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醫學社會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提要] 文章從定義、學科定位、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學科價值等方面對醫學社會史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作者認為：醫學社會史是從社會史的角度，運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通過對歷史上人們醫藥活動的考察來認識社會（文化）的形態及其變遷的歷史學分支學科；其研究對象包括歷史上人們醫藥活動的共時性結構和歷時性變遷；其研究方法要求做到傳統史學方法現代化，西方史學方法本土化以及其他學科方法史學化；從學科價值上看，醫學社會史的研究不僅可以豐富社會史的內涵，而且可以促使史學工作者重新審視歷史學的對象和價值。

A Theoretical Guidance Concerning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Key Words: medicine;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Abstract: The article states the author’s opinion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the light of its definition， researching targets and approaches， as well as subject values and subject situation. As a result， the author holds the belief that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is a branch of history which applies cross-discipline researching methods to the studies of human medical activities ever since， hence， recognizes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vicissitudes. From the angle of social history， this subject probes the medical activities from the prehistoric period till the present time. Its researching targets encompass the co-existing structures and changes in medical activities for all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tory. As for researching approaches，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means’ modernization and western ways’ civilization are required. Considering its subject values， not only can this research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history， but stimulate the historians to reconsider the targets and significance of history.

醫學社會史是20世紀初以來的“新史學”向縱深發展而產生的一門社會史分支學科。在整個社會史大家族中，它可以說是較年輕且影響較小的成員，以至于在一些中國社會史學術回顧中幾乎被忽略。①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醫學社會史是一門無足輕重的學科，也并不意味著它的研究沒有取得多大進展。事實上，醫學社會史是最貼近大眾的歷史，它不僅關注大眾的生命健康，而且關注大眾的社會生活，是最能解釋人類本質屬性（生物性與社會性統一）的歷史，因而它理應從社會史的邊緣漸入社會史的中心。正是基于它的重要地位和潛在價值，一些學者早在上個世紀后期就涉足該領域，并取得了一些開創性的成果。②當然，這離醫學社會史學科的成熟還有較大距離。從理論上看，還沒有形成完整的醫學社會史理論體系，比如什么是醫學社會史，其學科定位在哪，其研究對象是什么，采用什么研究方法，其價值何在等問題，史學界至今仍無定論；從實踐上看，醫學社會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寥若晨星，且研究取向多陷入偏狹。正如馮爾康所言：“像人群生命史，處于試著做的態度，往哪里做，怎么做，都還在摸索之中。” [1](p93)這里的“人群生命史”可以看作是“醫學社會史”相近的一種表達。這些問題正是制約醫學社會史研究向縱深發展的障礙，也是醫學社會史未能在社會史領域取得應有地位的根源。因此，從學科（歷史）哲學的高度對這些問題進行理論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一、醫學社會史的定義

近年來史學界雖然頻繁使用“醫學社會史”之類的話語，但關于醫學社會史的定義卻沒有明確的定論。究其原因有二：一則因為作為分支學科的醫學社會史在其母學科“社會史”的定義仍有爭議的情況下，③是很難有明確的定義的；二則因為長期以來關于醫學的歷史解釋幾乎被傳統的純技術層面的醫學史所代替，人們很少從社會史的角度來解釋醫學活動或醫學現象，因而沒有明確的醫學社會史的定義也在情理之中。

可喜的是，目前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繁盛和越來越多的學者從社會史的角度來考察人類的醫學活動或醫學現象，不僅為弄清醫學社會史的基本理論問題提出了迫切要求，而且也為之提供了現實可能性。一些學者已開始用社會史的一般理論和方法來建構醫學社會史的理論框架。例如，余新忠博士就試圖給“疾病醫療社會史”下一明確的定義。他指出“它應是指從社會史的視角探討歷史上疾病、醫療及相關問題的分支學科，是中國社會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顯然易見，這一研究關注的不是技術本身，而是將疾病醫療作為一個切入點，藉此來考察社會文化的變遷，因此它應該主要由歷史學者承擔。”[2](p97)這可以說是迄今為止國內學者關于醫學社會史較成熟的理論思考。然而，余文并沒有把醫學活動或醫學現象整體地納入到社會史的視野之中。從研究的切入點看，他選擇的是人類醫學活動或醫學現象中最普遍最直觀的“疾病”及“醫療”；在紛繁的疾病中，他選擇的又是最普遍最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傳染病：“瘟疫”。事實上，醫學除了疾病及醫療以外還有更重要的內涵，疾病除了瘟疫以外還有更復雜的體現，所以如果把“疾病醫療社會史”等同于“醫學社會史”，就略嫌偏狹。這也正說明了醫學社會史的理論建構任重而道遠。此外，楊念群、張大慶等學者也對醫學社會史進行過理論探討。楊念群通過揭示在西方醫療體系滲透下產生的衛生實驗區對北京社區控制力和人們生死觀念轉變的影響，把一個純粹的醫學史問題轉換成一個醫學社會史問題。作為醫學出身的學者張大慶卻沒有囿于傳統醫學史“由醫生為醫生所寫的關于醫生的事”（By doctors about doctors for doctors）的編撰模式，而是努力從社會因素入手來考察人類過去的醫學活動或醫學現象。他把醫學社會史理解為“研究醫學活動中醫生和病人及其境遇”，研究“生與死、健康與疾病的觀念及演化”，“更多以問題為導向，更多地開展跨學科研究” [3](p37)等。以上學者的努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醫學社會史的理論建構。

在學科的理論建構中，弄清概念及定義是最基礎的工作。關于醫學社會史的概念，目前史學界也有多種表達，如身體史、疾病史、疾疫社會史、疾病醫療社會史、生命醫療史、人群生命史等。④這些概念所包含的內容無疑都屬于醫學社會史研究的范疇，但是，它們并不一定都能代表醫學社會史的全部，因此需要有一個包含上述諸方面的更全面更抽象的概念作為該學科的名稱。通過比較各相關概念發現，“醫學社會史”是這一學科領域最具概括性的概念，因為“醫學活動”幾乎包括了人們認識和干預人的身體及生命過程的全部活動。

在對醫學社會史的定義進行闡述之前，還必須弄清“醫藥活動”、“社會”、“醫藥社會活動”、“醫學”、“社會學”、“醫學社會學”、“醫學史”、“社會史”、“醫學社會史”這幾個與之相關的概念及其相互關系。這些概念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包括“醫藥活動”、“社會”、“醫藥社會活動”，這是客觀存在社會活動以及在活動中體現的各種關系。關于“社會”，按照的觀點，是指人們相互交往的產物，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4](p27)也就是說，社會是指在人們生產和生活的交往過程中產生的各種關系。“醫藥活動”是指保護和加強人類健康、預防和治療疾病的科學知識體系和實踐活動，[5](p23)是人們生產和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醫藥活動以及在其中產生的各種關系也就構成了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部分可以命名為“醫藥社會活動”及“醫藥社會關系”。第二個層次包括“醫學”、“社會學”、“醫學社會學”，這是根據不同研究對象分類的學科。關于“社會學”，可簡單認為是以社會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即“通過人們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行為來研究社會的結構、功能、發生、發展規律的一門綜合性的社會科學”[4](p5)。而“醫學”則是以“醫藥活動”（包括主體、客體、工具及手段）為研究對象的科學。“醫學社會學”是以“醫學中的社會學問題和社會學中的醫學問題”[6](p1)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即研究醫藥活動中的各種社會關系以及醫藥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之間的關系的科學。因此，醫學社會學是社會學的重要分支學科。第三個層次包括“醫學史”、“社會史”、“醫學社會史”，這是與上述學科相對應的歷史學科。無論是社會學、醫學，還是醫學社會學，都是以研究共時性的社會活動及社會關系的科學，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研究歷時性的社會活動及社會關系，那就屬于社會史、醫學史及醫學社會史研究的范疇了，它們不僅關注社會活動及社會關系在某一歷史時期的靜態表現而且關注其歷時性的動態變遷。上述概念及相互關系可用下圖表示：

（醫藥）社會活動及社會關系（醫學）社會學（醫學）社會史

在縱觀醫學社會史研究成果以及分析醫學社會史相關概念的基礎上，結合本人自身的理解，對醫學社會史的定義作一個嘗試性的解釋：醫學社會史，是從社會史的角度，運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通過對歷史上人們醫藥活動的考察來認識社會（文化）的形態及其變遷的學科，是歷史學的分支學科。它的研究范圍涉及歷史上人們認識和干預人的身體及生命過程的一切社會活動和社會關系，包括“認識”和“實踐”兩個范疇，包括“技術”、“制度”和“觀念”三個層次。

二、醫學社會史的學科定位

從理論上講，弄清了醫學社會史的定義也就明確了其學科定位。即醫學社會史首先是歷史，其次是社會史，再其次是醫學社會史。然而，要清晰地描繪醫學社會史的準確位置并非如此簡單，因為歷史學科發展至今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體系，各分支學科相互交錯滲透，很難給某一學科準確的定位并劃清與其他學科的界限。葛劍雄、周筱赟曾試圖從時間系列、空間系列、內容系列、人物系列、另類歷史等幾個方面將當今歷史學科進行分類，[7](p77)基本上囊括了歷史學科的大多數成員，為人們解析歷史學科提供了一種范式。受這一范式的啟示，我們不妨根據歷史的“時間、空間、人物活動”三大要素把各歷史分支學科置于一個簡單的三維笛卡爾坐標之中來分析。以時間為縱軸，以空間為橫軸，以人物活動為立軸。從時間序列考察歷史，可分為通史、斷代（階段）史；從空間分布考察歷史，可分為世界史、國別（地區）史；從人物活動考察歷史，可分為總體史、專門史。在上述三維中，人物活動是核心，時間和空間只是人物活動的特定環境。正如湯因比所言“作為歷史研究對象的可以說明問題的單位，不是民族（國家），也不是時代，而應該是一個社會”[8](p2)。柯林武德也指出：“歷史學要弄明白的是哪一類事物呢？我的答案是res gestae［活動事跡］：即人類在過去的所作所為”[9](p19)。所以，我們可以只依據“人類活動”這一歷史研究的核心內容來更為簡單地把歷史劃分為總體史和專門史兩類，而時間與空間只是作為“歷史”的限制性定語。以“中國通史”、“明清江南經濟史”為例，從時間上看，前者是通史，后者是斷代史；從空間上看，前者是國家史，后者是區域史；從內容上看，前者是總體史，后者是專門史。故任何歷史都不外乎是總體史或者專門史，其區別只是不同時空限定而已。⑤

要為醫學社會史準確定位，還不得不對社會史有較準確的理解。社會史是專門史還是總體史？目前史學界仍存爭議。爭論的焦點在于對“社會”兩字的不同理解。“社會”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因此社會史也有廣義社會史和狹義社會史之別。廣義的社會史應該是以人的一切活動為研究對象，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就是如前所述的總體史；狹義的社會史是以除了人的政治活動、經濟活動、文化活動以外的其他社會活動為研究對象，⑥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就是如前所述的專門史。作為醫學社會史的母學科的社會史，應當是專門史范疇的社會史，因為醫學社會史研究的對象只是與“醫”有關的特殊的人類活動。

如果把社會學研究的對象置于歷史視野中就變成了社會史研究的對象。同樣，如果把醫學社會活動及醫學社會關系置于歷史視野中也就變成了醫學社會史研究的對象，它們是社會史研究對象中的特殊部分，故醫學社會史就是社會史的一個分支學科。需要指出的是，雖然社會史存在廣義社會史和狹義社會史之爭，但醫學社會史卻不存在“廣義醫學社會史”與“狹義醫學社會史”之別。歷史上所有與人的“生老病死”有關的社會活動及社會關系都應當屬于醫學社會史研究的范疇。當然，由于“醫學”既不屬于政治范疇，也不屬于經濟范疇，而是屬于狹義的社會或文化范疇，所以醫學社會史應當歸屬于狹義社會史，是狹義社會史的一個分支學科。

至此，通過向上“尋宗問祖”終于找到了醫學社會史在歷史學科體系中的位置。然而，對醫學社會史的學科定位還必須有一個向下的“追波逐流”的過程。醫學社會史由于自身研究對象的復雜性，也可繼續離析為若干子學科。如果考慮時間因素，醫學社會史可分為古代醫學社會史、近代醫學社會史等；如果考慮空間因素，醫學社會史可分為世界醫學社會史、中國醫學社會史等；如果把與人的“生老病死”有關的“人物活動”再進一步分解，醫學社會史又可分為疾病醫療社會史、預防保障社會史、醫學教育科研史、醫藥衛生制度史、健康疾病及生死觀念史等。

參考文獻：

[1]馮爾康．社會史研究的探索精神與開放的研究領域[A]．周積明、宋德金．中國社會史論（上卷）[C]．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2]余新忠．關注生命——海峽兩岸興起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J]．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3).

[3]張大慶．醫學編史學：問題與方法[J]．醫學與哲學，1999，（11）．

[4]《社會學概論》編寫組．社會學概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5]胡懷明．社會醫學[M．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1998．

[6][美]H·P·恰范特、蔡勇美、[中]劉宗秀、阮芳賦．醫學社會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7]葛劍雄、周筱赟．歷史學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8][英]阿諾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9][英]柯林武德著．歷史的觀念（節選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①例如趙世瑜、鄧慶平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中以“問題意識”為出發點，從學術思想史的高度，對20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做了細致的爬梳。該文以時間（代）為經，以重點問題、研究者及其成果為緯，描繪了一幅20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長卷，然而，通覽長卷卻未發現一點有關醫學社會史的“墨跡”。又如常建華在《20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周積明、宋德金主編《中國社會史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中勾勒了20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從模糊、宏觀到清晰、微觀的發展歷程，并檢討了中國社會史“興起、停滯、復興”各個時期的研究概況。該文敘述了復興階段的“新社會史”在外延（深入）式發展中產生的諸多研究領域，提及社會生活“衣食住行”諸領域，但與人的“生老病死”有關的醫學社會史的研究卻只字未提。再如郭松義在《中國社會史研究五十年》（《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4期）中重點對80年代以來社會史“復興”階段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特點、復興的動因等問題作了定性、定量分析，但該文也僅在探討社會史研究方法時提及“醫學”及疾病、死亡等有關生命的字眼。上述關于中國社會史的學術回顧，都可謂史學界關于中國20世紀社會研究回顧的權威之作，然而其中卻沒有給“醫學社會史”這一新成員予以適當的位置，這足以說明醫學社會史在史學界還沒有引起足夠重視。

② 在西方，醫學社會史的研究起步較早且成果較豐。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有了專門的學術機構：醫學社會史學會（The Society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在這個學會的支持下又由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專門的醫學社會史雜志（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并涌現了大批杰出的醫學社會史研究者，如羅伊.波特（Roy Porter）、克里斯托弗.勞倫斯（Cristopher Lawrence）、約翰.皮克斯通（John Pickstone）、威廉.拜納姆（William Bynum）、羅杰.庫特（Roger Cooter）等。國內的醫學社會史研究，雖然在80年代以后才逐步興起，但也取得了許多引人注目的成果。詳細情況可參閱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余新忠的《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現實與可能》（《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關注生命——海峽兩岸興起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3期），其博士論文《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也是這一領域具有開創性的典范之作。當然余新忠關于中國醫學社會史研究的綜述并沒有窮盡國內所有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其實北京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的張大慶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的楊念群等在我國醫學社會史研究領域所作出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除上述學術重鎮以外，全國各院校和研究機構也有一大批醫學社會史的學者，他們的工作對中國醫學社會史的興起與發展也產生了或大或小的推動作用。

③ 如張國剛在《試論社會史研究的學科結構》（《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中所言：社會史究竟是什么？其研究對象是什么？其學科體系是什么？迄今為止，國內外依然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或認為社會史是與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藝術史等相對的一門專史，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或認為社會史是總體史，真正的通史應該是社會史；目前比較時興的一種看法認為，社會史既不是通史，也不是專史，而只是代表了歷史研究中的新視角、新范式、新方法。

④ 余新忠在《關注生命――海峽兩岸興起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中使用了“疾病醫療社會史”的概念，并提到了臺灣學者杜正勝、李貞德等使用的“人群生命史”和“生命醫療史”概念，文中還提到了美國加州大學費俠莉（Charlotte Furth）等學者所關注的“身體史”概念；余新忠還在《20世紀以來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002年第10期）中使用了“疾疫社會史”的概念；馮爾康在《社會史研究的探索精神與開放的研究領域》（周積明、宋德金主編《中國社會史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中提到了法國年鑒學派代表萊高夫以及臺灣學者鄭智敏等學者使用的“人群生命史”、“身體史”的概念；張大慶在《醫學編史學：問題與方法》（《醫學與哲學》，1999年第11期）中使用了“醫學社會史”的概念。

篇(2)

1.論大學生社會學

2.當代大學生網戀現象的社會學思考

3.大學生就業行為的社會學分析

4.大學生社會學課程設置芻議

5.大學生消費行為的社會學研究

6.大學生違法犯罪現象的變量分析——基于越軌社會學主流話語的理論整合

7.農業院校社會學專業大學生就業狀況分析

8.從社會學角度看大學生社會化問題 

9.影響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社會學分析

10.大學生“宅”生活熱的冷思考——基于社會學和心理學的交互視角

11.當代大學生厭學的社會學分析  

12.大學生參加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社會學探析

13.健康社會學視角下大學生“宅族”健康問題研究——基于對上海市高校大學生的抽樣調查

14.基于社會學視角的大學生消費研究

15.大學生失業問題的社會學分析 

16.影響大學生體育鍛煉因素的社會學分析 

17.大學生犯罪現象的社會學思考

18.大學生體育行為的社會學探析

19.身份認同背后的情感與理性——大學生炫耀性消費調查的社會學分析

20.大學生社團社會學角度之考察 

21.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就業問題的社會學解讀 

22.越軌社會學視域下大學生犯罪防治對策研究

23.影響大學生體育人口形成的多因素社會學分析

24.大學生就業難:一個社會學的審視 

25.大學生兼職功能的社會學分析 

26.大學生宗教曖昧現象的社會學解析

27.大學生積極心理品質培養的社會學審視 

28.社會學視角下大學生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培養 

29.大學生網絡越軌行為影響因素的社會學分析

30.大學生入黨動機功利化問題的社會學分析 

31.大學生犯罪原因之社會學淺析及預防對策

32.大學生就業問題的經濟學、社會學淺析——以江蘇地區大學生為例

33.大學生越軌行為的社會學分析

34.大學生網絡輿情的內涵、發生要素及發育過程——基于社會學視角的釋讀

35.社會學視角下的大學生就業困境解讀 

36.社會學視角下大學生信息查詢行為影響因素研究

37.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女大學生就業困境的社會學思考

38.消費社會學視野下當代大學生消費行為探析

39.大學生就業功利化的社會學分析 

40.大學生“偷菜”熱的思考:基于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視角

41.大學生兼職動因的社會學分析

42.大學生非理性消費的社會學探析 

43.大學生網絡成癮原因的社會學分析 

44.大學生課堂冷漠現象的社會學分析

45.大學生消費新趨勢的社會學分析

46.社會學視野中我國學校體育對大學生社會化進程的介入 

47.大學生課堂問題行為的教育社會學分析

48.大學生網戀現象的社會學思考 

49.組織社會學視角下的大學生社團特征分析與引導策略

50.對大學生從事休閑體育運動的社會學分析  

51.當代大學生考試作弊現象的社會學透析

52.從社會學視角看大學生就業難問題

53.大學生體育課堂越軌行為的社會學分析 

54.從社會學角度探討新時期貧困大學生不良擇業心理及對策

55.網絡社會學視角下大學生網絡道德現狀研究 

56.關于實現女大學生公平就業的社會學分析及對策 

57.大學生體育行為的社會學管窺 

58.越軌理論視角下大學生考試作弊行為的社會學解析

59.大學生越軌行為的社會學分析  

60.大學生身體素質下降的社會學探析 

61.社會學視角下的大學生越軌行為分析  

62.橫向學歷對大學生畢業去向影響的社會學分析——基于對2010級本科畢業生的調查研究 

63.論兼職大學生“弱勢群體”身份及其特殊保護——以法社會學為視角

64.在社會學教學中培育大學生積極的社會心態

65.大學生醫學社會學問題問卷調查與分析

66.大學生社會使命感狀況淺析——基于社會學公選課的調查 

67.社會學視野下的大學生就業分析 

68.普通高校大學生業余體育鍛煉的動機、特征及社會學分析

69.當代大學生道德信仰危機的社會學思考 

70.社會學視域下農村貧困大學生學校適應問題研究

71.法社會學視野下的高校大學生群體性事件預防及應對機制

72.社會學視角下大學生考試作弊問題研究

73.大學生“畢婚”現象的社會學分析——一個理性選擇理論的視角

74.從勞動社會學的視角探析大學生觀念教育

75.大學生素質培養的社會學思考

76.從社會學角度分析競技體育對大學生社會適應能力的影響 

77.對當前我國大學生就業問題與高校擴招走向的社會學反思

78.從社會學角度淺析當前大學生學習狀況 

79.關于當前大學生考公務員熱的社會學思考  

80.大學生角色期待與行為引導——基于角色扮演的社會學分析

81.當代大學生犯罪原因的社會學分析與預防策略

82.社會學視角下大學生猝死問題的思考

83.大學生考試誠信問題的社會學研究

84.大學生就業能力的調查研究及培養對策分析——以廣東海洋大學社會學為例

85.對當前我國大學生就業問題與高校擴招走向的社會學反思

86.高校大學生參加學校管理工作社會學探析

87.大學生“御宅族”生活的調查研究——基于社會學和心理學的交互視角

88.大學生道德越軌現象的社會學分析

89.社會學知識的高校普及與大學生的素質培養

90.北京市普通高校大學生業余體育鍛煉的動機、特征及社會學分析 

91.當代中國大學生考研動因的社會學分析——以理性選擇理論的視角

92.社會學視野:大學生心理障礙剖析

93.普通高校大學生體育學習心理的社會學分析

94.從社會學角度看大學生社會化問題

95.以社會學視角探究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模式——關注貧困生成長,從“心”開始

96.對當代女大學生愛情觀的社會學解析

97.貧困大學生違法犯罪問題的社會學透視

98.社會學理論教育對大學生綜合素質培養的作用研究

99.從消費社會學看《布拉格的大學生》中人的異化

100.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社會學分析  

101.論強化大學生社會調查內容的教學——基于《社會學概論》課教學改革的實踐

102.蘇北高校大學生體育行為特征的社會學分析

103.大學生暴力犯罪的學校預防——以社會學為視角

104.當代大學生考證熱的社會學分析

105.目標與手段的背離——大學生“隱性逃課”的社會學分析

106.高校體育與大學生社會理性的社會學透視

107.如何看待大學生的思政課逃課——用杜爾克姆的社會學方法分析

108.大學生缺失游戲精神的社會學分析

109.食品安全意識與行為的社會學研究——以某大學在校大學生為樣本的分析

110.大學生自殺成因的社會學透視 

111.大學生體質下降的社會學分析

112.90后眼中的網絡——90后大學生網絡偏好的社會學成因質性分析

113.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社會學解讀

114.同輩群體對大學生價值觀影響的社會學研究

115.高校體育對大學生心理健康影響的社會學探析

116.激情與理性間徘徊——對當代大學生消費行為與消費心理的社會學解讀

117.大學生體質下滑的社會學透析

118.社會學視域下的當代大學生思想政治狀況分析

119.對大學生越軌行為的社會學分析 

120.邊緣人與漂浮者:關于大學生社會位置的一種社會學闡釋 

121.大學生抑郁癥狀的社會學分析

122.蘇北高校大學生體育行為特征的社會學分析

123.大學生黨員的角色認知和角色實踐——對大學生黨員角色的社會學解讀

124.大學生消費現狀及發展趨勢的社會學研究

125.布迪厄社會學理論視角下的大學生考證熱

126.大學生自殺現象的社會學解讀

127.南京市普通高校大學生體育消費社會學調查分析

128.情景逼迫:一種柔性暴力的生產——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雙重失語現象的社會學分析

篇(3)

【關鍵詞】人類學轉向/人種志方法/科學技術人類學/文化解釋學/本土方法論

【正文】

社會學與人類學1是兩個有著密切關系的獨立學科，在它們的發展史中，其理論與方法的互相滲透與借鑒，對這兩個學科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就科學社會學的發展史來說，至70年代中期以來，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相伴隨，出現了“人類學轉向”這種現象〔1〕，在文獻中也出現了科學技術人類學這個提法。

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轉向”（anthrohologicalturn），也可以稱之為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我簡稱為對科學的人類學研究。

那么，這種人類學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著什么意思？我認為，至少包含著兩個方面的意義。第一個含義是把現代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來研究。在這里，作為文化現象考察，并不是斯諾所提的獨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與人文文化相對立的科學文化，而是把科學當作整個人文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當作與宗教、藝術、語言、習俗等文化現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種。這樣就把現代科學納入了人類學的研究范圍。第二個含義是，對科學的社會研究采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選出某個科學家集本的場所，對科學家及其活動進行人種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對所觀察到的現象作詳細的記載、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說第一層意思是從宏觀上把現代科學納入人文文化范圍，決定了研究的總傾向，那么，人種志的研究就屬于微觀的經驗研究。在我看來，知識社會學的宏觀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觀傾向發生學的研究[2]正好與這兩方面是相對應的。從這個角度說，整個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都和“人類學轉向”有直接關系。

（一）

人類學轉向的含義之一：科學是詩文化系統之一

特拉維夫大學教授、科學史家耶胡達·埃爾卡納在《關于知識人類學的嘗試性綱領》一文中明確地提出要把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系統來考察。他提出，在傳統上，“科學很少被認為像藝術或宗教那樣是屬于人文文化整體的，因為它被看作是某種不相同的、獨一無二的、互相背離的東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維度：宗教、藝術、科學、意識形態、普通常識、音樂，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是文化系統。”[3埃爾卡納從人類學角度探討這個問題，認為把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系統來考察的觀念，可以追溯到當代著名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特·格爾茨的觀點。在他的論文《深描：邁向文化解釋學的理論》中，格爾茨說：“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質上是符號論的。和M·韋伯一樣，我們相信，人類是掛在由他自己織就了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我們必須把“文化看作那些網，因而對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種尋求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尋求意義的解釋性科學”。[4]我注意到，雖然格爾茨在他的論述中是把科學列入文化解釋的范圍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審慎的態度（后面還要講這一點）。而埃爾卡納同樣是把科學作為文化解釋的對象，并且根據他對格爾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對科學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釋。

而這也正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論題。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代表人物，馬爾凱、巴恩斯、布魯爾等人都在他們的主要代表著作中，把對科學的社會研究的重點放到科學知識上面，并把自然科學知識等同于其他知識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現象。關于這個問題，我已在拙著《科學社會學》一書的第十章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在這里主要是把這種理論傾向與“人類學轉向”聯系起來。

愛丁堡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學知識和社會學理論》一書中就指出，科學是一種信念，只是一種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確的信念，他認為，科學是一種文化現象，“科學是亞文化的4集合’，作為一種亞文化現象，科學當然受到外部的整個大文化的影響。[5]因提出“強綱領”主張而著名的布魯爾也是把科學當作文化現象、人類學現象來對待的。他的“強綱領”的第一條就把科學知識與信念并列，并且認為可以歸結為社會的原因。[6]他在評述維特根斯坦的知識的社會理論時曾明確地說“數學是人類學現象”。[7]

馬爾凱在他的著作《科學和知識社會學》中，以專門的篇幅論述了這個問題。該書第三章的標題就是“科學中的文化解釋”，鮮明地表示出文化人類學的傾向，這也就是說，他要對科學作一種文化意義的解釋、文化意義的分析。他的這種文化意義的解釋和分析是怎樣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學社會學中關于科學家行為的社會規范的爭論，分析了默頓的規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規范，認為，在科學中，科學家的社會行為規范是多種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場合都共同遵守某種特定的規范，并不存在一種體制化的機制來保證科學家們都一致遵從或信奉某組特定的規范。在科學中，存在著許多不同的語言公式（verbalformulation），這就為科學共同體、為科學家們提供了節目單（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科學家們可以靈活地使用它去分類不同社會背景中的不同職業行為。”因此，關于規范的討論就走到了關于科學的文化資源的說明。”[8]這也就是說，科學規范并不是像默頓所說的那樣，并不是體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結果，科學家們是從代表著不同文化資源的節目單及字典中去尋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則的。

馬爾凱的文化解釋還在于對科學知識生產的動力學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實際案例，從中做出分析，他的結論是，對于科學實驗結果的意義是什么的評判、對于科學論斷的有效與無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變的標準，在實驗和解釋的過程中，個人的特點、具體的環境都會產生作用，他說，“科學一致，因而科學知識，并不是僅由證明正確或拒斥來達到的。科學家們經常面對的是不確定性和模棱兩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應用事先確立的正式標準來實現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對于研究綱領的拒絕或采納，是一個更加實用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學家的相對具體的旨趣利益影響的。”[8]馬爾凱承認在知識形成過程中，是存在著認識因素的，科學的判斷和解釋是受認識和社會因素影響的。他認為，不僅社會規范是社會地變化著的，而且對于任何一個研究綱領來說，認識和技術規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釋的。”在社會意義的磋商和知識主張的評估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社會與技術的公式表述，在具體情況下，是由每個參加者所選定的，所說明的；這兩種資源，在具體科學知識被認可的過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證明程序中，是緊密地綜合在一起的。”[8]

馬爾凱關于科學的文化解釋的結論是：“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已經會聚到這樣一種觀念，即把科學看作是一項解釋性的事業，在這個過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又說：“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學知識是由磋商過程確立起來的，也就是被那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對文化資源的解釋建立起來的。在這種磋商過程中，科學家們也運用認識和技術的資源；但最終結果還是依賴于可利用的其他社會資源。因此，通過科學磋商建立起來的社會結論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確定性說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中的特定行動者群體看來是正確的科學主張罷了。”[8]

以上是對科學知識社會學所代表的“人類學轉向”的第一個含義的簡單說明。需要說明的是這個轉向并不是沒有歷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現象，它代表著舊的“知識社會學傳統的復活”，它反映的是“社會和人文科學注意重點的變化和重新取向的過程”。[1]深入的研究將會說明，這種轉向與當代哲學的、社會學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著多種復雜的聯系，不過，這已不是這篇文章所要討論的問題了。

（二）

人類學轉向的含義之二：對科學作人種志研究

文化是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人類學對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對初民社會（primarysociety）的研究，起源于歐洲和美國的學者對于“不開化的”、非歐洲文化的研究。與人類學的發展相聯系，形成了一種主要研究方法，這就是人種志方法（ethnogranhicatmethod）。人種志研究就是對一個特定的民族群體的社會和文化生活進行詳細的描述和分析。這種研究首先要選定地點，即某個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為田野調查（fieldwork）的基地，進行參與觀察，作詳細的記載，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類學著作。許多文化人類學的名著都是人種志研究的成果。這種研究要求有較長的時間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離開以后有時還有通訊聯系或回訪）；這種研究要求研究人員學習當地的方言土語，盡可能地參與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個觀察者的客觀獨立的立場，除了參與觀察以外，研究人員通常選定或培養某個當地人作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這種研究也常常運用比較的方法，對于所研究的文化與其他文化進行對照性的分析。

當代人類學的人種志研究已經不再僅僅局限于對于初民社會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會愈來愈少），已經發展到為對現代社會中某個社區、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對城市中少數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對于工廠、精神病院、科層制的研究，等等。[10]人種志研究的技術也有很大進展，如廣泛利用電影、錄音、錄像等等手段。顯然，這種方法是可以同樣應用于研究科學活動所在地和科學家人群的。

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轉向”的第二個含義：對科學作人種志研究。具體說來，這就是科學知識社會學代表人物對科學進行的人種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來，一些對科學知識持有建構主義觀點的學者，以人類學家的身份進入實驗室，他們以實驗室為田野調查的基地，進行長期持續的參與觀察，對于實驗室的環境、儀器設備、科學家的日常活動和對話，對于科學家與實驗室以外的聯系，以至于科學論文的形成、發表，論文引證等等方面的情況，進行詳細的記載，做出分析，寫出研究報告或專著。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現的一批研究成果，它們有一個概括性名稱，即“實驗室研究”（IaboratoryS-ludies）。在這種成果中，除了我們已經知道的拉都爾對美國加州薩爾克實驗室的研究、謝廷娜對伯克利大學中生物化學等相關實驗室的研究和這兩項研究的成果《實驗室生活》和《知識的制造》以外，還有若干研究及其相應的成果。[2]雖然這一批著者在他們的進一步分析中表現出差異和分歧，但他們的共同認識是“深入到科學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經驗材料，就可有益于對科學的理解”。[11]而謝廷娜則把這一批“實驗室研究”看作是說明科學知識的建構主義綱領的，她說：“這個綱領是被若干個實驗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爾的《實驗室生活》一書的工作基礎是長達一年零十個月的田野調查，他進入實驗室觀察科學家的日常活動，進行相關研究，他的書內容確實展現了人種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資料：有實驗室場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學家在不同場合的對話記錄，有科學儀器狀況的一覽表，有某項化學物質合成的報告記載，有科學家個人事業經歷的摘要，等等。拉都爾運用這些資料得出了認識論的結論：實驗室是文學標記的系統，儀器所顯示的現象是“技術現象”，科學實驗室中的事實是“人工事實”，因而科學事實不是被發現的而是被制造出來的，科學的陳述是磋商的結果等等。其實，拉都爾在《實驗室生活》的第2版后記中就說過，他在進入實驗室之前就已經形成了一種看法即科學認識是受社會因素制約的，他在參與觀察中的工作只不過是搜集詳盡的材料罷了。這就使得這部運用人種志研究的著作讀起來與其他文化人類學的著作很不相同：其描述與分析結論似乎有某種不連貫；這些分析，與其說是文化人類學的，不如說是認識論的，與其說是社會學的不如說是哲學的。

《知識的制造》這部書的特點就更加明顯了。這部以人種志研究為基礎的專著，已經完全把調查來的資料編納入作者的認識論結論的框架中了。“科學家作為實踐的推理者：知識是在環境中建構起來的”；“科學家作為索引性推理者：科學研究的機會主義和情境性”；“科學家作為類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則和革新的隱喻推理批評”；“科學家作為社會環境中的推理者，從科學同體到跨越科學的領域；”“科學家作為文學的推理者，或者實驗室推理的嬗變”；“科學家作為符號推理者，或‘我們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別’”，這就是該書的章節標題所構成的框架。這樣，在文化人類學著作中通常見到的對文化現象的完整而生動的描述性記載不存在了，資料“淪為”結論的例證。

在這里，我們不能詳細討論這些結論與哲學、社會學思想的具體聯系，那是需要專門的研究的。我們在這里要說明的是，科學知識的微觀建構學派是運用人種志研究方法尋找經驗資料支持和論證科學知識的建構主義綱領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轉向”。不過，我們又可以看到，這個學派的運用，與本來意義上的文化人類學人種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為他們進入了認識的領域，而且是科學認識的領域。拉都爾也承認了這一點，他說，他“所使用的人種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義上與人種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們一方面把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微觀建構學派的“實驗室研究”看作是“人類學轉向”標志；另一方面，從嚴格的人類學意義上考察，又只能把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討論的具體運用。

（三）

科學技術人類學：有待開發的領域

科學知識社會學所代表的“人類學轉向”，只不過是科學技術研究的人類學取向或者科學技術人類學的一種類型。全面系統論述科學技術人類學，筆者尚力所不及，僅就目前的初步認識，說明以下要點：

（1）科學技術人類學，在嚴格意義上說，應該是訓練有素的人類學家，運用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對于科學技術所作的研究。在人類學領域，早已存亡可以歸納入這個范疇的研究成果，這就是：考古人類學及人種志研究對于含有科技內容的“物質文化”的研究；人類學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識系統，為民族數學（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學（ethnobotany）；醫學人類學所研究的與健康和疾病有關的非西方的知識系統〔3〕，等等。因此，有的學者指示，“在這個意義下，人類學開始研究科學技術，要比跨學科領域STS研究科學技術早得多。”[13]當然，人類學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學，是非西方文明中的傳統科學，并不是現代科學技術。

（2）正因為人類學的研究傳統是關注歐洲以外的文化，所以，在歐洲文明中發展起來的現代科學技術就必然處在專業人類學家的研究視野之外。現在，對于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研究已經發展為大的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人類學家進入這個領域的仍然為數不多，為1988年美國的4S’學會召開會議，有來自各學科的學者529人，其中人類學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來畢竟出現了一批人類學取向的科學技術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那么，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絕大部分科學人類學研究或者人種志研究是由社會學家、哲學家及其他并沒有受過社會文化人類學的專門訓練的人完成的。”[14]這樣一些社會學家哲學家在采取了人類學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類學特點的著作以后，就獲得了人類學家的稱號，如拉都爾就是一例。這些不是人類學家（或者說準人類學家）所作的研究，被人類學家看來是存在著某種混亂的，有人指出，“實驗室研究”作為人種志研究的一種版本，是與人類學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爾也談到他的人種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評。[11]

（3）正因為如此，為了更好地發展這個領域，關心科學技術研究的人類學家的建議是：必須弄清人種志方法的真諦，弄清這種方法的要害在于記和寫（grapy）、在于描述，在于通過寫他們來說明人民和他們的文化；必須了解文化人類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學者：以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的整體主義的人種志學，以列維斯特勞斯為代表的比較主義方法，以格爾茨為代表的符號象征主義的文化解釋學等等。[14]我以為對于當代有重大跨學科影響的文化人類學家格爾茨及其文化解釋學尤應引起注意。[15]

（4）科學知識社會學所做的工作也許是接近于格爾茨的文化解釋學的。如前所述，馬爾凱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對科學進行了文化解釋，埃爾卡納則以專門的章節論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學史中的運用，討論了科學知識增長、科學與其他文化因素，歷史舞臺上的科學等。但我們沒能讀到埃爾卡納或是馬爾凱都沒有運用人種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體的研究。而“實驗室研究”所作的經驗描述的意義在于得出認識論的、哲學的結論，是完全不同的版本。這是因為他們給自己規定去研究的文化現象，是格爾茨都認為是棘手的問題：科學。格爾茨是有法律實踐經驗的學者，他從文化解釋的角度說明了法律現象，但是當他把科學與其他文化現象并列時，卻不止一次地說過：“盡管我們很偏愛科學，但它仍然不失為一種棘手的事務”，“但物理學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識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類學上難以理解的問題。”[16]

（5）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決不局限于對實驗室的研究，可以從實驗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擴展到學術會議上的擴展到法庭中的科學家，[10]這也就是說要“從實驗室走向更為廣闊的和多元的領域。”[13]有的社會學家選擇了科學事業管理組織及其附屬機構，[17]有的學者進入了政府設立的海洋生物養殖經濟研究組織[18]在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點也不單純是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涉及到了這些機構中科學家的社會身份，涉及到實驗室與顧客、科學知識與生產方法以及科學政策和經濟組織的關系等問題。特別要揭示的是，同樣進入實驗室，其研究重點也不一定就是科學知識的生產，以特拉維克對美國及日本的線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點就是實驗室組織結構，領導風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學工作條件的模式差別。[19]

（6）正是因為如此，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種志的田野調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樣的；發展一種“跨學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這也就可以包括歷史的研究、比較的方法、文本閱讀、……等方法；并且基于這種種方法的運用，“對于‘科學技術’意義的定義，不可避免地以理解專家到理解非專家。”[13]雖然我們對于上述這些方法也許還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樣性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7）總之，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極為擴散，各具特點，我們只要看看《諸科學與諸文化》（《SciencesandCultures》[1]）和《知識與社會第9卷，科學技術學人類學》[13]這兩部文集的論文題目就可以知道了。每個作者都按照自己對于人類學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點，進行不同的人類學探討。研究這些以及其他科學技術人類學的論著，要在紛云繁復的論述中弄清來龍去脈把握要害，我認為，有一項工作要做，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關鍵概念，諸如“人工事實”、“技術現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結構的和形容的”（emveandetic），等等：它們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點，了解除它們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談到實驗室的人種志研究的時候，不能不提到對實驗室的民俗學研究，這就是社會學中民俗學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4〕代表人物加芬克爾及其學派的工作。麥克爾·林奇把這一批研究稱之為“對科學工作的民俗學方法論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studiesofscientificwork），指出這種研究要詳細考察實驗室中“自然地組織起來的日常活動”“討論”有關實驗室工作的暫時的秩序”[20]。他并且專門著書論述了民俗學方法論與科學的社會學研究的關系。[21]那么，這種研究與前述人種志研究有什么關系？在民俗學方法識者看來，人種志研究是與“民俗學方法論的文獻是有密切關系”的，甚至認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學方法論的說明者”[20]；而人種志研究的學者則認為民俗學方法論是人種志研究的一種。[10]弄清這兩種研究的區別與聯系，決不是輕而易舉的工作。我們要指出的是，從已有的人種志研究的著作來看，他們確實從民俗學方法論者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這一點，對于認識知識社會學微觀研究的特點也許是重要的。

（9）最后要說的是，科學技術的人類學研究中的專業人類學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類學背景研究人員仍然會占相當大的比重。因為，專業人類學家即使轉向現代社會生活的廣大領域，能夠專門研究現代科學技術的也畢竟是少數。這種情況，對于在人類學科并不充分發展的中國從事于科學的社會研究的學者來說，也許是一種機會：他們也許可以增添幾分勇氣，去涉足這個確實頗為陌生的文化人類學的研究領域。

注釋：

〔1〕人類學是一個大的綜合性學科，包括有體質人類學、考古人類學、語言人類學、社會（或稱文化）人類學等分支學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會（文化）人類學。

〔2〕ethnography另一種譯法是民族志，我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書》的中文版的譯法。

〔3〕1996年我到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特爾多）人類學系講學時，就見到一位研究藏醫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作田野調查。

〔4〕這個詞在社會學中有多種譯法，如：民俗學方法論，人種方法論。

〔5〕從兩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這一點：1992年出版的《知識與社會》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類學家；而1982年出版的《諸科學與論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類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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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KarinKnorr-Cetina:"LaboratorySludiesandTheConstructionApproachintheStndyofScinceandTechnologg,（日）《科學·技術·社會年版》1993、卷2p.138.

篇(4)

一、當前國外華僑、華人研究的幾個亮點

1.從生理、心理角度關懷老年華人的健康狀況。美國西弗吉尼亞大學老齡化研究中心暨社區醫學系的學者以波士頓的177名華裔老人及上海428名條件相當的中國老人作為研究對象，開展了一系列研究項目。研究人員對比分析了上述兩組老人的健康問題與沮喪癥候的關聯程度，進而得出盡管移居國外后需要面對種種挑戰，但與不曾移民的同齡人相比，美國老年華人的心理更為健康，而在兩組老人身上，各種慢性病均與沮喪癥候的累積有關等結論。研究還表明，文化因素更有可能影響中國老人對健康服務的利用(如看牙醫)，而同化程度(degree of accuhuration)會對美國老年華人利用同類服務產生作用；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社會工作學院D.w.L_Lai的Impact 0fCulture 0n Depressive Symptoms of Elderly Chinese Immigrants和Effects of Service Barriers on HealthStatus of Older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等文，則分別探討了文化因素、醫療服務障礙因素等對加拿大老年華人健康的影響。

2.關注華人青少年移民適應當地社會的過程。美國舊金山大學教育學院的c.J.Yeh在Development of a Mentoring Program for Chinese Immigrant Adolescents’Cultural Adjustment一文中，以新近從中國大陸地區移民到美國的32名高中生為研究對象，引入一種名為“同齡人顧問計劃”(Peermentoring program)的研究模式，在為期一年的跟蹤研究中，觀察這32名高中生與由美國當地所高中的學生充任的“同齡人顧問”(Peer mentor)之間的互動情況，建議學校輔導員、社會工作者和其他心理健康專家對移民青少年提供輔導。而在Chinese Immigrant High School Students’Cultural Interactions，Acculturation，Family Obligations，Language Use，and Social Support一文中，C.J.Yeh等學者則認為，不斷提高學生的英語流利程度，對于緩解他們適應全新環境時的焦慮情緒至關重要。此外，學校還應為移民學生提供各種論壇，讓他們參與各種社交場合，以便他們與操英語的同學展開充分的交流。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家庭與兒童生態學系的D.B.Qin在Doing Well％Feeling Well：Understanding Family Dynamics and th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f Chinese ImmigrantAdolescents一文中，以兩組中國移民家庭為對比樣本，分析“盡管亞裔美國學生的成績普遍較高，但他們通常在心理與社交適應方面表現不佳”的原因，涉及家庭教育方法、父母期望、親子關系等方面。

3.透過各種社會現象思考華人的相關問題。美國哈佛大學國際與地區問題研究院主任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的The Hispanic Challenge一文，聚焦美國社會族群的融合狀況，重點討論美國墨西哥裔及其他拉美裔族群融入美國社會的相關問題，其中部分內容涉及到華裔，如提到在非美國出生的外來族群中，墨西哥裔為數最多，約占27.6％，華裔和菲律賓裔分列第二、第三位，分別約占4.9％和4.3％，還建議所有美國人都應該掌握包括中文在內的至少一門重要外語，以利于了解一種外來文化，并方便與該文化的族群人士交流；2001年，美籍華人導演李安執導的影片“臥虎藏龍”(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獲第73屆美國奧斯卡4項大獎后，各國學者紛紛撰文探討該現象。新加坡國立大學的K.Chan在The Global Return 0廠the Wu Xia Pian(Chinese Sword―Fighting Movie)：Ang Lee’s“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一文中，討論了該片所建構的中國意象(Image 0f China)及男女平等的可能性，認為導演李安在影片中對中國傳統文化及家長權威進行了沖突性解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c.Klein的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A DiozporicReading一文，則從海外散居者(Diaspora)的視角，分析了導演李安呈現的電影語言和美學模式，探討了他與中國故鄉、與其他散居海外的中國人之間的各種聯系。此外，Xiaochun Jin和MunyiShea等學者則分別透過治安、就業等社會現象，思考了華人的相關問題。

4.重視應用地理學、考古學、民俗學、文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在地理學方法的應用上，加拿大瑞爾森大學Lu Wang的Global Connectivity，Local Consumption，and Chinese Immigrant Experience一文，通過對多倫多華人移民消費偏好的分析，揭示了族群特征及族群文化對移民消費行為產生的影響。英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理系的s.Y.Teo在Vancouver’s Newest Chinese Diaspora：Settlers or‘Immigrant Prisoners’?一文中，從海外散居者和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兩個概念人手，對新近從中國移民到溫哥華的技術型移民(skilled immigrants)展開研究，分析其在異國他鄉語言、就業、婚姻等方面面臨的諸多問題，隨后提出了“他們是移居者?還是為再次移民而暫居溫哥華的‘移民囚徒’(immigrant prisoners)”的問題。在考古學方法的應用上，美國得克薩斯州立大學環境生物學實驗室的A.H.Harris在Additions to the Archaeological Fauna of the Former Chinatown Section Df ELPaso，Texas一文中，考察了美國得克薩斯州艾爾帕索(E1 Paso)一處19世紀末唐人街遺址的出土物件，并就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華人葬禮習俗等問題提出了看法。美國斯坦福大學文化與社會人類學系B.L.Voss的The Archaeology 0廠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一文，通過對加利福尼亞州圣

何塞(San Jos6)馬克大街(Market Street)唐人街的考察，對同化模型的理論和方法論提出質疑，認為歷史的證據表明，該華人社區的居民并非總是生活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格格不入中。此外，F.Lau和D.L.Li等人還分別將民俗學、文學等學科方法應用于對華僑、華人的研究中。

二、國外華僑、華人研究的主要發展方向

1.對弱勢群體給予持續關注。上文列舉的論文中，關注華族老年人、青少年等弱勢群體在相關國家生存、發展問題的占一定數量，主要從醫療衛生、心理健康、學校教育、家庭培養、社會責任等方面人手，探討幫助華族老年人維系身體健康、提高生活質量，以及輔導華族青少年適應移民后新的學習、生活、工作環境等問題，通過對社會現象的考察，分析其原因及各種后果，并從社會學與醫學、生物學、心理學等各學科的角度探討對策，具有較強的實用性和較顯著的社會價值。今后，此類研究中所折射的人文關懷精神，將有可能得到進一步加強。

2.華族研究的觸角更為細致、靈敏。當前，國外華僑、華人研究的觸角幾乎深入到相關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個體健康到族群適應性，從經濟到政治、文化等，與此同時，學者們還將具有國際問題研究色彩的華僑、華人研究，置于國家社會穩定、族群和諧等框架內加以討論。此外，從上文列舉論文作者的姓氏看，部分作者本身即為華族的可能性很大，如B.Wu、D.w.L.Lai、C.J.Yeh、K.Chan和Xiaochun Jin等，他們大多供職于所在國家的高校或科研機構，具備一定的話語權和社會影響力，而由于其華裔背景，他們也較多地以與自身族群相關的問題作為研究旨趣，進而與其他族群學者一道，共同推進所在國家華僑、華人研究在廣度上與深度上的不斷拓展。

3.“學科”痕跡淡化、“領域”意味增強。時至今日，國外華僑、華人研究中多學科方法的應用已屢見不鮮，以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方法為基調，討論華人社會變遷、家譜個案、僑鄉紐帶以及華人與中國的關系等主題的論文相對為主流，如J.C.Dorsey的Identity，Rebellion，and sociafJustice among Chinese Contract Workers　in Nineteenth―Century Cuba、)M.Williams的Honk Kong andthe Pearl River Delta Qiaoxiang、Wei―Wei Zhang的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Concept 0f“GreaterChina"以及Sheau―yueh J.Chao的Tracing Their Roots：Genealogical Sources，or Chinese Immigrantst0 the United States等。此外，如前所述，國外華僑、華人的研究學者還廣泛應用了地理學、考古學、民俗學、文學等學科方法。可見，今后國外華僑、華人研究的“學科”痕跡可能會趨于淡化，而逐漸演變為一個兼容并蓄的研究領域。

三、國外華僑、華人研究可供借鑒之處

1.秉承人文精神。當前國內華僑、華人研究成果很大一部分集中在經濟議題或相近的方向上，如有學者曾指出：“在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導向下，關于華商和華人經濟狀況的研究最為泛濫。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后，幾年內關于‘華商與東南亞金融風暴’的論文及相關著作竟達數百種，造成研究資源的極大浪費。”經濟要素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僅從經濟視角出發，不可能圓滿解釋人類社會生活的一切問題，就華僑、華人的研究而言亦然。前文提到，近年來國外華僑、華人研究領域的論文已越來越多地將關注重點置于老年人、青少年等弱勢群體的身上，致力于探討對其提供幫助、輔導等的途徑與方法，進而達成社會穩定與族群和諧，其中體現的人性關懷的價值認同值得國內學界參考。

2.重視微觀發掘。上文引述的論文在文獻發掘、數據整理、案例分析等方面無不做足文章，論文作者及其團隊通過經年累月的不懈積累，較為細致、全面地掌握了豐富的第一手材料，從根本上保證了研究成果較高的學術水準和科研價值，推動了國外華僑、華人研究領域的不斷創新、發展，而由于各種原因，國內學界多少存在由急功近利心態導致的第一手材料掌握不足、成果低水平重復等問題，相信若能在科研過程中，注意借鑒國外同行的細致認真，重視第一手材料的微觀發掘，國內華僑、華人研究的整體水平將有可能進一步提高。

篇(5)

當器官移植、人工授精、基因技術等新的生物醫學技術名詞充斥于社會的各個方面時，我們需要清楚地認識到現代醫學科學已經全面跨進了一個嶄新的高速發展的技術時代，涉及人體的醫學研究和臨床試驗也越來越多，切實有效地調和醫學倫理道德與醫學科技發展間的矛盾分歧已是刻不容緩。對此，筆者認為，在傳統醫學倫理學四大基本準則即尊重、自主、不傷害與公正的基礎上［2］，在醫學研究中需要進一步強調這樣一點:醫學倫理學的首要任務就在于保障患者的利益。

維護人的生命尊嚴人是世界上惟一有理性、有感情、具備社會關系能力和信念的實體，醫學研究的發展首先要體現出對人的尊重，惟有如此，才能使醫學才能更好地造福人類。

尊重人的自在研究者與受試者以及醫患之間應當建立起一座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橋梁，承認并尊重受試者、患者的自應當成為展開醫學研究的先決條件。以欺騙、哄騙、誘導等方式進行人體試驗尤其是臨床藥物試驗，或是采用未經倫理審查、科學論證即應用于臨床的治療方法，都是違反醫學倫理和道德原則的。

尊重人的知情同意《倫理堡法典》、《赫爾辛基宣言》中均強調了患者或受試者的知情同意權，指出“人類受試者的知情同意是絕對必要的”［3］。知情，就是要求每個受試者參與臨床試驗前必須被充分告知并理解研究的目的、方法及研究可帶來的預期利益、潛在風險以及可能的不適;同意，則是指受試者在充分理解試驗相關信息之后，具有選擇和終止參與的權利，且不會因此受到任何懲罰。

保護人的不受傷害醫學研究中所應用的先進科學技術或診療手段，對于受試者、患者而言，往往是“利害并存”的綜合體。對此，醫學工作者在臨床試驗設計或藥物試用上，應將保護受試者、患者的健康作為首要任務，認真權衡利弊，評估風險，力求以最小的損失為代價獲得患者的最大利益。

正確處理臨床醫學科研和醫學倫理關系的基本途徑

強化醫學工作者的倫理道德意識醫學科研是科學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一種社會事業。醫學工作者在醫學科研的主體，保證科研成果造福人類是其責無旁貸的社會責任。對此，醫學工作者應當強化自身的倫理道德意識，使自身擁有“科學的精神氣質”，在醫學研究中嚴格履行默頓在科學社會學中所提出的“無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原則，自覺加強自身道德素質修養，遵循倫理價值規范，在臨床醫學科研實踐中尊重受試者的利益，科研選題時盡可能客觀、公正、負責任地揭示醫學科研的潛在風險［4］。惟有如此，才能使醫學科研技術的發展在為人類健康帶來福音的同時，最大限度地化解醫學發展與醫學倫理問題間的種種沖突。

給予醫學科研寬松的環境醫學工作者是醫學科研的主體，廣大公眾則是醫學科研組織開展的土壤，也是醫學研究成果的最終消費者。在現代醫學高科技技術的雙面性凸現的現實環境下，給予臨床醫學科研以寬松的發展環境，關鍵是要培養社會公眾正確的科學倫理觀和道德觀，醫學技術的良性發展提供一個適合的社會環境。要在社會公眾中普及推廣倫理道德知識，破舊立新，重新樹立適應于現代科學技術與人類健康發展的新型倫理道德觀，捍衛科研自由，支持正確的醫學科研活動，也能正確地利用科學的倫理觀捍衛人的生命權、健康權，對醫學工作者的科研活動進行廣泛的社會監督，才能真正保障當代醫學技術的發展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5］。

完善醫學倫理對醫學科研的指導與規范醫學倫理學是指導醫學的健康發展，監督醫學發展的正確方向，防止其誤入背離人道的科學主義歧路的專門學科。要完善醫學倫理對醫學科研的指導規范，關鍵是要發揮好倫理委員會、醫學期刊等組織機構在倫理審查中的監督作用。(1)發揮已有倫理審查組織的監督作用。倫理委員會、中國臨床試驗注冊中心(ChiC-TR)等作為具備實體組織形式和建制的醫學科研倫理審查的管理機構，要積極借鑒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GCP聯盟等機構關于醫學倫理問題研究的先進經驗，逐步建立與完善倫理審查工作視察與評價的管理規范，建立起倫理委員會等相關管理機構的標準操作規程，提高倫理檢查的質量。(2)要重視中文醫學期刊在醫學倫理審查中的重要作用。對醫學期刊編輯進行醫學倫理知識的培訓，深入學習《赫爾辛基宣言》、《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操作指南》、《涉及人體生物醫學研究審查辦法》、《藥物臨床試驗倫理審查工作指導原則》等國際國內文件，使醫學編輯能夠在審稿和編輯過程中能夠清楚、公正地處理好學術論文所涉及的倫理問題，把好醫學論文進入學術傳播領域的最后一道關口［6］。

結語

篇(6)

關鍵詞：自然辯證法；醫學研究生；創新途徑

《自然辯證法》課程是面向理、工、農、林、醫專業研究生開設的一門思想政治理論課。從學科性質看，它是哲學的重要分支，以人與自然的關系為中心線索，研究自然界的辯證本性、認識和變革自然的辯證過程及科技與社會的關系。以創新精神為核心的素質教育功能和以創新機理為核心的方法論教育是自然辯證法的基本功能。[1]這門課程不僅有利于醫學研究生樹立科學的自然觀和科技觀，而且在形成良好的醫學人文素質、培養科研思維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1 醫學院校《自然辯證法》課程存在的問題

1.1教材問題。目前國內各高校碩士研究生的本門課程統一使用郭貴春教授主持編寫的教育部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自然辯證法概論》（2013年版）。包含緒論和五個章節，分別為自然觀、科學技術觀、科學技術方法論、科學技術社會論和中國科學技術觀與創新型國家。這本新教材與以往使用過的教材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結合時展的實際，貼近理科專業實際，側重文理知識的交叉與融合，蘊含了黨十集體智慧的凝結精神。

在2013年以前，各個高校的《自然辨證法》課程自主選擇、使用教材，可供選擇的版本豐富多樣，大部分教材在自然觀、科學技術觀、科學技術方法論及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四層內容體系上編寫得比較完善，便于教師從整體上把握本課程的核心主線和內在邏輯結構。但是，有的教材在編寫時內容不夠深入淺出，理論性太強，案例資源缺乏針對性和前沿性，無法適應學生的不同專業需求。以這樣的教材為模本而展開的教學活動是典型的填鴨式教學，教師把學生的頭腦看作是容器，拼命往里填充既定的知識，把科學教育扭曲成一種高度濃縮的科學知識教育，其直接后果是科技人物、科技事件、科學精神幾乎成為學生的盲點，學生普遍缺乏對科學技術創新性的理解。[2]

許多醫學院校選用《醫學辯證法》作為參考輔助教材，采用由國內多所醫學高校聯合編寫的《自然辯證法概論》（高等醫學院校選用教材），其特點是緊密結合醫學實際，注重醫學臨床辯證思維、循證醫學思維及創造性思維的培養。盡管現存的教科書版本較多，選用教材豐富，但結合醫學專業實際的教材可選性少，很多教材存在的普遍問題就是內容抽象，與醫學實際脫節，即使有部分醫學案例，但內容陳舊，缺乏感染力和吸引力。有的教材內容還存在嚴重的老化現象，不能及時反映最近時期的醫學前沿問題，大多數案例資源是十幾年前的內容，導致教材內容的時代性和針對性不強，嚴重影響了學生對這門課的學習興趣，難以把握到辯證自然觀、科學觀、方法論的精髓。

1.2大班教學問題。我國高等教育規模急劇擴張后，研究生的數量越來越多，為了降低辦學成本，各高校都普遍采用大班課堂教學。《自然辨證法》普遍采用大班教學的形式，平均150人/班的大課教學方式給課堂的有效管理帶來了很大的不便，增加了一定難度，給教師上課時的課堂控制帶來很多困難，難以采用研討式、PBL教學法等課堂手段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教學效果。在大班教學中經常出現看課外書、玩手機、睡覺、遲到或早退等違紀現象，教師在課堂管理時感到異常棘手。任課教師能否成功地實現教學目標，一方面與課程提供的內容有關，另一方面還與教師駕馭和控制課堂的能力密切相關。因此，研究并討論課堂控制問題對提高目前在全國范圍內普遍采用的自然辯證法大班教學的質量具有現實意義。

1.3考核問題。采用課程論文或調研論文的考核方式比較普遍，可由教師推薦論文選題，也可由學生自主選擇感興趣的主題。有的教師采用課題調研方式，將自己的課題分配到班級，吸納部分科研水平優秀的研究生進入課題調研組，將研究任務細化分解，充分調動了學生的自主研究的興趣，培養了學生的科研意識和能力，取得了較好的科研成果。

在針對課程論文考核方式的調查過程中，發現大部分學生上交的課程論文并不是在認真收集資料的基礎上獨力完成的，而是以應付的態度采用過度抄襲的方式完成論文。通過與多個學校的交流與對比，發現課程論文考核的方式所取得的質量和效果甚微。2009年在我校的本課程論文考核中，存在60%以上的學生上交論文存在過度抄襲問題。有的學生甚至直接在期刊網上打印論文，連原作者的姓名、單位等個人信息都來不及刪掉就上交給老師。部分學生對專業課程過度偏重，認為自然辨證法是選修課，平時忙于科研或實驗，沒有時間去收集資料撰寫論文，考前應付式地上網抄襲一份作業，如果教師要求不嚴格，許多學生的抄襲作業通過考核，會導致多屆學生的學風和考風松懈，進而嚴重影響了這門課程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單一的考核形式及結構不合理課程考核評價體系無法達到強化學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目的。

1.4學的問題。部分學生對于“為什么要學習這門課程”的目的不夠明確，在對待這門課程的態度存在抵觸情緒，認為醫學研究生學習自然辯證法課沒有實際意義，純屬浪費時間。在這種“實用主義課程觀”的影響下，學生沒有從心底里接納自然辯證法課程，曠課的學生較多，上課時看專業書或英語書的現象不少，課堂參與不積極，缺乏自主學習的時間和動力。

1.5教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在教學活動與學科建設方面存在問題，如教學活動中存在著教師數量少、教師專業背景普遍文科化、自然科學知識比較欠缺，教材內容不能滿足需要等問題。[3]理論講授的模式存在著單向性和機械性，學生只是被動地接受和儲存知識，講授的時間占了課堂的大半部分時間，學生的參與活動較少，主動獲取、形成和發現知識的過程被忽視。授課內容抽象單調，形式和手段單一，理論與現實脫節是自然辯證法課程無法進入學生內心的關鍵原因。大部分教師的學科背景屬于思想政治教育或哲學專業，缺乏醫學專業知識的相關背景，在聯系醫學實際時存在醫學知識的儲備不夠深厚，醫學理論的功底亟待加強的問題。這就要求授課教師的專業背景必須有足夠的醫學相關知識，才能不斷增強自然辯證法的思想吸引力，讓這門課程凝練出“精彩一課”的效果。

2 醫學院校《自然辯證法》課程的創新途徑探索

2.1利用教學大綱整合教學內容，實現教學內容貼身化。即聯系研究生的專業、學習和科研中的實際問題，增添興趣與效果。進一步展現自然辯證法原理與工學、醫學及軍事等具體學科領域契合的意義。主張在示范教材參照下，自主選擇教材。[4]密切聯系醫學實際制定教學大綱，堅持醫學與哲學融合的原則，提高教學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在教學大綱的編寫上，為了突出醫學技術的特色，可融入《醫學哲學》、《醫學辯證法》、《醫學倫理學》、《醫學史》等多個學科的相關內容，結合其他人文類的課程加以整合。編寫全國“一本通”的材顯然不能適應新形勢下個學科專業研究生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學的需要，編寫“一綱多本”的自然辯證法教材則成為各個高校任課教師的熱切期盼。[5]

教學大綱的內容突出了三個特色：一是緊密結合醫學研究生的專業實際，將《醫學哲學》、《醫學辯證法》等內容融會貫通，滲透到自然辯證法的教學設計中，更突出本課程的實用性和針對性；二是緊密結合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新特點，思想角度新、教學專題性新、案例資源新，突出本課程的時代性和創新性；三是緊密結合《醫學技術史》、《醫學倫理學》、《醫學社會學》等其他交叉學科的內容，突出本課程的外延性、趣味性和研究性。如在醫療技術倫理方面，不僅要跟學生講清其內涵，還要講授其主要內容。在醫學高技術日益發達的今天，要謹防“醫學技術主義”的影響。

2.2優化教學設計：一是內容結構的設計，打破教材的邏輯結構，貼近醫學專業實際。如在講授技術觀時，整合有關技術倫理的內容，在有限的課時內，將最優化的內容呈現給學生。從技術觀和技術方法論角度，思考“技術決定論”在醫學領域的表現，探討醫學技術價值、醫學技術在社會發展中的兩重性及現代醫學技術倫理存在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分析一方面可培養學生辯證分析問題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把醫學、醫學倫理學、哲學等多種學科內在地統一起來以拓展學生的視野。[6]讓學生明確，醫療服務是終身職業，不斷加強自我學習，更新知識，提高倫理素質，才能更好地將自己所掌握的醫學技術奉獻給社會。

二是多媒體教學的設計，查找網上大量的相關資料，精選趣味性的圖片，如講授遠古時期的自然觀，人對自然的膜拜，運用一些國內外的古代巫醫圖片配圖說明，學生對這些知識從未了解過，經過生動有趣的講解，提升了學習注意力。精選一些給學生帶來極大思想震撼的視頻資料，通過正反對比手法，使學生領悟到人與自然的終極和諧才是一種精美意義上的生態自然觀。每一專題都設計“影視推薦”欄目，將新近的、優秀的、典型的節目介紹給學生，增加了學生對自然辯證法知識的理解和思維拓展。

三是分組討論設計，一般來說，單個問題提問學生的參與性不高，課堂積極性難以調動。采用案例教學形式，把問題分化成多個小問題，實行分組討論，每個小組討論一個主題，可以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主動性。在問題的設計方面，多結合醫學專業和社會熱點，問題設計與專業背景密切聯系，有助于醫學背景的專業知識與自然辯證法理論相互交叉和滲透。如在講授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創立時，引導學生討論古代自然觀在歷史上對中醫和西醫的不同影響；收集資料討論中國古代的生態智慧的表現及現實意義。在講授科學本質時，組織學生辯論中醫學是否是科學的；談到技術的價值和倫理時，引導學生討論轉基因食品給人類帶來的后果是福還是禍。

2.3增強學生的研究性學習導向，培養學生創造意識。《自然辯證法》教材涉及創造技法的內容很少，我們結合醫學創新案例，多方面介紹醫學創造方法。使學生實現從記憶性學習向創造性學習的飛躍。增強學生運用方法的自覺性和提高他們運用方法進行科技創新的能力。[7]結合相應的教學內容，向學生提供課程論文題選、推薦書目、優秀影視等科研信息，鼓勵學生進行科研探索。課前給學生布置討論主題，學生利用收集的資料，通過小組討論達成共同認識。有意識地組織學生參與課程設計，突出學生的主體性。在方法論的教學中，突出方法論教學的哲學特色，把各種具體的醫學研究方法歸入醫學思維方法范疇，通過醫學假說和醫學發現與探索的思維方法等內容，深刻揭示各種思維方法在醫學領域的運用。

2.4采用多樣化的考核模式，即“平時成績+分組討論+期末考查”模式，總評成績由三部分構成，平時成績占20%，由課堂表現和考勤情況組成；分組討論占30%，按照自愿原則組成10人小組，自主選擇討論主題，上交討論報告和記錄。期末考查占50%，實行開卷考查，出題方式比較靈活，重要考核學生運用知識、原理、理論分析現實問題，考核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和知識拓展能力。分組討論發揮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有助于提升學生之間的相互交流與團結協作，增強學生的溝通能力，培養創新精神。通過本學期的考核創新機制的實踐，學生的學風和考風實現了較大的轉變，學生上交的小組討論作業反映出他們的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得到很好的鍛煉和提升。

2.5融入人文教育。自然辯證法課程內在蘊含著醫學與人文、醫學與哲學相融合的特點。現代醫學突飛猛進，新理論、新技術、新方法層出不窮。醫學在技術上的高度發展縱然給人類傳來了福音，但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困惑。加強醫生的人文關懷意識，需從重視醫學院“未來醫生”入手。歐美發達國家也將醫學人文學科作為培養高素質醫生的基礎，列入醫學教育的必要內容。目前，我國部分醫學院校已開設醫學人文課程，但內容僅占5%的比重，遠低于美、英、法等國25%的水平。由于教材不成熟、教學經驗缺乏、師資力量不夠等原因，我國醫學人文教育還存在理論與實踐“兩張皮”的現象，教學效果尚不理想。

現代醫學所面臨的種種困境，更多的并不是在醫學本身，而是在醫學科學化后的一些副產品和現代社會商業化帶來的沖擊。越來越多的醫學研究生意識到，要成為一名杰出的醫生或醫學家，僅僅憑借醫學知識還是遠遠不夠的，同時還必需具有哲學智慧和人文精神。在本課程的教學中可增加人文知識的相關教學資源，如醫學大家的介紹、醫學發現和發明、藥物研究的相關歷史等案例，增強學生的關注度，提高學生的人文探究，促進科研思考。

自然辯證法可以從“仁心”和“仁術”兩方面來提高醫

學生的人文修養。人文精神貫穿自然辯證法教學始終，以鮮明的人文案例教學方式，培養學生的仁心。要促成科學技術與人文文化的融合，首先應給科學技術一個準確的人文定位，如果說醫學僅僅是一種知識和技術，有失偏頗。在關于“科學技術的價值”內容講授時，引入醫學的價值有關內容，讓學生思考為什么“有時去治療，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最能彰顯醫學的真諦？通過討論使學生理解醫學是一門“人學” ，而不是單純的自然科學，不但要有治病的能力，更要有安慰人的藝術，“醫乃仁術”是醫學人文性的集中體現。在探索醫學難題時，應考慮病人的需求，注重生活質量，如緩解病人的痛苦，提高生活質量，治療并不總意味著治愈，還包括體恤和減輕痛苦。

在自然辯證法教學中，如何將一般原理與學生的學科專業實際聯系起來，以達到更好的教學和學習的效果，是從事自然辯證法教學的教師們一直探討的問題。在教材的創新方面，需要很大程度突破傳統教材的體系結構，突出醫學高科技應用的問題。目前在醫學領域呈現出與自然辯證法基本原理緊密結合的優秀成果，甚至還呈現出具有中醫特色的自然辯證法教材，探索出了一套適用于中醫院校行之有效的教學模式。將醫學實際融入自然辯證法教學內容，對教師的知識結構提出了挑戰，組建一支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教師團隊，實現教師間的密切合作、學科互補，是提高教師素質和課程實效性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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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徐治立.自然辯證法教學與研究的新思路[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8，24（1）：105-108

[5] 張宗明，張艷萍.結合研究生專業的自然辯證法教學改革探索與實踐[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0，26（9）：97-100

篇(7)

[論文摘要]正確的醫患觀，是醫學生從事醫學學習和成就未來事業的先決條件。因此對醫療隊伍的后備軍進行新型醫患關系的認知教育，培養其醫患溝通能力，對于醫學大學生的身心成長和進步，對于今后能夠采取符合技術、倫理、法律等規范的醫學行為，以及未來和諧醫患關系的建立都將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這既是我國醫學教育的缺失環節，也是文章著重探討的內容。

[論文關鍵詞]醫學生　醫學院　醫患關系　認知教育

當今的醫學生，既有渴望成為“白衣天使”的喜悅，也難以回避頻發的醫患沖突所帶來的心理壓力和挑戰，從而對醫患關系產生一定的畏難、防御和恐懼心理，不同程度地影響地他們的大學學習、生活和擇業，因此對醫患關系的認知教育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一、醫學生醫患關系認知教育的內涵及現狀

1　醫學生醫患關系認知教育的內涵。在現實社會生活中，醫患關系是在醫學實踐活動中產生和發展，以醫療工作為基礎、道德為核心、法律為準繩的一種特殊的醫學人際關系。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醫患關系已不僅是局限于醫生和患者兩者之間的關系，已經發展為以醫生為中心的與醫療服務有關的醫者一方和以病人為中心的與病人健康利益有關的患者一方所構成的兩個群體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人際關系。這其中既包括醫務人員與患者在醫療診治過程中形成的醫學技術關系，又包括在技術使用過程中醫生和患者由于社會、心理、經濟等方面的因素所形成的道德關系、經濟關系、法律關系和文化關系等，我們稱之為非技術關系。

醫患關系認知教育是基于對醫患之間關系的本質和規律的深刻認知，通過醫學、法學、心理學、行為醫學、人際關系學、醫學倫理學、醫學社會學、醫患溝通學等多種學科知識的講授，使醫學生能夠深刻認識當前醫患關系的現狀以及醫患關系的性質，把握醫患交往的技巧，進一步提高處理醫患關系的能力，從而有效地發揮構建和諧醫患關系的作用。

2　醫學生醫患關系認知教育狀況。培養和引導醫學生認知醫患關系，繼而構建和諧醫患關系已經成為擺在醫學教育面前的一項嚴峻而又刻不容緩的課題。通過對河北省5所本科醫學院校的調查發現，5所院校教學方案中均有涉及醫患關系認知的教育內容，包括醫學心理學、醫學倫理學、護理禮儀等相關課程，但是醫患關系教育課程要求學分偏低，遠不及總學分的1／15，且多為選修課，

通過對樣本數目為600份、有效回收589份的醫學學生的調查來看，學生對醫患關系相關知識主要來自選修課程、實習培訓等，占在校時期學習知識總量的3％以下。約有95.2％的醫學生表現出來對此類教育內容的興趣和關注，同時也有約88％的學生表示對此類知識了解不多。由此可見，醫患關系認知教育在各醫學院校醫學生教學方案中雖然有所涉及，但是并不能滿足醫學生需求和社會發展需求。

二、醫學生醫患關系認知教育的重要意義

1　醫患關系認知教育是現代醫學發展對醫學生素質的基本要求。隨著醫學模式由傳統的以病論病的“生物”醫學模式，向當前“生物一心理一社會”這一新的醫學模式轉變，醫學發展對醫務人員提出了“以病人為中心”的新要求。醫務人員不僅要了解疾病，還要通過與病人交流了解病人所面對的社會關系以及心理因素對其疾病的影響，只有通過與病人建立相互尊重和理解、相互支持和配合的和諧醫患關系，才能最終實現治療疾病、恢復健康的醫學目的。1995年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五星級的醫生”(five star)應該是“保健提供者，交際家，決策者，健康教育家，社區領導者，服務管理者”。世界醫學峰會也對醫師提出了應具備交際能力的要求。可見醫學教育界很早就開始重視培養醫學生與病人的交往能力。因此提升醫學生對醫患關系的認知水平，掌握醫患交往的技巧和方法，是現代醫學發展對醫學生的必然要求。

另外醫患關系認知教育因其教育內容和教育目的決定了它對完成醫學目的的重要性。尤其在“生物一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要求下，醫患關系認知教育有效地補償了醫學專業教育不能完成的醫學生人文教育的缺乏。只有經過醫患關系教育，進一步培養新時代的醫學生樹立“以病人為中心”的觀念，提高醫學人文素養，始終牢記“安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詞，才能全心全意為患者的身心健康服務。

2　醫患關系認知教育是構建諧和醫患關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破解醫患關系難題的有效途徑。由于醫務人員具有醫學專業技術和經驗，因此在和諧醫患關系的構建中，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成為主導方面，而醫學生作為醫生的后備軍和構建和諧醫患關系的主力軍，提早開展醫患關系認知教育尤為重要，通過醫患關系的認知教育，正確理解醫患關系的實質，把握醫患交往技巧，為將來順利開展醫學工作以及構建我國和諧醫患關系打下堅實的基礎。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傳統的醫患關系出現很大的變化，醫患矛盾已經發展為醫學生今后難以逃避又亟待處置的難題。因此加強對醫學生醫患關系認知教育，使醫學生了解醫患關系的實質，正確看待醫患矛盾，注重與患者溝通能力和交往技巧，必將成為破解醫患關系難題的有效途徑。

三、醫學生醫患關系認知教育的內容

1　通過醫患關系認知教育使醫學生明確醫患關系的性質。由于缺乏醫患關系認知教育，現實中許多醫學生對醫患關系的實質存在錯誤解讀，如片面理解為消費關系、信托關系、契約關系等，對醫患關系性質的界定受時展的影響，但現實中醫學生對當前醫患關系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頗和片面性。雖然當前醫學工作的特殊性使得醫療行為帶有一定的商業色彩，但醫患之間的交往不能理解為純粹的商業行為，即使醫療活動采取商業化運作形式的西方國家，醫患關系也沒有停留在純粹的消費關系層面。把醫患關系理解為醫學服務產品的消費關系，看似是把醫療活動、醫患關系簡單化，但卻忽略了醫學的公益性和人道性，通過醫患關系認知教育，使醫學生明確當前醫患關系的真正實質。醫患之間的關系應該是一種以醫患雙方共同目標為基礎的、帶有一定契約性質的、具有深刻倫理內容的、以理性為前提的雙向性的信托關系。在醫患這種雙向的人際關系中，一般而言，醫者處于主導地位，起著主要的決定作用，決定著醫患關系的滿意程度，這主要是患者缺少醫學專門知識和技能，求助于醫者而言的。但是，醫患關系雙方的地位在現實中是可變的，有時在醫患矛盾的原因中，患者要負主要責任，不能把醫者在醫學技術方面的主導作用機械地照搬到醫患關系中來，對醫患之間的沖突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否則不利于醫患矛盾的解決。

通過醫患關系認知教育，還應該使醫學生意識到，患者就醫之時，由于醫學知識和能力的缺乏，對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抱著極大的信任，他們不僅將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交托給醫務人員和醫療機構，甚至把包括自己家族病史、用藥史等一些隱秘私事告知醫生或護士，促使醫務人員努力維護患者的健康，完成患者的信托。這種信托關系不同于商品關系中的陌生人倫理要求，它使病人擁有了許多正面的權利，同時使得醫務人員肩負了許多正面的義務和重大責任，使得醫生面對急需搶救的危重癥病人時不能簡單地從診療費用權利出發，而應以病人生命健康權利和對醫生的信托關系為重。同樣地，通過醫患關系認知教育，使醫學生進一步明確，醫患關系具有的更深刻的倫理內容。醫患關系不是簡單的合同契約關系，這可能使醫務人員忽視醫生的道德責任和道德追求，而只去考慮在短時間內不違約，造成醫務人員在一些有大的風險治療面前不作為，又可能使醫學人道主義的行業特征喪失。

2　通過醫患關系認知教育使醫學生了解我國醫患關系的現狀及其影響因素，明確改善醫患關系的途徑。通過醫患關系認知教育，使醫學生了解我國醫患關系的現狀，找尋導致醫患關系緊張的原因，促使其思考如何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應逐步使醫學生明確忽視和侵犯患者的權益、醫療質量和醫療費用的監管制度不健全、醫患之間沒有建立有效溝通、醫療保險體制不健全、醫療事故鑒定體制不公正、缺少對醫生醫療服務的保障機制等因素是導致目前醫患關系緊張的主要原因。而在醫患矛盾激化的多種因素中，長期以來醫患之間缺少有效的溝通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據2007年中華醫院管理學會組織全國326家醫院調查統計表明，321所醫院存在著被醫療糾紛困擾的問題，發生率為98.47％。多數醫療糾紛并非因醫療技術引發，而是由于醫患溝通障礙導致患者或其家屬對醫院、醫務人員的不滿意而引起，由于醫方整體缺乏人文精神、服務態度與服務方式不當引發的糾紛占全部醫患糾紛的49.5％。可見，醫患之間發生誤解與矛盾，很大程度上是一些醫護人員缺乏溝通能力導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