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價值規律的內容和形式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以人為本，促進省級主流媒體宣傳內容由單一性向多元化的結構調整，提高主流媒體新聞傳播核心競爭力

信息時代的受眾的需求，已不像計劃經濟時期那么單一，人們對信息的需求是多層次、多方位、多樣式的、多角度的。受眾不但關注國內外大事的發生、發展和結束，而且更關注那些雖不是重大事件，但有一定的社會性又有些新聞信息含量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環境、生活等諸多方面的新聞信息和普通人物的消息。誰能滿足主體受眾的需求，誰就擁有數量眾多的市場份額，其發行量就會大增，其電波有效覆蓋率就會大幅度上升。因此，促進省級主流媒體報道內容由單一性向多元化的結構調整，按照新聞宣傳工作“三貼近”的原則，滿足廣大受眾的要求，是主流媒體不斷擴大受眾市場份額、提高媒體競爭力的需要。

二、以人為本，面向普通群眾，傳媒才能顯示出生命力

新聞工作是以采集、傳播新聞為主要內容的業務活動，新聞工作要對社會上發生的和人民生活關系密切的問題、現象、事件作出反應，它是社會最敏感的神經之一。

新聞的生命是真實，新聞真實性原則決定著新聞報道一定要用事實說話，而新聞事實來源于廣大群眾的社會生活實踐。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新聞有兩個主要特征：一是傳播新聞；二是反映和引導輿論。因此，新聞傳播者站在什么立場上，為誰講話、為誰服務，這從根本上決定著新聞的導向性，社會主義的新聞事業是黨和人民的“喉舌”，選擇和報道新聞事實都要旗幟鮮明地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通過新聞宣傳來體現黨和政府的政治主張、工作意圖，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得到貫徹落實。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新聞報道的內容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與群眾的生產、生活實踐密切相關、緊密聯系的。特別是廣播電視新聞宣傳的立足點和著眼點應是普通人民群眾，宣傳報道內容和形式只有面向群眾、被人民群眾認可，廣播電視才能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競爭力，才能發揮它的影響和號召力，發揮出積極的引導、教育、啟迪作用。無數成功實踐證明，只有堅持群眾觀點，才能正確認識和反映社會。

三、堅持群眾觀點是新聞工作者自覺運用新聞價值規律的體現

人類傳播手段的發展經歷了語言、文字、印刷、廣播電視等過程。電子傳媒的發展，消除了文字那種需要接受教育才能理解的間接性。直接作用于人的視聽感官，擴大人民群眾的視角，成為廣泛地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和生活習慣的大眾媒體。

新聞報道總體上要體現出新聞價值規律的作用。新聞價值是選擇衡量新聞事實的客觀標準，通常包括時新性、接近性、重要性、顯著性、趣味性等因素。要具備這五大要素與堅持群眾觀點不可分離。只有堅持群眾觀點，深入生產和社會實踐一線，才能獲得第一手的新聞資料，增強新聞的時效性；只有反映群眾普遍關心的、公眾注目的熱點問題、事件，才具有重要性價值；在社會主義社會，人民群眾成了社會的主人，他們的活動理應占據新聞的主要位置，突出新聞的顯著性價值要素；群眾對喜聞樂見、感興趣的東西才能樂于接受；但最能本現群眾觀點的新聞價值要素是“接近性”。

作為新聞價值重要因素的“接近性”，是指與受眾接近的程度。換言之，一條新聞越是同讀者關系密切、越是能影響受眾的生活、行為、思想、工作等，它的價值就越高。接近性不僅包括距離上的接近，還包括心理上的接近，以及年齡上、性別上、素質上、職業上的接近。有人對受眾心理研究表明：“人們不僅喜歡事先一無所知的新聞，他們對于報道自己有所熟知的事件，有著更濃厚興趣。”無論是地域上還是心理上，新聞事實內容上的接近都與受眾的關心、感興趣程度成正比。具有接近性、貼近群眾生活實際的內容，才會引起受眾的共鳴。

由此可見，堅持群眾觀點，與新聞價值規律并不相孛，正是遵循新聞價值規律的體現。

四、新聞媒體應找準群眾關心、政府重視的結合點，確定新聞報道的重點

既然群眾是新聞報道的主體，生活是新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那么新聞工作就必須多從群眾的角度去思考、選擇、審視報道的主題和內容。

新聞工作一頭連著黨，一頭連著群眾。一方面，新聞輿論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它擔負著向人民群眾傳播黨和政府的聲音的任務，另一方面，新聞輿論還擔負著下情上達、反映群眾呼聲的作用，人民群眾也要通過新聞媒介表達建議和見解。因此，新聞傳媒要使報道發揮出積極的輿論引導作用，就必須善于在二者的結合上多做些文章，找準既是群眾關心，又是政府重視的結合點，選準定位，吃透兩點，貼近生活，有的放矢。在黨和人民之間架起一座理解和溝通的橋梁，在黨和群眾中建起一條高速信息通道。起到“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的作用。

在新聞節目的具體操作中，更要強化貼近性，找準群眾關心和政府重視的結合點，突出報道的重點，從而更好地發揮廣播電視的傳媒作用，更好地為受眾服務。不僅要拓寬服務內容，更要使宣傳形式多樣化，既要研究報道題目、報道角度、報道時機、報道形式等方面問題，達到較為理想的報道效果，以吸引更多的聽眾。適當運用編前、編后、評論等形式，發揮言論的“靈魂與旗幟”作用，加重報道分量。

當然，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各種新情況、新矛盾、新問題不斷出現，形成的社會熱點逐漸增多。作為新聞傳媒，還要積極正確、穩妥地做好引導，或有針對性地進行報道或加以澄清，或進行討論給予輿論影響，注重新聞事實通過傳播所顯示的社會效果。要做到這一點，重要的是要有群眾觀點和大局意識。

五、堅持群眾觀點，發揮好新聞媒體的批評、監督作用

新聞報道最終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不僅要發揮它的弘揚正氣的“揚善”功能，而且要充分發揮它壓制“邪氣”的批評、監督作用。批判社會上的假、丑、惡，追求真、善、美。對普通人的生活、命運、境遇加以關注，對愚昧、不道德和一切損公肥私、損人利己以及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害的東西，都要進行批判。在現實生活中，應對一些與群眾密切相關的不正之風仍不同程度存在的行業窗口進行監督，這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需要。

篇(2)

[關鍵詞] 腦力勞動 價值低估 價值尺度

長期以來,腦力勞動創造的價值被嚴重低估,這不僅大大挫傷了腦力勞動者的積極性，不利于科技創新和高技術產業的發展；而且在理論上窒息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科學成分和活的靈魂，不利于勞動價值論本身的發展。腦力勞動價值低估的根本原因在于對勞動價值論的誤解所形成的僵化的傳統價值觀點。

一、把腦力勞動等同于復雜勞動

勞動創造價值，不同勞動由于復雜程度不同在相同時間內創造的價值不等。馬克思根據勞動的復雜程度把當時社會條件下的勞動劃分為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把復雜勞動轉化為倍加的簡單勞動，解決了兩者之間的比較與交換。傳統的勞動劃分方法具有明顯特征:其一，這種劃分具有歷史性，是對手工工場與機器大工業時期的主要勞動形式體力勞動的劃分。當時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形式以體力勞動為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引用的一份資料中說，當時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總人口1800萬，其中有1100萬人全部靠簡單勞動為生，這一比例占總人口的60%以上，這其中還不包括所有工資較高的“工廠工人”和非勞動人口，甚至連瓦匠被當成復雜勞動者被排除在簡單勞動之外；其二，這種劃分具有表象特征，即根據勞動表面復雜程度進行粗略的劃分,不能體現各種勞動的本質特征。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由于腦力勞動極少，根據勞動的復雜程度劃分勞動具有合理性。盡管如此，馬克思還是意識到這種劃分的缺陷:其一,這種劃分經常含混不清，“是根據單純的幻想，或者至少是根據早就不現實的，只是作為傳統慣例而存在的區別”，其原因正是由于大多數勞動都是體力勞動，盡管復雜程度不同但沒有本質的區別，以至于現實中常常粗分、錯分；其二,把腦力勞動簡單地等同于復雜勞動，容易低估腦力勞動的價值。由于把腦力勞動等同于復雜勞動，人們常常是用腦力勞動力的價值衡量腦力勞動創造的價值,所以馬克思認為“對腦力勞動的產物――科學――的估價，總是比它的價值低得多”。腦力勞動的價值得不到真實體現，從而壓抑了腦力勞動者的積極性。新經濟的發展呼喚腦力勞動價值論，要求從本質上劃分勞動，即根據勞動中耗費的主要成份，把勞動劃分為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不是簡單的倍加關系，而是冪加關系。

二、混淆腦力勞動、體力勞動價值實體的共性與個性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上把價值實體等同于抽象勞動，混淆了不同勞動價值實體共性與個性的差別。馬克思認為價值是人類勞動的凝聚，價值的實體是抽象勞動，或一般人類勞動，它無非是“人體的機能，而每一種這樣的機能不管內容和形式如何，實質上都是人的腦、神經、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費。”所以，價值實體本質上是凝聚在商品中一定的體力和腦力耗費，它是一切勞動的共性。一切勞動無論它們的具體形式是多么的不同，都可以轉化為一定的體力和腦力耗費這一共同的東西，從而進行比較、交換，從這個意義上講，價值實體等同于抽象勞動。

但是，雖然任何勞動都要同時耗費一定的體力與腦力，而不同具體形式的勞動的體力、腦力耗費的比例不同，即不同形式勞動的價值實體有各自的特殊性即個性。在體力勞動條件下，腦力耗費極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即使是復雜體力勞動，勞動中腦力耗費絕對小于體力耗費。統計數據表明，即使在完全機械條件下，復雜勞動中的體力與腦力耗費比大致為9∶1，這恰恰證明經過訓練的復雜勞動基本上也是以體力耗費為主。可見，體力勞動形成的價值凝聚的主要是人類耗費的體力，價值實體的基本構成是體力耗費。在腦力勞動中，體力耗費微不足道，價值凝聚的是人的腦力，腦力勞動的價值實體可以近似地看成是腦力的耗費。因此，不同勞動具有各自的個性：在體力勞動條件下，價值實體是體力耗費；在腦力勞動條件下，價值實體則是腦力耗費。

價值實體的差別在傳統經濟條件下由于勞動中腦力耗費極少可以被忽略，在新經濟條件下區分兩者之間的差別顯得異常重要。正是由于價值實體的差別，導致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價值量的決定因素、價值尺度、價值規律的不同，混同兩者的差別則可能低估腦力勞動的價值量，不利于腦力勞動的發展和腦力勞動者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

三、把價值量等同于勞動時間

腦力勞動價值低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潛意識中把價值量等同于勞動時間，忽略了腦力勞動價值量的決定特點，用勞動時間計量腦力勞動的價值量。價值量本身是勞動量而不是勞動時間。馬克思認為價值量“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價值的實體’即勞動的量來計量。勞動本身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衡量的。”長期以來，人們毫無疑慮地把價值量等同于勞動時間，認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越長，產品的價值量越大，反之，則越小。其實，馬克思將勞動時間等同于價值量是有條件的。

首先，馬克思指出了價值量本質上是體力、腦力耗費量或勞動量，而不是勞動時間本身。勞動時間只有當作衡量勞動量的尺度時，才能與價值量劃等號。馬克思把勞動時間作為價值尺度是針對特定的歷史階段主體勞動形式即體力勞動而言的，因為勞動時間是體力勞動價值量的自然尺度。離開了體力勞動的條件，價值量的衡量尺度將會發生變化。馬克思說：“在一切社會狀態下，人們對生產生活資料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必然是關心的，雖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關心的程度不同。”之所以對勞動時間的關心程度不同，是因為在不同勞動形式中，勞動時間對價值量的影響程度不同。在腦力勞動條件下，勞動時間對價值量的影響在減小，自然人們對勞動時間的關心在降低。可見，馬克思已經認識到了勞動時間對價值量決定的可變性。

其次，馬克思指出勞動時間不是決定價值量的唯一因素。馬克思說：“計量勞動時間的，除了‘外延量’以外，還有它的密度”，即內涵量。這里的勞動時間是指勞動量，決定價值量大小的因素既有外在因素，又有內在因素。影響不同勞動價值量的外在因素是勞動時間；無論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勞動時間越長，耗費的體力或腦力越多，價值量越大。影響不同勞動價值量的內在因素則各不相同，一般來說，體力勞動表現為勞動強度、熟練程度等因素；腦力勞動則表現為能動性、創新性等因素。如不同的體力勞動，如果勞動強度不等，熟練程度不同，那么，相同時間內的體力耗費則不同，價值量不等。而內涵量就不能直接用勞動時間來衡量，只能近似地折算為一定的勞動時間。

最后，勞動時間作為決定價值量的因素是以平均內涵量為前提條件的。馬克思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價值量既包含外延量又包含內涵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量是以平均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即內涵價值量一定為前提條件的，也就是說所有勞動不存在內涵價值量的差別。馬克思之所以把影響價值量的內涵因素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等作為前提條件，其一，在體力勞動條件下，全社會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等內涵因素在個體勞動者身上的差異不大，假設為平均值具有合理性；其二，在相同的勞動時間內，勞動強度和熟練程度的差別引起的勞動量的變化也是有限的，不足以使勞動量發生質變，從而使不同的體力勞動在相同的時間內產生十幾倍、幾十倍甚至更大的差別。相反，當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一定時，勞動時間可以無限延長，價值量則可以不斷增大。勞動中的體力耗費隨時間的流逝成正比；其三，勞動時間計算價值量不僅技術上方便，而且符合人們的習慣。因此體力勞動的價值量決定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則成為前提條件。

腦力勞動的特點決定了內涵因素對腦力耗費的影響大大超過外延因素的影響，因此，腦力勞動主要決定于內涵量，即勞動的能動性、創新程度，外延量勞動時間只能作為前提條件。其一，當不同勞動的創新程度和能動性一定時，其價值量基本確定，高級勞動是“冪加”的低級勞動，低級勞動通過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價值量是有限的。一件腦力勞動產品，雖然花費了很長勞動時間，但由于勞動的能動性不大，創新程度不高，耗費的腦力不多，社會所承認的價值量也就不會大；相反，一件腦力勞動產品花費的時間不長，但創新程度極高，其價值量極大地超過前者；其二，在勞動時間一定時，價值量未必能確定,因為通過提高創新程度和能動性能極大增加腦力勞動價值量。能動性越大，創新程度越高，意味著勞動中耗費的腦力越多，其價值量越大。腦力勞動比較的不僅是勞動時間，甚至主要不是勞動時間，而是比較能動性和創新程度。一項專利其價值可達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千萬元，但生產這一專利并非要比生產某普通商品花費更多時間。

四、把勞動時間看成是永恒的價值尺度

用勞動時間衡量腦力勞動價值量是價值低估的直接原因，而把勞動時間當成永恒的價值尺度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誤解。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曾指出：“勞動本身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而勞動時間又是用一定的時間單位如小時、日等作尺度。”“作為價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勞動時間。”馬克思指出了勞動時間是價值量的天然尺度，充分肯定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勞動時間作為價值尺度的必要性，因為在體力勞動中，勞動強度和熟練程度等內在因素受生理極限的制約，對價值量的影響是有限的。而外延量對價值量起決定作用，外延量又是以勞動時間來計量的，所以，勞動時間是價值量的尺度。

但是，這并不等于說價值尺度只能是勞動時間。同樣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又間接指出了勞動時間不是價值量的永恒尺度。他說內涵量與外延量“這種差別，正如亞當?斯密指出的，會因每種勞動特有的次要條件，而部分地相互抵銷。只有當勞動的內涵量和外延量成為同一勞動量的相互對立的、彼此排斥的表現時，這種差別才會影響到勞動時間充當價值尺度的作用。”即當內涵量的因素對價值量的影響與外延量即勞動時間對價值量的影響相當甚至超過時，勞動時間尺度的準確性必然受到影響。顯然，馬克思在這里又承認了隨著內涵價值量的增長與外延價值量的降低，勞動時間尺度就有被其他價值尺度代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勞動時間價值尺度不是永恒不變的。實踐證明，當腦力勞動成為社會的主體形式時，勞動時間的價值尺度已經不能準確地衡量腦力勞動價值量，才導致腦力勞動價值量被嚴重低估。腦力勞動的價值量決定于內涵量，即腦力勞動內在的能動性和創新性，外延的勞動時間成為決定價值量的前提條件，價值尺度自然由勞動時間轉化為衡量能動性和創新程度的尺度。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9

[2]季正松:腦力勞動價值論[M].徐州:中國礦大出版社,2006,12.56

篇(3)

合同概念的探討是統一合同法的制訂首先應解決的課題。討論合同的概念并不在于單純獲得某種學理上和邏輯上的滿足，而主要在于明確統一合同法的規范對象和內容。換言之，鑒于合同已廣泛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和各個領域，我國需要首先考慮統一合同法中的合同概念是什么？它應當包括哪些合同、規范哪些合同關系？

目前，我國理論界和實務界對合同的概念在適用范圍上存在三種不同的觀點：一是廣義的合同概念。此種觀點認為，合同是指以確定各種權利與義務為內容的協議。換言之，只要是當事人之間達成的確定權利義務的協議均為合同，不管它涉及哪個法律部門和何種法律關系。因此，合同除應包括民法中的合同外，還包括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勞動法上的勞動合同、國際法上的國家合同等。二是狹義的合同概念。此種觀點認為，合同專指民法上的合同，“合同（契約）是當事人之間確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為”。〔2〕因此，凡是以確定民事權利和義務為內容的協議可稱為合同。至于行政法、勞動法、國際法等法律中的合同，雖然名為合同，但和民事合同應該作嚴格區分。三是最狹義的合同概念，此種觀點認為，《民法通則》第85條關于“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關系的協議”的規定，并非認為合同統指所有民法上的合同。此處所稱的“民事關系”應僅指債權債務關系。因為《民法通則》將合同規定在“債權”一節，且明定合同為發生債的原因（第84條）；我國民法不承認有所謂“物權行為”；在我國法律中非發生債權和債務關系的合意，如結婚和兩愿離婚等，均不稱其為合同。〔3〕因此合同只能是債權合同。〔4〕

我們認為，討論合同的概念首先應當明確合同主要是反映交易的法的形式。〔5〕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這種通過交換和在交換中才產生的實際關系，后來獲得了契約這樣的法的形式”。〔6〕所謂交易乃是指獨立的、平等的市場主體就其所有的財產或利益進行的交換。交易包括了商品的轉手、財物的互易、利益的交換等各種方式，其法律形式就是合同。如果將合同限定為主要反映發生在民事主題之間的交易關系的形式方面，那么反映行政關系的行政合同，勞動關系的勞動合同等，因其不是對交易關系的反映，因此不屬于我們所說的合同的范疇。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不贊成使用廣義的合同概念。尤其應當看到，如果在統一合同法中采納廣義的合同概念，則根本不能確定該法特定的規范對象和內容，統一合同法也將成為無所不包的、內容龐雜、體系混亂的法律，這顯然是不可取的。

最狹義的合同概念將合同視為民法的范疇，這無疑是正確的，但這一觀點將合同僅限于債權合同，認為合同只是發生債權債務關系的合意，顯然將合同的定義限定得過于狹窄，如采納此概念將會嚴格限制統一合同法的規范對象，并使許多民事合同關系難以受到合同法的調整。具體來說，第一，在我國現行立法和司法實踐中，許多合同如抵押合同、質押合同、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承包合同等，并非債權合同。由于這些合同旨在設立、變更、移轉物權，因此在德國法中稱為物權合同。我國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雖不承認物權合同的概念，但許多學者也認為這些合同確實具有不同于一般債權合同的特點。〔7〕假如因為這些合同非為債權合同而不應作為合同對待，且不應受統一合同法調整，顯然是不妥當的。因為這些合同本質上仍然是反映交易關系的，理所當然應受到合同法的調整。第二，在民法中，一些共同行為如合伙合同、聯營合同等，也不是純粹的債權合同。早在1892年，德國學者孔茲（Kun-ze）就已提出，應將契約行為和合同行為分開，雙方法律行為稱為契約，而共同行為（如合伙合同）則稱為合同。我國一些舊學者也曾指出了合同行為不同于一般契約行為的特點。〔8〕我們認為，合伙合同、聯營合同等不同于一般的債權合同之處在于，當事人訂立這些合同的目的不在于發生債權債務關系，而在于確定共同投資、經營或分配盈余等方面的關系。然而，由于這些合同本質上仍然是反映交易關系的，因此當然應受合同法的調整。第三，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許多新的合同關系將應運而生，為了使各種新的合同均納入合同法的調整范圍，就必須擴大民事合同的內涵及合同法的適用范圍，而不能將合同僅限于債權合同的范疇。多年來，我國司法實踐堅持認為承包合同應適用合同法的規則（已被實踐證明是可行的、必需的），足以說明了這一問題。

總之，我們認為，《民法通則》第58條關于“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關系的協議”的規定，實際上是采納了狹義的合同概念，這一概念是科學的、合理的。統一合同法應繼續采納這一概念，而將各種反映平等主體之間以民事權利義務為內容的協議納入統一合同法規范的對象之中。

二、關于合同自由原則

所謂合同自由，是指當事人依法享有締結合同、選擇相對人、選擇合同內容、變更和解除合同、確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國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最基本的原則。然而，我國合同立法是否已經采納或應當采納這一原則，學者對此曾有不同看法。

應當看到，我國自集中型的經濟管理體制建立以來，由于強化指令性計劃的管理和對經濟的過多的行政干預，合同法律制度中一直強調以計劃原則為主，合同自由原則基本上被摒棄。1981年的《經濟合同法》雖強調當事人在訂立合同中應遵循自愿、平等、協商互利原則，但該法仍強調合同在訂立、履行、變更、解除等許多方面都必須遵守國家計劃，或接受國家行政機關的干預。可見，該法并未真正體現合同自由原則。據此，我國許多合同法教科書也只承認自愿和協商一致原則，而不承認合同自由原則。〔9〕

我們認為，統一合同法中應明確確認合同自由原則，并將其充分體現在各種合同法律制度和規范之中。而現行合同立法中所確認的平等、協商、等價有償的原則盡管體現了合同自由的精神，但并未概括合同自由的全部內容。合同自由不僅僅體現在合同的訂立方面，而且還應當體現在合同的內容和形式的確定、合同的變更和解除，合同的轉讓乃至于違約的補救等許多方面。

為什么我國統一合同法應將合同自由作為一項基本原則？我們認為，確立合同自由原則是鞏固改革成果，發展市場經濟的根本需要。改革以來，隨著指令性計劃的適用范圍的縮小，企業自的擴大，當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也日益受到尊重。1993年，立法機關修改原《經濟合同法》，其中一項重要目的就是要確認改革以來在擴大當事人合同自由方面的成果。例如，修改后的《經濟合同法》對原《經濟合同法》涉及計劃的10個條文刪除了大部分條文中關于計劃的規定，僅保留2條關于計劃的規定。尤其是將原來的第四條關于“訂立經濟合同，必須遵守國家的法律，必須符合國家政策和計劃的要求”改為“訂立經濟合同，必須遵守國家的法律、行政法規”，將原第七條關于“違反法律和國家政策、計劃的合同”為無效合同的規定改為“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合同”為無效合同。這就意味著，我國合同法已不再將計劃原則作為其基本原則。為了減少政府對合同關系的不必要干預，修改后的《經濟合同法》也盡量減少了政府對合同干預的權力。可見，《經濟合同法》修改的基本宗旨之一即在于擴大合同當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這顯然是改革和發展市場經濟所必須的。發展市場經濟的前提是尊重市場主體所應享有的合同自由，當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越充分，市場主體的能動性和自主性越強，則交易將越活躍，市場也將隨之得到發展，社會財富也將因此而增長。所以，合同自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易關系發展的基礎和必備條件，而以調整交易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合同法當然應以此作為其最基本的原則。可以這樣說，檢驗統一的合同法是否反映了我國市場經濟現實需要的一個重要標準在于是否在內容上確認了合同自由原則。

合同自由作為合同法上一項最基本的原則，應該在整個合同法規范和制度中得到體現，統一合同法貫徹合同自由原則，重點應解決如下問題：第一，在合同的成立和效力的認定方面，應盡量減少政府的行政干預。例如，不應規定合同的行政管理機關并使之享有確認合同效力的權力，對行政機關監督檢查合同的權力也應作嚴格限制，以防止政府機關隨意限制和干涉當事人的合同自由。第二，在合同內容的確定方面，應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志自由，除了一些依據法律的規定和合同的性質決定所必須具備的條款以外，不能因為合同中不具備某些條款（如違約責任條款等），便簡單地宣告合同無效。第三，在合同形式的確定方面，除了那些依據法律規定需要審批、登記的合同必須采取書面形式以外，對口頭合同的效力不應一概予以否認。只要當事人能夠舉證證明合同關系的存在和具體的合同內容，或者雙方都承認合同關系及其內容的存在，則應當確認該口頭合同的效力。第四，在合同的解除方面，應允許當事人在訂約時約定合同解除權，在合同生效后，如果出現了約定的解除條件，允許享有解除權的一方通過行使約定解除權而解除合同。第五，在違約責任方面，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和損害賠償條款的效力。如果約定的違約金與法定違約金不符，只要約定的數額并不是過高或過低，則應認為該約定有效。

三、關于合同的相對性

與合同的概念和合同自由原則聯系在一起的是合同的相對性規則。合同作為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或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只能發生在自愿訂立合同的特定主體之間，這就產生了合同相對性規則。

所謂合同相對性，在大陸法中通常被稱為債的相對性，它主要是指合同關系只能發生在特定的合同當事人之間，只有合同當事人一方能夠向合同的另一方基于合同提出請求或提訟。與合同當事人沒有發生合同上權利義務關系的第三人不能依據合同向合同當事人提出請求或提出訴訟，也不應承擔合同的義務或責任，非依法律或合同規定，第三人也不能主張合同上的權利。

統一合同法中是否應當強調合同的相對性規則，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許多學者對這一規則的重要性提出了懷疑，因為這一規則已經受到許多限制。一方面，由于債的保全制度的設立，使合同關系產生了對外效力，能夠使合同債權對第三人產生法律約束力。另一方面，隨著現代產品責任的發展，許多國家的法律和判例為保護消費者的利益，擴大了合同關系對第三人的保護，要求產品的制造者和銷售者對與其無合同關系的第三人（如產品使用人、占有人等）承擔擔保義務和責任。如德國法中的“附保護第三人的契約”、法國法中的“直接訴權”制度、美國法中的“擔保責任”的，都已突破了合同相對性規則。那么，合同相對性作為一項重要規則是否有必要在合同法中予以確認，確實值得探討。我們認為，合同的相對性是由合同的本質特征以及合同自由原則決定的，作為一種民事法律關系，合同關系不同于其他民事法律關系的物權關系的重要特點在于合同的相對性。合同債權的相對性與物權的絕對性原理，不僅確定了債權與物權的一項區分標準，而且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債權法與物權法的一些重要規則。例如，債權法中有關債的設立、變更、移轉制度均應適用債的相對性規則，而物權法中的登記制度，物上請求權等制度是建立在物權的絕對性基礎上的。可見，不理解債權的相對性，也就不可能理解債權法與物權法的各自特點及內在體系。

尤其應當看到，合同債權的相對性與物權的絕對性，決定了侵權行為法的內容、體系及與合同法的根本區別。由于合同債權乃是相對權，而相對權僅發生在特定人之間，它不具有“社會典型公開性”（Sozia-loypischoffenkundigkeig），尤其是權利的實現須借助于義務人的履行義務的行為，因此合同權利人只能受到合同法的保護。而物權作為一種絕對權，能夠而且必須借助于侵權法的保護才能實現，所以物權乃是侵權法的保障對象。侵權法正是在對物權等絕對權的保證基礎上，形成了自身的內容和體系。如果否定合同相對性將對民法的內在體系構成威脅。

從我國司法實踐來看，確有必要強調合同相對性規則。目前，在許多涉及到第三人的合同案件中，合同相對性規則常常未得到嚴格遵守。例如，某些地方法院因受地方保護主義影響，為保護本地當事人的利益，責令對合同當事人無任何返還和賠償義務或與爭議的標的無直接牽連的人作為第三人，并責令其代替債務人履行債務或承擔違約責任。所以強調合同相對性規則，對于司法實踐中正確確定責任主體，依法處理合同糾紛，十分必要。

我們認為，在統一合同法中確認合同相對性，首先應當認識到合同相對性規則作為合同法的重要內容，在整個合同法中均應得到體現，從這一意義上說，合同相對性乃是合同法的一項重要原則。然而，由于合同相對性并不是一種抽象的準則，而是規范交易活動的極為重要的具體的行為準則，從而與原則又有區別。那么，統一合同法應確立哪些具體的合同相對性規則？我們認為至少應當包括以下規則：第一，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合同一方當事人只能向另一方當事人提出合同上的請求和提訟，而不能向與其無合同關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請求和訴訟。第二，除法律或合同另有規定外，合同當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張合同上的權利。第三，任何合同當事人未征得第三人的同意，不得為其設定合同上的義務。第四，合同中的債務人應對其法定人或輔助其履行合同債務的其他人在輔助履行義務中的過錯行為負責。第五，在因第三人的行為造成合同債務不能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情況下，債務人仍應首先向債權人承擔違約責任，然后再向第三人追償。第六，債務人只能向債權人承擔違約責任，而不應向國家或第三人承擔違約責任。第七，除法律和合同另有規定外，第三人代替債務人履行債務，因第三人的過錯造成債務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仍應由債務人向債權人承擔違約責任。

四、關于合同正義原則

制定一部21世紀的統一合同法，不僅僅應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確認合同自由原則，同時，也應根據合同法的發展趨勢，在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先進的立法經驗和判例學說的基礎上，確認合同正義原則。

所謂合同正義，又稱為契約正義，按照王澤鑒先生的觀點，契約正義系屬平均正義，以雙務契約為其主要適用對象，強調一方給付與他方的對待給付之間，應具等值性。〔10〕這一觀點實際上是將合同正義等同于等價或對價的概念，雖不無道理，但對合同正義的內容的理解未免過于狹窄。合同正義既然是公平、平等、公正等倫理和道德觀念的集中體現，因此，它不應該僅僅限于經濟上的等價，還應當包括其它方面的內容。正如美國著名的哲學家羅爾斯所指出的，正義的原則是一種公平的協議或契約的結果。〔11〕所謂合同正義，是指契約當事人應在平等自愿的基礎上締約和履約，合同的內容應體現公平和誠實信用原則的要求，合同當事人一方不能濫用其經濟實力或權利而損害另一方利益。

合同正義原則本身是對合同自由原則的一種限制。按照18至19世紀理性哲學的觀點，合同自由本身意味著正義或公正。換言之，自由意志可以自然導向公正。然而，自本世紀以來，合同自由原則在實踐中并未能充分體現合同正義的要求，這一原則要求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志，而不考慮當事人之間因經濟實力和地位的差異所造成的經濟強制問題，從而產生了許多不公正現象，如許多壟斷組織和大公司借助于標準合同損害經濟上處于弱者地位的消費者利益，企業主（雇主）常常利用其優越地位強迫雇員接受苛刻的條件。可見，合同自由原則需要通過合同正義原則加以限制，才能發揮合同自由原則的應有作用。

維護合同正義本質上也是交易關系本質需要在法律上的反映。商品交換是等量勞動的交換，由于價值規律的作用，民事主體在從事商品交換活動中，應該是平等的、互利的，當其財產利益受到損害時，應當得到同等價值的補償。我國統一合同法確認合同正義原則，就是要保障合同體現出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要求。同時，維護合同正義也旨在協調不同的交易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協調交易者的個別利益與整個社會和國家利益的沖突，協調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從而維護交易的正常秩序。我們認為，統一合同法對合同正義原則的確認和維護應具體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標準合同的成立、生效、解釋等規則作出明確規定，從而對標準合同的運用實行監控，防止經濟實力強大的一方或處于經濟上壟斷地位的一方利用標準合同損害經濟上弱小的廣大消費者和顧客的利益。許多國家立法都規定標準合同條款的制訂人應將合同內容以各種方式提請相對人注意，對標準合同應作不利于條款制作人的解釋等，這些規則是值得借鑒的。

第二，對免責條款的運用應作出規范。從實踐來看，免責條款極易被一些經濟實力強大的，或訂約時處于優越地位的一方所利用，成為其不公正地免除其責任并損害另一方利益的工具。統一合同法中應明確規定負責條款的有效條件及解釋等規則，從而保障免責條款的公正性。

第三，禁止濫用權利。依據誠實信用的要求，禁止濫用權利的規則不僅僅應適用于物權法等領域，而且在合同法中也應得到體現，從而防止當事人一方利用經濟上的強制，生活上的迫切需要及各種從屬關系等，而濫用合同自由。

第四，維護等價和公平原則。統一合同法應在可撤銷合同中確認顯失公平的合同可被撤銷的規則。當然對顯失公平的構成要件和判斷標準應有明確的規定，防止這一規則在適用中被任意解釋。這里也涉及到統一合同法是否應當確認對價的規則問題。我們認為，統一合同法原則上應要求當事人遵守等價有償的原則，但不宜要求雙方所承擔的履行義務在經濟上具有相當的價值。因為當事人雙方之間的履行和對待履行不可能在客觀上完全等值，對價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應根據當事人的意志來決定。當事人從合同中享受的權利與其所承擔的義務及雙方之間的履行和對待履行在經濟上大致相當，就足以認為客觀上是等價的。同時，從主觀上看，即使一方對另一方付出的代價是低廉的，如果當事人自愿接受，也是一種對價。因此，對價的標準在很多情況下可由當事人自己決定，當然，統一合同法應當要求當事人遵守等價和公平原則，以避免出現顯失公平現象。

五、關于合同的成立與合同的生效

所謂合同的成立，是指訂約當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條款達成協議，所謂合同的生效，是指已經成立的合同在當事人之間產生一定的法律拘束力，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法律效力。我國《經濟合同法》第9條規定：“當事人雙方依法就經濟合同的主要條款經過協商一致，經濟合同就成立”，從表面上看，這一規定將合同的成立問題單獨作出規定，從而使合同的成立與生效作出了區分。實際上并非如此，該法第6條規定：“經濟合同法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約束力”，這就意味著合同的成立合同的生效是不區分的。從我國司法實踐來看，基本上沒有區分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問題，那么，統一合同法中是否應區分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確實值得探討。

應當看到，合同的成立與合同的生效常常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因為當事人訂立合同旨在實現合同所產生的權利和利益，這就要求合同應當對當事人具有拘束力。如果合同不能生效，則合同等同于一紙空文，當事人也就失去了訂約的目的，所以當事人合意的目的就是要使合同生效。尤其是對那些依法成立且符合法律生效要件的合同來說，一旦成立就會自然產生法律約束力，確沒有區分合同成立和生效的必要。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是兩個完全相同的概念。

我們認為，合同的成立和合同的生效是不同的，合同的成立意味著合同訂立過程的完成，當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條款已達成合意。但是合同的成立只是解決了合同是否存在的問題，并未解決合同生效的問題。已經成立的合同如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生效要件，仍不能產生法律效力。換言之，合同的生效制度體現了國家對當事人已經達成的合意的評價問題，據此可以說，合同的成立主要表現了當事人的意志，體現了合同自由原則，而合同生效制度則體現了國家對合同關系的肯定或否定的評價，反映了國家對合同關系的干預。〔12〕區分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的現實意義在于：

第一，從合同解釋方法的運用來看，由于合同的成立主要體現了當事人的意志，因此在合同當事人對合同的主要條款規定有遺漏或不明確，而當事人又不否認合同的存在的情況下，應當允許法院通過合同解釋的方法，探求當事人的真實意思，確定合同的具體內容。這種解釋并不意味著由法院代替當事人訂立合同，而是從鼓勵交易，尊重當事人意志的需要出發，通過解釋合同幫助當事人將其真實意思表現出來。然而，由于合同生效制度體現了國家對合同內容的評價和干預問題，如果合同的內容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生效要件，那就意味著合同當事人的意志不符合國家意志，在此情況下，法院不能通過合同解釋的方法促成合同生效，相反，只能依據合同生效制度確認合同無效。由此可見，合同解釋制度主要是為了彌補合同成立中的缺陷，而主要不在于彌補合同效力不足的問題。

第二，從法律后果上看，合同的不成立和無效產生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如果合同一旦被宣告不成立，那么，有過失的一方當事人則應根據違約過失責任制度，賠償另一方所遭受的信賴利益的損失，如果當事人已經作出了履行，則應當各自向對方返還已接受的履行。因合同成立主要涉及到當事人的合意問題，因此合同不成立只產生民事責任而不產生其它的法律責任。但對于無效合同來說，因為它在性質上根本違反了國家意志，所以無效合同不僅僅要產生民事責任（如締約過失責任、返還不當得利責任），而且將可能引起行政責任，甚至刑事責任。正式基于此點原因，我們認為，我國司法實踐常常將合同不成立當作合同無效對待，這是不妥當的。

第三，從合同的形式要件方面來看，區分合同成立與生效是十分重要的。我國許多法律都規定了合同的形式要件問題，如《經濟合同法》第3條規定：“經濟合同除即時清結者外，應當采取書面形式”，《涉外經濟合同法》第7條規定：“當事人就合同條款以書面形式達成協議并簽字，即為合同成立”。這些規定是法律對成立要件還是生效要件的要求，學術具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對此應作具體分析，如果依據合同的性質和法律的規定，必須采取書面形式，合同才能成立，則不采取這種形式，合同將不能成立。如果形式要件只是影響到合同的效力問題，那么不符合合同形式要件的規定，將導致已經成立的合同不能生效。

第四，從國家主動干預方面來看。對于許多無效合同因為其內容具有非法性，違反了法律的強行性規定或公序良俗，因此，即使當事人不主張合同無效，國家也應當主動干預。但是對合同不成立的問題，因其主要涉及到當事人的合意問題，而不完全涉及到合同內容的合法性和真實性問題。所以，即便合同的內容不完備、條件不明確，但當事人自愿接受此種合同關系，那么也認為這種合同已成立，國家不應當也無必要進行主動干預。

六、關于合同訂立的基本規則的確定

合同訂立制度包含了許多直接規范交易過程的規則，但其中最重要的規則是有關確定承諾生效時間的規則，在這方面兩大法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觀點。

根據大陸法，承諾的意思表示于到達要約人所支配的范圍內生效，此時合同亦宣告成立，此種觀點稱為到達主義或送信主義。如德國民法典第130條規定：在相對人以非對話方式向其為意思表示時，意思表示以通知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英美法則認為，承諾的意思以郵件、電報表示者，除非要約人和承諾人另有約定，否則承諾人將信件投入郵筒或電報交付電信局即生效力。這一規則稱為送信主義或發信主義，在美國常被為“信筒規則（MailboxRule）”。

兩種規則的主要區別在于確定合同成立的時間的標準不同。根據送達主義，要約人只有在收到承諾人的承諾通知時，承諾才能生效。在此之前，由于郵局、電報局及其他信差的原因，而導致承諾通知的丟失或延誤，一律由承諾人承擔相應后果。同時因承諾通知的丟失或延誤，承諾通知也不生效。但是根據送信主義，一旦承諾人承諾信件丟進郵筒或把承諾的電報稿交給了郵電局，則承諾生效。不論要約人是否收到，都應受到承諾拘束。〔13〕至于承諾的通知，因郵局或電報局的原因而發生丟失或延誤，則應由要約人負責。由于這一區別，也決定了在承諾的撤回方面的區別。這就是說，根據送達主義，承諾人發出承諾通知以后，可以撤回其承諾的通知。只要撤回的通知先于或同時到達于要約人，則撤回有效。而根據送信主義，承諾在承諾通知發送以后就已生效（如承諾人一旦將承諾的信件丟進郵筒，承諾就已生效），承諾人不可能撤回其承諾。〔14〕

比較兩大法系的規則，可見它們是各有利弊的。根據英美法的規則，承諾人一旦將承諾信件丟進信筒或將承諾的電報稿交給電信局，合同便已成立，這樣合同成立的時間比根據送達主義而成立的合同要早一些，因此有利于促成交易的迅速達成。同時，這一規則可以防止承諾人在發出承諾與最終撤回承諾之間，根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而投機取巧，甚至損害要約人的利益。然而根據這一規則，要約人在未能實際控制、不能了解承諾內容的情況下，就要受承諾的拘束，特別是要對承諾的丟失或延誤承擔責任，這對于要約人未免過于苛刻，且不利于維護交易的安全。而大陸法的規則正好克服了這一缺陷。不過，根據到達主義，承諾人確實可以在發出承諾信件之后，利用市場行情和物價的變化，而從事投機行為，如發出承諾信件之后，見市場價格上漲，又向要約人發出電報，撤回承諾，可見到達主義也存在弊端。

我國統一合同法在合同的訂立制度中，究竟應采納哪一種觀點，值得研究。我們認為，對這兩種觀點作出選擇，是確定合同訂立制度的基本內容和體系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因為確定承諾生效時間的標準與要約和承諾的基本概念和性質等都有密切的聯系。

我們認為，我國統一合同法應采用大陸法的規則。其理由在于：第一，我國傳統上屬于大陸法系，在要約、承諾的概念和基本理論方面，主要采納了大陸法系的傳統規則，而并沒有借鑒英美法的經驗。例如，英美法的送信主義與英美法采用將一般要約視為虛盤的概念有關。也就是說，英美法認為要約人在要約被承諾之前的任何時候都可以撤回要約。這對要約人的拘束是很少的。因此，英美法對承諾生效時間采取送信主義，目的是以此來平衡要約人與受要約人之間的利益關系。〔15〕而我國司法實踐一向堅持要約之拘束力，禁止要約人違反要約的規定而隨意撤回要約。這顯然采納了大陸法的要約概念，據此也必須采用到達主義，而不是送信主義才能夠有效平衡要約人與受要約人之間的利益。第二，我國國內合同立法雖然未對到達主義作出明確規定，但有關規定也體現了到達主義的內容。例如，1984年《工礦產品供銷合同條例》第42條：“本條例所指日期，除已有明確規定者外，凡直接送達的，以收件人簽收日期為準；郵寄送達的，以郵局掛號回執注明的收件日期為準”。第三，《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18條第2款規定：“接受發價于表示同意的通知送達發價人時生效。如果表示同意的通知在發價人所規定的時間內，如未規定時間，在一段合理時間內，未曾送達發價人，接受就成為無效”。鑒于我國已加入該公約，而該公約又采取了到達主義的規定，因此統一合同法中采納到達主義是十分必要的。

一旦確立了到達主義的規則，那么與到達主義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有關要約和承諾的規則，如要約人不得違反要約的規定而隨意撤回要約等，也應當相應地被采納。至于有一些與到達主義沒有密切聯系的規則，即便為英美法所廣泛采用，只要是合理的，也可以為我國統一合同法所借鑒。例如，在承諾改變了要約的非實質性內容，要約人未及時表示反對的情況下，應認為承諾已經生效。這一規則盡管已為英美法所采用，〔16〕但因其有利于鼓勵交易、促進交易的迅速達成，且與送信主義無直接聯系，因此可以為我國立法所借鑒。

七、關于無效合同的范圍

所謂無效合同，是相對有效合同而言，它是指合同雖然已經成立，但因欠缺法律的有效要件，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不能發生法律行為效力的合同。關于無效合同的范圍，我國《民法通則》第58條列舉了以下幾種，即：（1）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所訂立的合同；（2）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依法不能訂立的合同；（3）當事人一方具有欺詐、脅迫和乘人之危的合同；（4）雙方惡意串通的合同；（5）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益的合同；（6）違反國家指令性計劃的合同；（7）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合同。我國現行《經濟合同法》第七條第三款規定，人超越權限簽訂的合同或以被人的名義同自己或者同自己所的其他人簽訂的合同無效。從這些規定來看，我國現行法與傳統大陸民法的規定有所不同，即擴大了無效合同的范圍，將一些可撤銷的合同（如受脅迫、欺詐等意思表示不真實的合同）規定為無效合同，同時將一些效力待定的合同（如限制行為能力人未經允許而訂立的合同）也規定為無效合同。可見，我國現行合同立法所規定的無效合同的范圍是較寬的。

統一合同法關于無效合同的確定，是應當繼續沿用現行立法的規定，還是應當重新確定無效合同的范圍，確實是值得研討的重大問題。應當看到，現行立法擴大無效合同的范圍強調了國家對合同的干預以及對一些不法行為（如欺詐、脅迫等）的行為人的制裁。然而，由于對無效合同的范圍規定的過寬，使一些不應當作為無效的合同也作為無效合同對待，尤其是法院在實踐中不適當地擴大無效合同的范圍，以至于實踐中無效合同的數量已達到驚人程度。據學者統計，無效合同約占合同總量的10％至15％。〔17〕這些狀況確已產生了一些不應有的消極作用，具體表現在：第一，造成財產不必要的損失和浪費。因為合同一旦被確認無效以后，就要按照恢復原狀的原則在當事人之間產生相互返還已經履行的財產或賠償損失的責任。相互返還財產不僅是意味著當事人為履行已經支付的費用不能得到補償，訂約目的不能實現，而且因為這種相互返還還將會增加不必要的返還費用，從而造成財產的損失和浪費。第二，不利于尊重和保護當事人的意志和利益。對于因欺詐、脅迫而訂立的合同，盡管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違法性，但主要是意思表示不真實的問題，從尊重受害人的利益和維護交易安全出發，應將此類合同作為可撤銷的合同對待，由受害人自己去撤銷的要求。如當事人不愿意提出撤銷的要求，則法律應當尊重受害人的請求，而不必加以干預。第三，不利于鼓勵交易。合同法的重要目標在于盡可能地促成交易，而不是消滅交易，只有促進交易，才能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而過多的宣告合同無效，將導致一些本來不應當被消滅的交易被消滅，從而不符合鼓勵交易的原則。

正式由于上述原因，我們認為現行立法關于無效合同的規定應作出適當的修改。修改的目標應當是明確界定無效合同的內容，適當縮小無效合同的范圍，從而消除無效合同制度所產生的消極作用。

我們認為，無效合同的范圍原則上應限定在違反法律和公共利益的合同之內。所謂違反法律是指違反了現行法律、行政法規的禁止性規定。對于違反非禁止性規定及一般行政管理規定的合同，不應宣告合同無效。〔18〕在實踐中存在的將違反任何“紅頭文件”的合同均作為無效合同對待的作法是極不妥當的。因為將各個地方所制訂的各種文件均作為確認合同效力所依據的法律法規來對待，“勢必造成交易中禁例如林，民事活動中處處陷阱，行政干預法力無邊，當事人寸步難行的局面。”〔19〕所謂違反公共利益的合同，是指違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的合同，如違反公共道德和倫理觀念，限制人身自由和有損人格等方面的合同。一般認為，規避法律當事人惡意串通所訂立的損害他人利益的合同也是違反法律的無效合同。

如果將無效合同的范圍限定在違反法律或公共利益的合同之內，那么應當將效力待定的合同從無效合同中分離出來，形成為一種特殊的類型。所謂效力待定的合同，是指合同雖然已經成立，但其效力能否發生，尚未確定，須經有權利人表示承認，始可生效。〔20〕一般認為，效力待定的合同主要有如下幾種：一是限制行為能力人依法不得獨立訂立的合同，此類合同必須經過法定人的承認才能生效。二是無權人以本人的名義而訂立的合同，必須經過被人的追認才能生效。三是無權利人擅自處分他人的財產或權利，須經權利人的承認才能生效。效力待定的合同與無效合同的區別主要表現在：效力待定的合同雖欠缺法律關于合同的生效要件，但經過權利人的追認可以生效，在追認之前，合同的效力處于待定狀態。效力待定不僅保護權利人的利益，而且兼顧了相對人的利益。而無效合同因其具有違法性，所以是自始無效的，不能經過任何人的追認而生效、無效合同不因當事人的追認而發生法律效力是它與效力待定合同的基本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