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周文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字:茶館研究;評述;展望

茶館在我國的歷史已有千余年,是中國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九十年代起,伴隨著茶館業的復蘇,人們開始關注茶館研究。作者以“茶館”為題名/關鍵字,通過維普資訊中文期刊數據庫,查詢1989―2009年期刊,檢索到相關論文69篇,再通過資料收集方法,查詢到5本相關專著。

一、研究文獻數量統計

從時間跨度看,2000年是茶館研究的起點,在這之前研究文獻甚少,而2004年后論文數量由年均4篇上升至年均10篇。研究范圍涉及中國茶館歷史、現代茶館及其經營、茶館消費者、茶館行業發展及趨勢等問題。其中研究熱點和重點是中國茶館歷史、現代茶館及其經營,約占論文總量的74%。研究的薄弱環節是有關茶館消費者的研究,論文數不足總量的5%。據此認為,中國茶館研究剛剛起步,尚未引起業界和學界的關注。

二、研究文獻內容分析

(一)中國茶館歷史研究

中國茶館歷史研究可分為綜合研究和專題研究。綜合研究關注的是中國茶館整體時代變遷。如徐傳宏、駱(2005)、連振娟(2002)、周文棠(2003)、連振娟(2006)等分別對中國茶館的演變歷程進行了分析,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劉清榮(2007),他深層次地考察了不同時代的茶館發展狀況。專題研究指的是研究某一時代或某一地區的茶館歷史。宋代和清代是我國茶館發展的兩個重要轉折時期,也是學者研究的熱點。劉清榮(2006)、楊永兵(2004)側重考察宋代茶館,劉鳳云(2002)研究作為社會化空間的清代茶館,王鴻泰(2008)認為明清中后期茶館由消費空間變為空間消費對象后,對城市生活產生意義。地區茶館歷史研究主要有雷友山(2000)和陳永華(2004),研究對象有舊時的武漢茶館、清末以來杭州茶館等。

(二)現代茶館研究

1、茶館功能類型研究

連振娟(2002)、徐傳宏、駱(2005)、沈冬梅(2006)、徐明宏(2007)分別研究了茶館的社會功能。此外,周文棠(2003)和徐傳宏、駱(2005)對茶館的類型作了探討。

2、茶館文化價值研究

陳香白(2000)探討了“茶館文化”概念,王德福(2002)論述了茶館文化與社會文明的關系,王龍志(2006)分析對比南昌新舊茶館文化,曾燕、楊國良、張付芝(2006)、楊麗娟(2008)分別對成都茶館以及川西茶館文化的旅游資源價值進行挖掘分析。

3、地區/城市茶館研究

劉清榮(2006,2007)選取茶館文化比較發達的七個區域,依次考察了在不同區域文化中生長出來的茶館百態。吳旭霞(1999)將中國茶館歸為北方茶館、江南茶館、四川茶館和南方茶樓,并對七個城市的現代茶藝館進行研究。

(三)茶館經營研究

茶館經營是研究者關注的重點,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經營理論和營銷策略等熱點上。

1、經營理論研究

徐傳宏、駱(2005)較全面地研究了茶館經營各個方面,連振娟(2002)認為現代茶藝館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民族文化為內涵。學者們還就茶館經營理論進行專門研究。周文棠(2003)論述了茶館經營的管理要素和內容創新,關瑞(2007)借鑒星巴克經驗對中國茶館發展理念提出建議,諸葛明(2006)對茶館盈利模式進行初探。

2、茶館經營策略研究

佘志芬(2000)在探索茶館文化定位后提出茶館經營思路,李曉明(2000)在分析北京茶藝館經營結構基礎上,提出相關經營策略。陸堯(2002)闡述了茶館應當具備的特色,沈晨仕(2008)針對現代茶館經營中的問題,提出一些特色經營策略。

3、體驗營銷的運用

體驗式營銷理論在茶館經營中的應用是學者們關注的熱點。苗澤華、薛永基、吳莉(2005)認為文化營銷與體驗營銷相結合將會創造中國茶館營銷新模式,劉華(2007)認為開展體驗式營銷已成為中國茶館營銷創新的重要課題,藍彬(2007)研究了茶藝館與白領體驗茶文化之關系。

4、茶館消費者研究

孫優萍、古贊歌(2005)通過研究發現不同茶館提供的用來滿足用戶利益追求的側重點是各不相同的,黃曉琴等(2006)調查濟南茶館經營風格及其被認可度,張穎彬、龔叔英等(2007)對杭州市民茶館喜好進行分析,徐明宏(2007)分析現代茶館消費主體的變化。

5、行業發展及未來發展研究

陳香百(2000)借用烏家培的未來管理五大趨勢理論,提出茶館管理五大趨勢。張建國(2005)指出要用歷史眼光看待現在和未來的茶館業,劉清榮(2007)通過反思當代茶館發展的不足,提出了未來茶館發展的兩大趨勢和三大創新,陳文華(2008)對茶藝館未來走向作深入思考。

三、茶館研究理論與方法

作為休閑文化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茶館業,其研究涉及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直接或間接運用其他諸多學科理論和概念,其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是市場營銷學的相關理論。童國良借鑒體驗式營銷新模式提出茶館消費發展策略;孫優萍、古贊歌運用產品概念分析杭州茶館產品的消費者利益追求,戴利朝運用社會學和歷史人類學研究方法闡述茶館這一農村公共空間與基層社會整合之關聯,徐明宏采用休閑學、社會學理論剖析杭州茶館。此外,統計學方法也被引入茶館消費研究,如張穎彬、龔叔英、施燕、張建英、錢富強的杭州市茶館消費調查分析。這些研究成果充實了茶館研究內容,雖說研究尚處于初探階段,但學者們的不斷嘗試和創新,必將有助于茶館研究及茶館業的健康發展。

四、研究評述與展望

綜上分析,茶館研究領域正在得到擴展和豐富,各種學科的概念、理論和研究方法被不斷運用其中。但總的來說,茶館研究尚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具體表現如下:

(一)基本概念有待明確,研究框架尚未形成。目前茶館研究側重于經營、應用層面分析,而對茶館研究中的一些概念性問題探討較少,而研究框架的不確定又使得研究內容分散、聚焦不集中。(二)多學科交叉研究文獻少,研究深度不足?，F茶館研究多描述性分析,討論深度有限,運用管理學、經濟學及統計學等方法開展研究的高質量論文更少。(三)學術力量薄弱。一是茶館研究者人數少且持續性差,二是現有研究者知識大多來自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知識結構單一,從而制約了茶館研究數量擴張和質量提升。

因此,未來茶館研究需要關注和探討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設立專業或相關研究機構,促進發展交流。茶館作為茶文化的重要載體和休閑業的分支,從屬文化和休閑研究范疇,建議在諸如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或世界休閑組織中國分會下設立茶館專業研究機構,以集中優勢開展活動。第二,學科建設問題。茶館業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中國特色的傳統行業,在中國及亞洲等地都有廣泛的影響力,但茶館研究尚不被重視也沒有形成體系。茶館學科建設需要考慮以下兩方面問題,即理論構建和新的研究方法的探索,茶館研究應積極吸收其他學科基礎理論,逐漸形成和建立有自身特點的學科理論體系和創新的研究方法。第三,熱點問題的探討。未來研究中,作為茶館靈魂的茶館文化系列研究將進一步展開,如茶館文化旅游資源開發,茶館文化的體驗、經營,以及茶館的現代化管理和營銷研究也將隨著茶館業的發展而成為研究焦點。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劉學忠.中國古代茶館考論[J],社會科學戰線.1994(5).120-125

[2]張一民,周美英.中國茶館的演變及社會作用(待續)[J].中國茶葉加工.2007(3).52

[3]楊永兵.試論宋代茶館的功能[J].農業考古.2004(2).181-184,198

[4]趙華.清代茶館略論[J].農業考古.2007(2).97-101

[5]劉鳳云.清代的茶館及其社會化的空間[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2(2).118-124

[6]雷友山.淺談武漢茶館的過去和現在[J].農業考古.2000(4).143-144

[7]陳永華.清末以來杭州茶館的發展及其特點分析[J].農業考古.2004(2).185-187

[8]宋毅彬,姜含春.中國現代茶館發展初探[J].中國茶葉加工.2006(2).42-44

[9]陳香白.論“茶館文化”[J].農業考古.2000(2).170-172

[10]王笛.二十世紀初的茶館與中國城市社會生活――以成都為例[J].歷史研究.2001(5).41-53

[11]關瑞.從星巴克看中國茶館[J].中國市場.2007(16).56-59

[12]苗澤華,薛永基,吳莉.文化營銷+體驗營銷――創造中國茶館營銷新模式[J].中國市場.2005(11).62

[13]佘志芬.關于茶館業文化定位的認識與實踐[J].農業考古.2000(4).135-136

[14]沈晨仕.傳統茶館的現代內涵挖掘[J].北方經貿.2008(2).52-54

[15]孫優萍,古贊歌.杭州茶館產品的消費者利益追求分析[J].商場現代化.2005(11).117-118

[16]陳文華.試談茶藝館的未來走向――《中國茶館的流變與未來走向》序言[J].農業考古.2008(2).152-155

[17]徐傳宏、駱.中國茶館(第二版)[M].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05

[18]周文棠.茶館[M].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2

[19]連振娟.茶文化博覽:中國茶館[M].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12)

[20]劉清榮.中國茶館的流變與未來走向[M].中國農業出版社.2007

篇(2)

    [論文摘要】憂患意識是傳統政治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尤其體現在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識中。先秦儒家憂患意識濫觴于西周,成熟于孔孟。憂患意識作為一種人文精神,強調人在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主觀能動性,其思維基礎是古代的辯證法。針對不同的問題,先秦儒家具有應對憂患的不同方法和思想體系,但都有倫理性、道德性和主觀性的特點。在當代社會,應該積極吸收先秦儒家憂患意識的積極因素,同時根據時展的要求對其進行創造性的轉化。

    憂患意識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尤其體現在儒家的政治意識與政治思想當中。所謂憂患意識,是對環境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及其已經和將要造成的困苦,而懷有的一種積極主動的應對和預防精神。之所以說它是一種積極主動的精神,是因為它不同于宗教意識。宗教意識來源于對環境之不確定性的恐怖,因此把自身寄托于神明,從而消解了自身的能動性。而憂患意識是要發揮主體自身的能動性去應對不確定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憂患意識乃是一種人文精神。憂患意識在不同的時代、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既具有人文精神的共性,又針對不同的問題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文章擬在探討先秦儒家的憂患意識,及其與現代政治文化的轉化關系。

    一、周初的憂患意識

    憂患意識濫觴于西周?！兑捉洝は缔o下》:“《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這是指周文王被殷紂王拘困在美里而演周易一事。周文王是個很有憂患意識的人,他推演的周易也充滿了憂患的智慧。“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薄疤煨薪?君子以自強不息?！?《易經·乾卦》)面對困厄,君子應該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謹慎而自強,不怨天,不尤人,勇敢地去面對一切挫折。這已經透露出人應該效法天地、發揮主體能動性的人文氣息。這里更多的是從人生意義上講憂患意識也就是說當時憂患的對象更多的乃是人生的吉兇。

    對于如何應對這種憂患,《易》教人知幾?！兑住は缔o上》日“夫《易》,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薄兑住は缔o下》日:“知幾其神乎?君子以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兇之先見者也?！蔽ㄖ獛字?安不忘危,可以保持安;存不忘亡,可以保持存;治不忘亂,可以保持治。故而《既濟》象辭說“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皫住本褪嵌四?是預示事物發展趨勢的一點征兆。由于只是一點端倪,還沒有發展成“勢”,表明力量很薄弱,人力足以應對,所以圣人就在此下功夫,化解這一幾,圣人的高明就在此顯現,并達到神奇的境界。②而等到事物發展成勢,因其力量強大,難以應對或改變,只能等待時機,這時機便是“勢態轉變之機。易經認為陰陽是互為消長的,沒有任何一方能夠占據永久的強勢地位。當事物發展由盛轉衰、由強大轉為弱小的時候,用人力加以推動,往往事半功倍。從這個意義上講,憂患意識的思維基礎乃是古代辯證法。如果沒有辯證法的思維基礎,那么人們在“吉”中就看不到“兇”,在“兇”中更看不到“吉”憂患意識也就無從談起。

    將憂患意識進一步發揮的是周公。自武王伐紂、周革夏命之后,周代的統治者并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相反,他們變得更為理性。作為西周開國后的主要領導者,周公對這一“革命”過程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便是“天命”問題其對天命問題的思考,把憂患意識的重點從人生福禍的范疇,轉向了政治統治存亡的范疇,即憂患的對象乃是政權的鞏固和社會的穩定。

    殷商是一個具有原始宗教意識的朝代,他們信仰上帝和神秘的天命,認為他們的命運是由上帝和天主宰的。所以殷紂王面對大臣對他荒行為的勸誡,能無所顧忌地說:“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西伯戡黎》)當武王伐紂節節勝利殷商連連敗退之時,紂王仍滿不在乎地說:“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史記·周本紀》)但問題是結果周的確“革”了商的“命”!擺在周公面前的便是這樣的疑問:難道沒有天命嗎?還是天命另有其他的意義?

    周人繼承了殷人的宗教信仰,因此不可能會懷疑天命不存在。但是,這次革命卻使周朝統治者深刻認識到“天命不于常”(《尚書·康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尚書·君夷》),天命不是永遠不變的,而是可以改變的。那么,天命如何改變呢?一方面,周公在這一政權變更過程中確實沒有直接看到“天命”,神明、上帝并沒有顯靈,但是他卻親眼目睹了民眾在這場改朝換代的革命運動中的偉大力量:民眾造就和推動了“天命”的轉化。天命是通過民眾執行的,從民情可見天命。這便是周公得出的結論:“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薄疤煲曌晕颐褚?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另一方面,天命的轉變也與統治者的個人品質有很大關系。商紂王驕縱逸,“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尚書·酒誥》)。相反,作為周統治者的文王卻“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尚書康誥》)也就是說,周朝統治者由于能夠明德慎罰,具備高尚的道德,同時能夠以德治國,所以天命眷顧,讓周取代了殷商。

    周公認識到天命通過民眾來實行,也就是說,統治者的成敗是控制在民眾手中的。這就改變了殷商乃至夏代將天命只與統治者掛鉤的觀念,@使天命脫離了統治者的完全掌控。同時,雖然天命外在于統治者,但是統治者也并非無可作為。因為天命唯德是輔,只要統治者能夠修德,是能保住天命不失的。因此敬天保民、明德慎罰成為應對政治統治和社會治理憂患的主要手段。

    二、孔子對憂患意識的深化和轉化

    孔子生活在春秋時代,這一時代的基本特點是“禮崩樂壞”價值體系和政治體制等社會各個方面在這個時代都在發生巨大變化。春秋時,自西周初建立的宗法制度遭到破壞,周天子逐漸失去了對諸侯的優勢控制地位,貴族們則不再嚴格遵守周禮的規范,互相侵伐,導致“君不君,臣不臣”混亂局面的產生,甚至出現楚威王“問鼎”于周天子的情況。天子與諸侯間的關系如此諸侯與士大夫問的關系更不必說,孑L子所在的魯國便是很好的例子:魯國之政已不在其君主手中,而是被季氏等三大家族所操縱?？鬃釉隰攪槐恢赜?也與此有很大關系。社會的失范激發了孔子的憂患意識,但孑L子所憂患的不僅僅是社會的禮制秩序的問題,“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他為“禮”找到了“仁”這個精神內核。從此,憂患意識的價值屬性超越了它所具有的功能屬性。也就是說,從憂患意識的功能來看,它既可以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權服務,又可以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政權服務。但從價值屬性來看,在孔子那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就是值得憂患的事。所謂“憂道不憂貧”,恰恰反映了孔子憂患意識的倫理性、道德性特點。

    孔子將解決憂患的重心放在“克己復禮”,振拔貴族的生命使之挺立起來。@克己復禮包括兩個方面:克己是指遵從仁道,加強修身;復禮則要在政治上正名,正名的結果落實在現實中便是禮,因此,禮治可以包含正名在內?？鬃討獙n患的手段可以用兩個字概括,即“仁”與“禮”。仁道具有根本性和基礎性,只有具備“仁”的精神,禮才能獲得實質意義。禮治則具有從屬性和手段性,它必待仁道而起,又是實現有序政治的重要手段。實現禮治的重心,首在正名?！罢甙词⒅芊饨ㄌ煜轮贫?而調整君臣上下之權利與義務之謂?！雹嵴诳鬃涌磥硎钦蔚氖滓蝿?《論語》“子路篇”記子路問為政何為先,子日:“必也正名乎?”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薄邦仠Y篇”又記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些都說明正名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孔子本身就是個嚴格遵守禮樂制度的典范,《論語》“鄉黨篇”記載T:FL子在朝之恭謹,“八佾篇”中孔子對季氏僭天子之禮、舞八佾于庭的行為斥之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不僅如此,孔子還刪訂六經,“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史記·太史公自序》),以為政治儀則,撥亂世以反之正。

    但孔子的憂患意識更多的表現在對仁道的闡發上。他一方面繼承西周以來的天命觀念,主張要敬畏天命,如主張君子有三畏,首在敬畏天命。另一方面,孔子更看重的則是強調君子要加強自身的修養?？梢哉f,從孔子開始,中國的知識分子才達到自覺,道德主體才真正挺立起來。這可以從他對鬼神、禮儀的態度和對“仁”的強調中看出來?？鬃与m然畏懼天命,但是對帶有宗教神秘色彩的鬼神卻是敬而遠之?！白硬徽Z怪力亂神?！盜《論語·述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日:‘吾不與祭,如不祭。”’(《論語·八佾》)可見孔子對于鬼神并沒有什么宗教式的迷信。他雖然也參加祭祀,并且強調要親自參加,實際是看重禮儀背后更重要的東西,那便是“仁”、“敬”、“明德”等所代表的虔誠之心?！吧鹘K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通過禮儀這些外在形式化的東西來誘發和強化人的道德感。

篇(3)

關鍵詞 寧王朱權 研究 綜述

朱權（1378- 1448），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洪武十一年（1391年）封于大寧，此時少年封藩、馳騁沙場，封號“寧王”；靖難之役，遭遇燕王朱棣劫持，騙其功后“中分天下”；永樂元年（1403年）改封南昌，此后中年韜晦、托志舉謚號“獻王”，世稱“寧獻王”。貴胄的出生、傳奇的經歷雖然讓人驚嘆，但卻難以令其名垂青史。他的一生以著述為務，或親自撰寫，或精心組織，編撰的著作多達一百三十多種，涉及的范圍囊括歷史、宗教、文學、藝術、戲劇、醫學、農學、兵法、歷算、雜藝等方方面面。其著述之豐、涉及之廣，不僅當為明代藩王之冠，亦可當為歷代文人之絕，清初大家錢謙益“古今著述之富，無逾王者”之言，四百年之前毫不為奇，四百年之后亦不為過。故而，關于明代藩王文化的研究，朱權自當是絕無繞開之可能，關于明清私家著述的研究，朱權也應是其中之重點。近二十年來，學界對于朱權之研究，專著已有兩部，論文已有50余篇，雖不能言之甚多，但也為數不少。

一、關于朱權的基本研究

目前，學界關于朱權的基本研究主要是史事的考證和著述的考據兩類。

有關朱權史事的考證，程明、劉茜的《朱權事跡及寧王家族統治》依據出土的《寧王壙志》與存世的地上文獻之比較研究，考察了朱權的王子序位、生平事跡，介紹了朱權后代的統治概況[1]；于默穎、薄音湖的《明永樂時期瓦剌三王及和寧王的冊封》考察了寧王封號的來源及其與瓦剌三王的關系[2]。

有關于朱權著述的考據，杜澤遜的《明寧獻王朱權刻本及其他》對朱權刻本《文章歐冶》的“序”和存世版本進行了詳細考證[3]；馮燕群的《成書年份及兩個相關問題》對《太和正音譜》的成書年份進行了細致考證，并對朱權鄙棄佛家、忽視朱有墩的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4]；葉明花、蔣力生的《寧王朱權著述考》[5]、《寧王朱權著作分類述錄》[6]對朱權所有編纂著作的基本概況、數量、存世版本及館藏情況進行了介紹和分類。

二、關于朱權的戲劇學研究

在眾多研究朱權的學者之中，最有成就者當推姚品文，《朱權研究》和《寧王朱權》即是他的大作，也是的有的兩部關于朱權研究的專著，還有與此相關的多篇論文?！吨鞕嘌芯俊?993年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實為朱權研究的開山之作；十年之后，姚品文以該書為基礎，廣泛收羅資料，詳細加以修訂，易名為《寧王朱權》，成為目前朱權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書共分三卷，第一卷為“朱權評傳”，對朱權一生的主要事跡進行了詳盡的介紹和論述；第二卷為“朱權著作述錄”，對朱權的曲學理論著作《太和正音譜》進行了詳盡而深入的評述；第三卷為“史料資料輯錄”，包括朱權生平史料、朱權著作述錄和朱權作品選錄三個部分。此書對于朱權雖已進行了較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但是全書的靈魂實為第二卷“”，全書的重點是在朱權的戲劇成就，對于朱權的評價亦從戲劇學或文學的角度出發[7]。

正因如此，自姚品文《寧王朱權》出世之后，朱權的戲劇學成就得到學界許多學者的肯定和呼應。在這之前，姚品文說：“發現數百年來學界對他的情況關注的人不多，文章只有夏寫時先生的《朱權評傳》、洛地先生的《寫作年代疑》等有限的幾篇”[8]；在這之后，關于朱權戲劇成就、戲劇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如雨后春笙般迸發，如萬偉成的《朱權的戲劇學體系及其評價》[9]、《繼承與新構：朱權的元曲學貢獻》[10]，敬曉慶的《朱權“良家子弟”戲統緒史料鉤沉》[11]，閔永軍的《論朱權的曲學觀》[12]，徐子方的《戲曲與古琴的生命互動――論朱權及其“二譜”》[13]等等，或是探討了朱權的戲劇理論，或是分析了朱權的戲劇觀念形成之因，或是評價了朱權在中國戲劇史上的地位。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東南大學徐冠華的碩士論文《初探》，雖然也是從戲劇學、音樂史的角度對朱權的《神奇秘譜》進行分析和闡釋，但他從《神奇秘譜》的曲目內容著手，分析了占極大篇幅的道家題材的琴曲思想，揭示了其中暗含的隱居與道游之主題，進而重點闡述了道家思想對朱權古琴音樂的影響和滲透。換而言之，他已然注意到朱權的戲劇與道教之關系，對于朱權道教成就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關于朱權的醫藥學研究

對于朱權的研究，除了在戲劇學方面取得豐碩成果之外，在中醫學方面亦是有所進展。北京中醫藥大學葉明花的博士論文《朱權醫藥養生文獻研究》，在姚品文關于朱權生平和著述研究的基礎上，從中醫學角度出發，對朱權存世的醫藥養生著作（《活人心法》、《壽域神方》、《乾坤生意》、《神隱》、《救命索》）、刊刻的醫藥著作（《神應經》、《十藥神書》、《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和散佚醫藥著作（《運化玄樞》、《庚辛玉冊》、《乾坤生意秘錫》）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和探討，對朱權的養生思想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總結，并對朱權的醫藥著作、養生思想與朱權的崇道之關系進行了重點闡述，可謂是現今關于朱權的中醫方面最為全面而系統的研究。與此相關，葉明花、蔣力生的《朱權醫藥養生著作考述》[14]、《朱權刊刻考辨》[15]、《朱權考辨》[16]，或是總體考辨了朱權所著十四種醫藥養生著作的成書年代、主要內容、版本流傳及存世情況，或是分別考辯了朱權的兩本主要醫藥養生著作――《神應經》、《庚辛玉冊》；葉明花、蔣力生的《朱權神隱養生觀闡論》[17]、《朱權中和養生觀闡論》[18]分別探討了朱權養生思想中的神隱養生觀和中和養生觀，這些論文實為葉明華博士論文的補充和說明。另外，早年華蓓苓的《博而有統的中醫衛生學專著》指出考證了該書確為朱權所作，探討了該書所蘊含的養生思想，指出其主要來源于老莊道家[19]。道教與中醫，自其起源之初與發展之中就有不可割裂之關系，因此，以上這些研究雖是從中醫學角度出發，但實已牽涉道教之研究。

四、關于朱權成就的其他研究

除以上從戲劇學和醫藥學角度對寧王朱權展開較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之外，還有一些論文雖非全面而周到，但也各有獨特之處，此類論文從不同角度對寧王之事跡及成就展開探討，對于開展寧王的深入研究及其相關的拓展研究具有不可或缺之借鑒作用。

對于朱權道教成就的研究，目前，真正意義上從宗教學角度出發的只有四篇論文。一是何丙郁的《：中國煉丹術在歷史上的最后一部巨著》，全文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了朱權的生平概況，第二部分考證了《庚辛玉冊》的源流、分部、卷數、品數和他書引錄等情況，第三部分載錄了從《本草綱目》等著作中輯復的33個藥物片段，第四部分探討了《庚辛玉冊》的藥物分類法、涉及到的藥物自然變化和將藥物作為金屬元素含量的指示器和作為探礦的標志。[20]二是曾召南的《試論明寧獻王朱權的道教思想》，作者認為建文元年之朱棣襲取其封國大寧、建文四年之改封南昌和永樂元年之被告誹謗巫蠱三事，是促成朱權信仰道教的根本動因，并對朱權道教思想中的道論、攝養論和隱逸論作了詳細剖析[21]。三是魏佐國的《朱權崇道芻議》論述了朱權崇道的表現―― 熱衷玄修、著述道書、生前建墳， 分析了朱權崇道的原因――明代道教政策的驅使、地理環境的影響、避禍自保的需要、道教理論的誘惑，探討了朱權崇道的特點――正一道與凈明道共崇、潛心修道與道教理論并進、迷戀道教與人世追求同在[22]。四是葉明花、蔣力生的《朱權內丹思想初探》，該文考證了《救命索》的版本情況；概括了《救命索》的主要內容，即人身造化、丹道宗源、初階小乘、性宗、命宗大乘、實躋圣地、煉己七個部分；探討了《救命索》內丹思想的特點，主要是天人一物、體與道合，性命兼備、形神俱妙，初階小乘、循序漸進。[23]

還有關于朱權茶道的研究。周文棠的《日本茶道溯源―朱權茶道》通過對日本茶道和朱權茶道的比較研究，認為日本茶道是朱權茶道的簡化與繼承[24]；陳揮的《“朱權茶道”述評》認為朱權茶道的精神實質實為一種以強烈的債世嫉俗為主調的遁世托道之孤芳自賞[25]；朱海燕、王秀萍、劉仲華的《朱權的“清逸”審美思想》認為朱權《茶譜》中所蘊含的“清逸”的審美思想是對“魏晉風度”的傳承與弘揚，所描寫的茶事活動傾注了文人雅士在逆境中以茶道體悟生命意義的人生智慧[26]；袁名澤的《朱權農學思想考論》更是將對對朱權的醫學研究、茶道研究擴展以至農學研究[27]。

五、結語

綜上所述，關于朱權的研究已經取得一些可喜成果：在朱權的戲劇學研究方面，相關論文多達20余篇，論文數量幾近占據整個朱權研究的一半之多，如姚品文潛心十年，先后兩部巨著、多篇論文，不僅對朱權戲劇學成就進行了開拓性研究，而且對開展朱權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在朱權的戲劇學研究方面，相關論文雖然不多，研究學者也是甚少，但是不乏精品之作，葉明花的《朱權醫藥養生文獻研究》資料之翔實、考證之充分在眾多博士論文實屬少見；另外，還有一些論文角度獨特、思維廣闊，頗有啟發意義。但是，從總體而言，有關朱權的研究仍有不足之處：

第一，對于朱權其人的研究不可不謂已多、已深，而對于其世的研究卻是至今尚無。例如目前成就最大的《寧王朱權》，該書作者對于“生存狀態”的理解僅僅停留于“生平經歷”而已，而對于更為深層的歷史環境沒有涉及。對于朱權的研究，不僅要知其人，而且要論其世，要深入朱權當時的環境，使讀者仿佛置身其間，見其種種議論，看其種種活動，如此，才不會是高懸理論、空談思想。

第二，研究重點的偏離。無論是自《明史?諸王傳》《獻征錄?寧獻王權傳》、《罪惟錄?寧獻王權》等史籍對于朱權尤好道術的定位來看，還是從朱權的過半崇道人生和眾多道教著述而言，道教信仰才是朱權人生的主旨和歸宿，戲劇只是他日常閑暇的娛樂，醫藥只是其道教養生的衍生?，F今，對于朱權的研究，從戲劇學角度出發的已占大半，從中醫學角度思考的亦有不少，然而真正意義上從宗教學角度出發的只有寥寥幾篇，只是片面論斷、淺嘗輒止，系統而全面的研究至少包含以下幾層：深層背景、文本解讀、原因探討、思想內容、特點闡述、歷史地位等等。

第三，研究視野的狹隘。對于朱權的研究，僅僅停留于朱權本人及在世，沒有擴展到其他藩王和道人，沒能聯系到之生前及逝后。明代皇帝、藩王好道之甚，何至朱權一人，可以明代皇室與道教之關系作一類型分析；明代藩王戲劇等文學之作甚多，然而寧王卻有獨特之點，可將朱權與其他典型藩王作一比較研究；明代道教進入衰落階段，道教世俗化傾向甚深，可將朱權之道教信仰、道教著述與前代道人作一比較分析。

第四，研究方法的欠缺。深入研究朱權的本質，既可采取的階級分析方法，也可借鑒馬克思?韋伯的階層分析學說，既可展開朱權文本如何構建思想的精英化解讀，也可進行朱權文本如何影響大眾的世俗化分析，還可借鑒西方流行的各種批判理論。目前研究朱權的不少論著，或是，或是，明顯缺乏理論支撐和方法指導，導致理論拓展不深、學術價值不高。

參考文獻：

[1]程明，劉茜.朱權事跡及寧王家族統治[J].南方文物，2003（03）.

[2]于默穎，薄音湖.明永樂時期瓦剌三王及和寧王的冊封[J].內蒙古社會科學，2001（05）.

[3]杜澤遜.明永樂時期瓦剌三王及和寧王的冊封[J].文獻季刊，2006（07）.

[4]馮燕群.《太和正音譜》成書年份及兩個相關問題[J].四川戲劇，2006（02）.

[5]葉明花，蔣力生.寧王朱權著述考[J].江西中醫學院學報，2009（10）.

[6]葉明花，蔣力生.寧王朱權著作分類述錄[J].江西中醫學院學報，2009（12）.

[7]姚品文.寧王朱權[M].西雅圖：藝術與人文科學出版社，2002（09）.

[8]姚品文.寧王朱權[M].西雅圖：藝術與人文科學出版社，2002（09）：199.

[9]萬偉成.朱權的戲劇學體系及其評價[J].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08（04）.

[10]萬偉成.繼承與新構：朱權的元曲學貢獻[J].戲劇文學，2009（04），

[11]敬曉慶.朱權“良家子弟”戲統緒史料鉤沉[J].文化藝術研究.2010（07）.

[12]閔永軍.論朱權的曲學觀[J].河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03）.

[13]徐子方.戲曲與古琴的生命互動―論朱權及其“二譜”[J].文化潰產，2010（02）.

[14]葉明花，蔣力生.朱權醫藥養生著作考述[J].江西中醫學院學報，2009（02）.

[15]葉明花，蔣力生.朱權刊刻《神應經》考辨[J].江西中醫學院學報，2010（12）.

[16]葉明花，蔣力生.朱權《庚辛玉冊》考辨[J].中國道教，2011（04）.

[17]葉明花，蔣力生.朱權神隱養生觀闡論[J].醫藥雜志，2009（04）.

[18]葉明花，蔣力生.朱權中和養生觀闡論[J].醫藥雜志，2009（07）.

[19]華蓓苓.博而有統的中醫衛生學專著《仙神隱>》[J].上海中醫藥雜志，1985（12）.

[20]何丙郁.《庚辛玉冊》：中國煉丹術在歷史上的最后一部巨著[J].自然科學史研究，2000（04）.

[21]曾召南.試論明寧獻王朱權的道教思想[J].宗教學研究，1998（04）.

[22]魏佐國.朱權崇道芻議[J].南方文物，2005（04）.

[23]葉明花，蔣力生.朱權《救命索》內丹思想初探[J].中國道教，2011（08）.

[24]周文棠.日本茶道溯源―朱權茶道[J].貴州茶葉，1992（02），

[25]陳揮.“朱權茶道”述評[J].農業考古，2012（06）

篇(4)

>> 如何提高軍校研究生教育質量 淺論研究生教育質量 提高全日制管理類研究生教育質量研究 探索管理新理念,提高研究生教育質量 抓好“五個結合”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質量 加強導師隊伍建設 提高研究生教育質量 對提高研究生教育質量滿意度的思考 關于提升研究生教育質量的探析 研究生教育質量問題探索 注重問題牽引提升研究生教育質量 研究生教育質量文化概念初探 研究生教育質量影響因素分析 多管齊下全面提高全日制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質量 深化改革 優化結構 全面提高我國研究生教育質量 把握教育基本原則保證研究生教育質量 地方財經院校碩士研究生教育質量體系研究 創新型人才視角下的體育學研究生教育質量的研究 研究生教育質量保障機制研究述評 我國公共管理碩士研究生教育質量研究 地方院校研究生教育質量內部保障機制研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2010.

[2]梁龍霞.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中的研究生教育質量現狀及研究策略[D].陜西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6.

[3]中國博士質量分析課題組.中國博士質量報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80.

[4]周文輝，吳曉兵，李明磊.研究生參與導師課題研究的現狀與對策[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1，04：113-117.

[5]趙世奎，張帥，沈文欽.研究生參與科研現狀及其對培養質量的影響――基于部分高校和科研單位的調查分析[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14，04：49-53.

[6]陳立文，曹亮，尹志軍.學術型碩士研究生教育質量管理體系構建研究[J].揚州大學學報：高教研究版.2011，15（6）：56-59.

篇(5)

《上海法治報》前身為《上海法制報》，創刊于1985年。草創時期，每周一期的四版小報，副刊“芳草地”便占有一席之地。“芳草地”的“雜談”欄目偶有雜文界名家佳作亮相。隨著報業發展，版面擴大，迄今已是每周五期、每期十六版。專版欄目多有變化，但副刊始終存在，且增至每周二至三期。副刊的分量日漸重，比重日趨大，已為廣大讀者所喜聞樂見。進入新世紀時，報名易為《上海法治報》，全面改版，“芳草地”更名為“法治隨筆”。自從我接盤副刊后，首先著力改變副刊光是“政法人士談政法事――自家文章自家看”的狹窄生存空間的狀態，突破副刊只寫“政法事”的畛域，明示辦刊宗旨：從法制的視角觀察和分析社會問題，并以隨筆的形式訴諸文字。由此作者群和讀者群都發生了質變，“法治隨筆”副刊不再是“政法界”創作的自留地，而是社會各界共同關注和培育的百花園?！胺ㄖ坞S筆”的欄目全面更新，突出內容的思辨性和形式的多樣性。

作為法制專業報的副刊，文章自然做在“法”字上。“法”的內容很實在、很具體，諸如：法制建設的滯后現象，現實生活諸多與法不相符合的典型事例，表現形式不一的司法腐敗問題，中外法制的比較，法與道德的關系，現代公民的法制觀念，國計民生亟待立法的吁呼，家庭婚姻等社會領域中存在的法律問題等等。針對這些問題如何用隨筆等文藝作品的形式而不是案例報道或論文的形式予以關注和詮釋，成為本報副刊生存的理由，并為之拓展提供了用武之地，像“法治隨筆”那樣每期都集中刊出談“法”論理的文章，這在其他類型的專業報或綜合類的報紙的副刊都是不可企及的，它成了我們的優勢和強項。

從寬泛的意義上說，“法治隨筆”刊出的文章大多是雜文（當然質量不一）。“法”是硬性的，但我們要求的文章不可寫得硬梆梆的，相反，主張形式上的多樣性，諸如寓言故事、動物對話、域外珍聞、絮語短章、書信等。而內容的思辨性則可以從“法治隨筆”開設的欄目窺其一斑：“并非閑話”、“世象縱論”、“文壇走筆”、“史海一勺”、“零思碎想”、“隨感錄”等。每期領銜的“名家茶座”更是“法治隨筆”的亮點，鄢烈山、何滿子、朱鐵志、鄧偉志、徐迅雷、王乾榮、鮑爾吉?原野、毛志成等雜文界宿將都是“名家茶座”的?？?，他們的雜文名篇頗為搶眼，當為“法治隨筆”添彩增輝。

篇(6)

《易》是無數人叩問過的學問，接觸它常不免眼暈，不管我們讀了多少書，常常只能以小學生的姿態去試圖接近它。

原始的《易》出現在殷周之交?？脊艑W家曾以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為基礎，推定殷商《歸藏易》的起源，從甲骨卜辭的思想意義與易卦形式兩個方面論證了《易》的原始性質，認為原始《易》學產生于安陽、周文王演《易》于古都安陽，由此論證安陽為《易》的思想發源地。

這已是相當通俗簡約的說法，但我們要窺見這部人類歷史上也許是最難讀進去，最為玄奧的千古奇書的門檻，仍然不無困難。

它的古老門檻在安陽殷墟。1899年，清代古董收藏家發現在中藥“龜甲”中刻有的奇異文字是比已知的周朝青銅器上的金文更早的文字。由此陸續有人尋找、收集，隨后發現這種甲骨來自河南安陽小屯村，導致了1928年以來在小屯村進行了多次挖掘，發現大量甲骨文、青銅器，還發現宮殿、宗廟、作坊、陵墓遺址，這就是殷代首都的遺址，被稱為殷墟。

殷墟的發掘使我們看到，殷代都城遺址有24平方公里以上，沿洹河兩岸呈環形向四面八方展開，這里竟有數十座宮殿建筑基址，其土夯臺基有的長達46.7米，寬10.7米，非常壯觀！星羅棋布的手工業作坊以及環繞周圍的民居遺址，均展現出殷商王都的恢宏氣勢。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代首都的規模，在當時的世界上是一流的。2006年7月，殷墟剛剛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稱它們為甲骨文，因為那文字不僅見于龜甲，也見于獸骨。文字有刻上去的，也有用毛筆寫上去的。根據對甲骨文的研究，可以知道甲骨文是用于占卜的，并記載著有關卜筮活動，所以也稱甲骨卜辭。從中可以看到，商王對國家大事的決策，事先都要向鬼神占問。在商代，無論君臣百姓都占卜。所謂“兆”，是用火在牛胛骨或龜腹甲上燒炙，甲骨背面出現的裂紋便稱之為“兆”，根據“兆”的形狀來斷吉兇，決定行動。至今出土的甲骨卜辭有15萬片以上，可見占卜之盛。

商代占卜除了用龜甲，還用蓍草，稱為筮。用筮占卜的創始者相傳是巫咸，他是輔佐君王的大臣，其官名就稱“巫”。商代另一位輔佐君王的大臣官名稱為“史”。中國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曾這樣寫道：“巫史都代表鬼神發言，指導國家政治和國王行動。巫偏重鬼神，史偏重人事。巫能歌舞音樂醫治疾病，代鬼神發言主要用筮法。史能記人事、觀天象與熟悉舊典，代鬼神發言主要用卜法。國王事無大小，都得請鬼神指導，也就是必須得到巫史的指導才能行動。”

由此可見，殷商歷代的卜筮活動和曾經主持卜筮活動的巫史大臣的學問，是《易》產生的基礎。我們知道，世界上的哲學都曾經從神學中汲取營養蛻變而來。中國的《易經》3000多年來都受到中國歷代學者的重視，迄今更受到世界重視。我想我們應該看到，《易》就是從神學中蛻變出哲學。一部《易經》不是哪一個人的創造，那是曾有許多中國智者融會其中的大智慧。

萬古智慧六經之首

何為易？“易”字在中國甲骨文中的意思便包含著“日”和“月”?！墩f文解字》曰：“易：日月也?！钡耙住敝械摹叭赵隆辈皇恰懊鳌钡暮x，“明”字是通俗的“光明”的意思?！耙住焙胸S富的哲學內蘊?！耙住?，講日月周而復始，有秩序，有規律可循；講陰陽相生，催生萬物，變化無窮。如果說《易》是一部可用來對萬事萬物問吉兇的書，那么它是說萬事萬物都有規律，遵循它可以吉，逆它而行就有兇，不同的行動會有不同的結果。在這其中，神和鬼并不是決定的因素，人如何去對待，才具有決定的意義。

當然，它深刻的奧義并不是簡單明了的，是許多代中國智者在漫漫歲月中摸索感悟出來的。研究者說，追根溯源，有“三易”，即夏代之易叫《連山易》，商代之易叫《歸藏易》，我們現在看到的《易經》是在西周發展的，所以也稱《周易》。夏代之易和商代之易均已失傳，內容不祥，只有《周易》傳承至今。再朝前溯，還有伏羲氏創制八卦的傳說。

因而《易》被認為有“人更三圣，世歷三古”的光榮歷史。即七千年前，伏羲氏創制八卦；三千五百年后，周文王被商紂王囚禁在里（今河南省湯陰縣城北郊），文王在獄中研究八卦形式，認為八卦象征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種自然現象，由此將八卦演變為六十四卦，并于每卦之下作卦辭（也稱彖辭），后來文王之子周公旦又為之作爻辭；又過五百年后，春秋時代的孔子又將文王父子的六十四卦彖爻之辭加以注釋，叫傳，又稱為十翼注釋。所謂三圣，即伏羲、文王、孔子；三古，即上古、中古、下古。

有關《易》的歷史也令人眼暈。但歷數一下，也可以看到它不凡。再說孔子所注釋及孔子說《周易》而形成的《易傳》，由四個部分構成。第一部分為孔子注釋的《周易》文獻。第二部分為孔門弟子所記孔子關于《周易》的言論，屬《論語》類文獻。第三部分為孔子的《易序》佚文，第四部分為孔子的另兩篇佚文。帛書所載《易傳》，大致就包括弟子所記孔子關于《周易》的言論和孔子《易序》佚文兩部分，即孔子關于易的論說。

帛書就講：“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边@是說孔子晚年把《周易》隨時帶在身邊，可見孔子對研究《周易》確實下了大功夫。他的注釋道出六十四卦代表的天地萬物，每一卦都在變化。由于孔子的注釋，《周易》的哲學思辨凸顯出來。

孔子的“學無常師”，便從《周易》中獲得深刻啟示，他從這部被認為是“占卜之書”的書中得到的智慧使他知道，人要博學，應該以很多人、很多見解為師?？鬃硬坏ù缶φ沓觥吨芤住罚€整理出《尚書》《詩》《禮》《樂》《春秋》，共六種，作為教科書。這些教科書寫在二尺四寸長的竹簡上，被尊稱為“經”，這也是《易經》名稱的由來。今天人們說，哲學是可以指導其他一切學科的學問，孔子就是這樣看待《易經》的地位的，他把《易》放在六經之首。

先秦時《經》《傳》是分離的，《經》是指孔子以前在筮術上據以占斷的卦象、彖辭及爻辭，《傳》就是指孔子所增添的十翼。當時的《易經》分為經上、經下以及十翼?！督洝贰秱鳌废嗪鲜加谖鳚h末年。后又有多人注釋《易》，形成今日將“彖”、“象”、“文言”分散附于其后的《易經》。但《易經》的基本內容，在孔子作《易傳》之后已經完成。

好了，關于《易》的歷史，大抵要“歷數”結束了。由于孔子的重視和倡導，《易經》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易經》成為儒學的群經之首，又被道學稱為三玄之一，也被后世諸多學派贊譽為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唐太宗的宰相虞世南也曾這樣說：“不讀《易》不可為將相。”說的是，不學《易經》的人，便不能做一個好宰相，也不能做一個好的大將。經、傳、學一直穩居中國古代學術的核心地位，成為人們觀察宇宙人生，鍛煉思維能力，建構哲學體系的理論基礎。

統治世界的是“變”的規律

《易經》雖然是中國古代最深奧的書，但它蘊含的三大原則“變易，簡易，不易”，已經為今人所公認。

“變易”是說，宇宙和人間的萬事萬物，沒有一樣是不變的。所以人們要知道“變”，不但要知變，而且要適應變。“簡易”是說，萬事萬物有許多是我們難以認識的，但任何事物有其事必有其理，盡管“變”很復雜，但在懂了原理以后，錯綜復雜的現象就會變得簡單而易于認識了?！安灰住笔钦f，萬事萬物隨時隨地都在變，但惟有一樣東西是不變的，就是這個能變萬有的“變”，它是永恒的。

《易經》表面上好像是專論陰陽八卦的著作，實際上它所運用的對立統一的世界觀，揭示了宇宙間事物發展、變化的自然規律，內容十分豐富。它上論天文，下講地理，中談人事。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從社會生產到社會生活，從帝王將相如何治國到老百姓如何處世做人等等，無所不及。即孔子所說的《易經》包涵了所有天地萬物的變化。在歷史上，《易經》作為中國古代的一部“哲學教科書”，在每一次文化沖突和觀念轉化中，都曾扮演了重要的“哲學理論基礎”的角色，它是儒、道、墨、法、兵、陰陽等諸子百家思想的哲學淵源，并在一次次充當“哲學理論基礎”的過程中不斷地充實和發展了自己。

古印度的佛教文化，以及西方的近現代科學也與它相融，最有趣的例證大約就是17世紀德國著名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的一次令他驚訝不已的“發現”。

萊布尼茨與牛頓并稱為微積分的創始人。他是數理邏輯的前驅者，還是哲學家。1679年他發現每一個數字都可以用0和1兩個符號來表示，他說：“所有的結合都出自1和0，就像上帝無中生有地制造了萬物一樣，宇宙的最初的本原只有兩個，就是上帝和虛無?！彼l現二進制算術有深刻的理論邏輯意義，為此寫信給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傳教士布維特，說：“二進制算術有助于使中國人皈依天主教?！?/p>

布維特回信說：“我在中國的《易經》中看到了二進制算術的應用，《易經》在中國已有3000多年歷史了?！比R布尼茨在了解了《易經》就用“”和“--”這兩個基本符號來認識整個宇宙和人間的萬事萬物后，驚訝不已，感覺自己的二進制算術已被包容其中，于是他寫了篇論文，把二進制算術的發明歸功于中國人。

篇(7)

【摘要】2006年5—9月，為配合南水北調工程建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對唐縣淑閭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在遺址Ⅲ區發現灰坑三座，其中H3出土大量夏時期遺物，可復原陶器較多，為研究太行山東麓夏時期考古學文化增添了新資料。

淑閭遺址位于河北唐縣高昌鎮淑閭村西民居至汽訓隊之間，向南越過唐河灌渠。遺址面積約2萬平方米。2006年5—9月，為配合南水北調工程建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對該遺址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發掘分三個區，分別為Ⅰ區、Ⅱ區、Ⅲ區 。Ⅲ區位于遺址西部，南距唐河灌渠200米，東距Ⅱ區約100米，二者隔取土坑相望。遺址東側為取土坑，南為鄉村道路。因取土坑壁上暴露灰坑，故在此布5×5米探方4個，實際發掘面積60平方米。

一、地層與遺跡

1、地層

遺址地層堆積簡單，表土層以下即為灰坑和生土。表土層厚0.38～0.48米，為一條石塊所鋪的南北向現代鄉村道路。

2、遺跡

共發現灰坑3座。編號為2006TSⅢH1、2006TSⅢH2、2006TSⅢH3（簡稱H1、 H2 、H3）。

H1 位于探方N120E79東部，平面呈圓形，坑底較平，口部東西長1.24米，南北長1.28米，底部東西長1.32米，南北長1.37米，深0.58米。打破H3。填土為黑灰土，土質松軟，包含大量草木灰和炭粒。出土陶片有夾砂灰陶、夾云母黑皮紅陶，可辨器形有盆。

H2 位于探方N121E80西南角，平面略呈圓形，直壁，平底，南北長1.14米，東西長1.02米，深1.82米。打破H3。填土為灰褐土，土質較松軟，含少量草木灰。出土陶片有夾砂灰陶、夾云母黑皮紅陶，可辨器形有鬲、、盆等。

H3 位于探方N120E79東北部與N120E80西北部、N121E79東南角、N121E80西南部。東部已經被取土坑破壞，僅存西部?？涌跂|西寬2.15米，南北長5.92米，底部東西寬1.55米，南北長4.62米，深1.35米，分別被H1、H2打破。填土為灰褐土，土質松軟。包含物較為豐富，陶片數量較多，有夾砂陶、泥質陶兩類，可辨器形有鬲、鼎、、盆、豆、罐、甕、等。

二、 出土遺物

1、 陶器

鬲 3件。根據形制差異，可分為3型。

A型 1件。H3∶1，夾砂褐陶。卷沿，高領，斜腹，尖錐狀足，通體飾細繩紋，領部、足部繩紋抹平?？趶?0厘米，最大腹徑28厘米，通高32厘米（圖四，1）。

B型 共2件。H3∶8，夾砂褐陶。侈口，束頸，鼓腹?？趶?2.5厘米，通高14厘米，最大腹徑16厘米（圖四，2）。H3∶6，夾砂褐陶，形制基本與H3∶8相同，只是足跟略長且稍外撇?？趶?2厘米，通高14.5厘米，最大腹徑16厘米。

C型 1件。H3∶10，泥質灰褐陶。卷沿，筒腹，錐狀足跟較低矮粗壯，足部與腹部形成一向外折角，器表磨光?？趶?3厘米，通高14.5厘米（圖四，4）。

1件。H3∶9，夾砂灰陶。僅存腰以下鬲的部分。腰原有附加泥條已脫落，三袋足外撇，襠較高，尖錐狀足跟殘斷。周身飾細繩紋，足部磨光。腰口徑12厘米，殘高17厘米（圖四，6）。

盆 1件。H3∶11，夾砂褐陶。侈口圓唇，下腹內收，平底，口沿以下通體飾細繩紋?？趶?5厘米，底徑13.5厘米，通高10.9厘米（圖四，5）。

2、 石器

石鐮 1件。H3∶3，質地砂巖。磨制，雙刃，刃部有使用痕跡，僅存尖部。殘長5厘米，寬3.2厘米（圖四，7）。

石刀 1件。H3∶5，質地頁巖。磨制，單刃，刃部有使用痕跡，僅存中部一段，呈平行四邊形，一端有對鉆孔。殘長6厘米，寬5.3厘米，厚0.7厘米（圖四，8）。

長方形石器 1件。H3∶7，質地砂巖。長方形，磨制，左上角有一凹窩。長1.9厘米，寬1.2厘米，厚0.3厘米（圖四，9）。

三、 結 語

該遺址所發現的三座灰坑，H1含有漢代陶片，其年代下限為漢代。H2所出陶片的陶系、紋飾等特征與H3的陶片非常接近，因此H2雖然打破H3，但二者年代相差也不會太遠，存在屬同一期的可能。

H3出土陶器年代特征明顯。一般認為，A型陶鬲源于晉中的高領尖錐足鬲[2]，在晉中高領尖錐足陶鬲的演變序列中處于十三、十四段中間的位置[3]，即白燕四期一、二段中間 [4]。因此，A型陶鬲大致在二里頭文化二期晚段至三期之間。B型陶鬲與淶水漸村H11∶10相似[5]，后者年代為夏代晚期早段[6]。C型陶鬲整體形制與蔚縣四十里坡H28∶11相似[7]，后者為壺流河三段[8]，足跟較為短小，而C型陶鬲足跟較大，年代可能略早，大體相當于壺流河二段，即夏代晚期。陶盆與下岳各莊H4∶9相近，后者年代為二里頭文化二期[9]。綜合以上對比，將H3的年代定在二里頭文化二期晚段至三期較為合適。

綜合H2、H3中出土的陶片，陶質以夾砂陶為主，少量泥質陶。陶色以灰陶為主，少量紅褐陶?；姨栈緸榧t褐胎。紋飾有中繩紋、細繩紋、附加堆紋、刻劃三角紋等?？杀嫫餍斡蠥型鬲、B型鬲、薄胎細繩紋小鬲、扁三足鼎、、夾砂繩紋盆等。根據與周邊考古學文化因素的比較，可將H2、H3出土遺物分為3群。A群有A型鬲、、繩紋盆等，這幾類器物的陶片也最多，為主體因素。B群有B型鬲，為大坨頭文化因素。C群有C型鬲等，為夏家店下層文化因素。多種文化因素匯集于同一座灰坑，為其他太行山東麓夏時期遺址所少見。

此次發掘的淑閭遺址Ⅲ區雖然面積不大，層位關系簡單，僅有三座灰坑，但H3出土遺物種類之多，所含文化因素之復雜，在整個遺址乃至目前所發掘的太行山東麓夏時期遺址中也不多見，為太行山東麓夏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研究增添了新資料。

發掘：劉連強、郭榮成

繪圖：郭榮成、毛小強

執筆：韓金秋、劉連強

[1]筆者在《中國文物報》2006年12月15日5版《河北唐縣淑閭遺址發掘獲重要成果》一文中，將位于取土坑以西的N120E79、N120E80、N121E79、N121E80等四個探方歸入Ⅰ區中，其中的三座灰坑分別命名為2006TSⅠH174、2006TSⅠH175、2006TSⅠH176。鑒于該區距Ⅰ區較遠，中間有取土坑相隔，而且地層關系不同，現將這四個探方從區Ⅰ獨立出來，命名為Ⅲ區，三座灰坑重新命名為2006TSⅢH1、2006TSⅢH2、2006TSⅢH3。

[2] 鄒衡：《試論夏文化》，載《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3]許偉：《晉中地區西周以前古遺存的編年與譜系》，《文物》1989年4期。

[4]晉中考古隊：《山西太谷白燕遺址第一地點發掘簡報》，《文物》1983年3期。

[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淶水漸村遺址發掘報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6]蔣剛：《太行山兩翼北方青銅文化的研究及其與夏商西周文化的互動》，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

[7]張家口考古隊：《蔚縣考古紀略》，《考古與文物》198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