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古琴文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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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琴在我國古代文化藝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文化底蘊博大精深。它源遠流長不僅有眾多的琴家和作品傳世，更有豐富的琴論文獻留存。縱覽這些文獻，可發現古琴藝術與儒、道、釋的思想有十分密切的關系。古琴音樂的發展主要受儒家“中正平和”“溫柔敦厚”、道家“順應自然”“淡和恬淡”和佛教“調適融通”“心空寂靜、其樂無喻”等思想的影響。無論從古琴的形制、古琴音樂的審美準則等方面都揭示了古琴音樂的文化內涵與哲學思想。 

 

 

古琴藝術在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中始終占有位尊價高之地位，古琴音樂所表現出的含蓄、淡和、移情之美，是中國音樂文化發展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琴，琴曲，琴家，琴文化，組成的古琴藝術從琴的產生到發展始終與中國傳統文化緊緊相連在一起。在中國音樂史中的樂器領域里，古琴所承載的文化底蘊可謂得天獨厚、無與倫比。在歷史的進程中它作為一種樂器，也可看作是一種文化禮器，一種文化的精神。 

古琴是中國文人的摯愛，歷來有“士無故不撤琴瑟”這樣的說法。“士”從某種意義上構成了中國琴文化的主體部分，儒、道、釋是中國文人所信仰主要宗教（或哲學），其美學理念也鮮明的體現在古琴的音樂和文人的琴學理論中。 

一、古琴與儒家的關系 

中國的古代文人，即也是儒人，儒家思想是中國文人思想中的核心。儒家思想觀念自然滲透到文人對古琴音樂的理解，可以說古琴音樂不僅是中國文人音樂的代表,也是儒家文化的音樂載體。 

儒家在音樂審美方面格外強調“平和”“中和”。“平和”一詞最早見于《左傳•昭公元年》：“中聲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彈矣。于是有煩聲,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從文中可以看得出其排斥“聲”、以“中聲”為美的思想,由此“平和”也是儒家音樂審美中重要的審美準則,凡是能使人保持平和之心的音樂即為“中聲”,否則即為“聲”。 孔子將其要求的“廢鄭聲、正雅樂” 思想注入音樂傳播中，將琴曲、琴歌規范成“正樂”，又通過古琴提高道德修養達到修身以合“復禮”，他的琴藝活動奠定了古琴必習“正音”，有修養的君子必習古琴的修身準則。后人班固繼承儒家《樂記》的思想，指出“琴者，禁也，所以禁止邪，正人心也。”（《白虎通》）唐代白居易詩句中的“調慢彈且緩”“調清聲直韻疏遲”即是音樂“平和”、“中和”的體現。范仲淹以“清厲而靜,和潤而遠”為“中和之道”,排斥“妙指美聲,巧以相尚”等等都是文人琴家對古琴審美思想“平和”“中和”贊成的體現。 

二、古琴與道家的關系 

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創始人，遵循和推崇的是“道法自然”的原則,“道”即萬物的根本,是自然和人類社會之母,先天地而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因而是至善至美的。在聲音上的反映,就是“希聲”的“大音”。以有聲之樂為參照,即充分肯定了無聲之樂的永恒之美。這就是道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追求一種音樂的永恒性和超脫性“大音希聲”是道家主要的音樂主張。 

“淡兮其無味”也是道家另一重要思想，其對琴人的音樂審美有著重要的影響。如魏晉阮籍有“道德平淡,故五聲無味”，他提倡的是恬淡之樂；唐代時，“淡”開始被較多地用于形容琴樂風格，“清泠由本性,恬淡隨人心”“曲淡節稀聲不多”“古聲淡無味，不稱今人情”“入耳淡無味，愜心潛有情”“心靜即聲淡，其間無古今”等詩句表明恬淡之音已被唐人作為古樂、雅樂的標志因而受到推崇。宋代真德秀在《贈蕭長夫序》中也贊揚古琴“希微”“寥寥”的風格。徐上瀛則認為“琴之元音，本自淡也”“琴聲淡則益有味”,并說“淡”就是要“使聽之者游思縹緲,娛樂之心,不知何去”。老子“淡兮其無味”的主張還與儒家思想結合,形成“淡和”審美觀,既是以儒家思想改造道家思想的結果,也是道家思想本身局限所致。 

此外，王維的《竹里館》：“獨坐幽篁裹，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表達了詩人對琴樂的一往情深。這是一首具“曠逸”類琴心的典型詩文。竹林中獨自彈琴，不為傳達心情給他人，并且與豪情之長嘯交替，以琴自樂，且有豪氣，實甚曠遠而俊逸者。在王維的另一首《酬張少府》中，也明顯的在琴中寄以曠遠之心：“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萬事不關心，不但功名利祿已無所感，喜思哀樂也可盡棄了。任吹解衣帶的松風與山月為琴心之伴，甚為瀟灑而飄逸。從文人隱士的筆觸中，無不透露出玄逸幽淡的空靈。某種程度上，曠逸的琴音使人達到了“無音”的境界。 

從古琴的命名上來說，古琴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也不少。據清初《五知齋琴譜》中記載的中國古琴造型就有50多種。其中最常見的古琴樣式有伏羲式、神農式、仲尼式、子期式、連珠式、蕉葉式、落霞式等。它們具有詩情畫意的的名字“玉澗鳴泉”“萬壑松風”“石上清泉”“仙人友”“天籟”“秋籟”“招仙”“澗泉”都具清幽自然之態,這也是道家思想中道法自然、淡和恬淡的具體體現。 

三、古琴與佛教的關系 

佛教自漢代傳入我國之后備受大眾接受，尤其受到文人的所推崇,其佛理與中國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并得以迅速地發展。禪宗的“頓悟說”,把禪理與琴學聯系在一起。認為參禪和學琴有同樣的思維方式,都須“瞥然省悟”,即頓悟,才能超越自我、藹超越塵世,達到至境。明代的李贄則認為“聲音之道可與禪通”,除此之外，他還認為學琴之徑與參禪之途相通還因為“此其道蓋出于絲桐之表、指授之外者”,即通過在現實生活中修道、悟道,追求無名、無際,超越萬物去尋求那冥冥宇宙中永恒存在卻又虛無之佛性,達到心靈之解脫,音樂也是通過有聲之樂去尋求超越物質、感悟心靈與自然合而為一的奇妙人生之精神境界。 

可以說“頓悟說”的出現，使很多傳統文人的人生追求、審美取向、文藝創作也因此產生了重大影響和轉變，最終佛教和儒、道兩家三足鼎立、并駕齊驅。但就儒、道兩家來說，佛教的琴學還是比較薄弱的。在眾多的琴論文獻中極少反映佛教思想的內容，琴曲創作也如此。與佛道有關的只有《釋談章》《普庵咒》《色空訣》《法曲獻仙音》《那羅法曲》等。現存琴譜中分別有清末釋空塵編撰的《枯木禪琴譜》，以及清初署名“蔣興儔(疇)”編撰的《和文注琴譜》和《東皋琴譜》。到明清，琴論中還出現了對佛理的強烈排斥，甚至禁止僧人彈琴。那是因為傳統音樂美學歷來視華夏之音為正樂，反對胡夷之樂的侵入。這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佛教音樂在古琴中的發展，同時也是造成佛教的琴學弱于儒、道兩家的原因之一。 

說到古琴與佛教的密切關系，應該從宋代的琴僧系統開始。這個貫穿北宋一百多年的琴僧系統，他們以師徒相傳的方式，對古琴藝術的傳承和發展都做出了應有的貢獻。琴僧系統的祖師爺是宋太宗時的宮廷琴師的朱文濟，另外還有他的后人和尚夷中、知白、義海、則全和照曠等。非僧人中也有很多熱心于佛家琴學的。徐上瀛晚年曾寄居僧舍，所以佛教思想對他有較大的影響，佛教倡導教徒超脫塵世，在佛土中尋求精神解脫，徐上瀛就要求演奏者“絕去塵囂”“遺世獨立”“雪其躁氣，釋其競心”。佛教主張禁欲,否定音樂享受，徐上瀛就說“使聽之者……娛樂之心不知何去”。在“潔”況中，徐上瀛更是以佛理論琴。 

盡管儒、道、釋三家從各自的教義出發，對音樂的功用、目的等有不同的看法，但在音樂的審美上其總體特征基本一致，即均以“平和”“ 淡和”為其審美準則，視淡、雅、和等音樂為美，排斥艷、媚、俗等音樂。并從古琴的形制、古琴音樂的審美準則等方面揭示了古琴音樂的文化內涵與哲學思想。 

 

參考文獻： 

[1]殷偉.《中國琴史演義》 

篇(2)

儒家音樂美學思想奠基于孔子,發展于孟子,成熟于荀子。其成熟的標志是提出“中和”,“禮樂”兩個范疇。我國自古就重視音樂的教化作用,甚至把它提高到了治亂興衰的高度,故有“聽一國之音樂,知一國之盛衰”的古訓。儒家歷來看重音樂的“治世”功能,《呂氏春秋·適音》曰:“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禮記·樂記》亦云:“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其實,中國的大一統秩序一開始就依賴“禮樂”制度。

儒家代表孔子是一個極愛音樂的人,也是最懂得音樂的人《論語》中記載他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小幽為樂之至于斯也!’《論語,八佾》中記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不僅重視音樂的美,更重視音樂中的善。孔子晚年曾將三百篇詩整理得能上管弦演奏,而且合于韶武雅頌之音,作為教化內容之一推向社會。說明他重視音樂的心理教育功能。漢代儒學崇尚天人合一,而音樂的產生正是源自人心對大千世界的感悟而引起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由此,中國的先民認為:“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于心,歡欣側愴可以察于聲。此外。人們還發現:“夫樂作于人心,成聲于物。聲氣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即所謂的音樂不但是由人心對大干世界感悟而產生,而且還能反過來以和之聲氣調理人心。人們借助音樂的調理功能,完善著七情不能自節,待樂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和之。《歐陽文忠全集》卷七五《國學試策三道第二道》)。儒家思想由于以禮為規范。就必然德重于情,善重于美,道重于欲,古重于今,就必然要求音樂的內容樂而不,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溫柔敦厚,形式中正平和,無過無不及,也就是說,在重視道德的宗法社會里,中國人尋找到了以音樂塑造理想人格的方法,進而,便有了“夫樂者,治之本也”的結論。

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主張“致虛疾。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道家主張“無”,是對一切限制的消解,因而走向無限。“無”意味著在真正的自由和平衡中得到的卻是無限廣闊的“有”。道學這種既辯證又達觀的人生哲理,深深影響了中國傳統藝術追求空靈而終達玄闊的特點。因此,音樂中講究用散逸的板式,排斥“繁聲”而追求“大音希聲”。正是這種人生哲理的體現。道學的這一音樂思想,與它那“無”中求“有”的哲學是一脈相承的。莊子論樂,與老子又不同,他主張“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天地是宇宙里最深微的結構形式。在莊子看來,這最深微的結構和規律也就是他所說的“道”,是運動變化的,像音樂那樣。“止之于有窮,流之于無止”。這“道”和音樂的境界是“逐叢生林,樂而無形,不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于無方,居于窈冥……行流散徙,不主常聲。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天運》)。這“道”是一個五音繁會的交響樂,是充滿了浪漫精神的音樂。魏晉時著名的思想家嵇康提出《聲無哀樂論》,認為天地產生萬物,音樂是萬物之一。也是有自然之道、天地元氣所生,認為樂音及其運動形式具有其自然、諧和的本質屬性。“和”涵蓋了大小、單復、高低、慢快、善惡等對應的因素,這些音樂形式上的變化,歸根到底。還是統一于“和”。《聲無哀樂論》的直接理論基礎是養生論。認為音樂與人的養生密切相關,而養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個體的情懷超越于具體哀樂的極度自由的“平和”境界。因此,道家崇尚自然,反對束縛,思想中蘊含著解放人性、解放藝術的積極因素,其音樂的特點更多的顯現出恬淡、平和之美。

二、中國古代文人的琴學審美觀志

中國古琴音樂是具有深刻歷史文化背景的一門藝術。它以多重美的高尚品質。給人以無限的追求。故嵇康稱“眾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敘所懷,以為之賦”。在中國古代,古琴一直被稱為綠綺、絲桐、瑤琴。隋唐以后,因其歷史久遠而被稱為古琴。古琴藝術之所以能獨樹一幟而備受推崇,除“琴德最優”外,還有以其音樂的特質能順乎音聲自然之“中和”,以及符合中華傳統文化中追求意境、崇尚內在和寓意含蓄之美的特征。所以。在古代的文人眼里,“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因此。古琴音樂在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中,尤其是在“土”階層的文化生活中,始終以其強調平其心、善其事、美其物而占有重要的位置,所以,古人稱“鼓琴之士,志靜氣正,則聽者易分”。

“志靜氣正”之“志”,古人早有解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稱“志”為“意也”。而《詩序》則將“志”解釋為“心之所之也”。《禮記·少儀》卻說:“‘意與,志與,’意則可問。志則可否。(注)意,正事也。志,私意也。”,此之“私意”實際是指人的自我之志。從美學的觀點看,“志”的范疇是兼有個體與整個人類理想和自由意志內聚的兩個方面,其恒久的生命力主導著個體的理想和自由意志。與中國文化的生命運動構成一種永無止境的默合關系,這種關系使“‘志’潛在地制導著心靈的雙向運動,賦予審美活動以理想性、超越性、它在個體人格修養中居于基礎地位,從根本上推動藝術家進行創作,并制約著氣、骨、意境等的形成”。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述了孔子習琴時與師襄子的一段對話,其中涉及到了有關“志”的意義范疇:“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雖然。司馬遷并未提及孔子所奏何曲。但從孔子所說的“習其曲”、“得其志”、“得其為人”中可以看出。他是將鼓琴當做人格培養和精神升華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在中國的古代,文人和藝術家是合二為一的。因為,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里,以風雅自鑄人格的文人士大夫,始終把琴棋書畫作為自己人生的旅途中重要組成部分,并為此而努力實踐著自己的理想。從這種意義上講,“志”可以說中國古代文人靈魂深處潛藏著的“真我”的聚集。這種“真我”的聚集是以“自”為中心,也可稱為“自我”的另外一種表述。所謂“自我”是以“自”為核心。正如王夫之在《讀四書大全說·卷一》中所說:“所謂自者,心也,欲修其身者所正之心也。蓋心之正者,志之持也。”[3]。依據王氏之意。我們可以看到個體人對“自我”存在著普遍的心理追求,而這一追求常常在中國文人的儀態和樂風中表現出了某種“自由化”的外顯。而這種對“自由化”的憧憬和向往被北大教授熊偉先生解釋為“由自”,其本質就是“任志”。所謂的“任志”實指“持道任志”,即按余英時先生的說法是為了確切保證士的個體足以承擔精神修養能夠成為關鍵性的活動,而以自任者為其最大。由于客觀的憑借是如此的薄弱,所以他們除了精神修養之外。沒有什么可靠的保證足以肯定自己對于“道”的堅持。因此,從孔子開始,“修身任志”即成為古代文人的一個必要條件。“修身”最初源于古代“禮”的傳統,是外在的修飾,而“任志”則成為一種內在的道德實踐,其目的和效用是與重建政治社會秩序相聯系的。“從發生的歷程說,這種內求諸已的路向正是由于中國知識分子的外在憑借太薄弱才逼出來的”。這也就是中國古代士大夫多是通過琴來表“志”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琴音樂是具有深刻歷史文化痕跡的一門藝術。它不僅有眾多的琴家和作品傳世,更有豐富的琴論文獻留存。從先秦時的《詩經》、《左傳》到明清時的《溪山琴況》《琴學粹言》,它們勾勒出了傳統古琴音樂及發展脈絡。縱覽這些文獻,我們不難發現古琴音樂及其音樂思想與儒、釋、道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此后,儒、釋、道三家思想均對傳統古琴音樂的發展產生了影響。如:“琴者,禁也”,“攻琴如參禪”,“琴者,心也”等觀念,分別體現了儒、釋、道對古琴藝術的態度和古琴音樂的審美價值取向。但無論他們在形而上方面有著多么大的分歧,而琴言志的思想卻基本是一致的,這充分體現出古琴音樂藝術從其內涵和外延兩個方面對人的“志”都具有一定的詮釋作用和意義。

“詩言志”和“詩緣情”是中國古代詩學中兩個極富思想性的美學觀點,其生命力直到今天還被文學藝術界所重視。因而,學者們更習慣于將二者合稱謂“情志”。朱自清先生在他的《詩意志辯》中精當地分析了“情”與“志”的區別,并解釋說:“‘情’包含更多的感性因素,并具有強烈的個性特點,而‘志’則是一個與政治倫理相聯系的范疇,具有明顯的社會指向性。”但具體到了中國古代的琴學思想和觀念上時,人們卻始終將二者緊密的聯系在一起了。這種聯系一方面表現在文人的藝術實踐當中,把志亦達情、情中有志納入到了琴學思想的各個方面。另一方面,也就是在這個實踐的過程中,文人常常通過寄情于琴曲而表現一種情懷,這種情懷體現著文人對人性和社會感悟。于是,有胸懷大濟蒼生之志者,借鼓《南風操》類琴曲,“以解吾民之慍兮……以阜吾民之財兮”之壯。故《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日:“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也。”而那些心存閑云野鶴之志者,借彈《歐鷺忘機》之類琴樂,以抒“安時處順,委運任化:恬淡寡欲。寂寞無為:舍棄智慧,不用心機”之情。其是反映出中國古代文人彈琴既不著眼于發揮琴的“禁邪歸正,以和人心”的教化作用,也不是純粹為了追求感官上的刺激與愉悅,而是注重表現內心、張揚個性。因此,白居易在《清夜琴興》中說:“月出鳥棲盡,寂然坐空林。是時心境閑,可以彈素琴。清冷由本性,恬淡隨人心。心積和平氣,本應正始音。響余群動息,曲罷秋夜深。正聲感元化,天地清沉沉。”然那引起歷盡坎坷卻大志不屈者,借操《梅花三弄》之意,以抒了“散我不平氣,洗我不和心”的情緒。此外,還有不畏向往建功又壯志難酬者,則借奏《幽蘭》之情,以表心中之郁悶的情懷,等等。這些者是從不同的角度表現出中國古代文人借“琴”抒懷、借“琴”言志的內在表達。

綜上所述,古琴藝術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們言“志”的重要方式之一。一方面表現出古琴自身所具有的樂律學意義,這種意義尤以古琴之器從其產生之日起就已經包含著一定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含義和屬性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古琴藝術作為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載體。對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意識的形成產生著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體現在他們對“真我”所做出的美學詮釋,其次是將這種詮釋轉化為一種音響上的實踐,這種實踐作為一種活動方式無論采取何種途徑,都是通過以樂表情、以情達志,最終實現人的理想和自由意志的完美結合,達到以志成人的目的。

篇(3)

新史學誕生于20世紀初，它在認識論上既承認歷史認識的主觀性和相對性，卻又盡量避免意識形態甚至歷史哲學的干擾，它極力反對湯因比式的宏觀史學，而主張從第一手材料出發的扎實研究。在方法論上，它一方面倡導問題史學，即首先提出問題，然后再圍繞問題提出假設、確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則倡導多學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鄰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就音樂史研究而言，新史學所促成的則是方法論、資料來源及研究對象等的轉變。傳統的音樂史研究所采用的資料正史樂志，即《宋書樂志》、《文獻通考樂考》、《宋會要輯稿》、《玉海》，研究的課題長期以來主要局限于律調譜器這些傳統對象; 而《宋記研究》在新史學視野下的音樂史研究，其資料來源涉及多種音樂文獻， 研究對象也涉及音樂人物與專著、音樂文獻、音樂機構與制度等多個層面。

下面，我們以新史學對于歷史研究要求的幾個方面出發，對這部專著進行述評：首先，資料來源突破了傳統音樂史研究的限制，將宋記的內容進行了系統的整理。相比于正史樂志，宋記中與音樂有關的內容比較零散、龐雜， 雖然以往的研究者已經看到后者的價值，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研究者專門就此進行系統的整理。宋代的筆記中的音樂文獻大致可分為五類：一是記錄作者親歷目擊之事，二是記錄父輩音樂活動，三是對當朝或前朝的音樂事象發表評論，四是對宋代常見的某些音樂事像的探究，五是對書中某事進行溯源和考辨。學者一般認為，撰寫這些筆的作者大多為達官顯貴，所采用的資料多來自本人親見，且其史學意識和史學修養較高，對于當時音樂的真實情況記錄比較準確，對于了解宮廷音樂之外的民間音樂事像有重要價值，其中的許多文獻能與史書互證， 有著很高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在生動性、廣博性方面甚至勝于史書。作者在寫作之前作了大量的搜集和篩選工作，將所參考和引用的文獻分為古籍原典和現當代論著兩大部分。其中，古籍原典又分為叢書集、單行本。叢書集上至漢魏六朝，下至宋代所有叢書集中的筆記小說共381本;單行本有50本。作者從古籍原典中整理出的零散音樂文獻共計20余萬字。作者查閱的現當代論著包括專著、學術論文、學位論文和外文與譯文三個大類。其中，專著有34本，不僅有古文獻史料研究，也有專項研究;學術論文34 篇，既有宋代音樂研究，又有域外音樂研究;學位論文1 5篇，其主要有對宋記的研究，還有宋代音樂研究;外文與譯文2篇，很好地補充了國內研究的不足。作者在附錄2中收錄了一大批雖未直接引用但與該書密切相關的一批宋記文獻，這些文獻目錄的整理，對于相關領域的研究者來說是彌足珍貴的。此外，為了方便說明宋記中音樂史料的價值，作者還對宋代史書樂志中相關的音樂史料進行了查閱。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對于宋記的整理并沒有止步于材料的分門別類，更指出其對于傳統研究資料的補充意義，即補史闕。宋記中的耍令、番曲、古代樂器的記載，都補充了正史記錄的不足。比如作者認為史書中的古琴文獻 多集中于宮廷雅樂中的古琴境遇、琴在雅樂登歌中的使用。

而筆記中則有 古琴琴律之法、琴的古老淵源、琴的文化象征意義等。而筆記古琴文獻，涉及宋代古琴的民間收藏和轉讓、古琴制作和斫琴名手、琴曲解題和考辨、琴樂演奏和審美、琴人音樂活動等，他們多角度反映了宋代士人的古琴文化生活及古琴在宋人生活中的繁榮圖景，因而在古代琴學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又比如，傳統史書《宋史樂志》僅載有宋代樂曲53首， 而宋記《武林舊事》中的卷一、卷八、卷七共記載宋代樂曲94首， 其它如《夢窗稿》、《吹劍錄》、《夢梁錄》等筆記中記載的共計樂曲170首。由此可知，宋代社會的樂曲是非常豐富的， 官方記載的樂曲僅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因此筆記樂曲文獻極大地豐富了宋代俗樂曲的寶庫。

其次，作者在研究的時候使用方法多樣且科學，結論也更具可信度。作者在研究方法的采用上嚴格遵循新史學的原則，不僅以多重證據進行比較，還以更加科學的方式(如數據統計)進行資料的分析。作者在進行史料比較的時候采取了多重維度，其中既有橫向的比較，又有縱向的比較，既有宏觀的比較，也有微觀的比較。以此來體現宋記音樂文獻作為史料的學術價值。以前面提到的宋代樂曲曲目為例，筆記中記載當時社會流傳的樂曲有100多首，而史書中所載甚至連這一半都不到。而在整理與樂人有關的文獻時，作者又發現，史書中僅僅記載了參與宮廷雅樂制作的文人及官員，而筆記中所記錄的則包括宋代的教坊樂人、瓦子勾欄中的音樂伎藝人和許多文人音樂家。因此，單就樂曲樂人的研究而言，相關的宋記音樂文獻， 其學術價值要高于史書樂志。

作者在對宋代音樂史進行個案分析時，并不會根據某一本筆記的內容就做出結論，通常是比較幾本筆記，甚至將筆記同史書比較進行相互印證，以此來闡明歷史上的真實情況。如作者在對《綠腰》進行個案分析時，就援引了《甕牖閑評》、《青箱雜記》、《碧雞漫志》、《琵琶錄》、《演繁錄》、《說郛》、《齊東野語》七本筆記中的記載，同時還運用了《文獻通考樂》和《宋史樂志》兩本史書中的記載。在對宋代的筆記中的戲劇文獻、歌唱藝術文獻、歌舞音樂文獻、器樂文獻、音樂活動文獻、樂曲樂人文獻和外域音樂文獻進行敘述時，作者往往也是多種資料并用，以探求當時某一音樂事象的具體情況。例如，在第四章 宋記中的音樂體裁文獻史料價值研究中，在探討宋代雜劇的狀況時，作者除了以《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夢粱錄》這些筆記作為主體， 還引用了《云麓漫鈔》、《倦游雜錄》、《閑燕常談》、《程史》、《貴耳集》、《四朝聞見錄》等十數本筆記中的相關內容，最后還與《宋史樂志》、《文獻通考樂》、《宋會要輯稿樂》中的相關記載進行比較，得出筆記中的同類文獻比史書中的同類要詳盡許多的結論。

再次，作者從新的史料出發進行立論，大大豐富了音樂史的研究結論。在發掘散落于音樂文獻之外的筆記資料的過程中，作者不斷發現新材料，解決困惑己久的問題,也發現了很多以往不為人知的歷史事實。唐代《霓裳羽衣曲》的研究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今人對其研究多集中在它的創作產生過程、表演情況等，一般認為它在宋代的出現，是宋時的音樂家姜夔在湖南長沙樂工的故紙堆中發現的商調《霓裳曲》十八闕，均有譜無詞。作者在研究宋記時，發現宋代參與《霓裳羽衣曲》記錄和考辨的筆記至少17種。包括李上交《近世會元》、葛立方《韻語秋陽》、歐陽修《六一詩話》、周密《癸辛雜識》、蘇軾《漁樵閑話錄》、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張唐英《蜀禱杌》、佚名《江南余載》、鄭文寶《江表志》、龔明之《中吳紀聞》、周密《武林舊事》等。作者首先對這些文獻記載的真實性提出了疑問，通過對這些文獻真實性的考察，認為《江表志》、《江南余載》、《蜀禱杌》都不約而同記錄了《霓裳》在這段時期演出的事實，恰與李煜《昭惠后諫》所述互證。此外，《近世會元》成書與范仲淹的木蘭堂觀《霓裳》詩產生于同一時期， 兩者都敘述尚有《霓裳》的存在。兩例文獻也可進行互證。 接著， 作者將文獻史料與宋記中的《霓裳》文獻進行了總的考察，認為 五代十國時期，宮廷和貴族家中仍有《霓裳》的歌唱舞蹈部分流傳。北宋時期， 《霓裳》的曲破部分仍存在于宮廷和民間，散序部分則已不存見。南宋時期，民間仍有《霓裳》樂譜，姜白石按譜得《霓裳中序》，而宮廷中依然可唱可奏《霓裳中序》，舞蹈部分則已失。但從北宋中期至晚期，樂人根據遺譜或文學描繪仿制《霓裳》的行為偶有存在，宋代《望瀛》、《獻仙音》二曲是《霓裳》遺曲的說法也比較普遍。由于《霓裳》的流傳始終在較小的范圍內，因此，《演繁露》作者程大昌等人未曾見過《霓裳》的演出，并依據白居易詩歌中提到的《霓裳》少見而判斷此曲在宋代失傳，也是可以理解的。

篇(4)

【關鍵詞】 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藝術教育；動畫短片創作；融入

中國擁有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珍貴而極具文化價值。“非物質文化遺產”又被稱為“無形文化遺產”，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年10月17日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給出的定義，是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2011年2月25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以及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實物和場所。包括：傳統口頭文學以及作為其載體的語言；傳統美術、書法、音樂、舞蹈、戲劇、曲藝和雜技；傳統技藝、醫藥和歷法；傳統禮儀、節慶等民俗；傳統體育和游藝；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宣傳、推廣非物質文化遺產，被研究者們廣泛關注。在高等院校藝術專業教學中，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數字化教學體系，將具體內容滲透在藝術設計、動畫設計、環境藝術設計等藝術專業的教學環節中，通過插畫、插圖、微電影、動畫、網站、app等形式進行數字化記錄、推廣與傳承，成為探索非遺與藝術教育結合的重要實踐方式。

一、導入“非遺數字化專項課題”

針對“應用型”藝術學科，筆者提出“專項課題”計劃，并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時代創新精神貫徹到整個教學計劃中。在此過程中，著重解決學生協作考察、田野調查、報告論文與完成數字化作品的制作等問題，強調專業精神、實踐能力等綜合能力的共同培養。導入“專項課題”，不僅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專業素質、形成專業特長，并可以培養其嚴謹的科學態度，提高協作能力。以高等院校本科教學為例，可以在大學一年級下學期或二年級上學期進行立項，通過1學年左右的基礎訓練，在三年級專業創作和四年級畢業創作中可以看到明顯效果。在具體教學中，通過組織相關考察、拜訪傳承人等活動發現創意的來源，在考察中開啟獨立的視角，發現“非遺”與當代藝術形式的契合點。如，組織西北大學藝術學院與陜西省工藝美術學會“走進寶雞，走近大師” 的活動等，讓青年學生在生活中親近非遺大師，并了解“非遺”的生態環境。通過拍攝微電影、微信傳播等方式進行數字化記錄、整理、推廣，將傳承人的口述歷史數字化保存。

二、以動畫短片方面的部分實踐為例

1、基于中國“非遺”項目――古琴藝術進行創作的水墨動畫短片《高山流水》

該片是2014年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中國學派”與民族風格動畫藝術研究》的成果之一。該片取自《呂氏春秋-本味》：伯牙善鼓琴，鐘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鐘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伯牙所念，鐘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世再無知音，乃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作者將伯牙和子期的傳說故事及古曲《高山》《流水》進行了水墨動畫改編。古琴是中國最古老的樂器之一，也是中國最早的彈弦樂器，稱為“國樂之父”。2003年11月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宣布的世界第二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中國古琴名列其中。該動畫通過將文人士大夫的傳說進行視覺化塑造的方式來表現古琴的高古，通過吹簫撫琴、吟詩作畫、登高遠游、對酒當歌等橋段進行古琴文化的弘揚，是 “非遺”和水墨動畫結合的綜合嘗試。故事由中國傳統工藝古琴展開，講述伯牙、子期相遇相知，卻最終生死相隔，表達知己難得的情感。作品建立在傳統國畫的基礎上，運用淡彩淡墨，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文士情懷。既有著意境之美，又表達了對古代文人情操的向往。在創作過程方面，根據劇情畫出分鏡，將場景繪制成靜態山水畫，然后進行掃描。使用photoshop進行圖像處理以及上色，并根據時間、地點的不同，更改物體光線投影；利用圖像分層拉大物體遠近、虛實關系；在AE中進行局部特效并輸出片段；最后利用PR進行剪輯。（《高山流水》作者：屈菁 蔡舒越 馮天，指導老師：溫雅，2015）

2、基于“非遺”項目――巫舞進行創作的實驗動畫短片《圖騰》

該片是2015年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傳統元素及地獄文化的動畫融入――圖騰》的成果之一。2007年，開縣巫舞進入重慶市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巫舞是一種常見的民間藝術活動，帶著濃厚的巴文化和楚巫文化痕跡。“跳端公”即是祭祀儀式中巫師所跳巫舞的基本步法，有禹步、罡步、便步和獨腳跳等動作，是民間祈求保佑主家五谷豐登，六畜興旺，人丁安吉的一種形式。《圖騰》在選題構思階段立足于以古代荊楚地域當中的巫楚文化，將楚人崇鳳、鳴琴祭天、望祭龜卜等地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文脈傳承在思想內涵上做出延伸。在創作初期通過對巫楚文化進行調研、對圖形紋樣等進行收集整理，梳理其中的符號元素，根據這些元素進行再創作。在這樣一個結構與重構的過程中融入傳統文化精神的思想表達。動畫《圖騰》結合計算機數字技術探尋當代語境下的傳統新生，在“非遺”與動畫實驗藝術碰撞中展示出不同的藝術生命力。該片入圍北京國際設計周《2016當代國際水墨設計展》。（《圖騰》作者：韓文超 陳琳琳，指導老師：溫雅，2016）

3、基于中國“非遺”項目――皮影戲進行的動畫短片嘗試

Flas《荊軻刺秦》改編的是《戰國策?燕策三》的故事，二維動畫《消失的心》則改編了《開天地》的傳說。皮影戲是中國民間古老的傳統藝術。據史書記載，皮影戲始于戰國，興于漢朝，盛于宋代，元代時期傳至西亞和歐洲，可謂歷史悠久，源遠流長。2011年，中國皮影戲入選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兩個動畫片的部分鏡頭均以皮影為研究對象，針對皮影形象、圖形紋樣、歷史典故等元素進行梳理和再創作。（Flas《荊軻刺秦》作者：王斌 吳英，指導老師張輝，2016；二維動畫《消失的心》作者：劉勇 曹楊，指導老師 溫雅，2016）

綜上，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為導向的動畫短片創作，是通過數字技術這種方式來進行傳統文化藝術形式的創新探索。將非遺融入藝術院校數字化教學體系中，系統地進行文化遺產和數字技術相結合的藝術實踐，有利于將“非遺”中蘊含的文化信息以生動形象、便于記憶、符合現代審美的方式傳播出去，有利于推動對于傳統文化遺產的認知。同時，可以開拓 “非遺”保護的思路，可以促進非遺數字化與動漫產品的開發，并促進中國文化產業資源的積累。

【參考文獻】

[1] 劉思，馮學珍.淺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問題[J].西部皮革，2015.08.

【作者簡介】

溫 雅，女，西北大學藝術學院動畫與數字媒體系講師，從事文化產業與動畫（數字媒體）藝術教學與研究.

篇(5)

會議開幕式由中央音樂學院音樂研究所所長戴嘉枋教授主持，會議開始，全體與會代表為剛剛去世的我國音樂學家、新疆十二木卡姆專家周吉先生默哀一分鐘，以表達對先生的深切哀悼與追思之情。

本次大會共收到論文43篇，參與討論的學者達50余人次，無論是研究視野的寬泛、研究內容的深度還是研究方法的前瞻性，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代表們分別從以下幾個方面闡述了自己對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工作的觀點和建議。

一、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范圍、特點

劉承華的《“保存”與“生存”的雙重使命――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特殊性》，區分了“遺產”與“需要保護的遺產”之間的不同，分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技術性、行為性、符號性、口傳性和“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高度精神性、對受眾的高度依賴性和成果的易逝性等特點，提出“保存”性保護和“生存”性保護兩種策略。

周海宏教授的發言指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保持我們母性文明的豐富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關鍵在于恢復感性良知，而這種感性良知來源于理性良知。另外，“京劇進校園”為時已晚，要真正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從幼兒園抓起。周先生還從心理學和語言學角度對我國民歌中襯詞的使用進行了深入研究。

鄭茂平的《關注本體――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心里本質及其保護的心理取向》從文化自覺的心理本質揭示了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心理特征，即感性體驗性、情感凝結性、心理圖示性、心理期待性、心理弱勢性、心理內隱性，這些蘊含于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本體中的心理本質特征，會使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呈現出多層次、多目的的心理取向。

鄧鈞的《論“原生態民歌”的不可比性――兼及民歌的社會功能和文化屬性》通過對民歌概念和“原生態”詞匯分析，認為當下關于“原生態”民歌實屬一個偽命題。深化民歌形態、文化特性和功能的認識，將有助于對傳統音樂文化本質特征的認識，為民間文化的保護和發展提供理論參考。

周雪豐的《音響與音場――淺談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征》指出，形態與生態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兩個方面，音樂最直接的形態是音響，而音響又寄生在音場之中，作者以音樂類“非物質”屬性之音樂行為過程為切入點，闡釋了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音響易逝性、傳播變異性、聽覺強制接收性特征，與音場直接影響其音響效果的特征。

二、有關音樂賣非物質遺產保護的基本理論與保護方法研究

這一板塊的論文數量最多，充分顯示出學者們在豐富的田野考察和音樂文化保護實踐的同時所進行的學術反思與理論求索。

周吉先生生前提交的論文《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之我見》，結合自己多年田野調查經驗，提出要保護好我國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至少應該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其中對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本體風格”的保護和傳承，以及保護好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載體――傳承人，這兩點是做好保護傳承工作的關鍵。

秦序的《實現繼承傳統與藝術創新間的良性互動――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理論思考》分析了“十年”中繼承與創新的矛盾沖突的本質，指出唯有總結歷史教訓，找尋正確處理繼承傳統與藝術創新的契合方式，實現傳統與創新的良性互動，方能更好地保護優秀非物質文化遺產，推動藝術的全面繁榮。

楊民康的《傳統音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之我見》從四方面深入探討了對傳統音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一些認識：1、應該對“表演藝術”設定一個合理的適應性范疇；2、加強音樂文化生態學的相關研究；3、掌握好“傳統與變異”、“保持與創新”的相互關系和評價尺度；4、注重多學科學者的合作與互動。

桑德諾瓦(和云峰)的《“有所為”亦“有所不為”――論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基本理論與實踐方法》認為，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應樹立“有所為”亦“有所不為”的理念。對于“品相”杰出、“血統”正宗、“轉型”適時的品種，應盡吾所為而為之；對于那些在社會發展中“轉型揚棄”或喪失“民俗根基”的品種，應適當有意不為之。提倡并鼓勵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西部大開發”、“文化大繁榮”或“文化產業鏈”的有效補充和延伸，以及理論與實踐相得益彰的創新思維。作者指出，尊重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自身的發展規律，其本身就是一種適時、科學、求實的保護。

曾遂今的《關于音樂類非物質遺產的保護行為的思考》提出了兩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為什么要“保護”以及怎樣來“保護”音樂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此，作者提出了音樂無形資源研究應該涉及的三個方面，并客觀地指出幾種值得質疑的保護措施，以供學者們思量。

李玫的《保護無形文化遺產還需建立文化結構形態系統化研究》從三個方面闡述了音樂文化研究必須立足到音樂結構內部的、微觀的系統研究，其中重點提到對文化物質載體的工藝結構形態要加以關注。

李宏峰的《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論律學研究在音樂遺產保護中的作用》針對當前遺產保護、傳承中的不足，闡述律學研究在糾正音樂遺產傳承偏差、促進瀕危音樂技藝恢復、確立傳承者文化自信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對律學研究如何與音樂遺產保護實踐結合、如何為音樂遺產保護提供有益參考等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胡曉東的《社會轉型期民間音樂傳承的思考》指出，社會轉型時期音樂學者應該實現文化身份的轉型，做好民間音樂文化“太史公”和“服務員”的工作，并且與管理學專家密切配合。此外，給民間音樂以音樂倫理學的關懷，使各種文化事象恪守準則，實現其應然狀態，那么，民間音樂文化勢必獲得相對寬松的生存空間。

此外，就這一論題發言的專家還有張友剛、尹紅的《唱起家鄉的歌　跳起家鄉的舞 奏起家鄉的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策略之一》，劉子殷、林彌忠的《平民化、價值論和變化論――也談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措施》，丁璐、趙杰的《充分發揮藝術教育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繼承中的巨大作用》等。

三、各國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成功經驗、有效政策、法規研究

韓國漢陽大學權五勝教授在其提交的論文《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后的當前韓國國家無形文化財活動》主要介紹了“皇室典禮音樂”、“盤嗦哩(敘事歌)”和“江陵端午祭”三個韓國無形文化財的基本情況及其保護現狀，詳細介紹了韓國政府和民眾對其所采取的保護措施及當前所舉辦的一些很有意義的展演活動， 對國內學術同行很有啟發。

日本麗澤大學教授孫玄齡先生的《關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感想》提出“發展是文化的特點”，要求人們“注意當前文化的發展趨勢”，認為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舞臺表現也是保護工作的重要環節。此外，作者還介紹了日本在保護本國文化遺產方面的一些表現，并簡單介紹了日本的“人間國寶”制度，并以“日本民謠協會”為例，揭示了日本民間組織在傳承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與作用。

從法律維護的角度論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有周安平、王慶的《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著作權保護模式制度設計的思考》，作者從準著作權保護角度對保護模式制度設計的幾個相關問題予以思考，得出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知識產權的幾個研究思路。

周安平、姚剛應的《淺析民間音樂作品受法律保護的正當性――以法理學視角為中心》，則通過一兩個糾紛爭議和部分文獻，分析民間音樂作品涵義，試圖從法理學視角來探討民間音樂作品受法律保護的正當性。

另就這一論題發言的還有周安平、張文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現狀――從民間文學藝術保護探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法律保護》，裴小松、張國強的《析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戰略方向選擇――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社會文化空間的系統共生關系》等。

四、我國近年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現狀及相關問題的宏觀研究

項陽的《民間禮俗――傳統音聲技藝形式的文化生存空間》通過對自己田野考察的相關例證進行辨析，精要地闡述了當下民間禮俗與多種音聲技藝形式相互之間的依附關系，旨在強化對民間禮俗和音聲技藝形式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知，開啟了學者們對“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新的認識。

宋瑾的《原生態音樂的搶救與活態保護》強調了搶救原生態音樂的手段問題以及搶救之后原生態音樂的處置問題。呼吁非物質文化遺產首先應采取錄像方式來搶救，進一步采用教育方式來傳承，并制作數據庫加以保存，作為重要的審美資源供各方挖掘利用。另就音樂的“活態保護”提出了一些思考。

章華英的《有關中國古琴音樂保護、傳承的幾點思考》針對如何對古琴藝術采取保護措施提出了七項具體措施，其中重點指出“古琴打譜與古曲整理研究”，以及“琴學研究的深入與現代琴學之重建”的緊迫性。

張振濤提交的論文《神跡超群，輝映古今――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樂器收藏史》簡要回顧了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樂器收藏史，充分肯定了以楊蔭瀏、李元慶為代表的老一輩音樂學家們為中國樂器收藏事業的發端，為中國民族音樂事業的復興所付出的辛勞與汗水。作者還特別指出在音樂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理念的重要性，給與會代表以很深的啟發。

圍繞本論題發言的還有韓啟超的《“一代有一代之戲曲”啟示下的戲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楊曦帆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視野中的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兼談應用民族音樂學的視野與方法》、尚建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語境下的音樂教學范式轉型》等。

五、有關各地音樂賣非物質遺產保護的具體實例調研及個案分析研究

崔憲研究員的《長角苗音樂遺產保護得失談》首先描述了長角苗的生態現狀、梭嘎生態博物館、長角苗民俗音樂及特色，并著重介紹了長角苗規模最大的文化活動――“打嘎”，最后指出長角苗音樂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四大矛盾，即保護與脫貧、“先進”與“落后”、現代教育與傳統習俗、繼承與放棄之間的矛盾。

賈怡、伍國棟的《經濟搭臺、文化唱戲――大理古城“洋人街”戲臺“天天有戲”調查》，在對云南大理古城“天天有戲”活動的興起緣由、內容結構、操作程序等事實進行扼要梳理和描述的同時，結合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理論與之對應，闡述了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重要組成部分的民族傳統音樂文化與旅游業互生互利關系的看法。

曹貞華的《固守于綿延――影響朝鮮族傳統文化保護的諸因素》，從中國的禮文化對朝鮮族傳統文化的指導性影響，儒、佛二教對朝鮮族傳統文化的影響，以及歲時節令習俗對朝鮮族傳統文化傳承的影響和民族認同是朝鮮族傳統文化保護的重要基石四方面闡述了影響朝鮮族傳統文化保護的諸因素，揭示出其傳統文化保護在“固守”中不斷“綿延”的特點。

齊易的《從冀中“音樂會”看目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的一些問題》指出，要解決目前樂種分類混亂的局面，就必須尊重民間音樂局內人的自稱，按約定俗成和“名從主人”的原則來為樂種命名。另就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不正常的“崇古”心態，以及各單位各部門重申報、輕保護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剖析與探討。

就這一論題的發言還有馬西平的《“西安鼓樂”溯古追今》、孟凡玉的《巢湖秧歌現狀考察及保護工作的幾點思考》、王曉平的《論紫陽民歌的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個案分析》、金藝風的《羌族多聲部民歌――“男聲二重唱”》、李紅梅的《關于二人臺傳承與發展的幾點思考》、王群的《失落文明的挽回――云南7個人口較少特有民族瀕危民歌保護研究》、王志軍的《京杭大運河流域音樂文化遺產保護研究的歷史價值與作用》、徐作生的《蓮歌漁唱舟爭渡――陽澄湖漁歌實例調研及分析研究》、甘紹成、朱江書的《四川成都地區行壇道樂的現狀調查》、秦太明的《泉州北管的藝術特色與傳承保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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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古曲和民間樂器;中國鋼琴作品;觸鍵與音色;踏板;情感體驗

鋼琴,其前身是撥弦古鋼琴,也稱作羽管琴鍵,是西方音樂發展中一種古老的樂器,從它誕生到1709年的第一架擊弦古鋼琴,再到19世紀的普遍流行,它毫無異議的登上“樂器之王”的寶座。在中國,隨著學堂樂歌的發展,這一西方樂器開始了初步的介紹和技術的傳授,一百多年來,鋼琴音樂的創作、演奏和教學,在中國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廣大中國作曲家十分青睞這種來自西方的樂器,他們在調性、和聲、曲式結構等作曲技法方面進行了成功的“民族化”的探索,其中將中國古曲和民間樂曲改編創作成的鋼琴作品,因為古典音樂以“高、雅、虛、靜”為境界追求目標,因而神韻的把握和意境的處理,成為中國鋼琴作品中最難表現的部分。

根據中國古曲和民間樂器改編創作的曲目非常多,其中最著名的有:黎英海改編自古琴曲的《陽關三疊》、改編自琵琶曲的《夕陽簫鼓》、儲望華改編自二胡曲的《二泉映月》、陳培勛改編自廣東古曲的《平湖秋月》、王建中改編自民間嗩吶曲的《百鳥朝鳳》和改編自古琴曲的《梅花三弄》等。要彈奏好這類作品,具體應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要求:

一、音色與觸鍵

在這類鋼琴作品中,為達到某種特殊音色的要求,因而在指觸上產生了許多相應的變化,造成了其特殊的音色表現。例如:在黎英海改編的《夕陽簫鼓》中,作曲家模仿了蕭、古琴、琵琶、古箏等多種民族樂器,渲染出了典型的中國山水畫的意境,因而在演奏時需要敏感的音色變化。如蕭的音色暗淡,古箏的音色清亮,琵琶的音色結實慷慨,古琴音色有虛實之別。模仿眾多民族樂器的特點就要求手指有不同的觸鍵方式,以豐富這首鋼琴曲的音樂表現力,如引子部分,自由但不夸張的節奏,由松到緊的同音反復,模仿了民間音樂中慢起漸快的鼓聲。在觸鍵上要,要求手指在擊鍵的瞬間借助鍵盤的反作用力迅速放開,強調垂直觸鍵的頓挫感,造成鼓聲回蕩的泛音效果;接下來帶下行裝飾音的同音反復,模仿蕭聲的幽怨,演奏中應使用一些手臂重量彈奏方法,在觸鍵上與鼓聲的同音反復區別開來,營造出蕭聲在水面回蕩的效果。

又如,儲望華根據華彥鈞的二胡曲《二泉映月》改編的鋼琴曲《二泉映月》,為了模仿二胡連綿、柔和、凄怨、憤懣的音色,觸鍵方法要盡量使用重量彈奏法,作為旋律裝飾的裝飾音應強調,旋律的進行上盡可能保持音樂旋律的連貫性和歌唱性,考慮二胡作為弓弦樂器的演奏特點,不用指尖彈奏重音,而要伸直手指以盡量增加觸鍵面積,用手臂帶動手指通過揉和摁的動作來觸鍵。

再如王建中根據民間嗩吶曲改編的鋼琴曲《百鳥朝鳳》,原曲充分的發揮了嗩吶洪亮高亢、熱烈歡快的音色,以豐富的想象力模擬了鳥鳴和自然界的音響色彩。而鋼琴曲《百鳥朝鳳》則通過倚音、顫音、琶音和泛音等演奏手法以達到嗩吶的演奏效果,演奏時指尖與鍵盤基本成直角狀,用手指微勾的觸鍵法,發出透明而響亮、彈跳性強、顆粒感強的音色。

二、踏板的運用

著名鋼琴家安東魯賓斯坦曾說過“踏板可以說是鋼琴的靈魂”,踏板的使用方式給演奏者留下了很大的發揮個人創造力的空間,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和即興性。演奏中國古曲和民間樂器改編的鋼琴作品,踏板的處理對于意境的表現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此類作品演奏中合理的運用踏板,應包括:

一般的踏板使用方法:

1、節奏性踏板法:具體操作為:踏板與和聲同時或與強拍同時踩下,在下一個和聲出現前放掉,與新的和聲在節拍上做同步的踩放。這種方式通常彈奏需要特別干凈的音響效果時使用。如在《百鳥朝鳳》的許多樂段中,配合左手的跳躍性演奏,踏板基本在2/4拍節奏強拍時踩下,在弱拍后半拍時收起(部分樂段例外),這種踏板使用法既保持了左手歡快跳躍的節奏特點,又掩蓋了跳音奏法帶來的生硬,更好的襯托了右手模仿嗩吶靈動流暢的音樂特點。

2、切分踏板法:切分踏板法也被稱為連音踏板法或跟隨踏板法,也是踏板常見的使用方式。具體操作為:當手指觸鍵時,腳迅速的抬起然后再落下,如果手指是在正拍彈奏的話,那么踏板通常要錯后一個十六分音符,如果演奏很快的話,有時可能要錯后一個八分音符。這種方法能夠使演奏時的和聲效果飽滿豐富而又不至于渾濁,同時能夠延長許多手指無法延留的音符。如《平湖秋月》的踏板,基本使用(部分樂段例外)在4/4第一拍踩下,一直延續到下一拍音頭出現之后迅速的收起并再次踩下,每次踩到較為豐滿、不流露切換痕跡的踏板法,使左手的三十二分音符連貫而不混亂,也保持了右手4、5指的旋律線條,描繪出月光下湖水盈盈波動的景象。

3、半踏板法:半踏板法顧名思義就是只使用一半的踏板,即不將踏板踩到底,只踩其一半或將踏板踩到底但不完全放干凈就重新踩下,這種方法能造成一種朦朧飄渺、含混迷離的迷人音響效果。這種踏板方法常在樂曲段落間的華彩樂句使用,且常常與其他踏板方法交替或同時使用。如《夕陽簫鼓》中的許多流動性樂句。

特殊的踏板使用方法:

在采用以上常見踏板之外,由于中國鋼琴作品常常采用五聲調式,因此在踏板的使用上還有著不同于西方和聲體系帶來的踏板規律的特殊方法。

1、要考慮樂句的呼吸和旋律的進行特點,不要因為過于頻繁的切換踏板破壞旋律的連貫性,同時,要特別小心進行切換,以保持和聲效果的干凈。

2、由于在民族調式里一些相鄰的音會產生另一種和諧的美,帶來與傳統和聲三度疊置的不同效果,因此可以我們可以在踏板使用時嘗試新的和聲效果。

三、情感體驗

篇(7)

第一節作品概述

管弦樂《游子吟》——小提琴與樂隊,是我在上海音樂學院攻讀藝術碩士作曲研究生期間,繼混合室內樂《古琴、損與電聲樂隊》、彈撥樂四重奏《西部詠嘆》、混聲合唱《我愛上海》、《中國,這個名字》、《石庫門的燈光》、男女聲四重唱《古鎮音畫》、女聲組合《古鎮風情》等20多部(首)作品后,完成的一部中等規模的管弦樂作品。作為學位作品,首先以《游子吟》為題,試想在作品內容方面,回顧自己為了學習音樂背井離鄉,遠離父母,以音樂為己任,生命不息,奮斗不止,孜孜不倦,銳意進取的漫漫宰路;其次在作曲技法方面,匯集總結了多年音樂學習的感悟和思考,也是攻讀藝術碩士作曲研究生期間由理論到實踐的總結與匯報;再次是在音樂風格方面,表露了作為一個中國音樂家,對于民族音樂現代化、中國音樂國際化這樣重大課題的初步思考與探索。現在,管弦樂《游子吟》——小提琴與樂隊這部作品將作為我藝術碩士作曲研究生畢業作品呈交,我更愿以之作為自己音樂創作道路的新驛站,力求在音樂創作領域拓展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而莘宰起步。

《游子吟》屬于本人碩士學位作品,應通過這次創作,對自己在校期間接受西方傳統及現代作曲與作曲技術理論的教育,作一個較為全面的總結與匯報,實踐與運用。對于這部作品,就體裁而言,應屬于獨奏樂器與交響樂隊寫作中的單樂章隨想曲;在音樂語言上,主要學習借鑒了西方晚期浪漫派,同時兼具了二十世紀現代音樂中的多調性寫法;在技術手段上,則是多觸角地吸取了晚期浪漫派、新古典主義、新民族主義等潮流的創作特征與技術元素。總而言之,這部作品從大格局上說,應視為是自己專業學習的階段性踐行與思考。在“戲曲”音樂元素的運用與思考——《游子吟——小提琴與樂隊》作曲札記中,通過總結和梳理《游子吟》這部作品的創作,我想要重點論述的內容并不落在有關這部作品的思想內容或技術操作層面;而是著眼于作為一個中國作曲家,在運用西方作曲技法、創作西方體裁的交響樂作品時,必須要思考和面對如何釆用中國音樂的元素,中國文化的風骨,中國思維的方式來創作中國風格的交響樂隊作品。現在,不論我遇到了幾多困惑,發現了幾多難點,解決了幾多問題,留下了幾多缺憾;我想,通過撰寫這篇作曲札記,在回顧、總結、思考和發現的基礎上,這些困惑、難點、問題、缺憾都會成為我今后音樂創作和音樂生活中的滋養。

第二節音樂元素

通過《游子吟》的創作實踐,怎樣在一部遵循西方交響樂理念的作品中植入中國音樂元素和中國音樂的精髓這是貫穿整個創作過程中的核心問題。由于自己生長在我國甘肅,并曾長期生活及工作在西北地區,在音樂元素的選擇中,首先選擇了我自己最為熟悉并深深熱愛的中國西北地方戲曲——秦腔音樂作為基本素材,用一首膾炙人口、影響深遠的、表現凄涼傷愁情感的曲牌《苦音永壽庵》(見譜例1)作為作品旋律生成的“細胞核”,并將之演化發展成“游子”主題(見譜例2)。這樣,就使整部作品擁有了中國西北音樂基調。

第三節幾點思考

這實際上就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思想在音樂創作中的一種實踐。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有以下幾點思考:第一,《游子吟》屬于本人藝術碩士學位作品,嘗試通過這次創作,對自己在校期間接受的西方傳統及現代作曲與作曲技術理論的教育,作一個較為全面的回顧、總結與實踐。以此為將來的音樂創作與實踐打下堅實的基礎。至于個性的寫作乃至個人風格的形成,這是長期而艱巨的人生使命。現今之驗“學”,正是為他日之有“成”。所以,我愿意把這次畢業創作視為幾年來所學所達、所思所悟的綜合考核。第二,在悉心研讀了一些中國作曲家半個多世紀以來,碩果累累之諸多作品之后,欽敬之余,想嘗試吸收借鑒綜合運用的方式,來繼續他們艱難探索不斷開拓出的中國風格交響音樂的創作之路。第三,就我目前的功力和水準而言,我的嘗試尚處于摸索階段還很不成熟,但我愿意以此為契機,開始我的探索和不解努力。所以,我的選擇不是簡單地采用中國音樂的某些外在的元素,諸如曲調、音色、表現形式、結構模式等等來表現中國音樂的特征。而是用“化民族”的思路,嘗試能否用西方交響音樂的語言,來表達中國音樂的內在特質;能否用西方交響樂隊的載體,來盛載中國文化的精神內涵。也許,這只是我用“化民族”的思路,在創作實踐中向前邁出的不盡成熟的一小步,但我希冀它最終能成為我音樂創作之路走向更加開闊之地。

綜上所述,本篇論文所重點闡述的是在《游子吟》的創作中,如何將中國戲曲音樂的元素運用于西方作曲技法的嘗試與思考。本文并沒有嚴格按照以往慣常創作札記的寫作方式,對作品創作的所有細節進行逐一剖析;而是想側重論述作品寫作過程中,嫁接在西方作曲技術理論體系軀千上的中國音樂理念的新的思考。以下我將分章節對《游子吟——小提琴與樂隊》的主題旋律、和聲結構、節拍節奏、織體寫作、復調手法、曲式結構等方面,中國戲曲音樂元素(主要是秦腔音樂)在作品寫作中的運用。

第一章關于戲曲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