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大眾傳媒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chuàng)作。

篇(1)

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新的電子信息技術開始推動一場新的傳播革命，實現了兒童文學由紙質媒介向動漫、電視、電影等電子媒介的轉型。與此同時，許多兒童刊物的發(fā)行量大幅度下降。但電子媒介又以多種形式豐富了兒童文學的存在形式，拓展了兒童文學的傳播渠道，為兒童文學的發(fā)展提供了更為多元的傳播平臺。在這之前，兒童文學主要通過插圖和連環(huán)畫等圖像形式豐富自身的傳播渠道，這對受眾兒童來說無疑是影響巨大的。但從整體上看，文字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圖像只是對文字的一種補充或說明，而且在呈現方式上也較為平面和單一。有了電子媒介后，通過廣播有了聽覺上的享受；視覺上，無論中央臺還是地方臺都設有兒童頻道，即便是綜合頻道，也會根據兒童一天生活的流程安排兒童節(jié)目時間。這些兒童節(jié)目無疑是傳媒的一個縮影。以中國之聲的兒童節(jié)目“小喇叭廣播”為例，以聲音的形式傳播著國內外兒童文學；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很大一部分兒童文學被改編為動漫、電視劇、電影。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時期，媒介對兒童文學的影響已經不止停留在兒童文學呈現的形式上。大眾傳媒是一種社會組織，就其性質而言，跟其經營目標、宣傳目標和公共性與公益性密切相關，因而對兒童文學的傳播必須面對市場，其中包含兒童文學的生產、流通、消費等諸多層面。

二、新媒介時代下兒童文學傳播的轉變

近年來，新媒介的飛速發(fā)展及其給社會帶來的沖擊成了人們熱議的話題。新媒介永遠都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其涉及的領域寬廣，但無疑網絡技術給兒童文學帶來了新變化。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網絡技術飛速發(fā)展，人類步入網絡時代，有了新的語境。面對各種新型媒介的興起，受眾的選擇不再單一化，進而對兒童文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形式的多元化發(fā)展。兒童文學通過網絡等新媒介把紙質生產的兒童文學作品電子化處理，用網絡的渠道進行傳播，受眾的獲取方式從而變得更為快捷、簡易，即在網上便可閱讀或下載。對兒童文學的不同呈現形式也是新媒介傳播有別于大眾傳媒傳播的主要表現。此外，新媒介傳播更注重與受眾的互動。在一個虛擬、巨大的平臺上，傳播者即作家可以通過文學創(chuàng)作和傳播活動來實現與讀者互動。眼下最為流行的非微博莫屬，很多兒童文學作家開通了博客及微博，與讀者進行互動交流。除此之外，兒童文學網站以及論壇也成了互動陣地，如“中國兒童文學網”、“小飛魚兒童文學網”、“太陽鳥兒童文學沙龍”、“純真年代論壇”等。相對于大眾傳媒平臺對兒童文學的傳播，網絡平臺對兒童文學傳播方式的改變有著更為積極的作用。除了網絡兒童文學這一新的藝術形式之外，通過傳統(tǒng)紙質兒童文學的電子轉化，兒童文學的傳播進入更多元共享的廣闊傳播空間。電子閱讀也成為兒童文學的一種新潮流，通過網絡拉近了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距離。而且“各類兒童文學的編輯出版機構也可以建立各自的網站、網頁各類出版信息、圖書資訊，促進創(chuàng)作、出版、發(fā)行、銷售等環(huán)節(jié)的信息溝通”。當下，對于兒童文學傳播來說，網絡已經成為兒童文學圖書銷售的重要渠道，京東商城、當當網、卓越網、燈光網站已經成為圖書銷售的重要陣地，很多兒童文學的銷售名列前茅。但不得不說，兒童文學是凈化兒童身心、培養(yǎng)兒童健康成長的“營養(yǎng)豐富”的精神食糧，隨著網絡等新媒體的高度繁榮，兒童文學傳播滯障越來越多，優(yōu)秀的兒童文學越來越少，傳播環(huán)境越來越差，導致當下兒童“營養(yǎng)豐富”的精神食糧越來越匱乏，理論界甚至傳出兒童文學即將消逝的聲音。如何改善兒童文學傳播環(huán)境，為新媒體環(huán)境下的“花朵們”提供更多更優(yōu)秀的兒童文學作品，改善“祖國未來”的精神“營養(yǎng)”，是具有重大意義和現實關懷的一個命題。

三、兒童文學傳播趨勢產業(yè)發(fā)展經驗

以往，傳播兒童文學主要以書籍、雜志、報紙等形式出現，隨著媒介的發(fā)展，兒童文學的傳播開辟了新的天地。可以說，當下的兒童文學在媒介時代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傳播趨勢產業(yè)發(fā)展經驗。首先，兒童文學實現了跨媒介傳播，越來越多的兒童文學被改編為影視作品。通過改編的方式，兒童文學的影視化不僅優(yōu)化了兒童文學的影響力，更成為推動兒童文學發(fā)展的源泉。“2000年有人做了‘現代受眾了解文學作品的途徑調查’，調查者曾挑選了100部中外文學名著。結果表明，有60.5%的人是先從電視、電影、廣播、戲劇等非文字傳播渠道了解這些作品的。其中18.5%的人在影視等媒體上看了以后再去看原著，而其余的人看了影視、戲劇之后，就不再看原著了。”由此可見，當代社會，報刊、書籍等紙質媒介的主導優(yōu)勢已不在，而影視等媒介形態(tài)更受青睞。盡管紙質媒介的兒童文學受到如此大的沖擊，但這并沒有使兒童文學的傳播就此止步，更多的傳播者或傳播組織積極應對，力求為兒童文學尋求生存路徑，以在市場上打開兒童文學的突破口。將兒童文學改編為影視作品更進一步促進了兒童文學書籍的熱銷。縱觀當下市場，可以說每一部由兒童文學改編成的電影都有著較好的票房，如《暮光之城》、《哈利波特》、《納尼亞傳奇》、《愛麗絲漫游奇境》等，對兒童文學的改編也更注重其教育性及核心價值觀的打造。以《愛麗絲漫游奇境》為例，影片熱映后帶動了相應的兒童文學暢銷，甚至各網站、各書店一時出現了缺貨、補貨現象。目前，在一系列網站上其銷售總量仍居排行前列。很多國家將兒童文學改編為動漫及動畫片，如日本的《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中國的《神筆馬良》，迪士尼系列《美人魚》、《美女與野獸》、《青蛙王子》、《長發(fā)公主》。在西方，則更偏向以童話及其民間故事為藍本進行影視創(chuàng)作，如《白雪公主之魔鏡魔鏡》、《白雪公主與獵人》以及同樣由童話改編的電視連續(xù)劇《童話鎮(zhèn)》。不可避免的是，在這樣的大眾文化下，兒童文學的文學性漸漸失落，并向著成人化發(fā)展。兒童文學影視終究逃離不了商業(yè)市場，它需要更多的受眾。

“所謂兒童文學者，即用兒童本位的文字組成之文學，由兒童的感官可以直接訴于其精神的堂奧者。換言之即明白淺近，饒有趣味，一方面投兒童心理之所好，一方面兒童可以欣賞的文學”，這是對兒童文學最早的定義。但當下的兒童文學影視的主題及其人物形象等都偏向成人化。往往以兒童世界為中心的文學作品，在影視作品中增添了成人的愛情、暴力、血腥等元素。在韓劇《秘密花園》和《清潭洞愛麗絲》中，都對兒童文學《愛麗絲漫游奇境》進行了改編：帶領愛麗絲進入樹洞的懷表兔子在電視劇中變?yōu)橐I女主角進入富人區(qū)的一個工具；《白雪公主與獵人》里充滿歡樂的森林變?yōu)槟芏聪と诵牡暮诎瞪郑麄€電影圍繞復仇、戰(zhàn)爭展開。再看人物形象，變得更為復雜化。如今，兒童文學的受眾不僅僅只限于兒童，更多的成人也成為受眾之一。但不能否認，兒童文學影視成人化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其次，在傳媒時代下，兒童文學產業(yè)拓寬了其傳播范圍。麥克盧漢的“地球村”理論指出，現代科技的發(fā)展，縮小了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的時空距離。在原始社會，人們主要靠語言進行傳播，廣范圍的傳播需花較長時間，在文字和印刷媒介產生之后，尤其是隨著電子媒介的普及，人與人之間距離大大縮小，傳播的速度也大大提升。就兒童文學傳播而言，偏遠地區(qū)的小孩也能閱讀到自己喜歡的讀物，看到喜歡的動畫片；有條件的家庭，甚至不用帶小孩出門也能觀賞到兒童文學影片。當然，兒童文學的傳播已經不再局限于本國，在中國，很多外國兒童文學也是家喻戶曉，如《安徒生童話》、《小王子》、《窗邊的小豆豆》、《時代廣場的蟋蟀》等。同時，兒童文學電影的改編也有了國界的跨越，宮崎駿的動漫《借東西的小人阿莉埃蒂》改編自英國作家瑪麗諾頓《借東西的地下小人》，中國的《花木蘭》、《梁山伯與祝英臺》都被迪士尼改編成了同名電影，最近很火熱的韓劇《來自星星的你》也引用了美國作家凱特•迪卡米洛的《愛德華的奇妙之旅》。電子傳媒改變了整個社會乃至世界，它能突破時空帶來的傳播局限，讓人們無論身處何方、有無閱讀能力，都能接受到各種信息。最后，兒童文學相關產業(yè)傳播不再使用單一的媒介，更多的是通過媒介的相互融合。傳統(tǒng)媒介的功能大多是單一的，例如，報紙僅供閱讀，廣播僅供收聽，電視雖然可以聲像文字并茂，但人卻不能用它進行信息傳輸或處理。關于媒介融合，人們最初的定位是將電視、報刊等傳統(tǒng)媒介融合在一起，而當下多媒體技術的產生，實現了豐富多樣且將傳播功能融于一個系統(tǒng)。根據最新的定義，“所謂多媒體，指的是使用數字壓縮和網絡技術將廣播、電視、電話、傳真、電子出版、計算機通信等各種信息媒介連成一體，對聲音、影像、文字、數據等進行一元化高速處理并提供給用戶的雙向信息系統(tǒng)”。可以說，媒介的融合對兒童文學的傳播方式的變革更為深遠。在媒介融合的趨勢下兒童文學傳播不得不呈現向數字化整合的趨勢，可以在各種不同媒介形態(tài)下輕松實現轉換，從而滿足受眾的多元化選擇。

四、結語

篇(2)

中青報所選發(fā)刊登的“有代表性”的3篇文章分別是：署名“月落如煙”的文章《民粹與民主》、署名“佚名”的文章《別咳嗽，莫發(fā)燒》、署名“云淡水暖”的文章《“精粹”們怕了》。一看便知，上述3篇文章都屬于網絡文章。

被吳稼祥在文章中點名的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韓毓海在“烏有之鄉(xiāng)”網站刊發(fā)文章《論民粹主義問題及其他》。文章開頭述及中青報的約稿：“中青報《冰點》周刊編輯于4月17日深夜打電話，邀請我對該刊4月2日所發(fā)表的吳稼祥的文章《民粹一咳嗽大眾就發(fā)燒》作出回應。為了對民粹主義問題進行嚴肅的學術梳理，我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并認真撰寫了文章。但是，4月21日，中青報《冰點》周刊編輯卻出爾反爾再次打電話來說：他們不能發(fā)表我針對吳稼祥的文章進行反批評的文字，而且除了對我進行口頭的‘道歉’外，他們不能說明任何正當的理由。”并指責中青報“標榜的言論自由和學術民主完全是虛假的”。韓文自稱是對“民粹主義問題進行嚴肅的學術梳理”。

上述中青報刊發(fā)民粹主義討論文章的風波引發(fā)的聯(lián)想很多，但從大眾傳媒自身的角度，不免讓我產生兩個聯(lián)想：

第一，中青報的處理方法符合平衡報道的原則嗎？眾所周知，現代大眾傳媒平衡報道原則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兩個前提，一是避免報道偏向而引發(fā)部分不認同偏向的受眾的反感和受眾群流失，以實現大眾傳媒商業(yè)利益的最大化；二是對于受眾的理性判斷能力的肯定，也就是說受眾是擁有一定的理性判斷能力的，足以對兩種相對立的觀點作出正確的判斷，因而不需要大眾傳媒的“引導”和“偏向”。中青報在4月23日的“編者按”中自稱是遵循平衡報道原則的，因而，該報分別于4月2日和4月23日刊發(fā)吳稼祥文章和批評吳稼祥觀點的文章。但仔細看來，中青報的編輯處理仍有值得商榷和有待改進的地方。最主要的問題是，為什么刊發(fā)批評民粹主義的文章選用學者的專文，而刊發(fā)主張民粹主義的文章卻選用網絡文章？網絡文章的邏輯性和分析的系統(tǒng)性無法與學者的專文相提并論。在我看來，較為嚴謹的平衡報道原則的遵守，理當刊發(fā)觀點相反的對等性文章，就有關民粹主義的討論，中青報也理當刊發(fā)與吳文觀點不同的學者的文章。從韓毓海的網絡文章中看，中青報編輯之約稿韓文，應是有刊發(fā)對等性文章的平衡報道的初衷，最后未能刊發(fā)，據我從編輯業(yè)務角度推測，或許因韓文太過學術化，沒有吳文的形象生動；或許是韓文一萬六千多字，太長；或許是由于韓文中“謾罵”之因。但不管怎么說，中青報刊發(fā)網絡文章作為“回應”刊發(fā)，至少反映出對于平衡報道原則遵守得不夠嚴謹。

第二，大眾傳媒是進行“主義”討論的平臺嗎？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的李偉先生在《研究》2003年第1期上發(fā)表《關于國內民粹主義研究的幾點討論》認為：在學術上，“民粹主義問題是一塊難啃的骨頭”。據我所知，有關民粹主義的概念、緣起、歷史形態(tài)等問題在學術上一直莫衷一是。中青報現時刊發(fā)吳稼祥關于民粹主義的文章，顯然有著明顯的現實針對性。但作為大眾傳媒,到底應該就現時的“問題”刊發(fā)評論，還是應該就與現實問題相關的“主義”刊發(fā)評論？先生早在1919年就曾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在看來，“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的建議是針對輿論界的同志的，中青報的編輯也當屬輿論界的同志吧。在我看來，建議的價值，應不單是一個形成有價值主張的方法問題，還有現代大眾傳媒的“大眾化”受眾特性問題，大眾接觸傳媒的時間是有限的，大眾的所思所想畢竟是不同于精英的，這樣的大眾是更需要對“問題”的分析呢，還是更需要關于“主義”的高談？

篇(3)

關鍵詞：文學傳播；大眾傳媒；張愛玲熱

大眾傳媒誕生于商品經濟背景下，以滿足市場需求、消費群體興趣為導向，其不僅是單純的載體，更以媒介特性影響著文學傳播形態(tài)，表現出“淺層化”“符號化”“泛娛樂化”等特點。

一、文本的“誤讀”與“淺化”

大眾傳媒對文學內涵的“誤讀”和“淺化”，在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中有頗為集中的體現。從本質上看，這是由傳媒本身的特性決定的。

影視是以聲畫為主體的符號系統(tǒng)，其生成與傳播，是對原文本文字符號的解碼與再度編碼。一方面，由于解碼者與原作者的差異，解碼過程可能出現“謬誤”；另一方面，影視的圖像表達直觀性強，少了文字的“韻外之致”；再者，大眾媒體以普通人為受眾，注重通俗化，其對文學傳播的介入將直接導致文學“陽春白雪”內涵的消解。

以《傾城之戀》為例，首先，從故事內容上看，原著以反諷的方式、冷峻的筆觸講述了一對世俗男女的情愛斗法，其結局是一段看似美滿、實則凡俗殘缺的婚姻故事：

柳原現在從來不跟她鬧著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話省下來說給旁的女人聽。那是值得慶幸的好現象，表示他完全把她當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順的妻，然而流蘇還是有點悵惘。

……

胡琴咿咿啞啞拉著，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不問也罷！

從整個故事來看，張愛玲以不動聲色的敘述著力表現的是人性的自私冷漠、親情愛情間的勾心算計，“整個故事是一曲對世俗世界愛情、親情淪喪的無奈凄清的挽歌”。

然而同名電視劇以洋洋灑灑的36集，在白流蘇與范柳原相遇之前增加了大量情節(jié)，甚至包括白流蘇與唐一元的婚姻、范柳原與洪蓮的初戀等，最后更是構造了一個“大團圓”的結局：

范柳原深情地對流蘇說：“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zhí)子之手，與子偕老。”

白流蘇亦發(fā)出愛的誓言：“我和柳原的姻緣是因為整個城市的傾覆而獲得的。我們在苦難中相知、相攜，更相愛。我希望戰(zhàn)爭永遠都消亡，希望我和柳原的愛情就像這個城市一樣，永不摧毀！”

開頭情節(jié)的增設，結尾直白而深情的對白，無疑“具化”了范白的愛情，卻將無邊的蒼涼變成了“公主王子從此幸福生活在一起”的膚淺肥皂劇。

其次，從人物塑造上看，張愛玲一貫表現的都是沒有大善大惡的普通小人物，具有極強的生活感。拿主要人物范柳原來說，張愛玲將其定義為“不過是個自私的男子”，其擅長風月，也渴求情愛，卻不愿受婚姻的束縛，可以說是張氏心目中男性形象的典型代表。而電視劇中，卻通過范柳原元與洪蓮的愛情、與邱律師的交往、與白流蘇的邂逅等場景將范柳原塑造成了一個對愛情忠貞不渝、對朋友兩肋插刀、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加“癡情種子”，這無疑違背了張愛玲對男性的解讀。

最后，從潛在內蘊上看，白流蘇悲劇的根本原因是女性在物質與精神上的依附。小說從白流蘇的視角，描繪白公館的破敗與頹廢，體現的是女性面對青春老去、生死更迭的失落與掙扎，是生命意識的彰顯。而影視劇更多表現的僅是“完美愛情故事”“新舊生活方式沖突”等相對淺層的主題，可以說，影視劇版的《傾城之戀》雖極大地豐富了故事性，卻也將一首蒼涼的“挽歌”唱成了熱鬧的“贊歌”。

二、作者的“符號化”界定

憶起張愛玲，人們的第一反應通常是“小資”，而這種“符號化”的界定，實則得益于大眾傳媒在傳播過程中“以人造勢”的議程設置。

出身名門的張愛玲不僅天生麗質，且善于衣著，其從內而外透露出的貴族氣質與以講究“情調”為特征的小資情愫不謀而合。在當時商業(yè)社會的背景下，在“消費主義成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中產階級神話被許多人所迷戀、所向往的雙重背景下，張愛玲意外地滿足了一些在物質上已經達到了好萊塢電影中‘標準的中產階級生活’的人群，以及更多的物質上雖然不夠但精神上卻提前中產階級起來的人群對‘中產階級氣質’的一種想象。”

故而，從最初進入大眾視野，媒介即對張愛玲的走紅進行了精心的“策劃”。其抓住當時的社會背景及大眾向往“中產階級生活”的心理，從張愛玲的傳奇人生中提煉出“小資”因素，并加以放大和凸顯，其將張愛玲冠之以“最后的貴族”等頗具雅致落寞情調的名號，成功地將張“符號化”。

《張愛玲典藏全集》（哈爾濱出版社，2003年10月）是張愛玲作品在內地第一次以全集的形式出版，14冊封面以張愛玲的14張照片為背景，用略顯發(fā)黃、粗糙的紙張營造出仿舊的效果，精致的裝幀設計，書名“典藏”二字對文化品位的提升，均推動了張愛玲形象的建立。繼此之后，團結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張愛玲畫傳》，配圖展示其深居簡出的隱居生活及頗有造詣的書畫作品，更為“張愛玲小資符號”的形成推波助瀾。在此前后，諸多出版社接連出版關于張愛玲的圖書，甚至包括張愛玲語錄，連番“造勢”將張愛玲打造成為“時尚小資”生活的代表，使其成為小資階層相追逐效仿的偶像。可以說，持續(xù)升溫的“張愛玲熱”早已在很大程度上超出學術研究和文學欣賞的范疇，而變成大眾傳媒所打造的一場以張愛玲為品牌的文化符號消費。

三、傳播的“泛娛樂”傾向

80年代消費型社會背景下，以大眾傳媒為主要傳播手段的文學傳播呈現出明顯的“泛娛樂化”趨勢。文學作品包裝帶有很強的炒作性，這在張愛玲遺作《小團圓》出版所掀起的“張熱”中有突出體現。

且看《小團圓》出版附近的相關媒體報道：2月，《北京青年報》發(fā)表《張愛玲最神秘作品〈小團圓〉“違約”出版》，對張愛玲生前欲以銷毀《小團圓》的話題加以渲染；3月，《青年周末》發(fā)文《張愛玲自傳小說〈小團圓〉港臺出版幕后揭秘》，稱“這是第一次，你可以從張愛玲的角度了解胡蘭成”；4月，《中國新聞周刊》發(fā)表文章《〈小團圓〉：一個更真實的張愛玲》，圍繞“最接近張真實生活的小說”發(fā)表議論，將之喻為張愛玲的“內心獨白”……

圍繞《小團圓》的出版，眾多報道立場不約而同地集中在張愛玲與小說人物盛九莉的對應關系探討中，集中于張愛玲欲銷毀《小團圓》的花邊新聞上，帶有很強的“獵奇性”。這部小說從出版之初起，將其推向“炙熱狀態(tài)”的本因并不是文本本身的藝術價值，而是得益于媒體對“張愛玲最神秘作品”的炒作，該文本中隱射出“張胡之戀”的“娛樂傳奇因素”才是傳播的“主角”。

再縱觀近年境況可以發(fā)現，《小團圓》的“泛娛樂化”其實并非個例。大眾傳媒關注張愛玲，在很大程度上已然從文學作品轉向了感情、生活，張愛玲文學傳播演變成為張愛玲傳奇生活信息的傳播。在“張愛玲熱”于大眾傳媒背景下興起之初，媒體圍繞張愛玲的身世、愛情、婚姻、去世等等，安排了一系列公眾興趣昂然的話題，如“張愛玲的傳奇身世”“張愛玲是文化漢奸嗎”“張愛玲與胡蘭成的愛情”“張愛玲是小資嗎”等。這些多以探尋、爭鳴、研究論文或獵奇等形式，鋪天蓋地般出現于報刊、雜志、電視熒屏、互聯(lián)網等媒體中。

從很大程度上看，大眾傳媒對文學的介入，促成了“看張”“讀張”的熱潮，但這種“讀”與“看”更多地開始轉向文學之外的“衍生物”，而非文學本身。媒介的消費性、大眾化與多元化，對張愛玲及其作品的“再解讀”與解構值得思考。

參考文獻：

[1]李校爭，郭蘭英.從終點退回到原點――電視劇《傾城之戀》對張愛玲同名小說的解構[J].美與時代（下），2010（3）.

篇(4)

【關鍵詞】申報；戲曲訊息；市場運作；受眾心理

作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產物，戲曲藝術長期在其自給自足的農耕文明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環(huán)境中自在發(fā)展，待到以現代文明姿態(tài)出現的《申報》等現代媒介的出現，二者無可避免地有了交集。當我們今天已經認可大眾傳媒領域已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一切以受眾為中心時，19世紀70年代誕生的《申報》在當時早已將這一原則運用自如，從其刊登的戲曲訊息和戲曲市場的運作可見一斑。從觀眾的觀劇角度來研究戲劇的文章亦有之，而對于《申報》所承載的戲曲信息，除了一些整理性的書籍外，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戲曲廣告、海派京劇和上海城市的近代化問題。本文選擇《申報》這一大眾傳媒，力圖通過其承載的戲曲訊息和市場運作，以受眾心理為角度，觀照報紙同它的讀者的關系，借以思考《申報》成為當時發(fā)行量最大的報紙的原因。

一、大眾媒體的受眾心理內涵

人的心理活動是豐富多彩極其復雜的。研究受眾心理，首先要了解受眾，弄清受眾的內涵和特點。“從傳播學的角度講，受眾是信息傳播的‘目的地’，是整個單向傳播模式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①廣義的受眾泛指信息的接受者。狹義的受眾則是大眾傳媒傳播過程中信息的接受者，包括圖書報刊的讀者，廣播的聽眾、電視的觀眾和網民。本文討論的是狹義上的受眾。顯然，受眾對傳播信息的反映是一個復雜而完整的心理過程，但從某種便于理解的角度來說，受眾心理是受眾對傳播信息主觀的、能動的反映。《受眾心理論》的作者孫平根據系統(tǒng)論原理及認知心理學的信息加工原理，將受眾心理看作一個由心理動力系統(tǒng)、心理選擇系統(tǒng)、心理接受系統(tǒng)和心理反映系統(tǒng)四部分構成的完整的心理系統(tǒng)。如下圖：

具體而言，大眾傳媒下的受眾心理主要包含以下五個方面――獲取信息心理、好奇心理、求知心理、娛樂消遣心理、強烈的參與心理。而另一方面，從大眾媒體自身的視角來看，受眾擔負著兩種不同的角色：一是服務對象，一是銷售對象。“前一種角色，受眾與傳媒的關系表現為受眾特定的需求指向以及傳媒對此種需求的滿足與引導。后一種角色，作為銷售對象的受眾，是傳媒創(chuàng)作自身經濟利益的一種資源。” ②在傳播領域，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由以“傳者”為中心轉向了以“受者”為中心，以“受者”為中心就意味著必須把研究的視角轉向受眾。受眾有怎樣的需求？如何才能引起受眾的廣泛共鳴？《申報》作為伴隨著近代上海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傳媒，從一開始便立準了目標，很好地把握了它的讀者。

二、《申報》戲曲訊息與受眾心理

1872年4月30日《申報》創(chuàng)刊，是英國商人美查在上海創(chuàng)辦的一份近代意義上的報紙。為舊中國創(chuàng)辦最早、歷時最長（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停刊）、發(fā)行量最大的報紙。其創(chuàng)刊時期，中國傳統(tǒng)的戲曲藝術已經扎根于上海大都市，并逐步成為大眾文化的典型代表。大眾媒體和大眾文藝似乎在一開始就存在著相互扶持，共同成長的關系。大眾傳媒從演員、觀眾、劇場和劇本的角度分別進行描述。受眾可以有所選擇和有所側重地從容感受戲曲每個要素的魅力，還可以借助大眾傳媒發(fā)表自己的看法。

從根本上講，作為現代媒介的《申報》與代表傳統(tǒng)文化的戲曲可以說是兩個相對獨立甚至是互相對立的個體，二者之所以能夠建立起聯(lián)系，市場中的受眾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報紙的讀者和戲園的觀眾是《申報》與戲曲市場這一對應關系的消費主體，也可以說是紐帶上的“鈕扣”。其關系如下圖：

當然三者的關系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其中確實存在著角色轉換的問題，暗合了傳播學中的某種循環(huán)。首先，因為戲曲訊息來源于舞臺實踐，傳播者應是戲院方（戲園主、戲曲演員等），相對而言，《申報》的主筆則是接受者；其次，當《申報》戲曲訊息被刊載發(fā)行，流通于市，讀者是《申報》戲曲訊息的接受者，《申報》主筆的身份發(fā)生轉移，轉換為訊息的傳播者。再者，市民大眾通過閱讀《申報》戲曲訊息，進而走進戲院觀看戲曲演出，成為戲曲演出的受眾，傳播者是戲院方。最后，市民觀眾在欣賞了戲曲演出之后，若對之作出品評，并刊載于《申報》，市民觀眾又轉換為戲曲訊息的傳播者。

《申報》創(chuàng)刊伊始即登載有關京劇的文章，對戲園、角色扮演作即時性評論。刊登內容的基本類型主要有：戲曲新聞、戲曲廣告和戲曲評論。三者是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它們在《申報》中往往是以相互關聯(lián)的身份出現的。首先嗅到戲曲舞臺演出訊息的是時效性最強的新聞板塊。隨后這些舞臺訊息會被以廣告的形式告知大眾，待到舞臺演出告一段落，戲曲評論文章會大量出現。下文將從這三個方面對受眾心理的把握進行一一闡述。

篇(5)

醫(yī)患雙方是矛盾的對立統(tǒng)一體，雙方的利益訴求很多時候并不一致，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并不奇怪。但是當前醫(yī)患關系緊張、醫(yī)患糾紛不斷甚至襲醫(yī)傷醫(yī)等惡性事故頻發(fā)，已超出了正常的醫(yī)患矛盾范圍，需要醫(yī)患雙方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才能在價值選擇和制度安排上緩解醫(yī)患矛盾，進而建立和諧的醫(yī)患關系。我們認為，當前醫(yī)患矛盾加劇的原因，除少數醫(yī)務人員責任心不強、嚴重失職、技術水平低等原因外，醫(yī)療信息傳播不暢、醫(yī)患雙方缺乏有效溝通等也是重要原因。從傳播學角度來看，醫(yī)患矛盾加劇是信息傳播失敗、失效的必然結果。具體而言，大眾傳媒、醫(yī)療機構和醫(yī)務人員個人的信息傳播活動對于醫(yī)患矛盾的產生和激化都有很大的影響。

(一)大眾傳媒缺位傳播學者H．拉斯維爾在其論文《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和功能》中認為，大眾傳媒及其傳播活動有三大功能:環(huán)境監(jiān)視、社會協(xié)調和社會遺產傳承［3］。就構建和諧的醫(yī)患關系而言，大眾傳媒的環(huán)境監(jiān)視和社會協(xié)調功能，就是指大眾傳媒要擔負起自身應有的守望社會環(huán)境和協(xié)調社會的功能，營造構建和諧醫(yī)患關系的社會環(huán)境。現代醫(yī)學不僅僅只是現代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由于與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關，現代醫(yī)學承擔著衛(wèi)護人類生命健康的重大歷史使命。同時，醫(yī)學的復雜性、高度的專業(yè)化，遠遠超過了普通人的經驗范疇，也使得普通人很難對醫(yī)學的復雜性、不可預期性及其局限性有充分的認識。大眾傳媒理應擔負起應有的信息傳播和社會協(xié)調的職能，應該努力傳播醫(yī)療信息和健康信息，為營造和諧的醫(yī)療環(huán)境而努力。但實際來看，在健康傳播和現代醫(yī)學知識的普及方面，大眾傳媒嚴重缺位，構建和諧醫(yī)患關系的社會環(huán)境可望而不可即。

(二)醫(yī)療機構傳播無力醫(yī)院等醫(yī)療機構實際是一類社會組織，它們對患者及社會公眾的信息傳達、溝通與交流實際是組織傳播的一種形式。醫(yī)療機構應該善于運用各種媒體平臺和表達方式表達自己的訴求，向患者、患者家屬和社會廣泛宣傳醫(yī)學常識和醫(yī)療知識。同時，在面對醫(yī)患矛盾的時候，能夠進行良好的信息傳播和溝通，避免醫(yī)患矛盾的產生和激化。但在現實中，醫(yī)院等醫(yī)療機構還缺乏組織傳播的意識，不擅長用專業(yè)的人員、專業(yè)的手法處理醫(yī)患矛盾，也沒有建立暢通有效的組織外傳播渠道，無法與患者、患者家屬和社會公眾進行有效的溝通，也就不能塑造正面的醫(yī)院和醫(yī)生的社會形象。長期以來醫(yī)療機構存在一個誤區(qū)，過分強調了自身的專業(yè)性和醫(yī)生的身份，強調醫(yī)療技術的培訓、醫(yī)療設備的改善和醫(yī)生專業(yè)技能的提升，而不太注意與社會公眾之間的溝通和互動。一旦發(fā)生醫(yī)患矛盾或沖突的事件，參與處理醫(yī)患矛盾的人員因為沒有經過專業(yè)的培訓，在面對患者、家屬和大眾傳媒的時候，信息傳播和溝通的能力參差不齊，容易本能地從保護醫(yī)生和醫(yī)院利益的角度來信息，甚至讓人感覺在掩蓋事實、推諉責任，缺乏同情心，使患者和公眾產生嚴重的不信任感。此時很多來源不明的信息甚至謠言就容易大行其道，在患者家屬和相關人員在情緒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下矛盾激化，很小的事件都會演化成醫(yī)患矛盾的導火索，進而導致暴力、的發(fā)生。此類事件發(fā)生后，如果醫(yī)療機構無法面向社會公眾進一步進行有效的信息傳播，各種負面信息經過大眾媒介的廣泛報道及人際之間的傳播，醫(yī)患之間不信任的刻板印象會進一步加深，醫(yī)患矛盾化解將更為困難。

(三)醫(yī)務人員人際傳播能力欠缺醫(yī)生、護士等醫(yī)務人員作為承擔救死扶傷義務的專業(yè)人員，其工作使命的莊嚴崇高毋庸置疑。但同時，所有醫(yī)務人員又是社會的普通一員，醫(yī)患關系也是普通社會關系之一。這就要求醫(yī)務人員具備一定的人際傳播能力，能夠與患者、患者家屬進行積極有效的溝通，在運用自己的專業(yè)知識解除患者病痛的同時，還要運用恰當的表達方式向患者及家屬傳遞關愛，消除患者心中的恐懼抑郁，才能使醫(yī)療服務取得最好的效果。診療過程是醫(yī)患之間一個最基本的信息交換過程。要進行有效的信息交流，需具備一些前提:(1)醫(yī)患之間良好的信息溝通和互動;(2)雙方信息是否正確表達和接受;(3)各種信息表達方式是否恰當;(4)醫(yī)患雙方是否有共通的意義空間，比如醫(yī)患雙方的醫(yī)學倫理是否一致等;(5)雙方都有比較合理的預期。從這個意義上說，醫(yī)患雙方的人際傳播至關重要。如果醫(yī)務人員的人際交流和傳播能力欠缺，表達方式簡單生硬，即使醫(yī)務人員已盡心盡責，但患者方面沒有感受到醫(yī)務人員的關愛和耐心細致的對待，醫(yī)患矛盾就會由此而生。現在醫(yī)務人員普遍工作繁忙。以門診醫(yī)生為例，據報道有的醫(yī)生一個上午3.5個小時就要接診80多個病人，平均每個病人只有2.6分鐘［4］。面對高強度的工作，醫(yī)生、護士等醫(yī)務人員工作壓力和精神壓力很大。如何調節(jié)自身的精神狀態(tài)，在為每一位患者提供優(yōu)質醫(yī)療服務的同時傳遞醫(yī)者的仁愛之心，現實對醫(yī)務人員的身心素質和人際傳播能力提出了極大的挑戰(zhàn)。如果醫(yī)務人員因為忙碌、身心疲憊而表達不當或表現不耐煩，也會導致患者或家屬的不滿，進而為醫(yī)患矛盾打下伏筆。

二、基于傳播學視角的醫(yī)患矛盾應對策略

面對醫(yī)患矛盾和醫(yī)患沖突高發(fā)的態(tài)勢，一些地方開始著手全面增加醫(yī)院的安保并提升對相關犯罪的懲戒力度。顯然，這些措施顯得被動，也不會根本改變醫(yī)患矛盾產生的基礎和社會環(huán)境，反而更增加了醫(yī)患雙方的戒備、不信任感和敵意，因之更加背離正常的醫(yī)療秩序。從傳播學的視角來看，應對醫(yī)患矛盾的最好策略莫過于改進信息傳播的方式方法，通過順暢的信息溝通和傳遞化解矛盾和敵意，從根本上消除醫(yī)患矛盾產生和激化的社會土壤，在醫(yī)患矛盾總體可控的基礎上努力構建和諧的醫(yī)患關系。

(一)大眾傳媒要做醫(yī)患矛盾的減壓器要營造和諧的社會環(huán)境，緩解醫(yī)患矛盾，大眾傳媒可以大有作為。當醫(yī)患矛盾凸顯成為社會問題的時候，大眾傳媒要充分發(fā)揮環(huán)境監(jiān)視和社會協(xié)調功能，不僅應該對醫(yī)療突發(fā)事件進行及時、準確和客觀的報道，還要把握社會輿論的方向，關注醫(yī)患關系的社會情境，增強普通人對醫(yī)療行業(yè)的了解，以健康傳播的形式多做些現代醫(yī)學科學知識的“科普”，建立起普通人與醫(yī)生溝通的信任基礎。比如，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越來越關心自身健康問題，健康傳播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電視臺可以用紀錄片的形式深入到醫(yī)生的工作環(huán)境中，讓普通人對醫(yī)生如何檢查、判定及確定方案的一般程序和邏輯有比較明確的了解，這些必要的知識儲備和觀念改進都是醫(yī)患雙方良好溝通的必要基礎，可以有效避免患者不切實際的過高預期或者盲目的懷疑。大眾傳媒要做醫(yī)患矛盾的“減壓器”，還需要積極向公眾傳遞正能量。要多方報道醫(yī)療行業(yè)的好人好事，正確表現醫(yī)務人員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狀態(tài)，促進公眾和醫(yī)務人員的互相認知。同時，大眾傳媒要勇于鞭策后進，對于醫(yī)療行業(yè)的不正之風也要大膽揭示，保證醫(yī)療行業(yè)救死扶傷使命的完成。這些工作是單個醫(yī)院甚至醫(yī)療行業(yè)自身不能獨立完成的，必須要政府來主導、協(xié)調。應該利用大眾傳媒使現代醫(yī)學的基礎知識普及常態(tài)化，建立病患和醫(yī)生順暢溝通的認知基礎。

(二)醫(yī)療機構要注意提高組織傳播的技能醫(yī)療機構尤其是醫(yī)院要注意提升自身的傳播技能，能夠對患者、患者家屬及社會公眾進行有效的信息傳播，樹立自身的正面形象，在醫(yī)患矛盾產生時能夠促進醫(yī)患雙方之間的溝通協(xié)調，盡最大力量避免醫(yī)患矛盾激化或惡性事件的發(fā)生。從政府醫(yī)療行業(yè)管理部門來說，要給醫(yī)院等醫(yī)療機構提供相關的必要培訓，促進醫(yī)療機構以各種形式加強與社會的溝通和了解。比如借助大眾傳播、人際傳播的各種機會和平臺，通過有效的信息傳播恢復和重建醫(yī)療服務機構正面的職業(yè)形象，促進醫(yī)患之間的順暢溝通和彼此的信任，這也是整個社會醫(yī)患矛盾解決的必經之路。

(三)醫(yī)務人員個人要注意提高人際傳播能力人際傳播是人類構建和維持社會關系的必要前提之一。因此，人際傳播理論雖不屬于醫(yī)學的范疇，但醫(yī)生、護士等醫(yī)務人員作為醫(yī)療行業(yè)的從業(yè)人員，每天從事大量的人際傳播和信息溝通活動，人際傳播能力對于構建和諧的醫(yī)患關系、避免醫(yī)患矛盾激化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不斷提升醫(yī)務人員的人際傳播和溝通協(xié)調能力，進而實現人際傳播和行業(yè)的結合、人際傳播與個人的職業(yè)相結合，對于提升醫(yī)務人員形象、減少醫(yī)患矛盾、化解醫(yī)患沖突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尤其是在醫(yī)患矛盾加劇的情況下，應該把人際傳播理論引進到醫(yī)務人員職業(yè)培訓中，使廣大醫(yī)務人員提升人際傳播溝通的能力，把握與患者交流的方向和節(jié)奏，為建立和諧醫(yī)患關系添磚加瓦。

三、總結

篇(6)

[摘要]：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事關轉型期中國城市化成敗的核心問題之一。單純依靠政府機構、社會組織和政策法規(guī)，僅能推動表層的社會融入；而要實現深層理念意識層面的社會融入，則離不開符號生產者和傳播者——大眾傳媒發(fā)揮的社會整合功能。基于符號資本理論，通過對代表性城市媒體報道的文本解析，對大眾傳媒的話語符號生產及新生代農民工擁有符號資本的實際狀況展開研究。在此基礎上提出，大眾傳媒的符號生產機制與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必需的符號資本之間存在緊密聯(lián)系：新生代農民工符號資本的赤貧是其城市融入過程中遇到的重大“符號障礙”；大眾傳媒作為當代社會最重要的符號生產者，有必要通過提供信息平臺、正名和擴大話語權等具體的符號救濟途徑，幫助新生代農民工提升符號資本，消除“符號障礙”，進而促進其融入城市社會。

一、問題的提出

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社會融入問題已成當前我國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領域。目前相關社會學研究主要有四個研究視角：一是以社會排斥與社會距離為視角，強調農民工融入城市存在的心理障礙。二是以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為視角，注重揭示農民工是否具備融入的社會關系資源。三是以人力資本為視角，關注農民工文化教育水平與融入的關系。四是以社會認同為視角，深入農民工文化心理歸屬與身份認知，探討融入的標志和衡量標準，研究圍繞身份認同、社區(qū)歸屬感等展開。社會學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注意到了他們在融入城市過程中的現實困境，尤其是身份認同的心理危機，試圖從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層面找到原因。但是，相關研究卻忽略了推動身份認同得以實現的象征符號體系在社會權力運作當中的動力機制。不少社會學者籠統(tǒng)地認為大眾傳媒在促進新生代農民工現代人格確立、心理健康、身份認同、城市融入方面很重要（朱力，2005；彭遠春，2005；許傳新，2007），但未就此展開研究，也沒有從社會象征符號生產的視角，研究大眾傳媒發(fā)揮上述促進作用的具體路徑。

傳播學界相關研究主要在籠統(tǒng)、寬泛的弱勢/邊緣群體（含農民工）范疇內進行。可歸納出三方面研究：一，基于媒介排斥論視角，研究農民工媒介形象及媒體報道，注意到都市媒體的農民工新聞報道對該群體社會身份建構有影響（馮恩大，2004；張慧瑜，2007；李艷紅，2006；許向東，2009）。二，農民工媒介話語權和利益表達研究（衛(wèi)夙瑾，2004；楊敦顯，2005；時艷釵，2007），查找農民工失語喪權的原因，側重媒體應如何維護農民工話語權。上述研究都強調大眾傳媒對農民工的影響與責任，但對大眾傳媒如何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未有進一步探討。三，農民工的媒介接觸/使用/消費的調查（陶建杰，2003；段京肅，2004），有學者考察新媒介使用對農民工社會關系網絡建構的影響（曹晉，2009；丁未、田阡，2009），少數學者論及農民工媒介素養(yǎng)可助其融入城市（陶建杰，2004；馮恩大，2005），但未對該理論假設可行性作進一步深入探討。總之，傳播學界已從媒介形象、話語表達、媒介使用及素養(yǎng)等層面關注到農民工與傳媒的關系，并揭示了農民工在現有傳媒資源分配中的弱勢地位。然而，現有研究沒有結合大眾傳媒的話語生產機制，進一步深入探討傳媒的“符號生產”是否可能及如何來推動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問題。

概言之，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事關轉型期中國城市化成敗的核心問題。當前，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農民工主體，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受教育程度、職業(yè)期望值、對物質/精神享受要求較高，“被剝奪感”和“不公平感”、居留城市期待感較強。他們既不能適應農村，也無法融入城市，處于社會認同和身份認同雙重危機之中，從而易導致社會仇視心態(tài)和人格扭曲，有“游民化”傾向，因此，其社會融入與個人心理健康問題十分緊迫、棘手（王春光，2001；唐斌，2002；李培林，2003；符平，2006；楊建華，2008）。傳播學界對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特定群體的研究關注有待深入，尤其是關于傳媒如何推動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這一具強烈現實意義的課題未得到應有重視。鑒于此，本文立足符號資本理論，試探討大眾傳媒對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符號生產及其作用機制。

二、研究視角與理論框架

（一）符號資本理論

“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這一概念由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布迪厄(Bourdieu，1977)首先提出。布迪厄的符號資本理論建構在“場域”概念基礎上。他認為，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而決定這些位置的因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在不同類型的權力（或資本）分配結構中，各種位置實際和潛在的處境；二是這些位置彼此之間的客觀關系。在場域中，位置與資本密切聯(lián)系，資本的多寡決定著行為者的處境。

布迪厄進而提出了四種資本形式: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其中，經濟資本產生于經濟領域，可直接兌換成貨幣；文化資本涉及通過教育傳遞的各種正統(tǒng)知識；社會資本由與人們有價值的社會關系構成；符號資本則代表個人的榮譽和聲望，“是前述任一種資本都可體現出的形式，只要它其中包含的特殊邏輯可以通過各種類別的感知所理解并能認識到它的特殊邏輯”(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118)。是否擁有符號資本，意味著其他資本的存在形式是否得到認可。概括起來，符號資本具有三大功能:

第一，符號資本具備資本的再生產與轉換功能。一個人的符號資本來自其他個體/組織機構/群體的主觀認可和主觀感知。無論是身體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還是社會的資本，當“我們通過感知范疇把握這幾種資本時，這幾種資本呈現的就是符號資本的形式”(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119)。但其他資本能否及多大程度上轉化為符號資本，依賴于個體持有的其它形式的資本是否及多大程度上被歷史性場域中的其他個體/組織機構/群體“感知并認可為是合法的”(王異虹，2009:68-69)。個體擁有的其他資本形式一旦被社會認可，這些資本就能生成為符號資本，“符號資本以將聲望和名譽附加在一個家庭和一個人名上的形式，很容易轉換回經濟資本，或許這是在一個社會中最有價值的積累形式”(Bourdieu，1977:179)。符號資本和其他資本之間相互轉換，并進一步實現各類資本互動式的增值循環(huán)，其生產與轉換關系如圖1所示：

第二，符號資本具有符號權力（symbolic power），即通過占有符號資本而取得支配社會資源和他人行為的象征權力。擁有符號資本可以獲得社會和他人的欣賞、尊重、敬意等，并進而獲得其它服務等(Bourdieu，1990:112-121)。符號資本的運作，是由社會場域建筑的制度和社會行動者共同參與的，并以對符號的信息認知方式存在。借助具體的符號，符號資本的象征權力將世界的區(qū)分原則和被合法化的世界觀輸入給行動者，并作為交流和認知的結構被內嵌入行動者的身體，成為內在的感知體系，指導人們的價值判斷標準(Bourdieu，1989)。布迪厄認為，符號權力的最高形式，就是制造群體的權力，包括“已經建立好而有待神圣化的群體，或等待被建構的群體”（布迪厄，2001:306）。“符號資本是一種信譽……是一種建構的權力，一種通過社會動員造成新群體的力量，換言之，符號資本是社會群體權威代言人的權力，它只能作為一種長期性的、制度化的最終結果而獲得，即從該群體獲得造就群體的力量”（Bourdieu，1989）。借由那些用來指稱或描述個人、群體與制度的符號，能夠保全或改變社會中人們之間的聯(lián)合與區(qū)分、結合與離異、聚合與游離。

第三，符號資本具有合法化效果，它能賦予被認可者以社會地位和社會身份。“符號資本涉及到對聲望、名聲、奉獻或者榮譽的積累”(Bourdieu，1998:7），從而賦予資本的擁有者以象征地位。在布迪厄看來，權力的成功實施需要以合法化為基礎，而合法化則依賴于符號資本的獲取，符號資本是特定場域個體或群體被認可并獲取合法性的特殊資本形式。體現符號資本的符號表征體系則是行動者和社會之間的中介，具備認知、交流和社會區(qū)分等相關功能，既是行動者實踐的產物，同時也塑造和雕刻行動者的社會身份。

據符號資本理論來推論，在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過程中，資本的多寡決定了他們在城市社會中的權力分配和具體處境。而該群體符號資本的多寡則不僅直接反映其他各類資本的狀況，而且直接影響了他們能否具有符號權力、獲得社會合法性。

（二）大眾傳媒的符號生產

符號（symbol）是對客觀實體的表征，具有表達性和象征性。人類生存的世界不僅是一個自然的物質世界，而且是一個人造的符號世界，這個世界的創(chuàng)造與維系依賴于人類通過符號進行傳播的能力。人的互動是以使用符號，通過理解或確定彼此行動的意義來實現的 (米德，1992：20)。在傳播活動中，媒介所運載的其實是各種符號，受眾所接受的也是各種符號。“傳播是人類通過符號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發(fā)生相應變化的活動”（邵培仁，2007：59），符號是傳播的核心要素，大眾傳媒的功能之一就是借助符號生產意義、“命名”并書寫合法性——“在當代社會中，大眾傳播最可能成為完成這些過程的唯一的最重要的社會機制”，“（這種符號權力）在普遍公認的大眾傳播扮演的角色中表現得尤為清晰”（N.Faieclough，2004:219 ）。

當代大眾傳媒制造的符號，“處處以媒介為中介……帶進我們所有的生活空間和時間里”（胡春陽，2005），借助各類符號的“信息……是充滿象征標記和身份領地爭奪的‘權力場域’”(王建民，2008)。當代傳媒對現實生活強大的符號表述力，體現了其進行話語制造和意義再造的“社會建構”能力(斯蒂芬李特約翰，2004:180，194)。麥奎爾總結道：大眾傳媒是一種權力資源，是獲取聲望與地位，并對現實生活擁有重要影響力的關鍵途徑；它提供經驗性、評價性的標準來幫助構建規(guī)范性的公共意義體系；并對偏離此體系的行為進行揭示、修正，等等(Denis Mcquail，1994:1)。“大眾傳媒業(yè)作為話語權力的增效器以及話語生產場域的一種……以其自身的場域邏輯進行著這樣一種資本轉換的活動”(劉文瑾，1999)。因而，傳媒的話語符號生產同時是社會各方生產并爭奪符號資本的過程。

大眾傳媒正是借助符號生產機制，“形塑社會生活意識形態(tài)”，“幫助構建規(guī)范性的公共意義體系”，“有力地影響、操縱并變革社會”(Denis Mcquail，1994:1)，“喚起和提高傳播者和接受者的認同程度”(斯蒂文小約翰，1999:297)，實現了它的社會整合功能。而且這種社會整合具有更強的持久性和穩(wěn)固性，它可以進入社會個體的內心世界和意識深處，并且一旦進入就很難更改。正因為大眾傳媒通過話語符號的生產和傳播，具有推動社會整合、促進人的社會融入的力量，而被比喻為“社會水泥”。

據此推論，政府機構、社會組織和政策法規(guī)僅能夠推動表層的社會融入，而要實現深層理念層面的社會融入，則需要依靠話語、身份、儀式等表征符號的整合力量才能潛入意識深處。大眾傳媒是當代社會最重要的符號生產者，由此，以大眾傳媒的符號表達為切入口，研究大眾傳媒的話語符號乃至其中符號資本的生產，在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過程中的影響與作用機制，是十分必要的。

三、研究方法與調查分析

以杭州為例，新生代農民工現已成為在杭農民工的主體。“杭州市外來求職民工中，34歲以下的占87.31%，而16—24歲的民工占了53.29%”（郭芳、翁浩浩，2009）。因此，選擇在杭新生代農民工及其相關媒體報道作為研究對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研究的媒體資料來源于浙江日報集團旗下的網絡媒體“浙江在線”和杭州日報集團旗下的網絡媒體“杭州網”的相關新聞報道。這兩份網絡媒體集合了浙江日報集團、杭州日報集團旗下主要報刊媒體的所有新聞資訊內容，能夠較全面地反映杭州本地主流報刊對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問題的關注情況。在“浙江在線”和“杭州網”上，以“新生代農民工”為關鍵詞檢索相關新聞報道，剔除不相關內容后，共檢索到相關報道114篇。詳細如下：在“浙江在線”上，檢索到相關報道62篇，時間跨度為2006-2010年；在“杭州網”上，檢索到相關報道52篇，時間跨度為2007-2010年。

研究主要運用傳播學研究常用的內容分析法，同時結合訪談和調查，解析媒體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符號表達，進而探討這一群體在城市社會融入過程中的符號資本問題。

（一）媒體呈現下的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況：客觀資本匱乏——阻礙符號資本的積累與轉化

為便于分析，根據研究需要將報道內容歸為政府舉措、犯罪、心理問題、婚戀家庭、理想期望、教育問題、工作求職、經濟收入和維權等9大類。據統(tǒng)計，在114篇報道中，九大類內容的出現頻次如圖2所示：

媒體報道最多的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求職問題，其次是經濟收入狀況。通過媒體報道，社會大眾可以了解到新生代農民工求職困難、多數從事低端工作、工資報酬低、收入來源有限。新生代農民工在職業(yè)地位上處于社會底層，其經濟資本的積累低于城市主流人群。而新生代農民工文化資本積累不足，則是影響他們經濟資本積累的一個重要原因：新生代農民工掌握的知識技能有限，主要為初中畢業(yè)，其次是高中和中專教育，很少獲得更高學歷。

媒體報道還較為集中地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理想期望和心理問題。這兩個方面經常聯(lián)系在一起。新生代農民工多數抱有更高的職業(yè)期望和社會地位期望，他們以城市居民為參照對象，希望能生活得更好，而不是僅僅滿足溫飽。有關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報道往往將這一對照引發(fā)的極端情緒和行為歸為犯罪的基本誘因。新生代農民工還存在情感孤獨問題，婚戀對象難找，社會人際關系網絡封閉單一，社會資本嚴重匱乏，但這方面的報道出現頻次最低。

綜上，媒體報道呈現的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況說明：這一群體的經濟、文化、社會等客觀資本較匱乏，處于社會弱勢地位，難以讓城市主流社會認可或承認，這直接影響了其符號資本的轉換與積累；新生代農民工對資本積累的高期望與實際資本的匱乏造成巨大落差，誘發(fā)了其一系列心理問題，成為一個“問題群體”，這進一步增加其“聲望、名聲、奉獻或者榮譽的積累”難度，嚴重阻礙其符號資本的獲取。

由于新生代農民工在經濟、文化、社會等客觀資本分配中處于城市社會的底層，其身份地位處于城市社會邊緣，無法獲得爭取社會合法性權利賦予所必須的資本博弈力量。換言之，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客觀資本匱乏，缺少積累“聲望、名聲、奉獻或者榮譽”的基礎，難以達到城市主流認可的資本累積高度，很難獲得融入城市必須的符號資本。

（二）媒體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稱謂：身份污名化——直接減損符號資本

稱謂是社會主流對一個群體的社會地位和身份認可的符號表征，其歷史變遷可以集中體現這一群體在社會場域當中所獲符號資本的微妙變化。大眾傳媒如何稱呼和命名一個群體，表面上體現了主流社會的話語表達對該群體的身份指稱，背后卻體現著該群體符號資本和符號權力的大小。

對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的稱呼，有一個歷史變遷過程。上個世紀對農民工普遍帶有強烈歧視性質的“盲流”等稱謂，自新世紀以來已較鮮見。在當下，國家越來越重視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問題，對這一群體的稱呼除了“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流動務工人員”、“外來務工人員”等，甚至出現了“新居民”、“新市民”、“新工人”等新鮮稱呼。筆者對這一群體的不同稱謂在“浙江在線”和 “杭州網”上出現的頻次分別進行了檢索、統(tǒng)計，結果如下：

比較發(fā)現，在“浙江在線”和“杭州網”上，每個具體稱謂出現頻次不一，但各個不同稱謂出現頻次的差異比例大致相同。媒體對該群體的稱謂，出現頻次最高的是“農民工”，其次是“外來務工人員”和“新生代農民工”。 而近年來為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新鮮稱謂“新居民”、“新市民”、“新工人”也出現了一定頻次，不過這些新鮮稱謂出現頻次遠遠低于“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和“外來務工人員”等稱謂。

那么，現實中，新生代農民工自身是否認可那些高頻次出現的稱謂呢？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發(fā)展狀況及代際對比”專項課題研究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民工”的稱呼并不認同，他們對市民身份的認同遠遠大于對農民角色的認同。全國總工會的調查也顯示：“在新生代農民工中，認為自己是‘農民’的只有32.3%，認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傳統(tǒng)農民工10.3個百分點”。搜狐網在線調查則發(fā)現，在3920名網友投票中，83.05%的網友認為“農民工”這一稱謂帶有歧視性，80.42%的網友投票贊成取消“農民工”這一稱謂，理由是制度的平等首先就體現在稱謂的平等。筆者對部分在杭新生代農民工及用人單位作過深度訪談，發(fā)現新生代農民工將“農民工”這一稱謂普遍視為一種身份歧視，并對此抱有比較強烈的排斥感。

個案1 秦某，女，22歲，高中文化，安徽潁上縣人，下沙高教園區(qū)服裝店營業(yè)員：“我高中畢業(yè)就出來打工了。很多年了一直都是生活在城里的。我們很多老鄉(xiāng)都是這樣，我們戶口還在老家農村，但不打算回去了。想做城里人。我們和城里的很多年輕人一樣受國家教育，也都有初中、高中的文憑，為什么我們就非得被叫做農民工？”

個案2 王某，男，21歲，職高文化，河南信陽人，濱江高新技術開發(fā)區(qū)某工廠技術工人：“我爸、我叔他們都是農民工，他們那一輩人很多都是，他們沒讀什么書，長年在外拼老命賺錢，最大的希望就是我們這一代能夠成才，不再像他們一樣做農民工。我讀了12年書，在職業(yè)高中學了電工技術，憑技術吃飯，這是靠自己讀書讀出來的。我現在還在準備自學考試。我是技術工人，還是個讀書人。就是不希望自己再像老一輩一樣繼續(xù)當農民工。也不要叫我們什么新生代農民工！”

個案3 靳某，女，34歲，大學文化，浙江余杭人，下沙經濟開發(fā)區(qū)某企業(yè)人力資源部職員：“我們廠里招的工人大多數是外地來的年輕人，文化程度初中、高中居多，農村戶口占了大多數。不過我們一般都稱他們工人了，沒有什么農民工不農民工的這樣叫他們的，他們也不喜歡這樣被人叫的。反正來廠里干活的都是工人。”

實際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并不認同“農民工”這一強加的命名。污名現象的出現是社會現實與大眾傳媒互動的結果。人們廣泛持有的共識或常識和意識形態(tài)一起決定了傳媒的話語選擇，傳媒話語又對其具有推廣、深化和改造的作用（管健、樂國安，2007）。最早提出“污名”(stigma)概念的社會學家戈夫曼(E. Goffman)認為，污名是導致社會歧視的起點，作為社會對這些個體或群體的貶低性、侮辱性的標簽，必然導致社會對他們的貶低、疏遠和敵視等不公正待遇（Goffman，1963：1）。“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這些污名標簽，令該群體游移于明確的合法身份范疇之外，既不受原有意識形態(tài)話語之下的“工人”/“農民”話語體系的包容，也無法進入市場經濟時代“市民”、“公民”等話語體系，成為新舊話語體系共同拋棄的對象。

“新生代農民工”作為一個符號帶有歧視意義的原因不在于詞語本身，而在于農民工群體的符號資本匱乏和符號權力不足。“農民工”這一污名標簽，已經直接減損其符號資本，剝奪其身份合法性和支配社會資源的符號權力，從而進一步阻礙了他們各類客觀資本的順利獲取和各類資本的增值轉化。由此，他們在就業(yè)、住房、教育、社保、婚姻等許多方面遭受歧視和區(qū)別對待是必然的。新生代農民工對命名方式的抵制和反抗，體現了這一群體的身份意識覺醒以及對符號資本的渴求。

（三）媒體報道新生代農民工的敘述方式：自我表達匱乏——限制了符號資本的積極獲取

“You are what you said”這一西方諺語，形象地說明人的自我表達與其身份的社會認同緊密相連。個體的自我由三個層面組成：自我展示、自我實現和自我的主動表達（斯蒂芬李特約翰，2004：197），因此，“人們?yōu)榱司S護自身的自主權，不僅需要對自身的行動進行解釋，而且還需要對自身作出解釋”（Shotter，1996: 103-134）。考察新生代農民工在大眾傳媒面前的自我展示和自我表達，有助于了解作為個體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公眾當中得到自我呈現抑或被遮蔽的程度。基于此，筆者從敘述方式和信息來源兩個層面，對“浙江在線”和“杭州網”的114篇報道進行了文本敘事分析，結果如下：[2]

在“浙江在線”的62篇新聞報道中，新生代農民工作為敘述主體，通過自我陳述方式表達自身話語的文獻有8篇，新生代農民工主要作為客體被他者呈現的有54篇。兩種敘述方式按年份比較對照如圖4所示：

在“杭州網”的52篇新聞報道中，新生代農民工作為敘述主體，通過自我陳述方式表達自身話語的文獻有10篇，新生代農民工主要作為客體被他者呈現的有42篇。兩種敘述方式按年份比較對照如圖5所示：

通過上述比較，可以看出：媒體近年來的報道已開始逐漸重視引述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話語表達，但是，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話語表述遠遠弱于被他者陳述的主流敘述方式。

進一步考察媒體報道的信息來源是分析新生代農民工自我表達情況的另一路徑。在114篇文獻中，媒體報道的信息引述來源，排在首位的是政府部門，其次是權威專家、企業(yè)主和用人單位，最后才是農民工。按照信息源對新聞報道進行的分類，如圖6所示：

媒體有關新生代農民工的報道，其主要信源本應是作為故事“主人公”的農民工自身，但實際上媒體卻更傾向于政府、專家和用人單位。顯然，這種現象不能簡單地以新生代農民工主動運用媒體的媒介素養(yǎng)有待提高來解釋。媒體對主流話語的遵從，決定了它的敘事模式往往更容易傾向于政府、專家和用人單位等擁有更多符號資本的社會精英群體。

然而，由于媒體的新生代農民工敘事更多采用他者陳述并以他者信源為主，削弱了新生代農民工向公眾進行自我解釋的自主權。新生代農民工在大眾傳媒中的自我呈現相當不足，其真實的面貌更易被他者的話語所遮蔽。匱乏表達的自主性，結果就是“失聲”或被動的客體化呈現——作為一個被他者呈現的客體對象出現。

福柯認為“話語生產總是依照一定程序受到控制、挑選、組織和分配的”，體現的是社會權力網絡的整體運作(福柯，2003: 406，417)。大眾傳媒是不同群體角逐符號權力最重要的話語平臺，“擁有信息和話語權力的人可以單方面地生產‘普適性’意義框架，進而將其灌輸給其他群體，由此形成以信息和象征系統(tǒng)的生產與傳播為機制的身份區(qū)分邏輯”(王建民，2008)。在大眾傳媒的話語平臺上，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呈現受到現有媒體敘事的較大限制，缺乏自主的表達權。由于經常性、普遍性地被他者陳述，其身份符號必然被他者的話語所塑造，從而難以成為自我身份建構的主體。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已然喪失了謀求身份合法性必需的符號權力。這無疑成為阻礙其獲取符號資本的另一重障礙。

四、結論與建議

從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媒體報道中的新生代農民工客觀資本嚴重匱乏、身份稱謂污名化和自主表達權缺失等，充分說明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必需的符號資本嚴重不足，符號權力明顯缺失。換言之，在當前大眾傳媒的話語生產機制中，新生代農民工難以獲取融入城市必須的符號資本與符號權力。新生代農民工在融入城市過程中，所遇到的不僅僅是物質和制度層面的障礙，而且還存在著嚴重的“符號障礙”(格雷厄姆莫多克，2006:10)，前述弱勢地位、污名稱謂、非法身份、主體缺失等等都是“符號障礙”的集中體現。

較之上一代農民工，新生代在教育水平、理想追求等方面具有融入城市社會的更好基礎。如何抓住這一群體的資質機遇，阻斷“符號資本貧困”的代際傳遞，消除“符號障礙”帶來的社會心理游離現象，進而幫助這一群體盡快融入城市，需要政府、社會和農民工自身等多方共同努力，而大眾傳媒可以作出獨特貢獻。大眾傳媒作為社會符號最重要的生產、傳播和賦予者，應當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符號救濟”，消除其融入城市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符號障礙”，改變其符號資本的赤貧狀態(tài)和符號權力的缺失現象。

（一）大眾傳媒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信息平臺

新生代農民工要融入城市社會，需要其自身經濟、社會、文化等客觀資本的不斷積累。各類客觀資本的提升有助于轉化為符號資本并實現各類資本增值。大眾傳媒首先需要為新生代農民工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客觀資本的獲取提供信息支持。大眾傳媒作為信息提供者、傳播者，應當盡可能及時、有效地為新生代農民工免費提供求職、就業(yè)、培訓、維權等城市工作、生活所需的各類信息，從而為新生代農民工提升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本提供直接幫助。

同時，大眾傳媒應進一步加大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正面宣傳力度，著力發(fā)揮輿論引導職能，以公眾信息和社會共同認知的話語形式為該群體贏得社會公眾的積極關注和認可，提升其符號資本，融洽城市與新生代農民工的關系，這有助于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歸屬感、心理安全感和情感慰藉感，推動其成為具有現代特質的城市公民。如媒體對富士康系列跳樓事件的追蹤報道引發(fā)的社會公眾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深切關愛，直接推動農民工獲得“加薪”、“減壓”等相關待遇。

（二）大眾傳媒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正名

去除污名的過程，不單純是改變稱謂的文字修辭策略，更是新生代農民工獲取符號資本、被社會賦予合法性的過程。“除非一個社會群體具有足夠的資源和影響來左右公眾對另一群體行動的態(tài)度，否則污名就很難消除”(管健，2006)。由于新生代農民工匱乏客觀資本，沒有足夠的資源和影響去除污名，這就需要大力依賴符號生產者和傳播者——大眾傳媒的符號選擇，賦予被污名對象“足夠的資源和影響”，“改造”社會公眾對該群體的“感知與認可”。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項名為“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運動，就是在社會與新聞共同推動下，去除語言中因傳統(tǒng)承繼下來的偏見，以創(chuàng)造一個對特定種族、宗教、性別、年齡群等社會弱勢群體的中性、無歧視的傳播與溝通環(huán)境。

身份合法化的指稱有助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符號資本。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我國新一代城市產業(yè)勞動者的主體，他們是中國城市化與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主力軍。大眾傳媒有責任為他們消除“農民工”這一緊箍咒的符號魔力，確立起新生代產業(yè)工人和新生代城市市民的合法形象。作為新生代農民工獲取符號資本的主要外在力量，大眾傳媒應該承擔起這一“去污名”的職責，主動對新生代農民工改用新生代產業(yè)工人、新市民、新居民等稱呼。“媒體心態(tài)與城市主流社會心態(tài)之間存在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的關系”(劉力、程千，2010)，因此，大眾傳媒主動對新生代農民工實施“符號救濟”和去污名行為，對城市主流人群接納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也有促進作用。

（三）大眾傳媒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賦予話語權

符號資本的獲取離不開話語權的獲取。新生代農民工要改變自身在傳媒話語權角逐中的缺席狀態(tài)，為自身塑造有尊嚴的形象與積極正面的社會聲譽，必須從被動接受他者的標簽轉變成為主動的發(fā)言人。新生代農民工提升自身符號資本，需要借助媒體的話語賦權，站出來為自己說話，說自己的話，而不是被動的、沉默的接受社會、城市和媒體強加的符號和標簽。農民工積極的自我表達（言語和行為）展現在大眾傳媒中，已經對這一群體的形象塑造產生了積極正面的影響。農民工周述恒撰寫網絡小說講述《中國式民工》，網上點擊率超過50萬次，就是新一代農民工積極自我表達并向主流媒體爭取話語空間的一種努力。

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形象塑造不僅需要自身積極主動的話語表達，更需要媒體的積極幫助。媒體應該在相關報道中更多地讓新生代農民工自己說話，而不是過多依靠對政府部門、用人單位或專家的采訪等各類他者陳述的敘事模式。媒體改變敘述方式，不僅僅是提高新聞可看性的一種敘事策略，對全面展現新生代農民工形象更有幫助。近兩年來，媒體上開始出現一些深度報道，在敘事角度、敘述方式上更多從農民工自我陳述出發(fā)，農民工在報道中不僅僅作為一個記者描述下的客體，更是記者采訪話筒前進行積極自我表達的主體。盡管這樣的表達和報道還不夠多，但這種生動的敘事形式，給讀者呈現出了更為形象、鮮活、可信的新生代農民工形象。身為社會之公器的大眾傳媒，應該走進新生代農民工的實際工作和生活，專辟欄目、版面等為其提供更多更廣闊的話語空間，有意識地塑造有尊嚴、有追求、勞動光榮的新生代農民工媒體形象。像《農民工我的兄弟姐妹》、《中國農民工》、《狀元360》等節(jié)目，就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個案1 貴州衛(wèi)視自2007年開播的《農民工我的兄弟姐妹》、《中國農民工》電視欄目，以農民工自我講述的第一人稱敘事，展示了一個個積極向上、健康勵志的農民工形象，同時還成功地推出了新時代的中國農民工群像，贏得了不俗的收視表現和社會效益。

個案2 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狀元360》欄目，以弘揚“勞動最光榮”為主旨，在一期“挖掘機騰空行走比賽”節(jié)目中，來自建筑工地一線的青年農民工憑借自己高超的專業(yè)技能，在全國電視觀眾面前展示了平凡勞動者不平凡的一面。節(jié)目將農民工打造為一個個知識技能型的電視勞動明星，塑造了農民工身為勞動者的光榮形象。

當然，大眾傳媒上述作用的發(fā)揮離不開政府、社會的支持和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的積極參與。比如，在政府主導下開辟專門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服務的媒介渠道，為新生代農民工建立起更多交流、溝通的平臺；建立起新生代農民工權益訴求與政府決策反饋的有效鏈接機制；開展新生代農民工的媒介素養(yǎng)教育，提高他們的媒介使用素養(yǎng)和媒介表達素養(yǎng)，等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展開。

[注釋]

[1]本研究系2010年度杭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課題“傳媒助推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的對策研究——以杭州為例”的成果之一，課題編號：B10XW03Q。

[2]此處以是否引述農民工的話語作為主要報道依據來作為分類標準。對所檢索到的新聞報道逐篇進行文本分析。凡是文章中直接引用新生代農民工自我陳述并作為其報道主要依據的文獻，均列入“自我陳述”式的報道中。而主要由記者、政府部門、企業(yè)主、專家、市民等非農民工為表述主體的文獻均列入“他者陳述”式的報道中。盡管定性研究的文本分析分類法不可能排除研究者的主觀性，但文本的細致分析還是能夠相對客觀的看出農民工自我的話語表述在主流媒體中的總體呈現情況。

[參考文獻]

布迪厄.社會空間與符號權力.載包亞明編.后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306-309.

曹晉.傳播技術與社會性別:以流移上海的家政鐘點女工的手機使用分析為例.新聞與傳播研究，2009，01.

丁未、田阡.流動的家園:新媒介技術與農民工社會關系個案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09，02.

段京肅.社會的階層分化與媒介的控制權和使用權.廈門大學學報 (哲社版)，2004，01.

馮恩大.社會變遷中的農民工與現代化啟蒙.山東省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8，05.

弗蘭西斯弗西伯格，高宣揚等.后現代哲學演講錄.馮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406、417.

符平.青年農民工的城市適應:實踐社會學研究的發(fā)現.社會，2006，02.

格雷厄姆莫多克.重建傾圮之塔：當代傳播和階級問題.載詹姆斯庫蘭、米切爾古爾維奇編.大眾媒介與社會.楊擊譯.華夏出版社，2006.10.

管健.身份污名的建構與社會表征——以天津N轄域的農民工為例.青年研究.2006，03.

管健、樂國安.社會表征理論及其發(fā)展.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2007，01.

胡春陽.傳播的話語分析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郭芳 翁浩浩.杭州首次表彰優(yōu)秀農民工，“80后”挑大梁.今日早報.2009-01-10（7）.

李培林.流動民工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地位.社會學研究，1996，04.

李艷紅.一個“差異人群”的群體素描與社會身份建構:當代城市報紙對“農民工”新聞報道的敘事分析.新聞與傳播研究，2006，02.

劉力、程千.主流媒體話語表征中農民工階層的形象意義.求索，2010，01.

劉文瑾.一個話語的寓言：市場邏輯與90年代中國大眾傳媒話語空間的構造.新聞與傳播研究.1999.02.

劉學華.新生代農民工與新興城市的和諧發(fā)展——來自長三角的一個調查.南方經濟，2009，02.

喬治赫伯特米德.心靈、自我與社會.趙月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20.

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工人日報.2010-06-21（3）.

彭遠春. 論農民工身份認同及其影響因素.人口研究，2007，02.

邵培仁.傳播學（修訂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50-59.

斯蒂芬李特約翰.人類傳播理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180-197.

斯蒂文小約翰.傳播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220-297.

時艷釵.大眾傳媒視野下的農民工身份認同研究.鄭州：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唐斌.“雙重邊緣人”:城市農民工自我認同的形成及社會影響.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2，01.

陶建杰.大眾傳媒對民工觀念的影響力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04，02.

王春光.新生代的農村流動人口對基本公民權的渴求.民主與科學，2000，01.

王春光.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xiāng)融合的關系.社會學研究，2001，03.

衛(wèi)夙瑾.大眾傳媒與農民話語權——從農民工“跳樓秀”說起.新聞與傳播研究，2004，02.

王建民.社會轉型中的象征二元結構——以農民工群體為中心的微觀權力分析.社會，2008，02.

王異虹.跨文化大統(tǒng)一場論分析.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9.68-69.

許傳新.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及影響因素分析.學術探索，2007，06.

許向東.一個特殊群體的媒介投影——傳媒再現中的“農民工”形象研究.國際新聞界，2009，10.

楊敦顯.媒介傳播與農民工利益表達.當代傳播，2005，06.

楊建華.“新浙江人”及其社會學意義.中華讀書報，2008-10-08（3）.

詹姆斯庫蘭、米切爾古爾維奇.大眾媒介與社會.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7-12.

張慧瑜.農民工：曖昧的命名與尷尬的主置.南方論叢，2008，03.

朱力.從流動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看城市適應.河海大學學報（哲社版），2005，09.

Bourdieu，Pierre(1977).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9-189.

Bourdieu，Pierre(1989).Social Space and Social Power.Sociological Theory， 7 No.1(June)，18-26.

Bourdieu，Pierre(1990).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ll2-121.

Bourdieu，Pierre and Wacquant，Lo?c(1992).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18-119.

Bourdieu，Pierre(1998)：State Nobility: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 ，Cambridge :Polity.7-21.

Denis Mcquail(1994).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SAGE Publications.1-10.

Goffman E. Stigma(1963).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Schuster.1-11.

Li Peilin(2003).Social Network of Rural Migrants in China.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4.138-148.

Ng，Sik-hung，Chiu Cy，Cn Candlin(2004).(eds.).Language Matters: Communication.Culture and Identity.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5-34.

篇(7)

輿論監(jiān)督是新聞傳媒的特有品質和神圣使命，是維持社會秩序正常運轉的一種社會機制，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輿論監(jiān)督是輿論監(jiān)督的一種特殊形式，屬于社會監(jiān)督范疇，以其特有的形式而與其他監(jiān)督形式迥然有別，在現代監(jiān)督體系中獨樹一幟，新聞輿論監(jiān)督“反映了大眾傳媒在政治發(fā)展體系中具有相對獨立性和不可替代性”，①擔負著極其重要的社會責任，成為頗具時代特點的文化傳播現象。

輿論監(jiān)督的“責權論”思考

輿論的“輿”，在古代本指車輿，即車或車廂，后由此演化為“功木之工”即制造車輿的工人，漸而演化為眾人、眾多的意思；“論”即議論、意見等。輿論，自古以來，有不同的稱謂：春秋戰(zhàn)國時代稱做“輿誦”，隋唐時則稱為“輿頌”，三國以后始作“輿論”。（輿論一詞最早見于《三國志?魏?王朗傳》：“……殊無人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并懷伊邑。”） 在傳統(tǒng)社會里，輿論是“集木工子民之風與尚”的社會控制機制的一種表現形式，發(fā)展至今，輿論已有自己獨特的內涵所指，陳力丹教授這樣定義“輿論”：“輿論是公眾關于現實社會以及社會中的各種現象、問題所表達的信念、態(tài)度、意見和情緒表現的總和，具有相對的一致性、強烈程度和持續(xù)性，對社會發(fā)展及有關事態(tài)的進程產生影響。”②

輿論是具有主體性的意見表達。在現代社會，輿論的本質在于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愿望、情緒等，新聞輿論是通過新聞傳播活動而表達出來的輿論。從輿論到新聞輿論，是一個質的飛躍，其傳播主體亦由先前的廣大民眾轉變?yōu)榇蟊妭髅健Ｐ侣勢浾撝哺谏鐣浾摚沁@種“根植關系”決定了在“責任層面”，新聞輿論的傳播主體新聞傳媒要服從和服務于社會輿論的傳播主體即廣大人民。黨報是報刊傳播領域的主流媒體，以人為本，服務人民，責無旁貸。黨報在輿論傳播領域，應秉承革故鼎新、激濁揚清的傳媒風格，客觀公正地表達社會輿論，為促進社會發(fā)展而伸張正義，滿足社會公眾對與新聞媒介的傳播期待。

媒介是社會信息資源的傳播載體。傳播是建立在信息之上、以信息為中心的過程。從“權力層面”上來看,媒介的“把關職能”決定了媒介在意見表達上擁有與生俱來的“傳播話語權”。這種話語權逐步形成社會控制的權力關系，通過“議程設置”將分散的個人意見和觀點整合為公眾意識和群體意識，使社會公共行為趨于一致。

輿論監(jiān)督的“守望原則”和“銅鏡思想”

19世紀30年代的大眾報刊的出現，標志著現代大眾傳播事業(yè)的誕生。西方學界對于大眾傳播媒介的功能早有論述：美國著名傳播學家拉斯韋爾在其論文《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中曾提出了大眾傳播的三大功能論，后經著名傳播學家賴特的補充，大眾傳播有了四大功能：環(huán)境監(jiān)測功能、解釋與規(guī)定功能、社會化功能與娛樂功能。如今，“大眾傳媒的四大功能學說”已經成為國際傳播學界的共識。作為社會的公器的大眾傳媒是社會環(huán)境的監(jiān)測者和守望者，是由大眾傳媒的信息傳播這一本質特征所決定的。

與西方世界相比，中國社會中的這種守望功能似乎更早就存在了。中國古代曾有過燦爛的文明，社會的守望功能亦比較完備。例如，在政治方面我國曾有過御史制度，以其監(jiān)督行政、典正法度、明察監(jiān)舉等，目的是防止官吏腐敗影響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與西方社會重視大眾傳播不同，中國社會比較重視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人際傳播，重視以人為鑒。《舊唐書》就記載有“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的雋語。這其中“以古為鏡”、“以人為鏡”的思想對于我國新時期新聞事業(yè)特別是黨報在輿論監(jiān)督方面的得失分析和社會鏡鑒具有積極的意義。

西學東漸，當西方傳統(tǒng)的“守望原則”日趨為中國的新聞界所接受的時候，新時期的我們，似乎應該發(fā)掘“守望”的真實內涵和終極指向。當代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經濟體制的改革和社會結構的轉軌使生活節(jié)奏急速加快，人們步履匆匆地追逐著物質文明，我們不難發(fā)現，浮躁而盲目的社會心理依然存在；道德的淪落、心理的冷落依然不絕于世；政治文明與社會價值體系依然不能深入人心，“冷眼洞察社會，靜觀人生百態(tài)”，對于“新聞守望”，我們“守”的應該是什么，“望”的又該是什么？主流黨報應給出新時期響亮的回答：“關注民生，執(zhí)筆為民”。“新聞守望”：“守”的是新聞的責任和良知；“望”的是政治的開化和清明。

輿論監(jiān)督的思維嬗變

我們正處在一個新思想新思潮不斷涌現的時代。傳統(tǒng)的新聞思維觀念已不再適應時展對于新聞傳播的新的要求。在輿論監(jiān)督領域，當受眾對新聞媒介上的歌功頌德式政治宣傳類稿件感到索然無味、甚至厭煩時，處于傳者地位的新聞從業(yè)者卻慣性思維，不思變更。傳者與受者的鴻溝是如此巨大，不能不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舉世稱奇的新聞傳播現象。黨報的新聞輿論監(jiān)督尚待一場深層意義上的實踐性變革，實現黨報輿論傳播的觀念更新。

1.實現從“精英輿論”向“草根輿論”的轉變。精英輿論就是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占有主流地位的一個階層所表達的輿論，精英是相對廣大的普通民眾而言的少數人的群體。草根，直譯于英文grass roots，這個詞起源于19世紀美國淘金熱時期，在那里流傳這樣一種說法：有些山脈土壤表層，只要有草根生長的地方，就蘊藏黃金。后來“草根”一詞被引入社會學領域，被賦予了“基層民眾”的含義，指同主流的精英階層相對應的階層。新聞輿論傳播應當“弘揚人文精神，彰顯平民情結，滿腔熱情地關注下崗職工、失地農民、貧困家庭、殘疾人權、弱智兒童、流浪人員等困難群眾。”③

2.實現從“功德輿論”向“民本輿論”的轉變。輿論傳播媒介不應只關注“到處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一味報喜、從不報憂，從而在社會危機面前缺位和失語，因為這種做法比社會危機本身更危險，只會給公眾利益帶來更大的損害。新聞媒介在非典這一突發(fā)性公共衛(wèi)生事件上的前車之覆應引以為鑒。“民本輿論”并非指眼下傳播媒介熱鬧非凡的“民生新聞”輿論思想，關注的也不僅僅是老百姓的柴米油鹽醬醋糖。“民本思想”植根于人類源遠流長的人本主義，從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的思索到近代歐洲文藝復興，從孟子的民本思想到當代中國人道主義思潮都是這種精神的彰顯；從“人是萬物的尺度”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都是其文本表現；真切關注人的生存狀態(tài)，捍衛(wèi)人的尊嚴、權利和責任，則是其在行為領域的表現形式。

時代期待著新聞日益從高閣走下，擺脫抽象空洞的政治說教，放平全知全能的高貴姿態(tài)，努力恢復新聞“社會公器”的原始本能，并忠實地履行“環(huán)境監(jiān)測”和“社會守望”的職責，真正地做到貼近實際、貼近生活和貼近群眾。

以民為本、飽含人文關懷的“民本新聞輿論傳播”突破了傳統(tǒng)的新聞輿論傳播觀念，其關于新聞終極旨歸的主張正是響應了時代最新的要求，是對我國當前新聞輿論傳播領域前瞻性的理論探索和實踐吁求，對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新聞改革特別是黨報新聞改革和傳播思維的新變革不無裨益，值得探索。

注釋：

①劉華蓉：《大眾傳媒與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146頁

②陳力丹：《輿論學――輿論導向研究》，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