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食藥監管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53歲的崔智青（化名），有半年多時間記憶力嚴重下降，有時連前一天做過的事都忘得一干二凈。崔智青一直以為，可能是上歲數了，腦子不靈了，也沒怎么當回事。

有一天早上，崔智青從劇烈的頭痛中醒來，才決定去醫院。北京協和醫院的醫生通過CT發現，崔智青腦部存在點狀鈣化灶，術后組織病理顯示是Ⅲ級的腦膠質瘤。

為了精準判定腦膠質瘤亞型，協和醫院與一家基因公司合作，為崔智青做了分子病理檢測，并依據檢測為其定制了治療方案，如今，他的病情處于穩定狀態。

崔智青是精準醫療的受益者。精準醫療，是一種根據每位患者的個體特征“量身定制”的治療方法。美國精準醫療集群項目文件將“精準醫療”定義為：一種新興的綜合考慮到居民基因、環境、生活方式等變量的疾病預防和治療手段。

2015年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在美國實施“精準醫療計劃”;兩個月后，中國版“精準醫療計劃”出臺，計劃投入600億元;2016年初的“十三五”規劃綱要，將精準醫療納入其中;到如今，精準醫學重大專項成功立項，60多個科研項目相繼落地。

中美兩國政府的積極態度，促使大批的企業和投資涌入這一領域。然而，近日，精準醫療遭到了國際權威學術期刊《自然》和《新英格蘭醫學》相繼刊發的兩篇學術論文的質疑：“精準策略未給大多數腫瘤病人帶來好處”，“在癌癥的精準治療上，精準醫療還只是一種想象或假說”。

國內亦有專家批評“精準醫療計劃”有跟風嫌疑。這些壞消息，對寄希望于腫瘤精準醫療的患者而言，無疑是當頭一棒。 尚難惠及多數人群

在美國血液腫瘤學專家維奈?普拉薩德的論文中，崔智青只是“極少數受益者”之一。

維奈?普拉薩德在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奈特癌癥研究所工作，他對美國MD安德森癌癥中心登記的2600名癌癥患者，以及美國國立癌癥研究所登記的795名癌癥患者的病理進行了研究，發現前一組只有6.4%的患者能從精準醫療中獲益，后一組只有2%的患者能獲得療效。

他在刊發于《自然》雜志上的論文中提到，精準腫瘤治療的前景很不樂觀，最好的結果是在一小部分病人中看到短暫的病情緩解。維奈?普拉薩德認為，“精準醫療還沒有展示功效，或許未來永遠都不會。”

無獨有偶，加拿大安大略多倫多大學瑪格麗特公主癌癥中心的坦諾克和赫克曼，發表于《新英格蘭醫學》上的論文顯示：目前為止，幾個大型臨床實驗顯示，經過測序等分子診斷分析，大概有30%-50%的病人能找到可以解釋腫瘤惡變的相關突變;因為能用的藥物有限，只有3%-13%的病人能夠找到“精準”的藥物;即使使用上了配對的藥物，也只有30%的病人有療效。

被中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英國等多個國家重視的精準醫療，還未大展拳腳，便接連遭到兩篇研究論文的冷水澆頭，國內學術界“炸開了鍋”。

中國醫學科學院放射醫學研究所、輻射防護與藥物研究室原主任王晨光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腫瘤的精準醫療還沒給患者帶來較大的好處，這是現實，“就算患者做了全基因檢測，醫生知道了哪些基因發生了突變，但如果沒有相應的靶向藥物，臨床上就沒辦法進行治療”。

乳腺癌的一種治療藥物，針對的是雌激素受體，如果患者的雌激素受體是陰性的，藥物就沒有任何效果。“沒有治療手段的情況下，寧愿不進行基因檢測的診斷。”王晨光分析，針對突變基因的藥物用于臨床治療的還寥寥無幾。

然而，在國家精準醫療戰略專家委員會負責人、中國工程院院士詹啟敏看來，精準醫學是通過綜合的技術手段，包括組學分析、分子檢測、分子影像、分子病理，以及大數據分析等，幫助臨床選擇藥物反應良好的病人（包括放化療）。比如，精準醫療可以在生殖醫學中排除遺傳性疾病，幫助胚胎移植;幫助耳聾基因篩查;幫助產前診斷;幫助選擇耐藥菌的用藥;幫助和指導許多臨床用藥的準確性和安全性等等，“精準醫學不僅僅是靶向治療”。

崔智青患的腦膠質瘤，是腦瘤中常見的一種惡性疾病，存在不同的亞型，不同亞型患者的生存時間不同，有的患者生存期10年以上，而大部分患者只有1年-1.5年。如何判斷亞型及確定進一步的治療方案，一直是臨床上面臨的巨大挑戰。

在給崔智青做了分子病理檢測后，醫生發現他對放化療敏感，而且生存期較長，于是，為他制定了 “放療+輔助化療”的診療方案，之后的治療也顯示，這套方案對他的恢復很有幫助。

因為有崔智青這樣的案例隨時可能發生，詹啟敏對上述兩篇論文發聲道：（論文研究者）他們沒有真正理解精準醫學的內涵，還是用傳統的醫學統計學的思路來判斷精準醫療的結果，“作者僅僅以幾個腫瘤臨床試驗的結論對整個精準醫學發展的負面結論，既不科學也不理性”。

中國專家與歐美各國對精準醫療的定義有一定差異。歐美國家所說的精準醫療，大多圍繞腫瘤、白血病基因測序和治療，強調遺傳基因信息的主導作用;中國專家對“精準醫療”的理解則更廣泛，不僅限于遺傳基因信息，還包含整合現代醫學的先進科技手段和傳統醫學方法。

在北京協和醫院神經外科主任馬文斌看來，目前精準醫療研究展現的一些不確定性甚至失敗，都不能算是白費錢。正是需要不停地從失敗的案例中找到規律，“從精準醫療的整個發展歷程來看，只能前仆后繼”，現在仍處于腫瘤精準醫療發展的最初階段，只有一小部分患者受益的情況很正常，“現在的研究工作還不夠，找不到大部分人群”。 基因檢測，用還是不用？

繼美國政府宣布啟動2.15億美元的精準醫療行動后，2015年3月，中國提出了一個600億元的精準醫療計劃，并了第一批腫瘤診斷與治療項目高通量基因測序技術臨床試點單位名單。精準醫療何以能引得中美兩國斥巨資布局？

這是因為精準醫療似乎讓全球醫學界看到了新希望。醫學界最為頭疼的腫瘤，是人類不得不面對的最大殺手。雖然可以通過手術、放療、化療、生物治療等手段進行腫瘤治療，但由于缺少對影像和病理學檢查可及范圍以外的腫瘤狀態的認識，醫生無法預測患者腫瘤治療的最后效果，無法判斷腫瘤的復發和轉移，導致即使清除了腫瘤腫塊，仍有很大一部分患者在幾年內死亡。

腫瘤之外，其他所有的頑疾均面臨這種情況。基于此，中美政府推出精準醫療計劃。目前，中國精準醫學重大專項已經立項，并已通過兩次評審，落實到60多個項目。詹啟敏曾撰文稱，“目前，我國基因組學和蛋白質組學研究位于國際前沿水平，分子標志物、靶點、大數據等技術發展迅速，部分疾病臨床資源豐富、病種全、病例多、樣本量大，并擁有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基地和團隊，這些都意味著我國開展精準醫療的基礎并不落后于西方國家。”

不過，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醫學專家對《財經》記者表示，中國的精準醫療不算領先，只是在一些單一的技術，如基因組學方面比較超前，但是比較復雜的，比如個體化藥研發的進展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

在國內，這一計劃顯然沒有獲得一致的贊同。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趙斌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說，中國的精準醫療確實是對美國計劃的跟風，“既然已經啟動了，以后的路要中國自己來走了”。

國內的精準醫療最顯著的項目是基因檢測，隨著基因檢測成本的下降，醫療機構內的價格也隨之降低。但由于其還不屬于醫保支付范疇，檢測部分的費用由患者承擔，在崔智青的治病費用中，有8000多元的基因檢測費用由自己承擔。

目前，技術所限，做一套全基因組測序，需要患者支付1000美元左右的費用，這對于一些重癥患者來說，無疑是額外的負擔。維奈?普拉薩德稱，精準醫療雖不一定有功效，可絕對會發生的則是副作用和昂貴的治療費用。

事實上，精準醫療還遠沒到臨床應用的階段。思路迪精準醫療創始人熊磊判斷，“目前絕大部分人包括公司所理解的精準醫療，可以說，連腫瘤基因組數據的本質都沒有基本的理解。”

目前，推廣臨床精準治療的公司，以測序公司為主。王晨光對《財經》記者分析，中國科研的浮躁狀態，往往有了就要用、就往臨床上推。美國還僅限于少數的臨床試驗階段，中國在臨床應用上已經著急跑到前面。

對于目前還沒有靶向治療手段與藥物的疾病，“檢測出來沒辦法治療，也沒用，心理素質不好的患者還被嚇個半死”。上述醫學專家說。

國際癌基因組聯盟（ICGC）通過對1.4萬個全基因序列分析，發現近1300萬個基因突變，發現的這些基因突變和患者腫瘤大小等重要臨床數據，并沒有關聯。“如果做了全基因組測序，每個人的測序結果都會有跟‘標準’序列不一樣的地方，但是沒有靶向治療藥物與方案，僅僅知道這些有什么用呢？”王晨光表示。

即便在美國，精準醫療也僅僅是處于比較早期的科研階段，且僅有四家基因檢測的研究機構，美國食品和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嚴格的監管，使得違背批準的基因檢測服務無法在醫療機構中開展。

曾經一度被追捧的23andMe，就于2013年12月被FDA叫停。23andMe公司此前出售的基因檢測儀器使用試劑僅為99美元，被檢測者只需采集自己的唾液即可分析出DNA特征，可檢測是否患上糖尿病、心臟病、乳腺癌等240多種健康預測。

FDA稱，23andMe違反了聯邦法律，只有獲得FDA批準的醫學測試才被允許做基因檢測，由于該儀器的錯誤判斷可導致不必要的手術發生。疾病檢測具有一定風險，萬一檢測失誤，人們由于恐懼將來會得乳癌就做了切除手術，人們的健康損失、誰來擔此責任都成了不得不考量的問題。 泡沫爭論四起

并不是每個人都像崔智青那樣幸運，在規則不清時，企業急于推入臨床，兼之有關部門的監管不嚴，給一些醫療機構與基因檢測公司以可乘之機。陳偉珊成為這場失去方向的熱潮中的一個犧牲品。

江蘇省江陰市塘鎮的農民陳偉珊，聽信了一家基因檢測公司的廣告，前后花了30萬元為家人做了全基因檢測，并根據檢測結果購買了推薦的保健品。

在拿到基因檢測公司六大本、300頁的精美檢測報告后，陳偉珊一家蒙了：除了扉頁的個人身份信息，與結尾處推薦購買的一大堆保健品，其他內容根本就看不懂。

“最讓家人擔心的是，報告中還羅列出各種癌癥與其他重癥得病的幾率。”陳偉珊的侄子王虹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說，“我們也看不出來報告由什么區別，如果蓋上名字，報告都分不清是誰的。”

接觸這家既做保健品又做基因檢測的公司，陳偉珊是被一個鄰居介紹去的。傾家蕩產后，才反應過來是上當的陳偉珊，用一個月的時間默默安排好了后事：交代好房屋租賃的申請，把剩下的保健品送人，還叮囑對方注意保質期。而后，陳偉珊在一處只有1米多深的河溝，抱著一棵倒下的樹，將自己溺死。

王虹向《財經》記者提供的資料顯示，陳偉珊獲得的“健康風險評估與指導書”中寫道：基因檢測技術采用現代分子生物學方法，意在檢測與疾病有關的基因變異情況，結合家族病史、環境因素等信息，推斷疾病發生的可能性。

“一些公司往往與醫院合作進行二代測序，而且幾乎都是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沒有批準的二代測序，屬于非法操作。” 王晨光分析。

基因檢測產品要在臨床醫療使用，需要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下稱國家食藥監總局）的批準，提供基因檢測診斷的醫療機構則需要國家衛生計生委批準。

目前，只有無創產前基因檢測得到批準，其他如腫瘤癌癥、遺傳病基因檢測等產品要進入醫療機構，需要向CFDA申請注冊，獲得批準。

2014年2月，國家食藥監總局和國家衛生計生委叫停基因檢測，7月，首次批準第二代基因測序診斷產品上市，而這些產品都是產前基因檢測。目前，除產前檢測外，其他二代測序產品均未通過國家食藥監總局審查。腫瘤方面，只有2015年初，衛生計生委通過了第一批腫瘤診斷與治療項目高通量基因測序技術臨床試點單位名單。

在王晨光看來，有關部門的監管不嚴，給一些醫療機構與基因檢測公司以可趁之機，“有些醫生開方子，通過醫院的腫瘤科、檢驗科、病理科等，與公司合作做檢測，收入分成，而患者的收益并未超過傳統分子診斷”。

自去年中國推出精準醫療計劃以來，數百家一哄而上的公司打著精準醫療的名號，卻只是做基因測序，沒有其他核心技術。王晨光分析，精準醫療的“泡沫”肯定是壞事，尤其是對患者，本身腫瘤患者經受了很多經濟上的負擔，再讓他們做沒有用的測序，是不負責任的。

11月19日，在2016中國醫健創新創業大會上，匯添富基金醫藥投資總監周睿介紹，如今大約有1600多家企業與精準醫療相關，大部分的企業沒有核心技術、團隊和商業模式。

與互聯網方面的投資不同，醫療方面的投資風險主要是科學性，不是可運營性。美國Hudsonalpha生物科技研究院研究員韓健撰文稱，“多買幾臺測序儀，多雇幾個人，并不能加速解決精準醫療概念本身的瓶頸。至少在現階段，在科學上的關口（腫瘤的異質性）還沒有被攻克以前，大規模的商業運作只能加速泡沫的破滅。”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火石創造不完全統計，截至2016年7月份，國內共有醫療投資公司276家，精準醫療投資標的共計171家，2014年與2015年兩年共增加270多家精準醫療公司。截至2016年9月，共有32家精準醫療公司完成融資，其中A輪20家、B輪11家、C輪1家;共有9家公司得到億元以上的融資。

篇(2)

論文摘要:消費者安全權是消費者權利保護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權利。針對近年來屢次發生的食品安全事故嚴重侵犯消費者安全權的情況，即將實施的《食品安全法》“重典治亂”，力圖嚴懲食品違法生產經營行為。分析了《食品安全法》對我國消費者安全權保護機制的完善，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從“監管體系”上加強消費者食品安全建設;建立食品安全監測與風險評估制度;統一食品安全標準;加強對食品添加劑的嚴格管理;強化食品生產經營者的社會責任與法律責任意識等。對加強政府部門對我國消費者食品安全的監管、增強消費者維護食品安全權益意識具有重要意義。

食品安全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近年來層出不窮、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事故，一而再、再而三地刺痛了老百姓的神經，引起全社會高度關注。國家立法機關加快《食品安全法》的立法步伐，五年磨一劍，經反復打磨，2009年2月28日，《食品安全法》草案獲得通過，并已于同年6月1日開始實施。

所謂消費者安全權，是消費者在購買生產經營者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時，為保證其自身在消費該產品或服務的過程中身心健康和安全而享有的、獲得質量保證、絕對安全可靠的衛生健康的產品或服務的權利。作為一部專門保障消費者食品安全的法律，《食品安全法》對消費者安全權的保護機制做了大量創新。

以前，為把握好消費者“吃”的安全問題，農業、質檢、工商、衛生、食品藥品監管部門各負其責，共同管理食品安全了。但是這些部門職能交叉、責任不清，食品監管容易出現真空，嚴重威脅消費者的安全權。特別是“三鹿奶粉事件”發生后，社會上要求改變現有監管體制，真正實現有效監管的呼聲越來越高。為此，食品安全法進一步明確了食品安全監管的體制和機制。

一是對實行分段監管的各部門的具體職責進一步明確。衛生部門承擔食品安全綜合協調職責，負責食品安全風險評估、食品安全標準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公布、食品檢驗機構資質認定條件和檢驗規范的制定，組織查處食品安全重大事故。質檢、工商、食品藥品監管部門分別對食品生產、食品流通、餐飲服務活動實施監督管理。農業部門主要依據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的規定進行監管，但制定有關食用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標準、公布食用農產品安全有關信息則依照食品安全法的有關規定。

二是在分段監管基礎上，國務院設立食品安全委員會，作為高層次的議事協調機構，協調、指導食品安全監管工作。

三是進一步加強地方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的監管職責。縣級以上地方政府統一負責、領導、組織、協調本行政區域的食品安全監管工作，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全程監管的工作機制;統一領導、指揮食品安全突發事件應對工作;完善、落實食品安全監管責任制，對食品安全監管部門進行評價、考核。此外，為了確保責任對口、政令暢通，地方政府還要依法確定本級衛生、農業、質檢、工商和食品藥品監管部門的監管職責。根據《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七條的規定，食品安全監管機關享有檢查權、檢驗權、查閱、復制權、查封、扣押權等權力。

四是國家鼓勵社會團體、行業協會、基層群眾組織開展消費者食品安全權益保護意識和保護能力的活動，首次規定新聞媒體有對侵犯或可能侵犯消費者食品安全權的行為進行輿論監督的責任。

2建立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和評估制度

食品安全風險評估是對食品中生物性、化學性和物理性危害對人體健康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進行的科學評估。在當前食品工業高速發展的情況下，只有對食品及食品添加劑進行安全風險評估，才能從“源頭”上維護消費者食品安全權川。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因為缺乏及時權威的聲音，各種說法相互矛盾，使老百姓無所適從。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幾乎所有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是先被消費者或媒體披露出來的。

為此，食品安全法明確規定國家建立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制度和安全風險評估制度，由國務院衛生部門會同其他有關部門制定、實施國家食品安全風險監測計劃，同時負責組織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工作，成立由醫學、農業、食品、營養等方面的專家組成的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專家委員會，進行食品安全風險評估。衛生部門應當會同有關部門根據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結果、食品安全監督管理信息，對食品安全狀況進行綜合分析。對可能具有較高程度安全風險的食品，應及時提出食品安全風險警示，并予以公布。

3統一食品安全標準

長期以來，我國食品標準“不標準”。一方面，我國的標準太老太少，未與國際接軌，比如食品中是否含有“蘇丹紅”，歐盟標準早就有了明確規定，我們的標準卻“先出事后”，標準的預警功能嚴重缺失;另一方面，我國食品標準又太多太亂，衛生標準、質量標準;國家標準、企業標準……各標準間重復交叉、層次不清。

為了解決目前一種食品有食品衛生和食品質量兩套標準的問題，食品安全法確立了統一制定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的原則，即“保障公眾身體健康”和“科學合理、安全可靠”。今后，我國只有一套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除此之外，不得制定其他的食品強制性標準。為保障消費者對食品安全標準的知情權，《食品安全法》特別專條規定“食品安全標準應當供公眾免費查閱”。

4對食品添加劑實行“有害推定”

食品添加劑是為改善食品品質和色、香、味以及為防腐和加工工藝的需要而加人食品中的化學合成或者天然物質瑟’〕。目前，我國允許使用的食品添加劑有22類2022種，其中包括添加劑290種，香料1528種，加工助劑149種，還有膠姆糖基礎劑55種。

針對目前食品生產經營中存在的添加劑不規范使用甚至濫用問題，《食品安全法》進一步加強了對食品添加劑的監管:一是食品添加劑目錄由衛生部門組織專家制定，食品添加劑依據風險評估證明確實是安全的，才能加入到食品中。二是添加食品添加劑必須具有技術必要性，也就是說添加劑應對食品的質量、營養等的改善是必要的。如果沒必要，比如面粉增白劑，加與不加都不影響面粉類食品的正常食用，所以衛生部門已從添加劑的目錄中將其刪除。按照這一法律條款，添加了食品添加劑目錄以外的物質，哪怕是對人體無害，也是違法行為。這為“蒙牛”特侖蘇事件作了注解。三是食品生產者應當按照食品安全標準關于食品添加劑的品種、使用范圍和用量的規定使用添加劑，不得在食品生產中使用食品添加劑以外的化學物質或者其他危害人體健康的物質。

5創新生產經營者的社會責任機制

食品安全不是“管”出來的，只有當每一個食品生產經營者真正承擔起應負的責任，主動把住安全關時，我們的食品安全才有保障。為了從制度上保證食品生產經營者成為食品安全的第一責任人，食品安全法創新了生產經營者的社會責任機制。

一是創新許可證制度。雖然《食品衛生法》也規定了對食品生產經營的許可證制度，但該法只規定了由衛生部門負責的單一的食品衛生許可證管理。《食品安全法》則從食品生產、食品流通、餐飲服務三個方面創新了許可證制度設計，原來單一的食品衛生許可變成食品生產許可、食品流通許可和餐飲服務許可。生產企業到質檢部門申領生產許可證，經營企業要到工商部門申領食品流通許可證，從事餐飲業的要到食藥監部門申領許可證，衛生部門不再負責發放食品衛生許可證。

二是建立索票索證制度。食品生產者采購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劑、食品相關產品應當查驗供貨者的許可證和產品合格證明文件。食品生產企業應當建立進貨查驗記錄制度、出廠檢驗記錄制度、臺賬制度，把住食品的供貨進貨關。

三是規范企業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品生產經營企業應當建立健全本單位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強對職工食品安全知識的培訓，配備專職或兼職食品安全管理人員，做好對所生產經營食品的檢驗工作，依法從事食品生產經營活動。

四是增加食品召回和停止經營制度。食品安全法借鑒國際通行做法，明確規定了不安全食品的召回和停止經營制度。食品生產經營者發現其生產經營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應當立即停止生產經營，召回已經上市銷售的食品，通知相關生產經營者和消費者，并記錄召回和通知情況。食品生產經營者未依照規定召回或停止經營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的，縣級以上質檢、工商、食品藥品監管部門可以責令其召回或者停止經營。

五是生產經營者信用檔案制度。“企業必須流淌著道德的血液”，這是三鹿事件后社會普遍的呼聲。為加強食品企業的信用建設和管理，食品安全法規定，食品生產、流通、餐飲服務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建立食品生產經營者食品安全信用檔案，記錄許可證頒發、日常監督檢查結果、違法行為查處等情況，對有不良信用紀錄的食品生產經營者要增加監督檢查頻次。

6嚴格食品生產經營者法律責任制度

為了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食品安全法對用非食品原料生產食品，或者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劑以外的化學物質，或者用回收食品做原料生產食品，生產經營營養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專供嬰幼兒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輔食品等嚴重的違法行為，用了十多個條款詳細規定了相關的刑事、行政和民事責任，保持了法律對違法犯罪行為應有的威懾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食品安全方面，消費者與食品生產經營者也是一種博弈關系。消費者的懦弱就是假冒偽劣食品生產者、經營者投機專營的機會，消費者積極主動行使權力，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食品生產者、經營者生產銷售假冒偽劣的行為就會有所收斂。所以，消費者自我保護意識的強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抑制食品生產經營者生產銷售假冒偽劣食品與消費者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害的關鍵因素。雖然《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作出了“假一罰一”的規定，并且在“假一罰一”機制的鼓勵下，全國各地相繼出現了類似“王海式”的打假英雄，讓制造、銷假行為有所收斂。由于食用不安全食品直接威脅到人們的生命健康，其危害性要比一般假冒偽劣商品大得多，所以《食品安全法》從調動消費者積極維權的角度，既顛覆了“彌補損害”的民事賠償理念，也突破《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假一罰一”的立法規定，確立了更加嚴厲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假一罰十”，大大提高了賠償金的倍數，目的在于提高食品違法成本，鼓勵消費者積極維權。

7結語