多農民工將土地無償轉讓給他人耕種甚至不惜拋荒。事實表明，純粹來自土地的收入已經越來越難以維持生計。而退休農民工年老體衰，且已離開農業生產多年，技術落后，更難以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立足。何況約有15％左右的農民工，因現行承包政策和婚嫁等原因已經失去或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障研究所，2002）。

其次，農民工務工收入有限。農民工的勞動所得往往既要撫養子女又要贍養父母。生活消費的剩余還要用于發展需求，即使較富裕者其養老儲蓄也不充足，買得起商業養老保險的人更是少數。讓農民工自覺控制消費欲望，儲蓄養老金防老是不可能得到普遍的效果的。因為一方面，人作為生產要素必須要滿足發展需求才能實現價值或提高價值，自我發展欲望是難以控制的，也是不宜抑制的，所以在收入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大部分人在積累與發展的選擇中難以自覺地堅持儲蓄養老金。另一方面，儲蓄養老雖然保守，但儲蓄匯率低，難以實現增值，即使農民工堅持儲蓄，也不能保證當前估計可以保障生活的存款能抵御未來的養老風險。

2.農民工依靠家庭養老困難

社會的變遷已經使得我們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走向了衰落。在計劃生育政策要求下，農民工家庭縱向結構日益趨向“4—2”、“4—2—1”格局；在市場經濟及其價值觀念的作用下，農民工家庭橫向結構也同城市家庭一樣日趨小型化、核心化。農民工的小輩可能大部分實現城市化，那么，家庭成員因城鄉異地將使得家庭關系更加疏遠，老農民工將在經濟生活和感情生活方面都無比被動。即使退休農民工與子女同住城市或農村，其老年生活也難以保障。加之年老農民工法律意識較淡薄，其下輩農民工流動性強，在沒有約束的情況下，贍養老人完全依賴于農民工子女個人素質和家庭關系，不孝的比例難免上升。加之老人的生活狀況也必然存在很大的差異，使社會不公現象必然存在。

3.農民工參加社會養老保險是理性的選擇

農民工自我養老與家庭養老的困境是社會變遷的結果，所以如何公平、有效地解決農民工養老問題還必須回升到社會的層面上來研究。

首先，實現農民工的社會化養老應該是國家政策的理性選擇。我國已把社會保障寫入了憲法，政府就應該改變非平衡發展戰略，改變事實上存在的等級制度，改變以往把農民工作為不安定因素來管治、限制、防范的政策。我國政府“不能以對農村居民沒有承諾為借口來拒絕建立相應的社會保障制度”（鄭功成，2002）。農民工養老社會化還能促進農村土地社會保障功能的替代從而推動土地產權制度改革，促進農村勞動力的有序轉移，加快城市化步伐。

其次，農民工不僅產生了強烈的參與社會化養老的需求，而且表現出了積極的權利追求。據調查，85.4％的農民工表示即使處于失業狀態也不愿意回到鄉下去（李強，2001），足見農民工城市化的自覺性之高，同時，這必將帶來農民工養老問題的社會化。因此實現農民工養老與城鎮居民社會養老體系的銜接便成了城市化的客觀需求。職業工作、生活方式的現代化使農民工的平等意識、合作意識不斷增長。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在無助的時候開始質問政府的政策，尋求法律的保護。農民工社會化養老秩序必須趕在農民群體老齡化高峰的到來之前，否則社會制度需求與政策供給的矛盾、權利與權力、權利與權利的矛盾將愈加尖銳。

再者，我國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財力條件已經基本具備。我國財政收入持續增長，已從1990年的2937億元增長到了2001年的15700億元（鄭功成，2002），政府的承受能力在增強，這離不開農民工杰出的貢獻，政府應該允諾和著手建立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安頓老年農民工，回報農民工，維護的社會安全穩定。而且政府不需要對農民工的養老負無限責任，通過制度安排，政府只要為農民工群體制定普遍的養老秩序，而對現在為中老年農民工的一代人給予一定救濟，就基本能夠實現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構了。

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現狀分析

鑒于建立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社會需求日益增強，各省市為了規范市場、保護弱勢群體，都逐步地在為農民工爭取《勞動法》賦予的基本權利，其中很多地方已經著手為農民工的社會養老保險問題尋求對策。實踐中，我國當前進入社會養老保險系統的農民工的人數非常有限，主要有以下4個途徑：1.購買商業保險；2.加入農村社會養老保險；3.被納入城市社會養老保險；4.獲得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后兩者就是對一些先進省市的做法的概括；前兩者雖是農民工的自愿選擇，卻只是在個體訴求社會化養老的時候受到現有條件限制而可能找到的出路，不可能對農民工的養老起到合適的普遍的保障功能。第一個是少數相對富裕者的選擇；第二條途徑雖然是國家為農民設計的，但其發展進退兩難，操作中也存在許多違規現象（萬克德，2002）。一些學者已經認為這一制度還完全不具備經濟可行性，政府也不具備財政補貼能力，必須等待時機成熟時方可推行（王國軍，2002）。所以，只有后兩者是真正意義上的為農民工解決社會養老保險問題的方案，對其進行比較討論可以再現當前我國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的狀況，有助于為其制度化建構找到社會基礎和可行性方向。

當前農民工平等地獲得與城鎮居民一樣的社會養老保險是很困難的。一來農民工收入相對不穩定，經濟承受能力低，難以按時交納與城鎮職工同額的個人繳費；農民工流動性強，勞動力市場競爭強，企業繳費難處理。另一方面，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具有對長期實行低工資國有企業職工的補償性質，是保證體制順利轉型的過渡性制度，要實現國家對農民工實現“三高”（高基數、高效率、高待遇）頗有難度。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諸多弊端已影響了社會公平的實現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統帳結合”的個人帳戶制度，帳戶公私不分，不能體現參保個人獨立的經濟法人地位，不能反映企業欠繳多繳與個人帳戶的關系造成了吃社會統籌“大鍋飯”的現象；費率、社會平均工資確定不統一、不科學；垂直管理體系未建立；養老保險制度不能充分體現公平和效率的目標（黃貽芳，2002）。據有關部門統計，全國社保基金的缺口已經達到1000億元（陳式龍，2002），如果讓農民工承擔歷史原因形成的轉制成本是很不公平的。因此，實踐中只有少數富裕省市有條件地將很少部分農民工納入現行城市養老保險體系。如廣州要求企業為工齡達到5年的農民工購買“三金”，個人繳費部分在當月工資中扣除。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農民工群體的權利要求，緩解了農民工與城市社會的矛盾，但是這種制度的實施缺乏公平性，且缺乏保障。第一，不同的企業、單位保障標準不一，同一企業中也存在不同工種和崗位不同的保障待遇，這就人為地將企業和勞動者劃分了等級（同上）。第二，一些民工為了獲得保障犧牲利益駐守同一單位，而一些企業為了逃避責任第四年以各種理由與農民工解除簽約，這勢必將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和矛盾。

第四項途徑的實現一般需要地方立法，以及地方政府、企事業單位等多方面的支持和倡導。北京市2001年制定了《北京市農民工養老保險暫行辦法》，規定了用人單位必須每月為農民工上繳數額為上年職工月最低標準19％的養老保險金，農民工的繳費率為北京市上年職工月工資標準的7％（以后逐步升為8％），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為農民工按繳費工資基數的11％建立養老保險個人賬戶。這是我國首次出現的以法律的形式賦予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權利的嘗試，在消除城鄉差別方面起到了積極的表率作用。但是即使該法規已經考慮到了農民工的流動性而對其轉換工作或者回農村導致的保險關系的變更或終止都作了規定，但是“企事業單位消極對待”，“部分農民工寧愿多要工資也不愿意繳付養老保險費”，該制度將來可能出現保富不保貧（效益差的企業和收入低的農民工投保積極性低）、難以兌現承諾（流入異地工作和回鄉的農民工可能由于路途遙遠、保險費數額較小等原因而放棄）的局面，這是辦法本身及其環境導致的。首先，繳費一刀切可能超過某些企業和農民工能夠和愿意承受的程度，而制度帶來的利益不足以吸引勞資雙方。其次，國家相關部門與機構管理不完善，制度在農民工心中信譽不高，對企事業單位約束力不夠強。第三，在目前其他地區沒有相應的制度與其銜接，不適應農民工的流動性。實行類似政策的地方，如東莞、深圳往往也是“有始無終”，每年都有大量的外來農民工在春節前后辦理退保手續，致使早在1987年就實施社會保險的深圳這樣的城市，雖然目前已經有4萬多人符合退休條件，但實際繳納保險費年限累計滿15年、享受按月領取養老金的外來農民工至今還沒有一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險研究所，2002）。所以，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還需要激勵和倡導，需要全國統一的步調。

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構對策

建立平等、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社會發展目標和當前的城鄉差異現實，決定了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必須具備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農村養老保險的可銜接性，才能有助于逐漸消除人身差異，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才能提高國家、社會在老齡化高峰來臨時承受風險的能力。從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的訴求和現狀中可以看出，適應企業和農民工的經濟能力，適應農民工的流動性，實現從自愿投保到強制性繳費的過渡，實現不同地域之間規則的統一和關系的順利轉移。在當前已經出現的地方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和理論發展的基礎上，建立社會統籌和個人投保相結合、基金積累模式和現收現付模式相結合的“混合型”制度是可行的。

（一）建立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對策內容。

1.企業按等級繳費建立社會統籌賬戶，采用現收現付方式支付給老年農民工。

各地方立法機關依據當地企業的經濟狀況制定一定時期內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實施辦法，根據企業規模和招收農民工的數量將企業所要交的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金總額分為若干級別，強制企業對照級別標準按季度及時繳費，以稅前繳納為優惠。企業的狀況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權人到養老保險機構繳費時登記，登記結果公開，任何組織和公民都可以查閱。不如實登記而少交或者拒絕登記與繳費的企業，一經查出，不僅要按當時情況補交，而且要負法律責任。同時，賦予養老保險機構和工會監督權，賦予它們對企業所登記的情況的季度間差異及其他情況提出懷疑、申請法律執行部門調查的權利，允許它們在證據充分時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無正當理由而少交、漏交農民工養老金的企業。

國家養老保險機構將所有企業繳納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基金匯合統籌，從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保險金，平均注入當前本地區的每一按時繳費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個人賬戶，不妨稱個人賬戶中的這部分基金為基本養老保險金。另一部分基金采用先收現付的支付方式，平均打人當前已經領取養老保險金的農民工的統籌賬戶。兩部分基金的比例由地方立法機關根據老年農民工的社會生活保障需求而定。當地區差異逐漸減少時，企業繳費標準和企業繳費分配比例將逐漸實現全國的統一，并最終達到現收現付部分的全國統籌。當前因為不存在普遍的農民工養老問題，所以現收現付部分可以用來救濟當前城市中的少數中老年農民工，如煤礦、建筑等高強度職業的40歲或45歲以上的農民工。有關部門宣傳救濟條件后對符合條件的人員進行登記，設立農民工養老救濟賬戶，按時發給救濟金。這符合現收現付模式實現代際統籌的目標，也有利于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獲得更普遍的支持。從當前參加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的人員開始領取養老金時開始，新繳納的統籌基金停止救濟功能，為可以領養老金的農民工建立社會統籌賬戶，平均發放。農民工中途停交養老保險費不影響其獲得統籌賬戶，回農村或者又進城務工的人員，可以根據其務工時間和繳費年限的比例獲得相同比例的社會統籌養老金。

2.以自愿原則為前提吸引民工建立個人永久性賬戶，采用完全積累模式管理基金。

農民工可以憑借身份證和工作證明在務工城市建立個人永久性（與身份證一致）賬戶，并可隨時查詢。由于勞動合同的簽訂事實上阻礙了農民工獲得保險的權利，所以應該放寬條件，只要農民工能證明其工作狀態即可。個人賬戶紀錄農民工的個人繳費和每一季度的（農民工養老保險社會統籌基金中的）基本保險金的總和，以及全部積累基金的增值部分。個人賬戶信息實現全國聯網，農民工可以在聯網上更改住所等信息，可以依據工作轉換證明實現養老保險關系的地區間轉接，獲得新工作所在地區該季度的社會統籌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積累基金逐步實現全國統一管理，由社保基金理事會負責存儲與投資。個人賬戶的最后地域歸屬決定該賬戶所有者獲得社會統籌賬戶的地方。社會養老保險機構有義務通知賬戶所有人到其最近的機構或銀行領取社會統籌賬戶。

農民工的繳費標準和比例應當根據公平與效率的原則，在法律精神指導下確定與更改，標準是根據平均工資、最低工資還是最低生活保障由地方立法機關決定，并由其授權機關提供科學的數據。農民工個人投保采取自愿原則，繳費由其自行到保險機構繳納，不參加的視為自動放棄來自社會統籌的基本養老金和社會統籌賬戶。這將極大地提高農民工參與投保的積極性。農民工和企業分開交納，若規定一個季度交納一次，那么農民工第一個月末交，企業第二個月末交。這樣，農民工的投保資料可以幫助保險機構核對企業的繳費狀況，而且保險機構可以因此申請有關部門調查漏交、少交企業。農民工個人繳納保險金無上限，滯交后可以在規定時間內補交。農轉非或者回農村的農民工都不需要結束或者更改帳戶信息。前者和企業之間在繳納金數量上的爭議可以在相關法律框架內協商解決。后者仍然可以自行繳納繼續參加保險，如果連續兩個季度不能出示工作證明或不再按規定繳費（滯交超過一定期限），將不能再分攤基本養老金，但若不退保則可以獲得社會統籌帳戶和一定比例的基金；如果退保，農民工可以一次性取回個人帳戶所有積累資金及其增值部分，不過也就因此不能獲得社會統籌賬號，重新申請參加時防止一人多個賬戶，仍然采取與身份證掛鉤策略，實為延續，但保險年限從最近一次申請時算起，這樣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農民工無故退保取出基金；同時允許部分農民工在能出示災難、疾病、特困等情況的證據或相關機關的證明時，不退保而取出賬戶中的大部分基金急用。養老金可以在任一社會養老保險機構或其點分期領取。

3.進行規則和信息的全國統一。

制度只有被法律的形式確定后，其實施才有合法依據，地方立法才有約束，規則才能得到全國的統一。只有規則統一了，才能符合農民工的需求實現養老保險關系的跨地域轉移。將制度用法規的形式確定或者將其內容納入現有法律、法規都能指導地方立法，頒布規章也能起到很大的引導作用。另外，只有建立以地市一級為基礎的社會保險關系信息庫，實現全國范圍內地方之間的信息互聯互換，才能及時無誤地處理養老保險關系的地區之間轉移和接續事務。

（二）“混合型”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的可行性。

1.統帳分開制度和積極的社會統籌將推動制度的信譽建設。

農民工個人永久性賬戶，讓農民工看到了基本養老金的注入及養老金的增值狀況，為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從自愿性走向強制性奠定了基礎。個人賬戶繳費靈活，關系變更簡便清楚，充分考慮到了農民工就業流動性大的特點。基本養老金因地方差異和養老保險關系的地區間可轉移性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地域平衡。社會統籌制度賬戶的建立及其過渡中的救濟功能體現了社會共濟性和國家對公民的保障，普及對農民工的社會關懷，很大程度上實現了社會公平，大大提高了農民工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興趣和信心。統帳分開有助于資金管理，有助于推進企業繳費和地方統籌的規范化。該模式還考慮到了地方企業的承受能力和地方自治，適應社會的發展和效率要求；考慮到了制度的運轉所需的利于協作與監督的體系設計，實現了立法、司法、行政機關和企業、農民工之間的權力與權力、權力與權利及權利與權利的平衡。這不僅提高了政府和企業的信譽，而且有助于農民工、企業和政府之間建立相互的信任，將推動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深入人心。

2.基金積累模式和現收現付模式的結合具有可行性。

首先，完全基金積累制度的設計能適應人口老齡化，增強農民工防御養老風險的意識和能力。當前城鎮職工難以建立積累制度是因為從現收現付模式向基金積累模式轉換的成本過大無法承受，而農民工養老保險不存在這個問題，所以應該抓住機會盡早開始農民工的養老金積累，否則老齡化時代來臨時，社會難以承受，農民工的養老狀況將嚴重引起社會的不穩定。

第二，現收現付制度的存在緩解了當前發展經濟的背景下公平與效率的矛盾。我國企業和農民工的承受能力現在都還有限，所以農民工投保的低起點、無上限規定是必須的，企業統籌養老金的也只能低起點，只能逐步提高和逐步納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現收現付式制度等于讓未來的企業借錢給現在的企業發展經濟，并且滿足了當前人們對社會公平的需求也保證了未來農民工公平地獲得養老保險待遇，這是由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決定的。

第三，積累模式和現收現付模式的結合有利于促進未來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統一發展。一方面隨著企業和農民工收入的增加，個人賬戶和社會統籌的養老金都將與城鎮居民越來越靠近，并最終可以實現社會統籌的合二為一，為農村戶口工人和城鎮戶口工人的待遇差異的消失開具證明。另一方面，轉回農業部門的農民工保持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帳戶，為農民積累模式社會養老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參照。同時，當農業現代化逐漸實現、國家逐漸富裕時，農民退休制度和農民養老保險金的現收現付式社會統籌制度也將逐步建立，到一定階段便可以實現兩種養老保險制度的結合，為城鄉勞動力一體化徹底掃清障礙。

當農民工群體和社會輿論有如此高的需求而各方面也都具備了相當條件時，國家職能部門應及時因勢利導，著手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構，并最終通過立法確定制度目標和框架，規范各地農民工社會保險辦法，建立管理信息網絡，完善監督，建成適合農民工特點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統帳分開、基金積累模式和現收現付模式相結合的“混合型”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能靈活地適應農民工的特點和社會的發展，具有地區間的可接續性和宏觀上與其他養老保險制度的“可銜接性”。農民工是城市化的積極分子，是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關鍵群體：“混合型”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的實現也將是推進國家社會養老保險模式一體化建設的開端和中堅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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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以土地換社保分類分層管理和諧社會

一、我國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的現狀

（一）農民工與社會養老保險

在中國現代社會學辭典上，“農民工”是指擁有農業戶口、被人雇傭從事非農活動的農村人口。其特征是持農村戶口但在城市、鄉鎮企業工作，同時還沒有放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但以務工所得為主要謀生手段。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調查分析，每3個產業工人中就有2個來自農村，大量進城農民工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興力量。同時進城農民工的勞動保障問題成為建設和諧社會的不和諧之音。

有些農民工比較集中的地區率先對此進行了桕關探索，形成了上海和廣東兩個模式。上海模式最大特點是設專門機構管理，農民工不實行社會養老保險，只做養老補貼。農民工連續繳主費滿1年可獲得1份老年補貼憑證。廣東模式是將農民工直接納入現行城市職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這兩種模式因地制宜，有力地保證了當地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益。但這兩種模式也都各自存在著一定的缺陷，上海模式的養老補貼待遇偏低，其額度現為本人實際繳費基數的74%，難以有效防范老年風險，廣東模式的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費率高、轉移困難等制度設計也不盡合理。研究相應對策，探索適應農民工特點的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新模式勢在必行。

（二）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存在“一低一高”現象

從全國來看，這一制度在實際運行中發展緩慢，主要體現為“一低—高”現象且農民工的社會養老保險參保率低、退保率高。從參保到退保，億萬農民工在社會養老保險面前表現出的無奈與矛盾，為中國年輕而龐大的社會保障體制出了—道難題。

（三）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一低一高”問題的負面影響

社會養老保險的目的是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為其提供穩定可靠的生活來源。參保率低、退保率高現象使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進程嚴重滯后，使占城市勞動力三分之二的農民工不能被社會養老保險體系所覆蓋，造成很多負面影響。首先，農民工絕大部分從事的是城市人不肯干或不屑干的工作，沒有相應的社會養老保險，只能靠自己的力量為未來養老生活積蓄，這樣容易使農民工的生活陷入困境。其次，由于農民工“又窮又臟”和缺少文化得不到社會保障的市民待遇，他們普遍受城里人歧視，這就使一些農民工產生一種反城市、的心理，從而積蘊社會不安定因素。不利于我國和諧社會的構建。再次，由于城市沒有為農民工提供社會養老保險，所以當他們年老失去勞動能力時，他們只能選擇回鄉靠土地養老，城市化由此緩慢。第四，城市社會保障的安全網不能惠及農民工，而農村的土地又具有一定的社會保障功能，因此，農民工不愿將土地的承包經營權轉讓，不利于實現土地的集約化經營，從而不利于農業經營方式的改善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二、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一低一高”的原因

農民工在城鎮用人單位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從制度上講是沒有障礙的。但“一低一高”現象在各地都比較嚴重，大量農民工還沒有被納入到社會養老保險體系中。分析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農民工自身的原因

1、農民工就業不穩定、流動性大。調查表明每4位農民工中每年大約會有l位轉換打工地區，由于國家尚未實現社會養老保險的全國統籌，農民工調換工作崗位后沒有辦法轉移、保持社會養老保險關系，這就意味著農民工即使在輾轉各地務工期間按規定繳費，晚年卻還是與養老保險無緣。因此，少數參保的農民工在離開打工城市時也紛紛選擇退保。

2、農民工工資較低、經濟拮據。工資低、收入少，使得農民工“望保興嘆”。大量農民工只能從事勞動密集型的簡單勞動，從而工資收入大大低于流入地區的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維持城市生活己捉襟見肘，繳納社會養老保險費更是難以承受的負擔。90%以上農民工根本就沒能力購買社會養老保險。

3、農民工文化素質不高，對養老保險認識不足。據廣州地區的調查顯示，農民工對社會養老保險有所了解的不到20%，即使是這部分人也普遍感到社會養老保險離他們很遙遠，可望而不可及。因此，當調查中要求農民工在“企業為自己每月增發100元工資”和“企業為自己每月多繳納200元社會養老保險費”中進行選擇時，7396的農民工選擇了增發100元工資。可見農民工普遍懷有“天邊的鳳凰不如到手的麻雀”以及入袋為安的短視心理，從而在主觀上忽視社會養老保險。

（二）一些企業拒絕為農民工辦理參保

企業經營者認為，為農民工參加社會養老保險會加重企業負擔，往往違反規定不予參保。近年來，農民工退保率不斷升高，企業經營者普遍認為，如果農民工“退保”，可以得到個人帳戶中的11%作為一次性給付，而剩下的15%并不退還給企業，而是變成社會統籌基金。因此，企業干脆拒絕為農民工辦理社會養老保險關系，這也是農民工參保率低的一個原因。

（三）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是“一低一高”現象的一個制度層面的原因。現有的戶籍制度一直是阻礙農民工真正融入所在城市的根本所在，使得農民工無法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平等的社會養老保障，農民工的回流反映出他們在城市處于漂泊狀態，其身在城市而戶口在農村，他們隨時可以回鄉務農，伴隨著回鄉的是拒絕參保或退保，直接導致了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出現“一低一高”現象。

（四）土地具有社會保障功能

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是“一低一高”現象的另一個制度層面的原因。土地具有兩種基本功能：一是其生產功能；二是土地作為不動產的財富功能。在我國現階段，土地除了上述兩種功能外，還承擔著農村的社會保障功能。為此，當農民工所在企業不為他們辦理社會養老保險時，他們不愿冒失去工作的風險而提出合理的社會養老保險要求。當農民工失去城市工作的時候，承包的土地可以作為農民從事非農就業的退路，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對農民工的吸引力因此而減弱。

（五）現行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不合理

社會養老保險之所以不能激起農民工的興趣，關鍵是現行制度與農民工特點不相適應。這種不適應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現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區域統籌政策與農民工跨省區流動存在著尖銳的矛盾。農民工即使參加社會養老保險也很難享受老有所養的待遇。勢必使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陷入困難。

2、對社會養老保險繳費率偏高的有關規定也給農民工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帶來較大的困難。所以相對于農民工的低收入來說，較高的費率也造成了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的參保率低下。

3、累計繳費15年的門檻難以逾越。累計繳費年限滿15年的，可按規定領取基本養老金。由于農民工普遍從事的工作一般屬于勞動密集型，常常是以體力勞動為主。當他們到了一定的年齡，他們在城市里再找工作就非常困難，所以他們的實際繳費年限很難達到15年，所謂享受社會養老保險待遇只能是望梅止渴、畫餅充饑。

三、完善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安排

（一）出臺有關強制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的法律法規

把農民工真正納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必須通過立法來強制執行。同時，還應出臺相關限制或取消農民工退保的政策。當農民工離開參保地返鄉時，本人社會養老保險關系無法轉移的，暫時封存其個人帳戶，保留其保險關系，待其達到最低領取養老金年齡時，其戶籍所在地實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帳戶余額及對應的基礎性養老金權益和基金轉移至本人戶籍所在地。到時仍未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將個人帳戶余額一次性退還本人。

（二）改革戶籍管理制度

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使農民工能夠突破戶籍制度障礙，實現由“農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轉變，理所當然的將他們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享受社會養老保險待遇。

（三）以土地換社保

對轉讓農村土地使用權的農民工，可直接參加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并根據農村土地使用權轉讓的不同形式和收益，折算為一定年限的個人帳戶積累額，促進農民工從傳統土地保障到社會養老保障的平穩過渡。對土地使用權置換出的保障資金，直接進入農民工的個人帳戶，增加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個人帳戶的積累。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加快城市化進程。

（四）合理設計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1、對農民工的社會養老保險實行分類分層管理。將農民工的社會養老保險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以及城鎮職工的社會養老保險區分開，尋找出一條有別于二者的適合農民工的社會養老保險體制。（1）將在正規部門就業、建立勞動關系，或事實勞動關系5年以上的穩定就業的農民工納入城市養老保險，同時改革和完善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使穩定就業的農民工能夠享受其待遇。（2）對簽訂短期合同的農民工，則可以設計一種過渡性的方案。①社會養老保險先建個人賬戶、不建社會統籌，帳戶權益可累積計算，便于跨地區轉移，適應農民工頻繁流動需要不斷轉移和接續社會養老保險關系的情況。②兼顧農民工對社會養老保險的需求，采取與城市職工有別的，與他們的低繳費年限桕應的“低年限低保障”的低保政策。③合理調整費率和繳費基數，但也注意不能太低，因為會因收益少而降低農民工參保的熱情。

2、未來建立全國統籌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設想。全國按統一的政策搞社會養老保險，建立方便合理的社會養老保險跨省區轉移機制，辦理隨身流動養老保險卡，卡號可以為其身份證號碼。對于農民工來說，只需隨身攜帶一張如銀行卡般的保險卡，農民工不論轉移到什么地方，其個人賬戶都跟隨他一起流動。

（五）加大社會養老保險宣傳力度

要在農民工中開展普法宣傳教育，喚醒農民工的社會養老保險意識，引導他們增強法制觀念，學會利用法律、通過合法渠道維護自身權益。也要教育雇主明確對農民工的保險責任。只有農民工自己覺醒了，雇主的責任明確了，加上國家的積極扶持與引導，農民工的社會養老保險事業才有可能真正健康地發展。

篇(7)

關鍵詞：養老保險制度完全積累個人帳戶公營管理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上許多國家紛紛進行了養老保險制度改革，90年代以后各轉軌國家也各自推出了新的養老保險制度。這些改革措施或思路都借鑒了現代經濟學的新的發展成果，大多數在本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它們的經驗無疑對于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國外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要點

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是20世紀的一大社會進步。然而，經過幾十年的運行，這一制度暴露出不少問題，主要體現在對本國經濟增長的負面作用和社保機構自身的財務危機上。20世紀70年代，各國已經開始醞釀要改革這一制度。

（一）智利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

智利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具體的行動可以認為始于1981年的智利改革。當時智利的社會保障制度以現收現付制為基礎，廣泛地覆蓋了養老金、撫恤金、疾病補助和津貼。隨著人口老齡化階段的到來，加上原有體制存在的不公平所導致的效率低下，社保機構的財務狀況呈不斷惡化之勢，到20世紀70年代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政府決心對原有制度進行徹底改革。經過政府的努力，1980年智利通過改革法案，1981年新體制正式實施。其具體內容包括：政府強制性規定公私單位的所有雇員都必須參加養老保險，每人每月將不少于工資10%的資金存入自己的個人帳戶，形成養老基金；政府的養老基金監管局只負責規范與監督基金的管理，而不具體參與實際管理事務。私營性質的養老基金管理公司（AFP）是法定的經營管理者。基金所有者有權選擇和更換養老基金管理公司，這迫使各個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在價格和服務方面展開競爭。政府對養老基金管理公司的設立標準、財務狀況、資產結構進行監管，并要求其交納風險準備金；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嚴格按照分散化、透明化和獨立化的原則來進行管理，基金可以用于購買政府債券、企業證券和民營化的公共設施；基金所有者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后，可以從自己選擇繳費的養老基金管理公司領取養老金，或者將積累的養老金連本帶利轉向人壽保險公司以支取年金。新的養老保險制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

（二）轉軌國家養老金改革方案實施

許多轉軌國家認為，智利的完全基金化的強制性定額繳款體制對于它們并不合適，因為這一體制存在兩個缺陷：該體制沒有真正分散風險，比如，一旦出現持續的惡性通貨膨脹，或者資本市場出現大的波動，完全積累的基金制將可能破產。更何況轉軌國家的資本市場還不完善；由于存在轉軌成本，智利模式難以在具有龐大的現收現付體制的國家內實施。

1994年，世界銀行關于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提出了一個“三支柱”方案。這一方案對于轉軌國家的養老保險制度的重建產生了決定性影響。該方案的主要內容是養老金的來源應該多元化，具體來說就是要通過現收現付支柱、強制性基金化支柱和自愿的輔支柱（即個人的商業保險部分）這三個支柱來保障個人未來得到穩定的養老金。贊成該方案的人士認為，由于該體系的每一個支柱分別是通過勞動市場、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來組織和運行，因此是暴露在不同類型的風險之下，這樣，體系內總的風險得到了有效的分散。

從1998年開始，轉軌國家開始紛紛按照三支柱方案來設計本國的養老保險制度，盡管各國在具體的操作方案和制度的側重點上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別。這些轉軌國家養老金改革方案的基本特征是引入基金化支柱，該支柱將與經過改革的現收現付支柱并存。它們力求形成一種包含了代際聯系的優點和強制性長期個人儲蓄的優點的混合制度。

我國完善養老保險制度的緊迫性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緊迫性來自以下方面：我國人口老齡化階段的迅速來到。由于我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特殊的人口政策，2030年我國的退休人員將達到高峰期，根據估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將比世界上其他大國來得都要快；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加速發展期，城市人口的增加在今后的一段時期內會非常迅速，而目前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主要覆蓋的是城市人口，這意味著加入到這一制度中的人口會越來越多；經濟體制轉軌的需要。目前許多退休人員的養老保障還多少依賴于原來所在的國有企業，這加重了國有企業的負擔，不利于下一步國有企業的徹底改革；宏觀經濟發展的需要。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取向

本文以養老資金的財務機制和養老基金的管理方式兩個方面討論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取向

（一）養老資金的財務機制

對于我國養老資金的財務機制，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存在三種觀點：主張實行完全的現收現付制，認為該制度管理成本低，互濟色彩鮮明；主張部分積累制，實際就是統帳結合，該制度與世界銀行的“三支柱”方案本質上是相同的；主張完全積累制，即社會統籌的部分也要進入到個人帳戶。對于第一種觀點，除了前面講到的人口老齡化和城市化原因使之不可行外，還有一個微觀層面的問題，即如果提高繳費率來緩解支付壓力的話，無疑要增加企業的成本，最終導致國內企業的虧損面大大提高。

目前，比較主流的觀點是部分積累制，根據這一觀點，社會統籌部分通過現收現付制來提供最低養老保障，而個人帳戶方面通過企業和個人繳納的基金積累則既有利于提高社會儲蓄率，又有利于激勵個人的工作積極性。因此，該觀點似乎最為合理。但是，國內外學者中對此都有不同看法。費爾德斯坦認為，考慮到我國目前實際上資本的邊際產出大于工資總額的增長率，因此，將現收現付制部分改為基金制，將大大降低政府的財政負擔。郭樹清則是國內強烈主張完全積累制的代表人物，其理由是：完全的個人帳戶制使得養老保險的享用與貢獻完全掛鉤，可以徹底打破“福利大鍋飯”；完整的個人帳戶打消了人們的其他幻想，有利于繳費的順利進行；政府難以擠占；制度透明度高，管理成本低；可以取得最好的積累和增值效果；由于城市化進程加速，不搞個人帳戶，政府的養老保險負債會越背越大。他認為，為了體現基本養老金的互濟性，可以拿出統籌部分繳費的30%-50%平均化后再記入個人帳戶。筆者認為，完全積累制應該是兼顧公正與效率的最好制度。特別是，轉軌國家所擔心的完全積累制不能分散風險的擔憂，可以通過現代金融工程來設計收益和風險水平固定的金融產品來化解。

（二）養老基金的管理方式

不管是部分積累制還是完全積累制，都面臨個人帳戶中積累的資金如何管理的問題。世界上實行個人帳戶制的國家在資金管理方面存在兩種方式，一是前面講過的智利的私營管理模式，一是新加坡的公營管理模式。對于智利的私營管理模式的具體運做方式及優點，前文已經提及，但是，斯蒂格利茨對私人管理個人帳戶提出了兩點疑慮：私人管理基金對資本市場的發展水平要求較高，而許多國家都滿足不了這一條件，即使資本市場狀況良好，也會存在管理成本過高的問題；不能為個人提供充分的保險以避免通貨膨脹這種風險，而定額給付制可能更好。

新加坡的公營管理模式具體為：所有雇員和雇主每月按雇員薪金的一定比例繳納公積金到中央公積金局設立的個人帳戶，基金由中央公積金局統一管理；中央公積金局按政府規定的利率付給利息，基本上相當于其國內主要銀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或略高。長期以來，新加坡的個人公積金管理一直非常成功。但是對于這一公營模式也存在詬病，包括：中央公積金局將該筆巨額資金交給新加坡財政部，由財政部進行投資，政府投資難免會降低投資效率；政府掌握這筆資金的使用權進行公共項目投資，這有悖于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

客觀地講，兩種模式的優劣很難區別，筆者認為，考慮到我國目前資本市場尚不完善，而且私人投資管理水平和私人信用尚有欠缺，因此，至少在今后一段時期內，選擇公營模式可能更符合國內的情形。當然，對于具體負責運營的公共投資管理機構，政府應該通過立法來保證其經營的獨立性，同時對于其權限和責任，包括投資領域給予明確化。

除了養老保險制度本身的改革之外，配套政策的實施也是非常重要的。簡言之，這些政策應該包括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同步進行機關事業單位養老制度的改革、修改公司法和勞動合同方面的法律條款，以及進行養老保險制度的立法。

關于體制轉軌而發生的隱性債務問題，最重要的一點是政府已經明確表示愿意承擔其補償問題的解決。總體上看，減持國有股權和出售其他國有資產，或者直接劃撥國有股權應該是進行債務補償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合理的籌資渠道。

綜上所述，隨著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目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期。通過借鑒國外的改革經驗和考慮國內的實際情況，本文認為，我國應該建立完全積累型的個人帳戶制，社會統籌和企業與個人繳納的資金都應該進入到個人帳戶，同時，現階段應該選擇公營管理模式來對積累的資金進行投資管理。當然，在進行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同時，相關配套政策的實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兼顧公正與效率的養老保險制度對于我國在今后20年的戰略機遇期內實現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一定會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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