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GATT/WTO與IMF的比較

（一）GATT與IMF

與IMF這個正式成立的國際金融組織相比，GATT不是一個國際組織，因為GATT中沒有關于其法律地位的規定，條文中也沒有關于機構設置的內容。但GATT是一個事實上的國際組織，它在日內瓦設有常設秘書處，有締約國常駐代表組成的理事會，定期舉行大會。它不是聯合國的專門機構，但在工作上與聯合國發生一定聯系。GATT的參加者稱為締約方而非成員國，其準入和退出機制與IMF大致相同，只要愿意承擔相應的加入義務，都可以申請加入和退出。其組織機構包括締約方全體，代表理事會，各專門委員會、工作組、專家小組和秘書處。在投票制度上，締約國大會實行一國一票制，但GATT中投票場合很少，在各種會議上，經常遵循的是“一致意見”原則。

（二）WTO與IMF

WTO和IMF都致力于全球經濟的的發展，但一個側重于多邊貿易體制，另一個則主要致力于建立健康穩定的貨幣國際秩序。其區別還表現在一下幾個微觀的方面：

1．成員資格和組織結構不同。雖然只要愿意履行WTO和IMF的成員國義務，任何國家都可以加入，但是有權加入WTO的不僅是國家，還包括單獨關稅區，從而使單獨關稅地區可以擺脫政府的介入。WTO的組織結構包括部長會議、總理事會、理事會和委員會、諸邊貿易協議的管理機構及總干事和秘書處。而IMF則包括理事會、執行董事會、總裁和辦事機構，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又陸續設置了臨時性委員會和發展委員會等機構，對執行委員會的工作進行指導。

2．投票制度不同。WTO繼續遵循1947年GATT奉行的由一致意見作出的實踐。除另有規定外，若某一決定無法取得一致意見時，則由投票決定。在對一個問題進行討論時，如果在場的成員沒有正式提出異議，就視為達成了一致意見。在部長會議和總理事會上，WTO的每一成員有一票投票權。而IMF的投票制度是加權表決制。每個成員國的投票權與其向IMF所繳份額密切相關。IMF按照成員國的“相對經濟地位’分配份額（國民生產總值+經常性項目的交易額+經常性項目的變動狀況+官方儲備的數量）。投票權由兩部分組成，每個成員國都有250票基本投票權，此外根據各國所繳份額，每10萬單位特別提款權份額增加一票，稱加權投票權。

3．爭端解決機制不同。WTO爭端解決機制把傳統的磋商、談判、斡旋、調停、調解和仲裁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相對獨立而又自行運轉的司法機制，形成了具有獨具特色的爭端解決機制。與IMF和GATT相比，WTO的爭端解決程序的時間限制更嚴格，執法力度更強，程序上更加完善。其可以說是迄今為止最為成功的解決政府間爭端的多邊機制。

二、GATT/WTO與IMF的合作

篇(2)

次貸：危機開始深化并擴散

IMF認為，世界經濟最大風險仍在金融市場，源于美國次貸危機的全球金融動蕩將造成近萬億美元損失。目前，危機正從次貸領域向優質房貸、消費信貸、公司信貸等領域蔓延，并演變成全面的信貸緊縮，拖累宏觀經濟。這反映了銀行脆弱的資產狀況和資本基礎，以及金融創新監管滯后等深層次問題，并意味著危機的影響可能更廣、更深、更持久。

雖然摩根士丹利、瑞銀等機構近期作出了次貸危機即將見底的判斷，但IMF認為，目前金融市場依然面臨巨大壓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認為，次貸危機真正結束尚需2至3年時間，因為危機終結必然有賴房市反彈，但從目前數據看，美國房市仍持續惡化。

同時，次貸危機有從美國向其他國家擴散的可能。IMF認為，房價偏高、企業和個人資產狀況偏緊的發達國家，以及依賴外資拉動國內投資的新興經濟體將面臨較高風險。

不過，也有機構對次貸危機前景表示樂觀。瑞銀集團最新研究報告認為，鑒于美國應對危機的財政、貨幣政策措施有力，以及美國多數企業盈利狀況保持良好，金融市場已經“作好反彈準備”，走出次貸危機指日可待。

但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尚待觀察。2008年第一季度，信貸市場緊縮狀況緩解有限，美聯儲降息效應未能有效傳導到相關領域，部分企業融資成本和個人購房者的還貸壓力反而有所上升，而財政政策也要在第二季度才能開始發揮作用。而受次貸危機影響，第一季度全球股市劇烈震蕩、全線重挫。據彭博新聞社統計，當季全球股市蒸發掉3.9萬億美元市值。

衰退：美經濟放緩波及全球

IMF預計，2008年美國經濟將陷入輕度衰退，經濟增長率預計為0.5%。第一季度，美國失業率升至5.1%，消費者信心指數跌至5年來最低水平，服務業連續3個月收縮，住房市場持續惡化，信貸緊縮未能有效緩解，金融動蕩影響到更深經濟層面。

美聯儲現任主席伯南克預計，隨著貨幣和財政政策開始發揮作用，美國經濟將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恢復增長。美國《商業周刊》高級編輯庫珀認為，得益于貿易和金融全球化、商業管理及美聯儲調控能力增強，美國經濟即便出現衰退也將短暫而溫和。

同時由于經濟衰退導致美國內需下降將使全球貿易出現萎縮，日本、歐盟和一些亞洲經濟體的出口將受到嚴重影響。日本政府預計，受企業設備投資、工礦業生產下降等因素影響，今年第一季度日本經濟復蘇勢頭處于停滯狀態。日本經濟界對經濟前景的看法更為悲觀：次貸危機的影響可能存在滯后性，美元貶值趨勢難改，因此日本工礦業生產和出口2008年第二季度仍有可能繼續惡化。歐洲經濟同樣復蘇乏力。歐元對美元第一季度繼續快速升值，一度逼近1∶1.6。歐元持續升值導致歐元區1月份貿易逆差再創歐元誕生以來新高。歐洲銀行業的次貸損失估計近800億美元，金融市場信貸緊縮，投資者信心受挫，作為經濟增長引擎之一的投資短期內也難有起色。

此外，美國為應對危機不斷降息，將導致全球宏觀調控政策沖突。

通脹：糧油價高企壓力加劇

美國經濟衰退與次貸危機相結合加劇了全球經濟風險，大宗商品市場熱錢涌動，投資組合變動和資金無序流動增加，使得全球通脹和金融形勢面臨更大考驗。IMF稱，食品和能源價格持續堅挺造成全球總體通貨膨脹加劇。發達國家在經濟減速情況下核心通脹率仍然升高，新興經濟體通脹壓力則更為明顯。

對美國來說，美聯儲不斷降息增加流動性、美元貶值、能源食品價格高企將導致美國未來通脹壓力驟升。哈佛大學教授羅格夫認為，美國擺脫目前困境后將面臨嚴峻通脹問題。

對歐洲和新興經濟體而言，通脹是目前經濟的最大威脅。由于經歷此前數年的經濟快速增長，過剩產能已充分利用，資源供給壓力陡增，食品和燃料價格上漲導致新興經濟體普遍面臨通脹風險。對新興經濟體而言，應對通脹可能比應對美國金融動蕩和全球經濟放緩具有更大挑戰性。法國經濟學家勒穆瓦納認為：新興經濟體融入世界帶來的低通脹時代已經結束，產業轉移帶來的通脹抵消因素已經消失，對此西方必須調整相應政策，而新興經濟體也面臨結構轉型考驗。

貿易：保護主義情緒或升溫

正值美國大選之年并發生經濟減速，歐盟貿易赤字持續擴大，加上產業轉移等因素，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情緒升溫，貿易沖突可能性增加，多哈回合多邊貿易談判難以推進。從歷史經驗來看，每當全球經濟出現問題，貿易保護主義總會抬頭。

2007年底至2008年初，美國權威民意調查和總統大選電視辯論的相關論題表明，美國可能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2008年3月份，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表《2008年度全國貿易評測報告》，指責62個貿易伙伴對美國出口產品和服務設置壁壘。目前經濟民粹主義、貿易保護等已成為美國大選的熱門關鍵詞。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貿易系主任唐宜紅教授說：美國整體經濟不景氣、對亞洲國家的貿易逆差、產業轉型和業務外包造成的工作崗位流失、底特律等傳統制造業城市的衰退以及美國大選等因素，都使美國近期出現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趨勢。

除美國外，整體經濟形勢好于美國的歐盟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也很強。唐宜紅認為，歐盟貿易保護主義趨強的原因，主要是歐盟外貿，特別是對部分亞洲經濟體貿易逆差擴大及歐盟內部一貫強大的保護主義勢力的推動。不過，歐盟貿易政策的制定比單一國家復雜，在反傾銷案件中，其內部分歧也很大。

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拉米也承認，全球經濟減速將不利于多哈回合談判。唐宜紅教授認為，今年的多哈回合談判很可能沒有結果。

脫鉤：新興經濟體將受影響

近年來全球化的特點是，出口的構成和目的地更為多樣化。發展中國家制成品的出口量相對于實際GDP的比重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穩步增長，亞洲已超過20%。世界銀行4月1日的《東亞經濟半年報》指出，東亞經濟得益于地區內部貿易的發展和與美國以外其他市場貿易的擴大。

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此前曾說，由于區域內貿易和投資不斷增長，亞洲經濟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有所降低。在中國和印度經濟增長的支持下，即使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亞洲經濟也不會遭受重創。

篇(3)

關鍵詞:金融全球化;國際貨幣體系;國際儲備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國或地區的金融活動趨于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國界的傳播和現代化電子技術的應用使得國際資本流動加速,國際金融市場規模擴大,各國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和運行格局,并使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越來越無法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求。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在“牙買加體系”的基礎上逐步演化而來的,也被稱為“無體系的體系”,它既沒有同一的匯率安排,也沒有明確的本位貨幣,各國的經濟政策行為也難以受到約束。當爆發金融危機時,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國共同遭受危機影響的程度加深,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極易受到攻擊。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爆發的多次金融危機,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與國際貨幣體系矛盾的凸現。 

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發達經濟體紛紛進入衰退期,世界經濟重心逐步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轉移。由于這些發展中國家并未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獲得相應的話語權,因此他們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意愿極為強烈。隨著近年來其影響力的逐漸擴大,改革的呼聲也更加高漲,發達國家已無法再忽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改革已勢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引發的問題 

 

(一)導致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國際資本流動的增長速度已超過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的增長速度。而且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短期國際投機資本數額仍在不斷膨脹。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規模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正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為短期性國際資本的流動提供了便利。反過來,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又強化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這些基于套利性動機的短期國際資本總是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缺陷伺機攻擊,并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隨后,當短期國際性資本大批逃離該國時,又會將貨幣危機放大成銀行危機、金融危機、甚至整個宏觀經濟的衰退。 

(二)導致國際儲備供求矛盾深化。國際貨幣體系決定國際儲備體系,在現行的多元貨幣體系下,一國的儲備資產中的特別提款權、儲備頭寸和黃金儲備是相對穩定的,這時,外匯就成了一國增加國際儲備的主要手段。通常來看,外匯收入的增加來源于國際收支盈余,這樣在國際收支差額與外匯儲備的關系上,一些國際收支長期盈余的國家外匯儲備需求較低,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過剩,而赤字國雖有強烈的外匯儲備需求,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短缺。于是,就出現了國際收支差額對外匯儲備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矛盾。 

此外,國際儲備的供求矛盾還體現在儲備貨幣發行國與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不平等上。對于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可以輕松的通過貨幣發行和貨幣互換來取得外匯儲備,但是他們作為發達國家往往又都是國際收支順差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積累。對于非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只能通過增加出口來取得外匯,但是這些國家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出口能力有限。這樣,在國際儲備的管理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處境形成強烈反差,迫切需要儲備的國家面臨儲備短缺,而不需要儲備的國家反而出現儲備過剩。 

(三)導致國際收支調節混亂。多元化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允許各國在國際收支不平衡時可采用不同調節方式,但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外,其他幾種調節方式都由逆差國自行調節,并且國際上對這種自行調節沒有任何的制度約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協調機制和監督機制。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已經發生了異化,他的主要義務由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維護固定匯率、為嚴重逆差國提供資金援助及協助建立成員國之間經常項目交易的多邊支付體系,轉移到了維持貨幣的自由匯兌,因為他假定自由浮動的匯率具有自動調節國際收支的功能,無需過多干預。這樣,當部分逆差國出現長期逆差時,由于制度上無任何約束或設計來促使逆差國或幫助逆差國恢復國際收支平衡,逆差國只能依靠引進短期資本來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資本的流入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在國際收支調節問題上的這種混亂狀態,成為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矛盾的集中體現。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構想 

 

(一)提高特別提款權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組織就創設了具有超主權貨幣性質的特別提款權,以緩解主權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超主權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主權信用貨幣的內在缺陷,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別提款權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征和潛力,它的擴大發行有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克服在經費、話語權和代表權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困難。當一國主權貨幣不再作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這些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因此,當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首要任務是著力推動改革特別提款權的分配,考慮充分發揮特別提款權的作用,實現對現有儲備貨幣全球流動性的調控,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額制,應綜合考慮一國國際收支狀態和經濟規模來調整份額,以此來降低某些經濟大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絕對控制;另一方面繼續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基金份額,擴大其資金實力,以便有足夠的可動用資金來應對危機。

篇(4)

關鍵詞:金融全球化;國際貨幣體系;國際儲備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國或地區的金融活動趨于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國界的傳播和現代化電子技術的應用使得國際資本流動加速,國際金融市場規模擴大,各國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和運行格局,并使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越來越無法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求。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在“牙買加體系”的基礎上逐步演化而來的,也被稱為“無體系的體系”,它既沒有同一的匯率安排,也沒有明確的本位貨幣,各國的經濟政策行為也難以受到約束。當爆發金融危機時,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國共同遭受危機影響的程度加深,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極易受到攻擊。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爆發的多次金融危機,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與國際貨幣體系矛盾的凸現。

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發達經濟體紛紛進入衰退期,世界經濟重心逐步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轉移。由于這些發展中國家并未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獲得相應的話語權,因此他們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意愿極為強烈。隨著近年來其影響力的逐漸擴大,改革的呼聲也更加高漲,發達國家已無法再忽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改革已勢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引發的問題

(一)導致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國際資本流動的增長速度已超過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的增長速度。而且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短期國際投機資本數額仍在不斷膨脹。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規模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正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為短期性國際資本的流動提供了便利。反過來,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又強化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這些基于套利性動機的短期國際資本總是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缺陷伺機攻擊,并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隨后,當短期國際性資本大批逃離該國時,又會將貨幣危機放大成銀行危機、金融危機、甚至整個宏觀經濟的衰退。

(二)導致國際儲備供求矛盾深化。國際貨幣體系決定國際儲備體系,在現行的多元貨幣體系下,一國的儲備資產中的特別提款權、儲備頭寸和黃金儲備是相對穩定的,這時,外匯就成了一國增加國際儲備的主要手段。通常來看,外匯收入的增加來源于國際收支盈余,這樣在國際收支差額與外匯儲備的關系上,一些國際收支長期盈余的國家外匯儲備需求較低,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過剩,而赤字國雖有強烈的外匯儲備需求,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短缺。于是,就出現了國際收支差額對外匯儲備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矛盾。

此外,國際儲備的供求矛盾還體現在儲備貨幣發行國與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不平等上。對于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可以輕松的通過貨幣發行和貨幣互換來取得外匯儲備,但是他們作為發達國家往往又都是國際收支順差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積累。對于非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只能通過增加出口來取得外匯,但是這些國家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出口能力有限。這樣,在國際儲備的管理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處境形成強烈反差,迫切需要儲備的國家面臨儲備短缺,而不需要儲備的國家反而出現儲備過剩。

(三)導致國際收支調節混亂。多元化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允許各國在國際收支不平衡時可采用不同調節方式,但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外,其他幾種調節方式都由逆差國自行調節,并且國際上對這種自行調節沒有任何的制度約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協調機制和監督機制。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已經發生了異化,他的主要義務由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維護固定匯率、為嚴重逆差國提供資金援助及協助建立成員國之間經常項目交易的多邊支付體系,轉移到了維持貨幣的自由匯兌,因為他假定自由浮動的匯率具有自動調節國際收支的功能,無需過多干預。這樣,當部分逆差國出現長期逆差時,由于制度上無任何約束或設計來促使逆差國或幫助逆差國恢復國際收支平衡,逆差國只能依靠引進短期資本來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資本的流入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在國際收支調節問題上的這種混亂狀態,成為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矛盾的集中體現。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構想

(一)提高特別提款權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組織就創設了具有超貨幣性質的特別提款權,以緩解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超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信用貨幣的內在缺陷,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別提款權具有超儲備貨幣的特征和潛力,它的擴大發行有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克服在經費、話語權和代表權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困難。當一國貨幣不再作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這些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因此,當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首要任務是著力推動改革特別提款權的分配,考慮充分發揮特別提款權的作用,實現對現有儲備貨幣全球流動性的調控,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額制,應綜合考慮一國國際收支狀態和經濟規模來調整份額,以此來降低某些經濟大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絕對控制;另一方面繼續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基金份額,擴大其資金實力,以便有足夠的可動用資金來應對危機。

(二)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和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重要的載體,理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被弱化和異化,因此有必要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廣泛的改革。(1)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援助的范圍,強化其國際最終貸款人的職能。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個國際的最終貸款人,顯然是難以應付國際貨幣危機的;(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實行資金援助時,不僅要考慮恢復受援助國的對外清償能力,還要考慮促進其經濟發展。這就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改變將短期內恢復受援國償付能力作為唯一目標的做法,并把重點放在危機防范而不是補救上;(3)增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監測和信息功能。當成員國經濟出現問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義務對成員國內經濟政策提供建議,并為投資者和市場主體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4)促進交流與合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加強與成員國交流的同時,還應積極促進成員國之間或成員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三)加強國際金融合作,改善各國經濟政策的協調性。金融全球化為資本的無序流動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同時,世界上主要貨幣的匯率大幅度波動,為發展中國家平衡國際收支和穩定匯率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和成本,也使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變得更加困難。因此,發達國家應主動擔起責任,最大限度地減少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這就要求各國加強國際金融的合作與協調,這是確保國際貨幣體系穩定的基礎。從國別上看,這種合作與協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協調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各發達國家之間應經常相互協調與溝通,共同承擔起應有的國際責任,并以積極的態度,加強各國在貨幣和經濟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證國際貨幣體系穩定;二是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關系。在支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考慮促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的發展,注意保護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強區域性經濟貨幣政策的合作。在總結歐盟與歐元經驗的基礎上,加強一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共同探討區域性貨幣合作的有效途徑,以抵御外部危機對該區域經濟體的沖擊。此外,從加強合作的領域看,還應加強國際金融經營環境、國際金融內部控制、國際金融市場約束以及國際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合作與協調。

(四)建立和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國際金融監督機制已成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開披露有關信息;(2)抑制國際范圍內短期資本的無序流動,特別是加強對“對沖基金”、離岸金融中心的監管。對對沖基金以及其他種類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已成為國際貨幣新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3)加強對銀行的跨境監管。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某些國際性銀行經營轉移到管理不嚴的離岸避稅港,以便規避國內的管理和監督,這無疑中增加了資本無序流動的風險。因此,對銀行的跨境監管是國際監管體系的重要內容。

主要參考文獻:

[1]冉生欣.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研究.華東師范大學,2006.

[2]國慶.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經濟研究,2009.2.

篇(5)

1、選擇匯兌安排的自由

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會員國，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受到我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以下簡稱《協定》下所承擔的義務的約束。

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至1973年的國際貨幣制度是建立在當時的《協定》基礎之上的固定匯率制，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固定比價關系，會員國均不得隨意變動其貨幣比價。這就是所謂的布雷頓森林體制。這一貨幣體制由于美國超過其黃金儲備發行美元并拒絕履行其以官價兌換黃金的義務而于1973年徹底崩潰。之后國際社會經過長期的討論，終于于1976年達成《牙買加協議》（1978年4月1日正式生效），并據此修改了《協定》，從而形成沿用至今的牙買加體制的國際貨幣制度。

根據修改后的《協定》第四條第1款，會員國的匯兌義務僅限于“承諾與基金及其他會員國合作，以保證有秩序的匯兌安排，并促進匯率制度的穩定”。根據該條第2款，在不違反第1款義務的前提下，會員國有選擇本國的匯兌安排的自由，即會員國可以自由選擇確定本國貨幣相對于其他貨幣的價值的方式。[1]會員國所選擇的匯兌安排可以是浮動匯率制度，或者是釘住某一貨幣的固定匯率制度，也可以是其他性質的合作安排。

2、避免操縱匯率與國際貨幣制度的義務

《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第四條第1款在為會員國規定了總的合作義務之后又將其具體為四項內容，其中最為核心的是第三項。該項規定要求會員國“避免操縱匯率或國際貨幣制度以阻止國際收支的有效調整或獲得對其他會員國的不公平的競爭優勢”。而這正是西方一些國家或政治勢力指責我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的法律依據。因此該項規定對于判斷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與匯率政策的合法性至關重要。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于2007年6月15日通過的《對會員國政策的雙邊監督》決定，對本項義務的違反需同時滿足以下兩個條件：其一，會員國操縱匯率或國際貨幣制度；其二，會員國操縱匯率或國際貨幣制度的目的是阻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整或獲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2]

“操縱匯率”就是確定目標匯率或實際影響匯率水平的行為，操縱可能導致匯率的波動，也可能阻止匯率的波動。[3]鑒于《協定》第四條第2款既不反對會員國實行釘住匯率制度，亦不反對會員國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因此操縱匯率本身并不違反會員國所承擔的匯兌安排義務。核心問題是會員國在操作或干預匯率時是否具有妨礙國際收支調整或取得不正當競爭優勢的王觀目的。對于什么是操縱“國際貨幣制度”，《協定》、2007年6月15日《會員國政策雙邊監督》的決定和作為該決定前身的1977年《匯率政策監管決定》[4]都沒有給我們提供有益的指導。事實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會員國當中，除了美國等少數國家外，很少有國家有能力操縱國際貨幣制度。

對于什么是“妨礙國際收支的調整”，2007年《會員國政策雙邊監督決定未予規定。但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6年發表的一份文件，一旦會員國操縱匯率的行為使得貨幣的價值被高估或低估，即可認定會員國的操縱行為妨礙了國際收支的調整。[5]另外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決定，下列情況下可能認定會員國操縱匯率的目的是為了獲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1）會員國通過低估匯率造成根本性的匯率失衡；（2）會員國造成根本匯率失衡狀況的目的是增加凈出口。[6]

然而，什么是對貨幣價值或匯率的高估或低估？什么又是根本性匯率失衡？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解釋，根本性匯率失衡是指實際有效匯率偏離“均衡水平”，而“均衡水平”是指符合經濟基本面的經常賬戶所對應的匯率水平。如果發生根本陸匯率失衡，基本經常賬戶（即剔除了周期性波動、臨時沖擊、調整時滯等暫時性因素后的經常賬戶）就會處于不平衡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一國的“凈對外資產頭寸”（hetexternalassetposition）即國際收支狀況將會與該國經濟的結構和基本面不相一致。[7]只有在一國的匯率，與其國際收支的狀況、經濟的結構和基本面保持一致時，才能維持本國經濟以及與其關系密切的其他國家經濟的穩定和持續發展。[8]這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既允許會員國干預匯率又要避免各會員國爭相貶值本國貨幣大打貨幣戰之間求得平衡方法。實際上，所謂對幣值或匯率的高估或低估，也應以偏離“均衡水平”為標準，因此高估或低估匯率與根本性匯率失衡的概念是一致的。從而“妨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整”與“獲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的判斷標準也是一致的。

另外，如果僅僅存在影響國際收支的有效調整或獲得競爭優勢的客觀效果，而不存在影響國際收支或獲得競爭優勢的主觀意圖，則不存在違反《協定》第四條第1款（iii）規定的問題。

二、對會員國履行匯率義務的監管

為了保證會員國履行包括上述匯率義務在內的第四條第1款義務，《協定》第四條第3款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會員國實施監督，[9]特別是要對會員國的“匯率政策”實施嚴格的監管，并就會員國的匯率政策制定指導原則。據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于1977年通過決定，就基金組織對會員國的匯率政策的監管規定了指導原則。2007年6月15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又通過了名為《會員國政策雙邊監督》的決定（以下簡稱“2007年決定”），就基金組織進行雙邊監管和會員國履行第四條第1款義務規定了指導原則，并就監管的程序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這一決定取代了1977年決定，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雙邊監管活動的依據。

1、對基金組織監管活動的指導：“外部穩定”概念的引入

為了衡量是否履行了第四條第1款所規定的合作義務，“2007年決定”引入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即“外部穩定”（externalstability）。按照“2007年決定”的邏輯，由于《協定》第四條第1款設定的合作義務以“有秩序的匯兌安排”和“促進匯率制度的穩定”為目的，而這一目的只有通過會員國實行促進其本國時“外部穩定”的政策才能有效地實現。據此，會員國的匯率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金融政策乃至其他政策，均需就其現在或將來對“外部穩定”產生的重要影響，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雙邊監管審查。[10]

根據“2007年決定”，“外部穩定”是指會員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沒有也不至于引起破壞性的匯率波動。這一概念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7年5月22日發表的《對1977年決定的檢討——新決定的建議：附隨文件》中被解說為：與外部穩定要求符合的國際收支狀況應當，（i）基本經常賬戶整體上處于均衡水平，即不存在根本性匯率失衡；并且（ii）資本和金融賬戶不致引起資本流動突然變動的風險。[11]由此可見，“外部穩定”的概念與前述根本性匯率失衡的概念是基本一致的，它要求會員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及匯率水平與其經濟的基本面相一致。如會員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及匯率水平背離其經濟的結構與基本面，便存在根本性匯率失衡，并會引起外部不穩定。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來，內部穩定與外部穩定從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會員國的國內政策為其國內穩定創造了條件，則匯率制度也將更為穩定。[12]因此根據“2007年決定”，會員國實行的國內經濟與金融政策，只要實現了“內部穩定”（internalStability），即被認為是在促進外部的穩定。

2、對會員國匯率政策的指導：四項原則和七個衡量指標

在“2007年決定”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理事會應《協定》第四條第3款（b）的要求制定出四條對會員國匯率政策進行監管的具體原則：A．會員國應避免操縱匯率或國際貨幣制度以阻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整或獲得對其他會員國的不正當的競爭優勢；B．會員國應于必要時干預外匯市場以應對以短期的、破壞性的貨幣匯率波動為特點的無序狀況；C．會員國在采取干預措施時應當考慮其他會員國，包括那些其干預的貨幣所屬國的利益；D．會員國應避免實施導致外部不穩定的匯率政策．其中前三條是1977年決定中已有的，而第四條則是“2007年決定”新加入的。顯然原則A是對《協定》第四條第1款第（iii）項義務的重復。而根據“2007年決定”，原則B、C、D則僅構成對會員國的建議而不是義務，會員國未能遵守這些指導原則并不必然構成對《協定》第四條第1款義務的違反。只是如果會員國的政策完全與這些原則相協調，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常不會認定會員國違反了第四條第1款義務。[13]

為了監督會員國遵守這四項原則的情況，“2007年決定”還詳細列舉了七項指標。如果發生這些指標所顯示的情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便需要考慮對會員國的匯兌政策進行全面審查，可能還需要就此與該會員國進行討論。（i）會員國在外匯市場上進行持續、大規模的和同方向的干預；（ii）為國際收支之目的，會員國進行難以為繼的官方或準官方借貸，或過渡并持續地進行官方或準官方的短期出貸；（iii）（a）會員國為國際收支之目的，引入、加強或長期維持對經常易或支付的限制或鼓勵措施；（b）會員國為國際收支之目的引入或修正對資本流入或流出的限制或鼓勵措施；（iv）會員國為國際收支之目的，通過貨幣政策或其他國內金融政策對資本的流動進行不正常鼓勵或抑制；（v）根本性匯率失衡；（vi）大規模的、持續的經常項目逆差或順差：（vii）由私人資本流動引致的對外部門的顯著脆弱性，包括流動性風險。

實際上，這些指標是衡量一個會員國的匯率政策是否構成操縱匯率的標準，不但對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第四條第3款，履行監管義務具有指導意義，也為會員國履行第四條第1款下的合作義務提供了參考標準。

另外上述監管原則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對會員國的匯率政策做出評估時，考慮會員國的國際收支狀況，以及相對于其儲備地位和外債數額的資本流動的規模與持續性，并顧及會員國的國內政策。這一點與協定第四條第3款（b）的規定是一致的，它要求基金組織所制定的原則應該尊重各會員國國內的社會和政治政策，在執行這些原則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對各會員國的國情給予應有的注意。這再次表明了不應要求會員國在履行第1款義務時犧牲其國內的社會與政治利益，或忽視其本國的國情。

三、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制度與政策合法性及其調整

1、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特點及其合法性

經過1994年的外匯制度改革，我國基本形成了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為核心的統一的外匯交易市場。我國目前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具有四個特點。第一，我國的外匯交易市場是一個雙層結構的市場。在我國，無論是機構還是個人均不得直接實施外匯交易。居民個人或機構買賣外匯都必須到具有經營外匯業務許可證的銀行進行。而經營外匯業務的銀行之間的外匯交易是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這個銀行間的外匯市場進行的。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實行有限的會員制。第二，我國對外匯交易市場上的交易主體持有外匯實行限額管理。一方面對進入外匯市場進行交易的經營外匯業務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要核定其持有外匯頭寸的限額，對持有外匯超過限額的部分要求一律在市場上出售，實際是以固定價格結售給中央銀行，因為市場上的其他交易主體也受到持有數量的限制；另一方面，國家對境內機構在經常項目下持有外匯的數額也實行限制，超出限額的部分必須結售給銀行。[14]這樣就使得市場上的交易價格不能反映實際的供求關系。第三，我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對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進行嚴格管理。無論是銀行間外匯市場價格波動幅度，還是經營外匯業務銀行在柜臺上買賣外匯的價格，國家都進行嚴格管理，致使市場上的外匯價格彈性很小。從而無法形成市場機制，調節供求，更無法自動調節國際收支。第四，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品種與交易方式也極其有限。2005年7月以后，鑒于國際社會的巨大壓力，我國人民銀行連續頒布了一系列文件，對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行改革。其中包括改原來的事實上釘住美元的制度為參照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擴大銀行間外匯市場參與主體的范圍，并引入做市場制度；放松匯率波動幅度管理和銀行柜臺交易的價格管理；增加交易品種和交易方式等。這些改革措施無疑增加了我國匯率形成機制的靈活性。從法律上說，我國從1994年以后實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件匯管理條例》第33條），自2005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第16號文后，則改為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如前所述，根據《協定》第四條第2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會員國有權選擇適合于本國國情的匯兌安排，包括實行釘住除黃金之外的某一貨幣的制度或浮動匯率制度。因此無論我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還是實際上的釘住匯率制度，均與《協定》的規定并不沖突。

2、我國人民幣匯率政策及其合法性

由于我國實行嚴格的結售匯制和持匯限額管理制度，在外匯供大于求的時候，人民銀行必須收購所有超過市場需求的外匯，而在外匯供不應求的時候，人民銀行又必須提供超過市場供應的外匯。這樣就必然使市場上的供求關系對價格的影響減小，而人民銀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價格的決定者。因此我國的外匯市場價格尚無法全面反映供求關系，基本不具有價格發現和進行資源有效配置的功能，當然也無法自動調整國際收支。這就使得我國人民銀行決定人民幣價值水平的具體匯率政策顯得十分重要。判斷我國匯率政策合法性的關鍵在于考察我們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是否符合促進“有秩序的匯兌安排”和“匯率制度的穩定”的目標，以及我國是否存在通過操縱匯率“阻礙國際收支的調整或獲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等問題。根據上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一些相關概念的解釋和監管標準，最根本的是我國目前的人民幣匯率是否存在“根本性失衡”，以及我國的人民幣匯率水平和國際收支狀況是否與我國經濟的結構和基本面相一致的問題。

判斷我國目前的人民幣匯率是否與中國目前的經濟基礎相適應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經濟學問題，而通常用于評估匯率時“均衡水平”的各項方法和模型亦尚不準確和可靠。[15]但根據上述有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員國匯率義務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管原則和標準，結合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形成背景等進行分析，筆者認為國外一些人士對我國人民幣匯率政策的指責是有如下理由的。

其一，單就我國長期保持巨額國際收支盈余并增勢不減這一點看，便有我國人民幣匯率實際未能以市場供求關系為基礎之嫌，因為通常情況下長期的貿易盈余必然導致外匯的貶值和本幣的升值，進而抑制出口，擴大進口，實現國際收支的自動調節。王貴國教授在其《國際貨幣金融法》一書中指出，“如果長期享有貿易盈余的國家拒絕增值本國貨幣，便有可能構成阻止其他國家國際收支調整的有效進行”。[16]這表明，如果不能證明貿易盈余的合理性，長期的貿易盈余本身就說明貨幣的實際匯率已經失真。從“2007年決定”所列的標準看，我國人民銀行為維護外匯匯率的穩定性而大量購進外匯的行為已經具有構成“長期、大規模和單向地在外匯市場進行干預”（“2007年決定”所列舉的監管指標第（i）項）的行為之嫌疑。

其二，必須看到，在我國目前的匯率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國內政策的引導下，我國的外匯儲備已攀升至13000多億美元，這在國內形成了巨大的流動性風險，而在國際上則構成了貿易失衡的原因之一，影響到美國等國家的國際收支平衡。換言之，我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已經形成了一定程度時“外部不平衡”。盡管流動性風險、國際收支失衡、外部不穩定等問題形成的原因都是非常復雜的，如流動性風險的形成就有我國內需不足的原因，考慮國際收支平衡的變化也不能忽視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等，但我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在其中的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

其三，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相關文件，在考慮認定操縱匯率的意圖是否系“獲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時，還必須考慮引起根本性失衡的匯率政策的目的是否系為了“增加凈出口”。對于中國人民銀行確定人民幣匯率的意圖，筆者認為應當從歷史的角度予以考察。我國目前的人民幣匯率大體上形成于1990年代中期，當時我國的外匯儲備尚只有約1000億美元，當時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和出口退稅政策等都有鼓勵創匯的意圖，但這與我國當時經濟發展的基本狀況是相適應的；而到2006年10月底，我國的外匯儲備已達10000億美元。我們不得不承認作為人民幣匯率基礎的我國的經濟狀況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此背景下，我們維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的理由只能是保護國內大量存在的生產低附加值產品的企業的生存，從而維護國內總體經濟秩序的穩定。盡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承認“內部穩定”與“外部穩定”的一致性，但由于我國的匯率政策已積累了大量的“流動性風險”，這樣的“內部穩定”顯然是難以為繼的，也不符合“2007年決定”關于以“中期政策目標”視角審視匯率政策的規定。

3、調整：匯率水平的調整對抗匯率形成機制的靈活性

從以上我國的人民幣匯率水平、國際收支狀況和匯率政策的形成背景來看，目前我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不是是否應該調整的問題，而是應當如何調整的問題。在確定會員國的合作義務方面，《協定》第四條第1款（i）、第3款（b）和“2007年決定”都承認尊重各會員國國內的社會和政治政策，照顧各國國情的必要性。在程序上，“2007年決定”也強調“對話與勸說”的重要性。[17]而我國目前所面臨的正是操之過急反而會給經濟的穩定發展帶來不利的問題。在這方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與我國政府的觀點是相近的。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中國進行2005年度第四條磋商后形成的執行董事會報告中，絕大部分執行董事認為，“較有把握地為中國確定一個‘均衡’匯率有難度”，“更靈活的匯率，而不是簡單地幣值重估對于提高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提高經濟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至關重要。展望未來，為了與金融部門改革和資本賬戶放開保持協調，并為中國經濟做出調整和進一步發展市場工具贏得時間，許多執行董事支持采取漸進和謹慎的方法進一步提高匯率的靈活性”。[18]在“2007年決定”的第四條磋商報告中則更明確地說：“他們（許多執行董事）同意中國當局關于加快匯率的靈活性（改革）可能給宏觀經濟的穩定帶來反面影響的擔心”。[19]顯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認為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水平未能反映“基本市場力量”的要求，[20]但它并未要求中國快速地調整人民幣匯率，而是希望通過增加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靈活性，讓市場的力量發揮作用，使人民幣匯率逐漸回歸到反映基本市場力量的水平。這與我國政府的策略不謀而合。

由此可見，從法律上說，我國需要調整的是人民幣匯率的政策而不是人民幣匯率制度。但鑒于確定人民幣匯率“均衡”水平的困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我國政府均認為通過改革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增加匯率形成機制的靈活性，而不是立即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的方式實現人民幣匯率的均衡更為恰當。美國政府對此持相近的觀點，中美雙方的分歧僅在人民幣升值的速度。

[1]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ArticleIVoftheFund’sArticlesofAgreement：AnOverviewoftheLegalFramework，preparedbytheLegalDepartmentinconsultationwiththePolicyDevelopmentandReviewDepartment，approvedbySeanHagan，June28，2006，P．4．

[2]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BilateralSurveillanceOverMembers’Policies，ExecutiveBoardDecision—June15，2007，Annex，par&2。

[3]Id，Annex，para．2（a）．

[4]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SurveillanceoverExchangeRatePolicies．DecisionNo．5392—（77/63）April29．1977，asamendedbyDecisionNos．8564-（87/59），April1，1987，8856-（88/64），April22，1988，and10950-（95/37），April10，1995．

[5]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ArticleIVoftheFund’sArticlesofAgreement：AnOverviewoftheLegalFramework，preparedbytheLegalDepartmentinconsultationwiththePolicyDevelopmentandReviewDepartment，approvedbySeanHagan，June28，2006，P．15，para34（b）．

[6][10][17]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BilateralSurveillanceOverMembers’Policies，ExecutiveBoardDecision—June15，2007，Annex，par&2（b），paragraphs4-5，paragraph8．

[7]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Reviewof1977Decision—ProposalforaNewDecision：CompanionPaper，preparedbythePolicyDevelopmentandReviewDepartmentandtheLegalDepartmentinconsultationwithotherDepartmentsapprovedbyMarkAllenandSeanHagan，May22，2007，paragraphs3-6，293L

[8]參見2007年6月15日《會員國政策雙邊監督》決定第一部分關于“外部穩定”（externalstability）的規定。

[9]相對于對國際貨幣制度的監管，對會員國履行第四條第1款義務的監管被稱為“雙邊監管”。參見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BilateralSurveillanceOverMembers’Policies，ExecutiveBoardDecision—June15，2007，paragraphs1—2．

[11][12]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Reviewof1977Decision—ProposalforaNewDecision：CompanionPaper，preparedbythePolicyDevelopmentandReviewDepartmentandtheLegalDepartmentinconsultationwithotherDepartmentsapprovedbyMarkAllenandSeanHagan，May22，2007，paragraphs3，paragraphs13

[13][16]王貴國：《國際貨幣金融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頁，第207頁。

[14]2007年8月13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境內機構自行保留經常項目外匯收入的通知》（匯發[2007]49號文），規定取消境內機構經常項目外匯賬戶限額，境內機構可根據自身經營需要，自行保留其經常項目外匯收入。

[15]StevenDunaway，LaminLeighandXiangmingLi，HowRobustareEstimatesofEquilibriumRealExchangeRates：TheCaseofChina，IMFWorkingPaper，WP/06/220，2006，www．imf．org．

[18]《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2005年第四條磋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共信息通告（PIN）No．05/122（C），2005年9月12日，第3頁。

[19]IMFExecutiveBoardconcludes2006ArticleIVConsultationwith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PublicInformationNotice（PIN）No．06/103，September11，2006，www．imf．org．

[20]該報告還稱，“一些執行董事建議（中國）當局允許匯率更快地變化到能更好地反映基本市場力量的水平。”

篇(6)

沒有人會否認69年前“布雷頓森林體系”為各國戰后重建起到的作用，但同樣也沒有人會辯解這一體系帶有鮮明的“美國色彩”。風雨飄搖走過近70載，布雷頓森林體系總是讓人愛恨交加。其遺產和讓人頭疼的難題依然保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0年提出的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被美國國內政治綁架就是明顯例證。

與此同時，世界金融、經濟和貿易領域出現多個互相交融的新趨勢，這也給世界經濟治理秩序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戰。

如今，“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一直是個熱門說法，但欲知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未來，應知他從何來，欲知如何改進這一體系，應知原體系的內在缺陷。但不可否認的是，改革這一“死而不僵”的貨幣體系，需要汲取歷史經驗教訓并接上世界經濟版圖變化的新“地氣”。

從何而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要見到曙光的1944年7月，美國、英國、中國等44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東北部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開會，商討戰后全球經濟治理架構和戰后重建事宜。經過艱苦卓絕的談判和討價還價，各國決定建立世行的前身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兩大機構，前者致力于促進戰后重建，后者司職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加上1948年正式生效的世貿組織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三鼎”成型，人稱“布雷頓森林體系”，標志著英、美兩國全球經濟盟主地位實現機制化的易位。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有其必然的歷史背景。在地緣政治層面，二戰之后，世界權力版圖發生巨變，英、美兩國的國際政治、軍事、經濟霸主寶座易位。在金融話語權層面，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金本位制下央行貨幣空間局促的弊端暴露，英國等發達國家紛紛放棄金本位制以應戰通縮，一戰后成型的各國貨幣與英、法等大國貨幣掛鉤的國際金匯兌本位制分崩離析，二戰后大國開始新一輪角力，以建立有利于各自的全球金融秩序；在二戰中耗費糜巨的英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負債國，而美國則成為全球最大的債權國，美國肯塔基州諾克斯堡的巨量黃金儲備成為美國經濟實力和傲人財富的鮮活詮釋。

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兩大支柱，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部地址，告訴世人美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當仁不讓的主導地位。盡管英國人當年極力反對，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部最終落戶華盛頓，而且兩大機構總部地址同白宮僅有一街之隔。

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關鍵人物是學者出身的美國財政部官員哈里·懷特（Harry White）。在學術造詣上，懷特顯然不能與經濟學大師凱恩斯比肩，但是憑借戰后美國擁有全球四分之三黃金儲備和強大軍事實力的大國地位，懷特和時任美國財長的摩根索控制了布雷頓森林會議的議程設置、專家分組、討論時間分配、會議文件起草等關鍵環節。懷特力主強化美元地位、采取美元和黃金掛鉤的固定匯率制來防止英國等貿易大國進行競爭性貶值，他的提議力挫英國代表團團長凱恩斯，“懷特計劃”成為布雷頓森林會議最后通過決議的藍本。

是否還在

隨著二戰后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全球各國對黃金的需求銳增，加上越戰和美國約翰遜總統“大社會”福利開支擴張等因素沖擊，到1968年，美國占全球黃金儲備的份額降至四分之一，維持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其他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雙掛鉤”固定匯率制日漸吃力。

上世紀60年代，美聯儲放松銀根的舉措又導致國內通脹抬頭、經濟競爭力下降。為應對國內經濟困局，1968年，美聯儲取消發行美元必須要有幣值2598的黃金支持的強制性要求，部分切斷了美元和黃金的連接渠道。按照美國經濟學家艾倫·梅爾策（Allan Meltzer）的看法，當年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完全以國內經濟政策目標為導向。

歷史總有相似性，如今美日等國央行完全以國內經濟目標為政策導向的做法似乎在重演歷史。隨著其他國家積累的美元儲備日益增多，美國面臨黃金償付危機，1971年8月，尼克松總統宣布不再向外國出售黃金，徹底切斷了美元和黃金的連接渠道。若說隨著這一標志性事件的出現，布雷頓森林時代已是過去時，似乎又與事實不符。“懷特計劃”是希望借黃金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阻止英國等貿易伙伴用貨幣競爭性貶值來謀求貿易優勢，但由于金本位制的內在缺陷，1971年，美國被迫結束懷特提出的構想。即便如此，美元依舊是全球最重要的貿易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

國際機構總部所在地是所在國影響力的重要標志。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部仍在華盛頓，并未向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凱恩斯所建議的在倫敦設立第二總部，也沒有在其他國家設立第二總部，兩大國際機構的工作語言仍是英文。美國人一直擔任世行行長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美國是性一擁有對兩家機構重大決策否決權的國家，各個關鍵職能部門中的重要決策背后都有美國人的身影。

讓兩大國際機構成為全球“金字招牌”的并非他們的辦公樓有多氣派，而是辦公樓里藏龍臥虎。在兩個各擁有188個成員國的機構里，高管盡管膚色不同，但多數擁有在美國學習和工作的經歷，對美式思維和價值觀有著較強的認同感。2012年競選世行行長的美國候選人金墉、哥倫比亞前財政部長奧坎波、尼日利亞經濟統籌和財政部長奧孔喬一伊韋拉的膚色不同，大多數媒體和評論人士將注意力放在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爭。其實換個角度來看，3人皆畢業于美國常青藤名校并多年在美工作，能用流利的英語會話，美國是他們事業騰飛的平臺，3人的履歷有著極其相似之處。

此外，兩大國際機構的影響力并未被邊緣化。東南亞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再度表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維持全球金融穩定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在提供技術支持和全球宏觀經濟監測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世界銀行在減貧、消除發展瓶頸方面的經驗無人能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面貌發生巨變并非壞事，世行名稱和職能的演變表明全球已走出了二戰炮火的創傷；黃金與美元掛鉤的金匯兌本位制結束，從側面印證了全球貿易流、物流的極大繁榮；區域性經貿、金融合作見證了世界經濟增長的多極格局。

走向何方

包括前世行行長佐利克在內的美國精英并不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已是過去時，而是處在不斷演進的現在進行時，三大國際機構的構架、定位都在動態調整。若與三大國際組織建立之初相比，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發生巨變。研究該體系的知名學者、美國外交學會資深研究員本·斯泰爾（Benn Steil）告訴筆者：“如果懷特和凱恩斯能活到今天，肯定已經認不出布雷頓森林體系了。

盡管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的細節尚待完善，但已經成為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秩序調整中的一個標志_生事件。《華盛頓郵報》等美國主流媒體指出，金磚五國約占全球經濟總量的兩成，總共擁有約4.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金磚五國的提議將使得主要新興經濟體整合力量，全球金融體系中有影響力的將不只是美歐所主導的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

盡管世界經濟治理秩序的未來面貌尚難定論，但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勢必將擁有更大的話語權。斯泰爾認為，金磚國家設立開發銀行就是給世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敲響了警鐘。半個多世紀前規劃世界治理秩序離不開美、英兩國的協商，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榮譽所長伯格斯滕認為，當前世界經濟治理架構的改革迫切需要美、中兩個大國的合作與謀劃，未來世界經濟和金融秩序的規劃關鍵在于美中兩國的協商。

凱恩斯當年曾提議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由美國和英國共同享有否決權，一超獨大的美國否決了這一提議。但是在目前的背景下，美國的相對經濟和軍事實力和其他新興經濟體之間在逐漸縮小，美國應當考慮在現有的國際舞臺上，讓其他新興經濟體大國享有否決權，避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成為美國人一家的游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在春季會議期間告訴筆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要像“鏡子”那樣反映世界動態。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背景是世界地緣政治版圖和二戰后大國間經濟實力對比達到質變的臨界點，如今全球各國經濟實力的對比又達到新臨界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今年的經濟總量將在歷史上首次超過發達經濟體，拉加德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來自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員工比例已升至44%來印證中國等國家力量的崛起，美國已成為全球最大借債國，頗像二戰后英國的地位，中國、巴西、俄羅斯這些新興經濟體都是持有美國國債數額超過1萬億美元的債主。

關于當前全球經濟、金融秩序的內核，德意志銀行經濟學家邁克爾·杜利（Michael Dooley）等人在2004年提出“復活版布雷頓森林體系”（RevivedBretton Woods System，BW2）的概念，其觀點有合理之處，也引發了熱議。根據杜利等人的看法，資本富足的美國通過國際資本市場以較低的利率短期舉債，來應付國內巨額財政赤字的壓力，同時再把國內的資本以長期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輸出到勞動力富足但資本短缺的國家，賺取更大的投資利潤，美國繼續扮演“短借長貸”的“世界銀行家”角色，這種金融循環對于美國和其他國家都是一種雙贏，盡管美國存在巨大的經常項目赤字，但是BW2體系或許比原布雷頓森林體系更具可持續_生。

但是，也有專家持反對論調。希臘央行的史蒂芬·霍爾（Stephen Hall）等學者則認為，BW2并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樣穩定，他和原來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樣，同樣面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的資產泡沫、金融危機這些穩定破壞性因素的威脅。曾任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的埃德溫·杜魯門（EdwinTruman）認為，美國聯邦政府年度財政赤字占GDP高達8%、經常賬戶項目年度赤字超過3%的內外“雙逆差”局面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不可持續。美國接近債務危機臨界點是學界的共識，全球經濟再平衡的一項重要內容是美國需調整過度依靠借貸消費的經濟增長模式。“末日博士”魯比尼認為，和原布雷頓森林體系相比，在BW2時代，美國的經常項目從順差變為逆差，美國國內的溫和財政赤字變為巨額財政赤字，這預示著BW2時代或將是一個“短命時代”。

史可明鑒，布雷頓森林體系留下的遺憾也為未來的努力指明方向。在懷特看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支柱，因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建設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嘗試，但是該體系并未建立凱恩斯提倡的超儲備貨幣，從而來克服信用貨幣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為了緩解國際金融體系困境而在1969年設立的IMF特別提款權（SDR）并非完全意義上的超儲備貨幣。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曾提議擴大SDR的使用范圍，創造一種與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以避免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

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規劃師”懷特將匯率作為自己思路構架的核心，匯率議題確實是連接各國利益的主要橋梁。BW2時代是一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時代和國際貿易分工大繁榮的時代，貿易和金融政策密不可分，各國既要避免全球流動性不足造成的國際貿易萎縮，也要避免濫用央行創造流動性“無錨”的現狀來謀求出口優勢和減小償債壓力。

目前，日元等幣種“競爭性貶值”盡管主觀目標未必是謀求出口優勢，但客觀結果會使得日本出口商更具全球競爭力。懷特最初沒有設立世貿組織的考慮，因而在原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實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貿組織在匯率、貿易政策上的有效合作來抑制貿易保護主義缺乏有力的制度_生保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難以對日本這樣大股東的貨幣政策“吹響警哨”，這些都成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軟肋。

篇(7)

關鍵調：重債窮國　減債　多邊開發機構

現行的對重債窮國的減債援助計劃，都選擇了建立信托基金的方式為重債窮國提供減債資金。其運作機制為在重債窮國滿足了減債所需的條件后，由多邊或雙邊債權人在信托基金中提取其對于重債窮國承諾的校正數量，用以償還重債窮國對其的債務。信托基金的資金來源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多邊開發機構的自有資源；二是出資國的捐助；三是前兩者的投資收益。現行減債機制下共建立了兩類信托基金：一是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白有資源和出資國捐助為主的減貧增長計劃一重債窮國信托基金(PRGF―HIPC信托基金)，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受托人進行管理；二是以世界銀行自有資源、非洲開發銀行自有資源和出資國捐助為主的重債窮國信托基金(HIPC信托基金)，由世界銀行作為受托人進行管理。

一、減債各方的資產負債分析

(一)多邊債權人的資產負債分析

在多邊債權人的資產負債表上，對重債窮國的債權表現為資產方的應收賬款。多邊開發機構用自有資源向信托基金出資，一方面表現為自有資源(現金或黃金儲備)的減少，另一方面表現為損益表中支出的增加，并進而導致資產負債表中所有者權益的減少，資產總量減少。在重債窮國滿足減債條件以后，多邊開發機構從信托基金中提取相當于其承諾對重債窮國的減債數量，用于償還重債窮國對其的債務。在資產負債表上，一方面表現為應收賬款的減少，另一方面表現為可用資金的增加，資產、負債總量保持不變。將兩次變化綜合考慮，最終結果是資產方面應收賬款減少，同時所有者權益下降，這標志著多邊開發機構資產總量的下降，其未來預期現金流入減少，從而可能會影響機構未來向成員國提供援助的能力。

(二)雙邊債權人的國際收支分析

國際收支反映的是一國居民與外國居民在一定時期內各項經濟交易的貨幣價值總和。出資國向信托基金出資，一方面表現為官方儲備的減少，另一方面表現為經常轉移的增加。重債窮國滿足減債條件后，雙邊債權人從信托基金中提取相當于其承諾對重債窮國的減債數額用于償還重債窮國對其的債務。在雙邊債權人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上，表現為外國銀行資產增加，官方儲備增加。如果將債權國對其他國家債權的減少考慮在內，前后兩種變化綜合起來，債權國受到的實際影響就是經常轉移的增加，這種變化將對雙邊債權人的政府預算產生影響，從而可能會受到來自出資國國內法律、政治方面的限制。

(三)重債窮國的資產負債分析

減債不僅會對債權人的資產負債產生影響，也會對重債窮國的國際收支產生影響。與債權人所受影響相反，重債窮國的國際收支狀況無論從哪個角度分析都是有所改善的。多邊開發機構和雙邊債權人對其實施減債，體現在重債窮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上，一方面其他投資減少，同時外國和國際組織對本國的經常轉移增加。這種變化可從兩個角度理解：一是對外國負債的減少意味著本國未來預期外匯儲備流出的減少；二是假設對外負債不變，這意味著本國有一筆外匯資金流入。無論從哪個角度理解，都說明重債窮國可用于本國投資、建設和改革的資金增加，不僅減輕重債窮國的外債壓力，同時也為其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

二、減債背景下的多邊開發機構資金績效分析

減債使得多邊開發機構的資產總量下降了，影響了其未來為成員國提供援助的能力。由于各個機構所承擔的減債成本不同，減債對多邊開發機構的影響程度不盡相同。在現行減債機制所涉及的多邊開發機構中，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非洲開發銀行起主導作用，其中世界銀行承擔的減債成本最高，因而所受影響最大。

(一)減債對世界銀行資金狀況的影響

在重債窮國減債機制中，世界銀行提供資金的機構}要是國際開發協會(IDA)。具體來看，在“重債窮國動議”所涉及的全部382億美元總成本中，預計國際開發協會將承擔約90億美元，占總成本的23.6％。在過去的十年中，債務償還在國際開發協會的援助資金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1994-1996年為16％；1997-1999年為40％；2000-2002年為34％預計到2018-2020年，這一比重將上升至60％，到2030年進一步上升至73％。

與這一計劃相反，重債窮國減債的目的，卻恰恰是要減少債務人每年向多邊開發機構的債務償還。截至2005年6月底，國際開發協會已經向28個達到決策點的重債窮國提供名義價值約33億美元的減債。若將國際開發協會對其成員國提供的其他援助考慮在內，則為國際開發協會增資勢在必行。可以看出，如果沒有新的資金流入，到2009年國際開發協會的現金余額將變為負值。負的現金余額將嚴重影響國際開發協會的正常運行，將影響到其未來對成員國提供援助的能力。

(二)減債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資金狀況的影響

截至2005年6月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28個已經達到決策點的重債窮國提供減債總成本約為30億美元，PRGF-HIPC信托基金和特別支出帳戶的投資收益尚足以支付這部分成本，以及短期內可預見的成本。然而如果將未來可能為低收入國家提供進一步減債與考慮在內，則其資金狀況不容樂觀。截至2005年6月底，低收入國家對其債務總計約91億美元，雖然部分債務可能得到償還，但若將向成員國提供的其他援助(如PRGF貸款)考慮在內，則其現有資源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因此就有必要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增資。

(三)減債對非洲開發銀行資金狀況的影響

非洲開發銀行作為區域性多邊開發機構，在減債所涉及的重債窮國中，非洲國家占絕大多數，因而非洲開發銀行的作用和影響不容忽視。在減債總成本382億美元中，非洲開發銀行承擔約33億美元，主要用于為重債窮國減債對象中的32個非洲國家提供減債。截至2004年年底，非洲開發銀行在“重債窮國動議”下已經為23個國家提供了約8.67億美元的減債。非洲開發銀行現有可用資源約36.6億UA，預計未來50年內將繼續向其地區成員國提供約58億UA的減債援助，因而其現有資源遠遠不夠支付未來支出，需要出資國繼續提供捐助。

三、多邊開發機構資金短缺問題的路徑抉擇

從以上減債機制對于三大多邊開發機構的影響可以看出，資金短缺是減債給這些機構未來發展帶來的最大不確定性。解決多邊開發機構資金短缺的問題可以有以下兩種途徑。

(一)出資國增加捐助

由出資國提供更多的捐助以彌補成本。在這一做法下，又有兩種選擇可供考慮：

1．出資周一次性提供數額相對較大的捐助并建立信托基金，信托基金的本金和利息收益用于支付多邊開發機構對成員國提供的援助。這種選擇要求出資國一次性支出巨額資金，因而將對其財政預算產生較大壓力，并有可能受到其國內法律、政治因素的限制，成本較高。

2．按照量出為人原則，出資國每年根據多邊開發機構當年預計提供援助的數量出資捐助。這種做法可以減輕出資國的財政預算壓力，然而令人擔憂的是，出資國可能會通過減少對其他方面的援助來支付每年的出資捐助任務，使得減債成本最終由貧窮國家承擔。

(二)多邊開發機構自行承擔

由多邊開發機構自行承擔援助成本。在這一做法下，又有_三種選擇可供考慮：

1．由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共同承擔減債成本。

2．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單獨承擔減債成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增資金可以有三種來源：(1)出資國捐助；(2)出售自有黃金儲備;(3)動用準備作為PRGF貸款的資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其成員國提供的貸款主要是在成員國的信用額度范圍內進行的，因而這部分資金的可用性不大；而作為主要自有資源的黃金則可以考慮作為主要資金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