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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民法 商法 民商法

現階段，我國的經濟發展步伐持續在平穩中前進，科技領域較過去相比已得到更大力度的開發，信息技術也開始逐漸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產生活之中。這種時代變化對我國現行民商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故我國的民商法應跟緊時代步伐，積極創新和完善以適應全新的時代格局，只有這樣才能更加充分的發揮出民商法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鑒于此，本文探討當下民商法現狀，并對其未來發展趨勢作出展望具有積極意義。

一、新時代下我國的民商法現狀

（一）民法現狀

自民事立法以后，多年以來我國在民法方面的成就備受矚目，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發展至今，我國民法在現階段所取得的成就如下：第一，立法已具有一定規模。多年來，大量法律、法規的制定使得新時期我國的民法已初步形成體系，反映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氣息，而且在民商事關系處理方面，可以說基本上都能在民法中做到有據可循；第二，對于現階段的市場經濟需求，我國的民法已能夠基本反映，這不僅體現在一些新制定法規中，對于已有法律的修改也能有所體現；第三，現階段我國的民法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加大了保護民事權的力度。例如《民法通則》，它除了在基本原則中對民事權利保護進行明確規定之外，也對民事責任等進行了專門規定；第四，現階段，對民法理論的研究，我國已在原有基礎上獲得重大進展，如《民商法從論》等書籍的問世。

雖然，新時代下我國的民法典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其現狀中還存在有一些不足等待著我們的完善和發展。首先，我國的民法至今沒有形成典制，即沒有民法典。民法典作為民法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能使民法法典化，這有利于進一步完善民法體系。其次，從內容上來看，民法也存在不足，具體表現有五：一是法規制定還有待完善，內容還應更進一步充實；二是一些法律法規不夠科學；三是民法過于傾向行政化；四是部分民法內容間協調性不足；五是有些民事立法受大量司法解釋限制，不能真正發揮它們的作用。對于上述這些不足現狀，在民法今后的發展道路中有待完善。

（二）商法現狀

上世紀70年代，我國商業行為開始激增，商法便是由那是開始制定并實施的，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的商法比較年輕，從整體上來看還處在起步階段，但是這也意味著現階段我國的商法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處在一個快速的發展時期。目前，我國的商法體制與民法關系密切，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將民法與商法統稱為民商法的原因之一，故“民商合一”是現階段我國在商法方面實行的主要體系。目前，在商法的頒布和制定方面，政府職權涉入較多，使得商法中存在著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法規，表明現階段我國的商法具有一定的公法屬性，如商業賬簿制度等。不僅如此，現階段我國的商法受一些因素影響在制定中還存在不足，因此現階段商法呈現出“修正式”，即對于發現的商法不足，及時更正、及時修改。而對于現階段商法中存在的不足，可主要概括成以下幾點：第一，新時期商法制度還有待完善；第二，理論基礎部分還應當作進一步深化。此外，由于民法、商法關系密切，因此對兩者關系現狀現進一步闡述。

（三）民商合一

法學界有這樣一個觀點，認為我國的商法需以“民商合一”的體制存在，這主要是由于商法建設不足，起步較晚，學者基于理論與實務上提出了這種觀點。但是也有一部分學者不支持這種觀點，他們認為我國的民法和商法應獨立開來，形式和機制方面均采用分立模式，這也是現階段民商法在我國存在的現狀。

本人認為，上述觀點探討的歸根結底是民法與商法關系問題，從體制上來看，現階段我國的民法、商法體制還處在合一的階段，這主要是由于縱觀我國立法史，立法者常頒布私法制度用來維護私有權，其條例內容并沒有明確區分民事和商事。現階段，民商法已經成為我國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可是從司法實務上來看，規范社會、穩定經濟的是民法，商法在這一方面的地位及重要性則要不及民法。

由此可以看出，民法固有的原則、制度具有很深的影響力，在實際內容方面，它也幾乎涵蓋了民商事立法內容，故經濟活動中，現階段我國還要有較長的一段時間持續性使用“民商合一”體制，商法制度的獨立性還有待進一步形成。

雖然現階段我國實行“民商合一”，但是不難看出，在我國完善法制化建設期間，商法確實也以自己的形式被人所知曉。鑒于此，本文認為現階段“民法合一”的體制下，商法呈現出了一種脫離民法的傾向或狀態，自由發展空間與先前相比也有所擴大，并且日趨朝著法典化的方向邁進。但是目前，對于商法的明確范圍，學者們還存有疑問，可是無論怎樣，現階段我國的商法、民法均處在一個持續性的發展、完善階段是毫無疑問的。

二、 對民商法未來發展的個人展望

（一）對民法發展的個人展望

民法在我國歷經的時間較長，經過了多年的完善和發展，新時代下的它該有什么樣的未來，本人對此進行的深入思考，現總結幾點作為民法未來發展的個人展望。

1. 更加充分的體現出和平的理念。經過多次世界性的戰爭和災難之后，新時期的人類更向往和平，恐懼災難，憎恨戰爭。民法在絕大多數國家之中，主要用來約束人們的日常生活，它可以從側面展現出一個人的本性，從這一點上來看，可以世界各國的民法都具有內在一致性，可用作人類交流，故本人希望今后的民法能在內容上多多體現出和平理念，并以此為媒介在世界范圍內弘揚中國文化。

2. 加深對人權的注重和保護。民法是保護人權的基石，正如我國《憲法》中的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在民法法則中也應當有所充分體現。從目前來看，我國的人權保護事業同過去相比已經有了日新月異的發展，人們的合法權益受到保護，但是男女差別對待等一些社會現象還偶有存在，需要我們在今后的工作中去解決、去完善。而這些都可以通過民法來實現，同時這一過程也是完善民法發展的一個階段和過程。

3.更多的展現社會正義、民主和福祉。正義、民主和社會福祉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所力求的，為了實現這些內容，達到社會團結、人民幸福的目的，我們可以通過實踐和探索來一步步完成，最好以民法的形式做保證。例如：社會福祉方面，可以依靠民法制度設計，讓百姓合理享有住房權等。

上述觀點是本人從大方向角度對民法今后發展方向上的展望，現在將目標放到我國本土上來，我覺得在未來，我國的民法發展將更具特色化。因為民法最早起源于國外，屬于我國繼受而來的法律，它在我國的應用是為了解決我國的民事問題，故今后的民法完善工作中，西方法律內容可以酌情借鑒，更重要的是以我國為中心進行研究和創新，以形成更具中國特色的、更適合中國國情的、更滿足國人需求的民法體系。

（二）對商法發展的個人展望

本人對于新時期商法發展的最大展望是希望商法法典化更加完善，并且在現有單行法之上做更進一步的發展。這主要是由于現階段我國市場經濟持續發展，與各國間的經濟交流也日益增多，這一種發展去向符合新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其具體原因如下：首先，商法依賴于市場經濟，雖然有觀點認為民法是市場經濟的根本，但是商業發展及其格局的變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商法的法典化提供了可能；其次，商法法典化能夠推進社會秩序和諧，加強權力保障，隨著市場經濟格局的變更，相信商法法典化在未來會成為一種趨勢。

為實現上述展望，在今后我們應該關注兩個問題并盡力解決，以便促進商法向著目標方向發展：一是關注商法觀念；二是關注商法制度。在商法觀念方面，想要使商法獨立法典化，其觀念首先應該獨立化，即對于商法的評價不再以民法為基準，從而推進其形成自己的理念。在商法制度方面，主要關注其整合問題，特別是商法制度的結構及整體運行情況，把其中不符合商法價值的內容剔除，以推進商法發展。

三、 新時代下的民商法創新

首先，價值體系方面。當今時代屬于高科技時代，社會整體正朝著信息化的方向發展，這使得人們對基于網絡傳輸的信息的安全性有了更高的要求，而這一點正是民商法所應該體現的。網絡具有虛擬性，這導致民商法在對其進行保護或制約是會有一些潛在的問題很難被發現和處理，故新時期民商法應該利用高科技，明確的掌握網絡事宜并展開規定，從而保證基于計算機系統的民商活動，以促進網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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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assumes special tasks in the training scheme for non-law majored studen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aw popularization, professional and moral education. To improve students' capabilities of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and enhance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ect, teachers should conduct a systematic teaching reform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such as specifying the nature and status of the course, properly arranging the opening time and credit hours, improving Lecture-style or Case-style teaching and phasing in flexible evaluation method.

關鍵詞： 非法學專業；民商法；判例教學；診所教育

Key words： non-law major；civil and commercial law；case method；clinical legal education

中圖分類號：G6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18-0243-02

0引言

抓好青少年法制教育利在當代，功在千秋，大學階段則是青少年接受普法教育的最佳時機。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一再高調重申必須依法治國，建設法制社會，十二五規劃中更是明確指出，要實施“六五”普法規劃，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弘揚法治精神，形成人人學法守法的良好社會氛圍。追求公平正義是法的理念，也是德高所在，出產有才無德的大學生絕非高校法律教育所提倡。十二五規劃在加快教育改革發展一章中強調，要全面實施素質教育，就是遵循教育規律和學生身心發展規律，堅持德育為先、能力為重，改革教學內容、方法和評價制度，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這無疑是對目前高校法律教育敲了警鐘，要求學校和教師要加快教改，培養德高才重的青年精英，以適應和推動中國的法治進程。

1民商法教學現狀

法學分應用法學和理論法學兩支，非法學專業為適應專業所需所開設的法律課程多從應用法學中選取，實用性很強。如管理類會計專業要開設經濟法課程，以應對會計師資格和注冊會計師等證件考試，金融學專業要開設銀行、證券、投資、期貨等課程，以應對一些證券、期貨等從業資格考試，技術性較強的和自然科學領域專業切近的如防汛、防震減災、衛生、農業等法律法規，其他較中性的如檔案、保密、信息、網絡等法律法規。倘若沒有法律基礎，又易被如今社會不公現象所蒙蔽，再加上大學生的價值取向尚不明確，信念不穩定，則不能避免對課程內容的斷章取義，或只是為了應付考試。民商法應為所有非法學專業所開始，一來因民法為基本法中的基本法，二來因商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需②。經濟類和管理類專業因與商法的關系和未來職業的要求，對民商法更應予以重視。其實多數高校為適應社會和學生專業就業所需，早已開設民商法課程，但整體效果并不盡如人意。

2民商法課程的特殊使命和性質

高校非法學專業一般在大一均開設一學年或一學期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礎、法學概論、法律基礎理論等課程，但由于種種因素，高教版的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礎作為必開課已基本完全取代其他法學基礎課程。課時不變、側重點在道德修養、授課教師多為政教出身，很難說學生能有比較扎實的法律基礎知識以方便學習專業法律。本人曾在大一上學期、大二下學期大三上學期為學生講述民商法，發現很多問題，如學生知道自己是公民，卻不知何為公民，知道自己已成年，不知應為哪些行為負責，直稱學校為機關，不知政府是法人，被打之后打人稱正當防衛。針對這種現象，本人對1000多名不同年級非法學專業學生做過問卷調查，結果表明，95%左右學生認為大學生思想道德教育課非常重要，但只有15%的認為思想道德和法律修養有開設的必要性。因此，在目前尚不具備充分條件開設法律基礎課程的情況下，民商法課程作為一門銜接法基礎理論――應用法基礎知識――專業法的課程承擔著三個使命。

非法學專業所用的民商法教材內容通?？蓜澐譃榉ɑ纠碚摗⒚裆谭ɑA知識（民商法總則）和部門法（分則）三個部分，直接體現著民商法所承擔的三重使命。其一，通過對法概念、立法原則等原理的闡釋，初步培養學生法律意識，使其對法的理念有所理解；其二，通過民法原則、民事法律關系（尤其是主體）、法律行為、民事權利和行為能力、物權和債權、、法律責任等基礎應用知識的把握，學會用法律思維去考慮問題，從法律角度分析現象；其三，根據專業需求講解合同、公司、證券、票據、銀行、知識產權、反不正當競爭、侵權和訴訟等部門法，利用法律工具為專業服務，培養職業責任感，提升職業道德。同時，強調地位平等和公平誠信的民商法最容易使公平正義的法理念為學生所接受，法理念也理應貫徹在課程始終。只有正確的引導和系統的講授，才能使民商法課程體現法的睿智和魅力，發揚德的光輝和影響。

至于民商法課程性質在整個專業培養方案中的定位，無外乎公共選修課、公共基礎課、學科基礎課、專業選修課、專業基礎課或干脆稱為專業應用基礎課、專業素質教育課等，只要能結合專業特征科學體現其地位和價值均無不可。在有些國家和地區的法學專業，甚至不把民商法課程作為必修課，僅是任選而已，這與國家法律文化和歷史相關，如意大利，其法律專業必修課只占到全部課程的1/4，法理課則只有1/7不到，主要還是考慮滿足學生興趣和不同就業方向的需求，更不用說非法學專業。根據我國教育文化、法律實施現狀以及實用主義甚囂塵上的現象，還是應將民商法作為必修課開設。

《2011 年全國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點》要求深化“法律六進”主題活動和重點對象法制宣傳教育――組織開展深化“法律進機關、進鄉村、進社區、進學校、進企業、進單位”主題活動，把領導干部和青少年法制宣傳教育作為重中之重，而且要繼續開展依法治校示范學校創建活動。為了跟上十二五規劃和“六五”普法規劃要求，作為青少年思想教育的前沿陣地，高等學校理應將該課程作為必修課――公共基礎課或學科基礎課開設，公共基礎課普及面最廣，學科基礎課可選擇講授，各有特色。

鑒于民商法課程的特殊使命和性質，開設時間宜選擇大二第一學期。③原因有三，其一，高中對應試教育的極度重視使剛進入大學的學生對社會的認識有限，法知識極為薄弱，加上大一第一學期為公共課，第二學期為公共課和專業入門課，一下子接觸到應用法知識，理解很吃力，很多課時浪費在法基礎理論的講解上。而且，民商法作為非主干課程，不會安排一個學年的授課時間。其二，高年級專業知識漸夯實，寬松的學習氛圍也使學生接觸了很多社會現實，這個年齡段的意念還比較模糊，就業升學壓力也越來越大，學生輕理論重實際，很容易曲解甚至蔑視法律條文的規定，這無疑與法的教育目的適得其反。其三，選擇大二第一學期開設民商法，一來新聞報紙雜志電視等從不缺少這樣或那樣的案例，學生理解能力增強，有了一定的法律常識，對社會也有了成年教育初級階段的懵懂的直觀感受；二來專業課開始大量開設，急需理論的正確引導和合理疏通。至于該課程課時數的確定，既不能與純專業課相提并論，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哲學等公共基礎課，還要與高數等基礎課相區分，一學期一周一般不應低于6個學時。

3民商法課程教改建議

課程的定性、課時量的妥當等外在條件都具備，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內因。教師是教育產出的最后一道關口，把握課程教學的每一個細節，從教材的選取、內容的取舍、案例的篩選編排整合到教學方法的創新等，無一不和能否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密切相關。

3.1 教材的選擇和內容的取舍首先要明確教材只是教學輔助手段，盡量避免照本宣科。①選擇理論較淺顯，和專業相契合的教材。很多教材為了滿足不同專業的需求，內容龐雜，應有盡有。為非法學專業的學生選擇法律教材，首先不建議用法學專業教材，尤其是研究型的，比如有很多的專家觀點或是流派介紹等。其次不贊成在課堂上使用現成案例教材。轉型期中國社會處于“危險期”，這個階段或簡單或復雜的案例俯拾皆是，課本案例雖精挑細選卻已失去新鮮感，而且很容易讓教師產生惰性。②根據不同專業、專業課的設置時間以及課時量多寡增刪教學內容并區分輕重點。例如金融學專業，一般會開設證券投資、銀行保險等課程，那么象證券法、銀行法等法律法規中與專業課相重合或相近的內容不必贅述。有些章節比如婚姻、繼承等可以直接略去。需要注意的是，民商法中的民法部分是本門課程的基礎，如大廈之根基，沒有民法的原則精神和基本概念，商法將猶如抽魂朽木，所以不能因與專業不甚明顯的關系就將民法章節片面歸于教學非重點。

3.2 慎重整合案例資源完整的民商事案例可以信手拈來，比如一些政府、司法、學術網站等，沒有什么比身邊生活更能刺激大學生好奇心的。然用于教學教育的案例不能隨興所至，一來課堂講解完整案例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要緊扣知識點，絕不能旁生枝節浪費時間；二來分解、整合案例需要教師花費很多的精力去研究，不能修改成面目全非的自創產品。任何一位教師的口才都不能代替生活現實，既要保證案例原味還要適合一堂課的需要，因此教師需要全身心投入去備課，不在乎理論有多深奧，而是要在50分鐘內給學生最嶄新最貼近生活的東西，才能充分調動學生主動性和積極性，才能使教學高效產出。還需要提醒的是，案例必然引發討論，既定判決并非不可質疑，但要把握教學秩序的有條不紊，防止情緒化和反面效果，牢記法律教育的終極目標。

3.3 改進教學方法，活用輔助工具民商法課程的教師顯然必為法學專業研究生學歷。這些教師在求學階段接觸的教學方法總結起來，有最常見的傳統的演講式歸納法，還有引進的判例演繹法、模擬法庭、診所教育、書刊編輯、法律援助等等，本科多為板書授課，研究生有無板書并不重要。法學和非法學專業的培養方案和目的截然不同，所以教師要適時轉變觀念，同樣的課程需要改良既有辦法、改進教學手段來適應授課對象的實際情況。

3.3.1 傳統的演講式授課法直接拿來，這種歸納法也是文科類和部分管理類學科專業應用最普遍的方法，先講理論后解案例，或帶著案例和問題去聽課，教師運用起來得心應手，但一定要突破共性逐漸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培養嚴謹思維，提高雄辯能力，給學生耳目一新的感覺。需要改良的主要是從國外引進的一些教學方法。

3.3.2 改判例教學法④為案例說明和討論。判例教學法1870年由哈佛法學院院長蘭德爾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始創，由于其采取學生總結思考分析案例中隱含的法律規則，教授根據學生的回答層層深人提出問題，又被稱為蘇格拉底式方法 (Soeratie Method)。

這種方法需要教師將繁雜的判例梳理成條理清晰的法律規則，引導學生在較短的課堂時間內了解和掌握法律。但由于這種教學法對學生素質要求很高，需要在課前大量閱讀相關書籍且具備一定的法學基礎和法律思維，對非法學專業學生來講不具備可行性。但是判例教學的理念――“學習開始于我們的已知，開始于我們的經驗(親身經歷的和別人的)”――卻可以指導教師來改進教學方法。從現實判例到法律理論是一個演繹的過程，相比傳統的歸納法，學生是帶著對社會實踐的深度思考探究去發現其中的奧妙和原則，易培養對事實的洞察力和邏輯推理能力。教師可深入研究復雜的判例，但一定要以案例淺出，直接的方法就是選取簡單條理而現實案例的，指定材料讓學生課前閱讀（不需要花費很多課外時間），課堂組織學生或分組討論既設問題，展開爭辯。其次，可要求結合材料和自己事、身邊事或現象，舉出一個例子，再圍繞這個最生活化的案例展開討論。無論是爭論還是討論，最終都要歸納出蘊含其中的法律規則和原理。需要注意的是，這樣的案例可能并非完全符合課堂需要，教師可以增加情景，設置障礙，引導和控制討論不偏離正題。

3.3.3 將模擬法庭作為課外大型法律活動開展。模擬法庭是在教師的指導下由學生扮演法官、檢察官、律師、案件的當事人、其他訴訟參與人等，以法庭審判為參照，模擬審判某一案件的教學活動。這是一種通過學生親身參與，將課堂所學理論知識、司法技能等綜合運用于實踐，以達到理論和實踐相統一之教育目的的教學模式。模擬法庭雖是假設案例的虛擬法庭，但要模擬真實情景，學生興趣很高，進行卻非常困難。一是需要講解大量的訴訟知識和技巧，甚至是法官和訴訟參與人的位置，二是操控不當很容易演變成一場爭論。這與學生法律常識缺乏、不具有法律思維、從未旁聽過審理等有關。因此把模擬法庭作為教師教學實踐課程、學校普法規劃一項工作、學生社團大型法律教育活動（比如安排在每年的“12.4”）來開展更合適。

3.3.4 棄用法律診所教育。法律診所是學生在律師指導下學習訴訟策略、撰寫法律文書、當事人訴訟等。國內高校的診所教育多采取法律援助活動或設立法律援助中心等學生組織，因當事人多屬窮困，這類活動可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意識和職業道德。相比判例教學法，無論從時間、精力、財力等哪個角度來考慮，在非法學專業實施診所教育都不具備可能性，也因它和學生今后的職業選擇毫無關聯，現實意義不大?？偨Y起來，民商法課程應以傳統的演講式授課法和生活案例說明與討論為主，輔以模擬法庭等課外活動，其他的如帶學生現場旁聽、作試探性法律咨詢等等也可適當安排。

3.3.5 PPT課件被稱為“助學利器”，既可以節省時間，增加課容量，還能通過豐富活潑的界面、聲像資料和網絡鏈接活躍課堂氣氛、調動學生參與、加深課堂印象。民商法教師是文科出身，習慣采用板書，然而大量的案例材料靠課堂讀寫和課前復印很不科學也不現實，采用電子課件是必然趨勢，所以教師需要盡快掌握office、flash、圖案剪輯等軟件操作技巧，實現電子化和網絡化教學。

3.4 改進統一的卷面考核方式，嚴把分數關中國高等教育的現實是“嚴進寬出”，入學嚴格，授課自由，考試寬松，這樣的教育體制和高等教育的初衷是相悖的，畢業生真正學到手的東西少得可憐。大學教師授課風格個性化，課堂氣氛比較自由，能為學生營造相對輕松的學習環境，但如果學期考試不能真實反映學生的學習態度和知識水平，自由便會質變為散漫。因此，改進統一的卷面百分制考核方式，以靈活的考試方法和嚴格的分數把關，促使學生重視平時的知識積累，才能遏制消極懈怠情緒。

傳統的考試方式是閉卷筆試，實行百分制加學分制，現在有口試、論文、材料觀點論述、開卷等，實行百分制、等級制、平時和期末比例制加學分制，多樣化考核和計分可適應不同的專業和課程需求，也是大學教學改革的一項成果。然“良法需要好的實施”，要不將成為一紙空文，教師必須以高度的責任心和一絲不茍的態度對待成績判定。與勞動相適應的報酬最能使學生端正學習態度，改進學習方法，取長補短，提高學術水平。

注釋：

①非法學專業，不包括政教類專業，因為部分高校政教專業已開設法學概論、法理以及其他一些重點部門法課程，有將法律課程作為主干課程的趨勢，這與本文所論有民商法地位有差距。

②本文所論民商法課程不介入民商分立、民商合一、商法和經濟法的部門法獨立地位之爭，只是應需而設，內容根據專業、實用程度有所取舍和側重。如高程德為經濟類、管理類等非法學專業學生所編教材就叫做《經濟法（民商法）》。

篇(3)

究其原因，蓋文學作品表現的是人類的生活和情感，人性的精髓因民族、地域、文化傳統所產生的差異也許可以忽略不計，翻譯高手能夠從語言文字中提煉出人類感覺的共同“精魂”，“投胎轉世”之后，語言習慣的差異便通過翻譯家的再創作“化”之而去，出落的是“依然故我”的仙女。然而法律概念是法律制度的載體，翻譯往往是從無到有的過程。用目的體系（本土的）法律術語對譯出發體系（比如英美的）法律術語，意味著把不完全相同的兩種制度牽強地疊合在一起，即使二者所代表的制度內涵有著共同的“精魂”，但細微的差別也可能影響移植制度的功能。當然，如果立法者的本意是要用本土的制度“化”掉本源的制度，著意把出發制度的內涵植入目的制度，又另當別論。但許多情況下并非如此，象《海商法》這樣一部強調保持淵源制度完整體系的法律，法律術語之間的差異一旦“化”掉，就無法實現法律規范的功能和法律移植的目的。[3]

我們不妨剖析一個《海商法》制度“海上貨物留置權”為例，分析Possessory Lien，[4]翻譯方法如何給法律概念解釋造成困惑，由此看出法律術語翻譯方法在以法律移植為主要立法淵源的我國具有怎樣特別的意義。這一問題至少在具體學科的比較法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夠重視。

一、海上貨物留置權產生背景和由此引出的法律解釋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開創了我國將國際公約直接變為國內立法方式上的先例，并且成為我國大陸第一部系統引進英美法制度的立法。這一立法特色對海商法中的概念界定和制度內涵的解釋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從法律結構上看，《海商法》幾乎全部是對國際公約或構成國際航運慣例重要組成部分的國際標準合同形成的。由于公約的邏輯結構十分嚴密，加之公約淵源于英美法，概念、制度自成體系，與隸屬大陸法傳統的我國一般民商法體系難以融合，故只能采取整章移植國際公約或國際標準合同的方式，構成我國《海商法》各章的內容。如涉及本文討論的海上貨物留置權的兩章內容，分別為第四章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第六章船舶租用合同，第四章是移植《海牙公約》、《海牙—威斯比公約》及《漢堡規則》的內容，只是根據我國的航運政策進行了取舍，具體規范結構則是翻譯原文；第四章中“航次租船合同”一節還參考了國際標準合同如使用率較高的“金康”合同（GENCON）；第六章主要是參照幾個國際標準合同制定的[5].

由這種移植方法所形成的我國海商法概念獨具特色??公約或標準合同中的概念按照其在本章中的特定含義翻譯，《海商法》各章的概念涵義都在本章中加以解釋，同一中文法律術語并不要求其涵義在整部法律中是一致的，相應地，同一英文法律術語的多個涵義則在各章中分別被譯成不同的中文概念，某些英國制度的分支概念被譯成不同的中文后甚至代表互不相干的制度。例如Lien是英國法中重要的財產擔保制度，我國傳統中譯為“留置權”，但它的內涵為“優先權”，遠遠大于我國“留置權”概念[6]，其中包括Possessory Lien、Maritime Lien和Equitable Lien（衡平法留置權）[7].Maritime Lien是Lien制度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國民商法中沒有對應的術語，《海商法》第二章采用文義譯法直譯作“船舶優先權”[8]，譯出了Lien的“優先權”含義??優先權毋須占有標的物，而直接依法律規定的受償順序從標的物中優先于其他債權獲得清償；而Possessory Lien在在英國財產擔保法中是基于合法占有（留置）標的物而取得優先受償權，這一制度與我國民事留置權制度的功能有諸多方面相似（而不是相同），按本義譯出為“占有留置權” （或“占有優先權”）， 而按照我國民事“留置權”的特征解釋，留置權本身就是一種以“占有”為前提而產生和存在的權利，因而翻譯者為了避免同義重復，去掉了“占有”二字，成為《海商法》第四章中的“留置權”[9]，亦即本文所討論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如此以來，在對法律規范進行比較法解釋和比較法研究時至少引起了兩個問題：

（1）同源于英國法中的Lien制度體系的海上貨物留置權與船舶優先權在我國海商法中卻變成了兩個互不相干的制度??Maritime Lien在我國作為船舶“優先權”構成獨立的制度體系，Possessory Lien作為我國的海上貨物“留置權”成為我國民事留置權的一個分支。原有Lien制度體系下的兩個分支概念之間以及分支概念與總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系被完全切斷了。不只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在譯為英文本時，把“船舶優先權”被譯作priority（而不是其原始術語[10] Maritime Lien），進一步切斷了以英文詞義為線索回溯到出發體系中去尋找制度淵源關系的途徑。

兩大法系的留置權制度與各自體系內的優先權制度密不可分、協同作用，在功能設置上此消彼長、相互彌補，共同調整海上貨物運輸關系，擔保承運人和船舶出租的債權實現，構成完整的制度總和。而僅就留置權制度而言，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在兩大法系海商法律制度中，優先權制度與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是密切相關、協同作用的，二者功能互補，此消彼長，各國對于單一制度的設置各不相同，甚至名稱都不盡一致，但的功能之和卻大致相同[11].因此研究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時必須同時研究各國的優先權制度，否則無法知曉各國在保護海上貨物運輸法律關系中的債權人的制度?！逗Ｉ谭ā吩谥贫纫浦仓袇s由于翻譯方法問題切斷了英國法中具有明顯聯系的兩個法律術語所代表的制度之間的聯系。

（2）相似而不相同的兩種制度??英國法中的占有留置權與中國法中的留置權制度??之間的差異隨著“占有”二字的省略而被抹去，作為淵源制度的英國占有留置權制度被賦予了目的體系中國民事留置權制度的全部特征，這成為長期以來我國研究、解釋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概念時套用民事留置權法律特征的根源。其實，兩類“留置權”存在著許多差異：民事留置權制度淵源于大陸法系擔保制度，而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淵源于英美擔保法制度。突出的問題是，英國法中的占有留置權制度以合約留置權為主體，法定留置權只是一種對于法律主體和法律關系適用范圍很小的補充性權利；而大陸法的留置權制度以法定為重要特征之一，不允許自行約定留置貨物。在海上貨物留置權被強加以民事留置權特征之后，這種差異成為法律適用中的最大難題。比如提單中大量存在的留置權條款的效力如何認定，成為司法實踐中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否定合約留置權的判決一再受到航運界振振有詞的質疑，[12]相比之下，司法部門的論證在邏輯矛盾中顯得有些乏力，比如一面在文章的開頭“海上貨物留置權的法律特征”的命題下否定約定留置權的效力，一面又用文章的主要篇幅討論英美合約留置權條款的內容及其約束力。[13]另一種肯定約定留置權效力的論證是依據民法學關于大陸法系“物權性留置權”與“債權性留置權”劃分的理論，把“債權性留置權”與合約留置權混為一談。[14]可見以大陸法留置權理論解釋淵源于英美法的概念只能削足適履。

《海商法》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的規定只有三條，本身并沒有肯定或否定合約留置權的效力，留置權的成立要件、留置權的行使方式、以及留置權與訴前扣貨的關系問題等等，界定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的特征依賴于對海上貨物留置權概念的解釋，而解釋的方法卻全依賴于法律原理??究竟選擇我國民事留置權理論抑或適用英美擔保法理論作為解釋海上貨物留置權概念的依據，成為實踐和理論都無法回避的問題。

二、法律術語的翻譯方法及其對于法律解釋的意義

法律術語的翻譯在法律移植中的意義遠非文字技巧問題，它直接決定法律概念能否作為制度移植的載體，準確、完整地傳達立法者移植某項制度時的意圖，換言之，能否按立法意圖繼受外國法律規范的內涵，充分體現其制度功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翻譯方法。所以港臺民商法專家對于法律術語特別是英美法術語的翻譯方法都十分重視。綜合起來大概分為兩大派論：

從事大陸法學民商法研究的學者認為，“應將英美法之概念用語，納入我國既有之法律體系，使之與現行法概念用語相契合。”[15]主張將出發體系概念所代表的功能相同或相近的制度統一用目的體系的相應概念來表示（本文稱之為“制度功能對譯法”或“功能譯法”）。

從事英美法研究的學者則認為，“憑一兩個相同的地方把一個法律體系的術語與另一個法律體系的術語劃上等號，很容易把術語在一個體系的意義帶入另一個體系里去”，主張“只有當兩個概念之間的差異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具重要意義時才可以劃上等號，否則寧可生造詞語。”[16]（本文稱之為“概念內涵直譯法”或“文義譯法”）

《海商法》移植Lien制度時實際上分別采用了上述兩種不同方法進行翻譯??把Maritime Lien譯作船舶“優先權”采用的是文義譯法[17]，反映了出發概念自身的內涵；而把Possossory Lien譯作“留置權”，采用的是功能對譯，亦即出發概念所代表的制度與目的體系中的某一制度具有相同或相似功能時，直接用目的體系中的相應概念來代替出發。如果按文義譯法直譯，則possessory Lien應譯為“占有優先權”或“占有留置權”。（總概念Lien可譯作“優先權”或留置權）。這種在同一部法律中采用兩種不同方法翻譯同一體系的分支概念的作法，進一步增加了進行比較法解釋時尋找法律制度源頭的難度。

筆者認為，功能對譯法的弊端在于，它把一個體系中的術語的內涵強加于另一個體系的術語內涵之中，或者導致出發概念內涵的遺落，或者導致其內涵的增衍，實際上造成對所移植制度規范的任意縮小解釋或擴大解釋。所以，文義直譯法更符合法律術語翻譯的內在要求，能夠盡可能客觀地表達概念所代表的制度內涵。象“優先權”（ Lien）這樣的概念，我國現行普通民事法律體系中并沒有相應制度，采用直譯生造詞語反而提供了尋找法源的線索，我國司法實踐中對于如何適用“船舶優先權”制度的討論普遍從英美法制度中去尋找解釋依據，在比較法研究方法上沒有分歧，這與術語翻譯保持了英國制度的原貌是分不開的；而屬于同一制度的Possossory Lien（占有優先權）由于按功能對應譯為我國已有固定內涵的 “留置權”，因而順理成章地被納入我國留置權制度體系，海上貨物留置權變成為我國民事留置權中的特殊制度，從而改變了這一制度與母體的淵源關系，進行比較法解釋時常常陷入異化概念的陷阱找不到出口，在信息不全情況下司法實踐中只能套用我國留置權概念特征去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其牽強附會已如前述，直接影響對規范內涵的理解和制度功能的發揮。比如根據我國民事留置權理論，留置權是法定擔保物權，因而不承認約定留置權的效力。如果適用民事留置權的法律特征來界定海上貨物留置權，認定海上運輸合同中約定留置權的效力就缺乏法理依據，然而在海事審判實踐中扣貨的依據恰恰是提單的留置權條款，對留置權法律規范中所確定的留置權成立條件加以解釋時，也又能不適用英美法中合約留置權理論，包括對留置權條款進行解釋的合同解釋理論。

當然，采用何種方法翻譯要視具體情況而定，王澤鑒反對“個別法規定之基本概念皆因循其所繼受國家之法律理論”，主張“設法使之與整個體系相配合，融為一體” ，也是為了使法律的有機體內“部分與整體調和，以實現其規范之功能”[18].從前面介紹的《海商法》立法背景來看，我國海商法移植追求的是海商法制度自成體系，甚至各具體制度自成一體，因而其中的個別概念若要“與整個體系相配合，融為一體”，應當首先考慮與海商法的相關制度相協調，由此構成完整的功能體系。如果為了與本國既有的民商制度概念一致而牽強地采取概念對譯，則破壞了《海商法》內的部分與整體的調和關系，影響法律規范功能的實現。

無論我們如何選擇翻譯方法，法律概念作為“部分”都難以同時兼顧與本源制度體系的“整體”和本土制度體系的“整體”協調關系，所以，討論法律術語的翻譯方法對于法律解釋和理論研究的意義主要在于，當我們對移植的法律術語及其代表的法律制度進行解釋時，切不可忘記這些術語并不一定反映了制度的原貌，術語的內涵有時只是由翻譯者確定的。表面上完全相同的概念所代表的制度可能不完全相同；而表面上毫不相干的概念之間實際上卻存在著某種制度聯系。所以即使主張把英美法術語納入我國概念體系的學者，也特別強調要“通過解釋途徑”，否則會造成望文生義，穿鑿附會。這一點，在解釋主要通過翻譯所產生的《海商法》時應受到格外的重視。換一個角度說，如果在法律適用和理論研究中都時時意識到這個問題，那么，討論使用什么方法來翻譯法律術語的問題也就沒有意義了，因為術語本身不過是一種文字符號而已，它并不等于法律制度本身，制度的內涵是通過解釋途徑附于這個符號之上的。

三、“概念還原解釋法”?? 海上貨物留置權解釋方法的一個啟示

盡管法律術語的翻譯作為法律制度移植的方法具有內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其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在移植中可能經常發生增衍或遺漏，然而，只要法律移植仍是我國生產法律的主要方式，我們就別無選擇。彌補這種缺陷的途徑是比較法解釋。比較法解釋的目的就在于“將外國立法例及判例學說作為一種解釋因素，以求正確闡釋本國現有法律規范之意義內容”。[19]筆者主張，在進行比較法解釋的過程中，應當深入分析和認識我國法律制度與所繼受的外國立法例之間的淵源關系，把特定概念的內涵及其法律特征還原到所繼受的該外國法中，以最大限度地尋求對法律概念作出準確、完整、合乎邏輯的比較法解釋。這種解釋方法本文稱之為“概念還原解釋法”。采用這一解釋方法，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的概念特征與制度功能之間的諸多矛盾都得到了合理的解決。

運用“還原解釋法”的第一步，是準確無誤地找到法律概念賴于產生的“祖籍”。在許多情況下這并非一件直截了當的事情。如前所述，《海商法》的立法背景為追索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的淵源提供了一個路徑。然而，即使海商法全部是從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移植而來，這些公約和慣例卻是兩大法系各國制度長期博羿、借鑒和融合的結果，僅就具體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而言，如何能確定它淵源于英國財產擔保法中的而不是大陸法系的擔保物權制度呢？從法律文本中找不出任何線索，所有的線索都在翻譯中被切斷了（已如前述）。這個答案只能通過對公約、英國擔保法和大陸法系擔保法中的“留置權”制度進行比較，找出與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規定最相近的制度。

經對公約與英美海商法制度比較，筆者看到，海運公約和慣例基本上是英美等海運大國海商法制度的翻版，至少在技術結構和法律體系上如此。為遵從國際法規則，公約成員國都會以不同的立法形式把國際條約的內容納入內國法律制度體系，非成員國的海商法制度與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的聯系往往也比與本國普通民商法制度體系的聯系更為密切，國此各國海商法成為一個相對封閉的獨立體系，即使在海商法制度與本國民商法制度整合得較好的大陸法各國，在研究海商法制度時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英美法理論。雖然這已成為常識，然而在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與淵源于大陸法系的民事留置權具有共同的法律特征的情況下，筆者得出這種結論需要拿證據才能服人。

面對如何協調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與本國民商留置權制度的關系問題，筆者研究發現，實行民商分立的大陸法各國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都與本國民事留置權制度都大相徑庭，而且就功能（而不是概念）而言，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實際上是由“留置權”概念下的同時履行抗辯權制度[20]和不同名目下的優先權制度[21]共同構成，亦即大陸法各國將英美法Possossory Lien（占有優先權或占有留置權）制度分解為留置的權利和優先受償的權利和兩個功能互補的制度，從而把英美法制度（而不是概念）納入本國民、商法體系，使之與本國既有的概念和制度相契合，但在法律用語上，幾個國家都避免直接稱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為“留置權”或“優先權”（這樣就避免了前文所說的術語對譯造成的概念內涵增殖或遺落的缺陷），只是具體規定了海上貨物運輸債權人如何通過占有標的物獲得優先受償的權利。這一信息進一步排除了用民事留置權特征解釋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概念和制度的合理性。與我國大陸同樣實行民商合一體例的臺灣，是采用“特別留置權”制度來解決這一問題的。臺灣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屬于特別留置權，與普通民事留置權之間具有巨大差異 .[22]國內學者習慣于引用臺灣學者的觀點作為論證依據，對于臺灣的特別留置權不可不特別留意。盡管我國理論界主流意見趨向民商合一，但海商法制度相對于國內其他民商法的獨立地位已如前述。

《海商法》關于承運人的貨物留置權制度的規定采用的是“金康”合同格式，其中的“留置權”特征與英國法Possossory Lien制度的特征一樣，所列舉的留置權項目包括運費或租金、共同海損分攤、滯期費、承運人為貨物墊付的必要費用，以及應當向承運人支付的其他費用，其范圍大于大陸法各國海上貨物留置權的范圍[23]，而囊括了合約留置權中任何可能產生的費用；從《海商法》條文的內容來看，留置權的實現須經法定程序而不得自行變賣，這一明確規定反映了英法“占有優先權”效力特征；從留置權與訴扣貨兩項制度的關系來看，體現了“占有優先權”與“衡平法優先權”制度功能互補的特點。整個海上貨物留置權規范無不滲透著英美法Possessory Lien制度的特征，換言之，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整合了大陸法海商法以“留置權”制度和優先權制度共同承擔的功能。由此可以確信，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與英美法占有留置權同源，與淵源于大陸法留置權制度的我國民事留置權制度有著不同根系。

把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概念還原為Possossory Lien，從英國財產擔保法中尋找解釋這一制度特征的理論，實踐與理論的邏輯矛盾就得到合理的解決：

（1）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的性質和留置權條款的效力問題。

在英國法中，Possossory Lien 既可依法律規定而產生，也可依合同約定而產生。普通法規定的留置權（即法定留置權）不僅在范圍上小于合約留置權，而且適用條件限制很多。就二者的效力而言，法定留置權只是作為當事人之間關系或他們之間交易定情形下的默示條款或法律后果。所以只有合同沒有約定或沒有相反約定的情況下，才起作用。亦即，約定的留置權效力優先，普通法留置權為補充性或選擇性的權利。因此，我們不必借助大陸法留置權理論，依“法定擔保物權”說否定合約留置權的效力或以“債權性留置權”為佐證肯定合約留置權的效力，而應當依據英美法的合同解釋規則確認留置權條款的效力，“概念還原解釋法”為這種實踐提供了理直氣壯的根據。

（2）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的成立要件和行使方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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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法》規定了兩類不同的貨物留置權：承運人的貨物留置權和船舶出租人的貨物留置權，它們分別源于Possessory Lien中的“特別（占有）留置權”（Special Lien，或“特別占有優先權”） 和“一般（占有）留置權” （General Lien，或“概括留置權”，“一般占有優先權”）[24].這兩種貨物留置權的效力規范[25]、成立要件及行使方式都不相同，這一重要問題在海上貨物留置權研究中被忽略，是不了解二者的淵源制度所致。

作為承運人留置權淵源的特別留置權與我國民事留置權制度相似，是指留置權人扣押占有某項財產直到該特定財產所生費用全部清償為止的權利。這解釋了我國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承運人留置權成立的條件??留置權人只能就留置物產生的費用留置該特定財產，卻并不必問該財產的所有人（貨主）是誰。同時，特別留置權不含有債權人出賣標的物的權利，只有當制定法明文規定的情況下，留置權人才可以按規定的程序出賣留置物，這為解決我國承運人行使貨物留置權的方式問題找到了依據；留置權與法院扣貨之間的關系也從中找到了答案??在英美法中，通過申請扣押把留置權轉移給海事法官的做法，是行使留置權的主要方式，也是實現優先請求權的唯一方式。留置權僅僅是一種抗辯權，法院扣押貨物所實現的是優先權，這一優先權因留置權人占有標的物而取得，但海上貨物留置權人不能象民事留置權人那樣自行處理留置的財產，而只能通過司法扣押拍賣標的物而實現其優先受償的權利。

一般留置權則是為了擔保一般債權而設置的擔保，更類似于我國的質權。根據一般占有優先權，留置的財產可以不是留置請求權的標的，它可以基于行業慣例產生，也可基于雙方認可的持續性先例而確定，還可以由雙方在合同中明確加以規定。我國船舶出租人行使留置權必須以貨物為租船人所有，卻不以置于船上的貨物為產生請求權的標的物為限，即源于此。

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的其他一些爭論不休的問題，運用“概念還原解釋法”，把翻譯過來的“留置權”概念還原到它基于產生的制度土壤中去，都能獲得完整、合理的解釋。索本求源不僅適合于解釋象海上貨物留置權這樣處于兩大法系夾縫中的概念，也不僅僅對于象《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這樣一部典型地成體系移植的法律的解釋具有意義，筆者相信，作為比較法解釋和比較法研究的一種思維方式，“概念還原解釋法”對于由移植產生的所有法律概念的解釋都是一種啟示。如果運用這種比較法解釋方法通過統一的司法解釋把概念的內涵加以確定，會避免實踐中的大量爭議而在許多問題上實現司法統一。

「注釋

[1] 載于《北大法律評論》第2卷第1輯，轉載于《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0年第6期。

[2] 錢鐘書：《林紓的翻譯》，載于《錢鐘書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269頁。本段加引號的部分都是錢先生描述文學作品翻譯的“化”境時使用的詞匯。

[3] 各國海商法都極少照顧與本國其他法律之間的銜接，因為海商法主要由航運慣例構成，國際一體性很強，在各國國內法體系中都處于相對獨立的地位。

[4] 《海商法》中譯為“留置權”， 用于指稱我國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筆者主張按字義翻譯為“占有留置權”，本文后面將用重要篇幅專門介紹《海商法》譯法的由來和筆者譯法的理由。

[5] 這一部分內容參見郭日齊：《我國＜海商法＞立法特點簡介》，載于《〈海商法〉學習必讀》，交通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作者是制定、頒布《海商法》期間國務院法制局顧問。

[6] 考證這兩項制度之間的關系真是煞費苦心，因為我國海商法論著一般只有關于Maritime lien 的介紹，Possessory lien在英國海商法中主要由合同約定，適用各種國際標準合同，很少有海商法理論對于Lien制度進行系統討論；而我國民事留置權理論又幾乎不介紹英美留置權Possessory lien制度，個別提及這一制度的文章對英美留置權制度的功能也有嚴重誤解。例如用英國學者Treital的觀點??“留置權可以填補國內時履行抗辯適用范圍的有限性所留下的空白”，來說明我國留置權與同時履行抗辯權適用范圍上的差異（參見王利明：《民商法理論與實踐》，吉林人民出版社，第278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研究大陸法為主的我國民法學界對于英美法留置權和優先權制度的陌生。實際上，Treital 所指的留置權正是英國法中Lien，英國法的這項擔保制度具有多重功能，《布萊克法律辭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列舉了Lien的9個內涵，其適用范圍比同時履行抗辯權廣泛得多；而大陸法系的情況恰恰相反，同時履行抗辯權的適用范圍要比留置權廣泛。本文主張在研究以移植英美法為立法資源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時，盡可能深入探究兩大法系在相同的“留置權”概念的標簽下隱藏的制度差異。

[7] 關于英國優先權和留置權的介紹參見董安生：《英國商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449頁；司玉琢：《優先請求權·時效·碰撞責任限制》，大連海運學院（內部發行），第55頁；司玉琢：《新編海商法學》，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頁。

[8] 朱曾杰：《關于＜海商法＞第二章》，載于《〈海商法〉學習必讀》，第54頁。作者解釋，按傳統通譯法譯為“海上留置權”，多數專家現在認為不恰當，譯為“優先權”是按字義譯出的。另參見徐新銘：《船舶優先權》，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頁。作者在書中列舉Maritime lien的許多譯法：海事優先權、海上留置權、海上優先請求權、船舶優先請求權、船舶優先權，等等。

[9]參見司玉琢主編：《新編海商法學》，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頁。

[10]筆者原系海事法院法官，了解到最高法院交通審判庭和海商法專家對這種譯法普遍給予批評，但尚未見對這一術語見諸文字的討論。

[11] 海上貨物留置權與優先權制度的功能互補關系，在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比較研究中也沒有給予充分注意，這一問題筆者將在另文發表的畢業論文的第二部分《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的功能比較研究》中詳述。

[12] 參見徐霆：《淺析提單與租船合同的留置權條款》，載于《中國海商法協會通訊》，1996年3月刊；湯凱：《論海上貨物留置權》，載于1991年《中國海商法年刊》，第208頁；?（香港）陳承元：《承運人之留置權》，載于《國際海商法律實務》，郭國汀主編，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頁。司法部門也有個別文章贊同這一觀點，見伍治良：《淺論海上貨物留置權》，載于《海事審判》1998年第4期，作者是某海事法院海商庭庭長。

[13] 參見傅緒梅：《中國海商法詮釋》，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頁，作者是前任最高法院交通審判庭庭長；同時參見金正佳等：《海上請求保全專論》，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第178頁，作者是某海事法院業務院長。他們的觀點在司法實踐中具有很大權威性。?

[14] 劉志文：《論我國海上貨物運輸中貨物留置權的性質及其影響》，載于《中國海商法年刊》，1995年卷，第161頁。

[15] （臺）王澤鑒：《附條件買賣買受人之期待權》，《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一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頁。

[16] （港）何美歡：《香港合同法》（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頁。

[17] 朱曾杰：《關于＜海商法＞第二章》，載于《〈海商法〉學習必讀》，第54頁。作者解釋，按傳統通譯法譯為“海上留置權”，多數專家現在認為不恰當，譯為“優先權”是按字義譯出的。我國對大陸法系“留置權”概念的翻譯也采取了功能對譯法。

[18] 王澤鑒，上引書，第130頁。

[19]梁慧星：《民法解釋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頁234.

[20] 關于法國、德國“留置權”概念下的制度僅具同時履行抗辯權之功能，國內民法學界基本上沒有分歧；其實日本“留置權”概念下的制度功能與法國和德國差異不大。筆者主張對各國制度作功能比較而不是概念比較，亦即各國保護同一類法律關系的制度之功能設置上的異同，故在此不作“物權性留置權”與“債權性留置權”之劃分。日本學者林良平指出，“談論某種權利是物權或債權沒有意義最好是對債權利能夠發生什么樣的具體權利、發生那樣的權利是否妥當，作個別判斷”。（轉引自梁慧星、陳華彬：《物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頁）。對此筆者在畢業論文的第二部分以比較法學理論為據另有詳述。

[21] 法國為“特定動產優先權”、德國為“法定質權”、日本為“先取特權”。參見1966年《關于海上物運輸合同和租船合同的法國法令》第3條，《德國商法典》第397條、410條、614條、623條；《日本商法典》第753條、第757規定。

[22] 《臺灣民法典》第445條、647條、938條、960條、962條，《海商法》162條；另參見（臺）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下冊），第426頁。

[23] 德國的海上貨物留置權為“法定質權”，與約定質權的項目分開規定。

篇(4)

［論文內容摘要］經濟法責任的獨立性是經濟法理論體系的重要范疇。本文從經濟法責任的制度根源、與其他法律責任的本質差異及其獨有責任形式等方面論述其獨立性的基礎，明確經濟法責任是不同于其他法律責任的，具有制度保障和現實需要的獨立的法律責任。

經濟法責任的獨立性問題一直受到國內諸多學者的質疑，有的認為經濟法本身不成其為獨立的法律部門，自然就談不到獨立的經濟法責任。有的認為經濟法責任沒有獨有的責任形態，其責任追究方式不過是借用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及刑事責任而已①。有的認為傳統的部門法劃分背景下的“三大責任”或“四大責任”足以實現對全部法律關系違法行為的制裁，沒有必要再創設“經濟法責任”②。針對上述質疑，本文認為，這些觀點的形成無不建立在對傳統的法律部門劃分的觀念之上，將傳統法律部門的劃分看作是顛撲不破的固有規律，忽略了法隸屬于適應和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范疇的本質，從而沒有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認識到法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進行的創新性和適應性的變革。經濟法正是為了規范日益復雜的社會經濟交往以保護社會整體利益為己任而出現的“高級法”，其自有一套不同于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的價值理念、制度功能、主體范疇和行為規范目標，為了實現其法益，經濟法必然確立從責任追究宗旨、責任追究方式、責任承擔主體都不同于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及刑事責任的理論體系，并以此為基礎，形成具有獨立性的經濟法責任。

一、經濟法固有的制度功能是經濟法責任獨立性的根源

隨著社會經濟交往形態的復雜化和經濟主體追求效益目標手段的多樣化，出現了許多傳統法律部門無法企及的社會關系。傳統的民商法以調整平等主體間的私人交往為宗旨，以交往各方權利義務的“均質性假設”為規范手段③。當出現私人權利損害時，民事法律責任主要采用“填補性”的救濟措施，以使受損害方的權益回復到受損害之前的狀態。以消費品買賣為例，傳統的民商法以自愿、公平、誠實信用、等價有償等價值目標為交易原則，關注的是買方和賣方在合同關系中的相對等的權利義務的實現，法律責任以損害賠償、恢復原狀、消除影響、排除妨害等補償性責任方式為主，故一旦賣方向買方銷售了假冒偽劣的貨品，買方通常向其追究更換貨品或退貨返還貨款的法律責任。這些主張只具有“填補損害”的功能，產生對經濟交往個別受害者的權利救濟的作用，而沒有對惡意欺客的商家起到懲罰的作用。這與民商法以維護私人之間個別交易秩序為宗旨的制度功能有關。

但我們應當認識到，對惡意欺客的商家僅僅用維護個別交易秩序的民商法調整是遠遠不夠的。用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銷售假冒偽劣商品的商家由于經營成本顯著低于其他合法經營的商家，會造成其在競爭中取得一定的優勢地位，從而破壞了正常的競爭秩序，甚至可能造成其他商家在趨利心理下效仿，從而破壞整個行業的發展。這就意味著商家銷售假冒偽劣商品不僅會產生導致消費者利益受損的“個體成本”，而且會產生整個市場秩序受到破壞的“社會成本”，同時也說明法律不僅要關注對于“個體成本”付出的補償，還要考慮對“社會成本”付出的補償。而這些整體性或全局性的后果一旦出現，以個別交易秩序為立法價值取向的民商法未免力有不逮，而僅以填補個別交易主體利益損害的民事責任來制裁商家顯然不能彌補“社會成本”付出的損失。而行政責任則是行政機關行政管理過程中各方主體的違法后果，其調整的社會關系的范疇過于狹窄，在法律關系主體各方都是商業主體時則無用武之地。刑事責任雖然關注整體社會秩序，但適用時要求社會秩序被破壞達到一定的惡劣程度，適用條件較高，不能普遍調整經濟交往中的所有爭議。

經濟法正是在民商法、行政法和刑法對整體社會利益調整缺位或不足的前提下產生的，是社會經濟復雜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從經濟法最初的立法動機看，經濟法的固有制度功能就是維護社會整體利益，以更廣泛的市場主體為調整對象，致力于構建全體社會經濟成員普遍和諧發展的經濟秩序。以此為出發點，經濟法制度體系中必然存在以恢復整體秩序、彌補整體秩序受破壞所產生的“社會成本”的損失為己任的法律責任要素，即經濟法責任。

二、經濟法責任獨有的特征是經濟法責任獨立性的理論基礎

經濟法責任有其獨有的本質屬性，這些屬性是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所不具備的，這說明了經濟法責任的特殊之處，不能被其他法律責任所替代，是具有獨立存在意義的一類法律責任。

1.經濟法責任具有社會性。由于經濟法的制度功能在于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所以經濟法責任的諸多制度安排都是基于社會公共利益的考慮，經濟法責任中的責任承擔的方式、責任承擔的要件、責任內容等制度要體現對“社會成本”的考慮，故其不僅具有經濟性，而且具有社會性；不僅具有補償性，而且具有懲罰性，使違法者在受到懲罰后懾于法律責任不再引發社會成本。經濟法責任是從全社會的高度來維持整體社會公共利益不被破壞，這樣的社會性視角，其他法律責任不具備，基于各自的制度功能也無法具備。

2.經濟法責任具有復合性。經濟法責任的復合性包括兩重含義，其一為責任形式上的復合性，其二為責任功能上的復合性。責任形式上的復合性指在經濟法責任形式上財產責任形式和非財產責任形式并重，如對不正當競爭的主體既有沒收所得、損害賠償等財產責任，又有信用減等、資格取消等非財產責任形式，財產責任形式意義在于補償和經濟懲罰，非財產責任形式意義往往在于將違法典型公示并產生社會威懾，從而預防經濟秩序被再次破壞。責任功能上的復合性指經濟法責任不僅具有對違法行為的否定性評價功能，還有對積極與違法行為斗爭的經濟活動主體的肯定評價和鼓勵功能。如消費者若發現銷售者或生產者經營假冒偽劣商品，則商家通常要對消費者予以雙倍賠償。雙倍賠償就不僅體現了對經營者的懲罰，而且有肯定消費者自覺維護市場秩序，鼓勵其與違法經營者斗爭的意義。相對應的，民事責任體現的是填補性的救濟，不具有積極功能；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體現的是對違法行為人的財產上或主體人格、主體人身上的懲罰，對罰沒財產通常收歸國有，更不能體現對受害方或責任追究方的鼓勵和肯定。

3.經濟法責任具有不均衡、不對稱性。依據經濟法律關系的主動與被動關系，經濟法主體可分為調制主體和調制受體，即市場規制法中的規制主體和受制主體，宏觀調控法中的調控主體和受控主體④。經濟行政主體往往是具有市場規制和宏觀調控職能的政府機構，即調制主體；而市場主體則由不同的經營者、競爭者和消費者組成，是調制受體。在干預市場運行的過程中，經濟行政主體和市場主體具有不同的權利義務，相應的責任承擔也有差異。如在宏觀調控法律規范中，其立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對政府機關干預經濟的行為加以規范，故對經濟行政主體的義務規定較多，相應地經濟行政主體違反經濟法所承擔的法律責任也較多。這有別于民商法主體權利義務及責任的“均質性假設”，呈現出明顯的在主體權利義務設計和責任承擔上的不均衡、不對稱性。

三、經濟法責任特有形態是經濟法責任獨立性的制度基礎

事實上，對經濟法責任獨立性持否定態度的學者大多強調，經濟法規范中較多地采用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的責任追究方式來制裁違反經濟法的行為主體，并以此為理由強調經濟法責任實際上就是上述三種責任。但我們應看到，經濟法責任對諸如“損害賠償”“罰款”“吊銷營業執照”等責任方式的采用，雖然與民事責任或行政責任術語相同，但不過是與二者一樣采用了相同的責任追究方式，并不代表其責任追究的功能和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等同于民法或行政法，其責任追究目的在于維護整體社會公共利益。這就使得在經濟法關系中使用“損害賠償”等責任形式，并不是對違法行為主體追究民事責任，而是追究其經濟法責任。法律責任的本質是對責任主體權益的限制和剝奪，而責任主體能被限制和剝奪的權益種類又是有限的，法律不可能無限地發展出各種不同的責任形式，當近代和現代的法律制度逐漸成熟以后，法律所能使用的責任形式基本上被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瓜分完畢⑤。晚近發展的經濟法只能在現有的責任形式中選擇使用以構建自己的法律責任體系。責任形式的重合并不代表經濟法責任就是民事責任或行政責任。事實上，在現有的不同類型的法律責任中，共同采用同種責任形式的情況是客觀存在的，既然民法、行政法、刑法能同時采用罰沒財產類責任形式，如民法上的懲罰性違約金、行政法上的罰款、刑法上的罰金，那么經濟法采用與民法同種責任形式的“損害賠償”又如何能說明經濟法責任就是民事責任呢？

況且，經濟法發展至今，還產生了諸多民法、行政法、刑法所不具有或忽視的責任形式，這些獨特的責任形式體現了經濟法的制度功能，為經濟法責任的獨立性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持。

1.懲罰性賠償。懲罰性賠償在民商法中受到忽視，卻在經濟法中受到極大的重視，并有擴大適用的趨勢。這種責任形式具有四種功能：對受害方的賠償、對違法行為主體的制裁、對違法行為主體再次違法的遏制和其他市場主體的威懾、對受害方同違法行為做斗爭的鼓勵。其不僅能很好地保護受害方的利益，而且能夠維持和保護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具有鮮明的經濟法立場與特色。

2.信用減等。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若對市場主體進行信用減等，則是一種懲罰。如信譽評估制度、納稅信息公告制度、上市公司的PT制度等就具有信用減等的責任效果。

3.資格減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的資格同其存續和收益緊密相關。因此，取消市場主體的某種資格，如吊銷營業執照、取締特殊行業從業資格，使其失去某種活動能力，就是對經濟法主體的一種重要懲罰。因為，這種責任通常由經濟行政機關做出，故有些學者稱這種責任為行政責任。但應當看到這種責任形式與行政法責任的責任目的不同，并不在于維護行政的權威和保持政府的廉潔性，而在于維護市場的整體秩序和社會公共利益，是經濟法責任。

4.改變或者撤銷政府經濟違法規定和行為。這是針對經濟行政機關在進行宏觀調控或市場規制過程中，出現違法行為給予否定的責任形式。在部分經濟法律規范中有立法體現，如《國務院關于禁止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實行地區封鎖的規定》中的一些條款體現了這種責任形式。

5.產品召回。產品召回是指產品的生產商、銷售商或進口商在其生產、銷售或進口的產品存在危及消費者人身、財產安全的缺陷時，依法將該產品從市場上收回，并免費對其進行修理或更換的制度⑥。實踐中，我國已經出現三菱帕杰羅汽車召回事件、松下手機召回事件等。產品召回制度能夠從更廣泛的角度保障消費者的權益，有利于維護社會的公共利益。此種制度有“三大責任”所不能涵蓋的責任主體、責任目標和責任適用程序，是經濟法責任的獨有責任形式之一。

綜上所述，經濟法責任的獨立性既根源于經濟法獨特的制度功能，是經濟法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制度目標的必然結果，又具有獨特的責任形式加以體現和保證。雖然經濟法責任在部分責任形式上與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重合，但經濟法責任所獨有的本質屬性，決定了經濟法責任不能等同于其他法律責任。經濟法責任的獨立性是理論邏輯的必然，亦是制度功能的體現，更是經濟法適用于實踐的應然狀態和保障。

注釋：

①李昌麒：《經濟法教程》第117～129頁，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②劉瑞復：《經濟法原理》第163～16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③雷曉冰：《經濟法前沿問題》第4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④張守文：《經濟法理論的重構》第349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篇(5)

關鍵詞： 法人 行為能力 機關 代表

在我國現今的民法理論中，在介紹法人基本理論時存在著一個共同的思維傾向，即都是將其自然人作類比，以此試圖揭示出這種類似于自然人的民事主體的所具有的獨特屬性。由此，在我國民法理論中也幾乎是形成共識性的觀點，即認為法人的行為能力具有三個與自然人的不同特點：法人行為能力與權利能力在享有的時間上的一致性；兩者在范圍上具有一致性；法人行為能力由機關或代表人實現。[1]但是這種認識隨之而來會產生很多相關的問題，如既然法人的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在享有時間和范圍上具有一致性，那么我們在法人這樣一種獨特的民事主體身上區分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還有無必要；如果前述區分存在具有必要性，那么法人的目的范圍對于法人而言，究竟是對其行為能力的限制還是對其行為能力的限制[2]；作為與法人行為能力聯系在一起的法人機關與法人的應然關系應該是怎樣的，為什么傳統民法會產生說和代表說的爭論；法人的行為能力問題與人們對于法人的本質認識有無必然的聯系。在我國民法典起草過程中，這些問題理所當然的應該為我們所關注 .筆者不揣簡陋，求教于大方。

一、法人的行為能力與法人本質理論

在大陸法系各國民事立法和理論上對于法人有無行為能力存在著爭議。以德國為代表的民法理論認為法人沒有行為能力，《德國民法典》第26條規定：“1，社團須設董事會，董事會得以數人組成之。2，董事會在裁判上及裁判外，代表社團，有法定人的地位?！笨梢?，德國民法是將法人的機關看成是法人的人，而根據的類型來判斷，這屬于法定的范疇，由此我們可以反面推斷出立法者是將法人看成無行為能力的。其他大陸法系國家如法國、意大利和奧地利等國的理論通說基本上也是認為法人是不具有行為能力的。[3]英美國家學者也持同樣立場。[4]但是以瑞士民法為代表的國家則明確承認法人具有行為能力，《瑞士民法典》第54條規定：“法人依照或章程設立必要的機關后，即具有行為能力?！边@一立場為我國民法理論所繼受，并且在民事立法上也是明文規定了法人具有行為能力的。[5]而日本屬于較為特殊的類型，它搖擺于承認與否認之間，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都不存在一個明確的答案。[6]各國為什么會對法人的行為能力的存在與否產生如此之大的爭議，這主要是源于各國對于法人本質認識的分歧。

傳統民法在討論法人的行為能力時總是將其與法人的本質理論聯系在一起，主張法人擬制說必然導致否認法人具有行為能力，而主張法人實在說的觀點在必然承認法人享有行為能力。[7]從表面上看，法人本質理論確實決定著人們對于法人是否具有行為能力問題的態度，因為誠如上述學者所言，一般主張擬制說的國家似乎都是采法人無行為能力的立場，而主張實在說的國家一般都是采法人具有行為能力的立場。

但是如果我們從法人的本質理論以及行為能力制度的價值基礎的角度去觀察，就會發現這兩者之間的聯系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緊密。如傳統學說所言，主張法人實在說的觀點認為法人是具有實在意志的，因而可以像一個意思健全的人那樣以自己的行為來實現自己的權利和履行自己的義務；而主張擬制說的觀點則認為法人是一個純粹的法律上的擬制的人，自己沒有意志與意思能力，類似于無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或瘋子。[8]可見，導致兩者認識方面的差異主要原因在于對法人是否具有意志這一方面的分歧。事實上，法人是否具有意志完全是一個價值判斷，而不是一個事實問題[9].就事實方面而言，論證法人具有意志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而很多學者之所以要論證法人具有意志是為了得到另外的目的，即為了使自己提出的觀點有理論上的支持。[10]所以，就擬制說而言它也可以在理論上論證法人具有意志。但是從行為能力的角度而言，論證法人是否具有意志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因為行為能力概念和制度本身就是為了自然人而準備的，它是為了“保護意思薄弱之人”。[11]所以，筆者認為關于法人行為能力的爭議根源于傳統民法將法人與自然人作簡單類比，將自然人的一切制度簡單照搬適用于法人。對于傳統民法的這一思維方式，有學者指出它在總體上就與法律的制定原則不符，“法律追求的應該是價值的實現，而不是機械的類比技術?！盵12]我國學者也指出：“對法人而言，其所謂‘人'則具有法律技術上及形式上的意義，乃類推自然人的權利能力，而賦予人格?！盵13]鑒于行為能力的特殊的價值訴求，其強調自然人的意志能力和意識能力很容易得到理解，因為只有意識不健全的人才需要特別的保護。但是具體到法人則為了使其具有行為能力是否也有必要為之杜撰一個意志就非常值得懷疑了，因為意志的有無對于法人的行為能力沒有必要的存在的價值。對于法人是否需要有行為能力本身是一個立法的價值選擇問題，而不是事實判斷問題。也就是如有學者所言那樣，法人是否需要具有行為能力的問題，人們更應當關注的是立法選擇問題而不是抽象的論證。[14]自然人與法人的在行為能力方面的差異更深層次的原因來源于兩者的價值基礎的差異。自然人人格兼有倫理性與工具性，某種程度上其自身就是目的，而法人只是具有工具性價值，只是人們實現特定目的和價值的手段，兩者在存在基礎上上有著截然不同的依據和理由。所以，“自然人外之組織體，如欲認定符合權利義務集散處之設計，賦予權利能力，大可不必影射自然人。”[15]

二、法人是否需要行為能力制度

法人擬制說一直備受批判的原因在于它拒絕承認法人具有行為能力。主張法人具有行為能力的學者認為，“只有具有行為能力的人，才能發出有效的意思表示?！藗冎韵胂蟪龇ㄈ诉@種形式，旨在使其有能力與自然人一樣，機會均等地參與法律交往和交往。既然如此，為何法人不應具備行為能力這一對參與法律交往而言具有本質意義的性質，不免無法理解。”[16]這一論述表面看起來很有道理，但是卻經不起推敲。首先，這一觀點的立論就是錯誤的，因為我們已經指出行為能力制度真正的價值是保護認識能力有缺陷的自然人，所以認為只有具有行為能力才能發出有效意思表示從根本上講是對行為能力制度功能的誤解；其次，從實踐來看，即使像德國民法中沒有承認法人具有行為能力的國家在立法和實踐中也沒有出現重大的問題。而自以為優越的主張法人具有行為能力的學者自己也承認，在采取法人自己有行為能力時，無法解釋為什么法人自己進行行為的同時機構卻為其進行行為的矛盾現象。[17]相反，德國民法在不承認法人的行為能力的情況下，采取機關的做法卻避免這一矛盾，同時很好的解決了法人交往和內部控制問題。[18]所以，在筆者看來行為能力是僅僅存在于自然人領域的法律概念，在法人領域至今還看不到其真正價值所在，相反還會增加諸多理論上的困惑，如法人的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一致，以及目的性限制究竟是行為能力還是權利能力限制等虛假命題。基于行為能力存在的特殊價值，不僅承認法人具有行為能力是多余的，就連在法人領域內談論行為能力的問題也是沒有任何必要的。[19]大陸法系的民法理論也確實是沿著這一趨勢的，如最新的德、日學者在論述法人問題時都有意回避了法人的行為能力問題。[20]所以，“立法是否承認法人的行為能力，其技術性基礎不在于實體意思基礎，而在于有無必要將個人的行為能力連接構造為法人的行為能力?！盵21]因此，主張或者論證法人具有行為能力的學者犯了機械類比的錯誤，即將適用于自然人的一切制度全盤類推適用于法人，而不考慮法人獨特的價值基礎，沒有認識到法人與自然人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僅僅是一種工具性價值，是實現其背后自然人民事主體的價值訴求的工具。

在認識到法人的這種獨特性后，相應地在法人領域一個與自然人的行為能力同等重要地位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如自然人那樣進行民事活動那樣的立法構造，那么很明顯在法人領域就是法人機關的問題。

三、法人機關的地位――機構說與代表說或說的爭論[22]

傳統法人理論絕不是追求在純粹虛無的層面建立一種主體，而真正的目的在于使其真正能夠參與民事活動，這才是法人制度的真諦。由此法人的機關就為法人制度的必要組成部分，因為法人只有借助它才能真正參與到民事活動中來，才能最終實現法人制度的設計者所追求的價值。傳統民法經常將法人的機關與自然人的器官作為類比，其中法人實在說在這一方面走得更遠，將法人完全類比成自然人并且為之設計了意志。但是不管法人實在說作何種程度理論上的努力，法人還是與自然人存在著無法禰合的巨大空隙。在自然人作為民事主體的情形下，靈與肉是統一的，通俗的講，除了在基于脅迫的情況之外自己的身體（行為）基本上是受自己的意志所支配的。與之相反，即使按照實在說所力圖說明的那樣，法人是自己擁有意志的，但是它參與到民事活動中還是需要有具體的人來進行，并且只能是有血有肉的自然人。此時一個自然人兼有雙重身份，即自己作為民事主體的身份和充當法人機關的身份。由此一個重大的困難就會經常性的出現于傳統法人理論之中，即如何區分什么時候是法人的行為，什么時候是作為機關的自然人自己的行為，并且這一判斷的困難程度要遠遠大于判斷自然人是否是基于自身意志而行事。對于后者我們僅僅需要考察自然人是否受到欺詐或脅迫，因為在通常情況下一個自然人的器官是不會背離其大腦的指揮的。同樣道理，擬制說也無法解決這一矛盾。因為按照擬制說的觀點法人是法律擬制的一個無形的民事主體，它仿佛猶如一個只有靈魂而無肉體的精靈。自然人是一個兼有靈與肉的民事主體，而法人則必須在自己的靈魂之外尋找替身，代替它在世俗生活進行活動。但是這一替身本身可能會具有自己的追求和意志，也同樣出現了區分替身自身的行為與代替法人行為的困難。

一些學者試圖緩解這一困難和矛盾而提出：“將個人在法律上加以分立是可能，將個人基于不同方式的行為分別歸入自然人與法人，正符合法律構造的特征。大陸法系民法的實證處理，使個人只是在他的行為依特定的秩序方式所決定時，才屬于作為法人機關而行為。這一行為之所以不同于個人的其他行為，是由于具有特定的意義，符合了法人秩序?！盵23]但是問題的困難在于如何判斷特定行為符合法人的秩序，如果真的如他所說的那么簡單的話，現代民法各國民法也不會再為法人機關問題而困擾了。在現代民法在判斷行為人的特定行為是否屬于法人秩序并不是簡單地如上述學者所說的，“以這些個人行為是否基于法律或章程賦予的職權而為的事實加以說明的。”[24]除此之外，現代民法還要考慮到對第三人的保護和交易安全等諸多方面的要素。如果說如何判斷行為的歸屬成為一種困難的話，那么這種困難其實僅僅是具體法律實施方面的困難，還涉及不到理論的問題，因為法律必然追求規范性調整，一切具體的技術性問題都是可以留給實務界的。法人機關的真正問題在于如何為這種矛盾尋找理論上的根據，能夠為人們在處理這一問題提供指導，為人們的解決方案提供理論上的根基。為此，傳統法人理論在對待這一問題出現了兩種對立的理論，即機關說和代表說。

機關說以法人實在說為基礎，認為法人不僅僅具有權利能力，而且法人本身是一個具有意思能力和行為能力的“現實的整體人”（reale Geamtperson），這一“社會體”（socialer Koerper）并非由其機構代表，而是通過其機構，自身所欲和所為。[25]代表說以法人擬制說為基礎[26]，認為法人是人為創造的組織，雖然是一種具有財產能力的權利主體，但是作為純粹的擬制物，本身既沒有意思能力，也沒有行為能力。因此法人類似于無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或瘋子，必須由根據阻止法任命的自然人來代表。[27]兩者的分歧在于，前者將法人完全類比成自然人，將法人的機構看成是法人的“器官”[28]，機關不是外在于法人的，而是法人的自身的組成部分。代表說認為法人只是具有一種工具性價值，“對法人主體的真正意圖是利用……以為法人是超越具體人的超人，顯然是錯誤的，法人不是真正的人，本身不可能有思維能力?！盵29]為了使得法人像自然人一樣參與民事活動，必然要從外部引入一個具體的人為其進行民事活動，同時把它的法律后果強制性的歸屬于法人。機構說成為大陸法系國家的學界通說。德國學者代表性的列舉出了說的不足之處，認為首先說不能合乎邏輯，無法令人信服的解釋下列問題：如一個沒有行為能力的人如何能夠由一個不具有權利能力的機構來代表？機構的權又來自何處？其次，代表說耗費了過多的概念，要采取兩次擬制的，即第一次擬制一個法律上的“人”，第二次將機構的行為擬制成法人的行為。[30]但是不管主張機構說的學者如何論證自身的合理性，在機構說中總是存在著一個無法愈合的漏洞，這也為主張機構說的學者所承認，即法人畢竟還是要通過自然人來進行活動的，那么如何論證具體的人的行為就是法人的行為。[31]

其實機構說對于說列舉出的諸多批判的論點中，存在著一個重大的誤區，就是將原來適用于自然人的制度完全原封不動的套用于法人。也就是說事實上就連“說”這一名稱的合理性都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在擬制說看來他們只是借用的一部分原理來說明法人與機關之間的關系，來解決法人的行為動力來源問題，而不是完全套用，更不是如機構說所指責的那樣將意定中的授權、法定中的監護原理一股腦的適用于法人。也許《德國民法典》中規定更加有助于說明這一點?！兜聡穹ǖ洹返?6條規定了董事會的地位，其具有法定人的地位。這一法條的設置頗具考究，立法者只是規定董事會具有法定人的地位，而不是直接規定就是法定人，其真正用心在于用的原理解決法人活動現實的推動力量問題，通過引入外部的人來實現，但是由于它與真正的法定是不同的，所以只能說是“具有法定人的地位”。這一法條采用的立法技術就是擬制，將本來不是同一的事物看成相同的事物，但是大家在內心都知道這兩者是不同的，這樣做就是為了實現特定的目標。接著在《德國民法典》的第27條立法者的這一意圖更加明顯，“董事會的執行業務，準用第664條至670條關于委任的規定?！薄皽视谩痹~匯的使用一般是與擬制具有相同的功能，為了達到法律條文的簡潔也是將原本不同的事物當成相同的事物，只是準用有“不相當時不用”的彈性。有學者將《德國民法典》的第31條的規定（“社團對于董事會、董事會的一員或依章程任命的其他人由于執行屬于權限以內的事務，發生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的行為，致使第三人受到賠償時，應負賠償的責任。”）看成是德國民法采取實在說的根據。[32]其實《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遠沒有這位學者所想象的那么復雜，在目標上也并不明確追求自己到底堅持哪種學說[33]，而是追求實用的立場，即為了第三人的利益。此時立法者也是采取強制歸屬的方法，將董事等人的行為后果直接歸之于法人，本質上而言，此時也是擬制。可見德國民法通過以上這些規定不僅可以有效的調整法人與機關之間的關系，同時也兼顧了對第三人的保護。所以，將德國民法中機關的地位不管稱為“一體”（機構說）還是稱為“說”都是非常不準確的。德國民法這一處理方式的真正魅力在于拋開了將自然人和法人作機械類比的思維模式，以法人的技術性為基礎，采用了純粹技術性的處理手段。這一技術手段就是擬制，即只要在立法者認為有必要和有充分的價值基礎的情況下，可以繞開形式邏輯的制約，可將有說成無，將白馬說成黑馬。有學者這樣評價德國民法中的法人機關法律規范：“法律依形式邏輯而設計，更契合人們對于法律信任及形式美學的追求。但是德國民法對于法人機關問題，卻以雙軌理論，提供了一種復雜的規范邏輯范式?！盵34]在筆者看來，德國民法不是采取雙軌的處理方式，而是采取一種實用主義的“擬制性”的技術方法。所以，一個國家如果想要在此問題的處理上具有實用性，不偏離社會現實，堅持傳統的機構說和說都是無法實現這一目標的，而必須對兩者進行改造以使其向這個方向靠近，而改造后的兩種學說也已經不再是原來的面貌了，果真如此的話[35]，“代表說與機構說之間也就不存在看似不可調和的矛盾了。”也許我們可以稱之為“擬制說”。[36]

在筆者看來，采用原來所謂的“說”經常會使人混淆法人在真正授權委托時產生的活動與法人機關的活動，如法人授權其工作人員訂立合同，此時工作人員就是人，而不是其機關。這一工作人員在訂立合同中產生的一些就只能適用合同法或民法中制度的規范來處理，而不屬于法人制度的范疇。以我國民事規范中的一些規定來看，就存在這一問題。我國民法通則第43條規定：“法人對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的經營活動，承擔民事責任?！边@一條文普遍被學者視為我國法人承擔民事責任的依據，[37]所以從邏輯上講應該類似于《德國民法典》第31條關于法人對其機關的責任承擔的規定。但是從法條的實際含義來看，由于我國《民法通則》中對于“其他工作人員”缺乏《德國民法典》的“組織任命”的要求，這樣使得法人是否也要對基于普通授權委托產生的一般人在過程中承擔責任成為一個疑問。[38]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立法者沒有意識到法人的代表機關與一般人是具有本質的不同，前者是法人的一個組成部分，法人對其承擔責任是基于法律的直接“擬制”，仿佛是對自己承擔責任，這是法人制度的組成部分。而后者是外在于法人的，法人要不要承擔責任要根據民法制度的規定，屬于制度的組成部分?！睹穹ㄍ▌t》規定的這一缺陷經常會導致法人過多的承擔責任，因為按照一般原理，人進行違法活動時損害第三人利益時，被人除非在明知而不反對的情況下通常是不承擔責任的。[39]

注釋：

[1] 魏振瀛主編：《民法》，高等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81－82頁。

[2] 我國民法學界對于法人的目的事業限制的問題，除了上述兩種觀點以外，還存在著代表權限制說和內部責任限制說的觀點。參見梁彗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頁。

[3] （德）福爾可·博伊庭著，邵建東譯：《德國公司法上的代表》，載《民商法論叢》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53頁。

[4] 黃立著：《民法總則》，三民書局1994年版，第137頁。

[5] 我國《民法通則》第36條明確規定了法人是具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的組織。

[6] 參見龍衛球著：《民法總論》，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第371頁。

[7] 參見史尚寬著：《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頁；馬俊駒、余延滿著：《民法原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頁。

[8] （德）福爾可·博伊庭著，邵建東譯：《德國公司法上德代表理論》，載《民商法論叢》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32頁。

[9] 關于這一問題筆者將另行撰文詳述其理由。

[10] 即使是法人實在說中也只是有機體說的學者是堅持法人是具有意志的，主張組織體說的學者從來就沒有主張法人是因為具有意志而成為民事主體的，事實上也就是因為后一派學者對于有機體說的學者在這一問題上的差異，才形成了一種有別于有機體的學說。這一問題的具體論述參見筆者的博士論文：《法人制度法理》，中國人民大學2005年博士論文。

[11] 王伯琦：《民法總則》，臺灣中正書局印，第56頁。轉引彭誠信：《對法人若干理論的批判》，載《吉林大學學報》1998年第5期。

[12] 龍衛球著：《民法總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第372頁。

[13] 王澤鑒著：《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頁。

[14] 尹田著：《民事主體理論與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頁。

[15] 曾世雄：《民法總則之現在與未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頁。

[16] （德）福爾可·博伊庭著，邵建東譯：《德國公司法上德代表理論》，載《民商法論叢》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31頁。

[17] （德）福爾可·博伊庭著，邵建東譯：《德國公司法上德代表理論》，載《民商法論叢》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4頁。

[18] 龍衛球著：《民法總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第373頁。

[19] 彭誠信：《對法人若干理論的批判》，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年第5期。

[20] （德）迪特爾·梅迪庫斯著，邵健東譯：《德國民法總論》2000年版；（日）四宮和夫著，唐暉·錢孟珊譯：《日本民法總則》，臺灣五南圖書公司1995年版。兩位學者僅僅在其著作中討談了法人的權利能力，而對法人的行為能力只字未提。

[21] 龍衛球著：《民法總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第372頁。

[22]主張和代表兩者概念的區分主要是我國大陸和臺灣兩地的學者，從淵源上講，更大的可能性是大陸的學者受到了臺灣學者的。一般認為存在于兩個民事主體之間，而代表則是整體和部分之間的關系。（參見劉德寬著：《法人之本質與其能力》，載《民法諸問題與新展望》，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04頁；鄭玉波著：《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頁）而事實上在德國民法中和代表其實都是一個詞“vertreten”，德國學者也從沒有將兩者區分開來，如果說硬是要區分的話，那可以說完全是為了解決法人機關的問題而人為構造的，更加通俗的講代表和兩者的區分完全是我國學者為了解決法人機關理論上的難題特意而作的努力。在傳統民法中也確實找不到區分兩者的理論根據，具有鮮明的人為擬制成分?，F階段有學者可能是意識到區分兩者是無意義的，所以就從原來主張區分和代表的觀點轉變到不加區分加以使用。（參見江平、龍衛球：《法人本質及其基本構造研究》，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3期；龍衛球著：《民法總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第355頁。）在本文中與代表是不加區分使用的。

[23] 江平、龍衛球：《法人本質及其基本構造研究》，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3期。

[24] 江平、龍衛球：《法人本質及其基本構造研究》，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3期。

[25] （德）福爾可·博伊庭著，邵建東譯：《德國公司法上德代表理論》，載《民商法論叢》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32頁。

[26] 但我國臺灣學者認為即使是采取的學者也有采取代表說的。參見黃立著：《民法總則》，臺灣三民書局1994年版，第137頁腳注。

[27] （德）福爾可·博伊庭著，邵建東譯：《德國公司法上德代表理論》，載《民商法論叢》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4頁。

[28] 在德語中“organ”既可以指人的器官，也可以指法人的機關。

[29] 龍衛球著：《民法總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第356頁。

[30] （德）福爾可·博伊庭著，邵建東譯：《德國公司法上德代表理論》，載《民商法論叢》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0－541頁。

[31] 參見博伊庭《論德國民法中理論》，載《梅迪庫斯紀念文集》，轉引（德）福爾可·博伊庭著，邵建東譯：《德國公司法上德代表理論》，載《民商法論叢》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541頁。

[32] 龍衛球著：《民法總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第359頁。這位學者認為在德國民法典》第26、27條采取的擬制說所持的“說”的觀點，而在31條轉而采取了實在說所堅持的“機構說”的觀點，所以，《德國民法典》采取的內外有別的處理。

[33] 《德國民法典立法記錄》中已經明確表示對于“代表說”和“機構說”應當由法學界定奪，立法者不去對兩者作出評價。參見（德）福爾可·博伊庭著，邵建東譯：《德國公司法上德代表理論》，載《民商法論叢》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533頁。

[34] 龍衛球著：《民法總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第362頁。

[35] （德）福爾可·博伊庭著，邵建東譯：《德國公司法上德代表理論》，載《民商法論叢》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546頁。

[36] 其實對于說是不存在改造的問題，而只是將人們對其存在的誤解消除，恢復原來的真實面貌，但是只要采取“說”則必然存在著誤解的危險，所以索性更改名稱。

篇(6)

論文關鍵詞 標準 營利性 商法價值

商法的基本原則是對商法體系具有統領作用的根本準則，確定商法原則首先涉及標準問題，采用什么樣的標準來明確商法原則，學界沒有統一觀點，處于百家齊鳴，百花齊放的狀態，目前學者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觀點是三標準說，即有明確的調整對象；明確區分是現代商法還是近代商法；嚴格區分是商法的一般原則還是基本原則。有學者提出了另外一種三標準說，即確立商法基本原則要從商事關系的本質去認識商法原則；著眼于商法產生的大背景；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商法基本原則。四標準說是指商法基本原則要反映商事關系的本質；體現商法的基本內容；統轄商法的基本制度并適應商法的國際化趨勢。八標準說主張商法的基本原則應當考慮商事立法的指導思想；要借鑒國外成功的立法經驗；要能夠滿足繁榮我國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要符合準則的根本性；效力要具有貫徹始終性；內容具有特有性，對于立法司法活動具有普遍指導意義。還有一些學者提出了綜合標準說，即不要將民法基本原則當成商法原則進行重復表述，不要將商法的具體規則或制度拔高為商法的基本原則，不要機械地理解商法基本原則貫穿于商法規范的始終，不同的商法規范其價值取向仍有不同的重心。這些標準是學者從不同角度出發提出的，都有一定的道理，筆者從這些觀點中提取了三個能夠有效，科學的確定商法基本原則的標準來進行一下剖析。

一、 商法基本原則應當體現商法的本質—營利性

以區別于其他部門法尤其是民法

（一） 商法基本原則應當緊緊圍繞商法的調整對象和商法的目的

商法的調整對象是商事法律關系，也就是商人在商事活動中所產生的法律關系，商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主體，是因為他們的行為目的具有營利性。商人從事商行為為了實現利益的最大化，而商事活動在進行過程中也確實產生了各種利益和價值，商法規范是緊緊圍繞商人和商事活動的，其目的應當與這兩者一致，即利益最大化，所以如果某一原則能夠指導商主體營利，那么其可作為商法基本原則。

（二） 商法基本原則應當區分于民法的基本原則

無論是采取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的體例，商法都是實質意義上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它是商品經濟尤其是市場經濟的選擇，其存在對于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具有重要意義，民法和商法緊密聯系卻又相互區別，民法是純私法，調整的是平權關系，商法則以私法為主體，兼具有公法性內容，調整的是平權與不平權兼有的關系，民商法并行但不完全兼容，商法的內容很大一部分民法未涉及，也就意味著民法和商法具有不同的調整范圍，它們的基本原則應當是各具特色而非重疊，民法的基本原則在商法中是有所體現的，如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在商品交易中同樣需要公平交易與誠信買賣，但民法是以家庭個人利益為本位的，而商法是以市場交易主體利益為本位，它們的側重點不同，商法的營利性決定了商法必須保障商事主體所獲得的利益，與民法相比較商法更認同效益優先，兼顧公平，商法中的公平主要體現在在民法規定之外賦予商主體更多的注意義務和更加嚴格的責任，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從上面這個例子就可看出民法原則不能指導商法的立法與司法，所以商法原則不能為民法原則所替代，其具有獨立存在價值。

民法的基本原則的精神雖然在商法中有所體現，但商法作為獨立的部門法，其原則應當明確體現商法的特性，民法原則體現的是私法領域的一般原則，商法基本原則不應當為民法所包括，在歸納商法的基本原則時就沒有必要對民法的一些基本原則進行重復。

二、商法基本原則應當體現商法的價值取向

商法的價值追求，通常又稱為商法的理性價值，指基于商法制度的確立和推行而能夠產生的社會效果。而商法的基本原則是商法規則和商法價值的中間環節，是將商法價值轉化為連接規則的橋梁。筆者認為商法的基本價值取向應為效益價值、安全價值和公平價值，商法的基本原則應當符合上述幾種價值追求。

（一）效益價值

效益的基本含義是從一個給定的投入量獲得更大的產出，或者以同樣的資源消費取得最大的效果，商法之所以將效益作為首要的價值選擇，是由營利性所決定的，與其他任何法律領域比較，商法更能表現出法律與利益的較量和利益對法律的影響。要想實現效益價值，就必須使商事活動處于快速的流通過程，使商事交易簡便，迅捷，就意味著商事交易周期縮短，降低成本，交易次數增多和資金利用率提高。這是在確定商法原則時必須考慮的。

（二）安全價值

商法之所以對于安全給予特別關注，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其一，安全價值是商法追求效益價值不可避免的產物，商主體為了達到營利目的，除了通過簡便，迅捷等方式交易外，可能會動用非法手段來達到目的，如果放任其活動而忽視對交易安全的保護，商業就會陷入無序的狀態，其二是現代各國逐漸改變了司法領域的自由放任主義轉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對其予以適當干涉，其目的是關注社會利益，維護交易安全。

（三）公平價值

公平的含義是公正合理的分配利益，對受到損害的一方予以救濟，在商法上公平的價值追求主要是指合理地分配商事交易主體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當一方權利受到侵害時，公平合理的給予救濟，我國在民法之外賦予商主體更多的注意義務，如商事登記制度，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體現了對商事交易中弱小的當事人的特殊保護，商法交易中的公平原則不僅維護形式意義上的平等，還更注重實質意義上的平等，是對社會整體利益的一種協調和保護。

三、商法基本原則應當體現商法的基本內容

商法主要是圍繞兩部分展開的，其一是商主體，其二是商行為，它們是商法的核心結構和內容，只有商法基本原則圍繞商主體和商行為來確定，才能對商主體進行合理的規制，給予其真正的行為自由，才能使商行為活動更順利流暢地進行。

（一）商法基本原則的確定要圍繞商主體進行

商主體是一種特殊的法律人格，之所以在確定商法基本原則的時候要考慮商主體有以下兩個原因，其一市場是由各種商主體構成的，商主體是經濟體系的基石，就好比一幢樓房，如果地基不穩，房子就會倒塌，同樣道理如果商主體不過關有大量缺陷，就會導致整個經濟體系的崩塌。其二市場上的商主體類型繁多，它們都從事商行為，但其規模，資金，人員構成差異顯著，相對人只有在知曉交易對象性質并能判斷交易風險程度時，才可維護交易安全和穩定，在商主體的具體細節方面，哪些商事組織可算作商主體，商主體可設定哪些財產關系和組織關系，商主體的成立如何為外部所知曉，必須由商法基本原則進行指引，只有這樣，才能建立一個健康有序，穩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

（二）商法基本原則的確定不能忽視商行為

商行為是指商主體所從事的營業行為和投資行為，商行為也往往被稱為市場行為、交易行為或市場交易行為，系以商事交易為內容的法律行為，較為清晰地表現出商事交易的一些重要特點。

商行為具有較高的技術性，尤其是商事交易中的票據行為，保險行為要求行為人熟悉法律規定，而且要精通操作技術，嚴格按照規范活動。

商行為應當具有公開性。商主體在經營過程中往往會形成其特有的商業秘密，必然需要通過一定措施確保商業秘密不致泄露，然而，商事交易行為會直接影響到交易相對人甚至社會公眾的利益，因此，為維護交易安全，必須以一定方式使交易相對人或社會公眾獲得交易雙方的情況，如商事登記制度、商事年檢制度，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等以確保行為的公開性。

商行為注重效率和外觀主義。商行為要求簡便，迅捷，因而往往確立交易形態定型化的行為范式，并采取短期消滅時效（訴訟時效）原則。與民法中強調行為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不同，商行為特別注重外觀主義，以維護交易安全。

之所以確定商法原則時要考慮商行為的各種特點，是因為商品流轉的客觀規律要求法律對其進行充分保障，商法的目的是通過建立良好的交易秩序保障交易，促成交易而不是限制交易、妨礙交易，確定商法原則的時候關注商行為的需要，就能達成使交易迅速快捷流轉的目的，從而使商事交易實現利益最大化。

篇(7)

論文摘要:從傳統民法到現代民法，始終充滿著濃郁的人文精神。民法人文精神的核心是關心人、尊重人和發展人?，F代民法的人文精神具有了嶄新的表現形式和鮮明的時代特色，主要體現在:人格權保護的強化;弱者權利保護的加強;國家強制的擴張。

人文精神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它對人的價值的關懷和人生意義的追求是人類創設一切制度的基本動因。這一精神始終是民法的基本精神，民法人文精神的核心是關心人、尊重人和發展人。人類自20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生活的變化，民法的人文精神具有了嶄新的表現形式和鮮明的時代特色。

一、人格權保護的強化

人格權制度是對有關生命健康、名譽、肖像、隱私等人格利益加以確認并保護的法律制度。自20世紀以來，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民法日益面臨著如何強化對人格權保護問題。首先，高科技的發展提出了人格權保護的新的課題，如對個人生活情報的收集和泄露，對個人身體隱私的窺探、對生命信息和遺傳基因的保護、對環境權的保護等。其次，市場經濟的發展所引發的有關信用、商譽、姓名的許可使用以及名稱轉讓、形象設計權的產生等都是民法在人格權制度中必須加以解決的問題;最后，隨著法治的進步以及對于公民的人格保護的擴張，出現了許多各種新的人格利益。如對于通過造型藝術獲得的形象的保護、對于死者姓名和名譽的保護、對于遺體的保護、對于具有人格紀念意義的物品的保護等都需要在民法的人格權制度中有所反映。

21世紀是人更加自由、全面發展的世紀，是人的創造性能更大發揮的世紀，是人的價值更好實現的世紀。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現代化的核心是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面完善，民法的現代化主要體現在對權利的充分確認和保障以及對人的充分關懷，強化對人格權的保護是實現對人的終極關懷的重要途徑。因為人格權保障了人的尊嚴與人身的不受侵犯，也保障了個人身體與精神活動的權利，而人的尊嚴與人身自由是實現主體其他民事權利的前提與基礎，也是實現個人人格的最直接的途徑。人格尊嚴、人身價值和人格完整是最高的法益，被置于比財產權更重要的位置。在現代民法中，人格權的重要意義日益凸現，其類型與具體內容都得到了極大豐富。民法正是通過對人格權的保護，確認了個人的共同價值，并鼓勵個人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人身活動，自主地從事各種正當交往，對維護個人的尊嚴、培育個人的獨立性具有重要的意義，從而閃現出更加耀眼的人文精神的光芒。

二、弱者權利保護的加強

自20世紀以來，社會經濟結構發生巨變，社會組織空前復雜龐大，壟斷加劇，社會生產和消費大規模化，公用事業飛速發展，消費者、勞動者等弱勢群體權利保護問題突出起來，民事主體在市場經濟交易過程中的不平等尤為嚴重，一方面是愈來愈多的經濟實力極為雄厚的大型企業、跨國公司，另一面是非常弱小的廣大消費者和勞動者等弱勢群體。J·斯通發人深思地指出:“實際上，與法律如何規定毫無關系的社會地位是永遠不平等的。法律對人的一視同仁，在權力、智慧、個人幸福等實際上的不平等狀況下，只能使不平等變得天經地義，甚至加深這種不平等。”現代民法必須面對市場經濟活動中的種種不平等身份，以加強對弱者權利的保護。保護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加強。法國民法承認消費者可享有“直接訴權”，對與其無合同關系的生產者、銷售者提起訴訟，德國民法承認了“附保護第三人作用的契約”來加強對消費者的保護。

二是對勞工權益保護的加強。一些國家的法律對于雇傭合同規定了一系列限制性的規則，如最低工資標準、資方解除合同的限制及相應的補償、對格式條款和免責條款的限制等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作為弱勢群體的勞工的利益。還有許多國家的法律普遍承認集體合同的效力，在簽訂勞動合同時，由工會代表全體勞動者簽訂集體合同，極大地改善了在勞動關系中單個勞動者的地位，使其成為勞工爭取權益的重要措施和手段。由此可見，弱者權利保護的強化蘊涵著對人的尊重和對人的終極關懷的思想，它使民法的人文精神得到充實，得到升華。

三、國家強制的擴張

人類社會是一個永恒發展的動態過程。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國家強制日益擴張到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國家在私法關系的形成到消滅的過程中，從來就不是一個旁觀者，從民法典到外于民法典的民事規范，國家的強制處處可見。從本質上說，國家強制的擴張并不是對人文精神的侵犯，它仍然繼續著對人的幸福生活的求索和關切。與傳統民法的人文精神相比，他們只有手段上的差異，但內在精神圭臬并無不同，它是真正的人文精神在時代變遷后的新的體現和弘揚。

現代民法中國家強制的擴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對合同形式的必要限制。古代法律倍加推崇形式主義，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必須履行特定的儀式，合同方可對當事人產生效力。但隨著現代社會交易生活的頻繁飛速發展，合同法越來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簡化、實用、經濟、方便，從而在合同形式的選擇上不再具有重視書面、輕視口頭的傾向，而是根據實際需要，對有些合同規定為書面、對有些合同規定為口頭。法律大都允許當事人自由選擇合同形式。但這并不意味著合同形式在現代合同法中越來越不重要了，正如德國民法典的立法理由書所言:“遵循某種形式之必要性、可給當事人產生某種交易性之氣氛，可喚醒其法律意識，促使其三思，并確保其做出之決定之嚴肅性。”因此，現代合同法對合同形式做出了一些特定的要求，以督促人們理性地判斷選擇自己的權利義務，正確謹慎地締約，自己決定自己的福祉。如在最近的幾時年里，在消費者信貸合同、住房租賃合同、全包度假合同、培訓合同等合同中越來越要求采取書面形式，形式上的要求體現了對個人的具體生活利益的關切，充滿著人文精神。

第二，對合同締結的強制。基于對人的幸福生活及生存發展的深刻關切，強制締約成為現代合同法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所謂強制締約，又稱契約締結的強制，是指在特殊情形，個人或企業負有應對方的請求與其訂立合同的義務，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承諾?，F代各國民法對此均有相關規定，例如我國《合同法》第289條明確規定:“從事公共運輸的承運人不得拒絕旅客、托運人通常、合理的運輸要求”。《電力法》第26條第1款也規定:“供電營業區內的供電營業機構，對本營業區內的用戶有按照國家規定供電的義務，不得違反國家規定對其營業區內申請用電的單位和個人拒絕供電。”這些規定無不體現著民法濃郁的人文精神。

第三，對格式條款的限制。19世紀中葉以來，由于壟斷的加劇和公用事業的發展，格式條款日漸普及，進而大量流行。至20世紀，格式條款的適用范圍更加廣泛，已成為當代合同法發展的重要趨勢。格式條款的廣泛應用是現代經濟生活的客觀要求。但是由于格式條款的提供者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使其可以將預先擬訂的合同條款強加于對方，排除了雙方進行協商的可能性，極易造成對相對人利益的損害。因此，有必要對格式條款進行限制。到20世紀中葉，各國立法和判例大都高度重視對格式條款的規制，以色列、瑞典、英國、德國等通過單行立法對格式條款施以種種限制。法國、意大利、荷蘭、美國、日本等國則是通過司法手段予以控制。這些手段無不以人為目的，無不體現著對人的終極關懷。

歸根結底，國家為人而存在，而非人為國家而存在，國家強制的終極目的仍然是社會生活中具有根本意義的一切具體的人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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